在跨性別青少年門診，目睹中國家庭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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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對跨性別門診的印象，大致是兩個極端。有人將這裏當成精神世界的避風港，殘酷生活的逃難所，有人將這裏視為蠱惑、毒害青少年的窩點，以及一群為了掙錢勾結的無良醫生。
大概沒有其他門診，會像這裏一樣，需要日複一日地處理來診者和家屬之間的巨大衝突。
然而，這間小小的房間，隻能算是跨性別者的小型“戰場”。僅僅為了成為自己，來診者承受著普通人難以想象的風險。而在他們當中，抗爭最艱辛，情況最複雜的，往往是未成年的孩子。
夾縫
醫生潘柏林的診室桌子上常備著一包抽紙，旁邊的廢紙簍裏，裝過無數家長的眼淚。
有一次，問診剛剛結束，坐在對麵的家長帶著孩子離開，在開門的瞬間，家長快速轉過身，偷偷給潘柏林遞過來一張紙條：“你敢再給我孩子開激素，咱們走著瞧！”同樣的威脅，來自另一位來診者的親人：“如果出了什麽問題，她的家人饒不了你。”
有的父親聲淚俱下，把潘柏林堵在辦公室，差點給他下跪：“我寧願這個孩子沒有了，也不想他變成這樣一個不男不女的樣子。”
一位家長迫於孩子的壓力，在性別重置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簽了字，為了阻止這場手術，隻能轉移目標，在醫院多次舉報投訴潘柏林“毒害國家青少年”，懷疑他“有國外勢力滲透”。潘柏林被家長告知：“我會一直投訴下去，直到達到目的為止。”另外一則家長的投訴內容中寫道：“潘柏林為了賺錢，和精神科醫生勾結，給孩子開藥。有的投訴越過醫院，直接打給了北京市民熱線。”
門診的另一位醫生給一個孩子做完診斷，家長突然拿著刀具衝進診室刺向醫生。那名醫生被送走，做了傷口縫合手術，休了一段時間的病假。潘柏林為此做好了心理準備：“沒準哪一天，我們也會遇到這些。”
而在跨性別的孩子眼裏，門診則是一個精神避風港。他們管醫生潘柏林叫“老潘”“潘叔叔”。“以前找他看病聊天，可溫柔了” “老潘頭發可愁人啦，不過我們都超愛他的。”來診者們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遇到心理狀態不佳的跨兒，他們也會建議對方：“到北三院找潘醫生聊聊天，傾訴一下。”
潘柏林接到家長的惡意投訴後，七八個跨性別孩子怕醫院誤會潘柏林，主動給醫院手寫了一份聯名信。“潘醫生的團隊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希望，還要承受很大的風險和壓力。”這樣的感謝信，潘柏林收到過不少，一封封被他收藏了起來。
在門診，孩子們被醫生稱為“來診者”，而非病理色彩更濃重的“患者”。無需向什麽人解釋自己與常人不同的想法和行為，醫生們足夠了解這個群體。
這是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在2017年開設的“跨性別綜合門診”。潘柏林醫生，是國內第一支跨性別序列醫療團隊的創建者。這支醫療團隊，整合了心理谘詢科、內分泌科、生殖醫學、耳鼻喉科、普通外科、整形外科等專業領域的醫療資源，為跨性別者提供醫療支持。
圖 | 潘柏林在診室
門診裏10%的跨性別者，都是14歲～18歲的未成年人。對於跨性別者而言，這是一個特殊的年齡階段。潘柏林發現，有一半來診者，在小的時候，就會自己的生理性別感到困惑，他接觸過年齡最小的來診者，隻有10歲。而問題真正爆發、加劇，基本上都在青春期。
“未成年跨性別者的問題，其實比成年跨性別者更加複雜。”潘柏林說。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產生偏執、極端的想法。在門診，他常常瞥見孩子們胳膊上留下的刀子劃痕。采集病史時，潘柏林的一個常規問題，就是有無自殺、自殘行為。90%的孩子的答複都是肯定的。這個群體的自殺率，是普通青少年的五倍。
而處於這個階段的孩子家長，也有更嚴重的不安感。比起事業、生活相對穩定的成年跨性別者，允許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別治療，在他們看來，無疑是在孩子人生的可能性還未鋪展開來時，就引入最大的風險因素，以後找不到好工作，組建不了家庭怎麽辦？他們通常有更強的執念——把孩子“扭轉”過來。最重要的是，作為法定監護人，家長擁有最終決定權。無論是藥物還是手術治療，一個必要前提，是家長“充分知情，並希望、支持接受該治療”。
這個特殊階段的人群，也引起了其他醫療團隊的關注。2021年，複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開設了國內首個跨性別兒童與青少年多學科門診。
潘柏林介紹：“未成年這塊，國內剛剛起步。”涉及未成年人的跨性別醫療更“敏感”，也更容易招惹爭議。
這對團隊中的醫生也是一重考驗。他們本就有本職工作，接待跨性別來診者，多數要靠擠時間加班。不僅工作壓力大，還要麵對家長的投訴、威脅，甚至襲擊。另一名團隊重要成員內分泌科劉燁醫生，就曾考慮過退出。潘柏林問她：“這麽多孩子都指望著你，你舍得嗎？”在那之後，她沒再提過離開的想法。
有時候，潘柏林也會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有一次，一位母親瞞著孩子溜進診室，哭著求他勸孩子放棄用藥：“我們全家因為這個孩子已經支離破碎了，奶奶被氣住院了，家裏又沒錢。大夫，我真的求求你了。”潘柏林擔心引起家庭矛盾，隻好答應想想辦法。她深鞠了一躬，匆忙離開。
孩子的身體檢查報告單中，有一兩項指標有異常，雖然並不影響治療，但潘柏林還是告訴對方：“要不然你先去內科看看，調理好了以後再過來好嗎？”孩子停頓了片刻，臉上浮現出失望的神情，轉身離開。
過了幾天，潘柏林在線上醫療平台收到了這個孩子的消息。“謝謝潘大夫上次照顧，我已經買好去廈門的車票，打算自殺，謝謝大夫。”
潘柏林立馬聯係了幹預極端事件的公益組織，才阻止了這場自殺。從那以後，潘柏林認定，哪怕花更多的時間和努力去獲得家長的理解，也不要犧牲孩子的權利去妥協。
最開始，這項工作甚至難以獲得一部分醫生同行的理解。六七年前，對跨性別不了解的醫生，曾認為潘柏林隻是想“博眼球”。也有醫生質疑過他：“做這種事，是不是有點損醫德？”
真正接觸到跨性別群體的醫生，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景況。
上海長海醫院虹口院區整形外科的主任醫師趙燁德，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自己的老師，是“中國變性手術之父”何清濂教授。“這些孩子在 90 年代求醫無門的時候，跟我的老師是寫血書的。他們自己把手指頭拿針紮破了，寫‘救救我、救救我’，我是親眼見。”
錯置
一種常見的質疑是：“孩子是不是上網學壞了？”“會不會受日本二次元的文化影響？”在新信息的衝擊下，家長們顯然更願意退回自己的經驗世界，進行符合認知的粗暴歸因。
現實恰好相反。“其實是因為他們（跨性別孩子）對自己身體產生了疑惑和苦惱，希望尋找了解和幫助自己的科學知識，但他們接觸的社會環境中，沒有人可以解答這個問題，所以他們為了自救，才會從網上找到相關的信息。”潘柏林說。
公益人花弦是一位跨性別女性（“男跨女”，指出生時的生理性別為男性，性別認同為女性的跨性別者）。對性別的困惑，在她小學二年級時就開始出現。一天早晨準備出門上學時，她突然出現了告訴媽媽：“我不想當一個男孩子了。”連她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花弦挨了媽媽一頓罵，再也不敢重提這個話題。另一位跨性別男性，在接受采訪時回憶，兩歲時，他就告訴父母，自己本來是有陰莖的，不知道被誰剪掉了。
五六年級，花弦看著身邊的男性朋友身體開始發育，變粗的嗓音，新長出的腿毛和胡須，都讓她感到恐懼。她第一次偷偷上網找資料，當時，國內還沒有“跨性別”的概念，她隻能搜出來一堆“泰國人妖”之類的信息：沒法正常生存的窮人家孩子、活不過30歲。她在驚恐中關掉網頁，強行壓抑這些可怖念頭。
花弦努力變得“正常”。為了讓自己在男孩中更合群，不因為太“娘”而受欺負，花弦在中學時加入了壞學生團體。這樣的孩子，往往更渴望得到同齡人的接納和友誼。她裝出凶狠的樣子，跟著其他人收“生活費”。在學校公廁裏遇到“娘娘腔”的同學，就故意繞到霸淩對象後麵扯下他們的褲子。或者猛推一把，讓對方尿在褲子上。
強烈的負罪感折磨著花弦。每回想起這段經曆，都會感到一陣惡心。花弦不明白，明明可以做更好的人，為什麽會被逼著要去當一個壞人？她沒法再強迫自己，於是，很快從霸淩者變回了被欺淩的對象。
家長們常常設想，孩子會不會隻是一時衝動？這也是潘柏林需要嚴格甄別的。但他卻發現，跨性別孩子成年之前，至少會經曆長達五六年的性別焦慮。在一次演講中，潘柏林說：“我們認為，無論是順性別還是性少數群體，所持有這種心理性別特征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通過後天學習或者環境影響形成的。”
幾乎每一年，潘柏齡總會碰到因為在家自行切除性器官，被匆忙送往急診的未成年人。他們在網上查到了自宮的教學視頻，怎麽買麻藥，購置哪些器械，怎麽打麻醉，從哪個部位剪斷，都有詳細的步驟。然而，很多孩子最終結果，是出現大出血、並發嚴重壞死和感染。
幾個月前，急診收進來一個孩子（“男跨女”）。她按照視頻，成功切除了一個睾丸。想切第二個的時候，已經痛得下不去手。過了幾天，她又買了一些能讓組織壞死的藥物，注射到另一個睾丸上。被家長發現後，才送到了醫院。
有一個孩子不僅切除了睾丸，還切掉了陰莖。父母在家裏慌忙找了半天，找到被丟棄的器官，開車趕到急診。
圖 | 手術
“（這種情況）未成年人更多一些，成年人會有更理性的規劃，也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潘柏林說。
以前，花弦也加入過“藥娘吧”一類的社群，靠吃走私激素藥物來促進女性性征。和跨性別孩子一樣，一旦抑鬱症或者性別焦慮發作的時候，藥“都是一抓一大把地吃”，有人甚至直接吞下一整盒。實在找不到買藥途徑，就直接吃獸藥，用藥量全靠自己摸索。
一次常規體檢後，報告剛出來，花弦的媽媽接到了醫生打來的電話：“立刻讓孩子過來住院。”看到體檢報告，連醫生也嚇了一跳，她的肝功能指標超標了三倍以上，肝髒部分，沒有一項數值是正常的。
這些孩子並非不知道後果。最早期，跨性別者們有一個共識，藥劑長期損害身體，所有人可能都活不過三十歲。隻是，比起死亡，更讓他們厭惡的的，是在自己不認同的身體裏活著。
一些被家長斷絕生活來源的孩子，還會在不法分子的誘導下，選擇援交。用身體交易換來的金錢，繼續買藥、做變性手術。一位跨性別者曾在接受媒體時提到，自己認識的一位藥娘，還被援交對象帶著走上吸毒的道路。
這樣的悲劇本都可以避免。
在醫院，對於初次來診的跨性別孩子和家長，潘柏林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進行家長宣教。“你們的孩子沒有病，也不需要扭轉，事實上需要轉變觀念的，恐怕是你們……”潘柏林語氣溫和，對麵的家長臉上掛著淚，顯然還在努力理解。 如果家長能夠慢慢接受的，潘柏林會跟家長、孩子一起探討可以幫助孩子的醫療選項。
實際上，並非所有孩子都需要進行激素或者手術，如果孩子願意先嚐試通過非醫療手段，包括化妝、改變服飾、聲音訓練等，能接納自己，就不必再往下走。如果通過嚐試發現不行，再考慮青春阻斷治療。
那是一管能停止或減緩孩子青春期的藥物，每月或每三個月注射到體內，給正在發育的身體按下“暫停鍵”。一旦停藥，身體還會繼續正常發育，是一項溫和可逆的治療。這相當於設置了一個“體驗”環節，讓孩子探索、思考自己內心的真實需求。
但也有一些性別焦慮嚴重的孩子並不接受這種方案：“不能變成想要的性別，那有什麽用？”如果對方年滿16歲，在家長的許可下，也可以酌情采用激素治療（用外源性激素，讓身體轉變為ta希望的性別特征）。這是跨性別者需求最大的環節，在這方麵醫療資源極度匱乏的現階段，也是最混亂的環節。
治療全程要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通過定期檢測，才能確保藥物在安全範圍之內使用。潘柏林要求啟動治療的孩子嚴格按照醫生建議服藥，並且按時隨訪，但也會碰到過一些不遵守的孩子。“曾經碰到一位跨性別女性，情緒波動很大，焦慮的時候，會無法自控地大量服藥，有一次複診發現ta的激素水平高出應有水平十倍。後來，我們專門安排了心理工作者長期跟進，後來她才逐漸停藥，慢慢地把激素水平降了下來。”
03 親權
潘柏林的門診桌子上，摞著一遝跨性別科普資料，以便家長離開時帶走一份。“他們也許不會看，但如果哪天心情平複時看一看，也許會有更多的理解。”
家長宣教是跨性別門診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這項工作需要充足的耐心，解釋起來，往往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潘柏林知道，家庭是孩子第一個接觸的社會環境，如果連父母都不能理解支持，那麽這個孩子注定幸福不了。
北京同誌中心與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共同發布的《2017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研報告》顯示：1640位可能或確定被父母或監護人知道跨性別身份的受訪者中，僅6位未遭受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絕大部分人，都有過被拘禁、毆打、掐斷學費、逐出家門、送往強製扭轉治療的經曆。
花弦是北同文化（性多元公益機構）的誌願者，她和其他公益人一起，創建了青年跨性別者危機幹預網絡。為了救助孩子，她與無數的家長打過交道。在這個過程中，也讓她看到了中國親子關係的複雜底色。
一些極端的家長會對孩子放出狠話：“當這種不男不女的人，你還不如去死呢。”
對未成年的孩子來說，這無疑是致命一擊。“任何職場的、校園的、社會的打壓，都趕不上父母的一次打擊。”花弦說。一些孩子真的聽從了父母的話，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有些父母，隻有到了孩子的病床前，甚至親眼看到孩子的屍體，才會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錯了。
但花弦也碰到過例外。一位跨性別女性自殺後，父母對著她的屍體，依舊喊的是“兒子”，就連她的墓碑上，也刻著“愛子”二字。在這樣的家庭裏，自始至終，她都沒有成為過自己。
被多個國家立法禁止的扭轉治療機構，在中國依然有著廣闊的市場。花弦曾經和其他公益人扮演成客戶，進這些扭轉機構暗訪。在經過病房時，她看到教官正在體罰學生。一個孩子被踹倒在地，被迫吃下泔水。
每一個省，或者一個地級市，總會有那麽幾家以戒斷網癮為名目的機構。在探訪一家已經搬空的校區時，在那些留下來的桌椅上，花弦看到很多學生刻下的字，“還有XXX天，我就可以出去了”。有的人寫下對教官的恨，有些則是幾樣菜名，是孩子們最想吃的東西。
最難的，不是收集機構違法犯罪的證據，而是說服家長把孩子帶走。
花弦試過報警，但隻要家長支持機構，隻需一句表態，就能輕鬆化解所有人的努力，讓孩子繼續接受“治療”。麵對孩子的創傷，老一輩的人有足夠自洽的邏輯：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前人革命怎麽過來的，軍隊怎麽訓練的，這點苦都吃不了，以後怎麽適應社會呢？？”
對於強大的親權，公益人們也毫無辦法。“在國內，未成年人的父母有非常大的權利，可以掌控孩子的一切。”花弦說。
扭轉機構每個月收費高達一兩萬。很多家長需要繳納三到六個月，甚至一兩年的“學費”。
哪怕確認孩子正在經受虐待，一部分家長也會猶豫不定。合同已經簽了，一旦接孩子出來，這筆不小的開支就打了水漂。權衡之下，他們開始安慰自己，也許機構是為了孩子好。遇到這種情況花弦便會勸對方：“錢你不用擔心，到時可以打官司要回來。”他們這才同意接走孩子。
心疼有時也來自於家長。一位父親是癌症晚期病人，他不敢告訴孩子自己的病情，隻能偷偷化療。家裏經濟狀況不佳，孩子沒想過靠自己攢錢，隻是一味要求父親出錢，讓自己做變性手術。為了孩子，這位父親連飯也舍不得吃，有時就靠喝幾口粥對付一頓。作為誌願者，花弦也不能把家長想隱瞞的實情透露給孩子。
她開始反思這種家庭關係：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人物品，但父母也不應該是孩子的“供體”。
在很多家庭中，親子之間的互相理解，甚至對彼此的了解，都是稀缺的。無論是過度控製，還是一味付出，平等意識、獨立個體，這樣的概念，仿佛都不曾在這樣的關係模式裏出現過。
04 彌合
花弦手機裏躺著一個特別的“家長群”。跟花弦以往遇到的一些父母不同，他們既不會“上來張口就罵”，也不會動手攻擊誌願者。他們中，有的是已經接受孩子出櫃的家長，有的是希望幫助孩子的求助者，有些則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中間派”。
從建立至今，北同文化的家長群，用了四年的時間，才慢慢發展到將近400人。不少父母，正是由潘柏林這樣的跨性別友好醫生推薦過來的。
接觸跨性別群體十數年，潘柏林意識到，和孩子一樣，父母也是需要幫助的重點對象。"孩子出櫃，相當於把父母鎖在櫃子裏。”
在門診裏，得知孩子是跨性別者，幾乎所有家長的第一反應都是自我反思，他們回溯撫養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揪住幾個不相關的細節責怪自己。有的單親媽媽認為，兒子是因為缺少父愛，經常和自己待在一起，才會變得“女性化”。也有的父母反省，自己缺少給孩子的陪伴，又或者打罵了孩子，沒把孩子養好。潘柏林隻能一遍遍幫助他們們理解，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孩子沒錯，跟父母的撫養也沒有關係。一聊起來，往往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一位陪著孩子來看診的母親，曾在潘柏林麵前哭訴：“我們全家因為這個孩子已經支離破碎了，奶奶被氣住院了，家裏沒錢，這件事又沒法跟親戚說。”
隨著跨性別在國內的普及，能給跨性別孩子提供幫助陪伴的公益機構也開始出現，能理解性多元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相比之下，在老一輩人的世界裏，父母們是孤立無援的，如同獨自在絕望的荒原中跋涉。
再開明的家長，也經曆過至暗時刻。在公益機構“北同文化”的平台上，一名跨性別父親曾寫下自己的經曆。
麵對孩子的出櫃，他強撐著做了簡短的表態：“不管發生什麽情況爸爸媽媽都永遠愛你。”私底下，他上網查詢，越查越不敢查下去。一個人躲在沒人的地方失聲痛哭。“那一刻，覺得你就是擁有再多的金錢、再大的權勢、再大的能量也都無濟於事，超出認知，超出能力，不知所措。”
接下來的時間裏，他維持著孩子上網課、興趣班的正常生活。孩子不在身邊時，把自己一個人關在書房，把菜端進書房，打開一瓶白酒，邊吃邊喝邊哭，直到迷迷糊糊地回到自己的臥房，轉天，迷迷糊糊睜開雙眼，走到小區附近的洗浴中心，泡澡，發呆，流淚，吃午飯，然後回家。
一個多月後，他前往北京，找到跨性別友好醫院和公益機構求助。
圖 | 潘柏林成立的跨性別醫療序列團隊
潘柏林常在門診裏碰見這樣無助的父母。團隊裏的心理谘詢醫生，也能為家長們提供幫助。但光靠醫療團隊，難以解決所有家長的問題，“現在更多還是依靠社群的力量”。他多次參加過家長宣傳講座，還在在2020年自行籌款，發起了第一個針對跨性別的公益基金“栢林基金”，支持公益社群。
在北同文化的家長群中，既有像潘柏林這樣的醫生，也有律師、心理專家。群聊消息通知時不時彈出：“可以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嗎？”“學曆證書還能修改性別嗎？”“被歧視了怎麽辦？”“未來怎麽求職就業？”在這條注定並不平坦的道路上，每個階段的家長們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
每個月，誌願者們都會組織家長交流分享會。有時候，還沒等誌願者們回複，那些入群更早的活躍家長，已經發出了一大串的文字分享，講述自己是怎麽走過來的。剛進群時，有的家長也會感慨：“我怎麽沒早點知道這些群？”其實，這類家長往往早已經接納孩子，甚至陪著孩子做完了變性手術。他們需要的，隻是能夠說說話的同齡人。
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無法跟老人解釋清楚子孫的轉變，朋友一句“孩子結婚了沒”的寒暄，都讓他們無從回答。第一次到學校說明孩子的情況、外界投過來的異樣眼光……唯有在這些經曆相似的父母身上，才能理解彼此的酸楚和艱辛。無數條孤獨的線交匯在一起，他們獲得了一個彼此支持的網絡。
有一次，一位家長剛進群，就著急著發問：“有沒有什麽比較好的扭轉機構推薦？”很快，其他家長的信息紛紛彈出，勸說他不能這麽做。一樣的道理，從同為家長的人嘴裏說出，總能讓對方更好接受。沒過多久，他又出現了，提問的內容變成了“這麽吃激素才能不那麽傷身體？”“孩子想做手術，應該去哪兒比較好？”不久之後，花弦看到他在群裏吐槽：“給孩子重新起名真難啊。”這是最讓誌願者們感到欣慰的時刻，那意味著，又一個跨性別孩子得到了家庭的接納與支持。
“路漫漫”是一位父親剛入群時起的名字，代表了他當時的心情，“灰色的，無助的，前途叵測，看不到希望”。後來，他把名字改成了“征途”。人生路遠，他選擇和孩子一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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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11月，北京冬奧會即將到來，冰雪運動氛圍濃厚，地處北疆的“雪都”阿勒泰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滑雪愛好者。見幾個孫輩吵著要去玩雪，小姨父把外婆老房子地窖裏的“鐵爬犁”（爬犁一般是用木做成的架子，可以由牲口拉著在冰雪上麵奔跑）翻了出來，籌劃著隔天帶家中的小魔頭們去滑野雪。
這把爬犁子大概有十多年的曆史，早就鏽跡斑斑，上麵的皮繩也起了毛邊和黴點，小姨父突然對我說：“你不是喜歡寫寫東西麽？姨父跟你說說這爬犁子主人的故事吧。”
我以為會聽到一位鐵匠的故事，誰知在姨父的敘述裏，主人公卻是一位戍邊戰士，名叫冬子，他的一生，似乎都如北疆的風雪一般飄搖。
1
姨父長得人高馬大，又姓高，於是被戰友們叫做“大高”。第一次遇到新兵冬子，是1982年還是1983年，他已經記不太清楚了，隻記得自己剛升了副班長。當時賀班長把新兵冬子交給他帶，還特意囑咐：“這新兵蛋子有點愣，別給他安排啥艱巨任務，不出事兒就行了。”
姨父（左）和賀班長未入伍前的合照（作者供圖）
冬子和大部分新兵一樣，剃了短短的平頭，因為初到紅其拉甫口岸，還沒有被高原的紫外線“洗禮”過，膚色偏白。姨父看他身體還算健壯，隻是眉眼稍顯稚嫩、木訥，不是部隊領導們喜歡的類型。
新兵們初來乍到，主要任務就是每日訓練，盡早習慣高原的一切。紅其拉甫位於帕米爾平原上一條通往外界的峽穀，海拔5000米左右，上天賜予了這裏壯美的自然風光和最為惡劣的氣候——常年刮著七八級的大風，漫長的冬日經常是零下四十多度的極寒天氣，還有不足平原一半的氧氣含量。這裏被老百姓們稱作“血穀”，在古老的波斯語裏寓意著“死亡之穀”。
始建於20世紀60年代的喀喇昆侖公路從這裏經過，讓紅其拉甫成為連接中國和巴基斯坦的主要陸上交通樞紐，也迎來了一批批的戍邊軍隊。戰士們大多來自甘肅、陝西以及新疆本地，因為都是西北娃，很快就能打成一片。賀班長性格外向，巡邏、訓練之餘喜歡拉著年輕士兵們聊天、唱紅歌。我姨父會彈一手熟練的冬不拉（哈薩克族傳統樂器），在不出任務的時候，戰士們總喜歡攛掇著兩位正、副班長一起唱上幾曲。他們最喜歡那首關牧村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在那個沒有電視、電腦和其他娛樂的年代，歡樂的曲調多少能打發掉一部分艱苦戍邊的寂寥。
新兵隊伍裏，冬子年齡最小，父母都是阿勒泰公社的農民，父親剛走沒兩年。他上頭還有個哥哥，於是一滿18歲就被送到部隊。他笑著跟姨父說：“我媽說了，讓我吃公家飯，省錢給我哥娶媳婦。”
那時候還沒普及防曬霜，新兵們都得曬脫幾層皮才能真正成為高原的兵。冬子能吃苦，從不像有些新兵那樣抱怨訓練勞累或者在夜裏偷偷抹眼淚，他訓練起來格外認真、專注，麵對打掃廁所等一些大家都反感的內務，也毫不推脫。
姨父看冬子踏實憨厚，打心眼裏喜歡他，私下總會多照顧他一些——夜裏下哨了，他會給冬子留隻烤紅薯。日常訓練中，冬子踢正步常常同手同腳，還踩不上點，姨父也總會趁休息時間帶他加練。
新兵蛋子們大部分是冬子這樣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有少數人來自軍人世家，或者父母是做醫生、教師的，總之，“階級差距”一入伍就存在了。
冬子做事一根筋，不會搞關係，那些所謂的“高幹子弟”裏總有人愛欺負他——夜裏緊急集合時，他的外套會“突然消失”，冬子隻好穿著毛衣就往零下十幾度的操場衝；起夜上廁所時，他“偶爾”會踩到不知誰放在他床邊的尿壺，沾染一褲腿的腥臊……賀班長總是充當著和事佬，也經常安慰被欺負的小戰士，冬子卻總說：“沒事兒，沒事兒。”後來，那些搞事的兵們覺得沒意思，慢慢也就沒再欺負冬子了。
賀班長私下跟姨父說：“這孩子是個傻腦瓜殼！”姨父回道：“也許傻人有傻福呢！”
好在冬子入伍後的第一年並沒有闖禍，他和很多新兵一起，在枯燥而艱苦的軍旅生活中，強健了身體，也磨煉了心性。手上厚厚的繭子磨掉了又再次長起，臉上的凍瘡破了又好，好了又起，冬子還是那句話：“沒事兒。”
帕米爾高原惡劣的生存環境並沒有消磨掉這些新兵對生活的向往和熱愛。在休息日裏，他們也喜歡一起結伴去熱鬧的塔吉克族集市趕集，買點少數民族鄉親手工做的小玩意兒，或者品嚐一份“顯爾台力提”（牛奶煮烤餅）換換口味。運氣好還能碰上老鄉嫁娶，觀望一場塔吉克族的婚禮……姨父每回憶起來在紅其拉甫的日子，都會感歎：“也許那一年，是冬子覺得最幸福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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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班長所在的部隊，在冬子這一批新兵入伍後的第二年調防，整班奔赴了中蒙邊境的塔克什肯鎮，與蒙古國科布多省遙遙相望。冬子那時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在這裏被徹底改變。
塔克什肯地處準噶爾盆地東北邊緣，雖然海拔比紅其拉普低了不少，可依舊有著漫長而極寒的冬季。在那個年頭，連隊的營房都是部隊自建的磚房，屋內有燒得溫熱的火牆，用柴火和碳塊取暖。戰士們幾人一間宿舍，睡著鋼架做的上下鋪，部隊還專門開墾了一塊田地，種土豆白菜大蔥，散養了幾頭牛和十幾隻雞，想在食物上盡量自給自足。
這支新組成的戍邊連隊魚龍混雜，既有服役多年的兵油子，也有冬子這樣半新不舊的兵蛋子。之前在紅其拉普的同期戰士，自然關係會親近一些。但“懂事”的人，也會刻意去討好駐守在塔克什肯的老兵。其中，戰士“大牙”最會來事兒。大牙人如其名，雖然也是個大高個兒、一身腱子肉，可兩顆大齙牙讓他整體氣質一下子詼諧起來。大家都聽說他是軍分區某個領導的親侄子，屬於“高幹子弟”，所以也沒人敢笑話他。
姨父回憶起大牙，總沒什麽好臉色，因為早在紅其拉普，他們就知道是大牙總帶人欺負冬子。到了塔克什肯，大牙也沒有變得多老實——部隊嚴禁煙酒，大牙下了哨，總是偷摸著抽上一兩支當地百姓常抽的土煙卷子。賀班長抓過一兩次，可每次的懲罰都是加練而已，大牙也不當回事。
大牙是在一個深夜徹底和冬子結下了梁子。姨父記得，那晚是冬子值夜哨，大家都休息得早。夜裏，突然聽到哨亭有人喊鬧，賀班長和姨父趕到的時候，冬子正扯著大牙的衣襟不放手，臉上已經被大牙揍了好幾拳，青紅一片。營地院門外瑟縮著一個老頭，進退兩難的樣子。
後來大家才搞清楚，那老頭是大牙固定的“煙酒供貨商”，一般都在夜裏找時間“銷貨”，其他戰士知道大牙的來路，覺得不是什麽違背原則的大事，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誰知道這次卻被冬子逮個正著，老頭還沒拿錢，自然不肯走，給冬子抓了個人贓並獲。
大牙和冬子都被關了兩天禁閉，姨父偷偷給冬子帶了水煮蛋敷臉，隔著房門訓他：“摸不準的事情，就先和我還有老賀報告！自己瞎出頭，隻有挨揍的份！”冬子對著姨父就會傻笑，加上那句萬年不變的：“班長，我沒事兒。”
大牙自從被斷了煙酒的路子，對冬子的厭惡都放在明麵兒上了。墾田自行分配任務，挑糞施肥的活兒，大牙總是變著法兒要冬子來做。趁冬子不注意，大牙常常會把他杯裏的茶葉換成煙絲，一泡水又苦又澀，難以下咽。以前在有些疏於管理的地方，總有老兵用這招欺負人，還美其名曰“喝煙茶”。
可冬子能忍，也不愛告狀，雖然姨父他們都知道，此類小事兒就被一頁頁翻篇著默默過了。
姨父說：“如果知道冬子會丟，我是死都不會任由大牙欺負他的。”
那是1985年的年初，輪到冬子趕著幾頭牛去山上吃草，賀班長怕他笨會迷路，還特意給了他一支指南針。當天天上飄著點雪粒子，冬子早上吃過飯出門後，就再也沒回來。
丟了一個兵，成了幾個月以來連隊裏最大的事兒。賀班長組織人連續找了幾天幾夜，牛和人都沒有任何蹤跡。大牙私下偷偷和人說，“冬子絕對做了逃兵”。賀班長和姨父都不肯信，隻不過，“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在那個年代也是件非常艱難的事兒，特別是在邊境這樣的敏感地帶。
最終，賀班長和姨父都受了處罰，卻一直沒有等來冬子的任何消息，隻好按“失蹤”通知了家屬。
冬子媽帶著家裏人到連隊的那天，即使賀班長做好了心理準備，還是被罵了個狗血淋頭。大概是常年務農，冬子媽身體壯實，嘴角有一顆大黑痣，嗓門極大。姨父說，她穿著農婦們最常穿的花棉襖和棕色棉鞋，叫罵起來中氣十足，得知兒子被按失蹤處理、沒有撫恤金之後，更是哭天喊地了一番。冬子的哥哥有點文化，戴眼鏡，很清瘦，一直嚐試拉著母親，但並沒有起到什麽作用。
因為冬子媽連續幾天反複鬧，加上部隊確實也再沒找到任何線索，賀班長還是想辦法給冬子申請了烈士待遇。冬子媽確認自己以後的每個月都有撫恤金拿，這才消停了。送走冬子媽和他的大哥後，賀班長偷偷和姨父埋怨：“我咋就看不出這當媽的眼裏有絲毫傷心呢？難道冬子是領養來的娃？”
後來，姨父常會和賀班長一起望著蒼茫的遠山，猜測冬子是不是走失在了山窩裏，也許有天自己就走回來了。
3
1999年，姨父已經退伍好幾個年頭。
複員後，他被分配到西安的某個事業單位，後來因為工傷，早早就辦理了病退，搬去南方，一邊養傷一邊做點小生意，隻在過年才回疆探望長輩。在漫長的歲月裏，姨父一直和賀班長保持著聯係——賀班長一直在部隊任職，早就不是班長了，姨父常在電話裏打趣地跟他問好：“首長好！”
那一年入夏，早上不到7點，姨父就接到了賀班長的電話，那頭先是沉默了幾秒，才穩了穩氣息說：“大高，冬子回來了！”
姨父跟我回憶此事時笑著說：“我當時第一反應是——誰回來了？誰是冬子？從哪兒回哪兒來著？掛了電話，才想起來當年邊關上那個憨頭憨腦的兵長什麽模樣。”
在賀班長絮絮叨叨的“八卦”裏，姨父漸漸拚湊起冬子走失後十多年裏的破碎人生。
冬子是意外被人帶回來的。十幾年過去，他麵孔蒼老，憔悴了許多，人還壯實，隻是變成了“大舌頭”——他說不清楚話了，見到穿軍裝的人也十分警惕，直到賀班長出現，他緊繃的神經才放鬆下來，整個人抑製不住地顫抖著，緊緊握著賀班長的雙手，因為舌頭壞了，喊了不清不楚的一嗓子：“班搡！”
賀班長心裏難受，忍不住落了淚，卻在耳邊聽到了冬子最愛說的那句：“我沒四兒。”
冬子雖然是回來了，可當年怎麽丟的，這些年又是怎麽過的，一時半會兒誰也搞不清楚。賀班長帶著冬子先好好在軍區醫院做了體檢——他的身上既有凍傷也有燙傷的痕跡，好在整體情況沒有大礙。賀班長花了幾天時間聽冬子模糊不清的敘述，加上時不時的書寫，才大致弄清楚了他在蒙古國這些年的經曆。
可以確認的是：1985年走丟的冬子，不是逃兵。
那日，他趕著牛迷失了方向，無意中跨越邊境線誤入了蒙古國境內，被巡邏的騎兵掠回了營地。起初，他們以為冬子是間諜，問不出有價值的信息，就動了拳頭。蒙古騎兵們手重，冬子的眼角、口腔、胸腹全是傷。晚上，他們又把冬子綁在羊圈、牛棚裏過夜。賀班長猜想，冬子的舌頭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凍傷了神經。
騎兵們折騰了冬子幾天幾夜，連一起逮住的牛都殺光檢查，也沒有任何收獲，可他們又不敢做主放他走，隻能把冬子隨意丟在一戶牧民家裏。草原廣闊，氣候又惡劣，冬子養好傷後試著跑了一次，可經不住狂風和極寒的天氣，無奈折返。牧民一家對冬子很大方，奶茶、烤餅和肉是管夠的。冬子和他們語言不通，卻也不好意思吃白食，就幫著放牧、撿牛糞當柴火燒，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轉眼開春，牧民要轉場了，總不能始終帶著冬子。於是騎兵們又把冬子轉移到距離營地很遠的一家鐵匠鋪子裏。鋪子是退伍的蒙古軍人開的，算是“自己人”。冬子後來才知道，騎兵們始終都在監視著他——他們還是認為冬子是隱藏了身份的高級間諜，總會找機會竊取情報的。其實，別說是蒙文，冬子的中文水平也就到初中而已。
在鐵匠鋪，冬子學會了打鐵、做鋼刀和鐵製農具，也慢慢學會了蒙語裏“吃飯、睡覺、冷”等基本生活用語。不過，冬子的“大舌頭”總說不清楚，常引來一陣譏笑，慢慢地，話更少了。後來冬子才弄清楚，這地方叫布彥特，但是距離祖國有多遠，處在什麽方位就一概不知。
他最初的三四年都被困在鋪子裏，後來才被允許偶爾外出騎馬、逛逛集市。他的身上既沒有中國的任何證件，也沒有蒙古的。大概是鋪子主人得了指示，冬子身上常年也沒有錢，他們管他吃喝、穿暖、睡好，生病了有人給他蒙藥服用，其餘時間，冬子既不是外人，也當不了“自己人”。他在這樣的環境裏，反而什麽都不多想了。
蒙古人中，有一部分當地人是憎恨中國人的，有時會對冬子無端地打罵，不過他們也忌憚著他的身份，不敢下狠手。
這麽多年，冬子習慣了這種壓抑而寂寞的異國生活，身上唯一剩下的來自祖國的物件兒，隻有那一支壞掉的指南針和早就縫縫補補過多次的74式軍裝。冬子在難得的休息日裏，總會把軍裝偷偷穿在蒙古袍裏，不倫不類的，被當地人叫成“特內格”（傻子）。
4
1994年中蒙雙方簽訂了《中蒙友好合作關係條約》，口岸上做外貿的生意人多了起來。偏僻的布彥特也迎來了“外國人”。中國商人們將國內老百姓淘汰不用的家用電器帶出境，在蒙古國能賣出高幾倍的好價錢。
當年在部隊裏調皮搗蛋的大牙並沒有聽從家裏的安排一直服役，而是退伍開起了小酒樓，生意有起色後，還在阿勒泰開了家高檔酒店。大牙愛喝酒，經常跟狐朋狗友們甚至是外地來的遊客、邊境上做生意的人湊桌兒吹牛。
1997年，大牙的酒館生意越來越好。有一晚，他聽人說起蒙古國一個鎮子上，有個傻裏傻氣的中國人，做了好多年的免費鐵匠，據說是被抓起來的間諜，又有人說，那人是個腦袋壞掉的中蒙混血……當晚大牙並沒有多想，第二天他才回過神來，給賀班長去了電話。
大牙早就不是賀班長的兵了，部隊的人也懲罰不到他，電話裏，大牙終於說出了實情：“當年，我隻是想害冬子多走幾個山頭，才在那指南針上動了手腳……”末了，他還說，在酒桌上聽到那個並不確認的消息後，他對冬子的愧疚又浮現出來了。
賀班長雖然仍在部隊，可也並沒有能跨越邊境呼風喚雨的能力，隻能暗地裏找去蒙古國執行任務的戰友打聽、確認。有些人熱心，願意專門跑一趟，有的人婉言拒絕，一年裏，賀班長托付的幾撥人來來回回，總算能讓他把消息拚湊起來，基本確認——那個“特內格”大概率就是他走丟了的兵！
1998年年底，蒙古國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的外交關係又邁進了一大步。那時，賀班長才逐級上報，請求去蒙古國執行任務的人想辦法把冬子帶回來。
到了1999年開春，事情逐步有了轉機。由於部隊的多方協調和開具證明，時隔十幾年，冬子終於拿到了“身份證”，補齊了出境手續，跟隨部隊重返祖國。
賀班長帶冬子回家那天，特意給自己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他在電話裏對姨父說：“大高，我以為我年紀大會很容易傷感，就暗示自己，這種認親的場合一定不能哭。結果你猜怎麽著，我們連人家大門都沒進去！”
在冬子回國後沒幾天，賀班長就嚐試著聯係冬子家裏人，讓他們盡快來部隊接人。那一頭接電話的是冬子媽，什麽都不聽，隻說自己兒子早死了，“現在回來的這個肯定不是自己家的”。
為了讓冬子早點回家，賀班長特意選了一個休息日，一早開著私家車從軍區接了冬子，往鄉裏開。早年冬子家的土房子已經被推倒重建，站在麵目一新的家門口，冬子猶疑了，是賀班長拉著他的手敲了敲大鐵門。
開門的是冬子媽，賀班長還記得她嘴角那一顆明顯的大黑痣。老婦人精氣十足，在賀班長說明來意後，打量了冬子幾眼，就開始揮手趕人：“這不是我們家兒子，你們弄錯了。”
冬子那些年被欺負得狠，聽自己親媽這樣說，隻覺得錯愕又委屈。賀班長見這麽僵持著也不是辦法，隻好先帶著人又回了部隊。他始終想不明白，怎麽就會有人不認自己的親兒子呢？
後來賀班長怕冬子傷心，又私下去了冬子家幾次，老太太就是不肯鬆口，堅決不認兒子回家，賀班長主動提出來可以帶他們做DNA檢測，老太太聽了除了拒絕就是罵粗口。他又試著聯絡冬子的哥哥，卻怎麽也找不到人。鄰居說，冬子的大哥早些年去了成都打工，好幾年都沒回來過。
賀班長最後一次上門找冬子媽，老太太閉門不見，這才有好心的鄰居老頭把賀班長引到小道盡頭，跟他說了冬子家的事兒——早年冬子媽懷孕的時候，有算命老頭說過，這第二胎如果是個丫頭，她會一生順遂富貴。可沒想到是個兒子，而且生冬子的時候，冬子媽難產了，差點沒了命。冬子從小又呆頭呆腦的，不如大哥聰明，這都讓冬子媽一直不怎麽待見他。後來，冬子爸病死了，冬子媽就跟老街坊們抱怨：“這尕娃把他爸都給克死了！”
戰友們勸賀班長：“這老太太肯定也怕兒子回家，那每個月的撫恤金就領不到了，你還是先把人安頓了，找個工作給他吧。”
可惜冬子沒什麽過硬的技術，鐵匠這個營生在部隊也用不上，賀班長隻好給他謀了個閑職，冬天燒鍋爐，夏天就去部隊食堂幫忙，算“編外兵”。大家知道冬子這一半傳奇一半苦澀的故事，也都對他和顏悅色的，冬子扯著大舌頭和賀班長說，他已經心滿意足。
大家都明白，常年在異國的生活，早就打磨掉了冬子的尊嚴、驕傲，甚至是欲望。不過，還能繼續在部隊生活，多少能給冬子以慰藉，因為在軍營那段時光，哪怕有艱辛，仍是他最為想念的日子。
冬子送給姨父的禮物（作者供圖）
冬子還記得我姨父，回國的第二年，托賀班長給我姨父帶了一塊天然的水晶石，和兩個他自己用金絲玉做的葫蘆，在新疆、內蒙一帶都有這種玉石，算不上值錢，但我姨父一直收藏至今。
5
在冬子回國後的第三年，他媽死於腦血栓。遠在成都的哥哥風塵仆仆地回到家，這才聽說弟弟被接回了部隊——他們的母親從來沒和他說過這件事。
2003年的新年，冬子終於和自己血脈相親的家人一起吃上了年夜飯。大哥把鄉裏屋子的鑰匙、房本都移交給了冬子。
冬子對賀班長說，雖然是親兄弟，可畢竟分開了這麽多年，大哥對他能做到這個份上，已經是做到了極致。初七過後，冬子的哥哥帶著家人返回成都，走之前，他托付媒婆試著給冬子安排相親，成不成就看天意。
冬子這樣40歲的老光棍，不僅大舌頭，而且除了祖屋也沒什麽存款，媒婆介紹的女人總看不上他。最後，倒是賀班長根據門當戶對的原則，給冬子介紹了一位喪夫的前軍嫂妮子。
妮子20多歲的時候就沒了丈夫，喪夫第三年總是肚子痛，去了烏魯木齊的大醫院才查出肚子裏長了惡性腫瘤。家裏沒錢治，爸媽抱著死就死的態度，把她拉回市裏麵做了手術，沒想到妮子卻挺過來了。可後來的幾任相親對象在得知她患過癌以後，都拒絕繼續發展，妮子就這麽單身著，成了個快40歲的老寡婦。
可冬子不嫌棄她，他和賀班長說過，自己知道妮子性格木訥、話少，不過是個勤勞、喜歡幹活的好女人。後來兩人組成的小家，倒也一直和諧、美滿。
為了答謝賀班長，冬子又撿起了老本行，特意用鋼條給賀班長的小孫女做了把鐵爬犁滑雪玩。那一年，姨父回鄉過冬，賀班長舉家搬回東北老家，走之前把這把鐵爬犁轉送到了姨父手上。
當然了，冬子這些年就真的過得好嗎？連賀班長都有所懷疑。
冬子再也不敢離開居住的小城一步，哪怕是戰友們喊他去鄰市遊玩，他都婉言拒絕。他讓妻子把所有的褲子內裏都縫了一隻貼身的小口袋，但凡出門，哪怕隻是去幾百米開外的小賣部，也一定要將他的身份證和軍官證裝進去。賀班長懂，失去安全感的冬子這是懼怕再陷入“沒有身份”的泥潭裏。
2020年，冬子因為特殊情況辦理了退休，可他閑不下來，學了電焊，專門和人合夥做起了給新房安裝防盜窗的營生，聽說日子過得好了許多。戰友們都說，冬子中晚年的平靜寧和一定能彌補掉他青春時代漂泊在外的傷痛和寂寥。
賀班長曾經問過冬子，飄在外麵的時候，哪一刻最想家。冬子說，是當蒙古人唱著他們自己的長調拉起馬頭琴的時候，他耳邊會響起那一年營地裏兩位班長用冬不拉彈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騎著馬兒跨江河，歌聲溶進泉水裏，流得家鄉遍地歌……”
那時候，他常安慰自己，哪怕死後被葬在蒙古國，他也相信，總有一天，自己的魂魄會隨著奔騰的河流，最終回到遼闊的北疆，回到他曾經守護的地方。
（本文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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