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所長｜1967年，“打雞血”是如何風靡全國的？
生活中常會說“打雞血”。這是個形容詞，表示對某件事很亢奮，或者說精力過於充沛。但這個民間俗語卻是有曆史淵源的。
全民“打雞血”發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從上海逐步擴散至全國。
這種給身體肌肉注射雞血的做法，號稱能治療百病，被稱為“雞血療法”。組織甚至立項研究，臨床推廣。
流行幾年後，不斷有人注射雞血後休克甚至死亡，人們才慢慢認識到荒謬和危害。
現在，這個做法已經成為笑談。那麽這個荒誕不經的做法，在當時是如何得到組織重視，
並被立項研究，逐步推廣到臨床，隨後又一步步風靡全國的？
一
坊間流傳，打雞血的秘方是來自於前國民黨軍統特務。
這個軍統特務解放後潛伏在大陸，無惡不作。
被抓後，他聲稱掌握一個治病的“秘方”——老蔣就靠這個延年益壽——如果能對他網開一麵，留條生路，可以無償貢獻出來。
在多方心裏攻勢下，特務終於招供了。
他提供的秘方是：抽取一隻大公雞新鮮血液，50至100毫升，脫離有機體後，以最短的時間注射進人體，每周一次。能包治百病。
當然這個傳聞神秘而又涉及權貴，符合民間傳說的特點，但可信度較低。
有據可查的信息顯示，打雞血的盛行，跟一個人有關。他叫餘昌時。
餘昌時1903年出生，年輕時在上海某個中專醫學院學醫。後來參加革命，以醫生的角色掩護，搞地下工作。後來被捕了幾次。
出獄後開過私人診所，當過戰地醫生，在地方衛生院行醫。
總結來說，他學過醫，但並未接受過完整，係統的基礎醫學教育，也沒有醫學研究經曆。但他斷斷續續的行醫生涯，讓他積累了一定的醫療經驗。
你很難想象，這樣一位醫生，在人生的前50年默默無聞，但在他人生即將進入暮年的時候，突然宣稱自己發現了一個世界級的醫學成就——雞血療法。
但這個神奇的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
據他自己講述，上世紀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縣城的一家小醫院裏上班。
一天晚上，因為好奇，他給幾隻公雞測量了體溫，發現這些健康的家禽的體溫平均都在43℃左右。
他覺得，雞常溫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經中樞的調節能力很特殊，主要是因為血液的發熱機能特別高。
在中醫典籍裏，就有內服或塗敷雞血，以治療婦科病的記載。
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的腦海裏產生：雞血能治病，應該也能注射進人體吧？
於是，他先在自己身上試驗。他從一隻小公雞身上抽了1.5毫升鮮血，在自己的左臂實施肌肉注射。
注射當天沒啥不舒服，周身也沒有疼痛、瘙癢和腫脹之類的感覺。
之後三天，他覺得精神亢奮、食欲增加。
到了第四天，奇跡終於出現了。他常年不治的腳癬和皮屑病很快痊愈了。
當然，從1950年代初期，他發現這個療法之後近十年時間，並未見其用這個方法對外治療。所以這個一麵之詞，到底是真是假，也無法考證了。
直到1959年初，餘長士回到上海，在上海永安棉紡三廠擔任行政副廠長，兼任廠部衛生室醫生。他用“雞血療法”開始在工人中推廣和試驗。
根據他編寫的小冊子《雞血療法簡說》說法，他為上百人注射雞血後，蕁麻疹，咳嗽，失眠，胃痛，胃潰瘍，月經過多等症狀，都有明顯改善。
他的這個成績很快引起了上海市靜安區的注意。靜安區組成了研究小組，設置了實驗室，對此療法立項研究。
一場即將席卷全國的“雞血療法”風潮，由此開始。
為什麽現在看來如此荒誕不經的做法，在當時會得到組織的重視，並且專門立項研究呢？
這要結合當時的大環境來看。
二
當時，國家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技術革命"上來。其核心是發動群眾破除對外國、對專家、對書本的"迷信"，全民辦科學。
尤其要批判那些瞧不起群眾的發明創造、對新生事物冷嘲熱諷的專家，破除對這些人的迷信，破除條條框框的限製，發揚祖國醫學遺產，土洋結合，創建祖國新醫學。
當時在這種氛圍之下，各種大膽表決心的醫學領域口號不絕於耳。
比如，有群眾提出，要在兩三年內找出對十大疾病有效的藥物，“讓高血壓低頭、腫瘤讓路、血吸蟲斷子絕孫"。
也有群眾發明了據說超過當前國際醫療水平的治療高血壓、破傷風、小兒麻痹症、麻風、糖尿病、梅毒、慢性腎炎等疑難病症的中醫藥療法。
做出這些“發明”的土專家，有數十位被醫學科學院聘請為特約研究員。
1959年，報紙又指出，不要對中醫治療辦法中暫時還不能作出科學解釋的部分輕易加以否定。
因此，“雞血療法”作為一種新生事物，領導總體上持肯定態度，認為這是"已經出現的技術革新成果"，應當"抓鞏固"，"抓提高"。
在大政策的指引下，這個項目被充分重視，隨後得以立項，研究，並且火速紅遍了全國。
三
1959年夏天，靜安區成立雞血療法研究工作組，地點設在區中心醫院東院。
這個項目立項之初，沒有經過專家審核，工作組也不是由這個領域的專家。
所以，這項研究缺乏科學常識，以及科學的實證體係，更多體現的是個人意誌和領導意誌。這在當時屬於普遍現象。
研究組首先做動物試驗。一是雞血注射的有效性研究，二是雞血注射的安全性研究。
他們給6隻家兔注射雞血，測量注射前後的各種變化。
但研究組的動物試驗動物試驗的樣本量不大，試驗周期過短，試驗數據不全，研究結論大多為推測。
盡管也有活生生的病例證明，雞血療法會產生一些副作用，並且會發生雞疫感染人體。但政績衝動掩蓋了理性判斷，衛生部門想快速進行"雞血療法"的臨床試用，並將試用計劃上報給了上級。
臨床試用涉及多家醫院，為保險起見，1959年底，衛生部門先後召開了3次專家會議，意在討論"雞血療法"臨床試用的可行性。
盡管領導積極傾聽專家的意見，讓大家暢所欲言，但專家們都察言觀色，並未對此項目提出異議。
沒有反對意見，衛生部門批準了"雞血療法"的臨床試驗，並根據專家意見初步選定胃及十二指腸潰瘍、支氣管哮喘、慢性支氣管炎等7個病種進行臨床治療。
第一階段臨床試驗，研究組認為，"雞血療法"對某些病種具有顯著療效。部分病例在注射雞血後出現食欲明顯增加、思睡、精神爽快、大便通暢的現象。
也有一些病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過敏反應，有些患者還因害怕副反應和微生物感染而放棄治療。
但研究組認為這些過敏反應均可在短期內自行消退，未予以重視。
(餘昌時1903-1994)
四
盡管這些病例中，沒有1例完全治愈。但"雞血療法"的臨床研究還是取得了初步成效，領導頗為高興。
在“雞血療法”座談會上，大家一致認為，認為這是區衛生工作中很好的技術革新項目。俞昌時因為"大膽創造試用雞血療法"獲得了肯定和表揚。會議鼓勵他要"進一步研究其療效為勞動人民更好的服務"。
1960年初，會議指出，必須打破少數人關起門來搞技術革命的舊框框，要發動廣大職工群眾大鬧技術革命，作到工程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相結合。
領導幹部必須深入群眾，深入運動，及時發現苗頭，抓住苗頭。
對已經出現的技術革新成果，必須抓鞏固、抓推廣、抓提高……將技術革命推向更高的階段。
在這樣的形勢下，研究組加快了推廣試用的步伐。
1960年春天，靜安區衛生部門增加了"雞血療法"的臨床試用單位，這些試用單位包括靜安區中心醫院、靜安醫院、上海廣慈醫院兒科、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上海公用醫院等機構。
在領導看來，因為這是新生事物，不支持就可能犯錯誤。
這些醫院甚至直接開設門診，提供鮮雞血注射。
"雞血療法"研究課題還得到了一級衛生部門的注意，領導亦提出了研究要求，研究組的幹勁更大了。
但經過近2年的臨床試驗，研究組認為這個療法，對功能性月經過多，消化性潰瘍等病症療效顯著。但副反應問題也比較嚴重，一些人發熱，還有出現了局部淋巴腺腫、蕁麻疹等不良反應，甚至發生了較嚴重的休克。
研究組決定改變研究方向，逐步停用鮮雞血注射，改用脫敏雞血粉進行臨床試治。
但是，這個研究方向遭到俞昌時反對，他堅持用鮮雞血注射，並堅信療效。
他私自印發了一本《雞血療法》，共輯錄了一百多個病例，並且宣稱，雞血療法屬於國際領先的技術，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隻進行“秘密研究”，有相當多的內部人士私底下在悄悄使用。
靜安區組織的"雞血療法"的立項研究，尤其是第二期的大規模臨床試用，給俞昌時的宣傳起到了背書效果。
俞昌時的小冊子的傳播很有效果，各地"打雞血"現象在多地蔓延，逐步傳播到南京，西安，北京，天津等17個省、市、地區。
這期間，一級衛生部門發現了這些大量的油印小冊子，對宣傳內容深表懷疑，責成上海調查此事原委，並妥善處置。
五
1965年夏天，針對衛生部的調查指示，上海市衛生局專門召開了一次專家會議。
與會人員有不少是生物醫學領域的權威。既然中央要求調查，20多位專家們都說了實話，並且做出了以下結論：
1、鮮雞血不安全，不推薦臨床。特別是鮮雞血治療的均為慢性病，該病本身無多大危險性，而治療卻冒著危險更值得考慮。
2、遠期療效又不明顯，且副作用較大，建議臨床不使用，以免發生危險。
可能是為了給領導留點麵子，他們下結論時也還留了點餘地，稱，還可對脫敏雞血粉繼續研究。
但此後，這項研究最終不了了之，且一直沒有研究成果發表。
根據這份調查報告，衛生部門下發了《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要求各方禁止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病人治病，並勸阻群眾打鮮雞血的行為。對於群眾中流行的各種傳說，應進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釋。
但餘昌時對雞血療法的傳播並未停止。
隨後，十年探索期開始，雞血療法又得到了更高級別人物的肯定，到1967年，1968年，雞血療法成了一種真正的全國性的群眾活動。
在全國各地，能看到這樣的情形：清晨天不亮，衛生所或者醫院門口排著長隊，
每個人的籃子，或者網兜裏，都裝著一隻大公雞。
公雞感覺自己命不久矣，發出刺耳的尖叫。撲棱著翅膀掙紮幾下，有的還猝不及防的排泄。
可謂人群公雞共一色，雞屎和雞毛齊飛。
隨著打雞血的流行，副作用越來越顯現，不少人注射了雞血後休克，甚至死亡。
慢慢地，人們認識到了危害，雞血療法的熱潮退去，上世紀七十年代逐漸停止。
打雞血也終於歸入曆史，成為笑談。
參考資料：
《風靡一時的雞血療法》海*****
《1967年雞血傳奇》朱大可
《雞血療法醫學研究始末》中華醫史雜誌 張雲涵 熊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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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深一度｜深度報道：
告急的血庫，與“找血”的患者
北京通州的獻血車上，等待獻血的人們
直到丈夫住院之前，王怡都未覺得，用血是一件這麽“奢侈”的事——想讓親朋好友幫忙捐血，卻發現身邊的人都“陽”了；在網上發布求助信息之後，多位熱心網友雖然主動聯係，但符合捐血要求的，隻有一個人。
隨著寒冬到來、各類患者增加，以及各地陸續出現新冠病毒感染高峰，全國多地血庫啟動采供血應急預案中最高級別的紅色預警。多地血液中心滿足不了醫院的臨床輸血需求，不得不“卡著醫院的脖子”，按比例減少血液的分發。
以往，當某地發生“血荒”時，采用從其他地區調血支援的方法，在這個冬天失效了。在深一度的采訪中，各地血液中心紛紛采取措施緩解用血困難，不少地方的血液中心隻能由員工上陣捐血，充當“應急血庫”。
12月17日，國家衛健委《血站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引（第二版）》，修改“新冠患者康複半年內暫緩獻血”的條款，確定新冠感染者轉陰7天後即可進行獻血。
醫院給王怡丈夫開的優先用血流程單
找血
“必須有人給你定向獻血，給你優先用，你才能用上。”醫生這樣告訴王怡。
王怡的丈夫今年30歲，除10年前做過一次胃部手術外，身體一直很健康。但從2022年12月15日感染新冠後，久未發作的胃病突然又找上門來——12月17日起，他開始連續吐血、便血。挺到19日，挨不住了，才告訴王怡自己的情況。
王怡立刻帶丈夫做核酸、掛急診。12月20日，丈夫住進山西白求恩醫院，彼時，他已經開始吐血塊了。
住院兩天，王怡眼看著丈夫的血紅蛋白指數一路從70多掉到20，焦慮得睡不著覺。在辦理住院手續時，醫生就告訴她，以她丈夫目前的情況需要輸血，但醫院沒給他輸，“醫生就一直說‘你們去找血，找到了才能輸’。”王怡說。
醫生給了她一個“優先用血審批單”，上半聯是她丈夫的姓名、住院科室，用血需求，下半聯要求寫這次捐血人的信息：姓名、血型、本次獻血量。當時，她丈夫需要至少400cc的A型血，醫院要求“必須是1:1換”，這就意味著，王怡必須找到人去獻400cc血，丈夫才能用上血。“不一定非得家屬獻血，也不要求A型必須跟 A型置換，但是必須是等量置換。”王怡告訴記者。
那幾天，王怡自己也“陽”了，沒法獻血，她得找親友去附近的獻血屋獻血。獻血成功後，機器會自動生成一個係統碼，把碼條貼在審批單上，再把審批單交給血庫，患者就能用血了。
但王怡向身邊親友求助了一圈，發現身邊竟沒有一個合適的獻血人。根據醫院最新的獻血要求，最後一次新冠病毒檢測或抗原陽性7天後才可以獻血，但符合獻血條件的親友，恰好都不符合要求。
在太原找不到人“換血”，王怡甚至聯係了外地朋友，但外地朋友紛紛把抗原檢測的照片發給她，“他們說自己現在也陽了，過兩天，等陰了一定給你獻去。”王怡回複朋友，“急救呢，你這過兩天是啥時候？”
12月22日，丈夫的情況陡然緊急，開始吐血。王怡實在沒轍，隻能請求醫院協調先給丈夫輸血。“他都休克了，醫生搶救時給他輸了400cc血。”回憶起那晚的情景，王怡膽戰心驚。
丈夫搶救過來後，醫生又找王怡，“你這兩袋血是欠的，你還得繼續去找血。”王怡說，除了急救欠下的這兩袋，她還需要找更多血“備用”——丈夫隨時可能需要手術，需要更多的血。
12月22日晚10點，王怡在微博上發布求助，隨後陸續有人給她私信留言，但大部分熱心網友都未滿足“陽性七天後”的條件，真正滿足條件的隻有一個——一名沒有陽過的大學生。確定對方滿足條件的第二天，王怡和公公就帶他去獻血點獻了400cc血。之後，公公還硬塞給了大學生1000元營養費。
血販子跟王怡在社交平台上的交流
告急
“用血難”在這個冬天格外嚴峻。12月27日，太原市血液庫存全線緊張，各種血型存量都在警戒線以下，太原市血液中心宣傳科科長田斌告訴深一度，其實從11月起，血液就開始緊缺了。“一開始我們還有庫存頂著，現在已經頂不住了。”田斌說。
據田斌介紹，一般情況下，太原市每日臨床用血量約600—700單位，每單位200毫升，按照這個供血量計算每天應有300—350人，每人獻血2個單位，才能滿足臨床供應。以12月25日的數據看，全天太原市采全血合計85人，165個單位，未到臨床用血量的1/3。
“太原11月沒有封區管理，但也是靜默狀態。”田斌說，那陣子太原街麵上幾乎沒人，跨區交通需要有通行證才可以，人們也不出門。“獻血的人都出不來了，可醫院每天都在用血。”
11月底，太原市血庫庫存降到警戒線以下，庫存告急。到12月29日，太原市血液中心傳來消息，當日庫存為2512單位。
田斌告訴深一度，血庫沒辦法滿足醫院上報的用血需求，隻好按比例減少分發，“比如今天某家醫院上報血庫需要100單位血量，隻能批給80，讓醫院拿回去自己分。”田斌表示，這也是無奈之舉，於是醫院裏一些臨床上可以擇期的手術，醫生會建議患者推遲手術時間。
這並非太原一地的情況。青海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員歐英估算，比起去年同期，血庫庫存出現了至少80%的缺口，“的確是卡住了醫院的脖子，他們要10個單位，可能隻給1個單位。”
“還有一種辦法，比如你們家人用血，那就發動你周圍的人去捐獻。你們家要用，（找人）去獻個血，你們家的事就解決了。”全國範圍內，互助獻血這一政策一直都在實行，對此，蘭州市血液中心的鬆嵩解釋道：“在獻血法十五條規定了，應急的情況下，鼓勵患者自體輸血或者是家屬進行互助獻血。”
在蘭州市，血庫也在吃緊的狀態下運行。蘭州每天醫療用血量約為260個單位，血庫能提供的治療量維持在160到180個單位之間。血庫缺血的直接原因是獻血人數大幅減少。在天津，正常情況下，每天有500-600人獻血，近期每天獻血人數隻有200人左右。安徽省毫州市甚至一度每天隻有30多人獻血。
血庫告急，但在灰色地帶，“血”的生意卻異常活躍。為了找血，王怡在所有社交平台發布了消息，甚至到閑魚上去發帖求血，一些血販看到信息後聯係了王怡，明碼標價2500元400cc，不講價，還告訴她“這生意在很多省會城市都可好做了”。
正在輸血的患者
陽後6個月改為7天
“全國的血站都難。”江西省血液中心宣傳科鮑麗告訴深一度，一個半月前，北京的血液中心多次給他們打電話要求調血，“突然之間，大家都不符合獻血條件了。”
根據國家衛健委《血站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引（第二版）》明確規定，感染新冠病毒(重型和危重型除外)，最後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或抗原檢測陽性結果7天後可以獻血，並提出，接種基因重組疫苗與接種滅活疫苗後暫緩獻血48小時的要求。
這一版本的《指引》於2022年12月17日頒布，在此之前，各地實施的第一版《指引》，要求新冠病毒感染者治愈後6個月內不可捐獻全血和血小板。
鮑麗透露，從2020年到2022年，全國的血庫大多是靠“拆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維持，“上海沒血江西供，江西沒血湖南供”，從時間上來看，各地的疫情暴發時間和血荒暴發時間是一致的，之前，因為各省市疫情未集中統一暴發，各地總可以通過區域調血來暫時周轉。但到年底，各地集中暴發新冠疫情，這就大大增加了用血的壓力。
根據四川省疾控中心近日發布的新冠感染情況問卷調查（第二次）結果顯示，截至2022年12月26日，省內21個市州183個縣（區、市）的158506名被調查者的感染率為63.52%。據江西省發熱門診哨點監測顯示，12月9日至22日，全省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發熱門診診療量呈持續上升趨勢，日均增幅23.45%。
鮑麗稱，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未陽”的人，還是“陽康”的人，都會謹慎獻血，“有些人‘陽康’了，但身體虛弱，有些人則考慮自己的親人感染陽性，到時候也需要用血。大家隻會在確有餘力的情況下才會主動獻血，否則都會再掂量掂量。”
深一度采訪了多市血液中心，得到的反饋是，四種血型中，A型血處於相對緊缺的狀態。采訪中，江蘇、山東、武漢等地血液中心均表示，庫存A型血不到3天的臨床醫療用量。
“全國可能都是A型血更缺。”蘭州市血液中心的鬆嵩說。“如果放開使用，蘭州庫存中的A型血僅夠使用5天。”
除去疫情緣故，冬季也向來是無償獻血的“淡季”，鬆嵩告訴記者，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首先，無償獻血占比很大的高校學生寒假放假，獻血中心無法進高校集中采血；二是受寒冷天氣影響，街麵上的行人減少，獻血車的人流自然減少；第三，各類疾病在冬季發病率更高，醫院的用血需求也更高。
亳州血液中心工作人員上陣獻血
一二月份會最困難
為了增加血液庫存，各地血液中心都在想方設法呼籲獻血。蘭州市血液中心與蘭州市出租車協會合作，為有需要的獻血者提供車輛接送服務。鬆嵩告訴記者，蘭州市血液中心先給以前獻過血的人打電話，詢問他們的健康狀況和獻血意願，必要情況下，派“愛心車隊”去專程接送獻血者。
毫州市中心血站專門安排了兩個工作人員發短信呼籲獻血，但毫州市獻血中心主任田義感覺“效果不是特別好”。
除了挨個發短信、打電話，田義聯係了當地晚報、電視台進行報道，鼓勵市民獻血。亳州血液中心還在自家微信公眾號發文章，並做了廣告牌立在各個獻血點。“我們以前基本上不會用告急這個詞，現在可以稱得上是告急了。”田義說，他幾乎把能用得辦法都過用上了，甚至後期還可能會延長采血點員工的上班時間。
在鬆嵩的記憶中，上次發生血量告急還得追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還是需要加大無償獻血宣傳，有些人對獻血還是抱有一定的顧慮，覺得有害健康。”他向記者解釋道，“人體紅細胞的壽命是120天，即便不獻血，這些細胞也會在體內自然代謝。”
青海省血液中心動員員工和員工家屬到頭獻血，十幾年來，歐英已經獻血14次了，她的愛人還獲得了無償獻血金獎（累計獻血8000毫升上），“基本上我們血站的員工和家屬都是這樣。”歐英說，“我們血站就是一個應急血庫。”
這兩天，青海省血液中心正在準備召開用血培訓班，培訓主題是“開源節流”。“開源”指得是廣泛聯係血源，“節流”是讓醫護人員們更加合理用血。“當患者的血紅蛋白在60g/L時，就處於相對貧血的狀態，此時需要輸血。當內科患者的血色素達到了60、外科病人達到80，醫院就不建議再輸血。”歐英說。
王怡的丈夫還沒出院，由於他的血色素尚未完全恢複，醫院無法為他安排胃鏡手術，這幾天，他的血色素剛剛高於50， 醫院就告訴王怡“不用輸了”。
“現在的庫存是曆史以來最低的一次，沒有這麽低過，”歐英說，“最困難的是1月和2月，需要我們咬牙堅持過去。”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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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曉｜我在南方住養老院：封院的日子
疫情之前，誰曾體會過養老院“封院的日子”。
三年疫情，紮實體驗個夠。
沒辦法，老年人是高危群體，應當保護好他們。尤其最近社會麵放開後（機構依舊還在封院），養老院中陸續感染，死亡和重症的情況的確相較之前要嚴重許多。
這三年來，我們一直恪守製度及時封院。但個中心酸無奈，豈是寥寥數語可以表達。
院門口的監控連著官方係統，隻要進出和經過都有記錄。家屬不能探視，老人不進不出，連所有員工也是24小時封閉在院內。更有甚者，有關部門在半夜來院突襲檢查，數人頭，看看登記在冊的人員有沒有都在院中。
這一切都是為了疫情防控，能理解。可還是挺難的，老人難，員工更難。
未曾封院的日子經常有家屬過來探視，煲個湯送些菜，看著父母心滿意足吃完。拉著手談談心，敘敘家常。人是情感動物，需要麵對麵的情感交流，需要接觸和溫度。要知道住進我們養老機構中的老人，當然也有時間長的，但平均在院時間不足一年，很多老人都是住進來幾個月即離世，即便子女常來探望，也是見一麵少一麵。疫情當下，探視無望，甚至有機構被要求做玻璃“探視牆”。
2020年疫情剛開始時，還沒有封院這一說。 “封院”，似乎是個時髦詞語。但我們企業高層敏感度高，要求所有機構自行封院，那一年農曆春節，院長和同事們都在養老院中過年。
也許封院管理曾經卓有成效，2020年，我們無一家養老院有老人和員工感染。看著國外老人的死亡數據激增，最後集中放棄治療，甚至呼籲由老年人給年輕人讓出呼吸機，我們不由慨歎西方社會中人性的利己與冷漠。
然而封院很快變得普通且頻繁起來，不再是企業自行要求，而是變成一種行政命令。但凡當地發生疫情，養老機構第一時間就被要求封院管理。疫情嚴峻時分，院門口被搭上帳篷，日夜有人看守，所有進入物品都要進行24小時以上消殺。今年上海疫情期間，不少養老院中缺衣少糧，朋友甚至問我有無渠道給其他養老院買尿不濕。
剛開始封院時大家都很讚成，我們守護了老人的生命安全。然而三年來疫情一直反複，頻繁且密集，總聽說很嚴重，總聽說離我們很近，我們一直活在聽說中。然而切身感受來說，緊張過了頭就成疲勞，疲勞重複，久而久之也就有點“皮”了，總之身心疲憊。
疫情剛開始時我曾感慨，我們身在養老行業如此幸運，畢竟那麽多企業停工，餐廳停業，學校停學，但養老院可以封院管理，我們總不能把已經住著的老人遣散出去。在疫情最吃緊的時間裏，很多地區都在靜默，然而我們養老院總還是正常運營著。
封閉期間住在養老院也有不少好處，至少不用擔心食物，雖有漲價和限量，但總歸是有。那麽多老人和員工住一起，有工作、活動、交流，不至於一人或一家獨立隔離，與世隔絕的感覺。
然而封院的味道很快就變得不一樣——當其他場所封閉七天、五天、三天就可以解封時，養老院的解封卻變得遙遙無期。每當一個城市疫情來臨之時，養老院成為了總是第一時間封院，最後才能解封的場所。
院長無奈，老人無奈，員工更無奈。有時封得太久，所有人都仿佛失去了力氣，從開始還盼著解封到後來已經不再期望。每次一聽說有疫情就知道必定要封院，員工甚至被迫在院中常備行李。大的院際還好，有住宿條件，小的機構員工隻好臨時住進倉庫。
今年上半年疫情最嚴重時，我們全國各地的所有養老院都被迫封院，老人隻出不進，員工紛紛離職，居家業務不能開展，社區服務中心統統停業，損失慘重。
有養老院從情人節封至端午節，員工穿著羽絨服住進院裏，到穿短袖的季節還沒能出來。實在沒有衣服，社區捐獻了一批。終於等到解封，好不容易招來的員工跑了大半。有員工對院長說：“我也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我照顧了別人的父母，可誰來照顧我的父母孩子呢？”話已至此，我們也不知該怎麽挽留她，一點辦法都沒有。
招人本就不易，院長欲哭無淚。院長壓力最大，防疫、入住率、員工都壓在身上，沉甸甸的擔子，沒有退路。
今年十月起又迎來第二波長時間封院，至今尚未解封。員工穿著短袖進院，在漫長的等待中迎來寒冷的冬天。
總是封院，老人不方便就醫，家屬不方便探視。有不少家屬都沒能見到至親最後一麵，遑論在臨終前多陪陪他們。有老人在疫情期間過世，但子女所在城市靜默，連葬禮都無法參加。疫情之下，太多傷痛。
此前我提過一些對養老院封院的看法，對於封院，反對的、讚成的都不在少數。誠然，作為養老機構，我們比任何行業都更想保護老年人，更應該對老人負責。但是封院真的能解決所有問題嗎？在外部環境越來越寬鬆，民眾終於能感到些許自由時，養老機構的封閉管理卻越來越緊，甚至安排人員在院門口蹲點。有次院長因運輸尿不濕的車輛進院被批評，可老年人能不用尿不濕嗎？一天都不能。
2020年初疫情伊始，我們企業在沒有要求的情況下率先封院，甚至組織誌願隊去支援武漢養老機構，那時所有員工都覺得，身在養老行業，保護老人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武漢都能去，封在院裏怕什麽？隻會更安全，每個員工都充滿力量。支援武漢之之際，甚至有老人給誌願隊捐款，他們說：“如果年輕幾十歲我也希望能去武漢，但現在我們年齡大了，所以盡量呆在院裏，不給國家添麻煩。”
那時候封院，大家總覺得熬一熬就會過去，畢竟眼下的困難而已，直到終於迎來被
正式要求封院的生涯。
三年來，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不知何時就會被封，不知何時解封，隻要一有疫情就封。無人進出，無人探訪，無人問津，從無數個熬一熬，堅持一下就過去了，到最終多少人見不上親人最後一麵。員工也實在熬不住了，半歲的孩子失去母乳，很難招聘的護士留著淚對院長辭職：“我連自己的家庭都照顧不了，談什麽去照顧別人的家庭？”
三年了，養老院一直都是這樣封院過來，年輕人或許還有好多個三年，而對於老年人而言還能有幾個三年呢？今年封院的日子超過了一半時間，幾個院裏過世的老人達數百位。
封到最後，真的麻木了，即便家就在馬路對麵也不能回去。總是封了、解封，又封了，遙遙無期，看不到盡頭。有家屬向上反映，得到的反饋是：“你們去投訴吧，我們也沒辦法，都是要求。”封院期間，院裏不能收老人，家屬也不願意送過來，經營之差，成本之高，這些就不提了。從事養老行業，本就高風險低收入，但最怕的是沒有未來。
最辛苦的當然是院長。我與院長憤慨：“老人活到這個年紀，也都想明白了吧？他們怕的不是病毒，而是在有限的時間裏，還不能多一些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
院長感慨：“說是這麽說，真感染了，家屬怕又不是這個態度了。”
凜冬又至，但今年我身在南方其實未能感受到冬天的寒冷。然而社會麵的放開，猝不及防的疫情，風暴一般席卷了所有的養老機構。我們所有院際無一例外都被感染，不管是員工還是老人，即便我們仍處在封院之中。
疫情對老人的殘酷反而真正體現在了它看似被宣告終結的時候，許多老人重症，心衰，血氧飽和度不夠，高燒、無法進食，聯係家屬送醫，家屬放棄治療的竟不在少數。聽來無情，但有些家屬給出理由——仿佛這位老人活得太久，早已耗盡家中所有資源精力，他們再也照顧不動。加之老人身體狀態糟糕，他們甚至覺得放棄對彼此都是一種解脫。所以人老了——到底變成了什麽？隻是沒有價值的沉重包袱嗎？連續封了三年的院，在最後一刻連續潰敗，我們究竟又守護了什麽？
然而我想，我們還是要努力記得那些美好的東西。即便是封院，也並不總是一無是處。今年封院期間，我們開張了“忘不了餐廳”，我給院落裏搭建的連廊命名為“時光長廊”，我和老人們一起過感恩節，我在員工聚會上唱起“萍聚”。
“別管以後將如何結束，至少我們曾經相聚過。”
“隻要我們曾經擁有過，對你我來講已經足夠。”
南方的養老院，我想至少我曾經來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