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不幸的家庭，29歲我在美國讀大學
女性出走，去新世界冒險
迄今為止，孟夢的人生經曆過三次出走。
第一次是2010年，在職校第二年開學報到的下午，這個被迫學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著所有行李衝出校門，從此一去不回頭，她不願過如何學做一名高端體麵的服務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輟學後的孟夢在重慶發傳單，做模特，維持不被認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遠方工作的母親打來電話，用重慶話大罵，“難道你想跟你爸一樣死在那個爛地方嗎？”憤怒之下，她決定繼續出走，去海口，去廣州，到更遠的地方，見更大的世界。
現在是第三次，孟夢嫁給了一個美國丈夫，並跟隨丈夫的腳步在異國構建新生活。但這個過程並不容易，至少在來美國的前兩年，孟夢打心底討厭這個陌生的國度——因為語言的障礙，她甚至無法獨自去超市買菜，她仿佛陷入一種封閉的聾啞狀態。諸多擔憂曾在出發前浮現，如今也一一應驗，可孟夢還是選擇出走，把生活推向更遼闊的可能性。
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機，也夾雜著運氣與環境等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過往的母女關係裏：自打孟夢十歲起，母親便無法忍受父親的不斷出軌，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墊生意，此後八年再沒回過國。兒時的孟夢曾對母親有許多怨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親的選擇，“這是她求生的過程。”
孟夢的出走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故事，屬於她，屬於她的母親，也屬於成千上萬的、不甘於狹小世界的普通人：她們要向外走，向更良善文明的世界出發，贏得尊重與新生。
一
構建新生活
2019年，我跟隨丈夫來到美國。我們倆在廣州相識，戀愛，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經在這裏工作六年了，我們結婚以後，他覺得在中國的發展有天花板了，外國人就隻能到這了，就想回美國發展。那時我一直沒什麽穩定的工作，做做代購，擺擺攤什麽的，我覺得我過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我肯定跟著他去哪。
但來到美國以後，我經曆了非常艱難的適應期。語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礙，像美國這邊的人，他們非常習慣於那種口頭聊天，不管認不認識，都會隨便跟你聊一下天氣什麽的。我那時特別害怕買單的時候收銀員跟我聊天，他們說什麽我都聽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買東西，也不敢去咖啡館點單。
這已經不止是語言問題了，當我沒有辦法跟別人交流的時候，我仿佛是個精神上的聾啞人，就像一個小嬰兒一樣，曾經在國內建立的一些個人價值，身份感，引以為傲的生活經驗，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來一遍。我像是站在風中搖搖欲墜的最後一根樹枝。
到美國後我廚藝飛漲，中國菜可以喂養我生理和心理的歸屬感，燒菜也變得治愈
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後，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雖然奶茶店的老板是個中國人，但它90%的客戶都是美國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國長大的小孩，這是我真正了解這個社會的開始。
其實我當時差一點就放棄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個菜單給我，上麵有7、80種奶茶，我得在三天之內把基本的名稱背下來，在一個月裏學會製作所有的飲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資，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後來想了一下，難道我不做了，就一直這樣在家裏待著嗎？
我挺感謝自己當時跨出了第一步，然後強迫自己堅持了下來。我開始了解美國亞裔群體的生活，他們怎麽看待美國的政治，怎麽看待自己的身份。
半年後，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
可就我個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讓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邊的同事其實都還挺年輕的，二十二三歲，剛剛大學畢業，或者沒有讀大學的，他們是有迷茫的資本的。但我已經組建了家庭，可還是做著這種重複的、機械的，並不穩定的工作，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馳的，好多人會以為你去了美國，生活就是怎樣光鮮的，可其實沒有。我一邊覺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邊又推著自己融入，我知道這是我必須要經曆的過程。
剛來美國的前兩年，我對生活產生過很大的懷疑，當時我完全依附於丈夫才能生活。加州的生活費其實挺高的，我在奶茶店一個月也賺不了多少錢，隻有幾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飯的費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擔。我們雖然沒有太大的經濟負擔，但也沒有多餘的閑錢，比如我們會算著這個月不可以出去吃飯，現在我也幾乎沒辦法回國，因為機票太貴了，我要是回來的話，會對我們的經濟狀況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有一種作為女性完全放棄自我的焦慮，那時很沒有安全感。其實來美國前的兩個星期，我跟他說，我不想去美國了。現在回想，當時的情緒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個新的地方重新開始，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焦慮，說出來就成了我不想去。
但實際上，我對外麵的世界還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這個世界到底是什麽樣子的。那是一種對可能性的向往。
我完全無法想象，來美國兩年後，隻有初中學曆的我，會跟剛剛高中畢業的學生們坐在一起讀大學，這完全像做夢一樣。
二
母親的出走
出國生活的一部分底氣，或許來源於我的母親。我媽是那種有點愛闖的性格，她做一個事情的時候，會覺得去了再說，再怎麽樣都可以搞定。
她在我10歲的時候，便去了國外打工。
但她走的時候，沒有給我任何交代，甚至騙我說她去的是雲南，去三四個月就回來。有天我姨夫問我，我媽在哪？我說她去雲南了。我姨夫就很生氣，把我打了一頓，說我很壞，連著我媽一起騙他們。我那時才知道，原來她已經出國好幾個月了。
我媽一走就是八年，中途也沒有回來過。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她是很生氣的，而且那種生氣沒辦法表達，一直被壓抑著，它會從生活的其他方麵鑽出來。比如我媽說一句話，其實那句話可能也沒什麽，我身邊十個人跟我說我都不會生氣，但如果是我媽說，我也不知道那個憤怒是從哪裏來的，我就會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倆是沒辦法相處的。
我家住在嘉陵江邊，這座嘉陵大橋是重慶過去二十年經濟發展的證明，可是我們家這麽多年了還是沒有修電梯，爸爸說他已經爬不動六樓了
去年不是出了一個電影叫《The Lost Daughter（暗處的女兒）》，裏麵講一個媽媽，組建了家庭後覺得自己不甘於傳統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親的角色中一點點迷失了自己，結果她放棄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電影以後，其實對我媽有更深的理解，那時她在家裏的生活那麽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愛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覺得她並不是在拋棄我，她隻是在尋找自己，這是她求生的過程。
我媽其實已經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歲的時候就病假退休了，每個月拿以前單位的退休金，我媽在我姨夫的電器店裏做收銀員，家裏的開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飯、打掃、管我學習也基本都是她一個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麵出軌。家裏人也不會避諱著我，我記得我三四歲的時候，我媽就會拉著我去捉奸，和我父親對峙。其實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大的陰影，影響了我對婚姻的憧憬，和對親密關係的信任。
那時候，她大概是覺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於是她就徹底離開了。
我小時候最喜歡去的市場，賣菜，鍋碗瓢盆，衣服，什麽都能買到，這是一家舊貨二手書店
我媽離開以後，家裏就沒有人管我了。剛開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學的數學老師家裏托管，那個老師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她會說我，做飯的量也特別少，我總有種寄人籬下的感覺。後來我外婆看我可憐，把我接去姨媽家裏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歡我們一家，他們覺得我媽是窮光蛋，因為我一直沒人管，他們怕我把表妹帶壞了，旁敲側擊讓我爸把我接走。
初中我基本一個人住了，後來也沒考上重點高中，被家人強迫著去一所職業學校，每天就是學怎麽把餐巾折成千紙鶴的形狀，怎麽倒紅酒不會滴到桌布上。那時老師讓我們好好學，以後就能到重慶比較好的郵輪或者酒店裏做服務員。但我根本不想成為一個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務員。
第二年開學的時候，趕在學校5點關門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帶著就走了，再也沒回去過。
那時我剛滿17歲不久，開始了自己養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發傳單，做模特，開服裝店。做模特的時候，我基本走一個秀就能賺500多塊錢，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負責人，三天賺了7000多塊錢。那時候我還不到20歲，我對自己特別驕傲，那些高中畢業的同學沒一個比我能賺錢。
家鄉的老城步行街，過年時的樣子
直到我18歲的時候，我才又見到了我媽一麵，那時我已經認不出來她了，記憶裏她一直是個高大的能保護我的母親形象，結果那天我才發現，原來她那麽瘦小。我媽回來待了一個月又回南非了，我繼續我的兼職野模生活。後來，我忘了是因為什麽事，我們倆在電話裏吵了起來，她是那種特別直接的人，在電話裏用重慶話罵我，“難道你想跟你爸一樣，死在那個爛地方嗎？”
這句話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鬥誌，掛了電話以後，我問朋友有沒有外地的工作介紹，我不想再待在重慶了。
三
外麵的世界
最開始，我被朋友介紹去海口賣房子。說白了就是做銷售，也是這時我真正感受到，沒有學曆的人，隻能從最底層開始做起，連大公司的門檻都夠不到。當時，我每天要坐一個小時大巴車去市中心，到保險公司還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給你打雞血一樣。那時我的業績也不好，後來就沒再做了。
在海口斷斷續續待了一年，我也沒什麽朋友，當時真的很孤獨。2014年的時候，跟我關係好的幾個朋友聚在了廣州的一個酒吧，看世界杯決賽，給我打電話。從小沒有父母和家人照顧，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邊，他們就像我的家人一樣。當時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邊，再這樣下去我就要瘋了。淩晨四點我就買了機票，七點的飛機，從海口飛到廣州，之後再沒有回過海口。
我在廣州大橋上拍的珠江新城
也是這時我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麽樣的事業。我想做一名心理谘詢師。
其實我對心理學的興趣起源很早。小時候，我總在過察言觀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臉色來決定我該說什麽話，做什麽事，我對身邊人的情緒非常敏感。12歲的時候，我們班上好多人都在看《惡作劇之吻》之類的小說，但我在書店買的書叫《怎麽變樂觀》，或許是某種求生本能讓我形成了同理的能力，那時班上情竇初開的同學也很願意找我聊天，讓我出主意，我也很願意扮演傾聽者的角色。
那時候我有很嚴重的PTSD和焦慮症，但我並不知道，隻是會讀很多心理學方麵的書籍。它們讓我對一個人的動機和行為，包括如何產生心理疾病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響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延伸到社會。
後來我認識了一個朋友，她在讀大學的時候考了心理谘詢師的證，我知道有這個職業，但是從來沒有感覺可以離我這麽近。她告訴我，拿了這個證，就有可能做心理谘詢師——這對我來說就好像一把鑰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開這扇門。我不知道門後麵有什麽，但我一定要擁有這把鑰匙。
2017年，我考過了國家三級心理谘詢師的證。
當時是1月份，我一個人在電腦麵前查成績，其實我考的不是特別好，剛過分數線兩三分的樣子。在電腦麵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師、姨夫和姨媽瞧不起，沒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麽，但我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拿到一個證書。這是我活了23年以來最大的一個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種認可。這是一種安全感，一種被信任感，是我從小到大都沒有體驗過的。
等我拿到證書的時候，其實已經是五月份了。我很難去描述拿到證的感覺，好像你脫離了過去，看到了一點曙光，未來會產生一些改變。我一個人坐在外麵，看著那個證，它似乎給我的生命增加了一點色彩，即便我的整個生活還是黑白的。
在我拿到谘詢師證不久之後，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在廣州的一家心理學機構當課程助教。當時我的工作主要是幫忙對接課程老師和學生，主要工作是招生，當時心理衛生在國內不是很發達，我待的機構也不是很正規，它的收費實在是貴得可恥了，我覺得它在消費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這裏也待得不是很開心。
2019年5月23日，離開廣州去美國那天，這是我們住了三年多的臥室
後來我意識到，這張證書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麽用，沒辦法用來定義我是誰。
在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學機構求職失敗，對方拒絕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從模特到谘詢師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評價我太愛打扮了。可能在國內的工作係統裏，一個女性太愛打扮，就會被看成是很招搖，不太穩定的角色。
但學曆還是最重要的因素，那時，我便發現隻有傳統大學教育出來的學生，才能受主流心理學界的認可。如果我真的想從事心理學方向的職業，一個心理谘詢師證實際上是沒什麽用的，這對於科班出身的人來說可能是簡曆上的裝點，但大家最看重的遠不止這個。我必須走得更遠。
四
真正的冒險
來到美國以後，我丈夫幫我製定過一個七年的學習計劃，他是個很愛幫別人做計劃的人，加州的教育資源又非常好，免費的社區大學的師資、教材跟普通大學都是一樣的。那時我規劃前三年學英語打基礎，後兩年在社區大學學心理學專業，兩年後轉到普通大學學社工。
我對學曆始終是有執念的。很現實地講，在美國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碩士畢業，才有可能成為心理谘詢師，不然我隻能做一些自己沒有那麽滿意的銷售型工作。但更深層的原因，或許是我自己的童年創傷，小時候老師說我笨，父母覺得我笨，我身邊所有人都覺得我很笨，不是學習那塊料，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很笨。可我輟學以後，我慢慢意識到我對知識是有渴望的，我這麽喜歡看書，就好像隱隱地在向以前那些貶低我的聲音證明，其實我不是很笨，我是學習的那塊料。
第一次看到金門大橋的時候，我大喊：“虎門大橋！” 虎門大橋是廣東虎門鎮的一座連接廣州和深圳的橋
可我的內心始終在搖擺。前兩年我在社區大學學英文的時候，都是吊兒郎當的，我覺得我學英語隻是為了在美國可以日常生活，能買個菜，能看懂路牌，就這麽簡單，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讀大學。
去年秋季，我報了一個學分可以轉到正規大學的學分課，學習初階的學術寫作。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認真上一門課。那時候，我英語還沒有多好，口語隻是還過得去，閱讀水平也不好，剛剛開始嚐試看第一本英文書。但我在那門課的成績出奇優秀。老師給我們布置了一篇文章，寫跟家人一起度過的有意義、深刻、快樂的時間，我們班上20多個同學全寫的是過年過節，但我想了一下，我們家根本就沒什麽一起度過的很快樂的時間，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給我爺爺奶奶上墳，於是我便寫了這個。
老師看完我寫的文章後，把我叫到一旁，問我願不願意直接跳級到三級寫作，如果我願意，她很樂意幫忙寫推薦信。她說很喜歡我的文章，她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著寫完的。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一直給她鞠躬，說話都說不清楚了。
給我爺爺奶奶上墳的地方
學術寫作課給了我很多信心。這種信心是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體會過的。那天以後，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個可以製定計劃，並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開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
上學期，我報了我最恐懼的數學課，其實是統計學。我從小數學就特別差，初中數學就再也沒有及過格了，初二的時候老師一直勸我退學，怕我拉低班裏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學心理學，這門課是必須的。
上課那天我特別緊張，聽講的時候，我還感覺我都聽懂了。結果一做作業，五道題，做了兩個小時，一道題都沒做對。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覺自己的夢想破碎了，原來我並沒有我以為的這麽聰明，我還是那個初中畢業，沒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經28歲了還想讀大學，就感覺自己特別傻，不自量力。
我也和一個也在美國讀書的女生聊過，她知道我打算學心理學或者社工，一直奉勸我不要學文科，說了很多可能會失敗的喪氣話，覺得我有點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覺。但我就是喜歡，不管別人怎麽潑冷水，我都會堅持自己想做的事。
我開始花很多時間去做一道題，可能寫10道題要花六七個小時，一直做到我會為止。我第一次刷題的時候，那幾個章節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後考試的時候，我們的考試時間是1小時15分鍾，我花了20分鍾就把所有題都做完了，做完以後，我還重頭做了第二遍，40分鍾交了卷。我每次考試都是100分。到最後一次考試前，因為老師會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績，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參加最後一次考試，即便是0分，我還是拿A。
我終於開始係統地學習心理學了
我是最近才開始喜歡上美國的，之前我很討厭這裏，我感覺它就像一麵鏡子，光線太強烈了，一直刺痛著我。其實它隻是照出了我本來的樣子。
我以前一直覺得自己很牛逼，雖然我沒有學曆，但我很聰明，雖然我沒有一個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識儲備。但其實就是因為太自卑了，我才會不斷地用這些來包裹自己的自卑。這兩年在美國的生活，被迫讓我開始麵對自己的那些裂痕。
說實話，我的成長背景非常影響我感知未來的能力，我那時離開學校，離開重慶，也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麽，我就覺得我要這樣做。我從海口去廣州，再從廣州來到美國，我做每個決定的時候，都沒有考慮過未來要如何，我覺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許是因為我小時候老是覺得每一天都過得不好，所以現在我形成的觀念是，我必須要保證我現在過得好，我也不想以後會怎麽樣。
現在，我已經29歲了，跟我同班的同學們才高中畢業，而我的冒險剛剛開始。
作者 門羅 | 內容編輯 何曉山 | 微信編輯 李心意
=============================================================
從搶口罩到蒙脫石散，藥店老板的這三年
文 | 李曉芳
編輯 | 王一然
一藥難求
新年第一天，藥店老板韓方印手上的幾十盒蒙脫石散被搶空了。
這種治療腹瀉的藥劑脫銷，起因是一張被瘋傳的微信截圖，圖中網友提到“國外登頂的某毒株主攻心腦血管和拉肚子，有條件的請準備蒙脫石散、整腸生”，盡管這一消息還未經證實，各大藥房的蒙脫石散依舊在一夜間顯示售罄。
韓方印覺得沒必要囤，“每個人體質不同，不是說你得了就一定會拉肚子。搶藥隻會造成不必要的驚慌。”但他也在聯係各家醫藥公司，希望能再進一些蒙脫石散，隻是都沒貨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這個東西就是隨行就市，畢竟是經商，商人得以利益為主。而且疫情三年，過去基本都是虧損，也是想賣點掙點錢。”
陸續有醫學專業人士針對截圖辟謠，但韓方印還在接到各種求購蒙脫石散的電話。他推測，許多人是被上一波買不到退燒藥的情況嚇怕了，“大家會想我這次不能吃虧了，不管多少錢，都得先備著。”
如果看過一藥難求的場麵，或許就很難苛責如今瘋搶蒙脫石散的人們。韓方印記得自己免費送退燒藥的第四天，送出去的藥包數量是1022包，是人數最多的一天。
那是2022年12月17日，商丘的氣溫一直在零下徘徊，生病的人似乎也多了起來，大街上時常能聽到悶悶的咳嗽聲。領藥的人在韓方印店門口盤了一圈又一圈，有戴毛線帽，裹著黑色羽絨服的老人，還有為家裏的孕婦或小孩來求藥的人。
藥包很簡單，一張白色包藥紙，3粒對乙酰氨基酚片。後來領藥的人太多，擔心藥片不夠，又改成每人2粒，孕婦4粒。來不及打印藥物服用說明，韓方印和幾個店員隻能送一包藥叮囑一句，“低燒不用吃，高燒（38度5）吃一片。”一天下來，他嗓子啞得幾乎再說不出別的話。
送藥是因為“心裏著急求藥的人太多了”。韓方印說。12月7日，國家發布“新十條”疫情防控政策之後，藥店的熟客和一些朋友給韓方印打電話，說到處都買不到布洛芬，希望能提前囤點退燒藥。很快，一波新冠感染高峰抵達韓方印所在的河南省商丘市，每天來問藥的人沒斷過。
其實韓方印手上也沒多少藥。“新十條”發布後的第二天，他找相熟的醫藥公司進藥，“布洛芬沒了，連花清瘟半個月前就搶光了，其他常規的感冒藥、清熱解毒類的、抗病毒的，這三大類一盒藥都沒有。”
隻有一家本地醫藥公司手裏還剩十來瓶對乙酰氨基酚片，一瓶1000片，沒有漲價，還是27元一瓶，“別的公司已經漲到80多（塊），甚至100多（塊）了。”他有預感，人們接下來會麵臨一段難熬的時間，“隻是沒料到這麽嚴重。”他將十幾瓶退燒藥全買了下來。
問藥的人越來越多，韓方印想，幹脆將一瓶藥全拆分出來，“每個人拿幾粒藥就夠退燒了，但生了病買不到藥的人，心裏得多著急。”12月14日，他先在藥店的會員群和朋友圈裏發消息，買不到藥的人可以到店裏免費領藥。
有朋友幫他將消息發到各個短視頻平台上，韓方印說，從12月15號開始，他的手機幾乎是一分鍾進一個電話，“一天最低得四五百個電話。”
●在韓方印藥店門口排隊領藥的人們。講述者供圖
來領藥的人裏有許多是孕婦，光12月15日一天就有60多位孕婦找韓方印領藥，“懷著孕本來就有很多藥不敢吃，對乙（酰氨基酚）是孕婦能用的。”還有一些有冠心病，得過心梗、腦梗的老年人不敢隨便吃藥，也買不到藥，家裏人看到抖音上的信息，就到韓方印藥店裏領一包藥。
感染潮最嚴重的那幾天，連醫生手裏也沒藥了，“我們商丘市第一人民醫院，商丘最大的醫院，給哺乳期婦女、孕婦做檢查，都沒有這藥，醫生就給她們說我這還能免費領幾片。”許多人更是從商丘周邊的鄉鎮，開上幾十公裏的車趕過來，“你想我藥店在市區都沒藥，下邊各個縣城就更缺。”
一天夜裏12點，韓方印手機響了，他接起來，立馬響起一陣哭聲。安撫半天，韓方印好不容易弄清楚，電話裏是一位有8個月身孕的孕婦，已經高燒兩天，不敢隨便吃藥，在縣城裏也找不到藥，隻能用物理降溫方式，但體溫一直下不去。
韓方印給她發了地址，孕婦的丈夫連夜開了70多公裏的車趕到商丘，淩晨四點多從韓方印手上拿到幾粒退燒藥。這位年輕的丈夫開著車在商丘轉了半小時，試圖找到一家開門的商店，給韓方印買幾包煙作答謝，沒能成功。最後隻好給他買了一大袋早餐，掛在藥店門口。
韓方印說，政策剛放開的那幾天，每個進藥店的人都是肉眼可見地慌張，“也是心裏沒底，這個病毒到底咋樣？”他用“渴求”來形容每個買藥人的眼神，“就是找了很長時間，很渴望的那一種。”
兩個星期下來，韓方印大約送出去了9000多片對乙酰氨基酚。但藥物緊缺的情況一直沒有徹底解決，有人來問布洛芬，或者兒童用的美林布洛芬混懸液，他還是隻能抱歉地回答“沒有貨”，韓方印苦笑了一聲，過去三年他天天盼著解封，好不容易熬到解封，“結果貨架上都是空的。”
被管製的“四類藥”
韓方印今年33歲，從事醫藥行業15年，最早從銷售幹起，2019年底開了自己的第一家藥店，想著好歹能做個安穩點的營生，2020年就來了。那時人們的恐慌和如今一樣，都是先從囤物資開始的。
武漢宣布封城那天，韓方印店裏所有的口罩被搶購一空。最搶手的N95口罩韓方印壓根就沒見到過。普通口罩的價格也一天天往上漲，從幾塊錢一包漲到幾十塊一包。
方海是上海一位連鎖藥店的經理，她在那段時間報過好幾次警，“口罩太稀缺了，和現在的缺藥情況一樣的，供應不上。
”有些顧客接連跑了幾家藥店都沒買上，“那時新冠致死率還比較高，大家都害怕。”情緒一急，就容易和藥店工作人員發生衝突。後來一段時間，一些大型連鎖藥店開門發放口罩之前，警察會先在附近站好崗。
沒過幾天，網上又開始有消息說雙黃連口服液能預防新冠。韓方印記得很清楚，“那是第一次搶得恁瘋狂，半夜天都黑了，還有很多老客戶打電話問，你那還有嗎？給我留點，我先把錢給你轉過去。”但韓方印說，那也隻是一夜的瘋狂。第二天辟謠文章一出來，搶購風潮很快就過去了。
起初，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疫情或許很快就會過去。
但從2月初開始，各地陸續叫停治療感冒、發熱、咳嗽等藥品，要求原地清理登記封存，同時要求藥店定期上報有發熱症狀，購買治療感冒、咳嗽等藥品的人員。那時還沒有統一上報的小程序，各家藥店都是手寫登記冊。
在方海的記憶裏，那是最難的一段時期，“一個口罩要戴好幾天，酒精整個藥店裏就一瓶，灑了就沒了。過了幾個月，口罩供應才算恢複正常。”但她總覺得，大概也就持續半年時間，一切就會恢複正常。
然而到疫情的第二年，韓方印開始考慮將自己的藥店轉讓出去，“一直想轉，一直轉不出去。”
2021年初，因為疫情反複，加上當時臨近春節，人員流動頻繁，針對發燒、止咳、抗病毒、抗菌素四類藥品的監管規定更加嚴格，各地開始要求購買四類藥品必須實行實名登記，禁止向14天內到過中高風險地區的人員出售這幾種藥品。
●韓方印的藥店裏，等藥的人們在排隊。講述者供圖
在通告裏，各地藥監局要求藥店發揮早期監測的“哨點”優勢，早預警、早發現、早檢測。許多藥店老板提到，嚴格監管限製四類藥品的銷售，對藥店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韓方印解釋，對小型藥店來說，感冒、咳嗽、發燒一類的藥品大約占60%的銷售額，“藥店經常接待的客人除了慢性病，就是生些小病的客戶，一般也就是感冒、咽痛之類的。”
疫情之後，大家習慣了戴口罩，減少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患感冒的人本來就少了許多。一些城市一旦出現確診病例，更是會直接叫停四類藥品的銷售。韓方印估計，自己藥店四類藥品的銷售額已經降到了30%左右。
一些大型連鎖藥店也很難在衝擊下維持運轉，在各家上市公司發布的年度財報裏，2021年，國內四大連鎖藥店的關店數量達到新高，共關閉了441家藥店。
韓方印覺得2022年的情況更加難熬。首先是封控的頻率越來越頻繁，商丘去年就“靜默”了三次，韓方印的藥店在12月放開之前已經關了三個月，他說閉店不是政策要求，“靜默狀態下藥店還是能開門的，可是沒有藥啊，也沒人出來買藥。”他每天打開店門，看不到一個客人，然而開著店就得花電費、人工費，“掙不到一分錢，全賠進去了。”
四類藥品停售的頻率也越來越高，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出現確診病例，藥監部門就會要求下架封存四類藥品。
實際上，許多省份在2022年開始抬起禁售的閘門，例如河南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5月31下發通知，規定全省藥店允許銷售“四類藥品”，實行實名登記報告製度。
但一有病例，通知全部作廢。8月，商丘市下轄的永城市發現一例核酸檢測陽性人員，全市實施臨時管控措施，所有藥店暫停銷售四類藥品。
各個城市的規定也不盡相同，一位浙江某市的藥店老板說，11月因為要保障省運會的正常舉行，浙江省要求購買四大類藥品後，24小時內必須做一次核酸檢測。
可到了她所在的城市，除了購買後做核酸，還要求顧客必須憑24小時核酸檢測報告才能購買四類藥品。省內其他城市有的直接禁售，有的在政策上加碼，24小時內不做核酸則賦黃碼。
跟不上的產能與薄弱的農村
韓方印很篤定地說，“目前缺藥的局勢，不是這幾天裏大家搶藥囤藥就能造成的。而是從疫情一開始的時候，這三年裏邊就給醫藥行業的人製造了一個未知數。”
韓方印指的未知數是，整個行業的人過去可能都不知道到底要生產多少退燒、感冒和止咳藥。因為頻繁停售四類藥品，他的藥店不知積壓了多少感冒藥，放著放著就過期了，他隻能選擇銷毀。
“藥店賣不出去，隻能減少進貨；醫藥公司就發不出去貨；廠商那邊生產出來，又賣不出去，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了。這三年對藥品一直是沒有合理安排的。”
在監管時期，相關部門希望藥店發揮“哨點”作用，監測購買四類藥品的人群，及早報告感染情況。然而在12月“新十條”發布之前，沒有人通知作為前哨的藥店提前儲備藥物。
倉促之下，秩序被破壞。“新十條”發布後，韓方印始終在找藥。他是一名從業經驗豐富的醫藥人員，認識無數本地的、外地的醫藥銷售、生產商，所有人都告訴他，退燒藥的需求一下暴漲，生產線很難及時跟上，“現在的供不應求，是從一開始就鑄就的。”
有認識的生產商告訴韓方印，放開沒多久，很多工人就感染了，生產線上一直沒能滿員運作，產能跟不上來。
物流環節因為快遞員感染同樣停滯了很長時間，韓方印12月17日訂的一批藥，5天後才剛給他發出運單，而路上還不知道需要卡多長時間。他能做的也隻有等待。
●藥店店員在發藥，叮囑高燒的話吃一片。講述者供圖
大城市的情況相對好些。方海工作的藥店在去年12月也迎來了一大批購買感冒藥的顧客，她的一位藥店朋友開玩笑，“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感冒藥也能成為網紅。”
但比起2020年的兵荒馬亂，方海說，進門的顧客已經沒有那麽慌張了，“心態也不一樣了。”她推測，或許也是因為上海在2022年3月剛經曆一場漫長的封控，“有人家裏可能還留著抗原，有一些儲備藥。”
廣大的農村無疑是最薄弱的環節。12月18日，韓方印的大伯給他打電話。大伯是村長，語氣焦急，說村裏的診所到縣城都已經買不上藥，老人冬天常用的退燒針也沒了，盼他想想辦法。
韓方印手上還有最後一點庫存，他給大伯寄去了1000片布洛芬，還有板藍根片、西洋參膠囊，供村裏老人使用。
韓方印老家的村莊隻有1000來人，老人占了十分之一，大多數年輕人外出務工，村莊顯得更加衰老虛弱。藥寄回去沒多久，韓方印就聽大伯說，村裏家家戶戶都開始發燒了，“先是一家一兩個，很快家裏人都染上。”
很多老人熬不過這個冬天。他聽大伯說，剛剛過去的4天裏有5位老人去世，年紀都是七八十歲，有各種基礎病，“像農村咱本身條件都不好，冬天沒有暖氣。很多得病了上醫院也不現實，就擱家裏，治不好基本上就走了。”韓方印輕輕歎了口氣。
他還在免費送藥，十幾瓶對乙酰氨基酚片已經快送完了。如今一些醫藥公司有藥了，但價格還是漲得厲害，一瓶布洛芬進價能高達一兩百，“沒有回到正常市場行情。”
讓韓方印慶幸的是，感染高峰期暫時過去，來領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大家臉上的表情也有了變化，迷茫散了些，“這幾天大家心裏麵慢慢踏實了，最起碼晚上起燒，知道哪裏有退燒片，不會像剛開始，一片難求，到處都沒有。”
韓方印說，如今網上信息雜亂，許多人也隻能根據身邊人的經曆做判斷，“周圍認識的人症狀重的，家裏有老人的就很急，症狀輕的到現在就會覺得沒啥事。”盡管他覺得過去三年，我們或許可以做更多的準備。但不論如何，混亂和恐慌開始漸漸少了。
每天都有從韓方印手上領過藥的人給他發消息，感謝兩粒退燒藥讓他們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刻。韓方印或許可以好好休息幾天了。最初送藥的幾天，他幾乎一刻不敢合眼，很多電話是半夜打進來的，他生怕錯過，“如果不是情況特別緊急，也沒有人願意半夜打電話。”
因為頻繁接觸病人，韓方印很快也感染了。他記得有個晚上，淩晨一點左右，他實在撐不住，歪在藥店的簡易床上眯了一會兒。
兩小時後他醒過來，看到手機上多了二三十個未接來電，門口站了七八個來領藥的人。他的店門沒關，燈泡一直亮著，大家隨時可以進來喊醒他，但沒有人這樣做。大家隻是默默地等在門口，等著韓方印休息好，安靜地排隊領藥，說一聲“謝謝”。
（講述者方海為化名）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