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裏，我參加了一場高中同學聚會，聚會地點在深圳福田下沙的一家烤肉店。聚會的5人，我、小柳、甜甜、宋江、嘉怡，是高中班裏玩得最好的小團體，畢業後，大家散落各處讀大學。上次聚會還是大二，我們吃著烤肉大肆吐槽疫情的諸多不便，無限想念疫情前，然後便到了現在。
雖然微信群節假日時沒少了消息，但如今線下見麵，我一時竟不知用什麽話題切入。偶然，小柳問我們考駕照沒，說自己今天開車來的，如果沒忍住喝了酒，就要勞煩我們順路送送他。話匣子一下子由此打開，在長沙讀大學的宋江開始憤憤抱怨考科目三時操作滿分，結果那輛車人臉識別有問題就掛了。甜甜喝了一口茶水，說自己大一寒假就考完了科目一，到現在都沒去考科目二，教練一開始還催，後麵好像放棄了。嘉怡很帥氣地揚言拿到了駕照，但說自己今天必喝酒。
我獨自埋頭吃菜，悄悄在他們注意不到的角落裏用左手調出手機計算器，再偷瞄一眼賬單小票，算自己需要A多少錢，又悄悄檢查了一遍微信錢包裏的數字。他們不必問到我有沒有駕照，因為我和他們不再順路——以前在福田住所的房租太貴了，高中畢業後我家搬到了龍崗區，距離福田整整有1個多小時的地鐵車程。我慶幸考駕照的話題不會被引到我身上，他們也就不會發現我壓根沒有考駕照的心思，更不會發現我拿不出考駕照的報名費。
我是一名非典型的“深二代”，雖然住在深圳22年，但既沒有深圳戶口，家裏也沒車沒房，更沒有富貴親戚住在深圳，當然，也沒有家產需要我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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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均於1974年出生在汕尾，父親20歲那年聽說深圳要改革開放，毅然決然告別家鄉，帶著剛成婚沒多久的母親，兩手空空來到深圳，開始他的風雨闖蕩史。母親告訴我，1994年時深圳設有一條“深圳特區管理線”，他們這些內地人需要邊防證才能過關。為了去深圳“撈大錢”，搞不到邊防證，那隻能以各種途徑“偷渡”。母親說起她的一位朋友，先是坐船到深圳海岸線附近，再一口氣遊到岸邊，可謂藝高人膽大。
（編者注：1982年6月，深圳特區和非特區之間用鐵絲網修築了一道管理線，即“深圳特區管理線”，俗稱“二線”。這道線把深圳分為特區內和特區外，俗稱“關內”和“關外”，全長84.6公裏，沿線路麵用花崗岩石板鋪成，路北側用高達3米的鐵絲網隔離，內地人通過管理線公路道口及碼頭、專用通道進出特區時，必須持有效證件，主動遞交公安邊防警察查驗。）
我父母沒那麽高的技藝也沒那麽大的膽子，正巧父親有一個小學同學當時在老家縣裏海關就職，在他的幫助下，父母一個星期內就順利拿到了邊防證，兩人坐上大巴，一路搖搖晃晃踏上深圳的土地。
小學文憑的父親以羅湖區為事業起點，餐廳後廚、貨車司機，他先後換了好幾份工作，一邊省吃儉用攢“啟動資金”，一邊熬夜苦讀惡補金融知識。著手創業途中，他認識了一些生意場上的朋友，幾人一拍即合，最終父親貸了部分款項，與他們合夥開了一家皮革公司。公司出資大頭來自一位香港的叔叔，父親負責經營，另有一位本地人負責“拉項目”。
父親骨子裏仍是傳統的汕尾家庭觀念，母親人雖到了深圳，但隻在家全職操持家務。後來我問起父親創業初期的生意細節，母親說不清楚，隻講起剛開始時家裏十分困難——他們住在羅湖區蓮塘小小的單間裏，房間中央靠牆一張雙人床占據了絕大部分麵積，門邊放著一張路邊攤常用的矮折疊桌並兩個紅色塑料小板凳供兩人吃飯。盡管母親做飯時已經十分注意，平時也經常搞衛生，但日積月累，家具上還是不可避免地蒙上一層黏膩。每天晚上，父母就在這膩乎乎的家中煩惱著下個月的房租，也忐忑明天能否繼續留在深圳。
到了1999年我姐姐3歲時，家中的經濟終於逐漸好轉，算是奔上了“小康家庭”的康莊大道。2001年我出生後，父母帶著我們姐妹倆舉家搬到羅湖東門，租下了套兩房一廳的二樓商鋪。羅湖東門作為那時全深圳有名的商業街，樓底下人來人往，非常熱鬧，但熱鬧的代價是人員複雜，治安惡劣，母親每次出門買菜都要把斜挎包背到前頭，不自覺地用手按住，以此來避免被路過的扒手“劃包”。
父親的生意還在走上坡路，等到我上幼兒園時，我們一家人又搬到了治安稍好一些的福田區，一套複式公寓。這套房子大有來頭，是父親一個朋友買下給年邁的父母養老的，當初被精裝修了一番，老兩口也確實跟著兒子兒媳住進去了一段時間，但因為這套複式在5樓6樓，老人上下樓實在不方便，於是他們又搬出去了。我們剛搬進去時，10歲的姐姐上躥下跳，左摸摸右摸摸，竟在床頭櫃裏發現了一個暗格，打開一看，裏麵藏著房東家不知哪位的小幾千私房錢。
也是在這一年，父親皮革公司的業務愈加繁忙起來，他平時要不是出差去浙江海寧的皮革廠，要不就是在深圳各處跑客戶。他雇了一位司機接送出行，所以我們姐妹倆平日上下學也都能蹭個車。
2008年，我在福田區家附近的小學就讀一年級，父母第一次爆發了尖銳的矛盾。暑假的一天，母親久違地帶著我和姐姐回了汕尾老家，我隻記得我倆正在大姨家看奧運會開幕式，大姨在一旁用福佬話念叨著，似乎在寬慰著母親，話裏話外大概是“都會過去的”。年幼的我尚且懵懂，加之從小在深圳長大，並不熟悉家鄉方言，隻隱約明白家裏可能出現了什麽大的變故。
同年10月份，我升上二年級，老師通知說學校要舉行秋遊活動，並下發了意願書，吩咐我們拿回家讓家長填寫，決定去秋遊的，要帶上135元的“秋遊費”。那次秋遊是去歡樂穀，我一直挺期待的，我按照一年級時的經驗，輕車熟路地先在意願書上勾下了“同意”，空著家長簽名，等到母親來接我們放學時，就把意願書交給了她。
等來母親後，她看了一眼意願書，並沒有說話。待到晚飯，父親未回，母親與我們對坐在飯桌旁，她麵色略有些窘迫、踟躕，兩張意願書擺在餐桌上，她攢了好久的勁才終於開口，說家裏最近經濟很困難，最好還是避免不必要的開支。我和姐姐一時被這話衝擊到，呆立半天沉默著消化。最後，我倆拿過意願書，親手將原本的“同意”勾劃掉，重新勾選了“不同意”。
“要是你爸不去搞房子——”母親最後哀歎了這麽一句。
母親出於愧疚，在學校秋遊的日子帶著我倆到深圳灣紅樹林玩耍。她教我們放風箏，給我們準備了很多零食，我們坐在地上野餐，一起看著日落海麵，那幾乎是我童年最快樂的回憶之一。然而第二天回校，當班裏其他同學興致勃勃地聊起歡樂穀秋遊時，我還是難忍傷心，第一次覺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
後來我才知道，父親和他的朋友們在前幾年眼紅房地產行業風生水起，想要趁著風口大賺一筆。結果，2008年深圳樓市崩盤，父親公司資金鏈斷裂，我們家一夜之間背上了巨額債務——這也是父母爆發矛盾的直接原因。
有一天母親送我和姐姐上學時，我小心翼翼詢問母親，才知道家中大概欠了50多萬外債，但年幼的我尚且對金錢並沒有深刻的概念，隻是出於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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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又搬了一次家，這次的房子在福田區中心位置的一個城中村裏。房子前後左右都是逼狹的小巷子，我們住的樓層低，從客廳的窗戶望出去，能看到對麵樓上下四五家的陽台，而站在我們家的陽台伸手就可以碰到另一棟樓的牆壁。童年的時候，我想要模仿動畫片裏看日出，於是定好淩晨5點的鬧鍾，早早起來跑到客廳窗台旁扒著欄杆探頭盡力向上眺望，卻隻能從一方窄窄的天空裏看到漸漸明朗的天色。
我後知後覺地知道，我們家是見不到太陽的。
雖然樓與樓距離如此相近，但鄰裏關係很一般。深圳外來人口多，不同的出身背景，人和人的交往自然會防備冷淡。偶爾母親帶我去買菜，回來時遇到了鄰居婆婆出門，雙方隻笑一聲招呼下，便低頭匆匆錯身離開。我問起母親這是哪層樓的鄰居，母親想了一下，才跟我說是在5樓住了很久的婆婆。
我對那位婆婆一點兒印象都沒有，記憶稍稍清晰的是一樓賣桶裝水的鄰居，白天他們經常拿水桶擋住綠色掉漆的鐵門，不讓它關上，因而我出門從不帶樓下大門的鑰匙。我們家不跟鄰居主動來往，當然也沒有鄰居跟我們家主動打交道，大家隻是恰好住在一棟樓裏，最熟的關係僅限於點頭之交，所以我曾經很難理解那句“遠親不如近鄰”。
即便如此，深圳這座城市又實在太容易給人製造出所謂的“歸宿感”——“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口號像是刻進了每個深圳人的DNA裏，我總是錯覺，我整個人生好像和這座城市的成長擰在一起——我了解它的過去，對它知根知底，它見證我的青春，鋼鐵森林是我所有記憶的背景。
這種歸宿感伴隨我度過18年。
雖然父親事業遇冷，但他沒有因此放棄，他剩下的人生一直在籌謀著東山再起。2009年後，本就忙碌的他更加腳不沾地，幾乎每天都在外麵應酬。
一天，父親帶著我去一個合作夥伴家裏吃飯。那位叔叔是湖南人，家住在市中心的高檔小區，有兩個女兒，比我大一兩歲。我跟父親進門時，她們正在上鋼琴課。父親表現得倒是稀鬆平常，那個叔叔極為熱情地讓我跟著他的女兒們去玩耍，我比較怯生，乖乖坐在客廳等著她們下課的時候，父親和叔叔已經拿著幾份文件在細細研究了。
大概等了10分鍾，我看到優雅溫柔的老師走出了開放的琴房，點頭跟主人家道別。兩個姐姐隨後從琴房裏出來，大大方方地坐到我身邊，聊了幾句後便自然地拉著我參觀她們家。路過琴房時，我出於好奇多看了幾眼，一個姐姐發現了，就打開琴蓋，隨口教了我一些基礎琴鍵，比如“DO”音怎麽找，黑鍵和白鍵的區別是什麽。我一邊聽著，一邊克製不住地對她們心生羨慕。
晚上吃完飯回家後，父親又一頭紮進書房忙他的文件，母親打趣問我那個叔叔家怎麽樣，還願不願意跟父親去他們家玩？我下意識地抗拒。現在回想起來，年齡尚小的我在得知家裏的經濟難關之後，再遇到家境良好、大方有教養的同齡人，心頭自然會繚繞著一種相形見絀的自卑感。
所幸父親再也沒有帶我去過那戶人家。
搬家到福田區的城中村後，母親給我辦了“深圳通”，學生半價，每天我在深圳發達的交通中來回穿梭，仿若在解鎖一個個新地圖。周末我常常拉著朋友坐地鐵到深圳博物館、市民中心、圖書館，去更遠的地方四處亂晃。那個朋友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在深圳長大的汕尾人，我們因此熟絡起來。她家裏是開小賣鋪的，我特別愛去她家玩耍，叔叔阿姨會給我塞很多零嘴。當然，我也會很仗義地在作業上對她伸出“援手”，如此一來二往，小小的我們由此互相認定對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好姐妹。
姐姐這年已經13歲，進入了青春叛逆期，她不太願意跟我這種低年級的小朋友一起玩，迷上了二次元動漫。寒假的時候，她用壓歲錢購置了一套cosplay的服裝，準備去參加深圳體育館的漫展。姐姐第一次晾曬那套服裝時正巧我起夜經過陽台，迷迷糊糊中，我看見一件長袍白裙懸掛在空中，心頭狠狠一震，再低頭一看，陽台的石台上還放著一頂翻過來的白色假發，我一個腿軟，差點沒站穩跪下去。
後麵我偷偷解開了姐姐的QQ空間相冊，看見她在漫展戴著白長發、穿著白長袍，笑得異常燦爛。至今我也不知道姐姐cos的是哪一位角色，但腦海裏每每閃回她因為做著自己喜愛的事情而露出的幸福又自信的笑容，就由衷地替她感到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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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這座城市帶給我的不僅是生活上的舒適，還有視野的拓寬、眼界的提升。2013年9月，按照當時的政策（根據學生所住學區劃分初中學校），我進入城中村所屬的片區中學就讀。那段時間與外教的積極交談，令我的英語口語至今都不俗。學校的試卷題總是會緊跟時代潮流，對於我來說這些日常都是親眼目睹，譬如寫“共享單車”，我回家路上就擺滿了“小藍”“小橙”，自然有話可談、有句可寫。
然而對於我父母而言，深圳隻是一個“繁華的居住場所”，不是“根”。他們曾經也起心動念，要將戶口遷到深圳。深圳從2012年4月開始施行“積分入戶”政策，具體的條件涉及到“年齡”，18到35歲加5分，35到40歲加1分，隻要年齡超過了40歲，每多一歲就扣5分， 學曆中專或高中以上加分，如果在深圳有房，按揭中加20分，紅本在手加30分——零零總總加在一起達到100分，就可以在深圳申請入戶。我父母當時已38歲，都隻念了小學，我們家這麽多年也確實沒能在深圳買房。他們兩人的分加一起都沒有100分。
童年時，我從未覺得“非深戶”與“深戶”之間有區別，直到2015年9月，我麵臨中考升學，這才知道深圳中考考生是分為A類、C類、D類的——A類指具有深圳戶籍戶口的考生，C類指享受市政府優惠政策人員的子女，D類指除了A、C類考生外，符合參加統一劃線錄取條件的考生。
“非深戶”屬於D類，有些高中的分數線會分類別而定，一般A、C類一條分數線，D類一條分數線，“非深戶”的分數線往往會比深戶的分數線高上幾分，有的甚至能高上20到30分。看完了資料，我心裏產生了淺淺的無力感，好像從那時起，我開始知道，作為“非深戶”要留在深圳，總是要比深戶努力一點。2015年，福田區實行公辦高中教育免學費，我想要減輕家中的負擔，暗自下定決心要考上福田的公辦學校。當年姐姐19歲，剛從深圳第一職業技術學校畢業，考入了廣州的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校，讀電子商務，家中隻剩下我與父母3人。
往前翻一年，事業一蹶不振的父親突然看中黃金行業，決定放手一搏。但再也沒有銀行願意貸款給他，於是他借遍了所有親戚朋友甚至是高利貸，孤注一擲將所有資金推入黃金市場。可惜泡沫消散後，吃到紅利的也隻是極小的一部分人。才一年，他的事業又以失敗告終。
利盡人散，父親與曾經的事業夥伴逐漸失去聯係，因為借錢，家中已經跟老家的親戚們鬧得很僵。父親從此在家酗酒頹靡，從精裝的白酒到二鍋頭，再降級到不知道從哪買回來的礦泉水瓶裝的劣質酒精。
盡管如此，父親知道我將要麵臨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後，克製地將自己鎖在房間內，隻有吃飯時才走出房門。我曾無意從門縫瞄到過，父親背對著門躺在床上，拉緊窗簾，瘦削的肩背輕輕起伏，床腳散亂堆著幾個空酒瓶。一向樂觀的母親也開始常常望著家中的角落發呆，偶爾我撞見她默默垂淚，她就假裝打哈欠問我作業寫完沒，然後很忙似的離開原地去做家務。一輩子都沒邁出家門的母親，因幫著父親與娘家借款，那堆疊的債務也讓她愧疚難耐。
我從學校回來，在樓下偶爾能聽到他倆的哭鬧怒罵。家中的杯子似乎又被打碎了幾個，我在路燈下靜靜聽著，等到路燈亮起，吵架的聲音也會逐漸消停下來。我上樓，開門後目不斜視，徑直走回自己的房間，在父母特地為我創造的克製的寧靜中，淚眼模糊地趕完當天沒寫完的作業。
在這樣沉鬱的氛圍裏，2016年7月，我超常發揮考了“400+”，被家附近的名中學所錄取。那是一所公辦學校，而我的分數幾乎就是年級前五。我久違地在父母臉上看見了笑容，父親意外地為我出門去了一趟市場買了烤鴨回來，再將烤鴨的骨頭細細拆掉，一塊一塊地把肉堆到我的碗裏。
一個多月後，我高中入學前幾天，長期酗酒又心情鬱結的父親因為一場突發的疾病，在短短3天內離開了人世，甚至沒來得及見證我成為一名高中生。
辦理完父親的後事之後，在家中打理了一輩子家務的母親隻能咬牙出門找工作——我們的房租、姐姐的學費、我的生活費，還有父親遺留下的債務，都需要錢。她雖從來不會跟我分享家中現今是什麽情況，但我從她每天灰敗的臉色中知道，她又碰壁了。
深圳是一座太年輕的城市，它的人才引進政策，它的很多機遇，吸引著年輕的人們，他們背井離鄉，在深圳形成了一陣陣的年輕浪潮。而在這浪潮裏，已經42歲的、沒有工作經驗、沒有社會交際網的母親，就像一隻井底之蛙，雖聽著海浪的聲音，但無論怎麽努力，也跳不出隨著年齡增長越築越高的井口。最後，母親在親戚的推薦下，去到親戚的朋友家當保姆，一個月拿3000元的工資。
2016年年底，房東那邊可能得到了一些內部訊息，給我們說要在樓裏加裝電梯。要建電梯，就一定會貫穿我們家，於是房東讓我們在2個月之內另尋住處。
我們搬離了住了近8年的屋子，匆忙之下，隻能在原來的城中村裏找房子。這次的房子隻是一間十幾平的單間，一起搬過來的家具是一張上下鋪和一個小沙發。母親睡下鋪，我睡上鋪，小沙發則放在床頭。餐桌與我的書桌是同一張折疊桌，不用時需要收起來，不然會擋住儲物櫃兼我的書櫃。每當我取個作業時都得飛簷走壁。母親觸景生情，回想起剛開始來深圳時住的那個小單間，跟我們笑稱她回到原點了。
2017年1月，放寒假的姐姐回家了，家裏愈發逼仄。姐姐隻能跟母親一起擠在下鋪。父親去世之後，姐姐作為長女變得沉穩了太多，她出手了所有cosplay服裝和手辦，推了所有朋友的漫展邀約。為了減輕家裏負擔，她早早找好了實習單位，晚上10點我放學回家，她通常都在家裏唯一的餐桌上趕文稿，但隻要一聽到我回來了，就會一聲不吭地抱著電腦坐回下鋪，將餐桌留給我。
也許我心裏是羨慕姐姐的——2012年始，她因為讀中專而住校，2015年後她又去廣州讀書，一如母親從來不跟我們哭訴家中的苦楚一樣，我也不願意讓遠方的姐姐知道父母的爭吵。
被通知搬家的時候，姐姐專門從學校請假回來幫著上班的母親到處找房子，讓我安心上課。她一手操辦了搬家事務——測算房子大小、購置新家具、規劃空間，我從來不知道她可以這麽幹練。等安置好一切後，我看著姐姐拖著行李箱回學校時臉上盡是疲色，眼中突然就浮現出那個在漫展上生機勃勃的少女……我想，姐姐偶爾會不會也羨慕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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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學開始，我就隱隱能感受到“篩選”的存在。小學班主任在班上統計“非深戶”時，班裏有近3/5的同學舉手——初中時是1/2，高中就隻剩下1/3了。“深戶”並非一定就等同於家境優越，但無法否認的是，大部分“深戶”的經濟條件還是優於“非深戶”的。
前麵聚餐的朋友中，有3人是“深戶”：小柳家中做外貿生意，嘉怡父母是作為高等教育人才引入的，宋江純粹就是本地人。我讀書的高中當時風氣還不錯，大家並不那麽在意各自家中條件如何，隻看是否玩得來。高一下學期文理分班後，我和朋友們成了班上為數不多的走讀生，路上偶遇了幾次，便漸漸熟悉起來。
白日裏，我們聊課上的趣事、某個班的八卦、新出的番劇，偶爾也聽他們講旅遊的故事。我們一起暢想未來，相約以後住在同一棟樓做鄰居。可下了晚自習回到家，我就好像是灰姑娘脫下了晚禮服和水晶鞋，晚禮服不屬於我，水晶鞋也不屬於我，它們都是仙女教母——我的好友們給予我的鏡花水月。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段極為割裂的歲月，而我的成績便在這種割裂中斷崖式下跌。
班主任是一名中年男教師，湖北人，他說自己原本是不想當老師的，但政策調劑他去了師範專業，一番心灰意冷之後，還是接受了現實。早些年他在湖北教書，後被深圳的特殊政策所吸引，2000年來到深圳發展。因為他帶著內地教師根深蒂固的嚴厲，所以我們都很怕他，但他在我成績下降後主動找我談過幾次話，小心翼翼勸我不要太有壓力：“我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能夠活得開心。”
2018年我高三了，雖然學校裝修了好幾年的教學樓終於接近尾聲，但仍然無法投入使用，所以我們隻能跑到隔壁小學補課，晚上則在食堂裏自習。
食堂的晚自習並不那麽嚴格，有一天我突發奇想——也是被幾周以來緊鑼密鼓的補課壓抑得沒辦法，我一頓舌燦蓮花成功慫恿了嘉怡，決心在小學下課後就翹掉晚自習，一起去附近的麥當勞。
我和嘉怡又顧忌一次性逃太多人容易被抓包，因而打定主意瞞著剩下3位。然而，好友之間果然心有靈犀，剛走進麥當勞，我們恰好看到端著餐盤正往位置上走的甜甜和小柳。我和嘉怡錯愕地對視了一眼，砰地上前坐到了他倆對麵，幸災樂禍地欣賞著他們驚恐的表情。
那天我們吃完麥當勞，太陽難得沒有下山，走在歸家路上，嘉怡說自己以後想學醫，不想離家太遠，準備衝刺南方醫科大學；小柳想走金融，日後好幫持家裏，考上什麽學校再說；甜甜的父母希望她當老師，但她自己還沒有任何想法；我一直向往心理學，總覺得讀懂自己看穿他人，好像就能找到我一直缺失的安全感。
久違的餘暉從高樓大廈間隙裏逃逸出來，我突然覺得我們好像在強壓下，尋到了喘息的縫隙，重新發現了光芒。最可憐的是宋江，晚自習結束後，他才發現我們疑似結伴溜走，在微信群裏瘋狂譴責我們，氣得幾度退群，又被我們好說歹說幾次拉回群裏。
高三的時間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它是累積成山又一夜清空的試卷，晝長夜短、晝短夜長，又複一輪，黑板旁的倒計時表歸零。可惜我的成績並沒有在這可觸摸的時間裏重回巔峰，2019年高考數學奇難，向來靠數學拉分的我幾近崩潰，堪堪將卷子寫完。
我很想大哭一場，甚至不敢回到家裏那十幾平的小房子。我不敢麵對母親，也不想耽擱太長時間讓等著的好友們看出異樣。最後，我回到班級備考室趴在桌子上靜靜流了一會兒淚。甜甜第一個發現了我，她什麽也沒說，隻給我遞了一包紙巾，宋江和嘉怡也來了，宋江這個超級大直男問了一句：“小夢怎麽了？”
眼前一片被糊住的黑暗，我感覺有人溫柔地拍了拍我的頭，甜甜的聲音從我頭頂上傳出：“小夢隻是困了。”
高考出分時，我們家住了10年的城中村傳來了明確的“舊改”信息，房東趁機漲房租，母親照顧的那個孩子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不再需要保姆，她失業了。
8月份，母親找好了龍崗區的房子，兩房一廳，租金跟城中村的單間一樣，我們又開始了搬家。
我、母親和姐姐坐在顛簸貨車的後排，車窗一路路過了我每個清晨上學匆忙買蔥油餅的早餐店，父親以前讓我跑腿買酒的小賣鋪。我看見常去的快遞站裏的小哥拿了瓶水正好從小賣鋪出來，往前不遠，糖水店的風扇還在吱呀呀地左右搖頭，而它隔壁，那間承包了我中學時期所有證件照的小小照相館，已在兩個月前倒閉。
車子一間一間店鋪經過，我就好像在跟往昔一抹一抹告別。車子駛向大道，我從遠處回眺曾經生活的那一小方天地，恍惚間驚覺，很多熟悉的舊樓已經夷為平地，又化作萬丈高樓。這是我從小長大的福田，又好似不是我的福田。
曾經，我一直為“深圳速度”自豪，這時卻覺得眼前的景色陌生到令我悵然。道路越來越寬闊，精致的職場精英、忙碌的外賣小哥在街道中穿行，珠光寶氣、燈紅酒綠，在地理行政概念上它仍然叫做深圳，但在時間維度裏，我永遠失去了泛著煙火氣的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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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廣東某大學錄取，但沒能去成心理學，被調劑到通信工程。開學前，母親帶著我回了一趟老家，在戶籍地的教育局申請了8000元助學貸款，到校後，我隻需要將回執碼提交給學校，這樣就能交上學費。
為了不讓母親來回受累，也為了省下路費，我拿著班級群裏提前發的貧困生材料，打印好蓋章簽字，提著兩個行李箱隻身前往廣州。到了學校，我被指引到供助學貸款交學費、申請貧困資助的學生提交材料“綠色通道”。單親家庭，我和姐姐都在讀書，母親失業，我完全符合貧困生的標準，然而“綠色通道”負責登記的師姐先是粗淺地看了一眼我的材料，便目露猶豫：“你家住在深圳？”
我當即愣了一下，隨即有些赧然，我解釋說，不是所有住在深圳的人都非富即貴，並簡單說明了一下家裏困難的原因。師姐邊聽邊重新看了我的材料，了然地點了點頭，沉默半晌後善意開口：“貧困生助學金最後會出公示名單……記得日常生活作風要注意一下。”
聽完這句話，我腦子裏浮現出很多想法——在繁華的深圳裏浮沉，我因貧窮而自卑，因自卑而虛榮。剛剛吐露身世仿佛耗盡了我所有的勇氣，再讓我時時刻刻表現出貧困生的模樣，對於那時尚且虛榮的我來說，自尊心十分受挫。我臉色估計挺難看的，師姐歎了一口氣解釋說：“每年都有很多貧困生，學校也是有名額限製的，有些同學會針對這個日常作風提出異議。”
當然，最終我還是通過了學校的貧困生認證，公示名單也沒有被人提出異議。
入學後總是伴隨著很多的自我介紹，最開始我仍會在介紹出生地時飛快地加上一句“我住在深圳，我在深圳長大”，以此給自己穿上高人一等的外殼，但後麵漸漸發現，這些其實都沒有必要，來自哪裏並不能對你的人格進行鍍金升華，窮山惡水會出好民，大都市也有素質低下的人。很多人對廣東也有誤解，雖然它GDP排名第一，但真富的隻集中在珠三角地區，其它很多城市仍舊需要脫困扶貧。
我的室友中有一位來自梅州市相對落後的地區，她家中務農，靠種植番石榴維係生活，她家沒有我家窘迫，但需要贍養幾位老人，供幾個孩子讀書，即使是這樣，貧窮與出身從來沒有限製住她上進的步伐，她整個人都因為努力和自信閃閃發光。今年，她獲得了學院隻有2個名額的國家獎學金。從她身上我才知道，出生在不在類似深圳這種大都市，隻決定了一個人的起點，上限還是需要自己去突破。班裏的同學們也都來自於廣東的角角落落，一開始大家認老鄉抱團，久了，我們有時也會突然忘了對方來自哪裏。
寒假，我從廣州回到深圳，第一次對這座年輕的都市產生了陌生感。朋友圈裏有高中同學已經在著手創業，準備開奶茶店，套用喜茶的成功模式；也有小學同學曬家裏買的新房，裝修高貴很是氣派。我非常誠懇地給他們一一點讚，一邊期盼著他們“苟富貴莫相忘”，一邊感慨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深二代”。
他們的父輩或許來自五湖四海，成功紮根在這片新興的土地上，真正做到了“來了就是深圳人”。他們的果實未來也將落在此地，野蠻生長，又是一代新人。隻不過，我們這代人能否真正紮根於此，又是一場各憑本事的角鬥。
大二暑假，為了減輕家裏的壓力，也為給自己賺點生活費，我去了深圳會展中心的汽車展當禮儀，9天展期，算下來一天有240元。一起兼職的東莞姐姐在休息時問我住哪裏，她想找人合租，我說自己住家裏，家就在深圳，她略帶羨慕地問：“那你是深圳人？”
我搖了搖頭，說自己是汕尾人。
“哦……那你父母在深圳工作？”
我接著尷尬地搖了搖頭。
姐姐愣了一下，問道：“你們家在深圳收租？”
我笑笑說：“沒有房子，哪有這麽富。”
姐姐可能也覺得這個話題太過尷尬，便及時止住了話頭。
跟她聊完後，一些疑惑縈繞上我的心頭：我們家為什麽還要待在深圳呢？戶口不在此處，沒有能力買房，不在深圳就業，沒有孩子在深圳讀書，曾經熟悉的街景漸漸遠去，鄰裏關係不親近，也沒有關係可拉，不是“深戶”，各種優惠政策落不到我們頭上——深圳這個熟悉的朋友，也仿佛在以委婉的語氣歎息道：“離開吧。”
現在，我們家暫時安在龍崗區橫崗街道，租房壓力小了許多，母親卻因為臨近退休年齡，工作經驗少，求職四處碰壁，找工作的決心也黯淡下去。姐姐已經工作2年，目前在家附近的一家企業做HR，但她對這份工作並不滿意，不斷在招聘軟件上物色新的崗位。母親跟姐姐深聊過，姐姐也不確定未來會不會選擇繼續留在深圳。
如今我們家靠著姐姐的工資以及親戚的救濟生活，如果姐姐決定離開，我們家也許就會隨著她搬離。可我心裏始終無法接受——離開深圳意味著我要扔棄我先前的所有人生，我將不知道自己是誰、屬於哪兒、再也沒有一處安心地。捫心自問，我不想離開這座雖然略顯冰冷但儼然已經成為我故鄉的地方。
大三開學前，我心血來潮跑回之前居住的福田區城中村，我看到陳舊的樓體上貼著紅底黃字的標語——“認清城市新形勢，權衡改造利與弊”。城中村改造已經進入二期，我在深圳最後的精神家園也即將被拆除，這如同挖去了我心上的一塊地方，從今往後，總會有一種缺了一角的空落感。
（文中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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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天，父親從重症監護室轉到了普通病房，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你媽來了沒？”普通病房裏的病人都已經回家了，小姑在空床上休息，病房裏隻剩下心電監護儀有節奏的“滴滴”聲。到了深夜11點，我等著最後一瓶藥滴完，插著胃管和氧氣的父親醒了，他扒著床欄盯著我，把眼睛睜得又大又亮，我坐在哪邊，他的視線就會像吸鐵石一樣跟過來。
“爸，你知道不知道你這次病得多重？”我跟他開玩笑。
不久前，50歲的父親突發腦梗暈倒在廁所裏。進醫院的那天上午，醫生說他小腦腦梗的麵積太大，“3根血管隻通了1根，但那1根太薄太弱，支架手術後病人死亡的風險很大”。到了下午，醫生又叫來家人詢問是否做顱內壓增高手術。病發後的一個星期是腦水腫的危險期，小腦腫脹隨時會壓迫到神經，導致心髒暫停、呼吸停止。醫生給出的治療方案是“去骨瓣減壓術”，就是削頭骨給腫脹的小腦增加空間，以防止壓迫神經，但手術費高昂，風險大，人很有可能死在手術台上。
姑姑們手足無措，紛紛在醫院的走廊裏哭著打電話找人借錢，因為借不到，又勸我選擇保守的藥物治療，依靠父親的自愈能力挺過危險期。簽《家屬同意書》的時候，我一次次問醫生，保守治療能救過來嗎？醫生耐心地回答：“有可能。”
父親在重症監護室裏待了一個星期，我在外麵是數著秒過的。窮人命硬，他頑強地挺過了腦水腫的危險期，就連醫生都稱之為“奇跡”。父親在重症監護室裏的模樣，我至今還記得：他滿身插著管子和電線，眼睛聚不了光，說不清楚話，頭抬一會兒就會沉沉地低下去。因為疫情，家屬不能進去探望，我隻能請求和醫生視頻通話，借機看看父親。每次打視頻，我都故意裝作很開心，不斷地跟父親重複著：“你快好了！馬上就能出來了！不用擔心，你得的是小毛病。”父親眼神渙散，嘴裏發出“哎、哎”的應答聲，但過不了多久，他就體力不支了。掛了電話，我隻能在醫院的走廊裏痛哭。
“爸，你命多好你知道不知道？這麽大的病你都渡過來了。”說著說著，我一改往日嘻嘻哈哈的樣子，又哭了。
看見我哭，父親也難受地哭了。他的哭是無聲的、顫抖的，他想安慰我，試圖把滿是針眼的手伸向我。看著這隻手，我知道這個男人的後半生都要靠我了，但我還在上學，每天看著繳費單上麵的數字，我不知道該怎麽辦。
“爸，咱借了好多錢，欠了好多錢。”我不停抽泣著。
“沒事，有你大姑。”他呢喃著。
一時間，我氣得想笑——父親大病一場也本性未改，他看不清現實，隻會依靠別人。
父親患病前，我從不敢問他的存款，因為以我對他的了解，我知道他沒有，不然他也不會一個月隻給我500塊錢的生活費。可當他躺在重症監護室裏生死未卜的時候，我還是抱著一絲僥幸查了他名下所有的儲蓄卡——我不相信他活了50歲，沒有存下一點可以讓我應急使用的錢，說不定他瞞著所有人給我存了一大筆嫁妝呢？
我輾轉數家銀行，結果一分錢存款也沒有查到，隻查到一筆5000塊錢的貸款在3天後就要還了。那一刻，我有些釋然，覺得這樣的結果才符合父親的作風。我一點都不怪他的貧苦，滿腦子隻想著怎麽才能救他的命，誰能幫我先還上這筆貸款。
我隻有19歲，剛剛上大學，大姑父擔心我以後不會還錢，不想借。大姑不願和他多說，他們的女兒，我的堂姐，耐心地勸他：“妞不是那樣的人。”說完，她朝我看了一眼。
想來想去，我想到了母親。19年來，母親隻幫我繳過3次學費。我們一直各自過著各自的生活，我盡量不去打擾她，她也力所能及地演好“母親”這個角色。我們很少見麵，有幸一年能見一次，不幸的話就沒有定數。她曾說過，有事就給她打電話，她可以幫我。
那天，我在樓梯間縮成一團，撥通了母親的電話。一開始她還很高興，畢竟我很少主動聯係她。她詢問了父親的情況後，就帶著哭嗓跟我解釋道：“你知道我現在不能回去，你姥在媽媽這兒，我不得不照顧你姥啊，這邊還有疫情，回去一趟不容易。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跟你爸雖然過不下去，但畢竟你站在這兒，我還是希望你爸能好起來……”
我熟悉這種哭嗓，不是因為難過哽咽，而是因為她喝了一天的酒，嗓子受刺激了。放在平時，我會無情地戳破她的虛情假意，但眼下我有求於她。等母親表明“立場”後，我試圖提錢的事兒，希望她可以給無助的我一點力量，拍下胸脯直接說：“妞，這個錢你就不用操心了！”
可是一提到錢，母親又恢複了往常溫柔又理智的語氣：“妞，（貸款）先不要還，你再等一等，你爸還在重症監護室裏，現在還不知道是啥情況。你叔（母親的男友）問過當律師的朋友了，人死了就不用還了。”
“人死了就不用還了”這句話一直回蕩在我的腦子裏，撞擊著我緊繃的神經。一時間，十幾年的恩怨衝進了我的腦子裏：父母離婚後，親戚和同學罵我是“野孩子”；我從小自己照顧自己，母親卻在外麵闖蕩、風光；現在她有了一個在礦上做小領導的男友，我和父親的死活她就不管了……我的理智再也保持不住了，於是像瘋狗一樣朝她吼道：“俺叔？！他算什麽東西！你19歲還有爹，憑什麽我就要沒了爹！”
“你說這話是什麽意思？武民死了是他活該！”母親終於脫下了溫柔的偽裝，和我對罵起來。
我得意於撕破她的偽裝，又說起她的男友不靠譜——之前我請他幫我打聽低保的事，他問都沒問就說我的條件不符合，還教訓我“別欺騙黨”。多年的委屈不甘伴隨著哽咽，一頓一頓地吐了出來：“俺爸、俺爸……就去問了，我讓他去問低保的事，他就去了。”我承受不住這樣的痛苦，蹲下了身子，說完才發覺這麽多年來隻有父親把我這個小孩說的話放在心上。
手機那邊沒了聲音，我以為是我的哭泣喚醒了母愛，使母親沉默了。可我拿開手機才發現，她早已掛了電話。
我熟悉母親遇到衝突就掛電話的行為，就像熟悉她的虛偽一樣。她和父親都是不負責的大人，出了事隻會逃避，然後把麻煩推給父母、親戚和孩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倆是天生一對。
我不甘心就這麽放棄，於是又給小姨打電話，她有錢又待我親，說不定她會幫我。我說：“我讓俺媽想辦法，哪怕她和兄弟姊妹們一人借1000，這個錢也有了，為啥她要咒俺爸死？”
“妞，這個錢是為了你給的還是為了你爸給的？你知道你爸是咋對你媽嘞？是咋對她娘家人的？”
小姨說到這裏，我就明白她的意思了——多年來，我爸的窮、摳、脾氣大傷害了太多的人。那一瞬間，我知道小姨也不會幫我了，我所重視、依賴的親情就像一盆冷水倒在我身上，讓我在這個冬天的夜晚變得分外清醒。
掛電話前，小姨憐惜地對我說：“你爸毀了你媽一輩子，現在又來纏著你，你現在就是你媽的‘接班’。”
2
1953年，“一五計劃”仿佛一股春風，讓鄭州這座城市裏陸續冒出了5個大型紡織廠。我爺爺就是其中一個廠子裏的工人，他工作穩定、工資高，隻是很少有時間回菏澤老家。我的奶奶念過書，在鄉裏當文員，算是那個年代少有的職業女性。
爺爺奶奶養育了兩女一子，因為家裏的條件好，我父親從小就活得比同齡人自在，他在家裏不用幹活，無聊了就去河裏遊泳、在田裏捉螞蚱，就算是逃課，也沒人管教他，因為大家都知道他以後會去鄭州工作，這是村裏許多孩子都望塵莫及的。
父親讀完小學，家裏就找門路把他的年齡改成了16歲，讓他去鄭州第五棉紡織廠上班了。那時爺爺已經在廠裏當上了主任，手下管著500多個工人，擁有獨立辦公室，還和一個漂亮優雅的城裏女人保持著婚外情。
一開始，從鄉下來的父親有些不適應，但日子久了，也就慢慢融入了忙碌、嘈雜的工廠。靠著爺爺的關係，他年紀輕輕就不用去一線勞動，隻“管人”，還拿著非常高的工資。在最虛榮的年紀裏，他過得瀟灑又快活，經常大方地請女孩兒們溜冰、去舞廳跳舞，和朋友們一起出去吃燴麵。後來，他甚至攢錢買了一輛當時最時髦的麵包出租車，下班後就在城裏拉客賺外快。
在一次朋友攢的酒局上，他認識了我母親。她小他10歲，長得高挑、豐滿、還能說會道的。我母親能來鄭州，也是沾了姥爺的光，本來她可以進紡織廠，可惜她剛到鄭州時隻有14歲，年齡不夠，家裏人就讓她在城裏當一年保姆，給人家照顧小孩、做家務。
後來進了廠，母親也隻當個臨時工，收入並不高。但城市生活早已催發了一個鄉下女孩的野心和欲望，在醫美還不發達的年代，她就敢花100塊錢去小診所割雙眼皮，把不多的工資花在買衣打扮、追求精致的生活上。男人們圍在她身邊獻殷勤，她的性格也變得越來越豪爽，喜歡喝酒、吹牛、擴大交際圈，趁著青春做瘋狂的事。
認識母親的時候，父親其實已經有了一個快要結婚的對象，女方溫文爾雅，知書達禮，已經見過雙方父母了。但母親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切，父親變得很瘋狂，毅然拋棄了未婚妻，不顧周圍人的反對開始千方百計地追求我母親。
母親年輕時就很現實了，姥姥姥爺重男輕女，家裏又窮，無法幫她在鄭州紮根。她從身邊人的經曆得出的結論是：女孩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嫁人，“隻要嫁對人就等於吃喝不愁了”。那時，父親不僅對她好，願意為她花錢，還有一輛新款的麵包車，更有個在工廠裏當主任的爹，於是，哪怕家裏人嫌棄他年紀大，極力反對，她還是堅定地選擇了這個男人。
後來，我無數次地問她：“媽，你這麽討厭俺爸，當時為啥會答應跟他在一塊？”
一開始母親的回答比較敷衍，說那時父親給她小恩小惠，從不對她發脾氣，以至於她沒有發現他身上的缺點。問到後來，母親就情緒激動地說：“我當時是處女！小時候傻，以為破了處就沒人要，跟你爸睡過就隻能嫁給他了。其實世界上啥都會剩下，就女嘞，永遠都不會被剩。”
每當母親回憶起這個“重大失誤”，總會教導我不要重蹈覆轍。其實她一直沒有發現，他們倆之所以能結合，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一種“共性”——當做錯事時，他們永遠怪罪他人，而不是反省自己。
1996年，父親和母親結婚了。婚前，他們都認為自己足夠聰明，可以掌握對方，但婚後他們才知道自己錯了。父親還是保持著往日的生活習慣，隻顧自己掙錢自己花，並沒有做好對家庭負責的心理準備；母親也繼續沉迷玩樂，沒心思好好打理家庭，隻把丈夫當作維持自己美好生活的“保障”。
2年後，鄭州市中原區的幾個國棉廠相繼宣布破產，數萬名工人下崗，我的父母也沒能幸免。當時爺爺已經退休，眼看著兒子兒媳丟了飯碗，也無計可施。沒了爺爺這座靠山，父親懦弱的性子很快就顯現了出來，他看著廠門口有人在鬧也不敢加入，還跟身邊的人解釋說：“這是大勢所趨，沒有辦法。”
剛下崗那會兒，他們手裏還握著一筆錢，足夠開始新的人生。但他們沒有學曆、沒有眼界，沒兩年，就一個出軌、一個賭博敗光了積蓄，夫妻關係也變得劍拔弩張。
為了生活，父親把麵包車賣了，和好友合夥買了一輛出租車，正式成為了一名出租車司機。母親也找了一份工作——舞女——在她的觀念裏，這份工作能掙大錢、受人歡迎，而且她很熟悉，她開心地流連於燈紅酒綠之中，仿佛她的青春還未逝去。
工作沒多久，母親就發現自己懷孕了。但父親並不高興，他知道母親很受異性歡迎，哪怕他們結婚了，自卑的他也不相信母親和別的男人了斷幹淨了，他甚至懷疑母親肚子裏的孩子不是自己的。於是，他一邊貪圖她的錢，一邊唾棄她的不檢點。
懷孕的母親並未受到優待，她依舊要做家務，有時父親還會趁她不注意的時候狠狠地踹她的肚子，邊踹邊說：“隻要流產的就是妞，要是踹也踹不掉的話，就是孩兒。”
母親懷孕後不能出去掙錢了，父親醉酒後便經常去騷擾我的小姨，向她要錢。小姨覺得莫名其妙，父親說他要錢是為了去做親子鑒定：“你姐懷孕了，種不是我的，就應該你們家掏錢！憑啥拿我的錢去鑒定？”
因為這些事，小姨對他既厭惡又憎恨。
3
2002年，我出生了。之後，父母帶著我蝸居在一個城中村裏，這裏靠近鬧市，回族和漢族混雜。
租房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於是他們開始計劃買房。買房是他們人生中為數不多的正確決定。當時，父親想買城中村裏一個的單間：第一，價格便宜，壓力不大；第二，離小學近，以後我上學就不愁了；第三，早點擁有自己的房，就方便把戶口從“五廠”遷出來。
可母親不願意，她對擁擠狹小、嘈雜髒亂的城中村沒有一點好感，她渴望住上寬敞明亮、令人羨慕的大房子。
父親那時給一個房地產老總當司機，在2006年拿到了內部員工價，以30萬元的總價訂下了一套90平米的兩居室。這個樓盤地處鄭州西三環與西流湖路的交叉口，那時地塊十分荒涼，長滿了和人一樣高的灌木叢。這份“投資”說不上好也不算差，畢竟可以讓我們一家三口在鄭州落下腳，也讓他們倆首次有了共同奮鬥的目標。
可能是我們家不夠幸運，這套房子的工期長達6年之久，項目完成後，房地產公司所屬企業麵臨破產，小區建成後，周邊仍處於未開發的狀態，呈現出一幅城鄉結合部的破敗景象。而且這房子屬於小產權房，我們至今沒有拿到房產證。而母親當年看不上的城中村，竟搖身一變成了拆遷區，很多人通過一間幽暗的單間實現了階級跨越。
雖然有了共同的房子，但我的父母卻再也沒有相聚過。父親的出租車生意沒個準點兒，也使他出軌變得更加便捷。他對妻女不管不顧，我和母親見不到他的人，也花不到他的錢。後來，他扔下我們去了外地，母親為了生活，隻好把我寄養在各個親戚家，也外出打工去了。
我剛出生時是姥姥帶，幼兒園時是姥爺帶，小學時是大姨和小姨輪流帶。可以說，我是一個在城市裏穿百家衣、吃百家飯長大的孩子。我上幼兒園時，就已經把母親的電話號碼記得滾瓜爛熟，總是趁大人睡熟時跑到座機前，一遍又一遍地打電話，電話那邊總是發出“嘟嘟”的忙音。
2008年，母親帶回了一個比她大20歲的煤老板，兩人好得如膠似漆，難舍難分。為了哄我母親開心，煤老板在我最喜歡的酒店裏給我辦了一場6歲生日宴，寬敞的包間裏零零散散地坐著姥娘、舅舅、媽媽……平常話很多的姥娘一句話也沒說，愛和我玩鬧的舅舅也不搭理我，媽媽溫柔得出奇，她老趴在我耳朵邊說：“快喊他‘幹爹’，快喊他‘幹爹’。”
我害怕地看著那個男人，他頭頂稀疏，卻還留著長發。後來經過相處，我才開始漸漸喜歡上他。他有學識，會做飯，性格也比我父親好。我的母親成了別人嘴裏最精明能幹的女人，她靠著煤老板成了貴婦，把自己的女兒養得像小公主，還守住了原來的家。
我上小學的時候，跟著他們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們在城中村租了一個門麵房，裏麵擺了五六張麻將桌。每天晚上拉下卷閘門，裏麵的麻將聲轟轟作響。他們白天在酒店裏睡覺時，我就會想念父親。母親討厭聽見我說“想爸爸”之類的話：“他對你好？你看看你身上的衣服從裏到外，哪一件是他買的？你過生日去酒店吃飯，哪一次是他掏的？你們都是一個姓，他不養你，你也跟他親？”
跟著母親生活，我確實不缺物質，但她不會因為我要睡覺而停止打麻將，也不會因為把我一個人丟在酒店裏而感到自責。白天，她不會接送我上下學，隻會讓我背著書包去賭場找她。跟著父親，我確實吃不好穿不好，甚至需要做家務，但他會在下班後來學校門口接我，盡力滿足我的一些小願望。
年幼的我更依賴媽媽，但媽媽的依靠是男人。沒過多久，煤老板私自采礦的事情被人舉報了，他說自己需要資金周轉，於是母親就陪著他到處借錢。母親連哄帶騙地讓娘家人拿出20萬，直到煤老板從鄭州逃回老家，家裏人才意識到被騙了。看在親情的份上，他們不跟母親當麵對峙，隻能把苦水倒給年幼的我聽。
這時候，父親終於從外地跑回來了，不知是錢被騙光了還是生意難做，他回來以後就把出租車賣了。結果第二年鄭州出租車的價格就翻了一番，出租車行業也越來越紅火。
4
2009年，我7歲時，父親去了一家報社做司機，月薪3000。他開始過著白天睡覺，夜裏運報的生活。偶爾，他會和母親聚在一起，但我總感到害怕——那時的父親失去了出租車，手裏沒了活錢，他隻能任由母親擺布、索取，哪怕知道她出軌了也不打她。有時他會很聽母親的話，甚至表現得很愛她，或許正是這種細膩和懦弱，才使母親沒有跟他離婚。
但父親喝了酒情況就不一樣了。如果母親恰好沒給他麵子，他就會對她下死手——他會打女人最軟弱的部位，不計後果地往死裏打，不分場合。母親會逃，隻要父親讓她不滿意，她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外人覺得她是不堪忍受家暴，但隻有我知道，她是去找其他男人了。
被母親拋棄和欺騙的我步入了青春期，我開始學著和父親相依為命。
上初中的時候，父親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讓我學著自己上下學。因為我愛吃土豆絲，他每天晚上都會做一大盆土豆絲。他出夜班時，我通常都已經睡了，他會偷偷地親我一下，他一直以為我不知道，其實我一直都知道。而我和母親的關係，因為電話的“嘟嘟”聲，越來越遠了。
我漸漸長大，開始試圖理解母親——她逃避的不隻是父親，還有父親背後的原生家庭。當時，我的爺爺奶奶都80歲了，奶奶還癱瘓了，父親作為小兒子，仍活在父母和兩個姐姐製造的溫室裏，他花著爺爺奶奶的養老金，卻沒有贍養兩個老人。
為了讓老家的人不說閑話，父親一直不願離婚，還千方百計地哄騙母親回家照顧爺爺奶奶。母親聰明又狡猾，當然不肯，父親卻還是把爺爺奶奶接到了城裏。那段日子對我來說簡直是一場噩夢：我早上起來要先給爺爺奶奶做早飯，之後才能去上學。中午父親回家做午飯，晚上小姑來做飯，有時她會留在沙發上睡覺，因為夜晚才是最難熬的。
奶奶癱瘓在床，但她不願在床上排泄，她會像被碰到的電動車一樣，不停地叫喊著父親的小名——她隻喊兒子，不喊女兒。父親不耐煩地從床上起來，用粗暴聲音吼道：“尿尿尿！你要是尿不出來我才打你嘞！”他每次都會這樣回應奶奶的叫喊，然後走到奶奶的屋子裏把她從床上抱起來，等她尿完，再把她抱起來放在床上。
很多次，奶奶都尿不出來，仿佛她喊叫隻是為了吸引兒子的注意力。她知道兒子不會傷害自己，有時她會笑笑，有時她會搭搭兒子的腔。後來，全家人幹脆不搭理她了，但沒過多久，我就會被尿味熏醒。這樣的鬧劇，每晚上會上演三四次。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父親終於受不了折磨，把爺爺奶奶送進了老家的養老院裏。他辭去了沒有希望的送報工作，舍下在上初中的我，去投靠在西安開公司的親戚了。
我又變成了一個人。我在空蕩蕩的屋子裏自己做飯，自己洗衣服，自己睡覺，繼而變成了遲到、成績一落千丈的差生。更令班主任心煩的是，初三的我還暗戀上了班裏的轉校生，但班主任不知道，那個帥氣的轉校生是我當時生命中唯一的光。
為了讓母親在元旦假期時回鄭州看我，我故意把自己弄發燒了。母親說她已經買了車票，我躺在床上等啊等，再打電話的時候，她的手機已經關機了。母親還是回來了，說是為了我回來的，但她這次又帶回一個男人，所以幾乎沒有在家停留。
一天晚上，她帶著滿身的酒氣突然回家，用嬌滴滴的聲音說：“妞，你看我給你帶回來啥？”她把袋子放在餐桌上，裏麵是章魚小丸子：“是你最喜歡吃的章魚小丸子，媽路過看見就給你買了。”
她搖頭晃腦地打量我的反應。我笑了笑，打開嚐了嚐，沒有再多說什麽。之後我跑進屋裏玩起了遊戲，這個遊戲是我和轉校生唯一的連接，我每天都渴望看見他的賬號顯示“在線”。
母親不滿意我的反應，猛地打開我房間的門，問：“妞，你在幹啥，你不是在學習嗎？”
我抬頭盯著她，但沒有搭理她，她也盯著我，像看一隻小動物，然後把手機從我的手裏抽了出來，“啪”地一聲狠狠摔在了地上。我被嚇到了，不敢動，看見我這樣的反應，她滿意地離開了。在她離開後，我才敢罵出來，可惜被她聽見了，她像發了瘋一樣朝我走來：“你罵我什麽？你罵我什麽？我白養你了！”
她抓住我的頭發，把我拖到了床頭，不停地扇打著我的臉，每扇打一次，我的後腦勺就撞擊一次床頭櫃。我默默地忍受著，以為她把氣撒完就不會再打我了，但她沒有，她讓我打電話向父親求救：“你爸不是對你好嗎，給他打電話讓他救你啊！”
父親接通了電話，母親下手更重了，她對我們兩個說：“我為了她做了那麽多，我為她付出了那麽多，她卻罵我！我要打死她，除非她給我跪下來磕兩個頭，給我說對不起！”
“妞，你說吧，你說了你媽就不打你了。”父親像是剛睡醒，迷迷糊糊的。我本就絕望的心更冷了，父親沒有幫我，更不會救我。我隻能耷拉著頭，小聲地說：“對不起。”
“跪下來，給我跪下來說！”母親拉著我的頭發，試圖讓我跪下，我抓住時機跑開了。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我初三的生活費和補習班費，父親沒有掏一分錢。爺爺奶奶住養老院的錢，也是他向母親借的。
5
因為這件事情，父親不忍心再把我一個人放在家裏了，初三下學期他回來陪我中考，試圖把日子過得像以前一樣安穩。但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麵牆，父親認為這是我青春期的叛逆。
這次回鄭州，父親又把目光投回了租車行業，還與朋友合夥開了家婚慶租車公司。一群中年男人小打小鬧了兩三年沒翻起一點水花，父親還賠了10萬塊，這讓母親對他更加失望，兩人一年也沒打過一次電話。
等我上了高中，父親信守承諾，沒有再離開鄭州，他像以前一樣接送我上學，給我做好吃的。他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家裏大部分的開銷仍是在外地的母親承擔。我高三時，父親想有所改變，他向母親借錢買了一輛大眾跑網約車，開始每個月為了車貸奔波。
父親把命拴在了網約車上，我把自己的命拴在了高考上。進入高三，我的成績停滯不前，離高考還有半年，我和父母商量去集訓班搏一搏。集訓班開價半年2萬7，我當時不知道這筆錢意味著什麽，我隻知道拿捏父母對我的愧疚，讓他們交錢。
我本以為父母不會答應，但他們卻答應了。他們沒有逼迫我一定要考上好大學，而是對我說盡力而為。在集訓班一個月，我確實感受到老師質量的不同，我對考題的理解也不一樣了，在寒假前，我第一次上了500分。
寒假的第一個星期，我去養老院看望奶奶，疫情來了，各個村開始封路。我和父親看到新聞，連忙啟程趕回鄭州，回家的第二天疫情暴發，鄭州封城，電視上除了疫情還是疫情。
到了開學的時間，我在家上起了網課，父親有時會開車在街上遊蕩，但他每次回來都像一隻落敗的獅子，喃喃說：“街上沒有一個人。”他在沙發上看電視，在窗邊看街景，他從來沒和我提每個月4千的車貸，但他的眼窩一天比一天深了。
疫情居家3個月，一切都停了，父親沒有一點收入，我的分數也停在了寒假時的階段。在與命運的這場鬥爭中，我失敗了，不多的高考分數讓我隻能選擇一所民辦學校，代價是我要帶走父母小半年的收入，一年內就可以把這個孱弱的家掏空。不管多麽辛苦，父母一直沒有將經濟的壓力告訴我，隻讓我好好讀書，省著點花錢。
為了逃離家庭，我跑到了重慶上學。屋子空了，父親把癱瘓的奶奶接過來同住，她86歲了，熬走了丈夫又把兩個女兒熬出了大病，隻剩下一個兒子能夠依靠了。
父親沒有能力全心照顧奶奶，隻能白天開車，晚上回來頂兩個姑姑的班。開車時不能隨時上廁所，父親的腎做過手術，還有糖尿病，他控製不住小便，有時會屙在褲子裏，經常會有乘客因為車內有異味投訴他。父親的評分越來越差，接的單自然也越來越少，但他沒有辦法舍棄這份工作。因為隻有這份工作，才能讓他給得起我的生活費、學費，還車貸，承擔一部分家裏的開銷。
在我高考後，母親向父親正式提出離婚，但父親不願離，不管是勸他還是罵他，他都油鹽不進。他稱自己會改過自新，而他的“決心”在母親看來，隻不過是找她回去照顧奶奶的詭計罷了。
我曾真誠地問過父親為什麽不想離婚，他回答：“因為你媽身上有我想要的東西。”他不願告訴我真實的想法，我隻能猜測這“東西”是什麽——或許是母親小他10歲的肉體，或許是母親多年來的存款，或許是母親保姆一樣的顧家能力？
2021年7月，我在離家較遠的金水區找了份暑期工——因為一回到家，我就發現屋子裏已經沒有我居住的痕跡了：冰箱被各式的中藥和醃菜填滿；沙發上散發著尿味——是父親晚上睡覺尿的，尿液浸透了海綿；因為舍不得換，奶奶用的一次性尿墊帶著黃色，在房間裏曬了又曬。
堂姐來家裏看到這副場景，忍不住感歎：“因為窮啊。”父親也知道我不想回這個髒亂的家，隻能放任我去外麵工作。
7月20日那天，一場大雨來勢洶洶，當時父親正在鄭州火車站拉客，距離大水漫灌的京廣北路隻有1公裏遠。他本來是打算走那條路的，因為可以快點回家，但作為一個開了20年車的老司機，最後他還是在暴雨裏選擇往高處走。他在高地上，看著一輛輛汽車被大水衝走，慶幸自己撿回了一條命。
這一天，我出門上班時，從樓下到小區門口50米的距離，走了7分鍾。水把厚底的鞋浸透了，風刮得傘不受控製，我看去公交站沒有希望，便直接和公司請了假，去找住在附近的男朋友。沒想到，這場雨下了一個星期，我困在男友家，在沒水沒電的情況下尷尬地和他的家人們相處。
我沒有告訴父親自己住在男朋友家，可他後來還是知道了。雖然生氣，但他也無可奈何，隻淡淡地說：“孩子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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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的餘波持續了一個月，我的暑假工沒能幹滿時間，但幸運地掙到了錢，換了一部新手機。臨近開學，我的學費又要帶走家裏幾個月的收入，這個家早已是幹戈寥落、雨打浮萍。
我和父親商量申請學校的補助，但需要提供貧困證明。我說，我要去街道辦事處辦低保，父親一邊做飯一邊回複：“咱家不算是低保戶，辦不下來。”
此路不通，我又說了助學貸款。父親聽我要貸款上學，立馬製止：“不要碰貸款，你這麽小就貸款，以後怎麽辦？我有錢，你不用操心。”他吃盡了貸款的苦頭，為了填補漏洞，他刷了信用卡，有時工作人員來催款，他急得焦頭爛額，卻隻能往下拖。
我又打電話和母親商量，母親一聽見也急了：“貸款都是騙人的，以後讓你喘不過來氣，你的學費我還是能承擔得起的，我不會讓你在學校就有債的。”
我知道母親害怕什麽，她年輕時賭博欠下的債用了10年才還清，更不要說讓我背債了。她表示辦低保這件事，我可以問問她的男友，“這些事情他比較清楚”——她又把我推給了別人，我多麽希望母親能真正地幫我做一件事啊，一時間，我絕望得說不出話來。
新一年的學費又是父母東拚西湊弄來的。父親向大姑借了8000，母親向她的男友拿了8000，但日常的生活費他們在盡量逃避，鼓勵我去勤工儉學。
我離開家不久，父親就出現頭暈無力的症狀，他去醫院查出了小麵積腦梗，因為不舍得花錢，隻是簡單地治療了幾天便不再去醫院了。洪水過後，鄭州的網約車生意更不好做了，精神和身體的痛苦也讓父親不願再開車，於是托關係找了份銀行保安的工作。他把車租了出去，兩個月後租戶把車退回來，車子孤零零地停在小區樓下，下班後他還會再出去接幾單。
大一寒假，我悄無聲息地去外地見了一次母親。我們的關係因為常年的分離已經疏遠，但我仍要為了生活費和幾件新衣服去討好她。我越來越迷失，不知道自己屬於哪裏，將要去往何處。
因為父親拒絕離婚，母親沒有辦法，隻能搬到外地和男友同居，對方離婚，帶著一對雙胞胎男孩。他們買了一百多平的大房子，共同還房貸，母親一直期待我能去她的新家看看——母親的新家確實很漂亮，高檔小區，超大的落地窗，裝修溫馨又時尚。她告訴我，這是她“夢想中的家”。
母親老了，她坐在偌大的客廳裏，自詡已經看透人生，不想再像無根的浮萍那樣到處飄，她要在這裏安定下來。她說，她的男友家裏正麵臨拆遷，能在平頂山市裏分得3套房、不少的拆遷費，還有幾個賣豬肉的門店。
母親徹底不願回鄭州了，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她都在埋怨父親，恨他耽誤自己的青春，怨他沒有給過自己一分錢。她沉浸在自己的新未來裏，可她那時哪裏能未卜先知——沒過多久，男友的母親就患上了肝癌，把拆遷費掏空了，再加上疫情反撲，豬肉店的生意也會冷淡下去。
2022年的新年像往年一樣冰冷，我姥姥也癱瘓了，並伴隨著老年癡呆。從未照顧過人的母親把姥姥接到了身邊，看著每天隻會傻笑的姥姥，母親隻會喝酒，然後向我哭訴自己的辛苦：“你看著這房子好，一個月要還4000的房貸，你姥娘又在這裏，我啥也幹不成，錢隻出不進啊。”我覺得心煩，她也看出我的心煩，說：“你小，你還不會掙錢，沒有成家，你不懂。”
我在心裏嘀咕：“房子是你選擇的，男人是你自己找的，姥娘自生病以來都是你的兄弟姐妹們照顧，其餘幾年家裏都找不到你的人，你隻照顧了一冬就有這麽多怨言。”
這些話我不能說出來，因為說出來母親會耍酒瘋，我害怕會殃及池魚。
寒假匆匆過去，我要開學了，本想回鄭州看一眼爸爸、奶奶和姑姑，但病魔沒有給我機會，爸爸因腦梗倒下了。
因為照顧父親太久，我麵臨休學的風險，隻能把父親托付給姑姑，自己去上學。幸運的是，在西安開公司的親戚知道了我的情況後，願意資助我上學，我也沒有辜負家裏的期望，拿到了獎學金。
大概是看到了父親暈倒和被抬走的整個過程，奶奶受了刺激。父親住院後，兩個姑姑不能一直照顧奶奶了，她好像是明白了什麽，不願喝水吃飯，想要活活把自己餓死。父親也不願拖累我，僅僅半年就有了自理能力，有時他還會做一些簡單的飯菜。
窮和死太過可怕，如今，我仍在學校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努力地活。我考下了教師資格證，跟著老師學書法，寒暑假做家教……我珍惜活著的每分每秒，願我以後足夠強大，能夠將死神和窮神死死地抵在家門之外。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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