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很少有人比離婚律師劉勝飛更擅長處理這些難題。在長達15年的從業經曆中，他處理婚姻案件超過1000起，見識了太多男女因為缺少必要的婚姻法常識，最終人財兩空。就連他的妻子也經曆了被前男友追討200萬彩禮的離譜訴訟。翻開《離婚律師都知道》，跟隨劉律師走進一個個婚姻糾紛現場。
離婚官司現場，父親都沒看女兒一眼
小芊，出生在一線城市城郊拆遷村的農村富裕家庭，從小和外公一起住，在繁華的城中心上學，認識的同學大部分都是中上階層的孩子。富二代阿輝，是小芊的高中同級同學，高二就去了新西蘭留學。他們在高中時就相互有好感，但直到小芊高考結束、考上了國內的大學，相隔8000多公裏的兩人才開始談起跨國戀。阿輝每個月花數十個小時在國際航班上，飛回來和小芊約會。這樣頻繁飛越半個地球的空中飛人生活，在他們的熱戀期持續了好幾個月。
阿輝多次勸說小芊轉學到國外。小芊被他的鍥而不舍打動，在大學二年級時通過留學中介成功辦理留學手續，到新西蘭和阿輝過起同居生活。
兩人住在阿輝家人之前買的別墅裏。他們雖然在同一座城市上學，但不在同一個學校。阿輝每天開車接送小芊上學。小芊每天給阿輝做飯，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兩人過著幸福的二人世界。
他們養了一隻貓。小芊很喜歡貓，阿輝也愛屋及烏，一起用心照料。但正是這隻小寵物，給他們帶來了一次次衝突，也給他們的關係埋下了定時炸彈。
阿輝的父母是不允許家裏養貓的，他們迷信地認為阿輝屬鼠，兩者相衝。阿輝父母從國內飛來團聚，阿輝和小芊說了個謊，騙他們貓是樓上租客養的。阿輝父母半信半疑。阿輝對自己的不誠實有些心慌意亂，在父母貓鼠相克的叮囑與小芊的嗜貓如命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父母回國後，兩人恢複了之前的親密無間。但一次因瑣事吵架，阿輝遷怒於貓，把它扔出家門，這讓小芊很傷心。那時的小芊並沒有多想，但多年後，她認為也許那次已經說明了阿輝並不會真心愛自己所愛，尤其是摻雜了阿輝家人的影響時。
阿輝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在他們大學畢業決定回國發展時，阿輝以實際行動向小芊表達了歉意：花了1.5萬元人民幣給貓買了一張托運的機票。
我們曾問小芊，假設兩人當時留在新西蘭發展，結局會不會不一樣？小芊沒有正麵回答：阿輝似乎不太適應新西蘭的氣候環境，老是生病。在新西蘭即便有社保，看病依然太難、太貴了，遠沒有國內一線城市的醫療服務性價比高。而在國內，阿輝家有豐富的人脈資源，一切都好辦。留學簽證到期後，如果想留下來工作，就要找到願意聘請自己的雇主。如果欠缺語言能力和融入當地社會的其他能力，這些工作機會就隻能花錢從華人開設的公司那裏買，成本高，還都是地位不高的職位，甚至是假職位。這樣堅持三年以上，才能換“綠卡”（外籍人口永久居住許可證）。對於一直在國內養尊處優的阿輝來說，這非常困難。人生沒有假設，阿輝回國，回到自己的舒適區，似乎是他的必然選擇。
托運回國的貓安頓在小芊家，交給小芊的父母照顧。小芊很自然地住進了阿輝家。但小芊與阿輝的大家庭卻相處得不太愉快。
阿輝家有很多位工作多年的住家保姆，地位很高，影響著阿輝父母對小芊的看法。保姆們對阿輝的未婚妻頗有微詞。阿輝家的狗隨地大小便，小芊每次都會第一時間要求阿輝親自清理，而阿輝總是不太情願。保姆們暗地裏抱怨小芊不懂伺候阿輝。阿輝媽媽知道後十分不滿，無法接受自己的寶貝兒子要幹這種事情。類似的小矛盾慢慢累積，造成小芊與阿輝家人的緊張關係。相愛容易相處難，20歲出頭的小芊獨自闖入男方的大家庭，每天都要麵對身邊所有人的巨大壓力。
回國後第二年，小芊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但她突然發現自己懷孕了。小芊在出國前曾經做過子宮囊腫切除手術，當時醫生叮囑她：一是要25歲之前生孩子，之後風險會很大；二是杜絕意外懷孕，否則人工流產後的不孕風險比常人會高數倍。小芊相信這是命運的安排，肚子裏突如其來的小家夥是為了拯救她和阿輝的愛情，來暗示自己要克服眼前考驗的。她決定勇敢地迎接小生命的到來，並希望慢慢幫助阿輝成熟和獨立起來，擺脫原生家庭的控製。
小芊把懷孕的消息告訴阿輝，但他沒有絲毫的驚喜，對她在肚子大起來之前拍婚紗照的請求也一推再推。小芊放下自尊，軟硬兼施，一次次主動提議阿輝盡快領證擺酒，希望自己能有個正式的妻子身份。
確診懷孕後的第三個月，阿輝終於同意去民政局領證。小芊開始張羅婚禮的事情：敲定大喜日子，預訂婚宴酒店，定製婚禮服飾，最後與男方家商定出38.8萬元的彩禮。小芊一家很開心，他們所在地的彩禮一般是幾萬塊，阿輝家願意給高出市麵價數倍的彩禮，他們想當然地以為這是男方家寵小芊。小芊每天充實地忙碌著，希望趕在肚皮明顯隆起前辦妥一切，然後安心為人妻、生孩子。一切看起來，是那麽順利。
但故事突然峰回路轉：阿輝主動向小芊坦白，自己喜歡上同單位的女同事。這是電視劇都不敢演的橋段：月頭領結婚證，月末新郎對新娘說自己另有所愛。新娘小芊完全蒙了。回國這一年多，她一直迎合阿輝家人對她賢妻良母的高期望，忍受保姆們私下的各種攻擊和議論，她甚至包容阿輝是“啃老族”“媽寶男”。但這一次，在感情的背叛麵前，她唯一的選擇就是搬回娘家住。
時隔兩年，我們和小芊探討他們親密關係破裂的原因。雙方家庭背景的懸殊，導致了男方的傲慢。女方雖階層較低，但出身於城郊的富裕農村家庭，無須通過嫁入豪門改變命運；單憑征地拆遷補償和村集體分紅收入等，就可以讓小芊一家一輩子衣食無憂。滿足了溫飽的生活需求後，比起完整的小家庭，尊嚴和平等才是小芊最看重的。
阿輝向小芊道歉，並請求她回家。他澄清說自己還沒有與女同事發生實質性關係。小芊勉強同意回去。婆婆鄭重其事地要求小芊不能再離家出走，因為在他們看來，小芊的出走是不可理喻的。從婆婆的表述中，小芊知道阿輝向他母親隱瞞了實情。她很委屈，強忍著沒有說出真相。但當她再次發現阿輝和那個女同事還有聯係時，小芊決心徹底了斷，挺著大肚子一去不回頭。這時，距離婚禮日期還有三個月。
重回娘家後，小芊麵對雙重壓力：一邊是被蒙在鼓裏的阿輝父母三番四次地向小芊父母施壓，要求小芊回家、婚禮照常舉行；另一邊是阿輝一而再地跟小芊說他不會和小芊在一起，之前的道歉和哄她的話都是家人逼著說的。懷孕5個月的小芊心如刀割。
阿輝不理睬小芊，婚禮也不了了之。小芊試圖用繁忙的工作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樂觀的她還是被夜深人靜的孤獨打敗，靠著醫生朋友和閨密的電話做伴，才撐過了生產前最艱難的時光。
小芊說，她這輩子永遠無法忘記，自己一個人做孕產檢，一個人辦住院手續，一個人上產床，一個人在月子中心休養，一個人辦出院手續和孩子出生證。
我打斷小芊的陳述，問她：“不可能吧？阿輝不知道你具體的分娩時間和地點嗎？”小芊很激動：“怎麽可能不知道！我住院時要提交孩子生父的身份證件。醫院剛好暴發疫情要封院，催促我們這些住院的孕產患者轉院，也是要家屬來才能辦理的。但阿輝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兩次都是托人送他的證件複印件來辦理的。”
孩子出生一個多月，阿輝都沒有來看過。後來，我們根據阿輝遞交的起訴狀簽名日期倒推，才知道他那段時間忙著起訴孩子母親的離婚官司。
阿輝第一次聽到女兒的哭聲，是孩子滿四個月時，與女兒母親打離婚官司的開庭那天。他們在法院的接待大廳背對著坐，仿佛彼此都不存在。
女方分娩後一年內，男方不得提出離婚
小芊通過我母校法學院的一位法學教授引薦，加了我的微信，發來她的案情簡介：“我和我先生2016年開始同居，2019年因為懷孕在8月份領證。10月他承認喜歡了別人，不想舉行婚禮。然後我就搬出去住了。2020年2月寶寶出生了，3月他向我提出離婚。之前他有跟我說每個月隻願意給1千元作為撫養費。他現在的工資月收入是兩千七百元。婚後我們沒有共同財產，最近他也把他婚前的車子和房子都轉走了（車和房都是婚前一次性支付、全款購買的）。我想向你簡單谘詢一下我的權益。”
這段文字讓我先入為主地以為這是極普通的離婚案件，我簡單回複：“我的谘詢是要付費的，付費標準我發給你。你這個問題比較簡單，既然是莊教授介紹來的，我就簡單地免費回答你。你先生工資這麽低，如果調解階段他不讓步的話，讓法院硬判，撫養費是1000元左右，因為法律規定撫養費是他固定收入的20%～30%，而且還要看孩子的實際需要，按照當地一般生活水平來確定。如果你想要更多撫養費的話，主要方法是跟他協商簽協議，沒必要找律師。”
她問如果有需要的話可否約我進一步谘詢。我回複說可以，但如果像她描述的這麽簡單的話，其實沒有必要付費進一步谘詢，因為男方收入太低，她要不了更多。
如果這是普通收入家庭的糾紛，通常律師們在當事人尋求法律幫助時，隻需要就他們的具體問題給出明確的答複，就可以結束簡單谘詢。道理很簡單，一般收入者通常谘詢後覺得麻煩和成本高昂就不願意打官司了。
律師為了維護與熟悉的轉介人的關係，即便不能收費，也會禮貌回答。隻是，這類當事人占比太大，經常會占用很多有效的工作時間去處理。所以，對於沒有成案希望的意向谘詢，律師們通常引導其付費谘詢；如果對方沒有付費意識，律師們則會想方設法在不得罪任何人（尤其是轉介者）的前提下盡快體麵結束對話，努力爭取把寶貴的時間用於服務真正的客戶。
微信那頭的小芊可能有點急了：“可是他婚前一套房子就是1000萬元全款一次性付清的，車子200萬元，也是一次性付清的。”我將信將疑，不解她丈夫為什麽工資這麽低。
原來，回國後，父母就安排了他們倆進政府單位工作，因為是編外人員，所以工資低，但對外可以很體麵地說“在體製內工作”。阿輝家裏資產過億，但體製內收入全拿去給車加油都不一定夠。
現在隻有一個法律條文能給嫁入豪門的小芊提供暫時的保護：男方在女性哺乳期不得提離婚。所以，姑且先當她丈夫確實是富二代，我仍然維持之前的建議，回複她：你的主要著力點還是放在跟他簽協議上吧，看怎麽樣能夠讓他簽，這些婚前財產很難搞，你所在城市的撫養費，以我的經驗認知，每月6000元就到頂了。小芊表示自己要先捋一捋思路，再約我麵談。
20天後，我收到小芊的信息：“我被男方起訴離婚了，說孩子不是他的。法官要求我三天後去法院做一個筆錄，不知道您有沒有時間可以陪我去一趟呢？可以先委托您幫我處理一下這次筆錄的事宜嗎？”這個案件發展得有點戲劇化了，我開始懷疑小芊是不是在隱瞞什麽。我還沒見過小芊，無從得知她的個人情況，比如性格、人品如何，是否付得起律師費。但即便是說話不靠譜的客戶，她是我老師介紹來的，無論如何也無法拒絕。
那幾天我剛好很忙，隻能利用休息時間和她電話溝通案情、答辯狀、證據清單等準備工作。我先讓她交了最低的律師出庭費用。
法官通知做筆錄的當天，我們約提前1個小時在法院附近碰頭。我第一次見到小芊，得體的穿搭和妝容，隔著口罩也能分辨出她眼睛的明亮，舉手投足和言語間落落大方。
我再三問她是不是完全確定孩子是阿輝的，小芊斬釘截鐵地給出肯定的答案，問到最後一遍時她甚至有點生氣。
從孩子出生後阿輝的反應來看，他從未懷疑過孩子不是親生的。在給孩子辦出生證的事情上，阿輝非常在乎孩子的名字，找了很多民間大師，結合生辰八字，在微信上和小芊多次討論女兒的姓名。一個懷疑女兒非親生的父親，在起訴前一個月還會這麽上心地給她起名字嗎？
阿輝及其代理律師，是要鑽這一條法律條文的空子：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二條：女方在懷孕期間、分娩後一年內或者終止妊娠後六個月內，男方不得提出離婚；但是，女方提出離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確有必要受理男方離婚請求的除外。（原婚姻法第三十四條）
根據這一條，原則上阿輝在孩子滿一周歲之前是不得提出離婚的，但他顯然想通過主張孩子不是親生的，來讓法院相信“確有必要受理離婚請求”。
阿輝如此著急地想離婚，為此不惜捏造事實、惡意中傷妻子和親生女兒，這是為什麽呢？小芊說，她打聽到阿輝與他喜歡的女同事最近來往甚密，存在阿輝被逼婚或這個女同事已懷孕的可能。
我和小芊溝通好策略和細節，特意叫小芊媽媽抱著孩子一起進法院。我們一行四人在大廳找座位坐下，等候書記員的傳喚。
隨後在法院大廳發生的一幕，讓我終生難忘。
門口進來一個小夥子，大廳的空座位少，他徑直坐在了我們前麵的一排，背對著我們四人。小芊示意，這就是阿輝。因為防疫規定下大家都戴著口罩，我還不確定阿輝知不知道老婆和親生女兒就坐在自己後麵。孩子突然“哇哇”哭鬧，距離孩子半米不到的阿輝充耳不聞。路人都聞聲看過來，隻有他紋絲不動，這太不正常了。我瞬間明白了：假裝什麽都聽不見的阿輝非常清楚，身後哭的就是自己的親生骨肉，出生百天以來從未看過一眼的女兒。
事後，我和小芊分析，他選擇無視自己的女兒是因為法官和書記員隨時可能會經過，他不想給任何人看見他對孩子有天然的父愛。我經常拿這一幕和後來的客戶說：訴訟離婚就是爭利益，是非常無情的戰爭，對彼此感情的傷害，甚至會讓你懷疑一切。
書記員把我們叫進了一個法庭房間，小芊媽媽和孩子不能進去。原被告雙方及律師都到庭了。書記員之前電話通知小芊隻是來做筆錄的，但看這架勢，原被告本人和雙方律師都到場，又是在一個正式的法庭房間，跟開庭也沒什麽區別了。
法官習慣性地宣布開庭。對方律師指責小芊挾胎逼婚，貪圖男方錢財、獅子大開口，懷疑孩子不是親生的，要求親子鑒定。
前麵的指控我都不回應，因為沒有意義，法官不會審理。我隻針對後兩項，力爭一招擊倒對方：“我方認為男方為了離婚訴訟能進入第一次訴訟程序，無端猜測婚生女非親生，是拙劣的訴訟濫權，男方無法提供初步證明存在非親生可能的證據。如果法院認為確有必要受理男方離婚訴訟的，我方同意親子鑒定，但前提條件是，鑒於法院在哺乳期審理本案，會對哺乳期母女的身心、名譽構成嚴重傷害，如果最終的鑒定結果為親生，男方需賠償我方精神損害賠償金100萬元；如果鑒定結果為非親生，我方願意賠償對方精神損害賠償金100萬元。如果男方同意以上條件，我方同意繼續訴訟和同意親子鑒定。”
我發言完畢，對方不敢接話，法官始料未及，連忙責備我剛才100萬元的對賭邀約是不是影視劇看多了、入戲太深。法官聲明，孩子是否親生的、是否需要鑒定，以及訴訟是否會繼續的問題，法庭會根據法律和舉證規則來審理，不是通過對賭來認定的。法官問原告阿輝有什麽證據證明孩子不是親生的，阿輝和他的律師支支吾吾。法官看出他們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我早就預料到法官會責備我。但嚴格來說，這並不算律師發言不當或違規，因為這番發言是經過我和當事人事先商討後決定的，是當事人授權和要求我這麽做的。雖然這樣的對賭邀請沒有法律依據，但無論對方當事人還是法官，都不能對這樣的劍走偏鋒追究法律責任。看似荒謬的對賭邀約非常精準地傳達了我們的意圖：孩子絕對是親生的、我們不怕親子鑒定。從法官當庭表態要駁回原告起訴及隨後收到的駁回裁定書，就知道我們的發言效果完全達到了。
庭審很快就結束了，對我方來說，算是非常順利了。雖然沒有當庭宣判，但結果不會有任何懸念。
兩次訴訟期間分居滿一年，應當準予離婚
對方著急離婚，是利益最大化的談判好時機。法院判決的撫養費通常是當事人固定收入的20%～30%
回家路上，我接到了書記員的電話，詢問我方能否接受調解，我要求阿輝先給出調解方案，同時表示我會和小芊商量調解方案，明天早上給書記員答複。
調解是離婚訴訟中的必經程序，但前提是遵循自願原則，雙方都有意願接受調解。我向小芊分析了目前的形勢：男方這次明知贏不了還起訴，看似很荒謬，但他要實現的兩個目的卻很赤裸裸，一是試探我方的態度，二是為第二次起訴判離爭取時間。
因為2021年要生效的民法典有新規定，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五款：“經人民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後，雙方又分居滿一年，一方再次提起離婚訴訟的，應當準予離婚。”
隻要提出兩次訴訟且中間間隔一年的分居時間，就再也沒有離不了的婚。阿輝現在就是急於在小芊哺乳期完成第一次訴訟，所以這一次訴訟不管最後怎麽判，在他看來，他的如意算盤都能實現。
小芊現在麵臨二選一的難題：要麽不同意離婚；要麽利用對方著急的心態，開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離婚方案。
小芊最後選擇了不同意離婚。她的主要考慮是：作為原配，不能讓小三輕易得逞；剛剛生育完三四個月，自己不急著找下家，既然阿輝不給母女倆好交代，為什麽要為他的新生活著想？
我不反對小芊的選擇，但也提醒她，現在男方比較著急離婚，這個時候提條件和要求容易得到滿足，如果錯過好時機，明年這個時候對方第二次起訴，我們手上就沒有好的談判籌碼了。現在他可能願意給數百萬元，但到明年他不願意給的話，我方隻能按照法律去爭取，能拿到的利益就隻剩下撫養費了，總額可能連一百萬元都不到，而且撫養費隻能在之後的18年裏按月分筆收取。
大部分情況下，代理律師希望自己的當事人見好就收。雖然能理解當事人的心態，但我們的本職工作是盡可能為當事人爭取最大化的現實利益，不去賭贏麵小的可能性。當然，我同樣希望自己的當事人可以不拘泥於眼前利益，在這方麵，小芊後來的種種選擇超出了我的預料，她一年後的決定更是讓我佩服她的勇氣和尊嚴。
小芊十分糾結，她不知道阿輝會答應給她多少現實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才25歲帶著一個3個月大的女嬰，以後會遇到什麽樣的困難。
小芊說：“我的調解方案是，阿輝按撫養費每月2.5萬元的標準一次性付清女兒18年的撫養費540萬元，再給女兒在市中心買一套學位房，380萬元左右的，加起來是920萬元。他要麽大方滿足我的要求，要麽一分錢都不要給。我也做好了這樣的心理準備。開的價很高，我知道他一定不會答應。我不會同意他降低標準。他現在開的車是200萬的，他對自己有多好，就應該對自己的女兒一樣好。即便他不給撫養費，我家也能給女兒體麵的生活。所以，這不是錢的問題。”
我不再勸說小芊妥協，也深刻反省了自己為什麽喜歡勸客戶見好就收：我懼怕外界以最後的結果來論自己作為律師的成敗；如果小芊的堅持讓她最後顆粒無收，我不知道該如何向莊教授交代。但我堅信，倘若最後真的一無所獲，她也不會倒打我一耙。
第二天，我給書記員報了920萬元的調解方案，書記員歎了口氣就把電話掛了。
庭審結束後第五天，我們收到了法院寄來的駁回阿輝起訴的裁定書。這是一個如我們所願卻又讓人高興不起來的結果。在下裁定書的最後關頭，書記員說雙方的調解期望差距不止一兩百萬，法官說如果我方願意接受三百萬元以內的調解方案，可以嚐試幫我方做對方的工作。我把法官的原話轉達給小芊，她斬釘截鐵地拒絕了。
第一次訴訟就這樣結束了。之後小芊和我保持聯係，多次討論我方如何化被動為主動，猜測阿輝會不會幡然醒悟、給母女倆驚喜。我們都不希望，在越來越逼近哺乳期屆滿的日子裏，我們的談判籌碼會迅速流失。
阿輝為了打探小芊的真實想法，想約她閨密吃飯。小芊急不可耐地和閨密一起找我商量對阿輝的口徑。小芊會不會真的如阿輝一家所指責的那樣“都是為了錢”？我更願意相信，小芊一直在等阿輝的良心發現——不是對小芊本人，而是對他們的女兒。但小芊的執著等待，讓她等來了絕望。
在女兒滿周歲的那個月，小芊收到了法院寄來的阿輝第二次訴訟離婚的起訴狀。起訴狀上簽名落款的日期正是女兒的生日，阿輝連一天的時間都不願意浪費。
小芊徹底死心了。
改姓不歸法院管
第二次被起訴，我依然是她的代理律師。我一再提醒小芊，這次她依然有不同意離婚的權利。他第一次起訴的結果是“駁回起訴”，而不是民法典新規定表述的“不準離婚”。所以，嚴格來說，一年前的訴訟並不算“第一次訴訟”，這次才是“第一次”。
這意味著阿輝這一次起訴依然沒有法院“應當準予離婚”的法定事由，根據民法典新規定要求的“兩次訴訟、其間分居一年”的法定離婚條件，小芊還是有希望再拖阿輝幾年的。小芊卻不置可否。
這次開庭的是一位男法官。開庭前，法官先調解，問阿輝願意出多少撫養費。阿輝的律師提請法官注意他們提交的證據，阿輝在政府部門的合同製工作月薪隻有5000元，他們接受調解願意支付的每月撫養費是3000元。
我方出示阿輝名下別墅的房管局查冊表、阿輝開的價值200萬元的豪車的照片，說明阿輝有經濟實力給女兒提供更好的成長條件。我的發言被法官打斷。法官說，撫養費隻和當事人的固定收入掛鉤，而與阿輝原有財產的多少無關，如果我方沒有其他證據證明阿輝的每月收入，那他現在願意承擔的3000元已經高於法定標準。因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法院判決的撫養費是當事人固定收入的20%～30%，不接受調解、由法院判的話，最高也隻能到每月1500元。
小芊的發言震驚全場：“如果是3000元的撫養費，我不能接受。我有一個提議，我可以同意離婚，且不要男方一分錢撫養費，但前提是男方必須配合我，把女兒的姓氏改成跟我姓。”
法官接過話，給孩子改姓氏是大事，建議原被告雙方都各自找家人商量，現在就打電話確認。
小芊到外麵走廊打電話給父母。阿輝在原告席後蹲下，低頭打電話。不一會兒，雙方都回到各自原被告座位上，分別向法官表示同意此方案。
這時法官說，改姓氏的問題，不屬於法院民事庭處理的權限範圍，所以無法寫入民事調解協議筆錄和調解書中，希望雙方私下另簽協議。
我馬上高聲表達擔憂：“如果連法院都不願意管這個事情，法官不把男方配合改姓氏的承諾寫入調解協議，而讓我們私下簽協議，一旦原告反悔違約，最後不願意配合我方到公安局的戶政部門改姓，我們現在同意調解離婚，不就是白白上當受騙而又維權無門嗎？”
法官推脫：男方答應配合改姓氏的約定無法寫入調解書，因為法院調解書是要拿去找法院領導蓋章的，肯定不能通過；另外，就算寫入調解書也沒有法律強製執行力，男方到時不履行調解，女方申請強製執行調解書內容，本法官也不能保證法院的執行法官能執行。
我方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原告阿輝值得我們最後的信任嗎？18年撫養費，按每月3000元來算，也就是64.8萬元的金錢之痛，與配合給女兒改姓氏的得失相比，阿輝會看重哪一個呢？私下簽協議後，阿輝會不會反悔呢？
對方律師打破了她之前一直無存在感的狀態：“我們願意在法官麵前簽承諾配合改姓氏的協議。你們放心吧，我們一定說到做到！”
小芊問我：“如果私下簽了改姓氏協議後，阿輝不配合簽名同意改姓氏，能不能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我說：可以起訴阿輝，如果法院不受理，我們直接根據這個協議去告公安機關。但是，法律規定，未成年子女要改姓氏，父母雙方一定要同時到場簽署同意的書麵聲明。父母有任何一方不到場的，公安機關有權拒絕辦理姓名變更手續。目前，全國範圍內查不到對公安機關提起這種行政訴訟的成功先例，我方要有足夠的風險意識。
有沒有為小芊降低風險的方法呢？
變更姓名的問題，涉及非常複雜的請求權分類和司法管轄界限的法學理論問題。簡單來說，如果阿輝出爾反爾，我方要求阿輝配合改姓，這個請求權是以什麽權利為基礎的呢？如果有協議在前，可能會被認為可以追究阿輝違約的民事責任。但如果直接到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阿輝配合改姓，在立案那一關就可能被法院攔下，因為變更姓名的權限是在公安戶政部門，確實不屬於法院的司法管轄範圍。
我之前還找到一個對我們很不利的類案——
在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樵民一初字第435號案中，男方張某甲和女方區某曾是夫妻關係，婚後生育了女兒張某乙和兒子張某丙。後來男女雙方協議離婚，雙方在離婚協議裏白紙黑字約定：婚生女兒張某乙由男方撫養並承擔撫養費，婚生兒子張某丙由女方撫養並承擔撫養費，兒子的戶籍、姓氏跟隨女方。但辦完離婚登記手續、領取離婚證後，男方反悔，拒不配合女方到公安部門辦理兒子張某丙的姓氏變更手續。女方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訴訟請求是“請求判令男方協助將兒子改為隨女方姓氏”。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女方的訴訟請求。
法官在判決書中這樣寫：“本院認為，我國婚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隨母姓’。這是我國婚姻法對子女姓氏自由的規定，子女有自由選擇姓氏隨父還是隨母的權利。本案中，原、被告的婚生兒子張某丙有自由選擇姓氏隨父還是隨母的權利，但由於張某丙尚未成年，該權利應由其父母共同行使。原告主張原、被告簽訂的離婚協議約定兒子姓氏隨母，被告應配合變更兒子姓氏，但選擇姓氏是一種自由權利，不是義務，被告作為父親在兒子未成年的情況下享有與原告同等的決定兒子姓氏的權利，雖然被告曾經承諾兒子姓氏隨母，但是被告現在已明確表示不願意兒子變更姓氏，姓氏自由作為一種自由權利，不應受到強製。原、被告作為張某丙的父母在選擇張某丙的姓氏的問題上具有同等的權利，應共同協商解決，在未協商一致的情況下，原告要求被告配合變更兒子姓氏隨母，依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我想到一個辦法。我在法庭上提議，這個私下協議必須寫明阿輝若反悔不配合改姓氏的，就要3日內一次性支付64.8萬元撫養費，逾期不支付的，要按每日1000元的標準支付違約金。既然承諾配合改姓的書麵約定法律效力有爭議，即便通過，法院也不一定會賦予強製執行力；那我方不如約定成一種“支付撫養費+逾期支付違約金”的違約責任，變行為之債為金錢之債。但即便如此，如果到時阿輝反悔配合改姓，我方起訴到法院能不能獲得法院的支持，我也沒有十足的把握。
我低頭跟小芊小聲地商量：“這樣的約定雖然不能確保百分之百的法律強製執行力，但對阿輝來說，因為他始終存在承擔違約責任的風險，他會有心理負擔，不敢輕易違約。而且，阿輝的律師是做企業法律服務為主的商事律師，未必會知道這個改姓協議有不能強製履行的可能。”
小芊決定按照我的建議賭一把！
阿輝小聲地向他的律師抱怨，每天1000元的違約金太高了。但我方堅持必須有這個違約責任條款，如果他配合給女兒改姓的手續，是不會產生任何違約責任的。
謝天謝地，同時簽署了離婚調解協議和改姓協議後，我們順利地預約到了下一周公安局戶政中心的業務辦理號。當天阿輝也準時出現，配合辦理了女兒姓氏變更的手續。小芊拿到了蓋有法院印章的離婚調解書，和女兒與她同姓的新戶口本。這意味著，小芊和阿輝的婚姻在法律上結束了，她們母女倆最大程度地切斷了與阿輝的關係。
從公安局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把車停在路邊，給小芊發微信：“我給數百位客戶提供過法律服務，但私心覺得你是最勇敢的一個。你一定會越來越好的。你配得上所有的美好。”
為了寫這個故事，時隔大半年後，我又見到了小芊。采訪結束，她向我請教：阿輝已經和女同事分手了，他現在想約她，還要主動給她錢，她應該怎麽處理呢？
我們相視一笑。
我說：“多少錢你都可以放心收。他的所有轉賬，你都記得回複一句，‘謝謝你對女兒的愛’。如果他想看女兒，你們可以約在公共場合見麵，比如商場、公園等，千萬不要約在他家或去酒店開房。這樣可以保證不向他發出錯誤信號，也是為了避免兩人形成事實上的戀愛關係之誤會。否則，已經沒有婚姻關係的單身男女之間的大額財物往來容易被認定為‘婚約財產’。結婚不成，男方可以以退還彩禮為由，要求女方全部返還。但如果留有父親對女兒贈與的佐證證據，就可以完全打消這樣的顧慮了。”
臨別前，我們好奇地問她有沒有新的感情。她靦腆一笑：“有了，他很好。”
我相信，她的美好新生活才剛剛開始。
（本文選自真故圖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離婚律師都知道》，略有刪減）
劉勝飛、李湘/真故圖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年11月
============================================================
1
“母胎單身”30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除了母親，就是二姐了。
90年代，潮汕農村家庭普遍多子，我家五個孩子，我排老三，是家裏第一個男孩。二姐比我大一歲，名叫催娣，的確也“催弟”有功，頗得母親疼愛。母親常說：“你爸當年花了兩萬塊錢在福田買下個商鋪，一樓用來賣衣服，二樓用來居住。你和你二姐都是在福田出世，有福氣。”
小時候的二姐活潑開朗，聰明伶俐。我兩歲時和她在店鋪附近的街道上玩，被人販子拿著冰淇淋誘惑跟著走，二姐見狀，趕緊跑到鋪頭告訴母親，才避免了一場悲劇。
1999年，二姐和我一起上的小學，父母說這樣能互相有個照應——一般都是二姐照應我。那時二姐比我個子小，別人都以為她是我妹妹，我也“仗勢欺人”，常常直呼其名，不喊她姐姐，她也不計較。二姐一直擔任班幹部，成績比我好，回到家也時常給我補習功課。我偶爾貪玩看電視，臨近睡覺才會賴著二姐抄她的作業。那時我家床邊還立著一塊斑駁的木板，被我倆用來默寫課文，拿粉筆在上麵寫，一日複一日，擦掉，再寫上。
嫻老師是我家鄰居，也是我和二姐一二年級的語文老師，她最是喜歡二姐，誇二姐學習、繪畫都有天賦，將來一定有出息。二姐小時候的夢想是當老師，很愛在家裏模仿某位老師的走路方式、講課腔調，逗得全家哈哈大笑。在學校的文藝演出上，二姐還常常擔任領舞。我記得小學最後一個“六一”，二姐站在一群女生的最中間，穿著粉紅色的舞衣，紮著高馬尾，跳著王心淩的《睫毛彎彎》，甜美動人，仿佛一切美好都會圍著她轉。
那時的我，樂於成為二姐的小跟班，看著她昂著自信的頭顱，心裏由衷地開心，覺得很有安全感。
然而，我和二姐這無憂無慮的生活，因父親生意失敗而急轉直下。
父親當年沒在福田繼續幹服裝生意，到我和二姐快上中學時，見家鄉興起一些製假、販假的家庭小作坊，利潤可觀，父親便帶著我們回了老家，將老房子一樓布置成流水線車間，幹起了生產假洗發水的行當。
平日裏，父親負責送貨，去區鎮的批發部和商場等地方找客戶資源。母親在家裏忙活，舅舅也過來幫忙。那時的父親，開朗外放，偶爾還會在賭場上豪氣撒錢，一下午就揮霍七八千。對家人他也慷慨隨和，不僅常常買烤雞翅給我們吃，還讓我們爬到他身上“疊羅漢”。
這一切都在小升初那個暑假戛然而止。一天，警察來到家裏，父親不在，詢問一番後，便當著我們的麵給母親戴上手銬。母親關了小半天就回來了，事情最終以罰款5萬塊和父親的小廠子徹底關停結束。
母親可能被嚇壞了，自那以後，身體再沒好起來，總是病懨懨的。以前隻是偶爾流連牌桌的父親開始嗜賭如命，常常熬到半夜一兩點才回家，還要問母親要賭資。母親不滿，兩人先是爭吵，後來慢慢演變為大打出手。有次，父親掌摑母親後，直接用錘子敲掉櫃子的鎖，拿出僅剩的錢去打牌。
我家的經濟條件從優渥逐漸走向拮據。比我大兩歲的大姐執意輟學去當縫紉工，幫家裏減輕負擔。母親總會去菜市場掃“攤底”，低價買很多食材放進冰箱，每天精打細算地過。晚上，她還會不時帶著二姐和小妹去幫大姐趕活，周末，也讓我和小弟去廠裏幫忙剪線頭，剪一條一分錢。
縱然家裏發生變故，我和二姐還是如期升上初中。我的成績慢慢追上二姐，能排在年級前十，老師也開始重視我，倒有了幾分意氣風發的感覺。或許是女生比男生懂事早，二姐沒了往日的歡樂與活躍，變得低調內斂，眼神裏含有幾分無助和自卑，也不過多地和朋友來往了。
鄰居小睿也是我和二姐的同學，經常跑來我家找我給他輔導英語。他身高接近1米8，熱情帥氣，愛打籃球，見二姐總是不多言語，也會逗一下她。我便開二姐玩笑，“以後讓小睿拐走算了”，二姐就追著打我。
說得多了，母親卻欣喜地示意：“要是能嫁小睿也不錯，人長得俊，家裏比咱有錢。”
二姐聽完，尷尬地咧咧嘴，就沉默了。
2
看著母親和姐妹們的辛苦，我開始當麵指責父親，“不出去工作，隻知道賭錢”。父親的脾氣比之前更大了，反手掃打我的後腦勺，還數落我，“不識時務，沒口才說話得罪人”。他愈發擺出大男子主義的派頭，要母親和我們對他言聽令從，稍不順意，就大吵大鬧。
眼見著家裏的樣子，我也開始變得焦慮，逐漸將自己封閉起來，鮮少與外人交流。初二那年，學校裏打架鬥毆事件頻發，還在讀小學的小弟被人誤傷了，被打得側臉流血。彼時父親迫於生計遠在江西打工，便想讓我替弟弟出頭，可我害怕，拒絕了。最終，還是母親氣憤地跑去找校長處理。
事後，父親就罵我“膽小窩囊”，我一句話都不說，自責、自卑、無助等情緒混雜在一起，把我拖向更封閉的境遇。那個冬天，我穿著母親買的不知大幾號的、能穿幾年的單薄外套，騎著單車迎著凜冽的寒風，眼睛莫名的幹痛。我開始變得古怪，不敢看別人的眼睛，和別人說話，多說幾句就想哭。我還問過母親：“我是不是不正常了？”
母親聽了擔憂卻堅定地說：“說啥瞎話！你正常，乖，不舒服睡個覺就好了。”
那年期末考試，二姐協助老師批改試卷，提前知道我考了全年級第二，她跑回家欣喜地告訴我好消息時，我卻高興不起來。她滿臉疑惑。有老師知道我和二姐是姐弟，便告訴她，說我上課的時候，神情古怪，眼睛都不看人，不知道有沒有在聽講。其實，我是有在聽課，但眼光在老師周圍遊離，不敢和老師有眼神接觸。
二姐回家後，溫和耐心地教我：“其實，人的臉上，眼睛和鼻子形成一個倒三角，你不要一直直視別人的眼睛，可以自然地看鼻子稍微往上的位置，這樣別人就不會以為你不敢看他了。”
有了這個方法，我狀況好了不少。一旦我再遊離，或成績下降，老師都會私下找到二姐，知道她是治好我的良藥。我也一直認為，隻要二姐在我身邊，很多事我都能克服。
初三那年寒假，臨近正月，母親病重，吃東西就吐，體重一下子掉了二十多斤，瘦脫了相，差點沒命，我們不得不喊父親回來。見狀，父親就想讓二姐輟學打工，幫助家裏。二姐自然不願意，躲在學校的衛生間哭。最後，還是母親反對，說“好歹讓她讀完初中”，父親才作罷。
或許是有了心理負擔，初三下學期的幾次模擬考，二姐的分數都沒我高。父母更看好我能考上重點高中，又惦念起讓二姐讀完初中就去深圳，到霞姐店裏練做生意——父親和霞姐是舊識，父親在深圳福田賣衣服時，霞姐是店員。幾年後，聽說她籌借二十幾萬在深圳福田買了房，又用兩萬塊本錢，在華強北找了個檔口專賣手機配件，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聽聞父親這些打算，二姐隻能加倍努力，期望能改變父親的決定。中考成績出來，二姐比我多出十幾分。不過，我倆都沒考上重點高中，但都可以去鎮上次一等的高中。二姐懇求父親讓她繼續上學，說自己放不下學校生活和同學友誼。母親也在旁邊求情，可是父親坦言，經濟實在有壓力，供不起我們兩個人上高中，“女兒家讀了九年義務夠多了”，還說二姐性格外向、頭腦聰明，適合做生意，說我性格軟弱，隻適合待在學校。
那時候的我也默默接受這個說法，也覺得自己可能隻適合讀書，因而也沒站出來說我去打工，讓二姐讀書。或許知道已經改變不了什麽，或許也是知道自己“扶弟”的責任，二姐最後還是妥協了，也沒私下給我抱怨什麽，就將錄取通知書隨便塞進抽屜裏。
二姐臨去深圳前，我邀她去鎮上看看。那是我第一次去鎮上，覺得那裏就像一個大寨子，中間被一條馬路剖開，馬路兩邊是商鋪，路邊湊著一些零散的臨時攤位，賣小吃或日用品。而我要去讀的那所高中就在鎮中心，多少農村的莘莘學子，通過那裏改變命運，走出經濟落後的鄉鎮，去往大城市謀生發展。
原本，二姐也可以走這條路，可現在是不行了。
我和二姐漫無目的地在馬路邊走，嘴饞肚子餓，想吃路邊的烤雞腿，可囊中羞澀，終究什麽都沒有買。某個時刻，我和二姐相隔四五米的距離，任憑中間人來人往，川流不息，二姐似乎看不到我，眼神空洞迷茫地在人群中尋找著什麽。我快步向她走去，她看到我才定了定神。
多年後，我一直難忘當時那個情景，就像《千與千尋》裏說的：“人生就是一列開往墳墓的列車，路途上會有很多站。很難有人可以自始至終陪著走完。當陪你的人要下車時，即使不舍也該心存感激，然後揮手道別。”
3
高中入學，教室午間廣播常放著範冰冰的《飛鳥》，我覺得自己和二姐就像兩隻孤單的飛鳥，從前惺惺相惜，此後分道揚鑣，二姐隻能陪我到這了，以後的路要靠自己走了。想著想著，我就忍不住無聲啜泣。
有天放學，我騎著車，被六個社會不良少年攔住了。他們厲聲問我是哪個村的。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指著與家相反的方向，猜是他們村的方向。
他們的頭兒靠前又問了一遍。我說，嘉華村。對方又問我住嘉華村哪裏？我就不再回答了。他們嘲笑我：“傻子，自己家住哪都不知道！”我依然默不做聲，他們放我走了，我假裝淡定地向前走，不再回頭看他們，估摸他們走遠了，才踩上二姐留下的單車，瘋狂地加速。那一刻，我心裏勇敢了許多——或許冥冥之中，二姐哪怕不在我身邊，也依然守護著我。
二姐到深圳學做生意，並沒有想象中那麽順利。每天一大早，她就要坐幾站公交到檔口開門，晚點霞姐夫妻自己再開車過去。二姐身材瘦小，力氣也不大，但常常得拉著一百多斤的貨物，走街、過天橋，偶爾貨倒在路邊，隻能等好心人扶一把，才能繼續前行。
霞姐一家也嫌二姐個小、沒力氣，先是讓她“多吃飯”——多吃白飯，少吃肉菜，後來幹脆讓二姐自己去外麵飯店吃。就這樣從早忙到晚，霞姐給二姐每個月的工資隻有一千元。起初，父親都讓二姐忍，多學本事。到最後，二姐吃飯不規律、營養少，患了胃病，嚴重到出現便血，父親才和霞姐翻了臉，將二姐接了回來。
近一年不見，二姐眼神已經沒了往日的光彩，形容瘦削，臉色蒼白。看著她，我心裏很不是滋味，想著要是她能繼續讀書，也不會受這些苦了吧？
等二姐身體漸好，母親不顧父親反對，讓二姐報電腦班學平麵設計。二姐又開始像讀書時一樣，熟練歡快地背著五筆口訣順口溜：“王旁青頭兼五一，土士二幹十寸雨……”學了兩個月後，二姐就去了大姐上班的縫紉廠做辦公室文員，能拿兩千塊工資。這裏的工作算輕鬆，但同事之間勾心鬥角，二姐一直還抱著當學生的心態，很難融進去。幹了大半年，二姐經人介紹，又去了陳店找工作——那裏是國內最大的內衣生產基地，工資稍微高一點，離家也不算遠，坐摩托車，半小時就能到。
父親自從江西回來後，一直遊手好閑，除了賭博就是賭博，繼續在家做大爺，和母親爭吵不斷。那時靠著母親和姐妹們沒日沒夜地工作，我家月收入能有一萬左右。不過，這些錢除了要給父親還賭債，剩下的還要籌備家裏的裝修——家風有派頭，將來女兒才能找到好婆家。
我家過得依然緊緊巴巴。我變得更加內向敏感，在課堂上一度因為心事分神，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時，嘴唇艱難地想張開，卻啞然失聲。老師沒有為難我，課後苦口婆心地說：“家庭環境或許暫時無法改變，但你現在在人生至關重要的時刻，如果努力，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的。”
之後，我重新補習課本知識，常常晚上熬到一兩點，或者淩晨三四點起床，一鼓作氣從年級一百名之外，直到模擬考總分擠進年級理科前十。但成績起起伏伏，並不穩定。2012年高考，考場上，我雙手冰涼，頭腦時常緊張得一片空白，不知道答的是什麽。考完試後，臉上像烤熟的番薯般通紅，腋下早已被冷汗浸濕了一片。
我沒考好，分數隻比二本A線高出二十多分，想到家裏的條件有限，複讀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家族普遍文化水平低，大家還恭喜我成為家族裏第二個考上本科的男丁。二姐回家來，也說為我感到驕傲。那時的她已長成大女孩，剪著波波頭，眼神清澈動人，但總充斥幾絲疲倦和憂鬱。家裏大搞裝修的時候，師傅直誇她“雅姿娘”。而別人越這麽誇，我越替二姐覺得可惜，我想若二姐繼續上學，或許比我考得好吧。
上大學後，我忙於學業，課餘時間也都在參加勤工儉學。千裏之外的家事，隻能偶爾從電話裏得知。
二姐在內衣廠幹得不錯，後經上司介紹，認識了上司的侄子。兩人並沒交往，上司卻連哄帶騙將二姐引到她侄子的床上。還好，上司侄子終究沒有逾越男女那道底線。初經世事的二姐被嚇到了，慌張地向父母交代實情。
母親聽完鬆了一口氣，瞪大眼睛罵二姐：“你還不知死咯！差點被人家吃了都不知道。”後來，二姐拒絕和上司侄子交往，惹惱了上司，她抓著二姐工作的一個失誤，狠狠地打了二姐一巴掌。孤身在外，二姐不敢抵抗，隻好委屈作罷，辭了那份工作。
那以後，二姐開始變得叛逆，想為自己做打算，她覺得自己“太乖了”，不再願意透露真實工資給家裏上繳，花錢逐漸大手大腳，甚至為此和母親爭吵。
或許是二姐的事兒刺激了母親，也或許是父親常年無業讓母親壓力巨大。2014年的那個春節，母親去縣醫院看病，確診了精神分裂症，看夜空的紅色煙花都像飛濺的血。母親發病的時候，有時狂躁，有時抑鬱，家裏人都是噤若寒蟬，局促不安，處處遷就，連父親都不敢跟母親說話，哪怕幾次被母親扇了巴掌都沒回擊。
唯獨讓我奇怪的是二姐，她竟然連連說母親“是裝的”。我很是費解，問她為什麽，她說母親說話“像小孩一樣矯情”，完全沒有一點以前那種對母親的依戀。
後來再想，或許此時，二姐的情緒已經出了問題。
4
學曆受限，二姐在家鄉的工作始終不穩定，活累工時長，工資又低。
2015年，我念大三，二姐決定重新回深圳打工，找了一份酒店前台的工作。那時，為了生計，除了嫁人生娃的大姐，以及照顧八十多歲奶奶為由在老家的父親，母親帶著小弟小妹都到深圳打零工了——弟弟妹妹上完初中就輟學了。
中秋節，我從廣州坐輕軌到深圳和母親他們見麵。我們約在福田文化廣場，那裏潮汕人多，晚風陣陣，夾著桂花香，我們一邊散步，一邊聊著工作情況，雖透著幾分心酸，但也有了久違的溫暖，因為我知道，家人在哪裏，家就在哪裏。
二姐當天穿著一件綠色短袖，身材纖細，站在霓虹燈旁，微笑著讓我幫她拍照。她又給我拍了幾張照片，一塊發到朋友圈，配文：“中秋夜，姐弟倆又回到了出生的地方。”我看得出來，二姐對家人很依戀，分開時整個人都戀戀不舍，眼裏含著淚。
此後幾個夜晚，二姐都在電話裏向我傾訴，說她在酒店裏沒有社交，除了一個同齡人，其餘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我叫她找以前同學的聊聊，她又說自己每天都要接上百個電話，被繁重的工作都整出精神緊張了，哪有時間去找同學。
我那時很忙，麵對不成器的父親和家裏經濟困窘，除了學習就是到處跑兼職。二姐頻繁給我留言，我也就隨便敷衍兩句，電話來了也不常接，晚上睡覺就靜音。
十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醒來，我見手機裏昨晚有十幾個未接電話，都是二姐的。我慌忙打過去，二姐卻平靜地說：“沒事了。”
後來我是從母親和小弟口中，得知那天晚上的經過。
當晚11點過，二姐給客人收拾房間時，看到客人遺留的手機，不小心點亮屏幕，卻是那種外國激情視頻網站，一下子發瘋一樣，臆想自己被外國人強奸了。
她先打我手機，我靜音未接，她又打給小弟和母親。小弟信以為真，緊急去藥店買了避孕藥，然後給二姐吃下。小弟後來又仔細詢問，才發現二姐實際上並沒有受到任何人侵犯，隻是精神上受了刺激。
白天，她發泄一樣買了一條一千多元的K金項鏈和一雙並不合腳的高跟鞋，又在大街上莫名大聲地叫喊。母親幾個電話反複催二姐到出租屋休息，下午下班回來，房門卻被鎖了。母親拍門，裏麵也沒回應，連忙叫小弟拿來鑰匙，打開門一看，二姐正躺在床上熟睡。
等二姐精神好點，小弟陪她向酒店經理辭了職，二姐向經理指著自己腦袋，說：“這裏不正常了。”
母親帶二姐回老家，找診所醫生治療調養。不到兩個月，二姐的精神狀況還沒完全好轉，父母就給她安排了門親事，據說是鄰居嫻老師介紹的。
兩人先在微信上視頻聊天，然後見了一次麵，一塊去飯館吃牛肉粿條，聊了下雙方的狀況。二姐回來後，說男方在廣州做手機生意，專賣給南美國家的，以後打算在廣州買房。父親聽了，羨慕不已，對母親說，“這女婿過年紅包會包得很大”。
一來二去，這門親事很快就定下來了。我問母親：“怎麽這麽快？二姐這情況還沒恢複，怎麽能成親？”
母親就說和父親商量過了：“聽老一輩人說，像你二姐這種病，貌似‘思春’，結婚後就好了。”
對方給了3萬塊彩禮，母親用1萬塊錢買了黃金首飾給了對方，剩下的2萬塊錢則存在二姐的銀行卡。對方說，先辦酒席舉行婚禮，等過年領結婚證。對此，我也不置可否，隻知道，如今的二姐已經全然都要靠父母做主了。
不久後，我就被喊去廣州海印橋附近參加二姐的喜宴。到了他們的公寓，二姐夫婦出來接我，隻見二姐戴著金耳鉤金項鏈，白色襯衫加一件粉紅色馬甲背心，雙腿纖細，臉頰撲了淺淺的腮紅，像朵桃花一樣。姐夫穿著純色襯衫，相貌奇醜，塌鼻梁，皮膚黑黝發黃，兩隻眼睛突出像金魚眼，兩腮瘦削凹陷。
見我來了，二姐欣喜又露怯，能看得出她的病還沒好完全，眼神略顯呆滯，我心裏一緊。二姐聽她婆婆的話引我進臥室，讓舅舅（我）坐一下她的床褥——那是老家早生貴子的習俗咒語。親家母春風滿麵，讓我放心，信誓旦旦說會把二姐當親女兒疼惜。然後，姐夫牽著二姐，帶我去訂好的酒樓。
見到二姐夫婦和睦相處的情景，我心裏稍微平靜了一點，期望真能像母親說的那樣，二姐結婚後就好了。
5
很快，我就意識到二姐又踏入了一個坑。
父親在電話裏再三叮囑我，說我離二姐近，要多去關心看望她，預防她的病複發，萬一被退婚影響不好。我便每個周末都會抽空去看望二姐，有時也陪她在手機檔口守攤。因為她精神還沒完全好轉，甚至有點孩子氣，竟被不少客戶以為是未成年的高中生。
二姐夫家裏還雇了三個同鄉的弟仔，負責組裝手機和測試程序，類似小型加工廠，為了趕批貨，常常忙到半夜兩三點，黑眼圈很明顯。二姐進門後，也要幫忙幹活，跟著忙活到半夜。實在困得不行，也要先和表麵和藹、實際強勢的親家母“請假”，才敢去睡覺。
姐夫一心鑽入生意，在廣州深圳兩地跑，又要找貨源，又要防止泄密和同行競爭，每天都過得神經緊繃，一睡醒腦子裏想的都是檔口一個月兩萬的租金，需要吃藥舒緩精神。他也是個媽寶男，對母親言聽計從，對二姐很是冷淡，隻把她當工人和生育工具。
這些情況，二姐給我和母親都抱怨了，說“不想待在這個家，不喜歡這裏的氛圍”。母親勸她：“新媳婦進門沒那麽快融入新家庭，剛開始三年沒那麽好過，等日後生了孩子，地位鞏固，才逐漸有家庭地位。”
或許是病一直沒好利索，二姐不再有以前的機靈，說什麽話愈發不過腦子，行事也愈發不受控製。明明是母親給她說的體己話，她自己卻直說成“新媳婦進門衰三年”，還一轉頭就告訴了婆婆，氣得婆家以為二姐詛咒他們。
有次我去看二姐，到了晚飯時間，二姐竟然獨自先坐到飯桌上開吃，完全不顧公婆和我在場。我傻了眼，叫她停下來幫公婆舀湯、盛飯。次日，去檔口接她回婆家的路上，我教她要“主動去做家務”，還數落她“竟然沒一點禮路”。二姐聽著聽著，竟然“哇哇”大哭起來：“沒想到自己比你大，反而做錯要被你說。”
我隻好作罷，轉開話題，說買了一箱牛奶放在她家，囑咐她記得喝。她立馬停住，像小孩一樣收放自如，臉上有了笑容。
我差點沒笑出聲，但立馬反應過來，止住了笑——二姐的病情應該是加重了，智力退化了很多。而這樣的她，估計很難在婆家好好生活下去吧。
果然，喜宴後不到兩個月，一個大雨滂沱的晚上，親家母和姐夫在電話裏找父親投訴，說二姐偷懶不做家務，目無尊長不會說話，要求退婚。
次日，親家母就定了回老家的票，我也跟著回去了。來不及歇息，親家母就叫來父親和媒人嫻老師過來處理事情。在他們的交談下，我才知道，嫻老師和親家母是親姐妹，親家母從小性格強勢凶惡，不光嫻老師很怕她，就連她們的父母都不敢招惹她。雖然兩姐妹向來不和，但嫻老師是個識時務的人，聽說姐姐一家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就想借給外甥介紹對象，緩解多年緊張複雜的姐妹關係。
而我的二姐，卻成了犧牲品。
父親讓二姐坐到女婿旁邊，親自問二姐“還愛不愛他？”二姐默認點頭。父親隻好轉頭和親家母交涉，說她過於嚴厲，自己女兒剛過門，還沒適應這個家，“再讓他們試試吧”。親家母卻執意要兒子離婚，“死了也要離”。姐夫聽他母親這麽說，立馬對二姐說，“我媽如果去死，我也要去死！”
彼時二姐已懷有身孕，離約定領證的時間也隻差十幾天了。麵對著執意退婚的婆婆和丈夫，她表情木訥，像個不懂事的孩子一樣。最終，父親領著二姐回了家，覺得沒領證就沒有法律保護，任憑對方賠了兩萬塊就了事兒了。父親也沒有向那家人要回當初送的黃金首飾，“聽說那婆娘在家死纏老父母，姐妹關係更加惡化，注定是場孽緣呐！”
兩天後，父母陪二姐去醫院藥流，夾出塊豆腐一樣的血塊。母親說，醫生護士聽了二姐的遭遇，也直罵“那個吐血糟實仔（潮汕地區罵人的方言）沒良心”。
那天晚上，二姐惶惶不安地對我說心事：“我不想長大，長大後的世界完全和自己想的不一樣。”
我看她整個人精神不太好，便哄她：“以前別人總以為我個子比你大，是你哥。要不你以後當我妹，我真做你哥算了。”
二姐眼裏才有一點光地說：“好。”
6
等身體恢複差不多了，二姐重新回到深圳福田，找了份餐廳收銀工作，包吃住。2016年上半年，我去深圳實習，偶爾一起吃飯時，二姐說她還想著前夫。我便氣不打一處來，直言：“那就是個負心漢，從一開始就看不起你。”
二姐怔怔地笑笑，沒多說什麽。
2016年，我在公司實習不順利，下半年又返回廣州找工作。二姐便時常在微信裏給我說她自己的工作生活。她說自己在賣命地掙錢、攢錢，下了班還會給一個小老板做報表，一個月就有一千二百元的外快，到了周末，她還會去去兼職賣兒童溜冰鞋，業績好的時候，一天就能掙四五百塊。看她純樸、親和的氣質，不少小孩都圍著她問：“姐姐，你是不是老師呀？”
這期間，二姐也嚐試過自己去找對象，也許是由於學曆和認知上的差距，幾段戀愛都是草草收場。漸漸地，遠在老家的母親著急了，她認為二姐被退過婚，名聲不好，“怕她破罐子亂摔”。父親純粹嫌二姐身材小，“像牙簽一樣才沒人要”。其實，二姐才24歲，可在長輩眼裏隻認26虛歲，認為是“老姿娘”了。
最終，在父母的安排下，二姐這一年就與一個大她兩歲的男子成了家，對方給了2萬彩禮，母親用1萬買了金項鏈給二姐，剩下的也給了她，另外貼了3800元由親家那邊安排婚俗禮節。男方在老家鄉下有3塊地，蓋了兩層商品房，父母在家專搞種植。這些在我父母看來，算是家境不錯了。二姐發那男人的照片給我看，憨厚老實的樣子，看著挺可靠。
2017年開年後，二姐夫婦在深圳租房，準備打工。可是新姐夫沒有一技之長，說話又含糊不清，過了快兩個月，才找到在一家五金廠打螺絲的工作，但做了不到一個月，就喊累說“想回老家了”。
二姐想留在深圳，但母親還是勸她跟著丈夫一起回鄉下。她隻好從了。我那時忙得焦頭爛額，也顧不過來，隻覺得有些可惜，從農村來的二姐，最終又回到了農村。
回到了鄉下，二姐的公婆平常省吃儉用，起早貪黑地種田，留下自家吃的，多餘的就拿去市場賣。平日，肉舍不得買，怕浪費電也鮮少開電視，這讓二姐很不習慣。再加上她本就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也不太會收拾整理家務，惹得姐夫家裏各種投訴，於是，二姐好幾次都吵著要重新回深圳上班。父母就一味勸她忍讓，好歹要在家生了娃再出來。
2020年的元旦前幾天，二姐的孩子出生了。出月子後，二姐在老家閑得慌，先是網上找了手工活，花了200元的押金，卻被商家借工藝不合格，搪塞回來，不予接收。隨後，二姐又在網上刷單，中了對方的圈套，被騙了2000多塊。我想著二姐是落後這個時代了，刷單的騙局早在2013年就有了，她竟然還不知曉。
有次，她在網上點了一個鏈接，買化妝品，手機霎時中了病毒，她慌裏慌張，差點精神失常。末了，她趕緊把手機裏的錢轉給我，讓我代她保管。我一開始不願意，覺得摻和到金錢，往後說不清，但二姐執意要這麽做，我也隻好替她存好。
那段時間，二姐精神狀態不好，常常會莫名地大哭起來，待小孩兒剛會走路，她就被確診為產後抑鬱症。從那以後，二姐常吃抗抑鬱藥物，身體逐漸發胖，動不動就說頭痛、失眠。不僅如此，或許是姐夫過於寡言、木訥，二姐對我依賴愈發嚴重，她常常給我發來微信視頻邀請，哪怕是大半夜，她也要這麽幹。點開後，問她有什麽事兒，她也不說話，就無緣無故一味地對著我傻笑。她甚至還想對我說些婦女之間的私密話題，我忍了幾次後，都借作為男人不方便和工作忙不作答，讓她去找母親傾訴。
但有段時間，我見她和母親聊天過於頻繁，又建議她也要多和同齡人溝通，怕她被母親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影響過深，和時代完全脫軌。
7
去年，二姐去了一家藥店工作。工作不忙，離家也近，但她的狀態還是時好時壞，時常發自拍照到朋友圈，很自戀，又有種精神失常的感覺。
我已經從廣州輾轉到深圳工作，因為深圳離汕頭更近，方便照應家人——當然，也方便父母加緊催婚。二姐認識顧客後，也幫我張羅。今年初，她發來一個女生的手機號，說是藥店一位常客老嬸的孫女，比我大1歲，排行老二，上麵的大姐和下麵的幾個妹妹都嫁了。
加了女生好友，我主動發照片，對方隻說，她的朋友圈有個人照。打開看，女生皮膚白，眼睛大，上身穿著性感的白色吊帶衫。聊過後，母親催問聊得怎麽樣，還問我要女生照片。我發過去了，說，對方高中學曆，也在深圳上班，看長相和衣著，性格應該挺外向大方的，“但共同話題不多，有點不合適”。
說完，我就去忙工作上的事了。當天，母親就給二姐回了話。次日，母親就在視頻裏數落二姐：“討債啊，怎麽可以那樣說話？氣死！”原來，那位老嬸又來買藥，問我們兩人聊得怎樣，二姐傳話，說“我弟覺得不合適”。那位老嬸又追問，怎麽不合適了。然後二姐不知怎麽就支吾地直白解釋：“可能覺得她穿著吊帶衣，過於暴露，不是正經女孩！”
我也急眼了，責怪二姐說話不過大腦。果不其然，女生衝衝地在微信上找我對質，我自知理虧，一直道歉。她說，“你知道我奶奶聽了有多傷心嗎？”
我連忙糾正道：“我沒那麽說！也不知道我二姐怎麽就那樣傳話！我再次向你道歉。”
女生氣消了一點，說自己算有氣度了，換別人早就罵人了：“都21世紀了，還有人這種想法。”
我歎了一口氣：“我姐她以前不是這樣的，我也不知道她怎麽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這件事，我對二姐的怨氣又添了幾分。再加上她依然不分白天、黑夜地給我發視頻邀請，完全不顧我的工作和休息，好幾次都搞得我發狂。而有時待我真接起來，她也多是自顧自話地訴說她的苦悶：“我看起來好像老了許多……”“我怎麽過得這麽慘……”
為此，我的情緒也在一點點積壓。今年2月，當地各種防控搞得人心惶惶，加上工作上遭遇挫折，我終於爆發了，歇斯底裏地吼她：“你簡直像個瘋子！活得那麽痛苦，怎麽不去死！死了一了百了！”
視頻那邊的二姐，頓時就迷糊了視線，她努努嘴，無助地呢喃：“……你不能罵我瘋子。”
說完，眼淚順著她的眼睛流了下來。隨後，視頻那邊就黑下來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失眠了，我想了很多，想了二姐這一路走來的辛酸。對啊，這世上最不該罵她的就是我，她這一切不幸的起點，或許就是從輟學那刻開始的。僅僅因為她是個女孩，她就被天然地剝奪了繼續讀書的權利，為我讓出資源，讓我有更好的出路。而她，從此便走上了一條艱難的、困頓的、完全身不由己的道路，過早地接受底層社會的磨礪，在坎坷泥濘的路上摸爬。
除了我，她甚至都找不到人訴說自己的困惑和無助。而今，連我都要這樣刺激她，萬一她想不開真尋了短路，恐怕我這輩子都會內疚和憎恨我自己。想到這些，我心裏一片酸痛，眼淚止不住地往眼角聚。
早早醒來，我立馬打電話給母親，母親確認二姐沒事兒後，又給我回了電話。她聊起我們姐弟這件事，說，早些年，二姐也私下怨過她和父親重男輕女，還問過母親：“如果當年讓我讀上高中，而讓三弟輟學，會不會不一樣？”母親明說：“那是不可能的，女兒嫁出是別人的，以後還得靠男孩養老。”
母親歎口氣又說，鄰家牛嬸的女兒，高三複讀了一年也才勉強考上專科。老牛夫婦本想讓女兒幹脆出來工作，她竟有自己主見地說服了她的父母：“上大學以後能嫁個有錢的老公。”母親就想起了二姐，對她心裏有愧：“你二姐本來成績就不錯，如果好好培養她，有了更多學識和視野，也不至於那麽急著嫁人，不至於變成今天這副模樣。”
最後，母親叮囑我：“兄弟姐妹是前生前世手牽手來投胎的。她是吃虧了點，沒能培養她，以後但凡她有難處，你得相護（潮汕方言，幫助）她。”
我掛了電話，又給二姐發了信息，為昨天的事兒給她道歉，她很爽快地就原諒我了。我知道，二姐一直是兄弟姐妹中最慷慨無私的一個。或者，她精神狀況不好，已經忘了昨天的事兒。或許，她已經習慣了對我這個弟弟言聽計從，從不埋怨。
那一刻，我感覺自己虧欠她太多了，甚至想，我是不是偷了她的人生？但重來一次，我會怎麽選，我會去抗爭嗎？父母若一開始不是讓她從小幫扶我，讓我自己去獨立，那現在又會是怎樣？她是不是也可以為自己而活？
這些問題，我統統不知道如何作答。
又到年末，父母加緊對我催婚，看著二姐的遭遇，我不想聽他們的，轉而還調侃他們：“倘若那時輟學的就應該是我，而繼續讀書的是二姐。或許，我早已成家，像老家鄉下有的同齡人，衣著隨意，騎著一輛摩托去菜市場，前麵塞兩三個小孩，老婆坐在身後，一家幾口好不熱鬧，一輩子也能過得去。如果是那樣，你們覺得怎樣？”
他們沒有回答。而我也知道，人生沒有如果。
（人名均為化名）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