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為什麽有必要警惕饒毅們
饒毅
昨天那篇寫完，不少人來找我辯論——是真的辯論，很少人開罵，但大體上，他們都強調一點：張文宏的不少觀點是錯誤的（至少不全對），饒毅對他的批評沒有問題，至於態度，那隻是不值一提的小細節。
這是一個邏輯閉環：隻要你承認饒毅的正確性，就會發現別的都不成問題。不知他們是否意識到，自己其實是在印證了我的觀點：對這些一元真理觀的信奉者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對錯，而不是多元、寬容與規則。
有一位倒也不否認張文宏改變了社會認知，承認公共衛生必須考慮人的感受，但在他看來，關鍵的問題是：如果張文宏科學素養不足，論斷竟是錯的呢？那麽謬種流傳、妖言惑眾，豈不是禍害更甚？
這樣一來，痛批非但沒錯，反倒應該毫不留情才是。試想一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壞蛋可以裝作無辜可憐，但不管怎樣都改變不了其本質，誰要是看不慣饒毅的大字報，把除惡務盡的堅決看作是殘酷，那就是像唐僧一樣的糊塗蛋。
正因此，饒毅痛批的鋒芒不止指向張文宏，還有其支持者。張明揚因為撰文力挺張文宏，嘲諷饒毅隻是基於立場和利益，已經被他封為“二十一世紀秦檜的首席候選人”——不少人都覺這樣的破口大罵不免“失態”，連他的支持者都說“饒老師跟社科的較什麽勁”，是啊，為什麽？
我想原因在於：饒毅自認真理在握，以“尊重科學”為名，難以容忍任何“錯誤”。他不僅擔心民眾被誤導，更進一步說，也不信任民眾有獨立的辨識能力，畢竟事實證明他們容易被“心理按摩”誘惑。
根據這種精英主義的視角，群氓和知識精英之間當然是不平等的，難道你能讓一個民科和教授平等探討學術前沿？普通人無法掌握真理，也不必問為什麽，就像吃藥，不需要知道原理，照醫生說的做就是。
這樣，公眾隻是被動的容器，他們所能做的就是識別出真理化身並追隨他，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他們就是愚昧的庸眾，配得上他們的苦難。
《三體》中的羅輯
中國社會常有這樣一種父權製的論調：庸眾的原罪，就是誤識、誤解自己的英雄，也不知感恩。
在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中，主角羅輯是地球的救世主，到頭來卻被視為不可理喻的怪物加以放逐，外星入侵的懲罰隨之降臨到這些不知感恩的愚昧人類頭上。末日審判的災難印證了他的正確性，這些螻蟻般的眾生活該永遠為之懺悔。
我的朋友左林曾評價這種集體潛意識：
對於大劉這樣的人來說，他們的天真之處在於，幻想的這個全能的決策者是大公無私的，隻為了整個團體考慮。但是， 他沒有想到的是， 當你給予一個人這樣的權力的時候，他的出發點馬上就變成保存自己的權力，而不是群體的利益。 比如說羅輯，他那個執劍者的權力， 難道不需要隨時保持嗎？ 不需要用大量的權術嗎？
這確實也是饒毅的思維盲點：雖然現在不乏有人質疑他抨擊張文宏是出於利益相關，但他一直以“科學權威”的非功利形象示人。既然他是正確的、無私的，那麽也就不需要反思了——畢竟，有錯誤才需要反省，正確的為何要反省？
他撻伐張文宏的支持者們在“造神”，讓很多人誤以為他是反權威的，但他真的反對“神”嗎？確切地說，他反對的是“偽神”，但並不反對“好的權威”——他自己就是。
那麽，為何他就有權批評別人？不少人都覺得他越界了，一個從未做過臨床的科研人員，哪來的底氣評判傳染病和病毒學？
饒毅的一位支持者對我說，醫學隻是診療技術，而科學則是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原理，“如果閣下清楚兩者的區別，相信你會理解饒毅的不客氣”。本來，我認為公共醫學新範式中，改變公眾認知等等對應對危機也很重要，強調跳出狹隘的框架，不能僅從單一維度去評價張文宏的貢獻，但他反問：“新範式是科學嗎？”也就是說，在他看來，“科學”是狹義的，公共醫學中除了硬核的學術研究之外，都不是科學處理的對象。
要說底氣從哪裏來，就從這裏來：科學，尤其是基礎科學，並不是和臨床診療平行的一個門類，而是根本原理，猶如指導所有實踐的原理。實際上，饒毅本人在懟鍾南山時就已透露過了：“要懂得病毒流行，需要一定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知識。”言下之意，如果不懂他本人擅長的領域，那就沒資格談病毒流行。
金冬雁
在饒毅和病毒學專家金冬雁的兩場交鋒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兩種不同的“權威”形象。其中有這樣一處細節：饒毅認為“不考慮年齡、基礎疾病、疫苗接種情況”，就認為99.6%的新冠病毒病都是自限性自愈性的，乃是“不負責任的”；但金冬雁說，這是統計數字得出的基本事實，而“將基本事實告訴民眾，是負責任的表現”。
這其中透露出來的是：饒毅所說的“負責任”，大抵是指權威周全地考慮所有情形，才能將絕對正確的結論公之於眾；而在金冬雁眼裏，公開、透明地說出事實，才是“負責任的”。
恐怕正因為饒毅認為權威負有無限責任（可能他也是個律己甚嚴的人），他才追求萬無一失的絕對安全，認定放開會有嚴重後果，所以他判斷疫情還會反複，需要繼續管控；但在金冬雁看來，專家隻負有有限責任，在綜合權衡各方麵代價的基礎上，幫助全社會盡快走出疫情陰霾，這個過程肯定有風險，但那是一個概率問題——當然專家也可能出錯，隻不過探索到的每一步都公開說明，不斷改進就是。
這也涉及到對“科學”的不同理解：它是絕對正確的真理，還是不斷探索未知、修正假設的過程中的一係列實踐？兩種看法也許各有道理，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在一個專家主宰的風險社會中，我們的認知是不斷調整的，專家本身也可能犯錯，畢竟他不是神，也是人。
疫情這三年來，無論是哪個專家，恐怕都經曆了祛魅，沒有誰被證明是始終正確無誤的。張文宏說的當然也不一定都對，但聽不聽你可以自己選擇，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饒毅試圖剝奪這個選擇權，理由是張文宏的錯誤證明他是個假權威，那意思是說，你選擇的自由，是以正確的選擇為前提的。
實際上，他誤解了“張文宏現象”，許多人是經曆了三年來的種種事件之後，才選擇了信任張文宏其人，但不見得就將之視為神一樣的完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判斷。換言之，饒毅所攻擊的“造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隻是他內心恐懼的投射。
當然，我也知道，很多知識精英都有一種恐懼，認為由民眾各自判斷，將出現一個混亂的反智社會。民眾確實有可能會選錯，但那也是他們的權利，何況，想要始終蒙蔽他們也是極難的，民眾集體做出的選擇，一定就比不上少數精英的判斷嗎？
相比起專家的一兩個過錯、人們偶爾被蒙蔽，我更害怕那些自視絕對正確、無私的權威，因為他們渾身自信，不承認自己的有限性，卻對自身理念可能造成的複雜深遠後果欠缺反思。劉鶚曾在《老殘遊記》中感慨過這種道德自信的惡果：“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眼所見，不知凡幾矣。”
如果這種自信和使命感僅限於自己專業領域，那當然無可厚非，無論饒毅關於防疫說了什麽，好像也沒人質疑他是專業領域的頂尖學者；但當他進入公共討論的鬥獸場時，首先就應當充分考慮到自己觀點可能引發的複雜社會反應，那些並不都是憑借“科學”的權威所能解決的。
在這樣一個不斷變動的意見市場上，不同的觀點都是平等的，如果他想要公眾信從，那就應當想辦法去贏得他們。此時，專家們應該保持謙卑，盡可能充分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供公眾自由選擇判斷，而不是浪費精力去抨擊競爭對手的錯誤，憤恨人們沒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新的一代公眾已經成長起來了，疫情三年更是教育了無數人學會如何在紛繁的信息中進行篩選、判斷，對於想讓我們交出選擇、判斷權利的人，有必要加以懷疑，這就是為什麽要警惕饒毅們。
=============================================================
維舟｜三年來觀點一直沒變的人，才被罵得最慘
疫情防控全麵放開之後，有朋友感慨地回顧起這三年，說還記得我們曾有過的多次爭論：“雖然我也一直很想早日回歸正常生活，但總覺得還不是時候，
懷疑我們能不能做到你說的‘在流動中管理’，現在來看，你是對的。”
說到這，她開玩笑說：“放開後，你的粉絲應該大漲了吧？”
其實並沒有，倒是有很多人紛紛取關，有些人在這麽做之前還會憤然拋下一句，說被我主張放開的一貫立場“騙了”。
當然，未必每個人都這麽想，但一個必須麵對的現實是：共存派以前不受歡迎，現在更不受歡迎，因為人們覺得遍地皆陽，情況似乎並沒有變好。放開就證明你正確？別做夢了，恰恰相反，是證明了你錯誤。
昨天還有一位讀者說，他的立場已經完全翻轉了：
我反思了自己。放開前我是個高喊放開的人，對防疫中不合理現象深惡痛絕。放開後發現，我的意見完全沒有生活根據，因為那時我不知道自己家人同事朋友都得了新冠難受地徹夜難眠是一個什麽狀態。
現在據我看，普通百姓每家都有至少一個病痛中的人。沒有一個思想家、批評家能為我和我朋友家的病人們負責，而他們又可以重新組織他們的語言來，所以說抽象的思想害死人。可悲的是，我曾經也以這些批評家們的一員自居，然而現在我沒有辦法用邏輯的遊戲保持思想的一致了。
前些天，在微信群裏討論起這一波“快速過峰”的浪潮時，也有一位痛悔：
吳尊友是對的，我嚴肅站在兩周前自己的反麵。很心痛，醫療真的擠兌了，每個個體都要承擔，現在得病隻能自求多福，很多得病的既沒有確診，也沒有藥，如果不幸沒挺過去的人根本不能發出聲音。躺平派隻會說是基礎性疾病，他們根本不負責任，我發了有人投毒的微博也被說慘了……
不論如何，這是眼下真實的社會心態：無數人都在懷念以前被封控的日子，那時他們和親友沒有生病，不必恐懼空氣裏看不見的病毒，卻好像沒看到放開有什麽明顯的好處。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朋友圈裏一片“感恩”之聲，感恩國家保護了所有人整整三年。
不僅如此，許多人都開始懺悔之前被封時“不夠乖”了。早在剛放開沒多久的12月13日，“以後封的話再也不鬧了”這個話題就衝上了百度貼吧話題熱榜第二名。當然，這麽說的人，可能本來也沒怎麽鬧，但如果有下次，他們可能會“吸取教訓”，更主動一點去製止別人鬧。
也因此，不乏有人“怒其不爭”，但重點不同：共存派哀歎這些人大多是頑固愚昧的清零派，不能認清放開是大勢所趨；清零派則奚落他們是“有前科的共存派”，是精致利己主義者，但三年保護到期，現在是該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了。
把這些人歸為哪一派，可能是有誤導性的，不僅因為他們明顯缺乏前後一貫的立場，而且即便抱有某一立場，也不是出於什麽信念，隻是取決於自己一時的直觀感受，那難免會隨著風向不斷變換立場。有時候，甚至風向也沒變，但在不同場景下也可能忽左忽右。
這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沒什麽立場，乃至是無原則、無意見、無對錯，隻是不能讓他吃虧，隻要他吃虧就罵。你對此看不慣？那他們倒可能還占人群中的大多數，反過來嗤之以鼻地覺得公共討論中爭執不休的雙方才是偏執、狂熱的神經病，不知道老百姓都是怎麽過日子的。
日前就有人跟我說：“我不是任何一派，聽安排、隨大流、少內耗，不是沒有主見，而是一旦你深刻地理解了社會與大眾，回想了所有公共事件的走向，你就知道無論往哪邊走都有犧牲，而一起走代價最小。”她堅稱，自己深知自由的可貴，而那些隨便以自由之名強迫她選邊站的，才妨礙了她的自由——她理解的“自由”，其實是一種可以采取任何行動的靈活性。
確實，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上來說，這也是變動時代的理性選擇——自己的代價最小化就行了，原則能當飯吃嗎？
這使得中國人隨形勢調適時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因為不論怎麽變動，都可以說沒做錯什麽，每個人都在隨時謀求決策優化，每一步都踩在關鍵點上，是符合實際的，最後也得到了最好的結果。
在中國文化中，這有著深厚的傳統，所謂“執一中”以應對複雜多變時勢的“權變”，乍看前後欠缺連貫性、體係性，但正如岸本美緒在考察清代法規時指出的，“在為政者的心目中，這並不是缺點。為官者的任務被認為是‘執一中’而誠心誠意對付千變萬化的現實，隨時隨意謀求最好的結果。”
麵對無法預知的未來，在多個方案中做出選擇，這無疑需要極大的靈活性，你或許反感這種多變，但很多人卻覺得這正是自己幸存乃至成功的關鍵。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在風險社會中隨時準備多管齊下，這其實倒是一種現代特質。
可想而知，在新舊形勢變換時，會出現五花八門的製度套利行為，像胡錫進這樣隨著總路線一起搖擺的人，竟然自稱“近幾個月來一直是解除大規模封控和恢複正常生活生產秩序的輿論推動者之一”，順應風向和社會心態的變動，很可能又贏了一次。很多人奚落、挖苦乃至深惡痛絕，但不可否認，這些人倒是對形勢最敏感的。
更進一步說，始終如一就對嗎？現在放開倒也罷了，兩年前形勢不同，你也放開？根據這種看法，忽視具體現實條件來談某個抽象理念的對錯，本身就沒有意義。也正因此，才有人感歎：“三年來觀點一直沒變的人，才被罵得最慘吧。”
想起以前看到的一個故事：有個知識分子，因為讀了點書，有一點自己的獨立見解，1950年代中蘇蜜月時，他主張客觀看待，“其實蘇聯也沒那麽好”，被狠批了一番；幾年後，中蘇破裂，許多人感慨還是他有先見之明，他死性不改，又說“其實蘇聯也沒那麽壞”，這一次，被批得更狠。
一種看法、一個決策的對錯，在當時極有可能是不得而知的。當年都嘲笑萬達打骨折賣了大幾十座萬達城，以為富力、融創、蘇寧撿了大便宜，沒想到數年過後，接盤方已經非死即殘，融創一度連年報都發不出來，萬達都贏麻了——當初看來是割肉求生，後來才發現是絕處逢生。也就是說，後來發生的事，可能會完全改變我們對此前事件的看法，正因此，現在人們都學會了“等等再看”，“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這世上的大部分人，或許都無法超越自身所處的具體環境，即便他們在形勢變化時出現一些應激性反應，那也無可厚非，恐慌、搖擺、反應過度，都情有可原，並不可笑——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問題在於我們不能隻被自己的本能牽著走，應當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
因為，有時看起來在當時具體語境下是理性的，但反複橫跳、不斷變化，積累下來的結果卻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連貫起來看完全是非理性的。這就是為什麽我們需要尊重多元聲音，眼光放長遠一些，不要隻憑自己一時的直覺下判斷。
這並不隻是說對信息的甄別、選擇和判斷，還應有主動參與。我常聽人說，封控還是放開自己都不關心，這是精英們操心的事，隻希望老百姓的權益能少受侵犯。這乍聽起來似乎沒錯，但卻透露出這樣一種意味：所謂“權益”就像某種天賜禮物，自己什麽都不用做，就會從天而降。
經過三年疫情，每個人都有刻骨銘心的記憶，這大概率會影響他們接下來選擇什麽樣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那當然都是他們的自由。兩百多年前，吉倫特派的拉蘇斯對審判官們說：“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時死去，你們將在人民恢複理智時死去。”我也相信，是非對錯，時間會給出答案，雖然那可能也已不重要了。
============================================================
維舟｜神化張文宏的，其實是他的反對者們
有人和我說，他有個問題死活都想不明白：“像張文宏那樣一個人，明明有那麽多錯誤和問題，為什麽你們還是把他看作是神？”
他想不清楚是正常的，因為這個問題本來就不存在，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答案。
現在確實有很多人支持張文宏，但這種支持遠不等於“把他看作是神”。他之所以受歡迎，恰恰因為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個溫和、通透的人。一直以來，輿論場上對他的普遍評價是“良心”、“能講真話”和“沒有架子”——這些都是人性的體現，至少是讓普通人感到有親和力的，不像“神”是需要距離感的，因為那樣才能塑造神秘性。
張文宏不是教主式的人物，不是依靠展示自己的“神能”來贏得人膜拜追隨的。他隻是一個醫生而已，雖然對防疫肯定比普通人專業一點，但那也不過是一份專業意見，不是神諭。實際上，連他的反對者都認為他說的不過是一些大白話，隻能對民眾起到“心理按摩”的作用罷了。
沒人指望他全知全能、永遠正確，他當然也可能判斷失誤，無論他說了什麽，聽不聽也在你——我周圍不乏有人堅定支持他，但還是每天喝粥，沒照他說的“多吃雞蛋、牛奶和三明治”，也不見得都能按他說的做到“防疫三件套”。選擇、判斷的權利在你自己手裏。
人們對張文宏的信任，是這三年來通過對不同專家的言論進行反複比較、篩選、判斷、檢驗之後才得出的。把這種信任看作是老百姓受到壞人蒙蔽，這是對大眾智商的不信任和侮辱。
當然，一直有人說，關於疫情的信息真假難辨，就算是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定邏輯能力的人都難以分辨，別以為公眾做出的選擇就是對的。這不可否認，但正因此，我們需要有多元的聲音，盡可能“對事不對人”，而不是上來就批倒搞臭。
張文宏當然不是批評不得，但誤以為支持他就是神化他，那顯然是似是而非的。這就掉進了一個邏輯陷阱：他們以完人、乃至神的標準來要求他，然後又指責他不是，最後自己都想不通，為什麽還有人“執迷不悟”地“膜拜”他——其實這些都隻是他們自己頭腦裏的幻象。
嘲諷、醜化張文宏預言不準的漫畫
說來好笑的是，把他誇大為無所不能的，正是他的一些反對者，仿佛他不僅操縱了公眾意見，還誤導了決策，導致了現在放開之後的局麵。前一陣剛放開時還有人不無誇張地說“全國人民都欠張文宏一個道歉”，轉眼之間他似乎又成了罪魁禍首。
放開之後有創傷經曆，又或心理難以調適，想要找到一個替罪羊，這是可以理解的本能衝動，但你真的以為單憑張文宏就能做到這一切？那你可能對這個世界有什麽誤解。
恐怕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是，這其實是一種偏執的陰謀論——陰謀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將自己的困境歸咎於某個不受歡迎的神秘勢力。多年前，土耳其發生大地震，作家奧爾罕·帕穆克發現，當地傳聞這是庫爾德叛亂分子幹的，還有人說是美國人造成的。他們是怎麽做到這一點的，不得而知，但不知道為什麽就能無處不在、無所不能。
乍看起來，這種心態非常奇怪：為什麽他們會誇大敵人的力量？實際上，“替罪羊心理”都是這樣，人們隻是需要一個“箭垛”，來投射自己的恐懼、痛苦，讓它來為所有這些負責而已，至於是不是合邏輯，也沒那麽重要。
看到這裏，肯定有人會質問：難道對張文宏的“造神”不是事實？難道張文宏的那些錯誤也是虛構的？他的問題，我想自有醫學領域的專家去判定，這些我也別不懂裝懂了，我感興趣的是社會現象背後隱藏的心態，進而說明：對權威的盲從和徹底否定，其實往往是同一個人心態的一體兩麵。
在精神分析學家埃裏克·弗洛姆看來，路德就是這類人的寫照：“他的一生總有兩個權威存在，一個是他所反對的，一個是他所崇拜的。”這些人所激烈反對的，往往並不反映他者的真實，而是他們自己內心的暗麵。
中國社會特別多這樣非黑即白的社會人格特質，所謂“二極管”。在網上常看到有人因為一個字詞的翻譯不合心意就否定整本書、打1星，這跟因為一句話就否定一個人、必欲除之而後快，其實是相同的心理。這是一種絕對化的道德潔癖，眼裏隻有0和1，一點瑕疵就足以價值歸零。但這是有代價的：否定世界的複雜性，得到的勢必是貧瘠。
我們得接受世界的複雜性、真實性，不要期待有人能永遠正確，然後又失望於他沒能做到。一個人能坦誠麵對，承認自己的有限性，說出事實，就已經夠好了。
很容易混淆的一點是：“真實”和“正確”乃是兩回事，因為“真實”是完整地呈現，而“正確”卻是一種善好的價值判斷。試想想，一個渾身找不出一點毛病的“完人”，可能會讓我們本能地感覺不真實。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要保持永遠正確，那什麽都不說才最安全，要不然就說一些絕對不會錯的“正確的廢話”，勢必就很難“講真話”了。
在日劇《白色巨塔》中，財前五郎和裏見醫生完全是兩路人，但當財前五郎最後得絕症時，他去找的卻是當時已經淪落到一家小醫院裏的裏見醫生，不是說信賴他醫術最好、最為權威，而是因為他深知：就算是最壞的事實，裏見醫生也會對他說真話。
這種信任，和那種對權威的信任，完全是似是而非的兩回事：前者是對人格的“有條件信任”，類似於對夥伴可靠性的肯定，並且對方需要不斷做出努力來贏得這份信任，而後者則是“無條件信任”，更多地基於垂直的服從關係。
張文宏去年夏天就說過，醫生也是普通勞動者，“我們要對得起自己服務的人，這是我們最基本的職業操守”，而醫生們的所有努力，說到底是為了讓人們過上正常日子，即便在抗疫期間，也最好不為人注意，一切有序進行，“就像沒有疫情發生一樣”。
總有人質疑張文宏利益相關，如果有證據，那我也讚成追查，但不管是什麽樣的利益，說起來社會早日走出疫情都不符合他的“利益”——因為很簡單，等到疫情過去，用不了多久，誰還會沒事一直談起他？
這就是當下滑稽的一幕：疫情的結束對張文宏沒多大好處可言，但他一直這麽主張；這說到底符合大眾的福祉，但卻有很多人不願意走出，更想回到過去。
三年前武漢疫情爆發不久，當地一位“維慈醫生”就在微博上說，醫生們其實不想當聚光燈下的英雄，隻想事後靜靜走開，像所有人一樣回歸正常生活：
其實我們根本不是什麽英雄，在最黑暗的那段日子也會恐懼，隻是疾病麵前醫生首當其衝，就像火災消防員要上，打仗軍人要上，抓犯人警察要上，這幾類職業都是與百姓性命相關的，這叫職責所在。幕後是各方力量在幫我們，我們站在台前，疫情結束後，還是退到幕後老老實實上班。別傷害我就行。
我不知道張文宏是不是也這麽想，但我相信這是無數醫生的心聲：不用把他們當神，但也別不把他們當人。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