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民（610）

來源: FormatRun58 於 2023-01-03 18:35:59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53247 bytes)

唐拉拉｜爸爸血氧69，我們決定不去醫院

01/03/2023

7天前的那一整個星期，我過得昏天黑地，不再關心世界，每日寸步不離地照顧被病毒擊倒的爸爸。那一周，爸爸一粒米都不曾咽下，我一口湯一口蜜一塊水果一塊糖地想方設法給他續命，心急如焚，也束手無策。

7天前的那個夜晚，我幾乎沒睡，眼見著他呼吸一點點微弱下去，意識越來越模糊，我怕我睡著了就再看不到爸爸醒來。

半夜開車去朋友家借來血氧儀，悄悄測了，69。第二天早晨測，76，脈搏隻有28，心跳的圖形沒有波紋起伏，隻是微微隆起，經常是一條直線。

我心沉到潭底，知道這已經危重了，但爸爸用僅剩的一點力氣拚命搖頭抗拒去醫院的提議——即便我已經聯係好床位有直接入院的奢侈條件。爸爸聲音微弱地說：去了就回不來了，還是在家安安靜靜地走。

幾年前，媽媽的最後關頭，插了管子，心髒停跳後還被做了十幾分鍾心肺按壓，那是爸爸最不能釋懷的一個傷痛，他後悔醫生來急救按壓的時候他沒有阻止。對於父母來說，多活一天少活一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走得安詳，身體不受折騰，意識不被打擾。

媽媽走後，我和爸爸多次談及生命的最後時刻要怎樣處理，爸爸每次都跟我強調：到最後時分，絕對不要搶救，絕對不上任何器械，一定要安安靜靜地走。我每次都答應得好好的，也以為肯定會這樣做。但真到這個時候，心裏糾結的呀，胃都一陣陣擰著疼。

思來想去，還是尊重爸爸的意願，就像我一家人一直共同認為的那樣：活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活著的時分是不是幸福、是不是有質量。而呼吸機和ICU的生活，何談幸福和質量？對我們來說，那樣痛苦的維生，再久都沒有意義。

於是把心定了下來，對自己聲明：好吧，不去就不去，咱們在家把每一分鍾都過好。如果分離時刻一定要來，那我們就手拉著手一起篤定地迎接好了。但沒到最後的時分，我絕不放棄。

第二天，是一個轉折點。我一邊做好了麵對後事的心裏準備，一邊發動所有能量尋得了最好的家庭救治幫助——醫生遠程診斷並給閃送過來的肺炎藥物，朋友閃送過來家庭製氧機。還有很多親戚朋友遠程送來了精神寬慰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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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永別的準備，我反倒能從焦慮擔心中抽離出來了。白天馬不停蹄照看父親，晚上坐在黑夜裏認真回想爸爸的這幾年。

說實話，爸爸這幾年過得並不好。媽媽走後，爸爸陷入了巨大的孤獨感中，他最需要額外關心的這幾年，我的心力卻正被小學生兒子和自己的事業追求拉扯著，哪個都沒顧好，經常焦躁自責。

爸爸的生活，也從每日給我們買菜洗碗、出門拍花拍草（封麵的花就是爸爸拍的），到漸漸隻能在家晾衣收衣，最近半年就隻剩每日呆坐沙發上看窗外日升日落。不出去跟老頭們聊天，也不看電視，也不再翻看他收集的門票糧票和郵票了，漸漸對什麽都沒興趣了。除了每晚跟孩子親親抱抱的一會兒有笑模樣，其他時間似乎都隻在靜靜地等待那個時刻的到來。

不知不覺間，爸爸活成了一個移動的家庭道具，而我對此不僅感覺無力改變，甚至偶爾會在心裏升起無名火——我都每日搜腸刮肚地給他講各種政治八卦社會新聞了，都跟他爭論美國到底壞不壞，日本到底是不是在中國偷偷開了國家不知道的小學了——我感覺我盡力了，但他還是越來越無生機。而且記憶偏差也越來越厲害，我經常要為一個他腦中臆想出來的事實跟他掰扯好多遍。除了想方設法給他做他愛吃的，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些什麽。

我們似乎都在機械地活著，雖共處一室朝夕相處，但對彼此的存在和內心，感知力越來越弱，我們中間，隔了一層透明玻璃。

但這一場始料未及的大危機，讓我突然把一切都拋在身後，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爸爸身上，他的每一個表情，手臂上的每一條血管，我都看得清晰無比，他每一次吞咽的痛苦，每一次艱難的喘息，我都感同身受——我有多久沒這樣關注爸爸了？！

這十幾天，我基本上就在廚房和爸爸床前快速切換，哄著喝水哄著吃口水果哄著喝米湯哄著吸氧。就像初為人母時一樣，幾乎沒吃過整飯——離開他床頭十分鍾我都擔心他這時是不是正想喝水而我不在身邊。不需要喂水喂藥的時候，我就拉著他的手摩挲著，隔著被子給他已經皮包骨的身體輕輕按摩，溫柔地給他嘮叨著有的沒的，像哄一個孩子。

這個過程中，我沒有覺得辛苦，相反，我覺得我心裏有些東西在複活，原來我與爸爸之間的距離，其實是我心靈灰塵的厚度。灰塵厚得已經結成了鎧甲，讓爸爸在我眼皮子底下活成了一具越來越健忘呆滯的木頭人。原來，我不是無能為力，隻是我沒有真正用力用心去做而已。

看著每日昏睡十幾個小時的爸爸，我腦中不停閃回和爸爸的種種過往：爸爸盤腿坐在火炕上，環抱著我給我讀格林童話；手把手帶我練大字；給我梳辮子；給我紮紙燈籠；跟我一起刻木頭槍；清早起來掃雪；帶我放爬犁；給我做蜻蜓網；清早從水田裏帶回來一網兜鯽魚瓜子；從市場給我帶回來一串母蛤蟆；起大早去供銷社搶購一大兜子沙瓤西紅柿；帶我看電影，回來路上回頭嚴厲地對跟在我身後叫我外號的熊孩子說不可以這樣；給我收集剪報並整整齊齊貼滿一本又一本；青春期早戀跟父母宣戰時，沒有批評我，而是給了我十塊錢讓我買想吃的零食……童年少年青年，春夏秋冬，一幕幕場景，在我眼前嘩嘩地閃過，如此鮮活，連溫度氣味都在。

我的心開始變得清澈通透，開始完完全全地貼近爸爸，就像阿凡達中小藍人用頭發連接他們的母體一樣，我重新連接了我的“母體”，我發現，爸媽的愛依然在原地，依然強大，依然可以源源不斷地給我輸送能量。我的心從一整年的憤怒和浮躁中沉澱了下來，安靜而堅定，重新充滿力量。

而爸爸一定是感知到了我想留住他的懇切，從抗拒吸氧到完全配合我的一切陪護指令，變得全然安心地把生命交付給我。雖然他虛弱不堪，但眼睛漸漸有光了。我們之間曾經的親密與快樂不覺間回來了，手握著手彼此看著，隨便說點什麽，都會感覺到“彼此真正擁有”的幸福。

生命長短不重要，重要的是質量，在家庭生活中，生命質量的唯一標準，就是能不能彼此相愛，彼此關注。被關注了，人的心靈就有光亮了，才算是真正地活著。而爸爸的物理生命，也就努力掙紮著跨過致命的病痛，真的一點點活過來了。

寫完才發現已經是31號了，這篇文字不小心成了我的歲末日記。

願無比慘淡荒誕的2022就此翻過，永不再來。

願2023，每個人都能從此健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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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點 LatePost｜無聲的風暴：奧密克戎來過北方村莊

12/30/2022

許多城市相繼迎來新冠感染高峰，經曆購藥和就診困難。我們走訪了河南省、安徽省三個縣城的多個鄉村衛生室，去了解農村地區的基層醫療係統如何應對衝擊。

眼見為實。在這幾個村莊，感染高峰比想象中更早來到、更早過去。與城市一樣，農村藥物緊缺、醫護人員緊缺。與城市不一樣，農村嚴重缺乏信息，對 “抗原”、對 “奧密克戎”，村民們感到茫然，村醫們開什麽藥，他們就吃什麽。村醫憑有限的知識、資源和經驗應對。沒有人搶抗原，絕大部分人不知道它。村醫無法知道誰感染了、誰沒有。

在村莊，人人都 “感冒” 了一回，村民蜂擁至鄉村診所，打針、吃藥，直到 “家家都燒過了”，一切又歸於平靜。

感染潮過去一兩周，這些村莊並沒有出現部分人想象的大量重症和死亡。可一些現狀比預期沉重，它不完全和新冠有關，而是幾十年來基層醫療係統問題的某些體現。

"家家都燒過了"

奧密克戎仿佛從沒來過這些村子，但人人都 “感冒” 了一回。

每個村民都能確鑿地回憶自己是怎麽得的 “感冒”：

“幹活的時候有點熱，把衣裳解開哩。”

“半夜起來解手凍著哩。”

“睡著覺猛然間冷了，那不就害病了麽。”

想要治療 “感冒” 的村民一大早就聚集在村衛生室門前。12 月 22 日早上 7 點 30 分，到了營業時間的衛生室還沒開門。“他們天天可累。” 有人體諒地說。兩個候不住的老人湊上前，“砰砰砰” 拍著卷簾門；另一位回到電動車上，按響車喇叭。“這門上有電話，給他打電話。” 鄰居好心提醒。

“我頂不住了，趕緊開門！” 電話一接通，一位村民立刻喊道。

醫生撩開窗簾一側，從二層的窗戶探頭往下看了看，“來了，來了。” 他說。

衛生室忙碌的一天開始了。湧進門的患者自動分成兩股，一股往右走，迅速把四個床位占上三個，一股往前走，盡量排在藥房窗口最前麵。

穿著厚珊瑚絨睡衣套裝，戴著兩層醫用外科口罩，醫生站到他藥房的大桌子前。桌上一半的空間擺著各式各樣的白色藥瓶，他撕下幾張方形的包藥紙，一張一張整齊排好；接著，手指從大大小小的藥瓶上掠過，拎起幾瓶，顛動著抖出幾顆藥：大白片、小白片、紅圓片、綠圓片、棕小片……一張白紙包著一位患者一天的藥，有拎走 4 個藥包的，也有拎走 6 個、10 個的。

等待是衛生室患者們看病的第一步。一般來說，一個村衛生室隻有一位醫生，管著全村 1000 多位村民的大病小情。如果哪位村醫像夏曉鈞（化名）那樣，恰好娶了一位上過衛校的妻子，那個村就有了一位護士；如果哪個村的醫生退休了，沒有年輕人願意接班，他們村就沒有醫生了。

要讓一個醫生在 1 小時內接診 10 位病人，那可是不小的工作量。他要是緊著給排隊的人開藥，打吊瓶的就得被晾著；他要是急著給輸液的紮針，開藥的就得排著。一位年輕的母親披散著頭發，也穿著厚珊瑚絨睡衣，帶著幾歲的小女兒來開藥，等了 20 多分鍾，拎走一塑料袋藥包。一進門就躺上病床的那位老人，也許因為等得太久，腦袋後仰著，鼾聲如雷。

病人們通過相互交流病情打發時間。我咳嗽、我幹噦（惡心）、我嗓子疼、我沒胃口啥都吃不下，“頭疼哩跟人夯一頓”。

距離 12 月 8 號 “新十條” 發布已經過去整整兩周，每一天來診所治發燒的人都少於前一天。家家都燒過了，一來就是一家人，沒聽說哪家給落下。從開門到關門，衛生室的病人一直沒斷。

感冒是當地村民每年冬天最常患上的病，大部分人家的房子門對著路，背後就是廣闊的農田，大風一路無阻地掠過土地，從後門灌進去，從窗縫灌進去。村裏不通暖氣，男女老少禦寒常靠那一身一身的厚珊瑚絨睡衣和用一層層毛氈手工縫的高幫棉鞋。

就像往年冬天一樣，村裏人認為天氣冷就容易著涼，著涼了就會感冒，感冒了就去診所瞧病，開藥、打針、輸液、回家。隻不過他們都能感覺到今年診所裏人多了些，排隊久了些，藥貴了些。隻有少數幾個村民認為自己確實感染了新冠，一個說：“傳染這麽快，反常”。還有一個說：“要不是病毒，身上咋能瓤（渾身沒勁）哩？”

在村莊，很少人知道 “奧密克戎”，也沒人鄭重地提 “新冠病毒”。兩周感染過絕大部分村民後，它逐漸從人們話題裏消失了。

每天早上九點鍾一過，太陽把人們從屋裏照出來，人們聚集在村裏的丁字路口討論村裏的大小事，比如羊的價格。一大一小兩隻羊，去年還能賣 1700 元，今年就降到 1300 元。

“你為什麽沒藥了？”

變化發生前，醫生們多少有些預感。就比如 12 月初那一天，鎮衛生所開例行視頻會議時，院長對著幾十位村醫模糊地說：“大家再堅持幾天。” 村醫們都已經給村民做了 100 多輪核酸檢測。

從這句話裏，村醫夏曉鈞領會到了領導的暗示——再堅持 “幾天”，那就是 “沒幾天了”。

村醫鄭勝山（化名）從每天的工作中感覺到防控政策在鬆動。11 月的最後幾天，他給村裏人做完核酸，像往常一樣把 “管” 送上去，兩天之後，大家還掃不出核酸結果。他感到異常。他很難確切的地回溯 “放開” 的消息是怎麽抵達他的診所，也許是從抖音上看別人說的，也許是誰把鄉裏的消息帶進村了，也許是村裏被封著的那家超市突然開門了。

村醫羅瑞安（化名）醫生獲得的依據就比較具體，12 月 7 號晚上，鎮衛生院的群裏發來通知：明天核酸不再做了。“第二天俺莊誰檢查出來陽性也沒叫隔離，這不就是解封了嘛！”8 號一早，他把之前鎖起來的感冒藥拿出來，擺回到藥房裏。

變化落到村醫們具體的工作裏，核心變化是：可以收治發熱病人了。

羅瑞安翻出了 5、6 種口服感冒藥，鄭勝山找到了 12 包小兒布洛芬顆粒和百十片撲熱息痛，夏曉鈞的儲備空洞，一片布洛芬都沒有。

之前上邊不允許接治發熱病人，並且隔三差五突擊檢查，查正在就診的病人裏有沒有發熱的，看醫生當天的每一張處方，檢視藥房有沒有擺著感冒藥，檢查別的房間是不是還藏著。

因為 “犯不著”，也因為 “擱著過期還賠錢”，醫生們已經很久不進感冒藥了。

起初，他們倒也不覺得之後可能缺藥。誰都認識不少醫藥銷售，有本地的，有外地的，這些銷售人員個個熱情，三天兩頭打來電話問，專程開車或者用包郵的快遞送過來。

幾天後，當鄭勝山的百十片撲熱息痛開始見底，他才撥通縣裏最大的那家醫藥代理商的電話。

“藥都搶沒了。” 銷售說。

對於很多城市裏布洛芬和泰諾一片難求的狀況，鄭勝山那時還一無所知，因此那一刻，他沒聽懂那銷售的話。

“啥藥都搶了？你為什麽沒藥了？” 他問。

等到他坐車趕到縣裏，醫藥銷售公司門口排著一兩百個等著拿藥的醫生。

12 月 10 號以後，來診所的發熱病人越來越多，夏曉鈞每天吃完晚飯就開車出村去找藥。20 號那天下午，眼看藥就要空了，他焦慮地鑽進車裏，從晚上 6 點半找到 10 點，跑了六家藥店，一直跑到 30 公裏外的縣城。

20 多年村醫幹下來，總有幾個關係不錯的朋友，他抱著一點希望，“想方設法也能搞一點回來”。再想方設法也隻能買到一兩千塊錢的藥，“這麽一小兜”，他指了指牆上給病人裝藥的小薄塑料袋。他先放棄了對布洛芬的希望，後來放棄了對口服藥的，但他的底線是一定要拿到退燒針劑，“隻要給人打上針，那也能退燒了。”

68 歲的羅瑞安騎上三輪車進縣城，在醫藥代理公司排了將近兩個小時的隊才買到藥。出發前，他單子上列了 20 樣藥，買回去的不到一半。

藥價一天一漲：有退燒功效的氨基比林針劑原來 7 塊多一盒，漲到 27 元，又漲到 44 元；維 C 銀翹片前一天賣 25 元，第二天賣 55 元；1000 片的撲熱息痛（對乙酰氨基酚片）原來一瓶 40 元，最近一次賣 280 元。

一向了解村民們在治感冒上消費意願的鄭勝山果斷拒絕了最貴的幾種，他總共要了 60 小盒藥，還擔心自己買多了。回到診所，兩天，藥又賣完了。

病人最多的那天，羅瑞安早上五點被村裏人喊起來瞧病，直到晚上十點多都沒來得及洗臉和刷牙，早飯是下午兩點吃的，午飯是晚上十點吃的，忙到雙腿發軟。

病人一個連著一個，先是把輸液室的兩個床位和四個沙發位坐滿了；接著是門廳的五個沙發位；來輸液的村民漫進小院，五六個人坐在院子裏的板凳打吊瓶。他實在分身乏術，隻好把沒學過醫但是多年來一直跟著照應診所的妻子喊出來幫忙。“慌得不能行”。村醫妻子回憶那些天，她要換吊瓶、還要 “起針”（把針拔出來）。

盡管夏曉鈞通過加快動作來避免診所出現 “人擠人” 的狀況，他的鄰居還是目睹並隻能任由自家門口被病人們的車給堵得嚴嚴實實。

“我們整個縣城都飄著病毒，一出門就能得感冒”

最近村裏到底有多少人 “陽” 了，是一個根本回答不了的問題。在農村，極少有人家裏有抗原，有的幹脆聽都沒聽過，更別說學會怎麽用了。對 “抗原”、對 “奧密克戎”，村民們感到茫然。

換成 “核酸”，得到的反應就積極多了——“做了！” 一位頭發白了的老人立刻大聲說。

幾位接受采訪的村醫都沒有主動采購抗原檢測盒。他們無從分辨來就診的病人到底是得了新冠、流感還是感冒，也認為這個時候區分這個毫無必要——“來了就是完全當感冒來治嘛。”

12 月 8 號之前，風聲鶴唳，設卡口，圍鐵皮，家家靜默。“一聽到誰是陽性或密接就嚇得不敢靠近，” 一位亳州的司機說，“你怕我，我怕你。”

12 月 8 號之後，對新冠病毒的恐懼仍然縈繞不去。

村裏的一位母親在聽說自己在北京工作的兒子感染新冠之後，一宿沒睡著覺。一個住在縣城的中年女士跟外地的家人說：“我們整個縣城都飄著病毒，一出門就能得感冒。”

河南司機張嘉棟（化名）說他有位好朋友一貫對新冠病毒緊張，隨身帶著酒精噴壺，見別人之前先把自己噴一遍，上車之前把車座椅先噴一遍。防控放開讓他更緊張了。“哎，以後就這樣了，發燒了就發燒吧，想吃藥就吃藥吧。”

一位村醫的妻子誠實地說，放開讓她忐忑，“之前說得很恐怖，不知道到底有多厲害。”

夏曉鈞最害怕家人感染。在做好心理建設後，他把診所門口原來掃健康碼的桌子搬回屋，“再把控，也避免不了了。”

很快，感染就開始了。先是鄉裏那些在機關單位上班的，接著是鄉鎮醫院、基層診所的醫護人員，再往後就是村裏一家連著一家地發燒。羅瑞安當了 50 年村醫，熟悉往年的情況，“傳得這麽快，肯定都是陽了”。

村民們都不認為自己陽過了。不僅是出於恐懼可能引發的忌諱，他們中的一些是真的想不通，自己患上的怎麽能不是感冒呢？

村民們積極地打疫苗，積極地配合靜默。他們相信，不亂跑，就不會陽。一位在家門口曬太陽的老人說，“我天天就是門前走到門後，哪個能傳到我這兒？” 說這話時，她的兒媳還沒跟她一樣從 “感冒” 中痊愈。

一位做外牆維修的村民也這麽想，他手臂上插著針，正在打吊瓶。他雖說天天 “跑著去幹活”，口罩天天戴，有意獨來獨往。

“那你咋染上了？” 給他瞧病的醫生妻子在一旁問。

“咋染上了？俺那個小閨女，兩歲多，她可能出去玩了，俺倆睡到一塊了，她給我染上了。” 他說。

“打一針就好了”

為了盡可能保護家人，夏曉鈞在病人最多的幾天穿上了之前做核酸攢下的藍色隔離衣，像理發店給客人倒著穿的、圓領的那種。他沒戴防護麵罩，沒戴手套，因為沒有，戴帶兩層醫用外科口罩。睡覺前，他把防護服用酒精噴一遍扔掉，進臥室門前再用酒精給自己噴一遍。可作為護士的夏曉鈞妻子先感染了，她的防護更少。

村民們一有症狀就直奔他的診所，進了門就熟門熟路地找體溫計，診所的兩根水銀溫度計在病人們之間傳遞。不等醫生開口，病人們就提出要求——“打一針”。

“打一針就好了。”“滴點水好哩快。” 病人們這麽說著。要是醫生判斷病人暫時不需要打針，有病人還不高興：“憑啥不給俺打？”

直到醫生們的針紮進肌肉，他們的恐懼、焦慮才能暫時得到平複。

針劑和吊瓶在一些村民心中是最有效的藥物。亳州那位司機沒能給老婆孩子打上吊瓶，很是無奈，診所排隊的人太多了。他對吊瓶的相信源於一些猜疑：“感冒要是吃小藥，得十天半個月才好，如果吊水，兩三天就過來了。” 他說，“吊水用的藥量大，一次就是四瓶。”

發燒、頭疼、惡心、咳嗽、胃口不好，村民們都要求 “打一針”。三個吊瓶從 40 多漲到 50 多，他們咬咬牙，也打。哪怕已經好了，還要再打來一天，“鞏固鞏固”。

維修外牆的那位村民早已退燒，下班後還是直奔診所，打三瓶 “營養針”。吊瓶以氯化鈉或葡萄糖溶液為基底，融合了雙黃連或清開靈針劑。“清熱解毒。” 村裏的醫生們這麽解釋。打完 “營養針”，他第二天才有力氣幹活。

在診所裏，一位已經退燒的 70 多歲老人跟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她有心髒病，發燒那幾天她從家裏翻出了一盒小兒感冒靈，她看出來那是兒童用藥，於是每頓給自己衝兩條，直到退燒。

這陣子，不少村民在家熬薑蔥紅糖水，有的是從抖音上看的。熬水的大蔥必須保留根須。醫生們也囑咐病程已進入後期的病人回去喝點 “薑糖茶”，還有醫生相信大蒜的功效，“畢竟它裏頭也含有抗生素”。

一天，一個隔壁村的人來找夏曉鈞，他吃完感冒藥一直反胃、想吐。夏曉鈞問他，你是不是撲熱息痛吃過量了？病人茫然：我拿的藥量是不小，兩個白丸。

夏曉鈞說，“確實有兩個白丸，但是不是一種藥，一個對乙酰（撲熱息痛），一個安乃近。” 病人把兩種退燒藥一起吃了。

夏曉鈞一貫主張吃藥能好就不打針。最近這半個月給村裏人看病，他沒用消炎藥，“因為（新冠）它是一個病毒性的，對不對？”

20 年前，夏曉鈞從大專院校醫學類專業畢業，考到醫師資格證。他們鎮 29 個村將近 60 個村醫裏，隻有 10 幾個人有跟他差不多的資質。

然而大部分醫生最近半個月裏，采用的是和以往治療感冒時一模一樣的方法，既用消炎藥，也用抗病毒藥，雙黃連、清開靈更是常見。

一位醫生曾在幾天前給村裏的年輕人治 “扁桃體發炎”（新冠後喉嚨痛），在同一個氯化鈉溶液裏同時加了抗病毒、抗細菌感染的藥，吊瓶下到一半多，病人出現過敏反應，血管突出，在胳膊上呈現一條紅線。醫生趕緊停藥，打進抗過敏的地塞米鬆和撲爾敏，待紅疹消退，醫生問：“還剩點藥，打不打完？”“打完。” 病人說。

幾個小時後，病人被攙扶著回到診所，像 “被電了一樣，一陣一陣地頭暈”，路都走不穩。醫生給病人量了血壓，高壓 162，並叮囑給病人接幾杯熱水喝。

醫生緊急撥通了他好友的電話，縣城裏的肝病醫生。醫生用語言把他上午每一步驟操作詳細地重複了一遍，說到最後，他轉頭看向病人：“我給你掛的有沒有黃水的？”

“有一瓶。” 病人說。

他已記不清當時掛的是雙黃連還是清開靈，它們溶解進氯化鈉裏時都是淡黃色的。他又給病人衝了糖水喝。

在一線城市三甲醫院內已不太使用的雙黃連和清開靈等中成藥針劑，在鄉鎮診所依然廣泛發揮作用，風險性大、療效不確定的靜脈注射也是如此。村民打的退燒針的主要成分氨基比林也是退燒藥安乃近的主要成分。2021 年 11 月，安乃近片被國家藥品監督局注銷了藥品注冊證書。

農村診所每年都消耗大量吊瓶，全國一年生產近 100 億瓶。2017 年《柳葉刀-全球健康》上的一篇研究提到，中國大約 70% 的感冒門診患者接受了不恰當的抗生素治療，通常是靜脈輸液。中國藥監部門 “限抗令”“限輸令” 多次升級，限製輸液治療。

一個小時內，過敏的病人量了三次血壓，服用了大量糖水，依然眩暈、無力，無法緩解。醫生決定放棄讓病人繼續留觀，建議去縣裏。最終，病人父親騎上電瓶車，把兒子馱向縣醫院。

給人看病時是醫生，不看病時是農民

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醫生們一個一個也相繼感染。那是他們最難熬的幾天，但幾位村鎮醫生們沒有一個停診休息。

“確實是硬扛，撐了幾天”，他說，“這幾天確實有一些壓力。”“起熱” 時，夏曉鈞剪了兩包柴胡顆粒，喝下一大碗，後背一陣一陣發冷。

農村的高峰期隻有密集的幾天，等到家家都得了一遍，村裏的第一波感染高峰就過去了。隻有在走訪時，每家診所的床和椅子大都坐著輸液的老人、吊杆上醫生來不及摘下的六七個空吊瓶還能顯露一些奧密克戎造訪村莊後的痕跡。

農閑時節的村莊安靜悠閑。上午太陽高高地升起後，來診所輸液的一位老人叫羅瑞安把隻有骨架、沒有坐墊的舊沙發搬到院子裏，一邊曬太陽一邊打完三個吊瓶；一個年輕的女士把私家車的副駕駛座位放得盡量平，半躺著，吊瓶支架杆貼著車門，輸液管順著車窗的一條細縫插進她的手背。

羅瑞安終於可以慢下來一點，緩緩講述自己 50 來年作為赤腳醫生的人生片段。他勤奮、刻苦，讀完高中去衛校進修，回來後成為大隊裏的村醫。

成為村醫的頭幾年，他背著藥箱在村裏給人看病，工資不高，但是飯碗可靠。進入老年，他愛上寫詩，診所裏沒病人時，他就拿出筆記本寫上幾行，那些雜糅了古體詩和現代打油詩的一篇篇作品裏，充滿了他對於愛情的憧憬，對自然風景、兒女孫輩的稱讚和對自己人生的不滿。

改革開放後，像當年很多大隊村醫一樣，羅瑞安自己開了一家衛生室，從此自負盈虧。這從來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

每一天，他都壓力重重。不能拒絕任何一位病人，“可能敲門的就是你的大爺、你的晚輩”；也不敢治壞一位病人，那關係到生意和信譽。

診所裏正在瞧病的老爺子，手背上的皮膚像牛皮紙一樣又薄又暗，羅瑞安先紮了一針，沒紮進血管，試探地讓老人換一隻手。老人極不情願地伸出另一隻，埋怨：“我這輩子叫人紮針，從沒紮過兩次。”

“嗯。嗯。” 羅瑞安仍然低著頭，輕哼了兩聲。

十幾年前，村醫們有了新任務——管理本村居民的健康檔案、慢病隨訪、記錄本村居民的生老病死、寫來自上級衛生院各個項目的月報、季報、年報。怎麽也填不完的表格又增添一份辛苦。

羅瑞安打開他臥室裏的雙層展櫃，一本本統計表格塞滿櫃子。50 多歲開始，他學會了使用電腦，連著打印機也是鄉衛生院發的。那些表格就從那打印機裏一張張出來。

有一次進縣裏送表格，羅瑞安感慨萬千，寫了一段詩：

“鄉村醫生真為難

整天圍著電腦轉

這表那表填不完

要是哪點弄錯了

還嫌鄉醫不沾弦（方言，意為不中用）”

過去一年，基層村醫的大部分是給村民做核酸。每天早上 5、6 點鍾就得出門，先給等著上學的孩子們做，然後是大人，年紀特別大的還要上門服務。羅瑞安騎著他的白色三輪車，在村裏這個檢測點做完，再騎到下一個檢測點。

他有時來不及吃早飯。捅喉嚨 4、5 個小時後，感到雙腿發軟。之前鄉裏承諾一筆完成核酸檢測工作的薪水，現在還沒拿到。夏曉鈞也沒拿到。鄭勝山的鄉裏體諒他們過於忙碌，曾給每個醫生發 600 元 “補貼”。

村醫們給人看病時是醫生，不看病時是農民。他們每個人都有幾畝地。

做了 100 多次核酸，羅瑞安攢了五疊防護服和幾十根咽拭子棉簽，那既是基層醫生辛苦的證據，對他也是珍貴的好東西。他攢下來的一個個靜脈輸液管外包裝就是給病人裝藥的小袋子；藥盒裏的說明書就是他的包藥紙。“這紙都經過了消毒。” 他裁好、收好那些紙。

他隻有 300 元退休金，維持不了生活，因此 68 歲了診所還得繼續經營。他當年就應該當教師去。“我這輩子就選錯了。”

“國家都解封了，咱怕有什麽用？也不害怕了”

羅瑞安一輩子都在接受命運和服從命令，這回也是，“國家都解封了，咱怕有什麽用？也不害怕了。”

在村裏麵粉廠打工的老人沒有那麽好的脾氣，晚上 7 點多，他急匆匆地進來診所，鞋上、棉襖上、臉上、手上都粘著麵粉，等著的半小時裏，他控製不住抱怨，“封著不是好好的麽，非趕這個時候放！”

他們廠本來有十幾個工人卸車裝麵，最近幾天隻剩了四個能來上班，剩下的都發燒了，他忍著 38 度的高燒樓上樓下跑，“就應該再封一年！” 打完退燒針，拿了點藥，他又匆忙走了。

沒有哪位醫生聽說村裏有人是新冠重症，倘若真有，家人也會直接送到縣城，診所沒有能力承接。

重症率低可能是因為疫苗。河南幾個村三針疫苗接種率都很高，有去年就打完的，也有今年 9 月才打完的。打疫苗是強製要求，“你不打，天天給你打電話，一天打幾遍”。一位村民回憶。村民們沒有太多顧慮，“管打疫苗，誰不打？” 另一個村民說，他沒聽說不打的。

另一個原因可能和農村的治病心態以及基層的醫療水平有關。

關於健康，村民們總說，“自己的身體自己知道。” 羅瑞安這麽多年聽說也見證了村裏不少人查出癌症，發現時基本都是中晚期。

大病和癌症治療，農村和城市差別顯著。鄭州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的研究員分析了 2015 年河南省 2.6 萬肝癌死亡病例，50-70 歲區間農村癌症死亡率顯著超過城市。而農村地區也無法即時派出 120 救護車，讓突發心梗、腦梗病人趕上急救 “黃金時間”。

國家統計局和中國國家衛健委曾在 2017 年發布《全國各省的平均壽命排行》。北京、上海、天津為代表的大城市人均預期壽命超過了 80 歲，已經是最發達國家的水平。但農村占比較高的省份，人均預期壽命有的還不到 70 歲。衛健委把 80 歲以上的老人列入新冠高危人群。按照香港特區政府的統計，當地奧密克戎期間死亡的 11296 位感染者中，86% 是 70 歲以上老人。

這些數據背後可能是一項事實：很多農村老人並沒有活過容易死於新冠的年紀。走訪期間，沒有哪位鄉村醫生說，村裏最近有人死於新冠，不過的確有一兩位老人去世。

一位住在吉林農村的退休老村醫連著四五天半夜聽到村裏有人放 “雙響子”，那是當地的習慣，用一陣炮仗送離世的老人最後一程。在寒冷的時節聽到更多 “雙響子”，“是常事兒”。

12 月 22 日傍晚，一位體溫降到 36.8 度的老人倒穿著一個黃大褂來診所打吊瓶，他也想繼續 “鞏固鞏固”。輸液時，在他發呆和昏睡之間，太陽落下去了，夜空布滿星星。診所隻剩他一個病人了，比一根手指隻粗一點的燈管發著暗淡的白光，外麵什麽聲音都聽不到。

那天，羅瑞安苦惱於給鎮裏提交新冠感染人數的統計表格，他先是在一張白紙上手寫了表頭，然後打開 118 人的微信群，把別的村醫交上去的表挨個看了看，有寫 6 個的，有寫 3 個的，有寫 5 個的。

“寫幾比較好呢？” 他念叨著作出決定，在 “確診人數” 那裏寫下了 “4”，提交了上去。

記者曾詩雅、實習生張誌浩對本文亦有貢獻。

為保護受訪人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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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晝工作室｜縣城醫院的艱難新年夜

01/03/2023

縣城醫院正麵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周邊鄉、鎮、村的發熱病人湧進急診室，苦等床位，醫護感染，醫療資源緊缺。在山西一家縣城醫院，影像科醫生每天要拍100-120張胸部CT，是平時的3倍多，不少老人拖延就醫，拍片時肺部已經感染。醫院隻有三台呼吸機，留給了重症病人，雙肺“發白”的老人輪不上使用。在剛剛過去的新年，醫生、患者都在經曆感染潮下的艱難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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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視頻|呂萌

剪輯| 沙子涵

編輯| 陶若穀

“醫生，報告出來了沒有？”

“再等等吧，前麵還有急診的（患者）報告。”這是過去5天裏影像科室門口經常出現的對話。

12月31日中午，影像科走廊依然排滿了等著做CT的病人。辦公室裏，醫生侯俊正在為一位73歲的患者寫檢測報告——“雙肺見磨玻璃狀高密度影”。侯俊顧不上吃午飯，上午四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裏，科室為患者做了63個CT檢查，其中50個是檢查肺部的，這是平日裏影像科3天的工作量。

影像科有3個大夫，1個護士，7個技師，一共11個人，平常是5個人倒班。最近，科裏大概感染了7個醫護。侯俊是科室主任，症狀稍輕，在家休息了一天，就來上班了。帶著37度2的低燒，他除了白天的日常工作，晚上還要值夜班，給病人做檢查，出報告，都是一個人。

●在影像科走廊，患者排隊等待檢測CT。

●在工作台前，侯俊在檢測患者CT。

從12月24號起，醫院迎來看病高峰，每天影像科做的CT檢測要在100個以上，多數患者是周邊村鎮的老人。侯俊統計，從胸部CT顯示結果看，肺部有不同程度感染的患者達到80%，65歲以上老人居多。一些老人最初的症狀較輕，覺得能扛過去就扛，持續發燒、咳嗽才會到醫院，但那時肺部已經出現問題。

一位82歲的患者，肺部感染麵積有60%，片子上顯示雙肺“發白”，出現了低血氧症，呼吸急促，需要立刻上呼吸機。但醫院隻有三台呼吸機，分別在急診室、重症監護室和呼吸科，當時都已經給重症病人使用，侯俊和院方緊急聯係了上級醫院辦理轉院。

●為患者做CT。

●晚飯時間，侯俊在辦公室裏加班。

侯俊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小女兒出生不到百天。政策放開後，他顧不上愛人和孩子，她們搬到了丈母娘家住，每天隻能通過短暫的視頻通話見上一麵。科室同事想讓他元旦休息一天看看家人，侯俊分不了身，“現在正是缺人的時候，還有很多事情要盯著。”

眼下，他最擔憂的是CT膠片存量，按照現在每天檢查的患者數量，一天科室裏最少得用300張片子，量供不上。膠片廠家元旦假期發不了貨，最後醫院從臨汾臨時調來5000多張膠片，才讓侯俊鬆了一口氣。

●侯俊在看患者的CT。

同樣忙碌的還有醫院的急診室。給患者測量血壓、做心電圖、開藥方，醫生李利娟的腳步一刻不停。原本急診科有5個醫生，兩人感染了在家休息，一人被調到了發熱門診，隻剩她和科室主任。晚上，李利娟考慮到主任年齡大了，身體熬不住，就一個人值夜班。

在急診工作了10年，這幾天讓李利娟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壓力。12月31日，急診室裏接診了60位患者，是平時的5倍。

●12月31日，救護車去村裏接回急診病人。

許多鄉、鎮、村的老人滯留在急診室。據李利娟觀察，多數都有不同程度肺部感染，症狀主要是食欲不振，全身無力，嚴重的會出現呼吸困難，血氧飽和度低。12月28號，一位陽性患者來的時候，血氧飽和度隻有46，正常人的數值在95以上，CT顯示，肺部感染非常嚴重。患者有基礎病，又引發心力衰竭，麵色青紫。病人到急診是當天下午5點，晚上11點去世了，李利娟很無奈，“想盡辦法治療了。”

目前，李利娟覺得最緊張的就是床位，醫院骨科和腫瘤科的閑置病房已經被臨時征用，收納肺部感染病人，但床位依然非常緊張。沒床位的隻能在急診用藥先觀察監護，有患者出院了才能轉移。

●31日白天，李利娟為肺部感染者吸痰。
●患者的孫女守候在病床前許久未離開。
●在重症監護室，護士給重症病人戴麵罩。
●中午在走廊裏休息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