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司法鑒定是一個十分謹慎且理性的工作。鑒定大都涉及法律糾紛，從法律上來說，當事人的精神狀態是法院對當事人民事行為能力判斷的重要參考，這必然會影響到判決。所以下結論時，一定要慎之又慎。
但是，精神鑒定，總歸是鑒定人的，也是由人來鑒定的，怎麽說，怎麽做，都繞不開人性的某些層麵。我曾跟著鑒定科師兄做過一段時間的雜事，他給我講過不少故事，其中一個，我印象深刻。
以下為師兄自述。
1
2009年6月，再有一年我就可以考中級職稱了。袁主任說，我們醫院待遇差，留不住人，很多像我這樣的年輕醫生考上中級就往大醫院跑，他希望我不要學那些人，老老實實在這裏幹，他過兩年就要退了，會盡量“推我一把”。
所謂的“推我一把”，就是讓我參與醫院的核心業務——精神司法鑒定。
我們醫院是市裏為數不多具有精神司法鑒定資格的機構。可以這麽說，一個精神科醫生，一旦有了司法鑒定的經驗，在這座小城就相當於有半隻腳踏進了“專家”的領域，再不濟也能混到醫院的中層。
我心裏很感激，但也很糾結。我們這個專科醫院的待遇確實很差，我一個農村出身的窮小子，不知道到底要工作多少年才能在城裏買房安家，所以早早就存了跳槽的想法。可一想到可以到司法鑒定科參與鑒定，說不定能借此扶搖直上，就猶豫了，況且，我在這裏的一線崗位待了這麽些年，放棄所有基礎到綜合醫院去重新開始，想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幹著吧——我隻能這麽寬慰自己。
袁主任沒有食言，7月份，他就通知我以旁聽記錄的身份去參與一次鑒定。被鑒定者是一位老師，姓馬，男性，56歲，診斷為“急性精神障礙”。此次鑒定，法律上涉及的是一樁房屋產權糾紛。
鑒定過程出乎意料的順利。問老馬最近有沒有聽到什麽人對他說話，他篤定地說“有”，還能細致地描述出來；問他最近能不能看到什麽，他說“能”，而且指著我們背後說，“現在正好有一個女人站在那裏”；提問的過程裏，老馬表現得煩躁，時聽得懂，時聽不懂，還一直狠狠抓自己裸露在外的胸膛。
突然，袁主任說“暫停鑒定”。
老馬被帶出去後，主任讓我也先出去，說鑒定組的專家成員決定要討論一下。討論沒有持續多久，我又被叫了進去。袁主任說，現在要將專家組兩兩拆對，分成3組，依次對老馬進行提問，“出於對結果可信度的考慮，3次提問的專家完全隨機分配。”
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看來，老馬的表現幾乎就是一個標準的模板，何必還要再走這麽複雜的流程？我還得再辛苦記錄3次。
記錄到第二次提問時，我才發現了蹊蹺——老馬的回答，實在太“標準”了，甚至“標準”得過了頭。
為什麽這麽說呢？精神病學的臨床診斷大多依賴於症狀判斷。簡單來說，診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醫生的問診，醫生要根據問診的情況，對照症狀學上的標準描述，一一比對，看符合哪一種病種的劃分。但精神疾病有一個特征，那就是不同病種之間，有可能存在某些症狀相似甚至雷同的可能，而且這種情況在臨床上很是常見。所以，精神病症狀上，對某種具體的病種，有它的“核心症狀”，對其所屬某大類疾病，又有符合這一大類疾病的“通性症狀”。
診斷時，為了確診，核心症狀和通性症狀都是醫生要考慮的。一般來說，患者表現出某種核心症狀，醫生多會考慮“疑似”，如果再加上一兩條通性症狀，那麽基本可以考慮“確診”。
從這個角度來說，病種的確定，跟病人症狀的“分類組合”是有關係的。老馬的問題就出在這裏——3對專家組合的提問，裏麵涉及的核心症狀、通性症狀也是隨機分配的，但是老馬的回答全都符合。難怪專家組成員一致同意袁主任的做法，這說明他們早就懷疑了——當前的老馬，有“詐病”的可能。
前兩組提問完畢，袁主任要求暫停一會兒，他看了看我的記錄，吩咐道：“最後一組不用進行了，直接讓老馬進來吧，我單獨問他。”
“這……不好吧？”我猶豫了，“單獨鑒定”按規定是不行的，這是出於安全的考慮。
可袁主任拉了我一把：“你也一起來，學點東西。”
鑒定室裏，袁主任毫無征兆地問了老馬一個問題：“這個房子究竟是有什麽糾紛，要讓你來參與這場精神鑒定？”
按道理，這個問題跟鑒定老馬的狀態毫無關聯，我也沒搞明白袁主任為什麽這麽問。
可是，老馬出離的憤怒，幾乎是噴湧而至：“他們合起夥來騙我！我根本沒有賣過房子，更沒有簽過什麽狗屁協議！”
但也就憤怒了一會兒，老馬忽然又退潮似的蔫下去，恢複一開始不靈醒的模樣：“腦子脹死了，哎呀，是他們騙我的，騙我簽字，不要再問了！”
袁主任跟我同時看向對方——這下好了，傻子都能聽出來，老馬前後矛盾。
袁主任囑托護士把老馬帶回了病房，讓我重新調出他的病曆。病曆上，診斷處清清楚楚地寫著：急性精神障礙。
不用袁主任解釋，我都能看出現在的問題很麻煩——病曆裏有診斷，說明當時收診的醫生確實認為老馬有明顯的精神異常表現。可就現場的鑒定表現來看，老馬極有可能存在“詐病”的傾向。
主任想了很久，對我說：“你，去找一趟老馬的主治醫生，問問當時首診的具體情況。”
2
說來也可能是巧合，老馬的主治醫生也姓馬。送材料過去時，我跟他開玩笑：“小馬，這個老馬是不是你親戚啊？”
他笑了笑，沒說話，接過材料仔細看了看：“這……我不知道說什麽啊。”
“啊？”我以為聽錯了，“你的病人啊，怎麽就不……”
“他確實是我的病人，我也為我的診斷負責。”小馬很嚴肅，“就當時入院的表現來看，馬老師絕對符合急性精神障礙的表現，但按照袁老師的鑒定，他又可能是‘詐病’——那我該說什麽？什麽我也說不了啊，頂多就是個‘無法鑒定’吧。”
我尷尬地笑笑：“那萬一他是發病進來又被治好了呢，你醫術高明唄。”
“那我就更不敢瞎說了。”他把材料遞回給我，歉意地點點頭。
袁主任聽了我的轉述，使勁揉了揉眉頭：“‘無法鑒定’，唉……這就難搞了呀。”
“這有什麽難搞的？”我不以為然，“急性急性，來得快，去得快，當時有問題現在沒問題也不是說不通，哪怕他真的是‘詐病’，如實下個鑒定的結論不就好了？再說了，‘無法鑒定’也不是不可能……”
“瞎放屁！”袁主任罵了我一句。
他說，麻煩就麻煩在這個“如實”上。如果按照目前來看，老馬“詐病”的可能性極大。但是，病曆上又清清楚楚寫了“急性精神障礙”，這是我們醫院的醫生下的診斷，他又信誓旦旦說對此診斷負責。那麽，承認老馬目前是“詐病”，那跟醫生當初的診斷就是矛盾的了。
“而且這個問題現在出在我們醫院，你說‘無法鑒定’，不是自己打自己巴掌？”
“那直接確定老馬有問題行不行？”我問了一句。
“這不是亂彈琴嗎？審都不審，直接虎頭鍘？我是包拯啊？”
袁主任雖然是罵，但還是耐心給我解釋了一番：就算直接確定老馬有精神障礙，那麽法院也會要問一個問題——在實際發生糾紛的時候，老馬到底是個什麽狀態，有多大的民事行為能力，在案件裏要承擔多大的責任——以現在掌握的具體情況，是沒辦法下定論的。老馬有“詐病”的傾向，誰知道他的病什麽時候是真的，什麽時候是假的？這“真實的情況”完全撲朔迷離，所以，除非去理清實際情況，不然貿然下結論影響了判決，醫院百分百是要背責任的。
說完，袁主任站了起來：“得去了解案情了。”
雖然我是第一次參與鑒定，但也能明白，他從心底是不願意做這個決定的。醫院是看病的地方，屬於衛生係統，而查案斷案是司法機關的職責，兩者之間，為了判決的理性公正，平時一定要恪守邊界。可問題是，正是我們醫院在這個案件裏搞出了個麻煩——當時接診的小馬，明明白白地給老馬安了個“急性精神障礙”的名頭，又堅持自己的診斷是沒問題的，而我們的鑒定過程裏，老馬又明顯地不對勁兒。為了鑒定結果的真實，醫院必須去了解實際情況，對老馬在發生糾紛時具體的精神狀態做一個有參考意義的結論。
袁主任一拍手：“踩線就踩線吧，總不能這把年紀還給醫院抹黑吧。”
辦案機構接到我們的請求後，答應得很不情願。接電話的工作人員說：“本來就是個扯皮的事，這樣不是越扯越長了嗎？那個買房的天天來法院鬧，你們是專業機構，趕緊出個結果啊。”
袁主任笑著解釋：“正是因為扯皮扯得麻煩，我們才必須慎之又慎。”
3
可案卷拿回來後，我們發現，事情遠比我們想的要複雜。
老馬是一個退休的高中老師，老婆已經去世，在市裏某小區有一套三居室，平時獨自住。大概是去年（2008年）的5月份，一位在附近做早點的流動攤販老謝，稱自己從老馬的女兒手裏，通過明麵簽訂“無償轉讓”協議、私底下現金交易的方式，以實際成交價20萬（低於市價15萬左右）的價格，買下了這套房子。他手裏有老馬親筆簽名的全套轉讓協議，而且這份協議上的簽名已經做過筆跡對比，跟老馬的字跡完全看不出區別。
老馬承認字是他的字，但堅決否認見過這份協議，不承認自己賣了房子。可老謝拿著這份他“親筆簽名”的轉讓協議，非要讓他按照協議把房子騰出來，還告上了法院。一來二去，兩個人不知道鬧了多少回。老馬一個孤寡老人，敵不過日日來鬧的老謝，一氣之下，跑到老謝做生意的地方，作勢要一頭撞死在老謝的早餐車上，怎麽都拉不住。老謝報警之後，老馬還不消停，也不接受調解，胡言亂語，非要撞死，於是就被送到我們這裏。
更讓人糊塗的是，老馬隻有一個兒子（在國外），根本沒有女兒，他也否認自己有什麽“幹女兒”。他堅持認為，那個所謂的“女兒”，是老謝捏造的一個子虛烏有的人。而老謝言之鑿鑿地說，確實有一個年輕女性，拿著這份老馬親筆簽名的轉讓協議，從自己這裏拿走了錢。這個女孩長什麽樣、多高，老謝都能描述出來。
老謝去過老馬的小區裏麵求證，可這個老舊小區裏麵住戶很少，大都是像老馬一樣深居簡出的老人，誰都說不知道老謝說的女孩是誰，更不知道老馬有個什麽女兒。立案後，經查證才知道女孩聯係他用的手機號碼是用其他身份證辦的（那時還沒有手機號碼實名製），而且老謝也沒有這個女孩的照片——換句話說，從“誰提出誰舉證”的原則來說，老謝自己根本無法舉證，這個女孩到底存不存在。
看完案卷，袁主任一聲長歎：“越來越複雜了啊。”
我很不解：“也不複雜啊，裏麵不是描述得很清楚嘛，兩人衝突，老馬胡言亂語，要尋死，這份應該屬於供詞吧，真實性可以保證，那麽這個就已經可以認為他當時的精神狀態……”
“沒那麽簡單。”主任眼神凝聚，跟我分析：現在不是單純鑒定老馬“當時有沒有問題”這麽簡單了，必須要從“一開始”來分析——也就是說，從簽訂協議、發生糾紛，到最後發生衝突，這整個過程裏，老馬的精神狀態到底是個什麽樣子？或者發展的軌跡是什麽？可根據這個案卷的描述來看，我們現在完全確定不了。
但我們的鑒定結果，最終還是要直指老馬的精神狀態，目前來看，這勢必會影響到法院判決上的考量，即這份轉讓協議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老馬真瘋，那協議無效，老謝吃虧；如果老馬裝瘋，又不承認有女兒，那麽協議隻能是有效的，老馬吃虧。我們的鑒定結果很有可能在房子的最終歸屬上產生影響，而且無論是什麽影響，最終都有可能會讓雙方矛盾的箭頭或多或少地轉向醫院的鑒定科。
“早知道就該考慮小馬的意見，老老實實寫個‘無法鑒定’好了。”袁主任癱在椅子上，“現在真是騎虎難下了啊，這斷案怎麽就跟醫院扯上了關係？”
4
事情到這裏，一下子就僵住了：我們說“無法鑒定”吧，人家卷宗都提供了；給鑒定結果吧，以現有材料，又無法保證結論準確性，還不如不給。
法院那邊每天一個電話催，袁主任實在是被逼到了牆角。一天，他把正在寫病曆的我拎起來：“走，去病房，找老馬！”
病房裏，老馬正跟一堆老頭打撲克，住院這段時間沒了老謝的掰扯，他的精神狀態看起來十分輕鬆。
袁主任把老馬叫到治療室裏，讓除了我們3個人以外的人全出去。
“老馬，咱倆見過了，我有些問題要跟你了解，關於你的鑒定。”
老馬點了點頭。
袁主任沒有閑扯，直接問：“房子到底是不是你賣給老謝的？”
老馬很詫異，先是矢口否認，又馬上回過神了，說：“房子賣不賣跟醫院有什麽關係？我是病人，不是犯人！”
袁主任笑出聲：“嗬，你腦子確實挺清楚啊，那你說說，你有什麽病？”
老馬絲毫不怵：“這是醫生的業務，問我幹嗎？”
袁主任十分冷靜，絲毫不在意老馬的態度：“老馬，字，你承認是你簽的，對吧？老謝手裏也有這份你親筆簽字的轉讓協議，對吧？你不承認你有女兒，也不承認你看過協議，但他又有這份協議，所以，那你們到底是怎麽協定的，難道他拿刀架著你簽？這樣的話，你還能整個站在這裏？”
“我不知道！”老馬一口咬定，他根本不知道老謝怎麽得到他親筆簽字的轉讓協議，同時還強調，在那之前他跟老謝根本就不認識，也從來沒去他早餐攤上買過東西吃。
“不認識？那不對吧？”袁主任站起來，盯著老馬，質問他：“既然之前你們都沒打過交道，那老謝幹嘛要買你的房子？是誰告訴老謝你有房子要賣的？又是誰把協議拿出來的？總不能是老謝夢裏夢見的吧？老馬，老謝口裏的那個人應該真的存在吧，你在撒謊吧？”
老馬也從床上立了起來，嘴裏支支吾吾，一會說假的，一會說自己不懂主任在說什麽。
袁主任絲毫不急，等著老馬靜下來，才開口道：“老馬，你要是還不講真話，那我就沒辦法了，醫院是不會幫你撒謊的，隻會如實下鑒定結論。那就是說，要麽是你一開始就說假話，要麽是老謝說假話，但不管誰說假話，這個事兒都算‘搞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那就得講證據，協議就是證據——你這房子，別想要回來了。”
“放屁！要不回來？那本來就是老子的！”老馬怒罵，“百分百就是那個小蹄子！”
老馬終於被袁主任攻破了防線——老謝說的那個“女兒”，雖不是真的，但確有其人，而且跟老馬有點親戚關係。
老馬說，2007年年初，他在家洗澡時高血壓發作，幸好人還能撐著爬出來，抓起話筒打了急救電話，這才撿回一條命。他兒子因此飛回了國，等他轉危為安後，說一定要把他帶出國。可老馬說什麽都不幹，爺倆拗了一陣，兒子敗下陣來，退了一步，說給他找個保姆，老馬就同意了。想到那些保姆欺負孤寡老人的新聞，兒子托人從老家找了個小姑娘，叫馬小琴，17歲，初中畢業。兒子說，這孩子怎麽也算跟自己是本家，工資大不了給高點，能把老馬伺候好就行了。
老馬自己講，能看得出這個小琴是吃過苦的人，勤快，嘴甜。而且她還很上進，知道了老馬是個退休教師後，天天“馬老師”前“馬老師”後，有時候老馬翻翻自己以前的教案，她也湊在一邊看，很喜歡提問，還總能問到點上。老馬覺得這個孩子“能教”，找了關係，出錢給她報班，從基礎補起。他跟小琴說，隻要她能往上讀，他就供。小琴感動得涕泗橫流，當場認了老馬當幹爹。
講到了這兒，老馬忽然神情一變：“媽的，說到底是老子看走了眼，沒想到她是這種東西！”
老馬講，他在家有存現金以備不時之需的習慣，錢的數目還不小，幾萬是有的。有天他回家打算拿錢去買個新書桌回來給小琴用，結果發現錢少了。“老子問她，‘是不是你拿的？’唉，她也認，你說她急用，老子也不怪，你知道她說什麽？她說拿去賭輸了！”
出乎老馬的預料，被戳破麵皮的小琴頓時像變了個人，譏諷老馬有福不知道享，“要死的人了，留這麽多錢幹嘛？不如給我拿去花”。
“老子恨不得把她提著踢到樓下去，媽的，滾滾，滾遠點，別在老子麵前，惡心！肯定就是她，她把老子的房子賣了！”
袁主任看著異常憤怒的老馬，好像又在想著什麽。我根本沒料到一樁房產糾紛還能扯到這裏，聽完後也冷靜下來——我知道，在老馬心裏，幾乎就是認定了馬小琴通過某種手段，偽造了所謂的轉讓協議，那20萬，八成也是她拿走了。
可問題是，老馬既然有懷疑馬小琴的傾向，他為什麽還要一口咬定協議是老謝自己偽造的、根本沒有所謂女兒這個中間人呢？就他語氣裏對馬小琴的恨意來看，他根本不會好心到替小琴隱藏嫌疑，為什麽他一開始會冒著房子要不回來的風險，絕口不提馬小琴這個人呢？
我看了看袁主任，依舊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既然他不提問，那就輪到我大顯身手了。
我忍不住開口：“老…馬老師！那個小琴，你現在能聯係……”
“今天就到這裏吧！”袁主任忽然開口打斷了我，我還沒回過神，已經被他拎了出去。
病房外麵，我真是又氣又慫，可我不敢大聲說，隻能跟袁主任抱怨：“這眼看著就要真相大白了，為什麽不讓我接著問？”
“真相大白？”袁主任不屑道，“我問你，你能看出他講話是半真半假吧？”
“是啊。”
“那我問你，老馬嘴裏，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
“這……”
“我再問你，你又怎麽分辨，他接下來講的，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我徹底語塞。
袁主任沒有再繼續攻訐的語勢，他耐心地告訴我，所謂精神鑒定，本質上跟偵查偵破是分不開的。不是所有人都會跟你講真話，況且，老馬已經明顯地在撒謊隱瞞，再接著問，雖然能挖出點什麽，但更多的是他接著編下去的謊言，“與其接著問，不如另尋他路”。
“另尋他路？”我若有所思，可又思無可思，“哪兒還有路啊？”
“你是真不適合幹鑒定啊……”袁主任搖搖頭，“找馬小琴！”
5
袁主任說的找馬小琴，並不是由我們去找，而是將這個信息反饋給辦案機關。畢竟知道了名字，哪裏人，找到就是件很順利的事。
讓我們沒想到的是，馬小琴被找到後，很直接就承認了房子確實是她偽造協議賣掉的，錢也賭博輸光了，“錢是沒辦法還了，要坐牢就坐牢，我認”。
審馬小琴的時候，出於了解老馬當時精神狀態才能出具最終鑒定結果的考量，醫院必須了解具體經過，所以我們也參與了。在了解馬小琴的具體作案手法的過程時，我們知道了一個更狗血的事——她口裏的老馬，跟我們之前了解的那個老馬，完全就像是兩個人。
馬小琴確實是老馬老家的本家親戚，出了五服，但是同姓。她沒有考上高中，在老家蹉跎幾年，不甘心自己的命運隻能跟老家那些等著嫁人的姑娘一樣，就四處托人找關係，想到城裏謀生，正好遇到老馬的兒子來找保姆，雙方一拍即合。
她一開始也認為，自己這個遠房叔伯是個老師，又肯教自己，是個大好人。她充滿希望，下定決心，覺得隻要自己踏實肯幹，勤勞好學，一定會改變命運。
隻是馬小琴沒意料到，老馬會對她動了色心——老馬先是暗示她，說自己老婆早亡，兒女不在身邊，是個孤寡老人，希望她能“慰藉”一下自己。馬小琴一開始裝聽不懂，做完家務事就躲著老馬，也不再跟著他學東西。老馬見得不了手，徹底撕破臉皮，屢屢強行動手動腳。
馬小琴開始不肯就範，可她反抗過於激烈時，老馬就威脅她，要讓她滾回老家，還要跟老家人說她手腳不幹淨，是被趕回去的。當時的馬小琴根本不知道要怎麽辦，她不是沒想過跑，可一旦那樣做了，老馬肯定會回老家亂說，以他老師的身份，怕是不少人會信他話，到時候，老家回不去，城裏待不下，可如何是好？
她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反抗的心一點點減弱，最後選擇了麻木地接受。
事情的轉折源於馬小琴發現自己懷孕了，告訴老馬後，老馬當機立斷，打開放錢的抽屜，讓她自己拿著錢去醫院拿掉孩子。馬小琴完全沒有了主意，隻有無盡的恐懼。雖然她從沒想過自己這麽早就要當母親，但還是懇請老馬讓自己把孩子生下來。可老馬的回答把她打進了深淵：“生下來幹嗎，老子幫你養？再說誰知道是不是你在外麵勾三搭四懷的野種？要不是本家，老子才懶得管你。打了！”
之後，老馬沒有跟她再廢話，他怕馬小琴不去醫院，便去外麵搞來打胎藥，逼著她喝了下去。
這次的打擊，讓馬小琴徹底壓下了自己年少無知的一麵，開始學會用冷靜和理性麵對世界。她知道，自己現在對於老馬來說就是個想擺脫掉的麻煩，而她是無法製衡老馬的——藥流之後，她身體虛弱，也需要老馬給她一個安身之處，她隻能隱忍。
但與此同時，飽含恨意的她也立誌要讓老馬付出代價，甚至想過給老馬碗裏下老鼠藥——不過，到底沒那麽大膽子。
馬小琴說，在一次看法製節目的時候，她受到了啟發，想到了一個主意，既能報複老馬，又能讓自己撈一大筆錢——偽造協議，偷偷賣了老馬的房子。
她很快鎖定了“買家”——家裏的早餐，幾乎都是她天天去小區門口的老謝那裏買的，在日常的交談裏，她知道老謝在老家有個要讀書的小兒子，一直想接到城裏來上學，可是又買不起城裏的房子，兒子沒辦法落戶。老馬的房子正處在市裏學校最多的位置，對老謝來說，那是無比合適。
她跟老謝撒謊，說自己是老馬的女兒，剛讀完書回來的。老馬年紀大了，有了回老家的想法，很想把房子賣了，老謝動了心思。
可馬小琴知道，隻讓老謝動心思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就算老馬要賣房，也得是“親自”賣。如果跟老謝講自己能代替老馬把房子直接賣了，諒老謝也不敢答應。
於是，馬小琴循序漸進。她每天買早餐的時候都跟老謝聊很久：有時候說說老馬教這麽多年書不容易；有時候說自己“媽媽”早走，老馬孤苦；有時候說老馬這麽些年，獨自供孩子讀書長大辛苦……她隻有一個目的——將自己和老馬塑造成父女情深、相依為命的形象，並植入到老謝的心裏。
老謝也真的信了，深受感動，每次馬小琴來買早餐，有時候是多給個雞蛋，有時候是多裝兩個包子。
馬小琴覺得，是時候了。
一天，老謝要收攤的時候，馬小琴來了，她沒買早餐，看見老謝，就哭了出來。
老謝問她怎麽了，馬小琴哭唧唧地說出自己早就準備好的謊言——老馬病了，得動一次大手術，要一大筆錢看病，自己不知道怎麽辦，隻能賣房子。但老馬現在人都出不了醫院，賣也不知道多久能賣出去，等賣出去了，老馬人都怕是不在了。她懇求老謝，能不能把自己“老爹”的房子買下，便宜點也行，讓她好有錢幫爸爸看病。
一來便宜，二來助人，說實話，這種情況下，老謝很難拒絕。但老謝也不是傻子，他提出要去看看老馬，馬小琴就說現在不能探視，老謝又提出去看看房子，馬小琴一口答應了——因為老馬那時回老家了。
在屋子裏，馬小琴帶著老謝四處轉，給他看了老馬藏在櫃子裏的房產證，還打開了老馬放錢的抽屜，指著裏麵的錢，哭著對老謝說：“現在家裏就剩下這點了。”
這下，老謝是徹底信了。馬小琴說，現在急用錢，也沒時間去交易中心過戶，可以先簽一個“無償轉讓”協議，老謝以現金付款，“等老爹熬過這一劫，再過戶”。為了讓老謝徹底打消疑慮，馬小琴又主動提出，房子隻賣20萬。
其實這個時候，隻要老謝冷靜一點就不會上當，畢竟，馬小琴提出的是現金交易，房子近乎是半價出賣，仔細想想就不合常理。但是20萬的價格徹底讓老謝衝昏了頭，他不是沒打聽過這裏的房價，隻想著要不是急著用錢，人家怎麽著也不會把價格定這麽低。他算是徹底入了套，毫不猶豫地配合馬小琴，在協議上簽了字。
馬小琴說，那份協議是她一早就做好的，也知道直接拿去讓老馬簽字是萬萬做不到的。在日常生活裏，她藏起對老馬的恨意，甚至還刻意逢迎老馬的某些需求。老馬終究是色欲熏心，有次借著老馬“事後”心情愉悅，馬小琴再次提出讓老馬給自己上課。她知道老馬有個習慣，會在教案的每一頁的右下角工整地簽下自己的名字。這就讓馬小琴有了“可乘之機”，每次等老馬教書育人之後，她都懇求老馬在紙上寫一點批改意見或是學習指點，隻要老馬簽了字，她就誇讚，這字好看，端莊，大氣。老馬便樂此不疲。
馬小琴弄來一遝A4紙，全部工整地在右下角畫了橫線。老馬問她這是幹嗎，馬小琴告訴他，以後要把老馬的學習批注整理成冊，留著慢慢複習。這一馬屁把老馬拍得暈頭轉向，甚至都忘了當初馬小琴懷孕時兩人的劍拔弩張。他一昏頭，興奮地連簽了好幾張。
至此，偽造協議最重要的一步，馬小琴徹底達成，隻等後麵的老謝老實上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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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馬小琴已經承認協議是她偽造的，關於老馬的精神鑒定結果就已經不重要了——老馬是否有精神疾病，不影響判決，我們如實描述老馬目前的狀態即可。老馬八成是以為，隻要自己堅持“裝成”一個精神疾病患者，這份協議就不具備合法性。這樣，他既能保住房子，又能瞞住自己欺壓馬小琴的事實。我想，這老馬一開始裝得太像了，把接診的馬醫生都瞞過去了，要不是鑒定過程裏露出了馬腳，袁主任堅持往下查證，可能就真給他糊弄了過去，百口莫辯的老謝虧就吃定了。
事情到這裏，我以為就此結束了，沒想到還有後續。
出於警示教育，沒多久，院長就用這個案例做了一次業務學習，強調在診斷過程中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出現前後矛盾的情況”。雖然他沒有在學習會上指名道姓，但誰都知道他指的是小馬醫生。
閑話這種東西，總有人說，傳來傳去，總會傳到小馬耳朵裏。有人說他誤診，有人說他醫術不精，小馬本身就是個較真且笨嘴拙舌的人，這閑話一傳，徹底成了個沉默寡言的人。
可我沒想到的是，小馬竟然辭職了。
在我的印象裏，他絕對不至於心眼小到因為閑話而辭職的地步——太不值當了吧？我想打電話問問他，他的手機卻怎麽也打不通了。
更讓我沒想到的是，小馬辭職的第二天，司法那邊的工作人員電話就打來了，問我“能不能聯係到馬醫生”，“需要他配合調查”。我說自己也聯係不上他，但可以提供他的住址——此前小馬剛剛搬過家，我去過。
過了兩天，電話又打了過來。司法工作人員說，他們確認了，馬小琴和小馬醫生是兄妹關係，馬小琴從老謝那裏得到的20萬，在3天裏分批分次地匯入了小馬的賬戶。他們懷疑，在這起“偽造協議詐騙案”裏，他們兄妹都有參與。
在一早追繳老謝被騙走的那20萬時，馬小琴一直堅持說自己將錢賭博輸掉了，而且是在賭檔上以現金方式輸掉的。警察問她賭檔在哪裏，馬小琴就帶他們去了一個地方。可警察蹲守數日，並無發現，在走訪周邊居住人家的過程裏，被詢問的人都說這裏從沒開過什麽賭檔。
警察再追問馬小琴，她又換了說法，講自己把錢借出去了，可借錢的人跑了，現在也聯係不到。警察問她，有什麽證據證明自己借了出去，她又拿不出來。
之後，馬小琴繼續接二連三編了很多理由，就是說不清錢的去向。這讓警察不得不懷疑她在說謊。
後來查證馬小琴戶籍，警察又發現，她的父親再婚過，在之前的那段婚姻裏，有一個兒子。這個兒子上大學的時候將戶口轉到了城裏，所以一開始沒有查到——而這個馬小琴同父異母的哥哥，就是小馬。
警察本來是想讓小馬過去協助了解下情況，沒想到，當他們打電話到醫院找人的時候，人就失聯了。後來根據我提供的住址，他們在小馬的新家把他“蹲”到了。他們發現，小馬這個房子剛買沒多久，而且是全款買的。
這就讓人不得不懷疑了，他錢是哪裏來的？這一查，就查到了那20萬。
小馬在審訊時態度很堅決，堅持是自己脅迫妹妹，強迫她偽造協議賣了老馬的房子，然後又強迫妹妹將20萬轉給自己。他說，如果馬小琴不配合，就要回老家將她和老馬的事抖出來，讓她徹底做不了人。
馬小琴得知哥哥被抓了之後，更加不願意鬆口。她堅持說整件事都是自己一手策劃的，錢也是在哥哥不知情的情況下轉過去的，他根本什麽都不知道。
兄妹倆都想為對方開脫，自己攬下罪行，所以，司法那邊給醫院打電話，希望我們這裏能找一個跟小馬熟識的、又有些“詢問技巧”的同事，來幫助他們勸勸他，說實話。於是，院長就讓袁主任帶著我去，畢竟，這個事情，我們全程都參與了，而且，我們都算跟小馬熟識。
7
麵對我們，小馬一點都不緊張。
袁主任的眼神一直很冷漠。整個過程裏，隻有我不斷地提問，小馬一句句回答。他說來說去都是一個意思——自己大不了把房子賣了，錢還回去，但自己的妹妹是無辜的，都是被他脅迫的。
局勢僵住，我提問的速度越來越慢。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樣讓小馬說實話。
“砰！”袁主任使勁捶了一下桌子，他站起來，瞪著小馬：“你他媽的，當初老子帶教你們幾個人，就一個留院名額，你記不記得你是怎麽求我的？要不是看你人踏實，家裏困難，老子會把你留下來？你他媽就這樣報答我？”
霎時間，小馬的淚流了出來。
袁主任坐下來，又說：“我不講你的對錯，以德報德，以怨報怨，但你還是要想想你們兄妹以後，就這麽背著個汙名過一輩子，你踏實得了嗎？”
“袁老師，我……”小馬涕泗橫流，終於全撂了。
他告訴我們，馬小琴確實是他妹妹。他親生母親去世後，父親又給她找了個後媽，生下了馬小琴。後媽對小馬不錯，他高中時父親去世後，後媽更加愛護他了。妹妹讀書成績不好，早早輟學，全家全力供成績優異的他讀書。
小馬對後媽和這個同父異母的妹妹十分感激。來城裏上大學後沒多久，後媽也去世了。小馬悲痛之餘暗下決心，一定要在城裏安家，把妹妹接到身邊。馬小琴知道哥哥辛苦，一直不想來城裏給他添麻煩。
後來老馬的兒子去老家找保姆，馬小琴心想，去給老馬當保姆，有錢不說，還有地方住，兩全其美。所以也沒告訴小馬，就自己做主來到城裏做了老馬的保姆。雖然小馬知道後極力反對，但馬小琴信誓旦旦地保證，老馬是個好人，而且還教自己知識。小馬這才勉強答應。
老馬人麵獸心的一麵露了出來後，一開始馬小琴不敢跟哥哥說，她害怕老馬真的去老家亂說，到時自己百口莫辯不說，說不定還要連累有出息的哥哥。可小馬畢竟是個醫生，不可能看不出來妹妹流產後虛弱的狀態，百般詢問下，小馬這才知道了馬小琴的遭遇，拿著菜刀就衝出了門，發誓要將老馬五馬分屍。
馬小琴拉住了他。她告訴小馬說，現在去找老馬，老家夥認不認不說，就是有了鐵證，對他來說頂多就算是個作風道德問題。老馬畢竟年長，又是老師，在老家有威望，如果他真的添油加醋亂說，怕不少人還是會信他。
冷靜下來後，小馬仔細想想妹妹的話，確實不無道理。但讓他咽下這口氣，他又不願意，他必須找個辦法，報複老馬，發泄仇恨。
小馬仔細地問馬小琴，老馬有哪些生活習慣和癖好，想在裏麵嚐試找找突破口。當得知馬小琴竟然連老馬的房產證藏在哪兒都知道時，一個主意就冒出來了。
兄妹兩個計劃好後，這才有了後麵的老謝上當。
小馬本來擔心老馬會懷疑到馬小琴頭上來，就讓妹妹“偷錢”，故意被老馬發現，然後把她趕了出去。後麵若老馬發現更多，他就賣了房子帶著妹妹遠走高飛。可千算萬算，小馬也沒想到，老馬竟然因為和老謝衝突被送到了精神專科，更沒想到，接診老馬的，就是他自己。
這完全就是“意外之喜”，小馬立刻想到了一個“把屁股擦幹淨”的方法。
接診的時候，他心裏清楚，老馬隻是情緒激動，暫時的行為失控，絕對不是“急性精神障礙”。但是他在診斷和治療過程裏，有意無意地暗示老馬，隻要他是精神疾病，那這份協議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質疑——換句話說，他在暗示老馬，如果這樣做，就能保住房子，而且，他欺壓馬小琴的事，也不會被人知道。
老馬不是傻子，必然會“心領神會”。兩個人在沒有互相點破的情況下，完美地達成一致。
這樣一來，老謝既無法舉證馬小琴的存在，又無法證明自己如何得到的協議，那這件事就會成為一灘渾水，真相難辨。對小馬兄妹來說，肯定是個好事。
隻是讓小馬萬萬沒想到，老馬在鑒定室的表演太完美了，完美到不得不讓專家們生疑。
回醫院的路上，袁主任讓我把車停在路邊。他跟我絮絮叨叨了很多，說小馬當時是怎麽進醫院的，如何努力，如何逐漸成為一個很不錯的精神科醫生，“如果不出這個事，我會把你們都安排到鑒定科”。
可是，沒有那麽多如果。
後記
師兄告訴我，事後，老謝知道了馬小琴和小馬的遭遇，表示隻要錢拿回來，他就不再追究。老馬拿回了房子後就把房子賣了，不知道是回了老家還是去了哪裏。
“那馬醫生呢？馬小琴呢？他們兄妹怎麽樣了？”
師兄說，雖然老謝表示諒解，但涉案數額不算小，他們該承擔的還是得承擔，具體的罪責和刑罰他就不知道了。過去了這麽多年，如今他們兄妹估計早就不在這座城市了，去了哪兒不知道，也沒有了聯係。
聽完這個案例，我滿心都是一個詞，意難平。看著我的表情，師兄笑了笑。他問了我一個問題，精神司法鑒定中，為了保證最大的公平合理，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麽。
他看著我，嚴肅地自問自答：“忠於事實。”
（文中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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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臘月廿四，北方小鎮的極寒天氣還在持續。我戴著大棉帽子，裹著厚厚的羽絨服，提著準備好的年貨，踉蹌地迎著白毛兒風往前走。老北風夾雜著雪絮，刮得人臉蛋子生疼，我半眯著眼睛，艱難地在已經拆遷了一大半的土平房區四處張望——滿眼的碎磚頭、土坷拉，隨大風刮過來的“紅色條條”，看樣子是誰家大門上的對聯。
走了許久，我在一間低矮的小土房前麵站定，屋頂塌了一角的土煙囪正冒著稀薄的白煙，煙還沒升空就被大風攪散了。我把手縮在袖子裏試探性地敲了幾下門，沉悶的敲擊聲被大風蓋了過去。我隻好使勁兒朝著生鏽的大鐵門砸了幾下，幾大塊土坷拉隨著震動突然從門框處掉了下來，我嚇得趕緊往後一閃，門開了——
“這麽冷的天，還在外頭傻站著幹啥？快進來！”大姨一邊說著，一邊用手飛快給我撣去身上的積雪，又拉著我快步穿過門廊，往屋裏走去。
屋外是化不開的寒冷，大姨的屋子裏卻是霧氣氤氳。我的眼鏡片上蒙了一層厚厚的白霧，什麽都看不見了，隻能聽見灶膛裏的木柴在“劈啪”作響。大塊大塊的木頭燒得正旺，灶台上的大鍋沒有蓋鍋蓋，滿滿一鍋水正“咕嘟咕嘟”翻滾著。我聞到了空氣中彌漫著陣陣香氣，那氣味是從一旁的小鋁鍋裏冒出來的。
“今天外頭冷吧，聽說是年前最冷的一天，你看看你，臉都凍得黑青紫了。”大姨說。
從一進門，我就發現大姨穿得有些古怪。她頭上戴了兩個毛線帽子，其中一個露出了很多線頭，像是打毛線時候脫針了一樣，而上身套著的夾襖得有三五層，最外麵的一件是絳紫色搖粒絨外套，胸脯左上方隱約能看到“鋼廠”兩個字，下身則穿著笨重的厚棉褲，腳踩著帶毛氈夾層的老棉鞋。
這麽穿倒是保暖，可這一身行頭把患有多年風濕腰腿病的大姨壓得更垮了。她走起路來上身向前傾著，似乎隻有這樣才能肩負起這漫長寒冬丟給她的重量。
“大姨，我媽讓我來給你送年貨。喏，你看這是兩條鯉魚、這是白條雞、這個是糖和花生，每樣都給你買了點兒。對了，還有我給你買的一套保暖內衣，我媽說今年你逢‘九’，我特意挑了套紅的……”我一邊吸溜鼻涕，一邊從袋子裏一樣一樣地往外撈東西。
“大姨有錢呢，別讓你媽費心了。一會兒你走的時候，把門口木箱子裏那袋柿餅給你媽帶回去，我特意給她買的，又甜又軟，她從小到大就好吃這個。”大姨都沒多看我帶來的東西一眼，就把它們一股腦兒地都提到了屋外，“這天兒冷的啊，外麵就是個天然的大冰箱，東西放外頭準保沒個壞。”
我坐在小凳子上，一旁火爐上的小鋁鍋還在持續向外散發著香味兒。我伸頭一看，裏頭約摸有十幾個荷包蛋，爐子旁邊還散落著五六個方便麵袋子，麵餅被大姨單獨放在一個搪瓷盆裏。
“敏敏，你可真會趕時候，我正煮方便麵呢。你記得不？你小時候就愛跟著大姨，你媽問你為啥？你說‘跟著大姨吃方便麵，想吃多少吃多少，大姨從不管著我，而且大姨吃雞蛋從來不吃蛋黃，蛋黃都是我的……’你還記得不？”
我看著大姨，怔了一下，為難地笑了笑。然後大姨就把一塊塊麵餅放進鋁鍋，我低著頭，用筷子把麵塊一點點攪散。沉默的工夫，一大鍋方便麵就煮好了。
大姨從後屋拿出了一個小馬紮，另一隻手托著兩個大碗，夾著兩雙筷子，吩咐道：“麵就別出鍋了，咱倆就圍著爐子吃吧，熱乎兒！”之後，分給我的碗，被大姨瓷瓷實實地堆了一碗麵，上麵還摞了六七個雞蛋黃，搖搖欲墜。我端著熱氣騰騰的麵，剛才灌進鼻腔的老北風像是突然間液化了一般，直衝眼睛。
我倆一人坐一個小板凳，圍著爐子開吃了。方便麵煮得有些過火，軟塌塌的。大姨也不在意，一筷接一筷地夾著麵條，大口大口地往嘴裏送。每吸溜兩口麵，就一個蛋清。她“啪嗒啪嗒”地大口嚼完嘴裏的東西，再把小勺探進鍋裏，盛一口滾燙的麵湯喝下。吃到火熱處，她擤了把鼻涕，又掏出手絹胡亂抹了兩下腦門子上的汗。
在我的印象裏，“煮方便麵臥雞蛋”一直是大姨常吃的“主食”，這麽多年過去了，還是沒有絲毫改變。我的一碗麵沒怎麽動，吸飽湯汁的麵條顯得越發粗大、黏膩。大姨見狀，一把撈過我的碗，囫圇幾口就把剩下的麵都吃完了。之後她又撈出鍋裏剩下的兩個雞蛋清，就著已經“咕嘟”得發白的麵湯，一並吞了下去。
“真是長大了，胃口也不如小時候好了，你看你都沒怎麽吃。也是，煮方便麵有啥好吃的，大姨也吃膩了。”大姨一邊收拾碗筷，一邊小聲嘟囔著。
吃完麵，我一腦門子汗，準備去裏屋瞧瞧，可大姨不讓我進去。她說裏屋沒生爐子，“比室外暖不了多少”。
我不知道裏屋這樣冷，大姨晚上要咋睡，她解釋說：“白天我淨在外屋幹活兒，燒一鍋水就能把裏屋的火炕燒熱，等我進裏屋也差不多該睡覺了，這樣一冬天能省下不少煤呢，再說你看我穿得多厚，一點兒也不冷。”
我隻好止步，繼續坐在外屋的板凳上，盯著那一遝方便麵袋子發呆。沒多久，大姨一手托著腰，一手拿著幾個紙卷筒和一個大紅色線帽子從裏屋走出來：“今兒是臘月二十四，按規矩說要掃房子，大姨這身子搖搖晃晃的也夠不著，你戴上帽子給大姨撣撣灰吧！”
大姨住的這處房子是租的，不久之後就要拆遷了。夏天漏雨衝下來的黃土粘在牆上，好像一幅抽象畫，牆皮被劣質塗料搞得青一塊白一塊，看來房東也不打算花錢、花時間修繕了。角落裏結的蛛網，更不知道在那裏待了多久了，已經落滿了灰塵。
等我掃完房，外頭的白毛兒風漸漸停了下來，天也放晴了，陽光晃得人睜不開眼。我接過大姨手裏的幾個紙卷筒——原來是她托人買的幾副對聯：“就算是租來的房子，但好歹也算是有個自己的家了。年底超市都忙著加班呐，‘那個人’沒空幹這些事兒，你就給大姨把對子提前貼了吧。”
對聯、福字、鬥方，還挺全乎，我從裏屋一直貼到院子。大門的垛子因為是黃土粘上的，所以對子很難貼上去，我幹脆用圖釘沿著對聯外邊給它摁上去了。大姨站在寒風裏，滿意地打量著這一切。突然，她轉過頭跟我說：“敏敏，你給大姨念念，大門口那副對子上寫的是啥？”
大姨是不識字的，於是我開口念道：“門迎百福人財旺，戶納千祥闔家歡。”
2
我的姥姥姥爺一生育有4個子女，大姨排行老三，名叫周萍。可能是因為她是家裏的第一個女兒，打小姥爺就十分寵愛她。
60年代，我姥爺在一個北方小鎮的修配廠當廠長，家裏的物質條件要比普通人家要好一些。整個修配廠大院裏的人都知道，周廠長家的寶貝千金每天戴不重樣的花頭繩，吃的是牛奶泡餅幹，隻要城裏來了電影隊，周廠長永遠抱著她坐在第一排。
到了1965年年底，這種舒適的生活就戛然而止了——在一次對賬中，修配廠的賬目上硬是多了一個2毛3分錢的缺口，姥爺自然成了被眾人懷疑的對象。上級領導對他說：“老周啊，你是廠裏的老人了，平時幹工作的那股子勁頭大家也都看在眼裏，但是眼下這個缺口實在沒辦法，也隻有你來堵了。”姥爺是個寧折不彎的性子，自己沒做過的事兒，汙名他絕對不擔。上麵多次找他談話，讓他把“貪汙”這件事兒承認下來，然後廠裏會給他一個處分，今後他不能再當廠長了，但也保證他的飯碗不會丟。
事情傳開後，廠裏的一些小人開始四處造謠生事，廠裏迫於輿論壓力，就把姥爺開除了。在一個刮著暴風雪的深夜，姥爺趕著馬車，帶著一家老小離開了修配廠，帶著全家去了小鎮下麵的一個村子，那個村子在十裏八鄉是出了名的窮，村裏有“大姓”，宗族意識特別強，十分排外。姥爺隻能帶著老婆孩子搬進村子最邊上的一間小土房，房子的後麵是一片亂葬崗。那一年，大姨6歲，本來馬上就能去鎮裏的小學上學了，可因為變故，她讀書的事就泡湯了。為了多掙幾個工分讓一家人吃飽飯，姥姥都跟著家裏的男人們下地勞動了，大姨不得不蹬著小板凳開始學做飯，還要拿著鐮刀割豬草去生產隊喂豬。
1969年，我媽出生了。不久後，姥姥又要下地幹活了，所以帶孩子這件事兒理所應當地落在了10歲的大姨身上，她心裏埋怨，但也隻能無奈答應，白天要給全家人洗衣做飯，還要帶哭鬧不停的妹妹，有時嫌我媽哭得煩人，就在她身上狠狠地掐兩把。
我媽小時機靈、乖巧又懂事，頗受我兩個舅舅的寵。那時，20多歲的大舅在縣裏的工農兵大學上學，每次回家，都會給家裏的小妹帶回很多五顏六色的頭繩；二舅有時為了給這個小妹打牛奶，還去連夜排隊。
1975年秋天，大舅聽說村裏的小學要開學了，就拿出自己攢下的2塊5毛錢給我媽交了學費，說：“小雅（我媽名叫周雅），等你學了寫字，你要是想哥哥的時候，就能給哥哥寫信了”。
大姨卻不幹了——那時候，姥姥的身體狀況很差，家裏的一攤子事兒仍然是她一個人在操持。眼看著一手帶大的妹妹就能幫自己分擔家務了，沒想到大哥卻要把她送去上學。自從被下放到農村後，姥爺和每個孩子的關係都變得很淡漠，對大姨也沒那麽寵了。他不太關心他們，平時有了家庭矛盾，解決方法就是一頓毒打。他作為一家之主，對孩子們的事沒發表什麽意見，就算是默許我媽去念書了。
大姨拗不過哥哥，也不敢違逆父親，隻能獨自吞下了委屈。
1980年，當年的貪汙案終於查清，真正的貪汙犯是一位廠領導的親弟弟。廠裏覺得對不起我姥爺，就按工齡補了他一筆錢，又將修配廠大院裏的3間土房分給了他。
一家人終於回了城。這一年大姨20歲，已經成了皮膚白淨、身姿挺拔的大姑娘，雖然穿著打補丁的衣褲，但是人看著幹淨又整潔。因為常年操持家務，她手腳麻利，走路帶風，兩根黑亮的大麻花辮總是甩來甩去的。可她身上的缺憾也很明顯，沒有文化，大字不識一個，也沒有工作，久而久之，就成了別人口中的“老姑娘”。
有段時間，我媽放學回家總能看到幾張陌生男人的麵孔，而一邊的大姨通常都是低頭沉默著，任由旁邊的人說得起勁兒。一天，家裏又來了一個皮膚黝黑的男人。他穿著一件有些褪色的黃軍裝，藍布褲子，一雙黑布鞋刷洗得都泛白了。他一說話，一嘴參差不齊的牙齒爭先恐後地往外跑。可姥姥姥爺似乎對這個老實巴交的男人很滿意，當天特意留了他吃晚飯，飯後還讓大姨送送他。
我媽聽兩個哥哥說，這個男人叫餘百盛，是修配廠裏已故的餘師傅的兒子。他從小跟著父親學技術，現在是修配廠裏小有名氣的技工，已經連續兩年獲得了“先進個人”的榮譽，廠裏人都說他是個難得的好後生。
之後的幾個月，餘百盛成了姥爺家的常客。他每次來都不空手，有時候提一網兜蘋果，有時拎兩瓶燒酒再帶半斤芙蓉糕。姥姥姥爺客氣地留他吃飯，飯桌上，長輩問一句他答一句，有時隻咧嘴憨笑。他低頭扒拉飯的時候，偶爾會悄悄瞟一眼大姨。
我媽最歡迎餘百盛來家裏做客了，她悄悄地問自己的大姐：“大哥說那個‘小餘’以後就是我姐夫了，是不？”
大姨沒有正麵回答。
1980年中秋節剛過，大姨要出嫁了，毫無懸念，新郎就是那個老實巴交的餘百盛。結婚當天，大姨拿出了10塊錢遞給我媽，認真地說：“小雅，姐就要離開家了，這錢你拿著，好好念書，將來找個文化人。”
之後，餘百盛帶著禮物，騎著一輛半新的“二八大杠”接走了大姨。對於大姨來說，這又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轉折。她不知道結婚意味著什麽，對她而言生活好像總是這樣，讓她沒得選擇。
3
婚後，大姨搬進了修配廠的職工宿舍，日子過得還算幸福。可大半年不到，修配廠就因效益不好開始減員，姨父作為“先進個人”，領導要求他最先起到表率作用。
那時大姨剛懷孕，家裏沒了糊口的經濟來源，修配廠的宿舍也要開始交房租，姨父隻能在廠子南門外支起了一個修車攤。他每天早出晚歸，勉強能夠解決兩人的溫飽。
1981年6月的一個深夜，大姨被推進了產房。由於難產，她掙紮了18個小時才終於生下兒子。焦急萬分的姨父看著大人小孩都保住了，特別激動，隨即給兒子取名“保保”。
表哥的降生給這個小家庭帶來了快樂，也平添了壓力，為了能多賺些錢，姨父開始帶著家夥什走街串巷，流動修車。大姨也沒閑著，出了月子就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每天，她把孩子哄睡之後就抓緊糊一些，有時姨父回家早也幫她一起幹，一天下來能糊不少。
但日子並沒有因為二人的勤奮而變得好起來。不到兩年，修配廠黃了，沒去處的工人們也開始以修車和釘鞋謀生。眼看丈夫的生意被人搶了不少，大姨就在鎮上的酒廠找了一份洗瓶的活兒補貼家用，她每天不停地洗瓶子，一天能賺1塊5。
日子過得捉襟見肘，轉眼間，表哥保保8歲了。他特別懂事，從沒向爸媽要過一件玩具，每天傍晚寫完作業就跑到南門外去給爸爸送飯，回來還幫媽媽刷鍋、收拾家務。因為工作忙，大姨每天隻能回家做一頓晚飯，出攤的姨父吃飯更是沒有準點兒。平時，表哥都是饑一頓飽一頓的，有時帶著前一天晚上的剩飯去學校，有時放學大姨還沒回家，他就去姨父的修車攤上要幾毛錢，買一袋蔬菜方便麵充饑。方便麵黃綠相間的袋子上印著大塊牛肉，麵餅又沉又硬，嚼著吃、泡著吃都有滋味。每次他買上一袋，總舍不得一頓吃完，把麵餅從中間掰開，一半幹吃，一半留給爸爸媽媽夜裏吃。
那時，保保最大的心願是能飽飽地吃一頓燒肉——“燒肉”並不是純肉，隻是用二三兩肥多瘦少的豬肉熗鍋，再放進大塊的土豆一起燜煮。每個月大姨領了工資，就會在家做一頓燒肉，再用二等麵蒸出來一些帶花紋兒的硬饅頭，算是給一家人打牙祭。
這是保保最快樂的時候，扁扁的肉躺在碗底，它們經由姨父的筷子到了大姨碗裏，又從大姨的筷頭溜到了表哥的口中。大姨就著饅頭，大口吃著被油浸透的土豆，姨父則用饅頭蘸著菜湯，有時來上一口小燒，烈酒穿喉而過，熱辣直衝腦門子上去，似乎連平日裏的辛苦都輕盈了一些。
1991年，我媽生了一場大病，幸運地撿回了一條命。之後在娘家人的幫助下，她和我爸好不容易在鎮上安了一個家。住進新家後不久，我媽想請全家人來吃頓餃子——那時大家的生活都過得緊巴巴的，吃一頓餃子就跟過年一樣美。
一切準備妥當，我媽就挨家挨戶去請人，最後走到了大姨家。一進門，她就聽到保保在小聲抽泣，往地上一看，方便麵的麵渣撒得到處都是。
我媽問保保：“你告訴二姨，這是咋啦？”
“我吃完飯……又吃了半袋方便麵，我媽就打我。”
這時，大姨嘴裏還不停地罵：“明明剛吃飽飯，還要糟踐那袋方便麵，你今兒都吃了，明兒是不還得買？你咋一點也不知道心疼東西呢？還怨我打你啦？”
“行了，不就是半袋方便麵嘛。”我媽說了自己的大姐幾句，又對自己的外甥講，“今兒下午去二姨家吃餃子行不？”
一聽到有餃子吃，保保吸溜著鼻涕，高興地大喊起來。可他又怯生生地看了看大姨的方向。這時大姨發話了：“我們就不去了，你姐夫他擺攤沒遲早，我今天還得給別人頂班兒，保保就不去給你們添麻煩了。”
聽完這話，保保像個泄了氣的皮球，一下子又哭喪起臉，大姨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媽心疼孩子，再三勸說正在氣頭上的大姨：“沒事兒，你就讓保保去吧，正好大哥家的亮亮也在，倆孩子還能一起玩。我煮好餃子給姐夫送去，你的那份我晚上送保保的時候給你帶回來，就讓他去吧！”
表哥淚眼汪汪地窩在我媽懷裏，眼巴巴地望向自己的媽媽，大姨終於鬆口了，叮囑道：“你二姨的病剛好點，你要是想去就得聽話，不能給大家添亂，知道不？”
表哥高興得從我媽懷裏蹦了起來，大喊：“去二姨家吃餃子嘍！”
當天下午，我媽牽著保保一進家門，大舅的兒子亮亮就拉著他往出跑，說是要出去玩。臨走前，我媽囑咐他們別走太遠，記得早點回來吃飯，之後大人們就開始有說有笑地包餃子了。
不一會兒，亮亮表哥獨自衝進院門，帶著哭腔大聲喊人。屋裏的大人聽見動靜趕忙跑出去，隻見亮亮已經哭得上氣不接下氣了，他斷斷續續地說，保保被土埋住了，在後山，“我……害怕！”
不等他說完，大人們飛快地往後山上衝，等到了出事的地方，看見那裏多出了一塊楦土。男人們順著這堆土，用手使勁兒刨，一件米黃色的上衣先露出來了，緊接著露出的是保保的那張小臉，青紫的。
土終於刨得差不多了，我爸把保保從土坑裏抱了出來，隻感覺自己的右手冰涼，低頭一看，表哥尿失禁了，褲子已經全部濕透。大家不願相信表哥已經沒了，就背著他，跑著把他送進了縣城最大的醫院搶救。不久後大姨父聞訊趕來，靠在醫院冰冷的牆壁上，不斷用雙手揉搓著黝黑的臉。大姨扔掉了剛洗了一半的酒瓶，發瘋一樣地跑進醫院哭喊：“誰讓你去吃餃子的？誰讓你去的！”
我媽跪在搶救室門口，不停地顫抖，她不敢看身後的姐姐和姐夫。
4
姨父把保保葬在了修配廠宿舍後麵的東山上，大姨的精神受了嚴重的刺激，瘋癲了。無奈的姨父隻能把她送到精神病院治療，人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心疼大姨，也理解我媽的痛苦不堪，隻想著日子就算再苦再難也要過下去。
兩個月後，大姨被從精神病院接回來了，在藥物的控製下，大姨已經不像之前那樣的歇斯底裏了，但整個人卻如同行屍走肉一般。姨父每天除了要在外擺攤，回到家還要洗衣做飯照顧她，有時還要承受她突然的“發瘋”。
一天半夜，大姨突然從床上坐起來，急匆匆地穿好衣服就直奔東門口的大橋。她坐在大橋的鐵欄杆上，雙腳在空中晃蕩，一路尾隨她的姨父在一旁不敢靠近，怕她做傻事兒。
我媽我爸也趕過去了——那是保保沒了之後，我媽第一次去見她大姐。大姨回頭看了一眼我媽，突然破口大罵：
“餘百盛，你這個窩囊廢，你給我殺了她，她害死了你兒子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跟她有一腿，所以你不舍得下手，是不是？是不是！”
“周雅，你欠我的。憑啥當年你能上學，我就得在家洗衣服做飯？憑啥大哥二哥都覺得你好、你聰明？我啥都沒有了，現在你還把我兒子害死了。周雅，早知道當初我就應該掐死你，我掐死你！”
大姨在深夜的冷風裏嘶喊著，話說得越來越難聽，最終筋疲力盡的她從欄杆翻回到了地麵，被姨父一把接住。
我媽遠遠地看著自己的大姐，她不知道該怎麽解釋，也不知道該從何解釋。
大姨的精神狀態持續了將近大半年才慢慢好轉。她開始像以前一樣生活，給姨父送飯、洗衣服、收拾家。這期間，我媽去看過她幾次，每次她都表現得很正常，很平靜，姐妹之間似乎像是什麽事兒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1992年冬天，大姨再次懷孕，姨父這才感到了一絲難得的開心。產檢時大夫再三叮囑他們，說大姨是高齡產婦，之前又戴過節育環，加上精神受過刺激，要想留住這個孩子，必須要十分小心。
可奇怪的是，大姨對腹中的孩子好像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注意，她在家甚至比之前更勤快了，勤快得有些反常，三天兩頭就把家裏的床單被罩大洗一次。
北方的冬天，室外的井水很難打，姨父一個大男人提水走路都感覺吃力，而大姨每次都要扛著根扁擔，擔著兩大桶水搖搖晃晃地往家裏走。直到一天，她在打水途中滑了一跤，流產了。
大姨靠在床頭，臉上沒有一點兒血色，也沒有表情。姨父想不明白，一直追問她為什麽要每天洗衣服？為什麽路那麽滑還要去打水？大姨平靜地說出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話：“我告訴你，我是故意的，我不會要這個孩子的。我就是要讓你們所有人都愧疚，讓周雅難受，她欠我一個孩子，我要讓她痛苦一輩子！”
看著似乎已經完全喪失了理智的大姨，姨父隻覺得麵前的這個女人變得十分可怕。他不明白為什麽生活剛能看到一點光亮，她就為了報複親妹妹，把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給“殺”了。姨父隱忍許久的痛苦、壓抑、委屈終於在這一刻爆發了，他沉默著從櫃子裏拿出一個黑布包，把自己的衣服胡亂塞進去，又從箱底翻出一本影集，抽出了一張一家三口的合影放進包裏。臨出門前，他回頭跟大姨說：“我們離了吧。”
起初，親戚們都以為這兩口子是一時賭氣，但過了幾天才知道，姨父是真的和大姨離婚了，而後，這個黝黑老實的修車匠就像人間蒸發了一般，徹底消失在了我們的生活裏。他走了後，大姨的怨憎對象又多了一個，她開始了漫長的獨居生活，為了養活自己，又回到酒廠車間裏洗瓶子。
5
雖然心中有恨，但大姨始終沒有和我媽斷了來往，有時她會來我家串門，姐妹倆還一起去逛街。
跟我媽說話的時候，大姨動不動就要在前麵加一句“如果我那孩子還活著……”一次，她倆不知道因為什麽事兒吵了起來，大姨就瘋狂地衝著我媽大喊：“周雅，我絕對不能讓你過得好，這輩子，你就得跟我一起苦！”
但過不了多久，大姨就又會來向我媽“求和”，每次的說辭幾乎都一樣：“小雅，其實姐知道不能怨你，這原本就是那孩子的命，也是姐的命。可姐有時候就是想不通，放不過，也許這一切都是我自己作的！”
1994年，我出生了。打從有記憶開始，我就跟大姨特別親，因為她實在太寵我了——每次我媽要揍我，她總會護在我身前；我媽不給我買的零食，她雙倍買給我；每個月隻要她輪休，就會第一時間來我家，把我接去她那裏小住。
對此種種，媽媽表現得無可奈何，隻是反複叮囑我：“在大姨麵前，不要跟爸爸媽媽過分親熱。”
如今我能回憶起的小時候和大姨待在一起的場景，似乎永遠都是在冬天。小鎮的冬天極冷，大姨怕我凍著，就在火爐裏填上滿滿一膛煤。寒風順著火筒吹進來，不一會就把煤燒旺了。她在通紅的火膛上坐起一口鍋，一鍋冷水不一會兒就沸騰起來。
在大姨家，我總能吃上煮得噴香的方便麵和雞蛋黃——這是和大姨待在一起才有的“限定美味”。大姨臥荷包蛋的手藝是一絕，拿著雞蛋在鍋沿兒上輕輕一磕，然後順著裂縫掰開蛋殼，蛋清和蛋黃就溜進了水裏。這時的水不能是滾開的，不然蛋黃臥不住，會散成一鍋蛋花。如此反複幾次，不一會兒，鍋裏就裝了十幾個圓潤的荷包蛋，個個白胖白胖、鼓鼓囊囊的。
蛋差不多熟了，大姨就從她隨身的布袋裏掏出幾袋方便麵，飛快地撕掉包裝，把幾塊麵餅和調料一並下到鍋裏。之後，她從櫥櫃裏拿出一個大搪瓷缸子，泡上一缸子白糖水，用一塊幹淨的白布蓋住，再連同鴨梨、海棠果一起拿到屋外的窗台上凍著：“明天一早起來咱們就有糖冰吃了，大姨給你放了好多糖，肯定特別甜。”
時間久了，我發現每次去大姨家，三餐中永遠少不了煮方便麵和荷包蛋。我小時候覺得那是美味，長大後才明白，那其實是大姨需要獨自咀嚼、消化的人生況味。
我曾經問過大姨，她為啥不吃蛋黃。她哼了一下，笑著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沒那個福分吧。”
2000年農曆新年剛過，姥爺在睡夢中離世了，喪事吹吹打打辦了7天，來靈前吊唁的人來了一波又一波。葬禮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大姨瘋癲的另一麵——她跪在姥爺的靈前，斷氣似的哭喊著，怨自己命苦、怨哥哥們偏心，一邊哭早夭的兒子，一邊咒罵前夫懦弱無能。
外人看熱鬧，家裏人卻都視若無睹，默契地當作什麽事兒都沒有發生。保保走了快10年了，這個大家庭表麵看似一汪平靜，其實怨恨、絕望、愧疚一直在底下暗流湧動著。大家不願想起、提起當年發生的那起意外，可至親之間還是無法回到從前，再也不能坦誠相見了。
姥爺下葬以後，大姨就收斂了哭鬧，恢複到往常的樣子，那個葬禮上的瘋癲女人仿佛是所有人的共同幻覺。
又過了一個月，大姨帶著幾個罐頭、幾袋奶粉去看姥姥，掏出了一張皺皺巴巴的紙幣：“娘，這50塊錢你拿上，我要出去了，跟‘那個人’去北京，等我在那邊安頓好了，我再回來看你。”
大姨一邊說一邊抹眼淚，姥姥還沒來得及反應，她就哭著跑了出去。除了姥姥，大姨沒跟家裏其他人告別。
據說，大姨跟著一個男人去了北京。那時候電話不是家家都有的，大姨這一去，杳無音信。家裏人十分著急，舅舅們打聽到帶她去北京的那個男人叫董明山，很早就離婚了，是酒廠釀酒車間的工人，也是廠裏出了名的“醉鬼”，就算平時在大街上看見他，手裏也總提著個酒瓶子東搖西晃的。
家裏人越發擔心了，舅舅們正打算動身去北京找大姨的時候，大姨給姥姥家門口的小賣部打來了電話。她說自己在門頭溝住，董明山進了北京首鋼當工人，“我不識字，幹不了啥，就在早點攤兒當小時工，一個小時8塊錢……你們千萬別來找我，不然我就跑到你們永遠找不到的地方去”。
大家知道大姨平安後，算是鬆了一口氣，她的那股子倔勁兒家裏人都明白，所以就隨了她的選擇。大姨並沒像她當初承諾的那樣常回來看姥姥，隻偶爾給小賣部打個電話，姥姥腿腳走得慢，大多是舅舅們先去接。
2004年，我家裝了電話，把電話號碼告訴了大姨。那是大姨去北京後，我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敏敏，你媽托人捎的照片大姨看了，那是你參加演講比賽吧，大姨給鄰居們也看了，他們都說我外甥女真優秀……等大姨租個大房子，就接你來北京玩兒！”
自從聯係方便了，大姨每次隻要一買到IC卡就會打電話過來，我們守在電話邊上，聽她不住氣兒地說。她說董明山還在首鋼當工人，這些年他們住過門頭溝、住過通州，還在石景山租過房子。不忙的時候，她瞻仰過好幾次毛主席遺容，還獻了花。辦奧運會的時候，北京遍地的花團，遍地的外國人……
聽起來，大姨這些年在北京過得還不錯。
6
2016年大學畢業前，我跟朋友被係裏選中去北京參加一個創新項目的交流會。那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在火車上，我摸了摸媽媽塞給我的那個信封，然後拿出手機撥通了大姨的電話：“大姨，你猜猜我在哪兒？我明兒一早就到北京啦，我要去看你！”
大姨的反應並不如我預想的那般驚喜，她局促又緊張地問：“你就騙大姨，你媽哪能放心讓你一個人來北京呢？你騙我的對吧？”
“是真的，我和同學一起來的，明天早上9點半就到了。”
電話那頭先是一陣沉默，然後就聽到大姨怯怯地說：“那你在西站下車，大姨告訴你怎麽走，大姨……沒法去接你了。”
從北京西站出來，我感覺北京比大姨描繪得更大，讓人有一種發懵的不真實感。我們根據大姨的指引，換乘了2次地鐵，之後又坐了近2個小時的公交車才到了她住的地方。同繁華的市區不同，這裏北向的房子都是磚瓦平房，南向的房子則是房東用彩鋼瓦搭起來的，紅紅藍藍的連成一片，感覺隨時都可以被輕易拆解。
在成片的小南房裏，有一間不足10平米的屋子屬於大姨，大姨管它叫“窩棚”，每月的租金是600元。狹小的屋子裏放著一張用木板支起來的床，床上的被垛疊得整整齊齊的，一個暗紅色的立櫃放在牆角，順過來是一張擺著碗筷的小矮桌，上麵堆著一摞花花綠綠的方便麵袋子——這幾乎是大姨“窩棚”裏肉眼可見的全部家當了。
7月末的北京像罩著一層巨大的塑料薄膜，悶熱得讓人窒息。大姨艱難地從床上下來，提起水壺一瘸一拐地往對麵的房東家走去。之後，她把從房東屋裏打來的涼水倒進盆裏，招呼我們洗把臉：“天氣太熱了，你們先拿涼水擦一擦，這屋子太小，千萬別中暑了。”
看到大姨的居住環境，我感到心酸，於是執意要在這個轉不開身的小屋裏給她親手做一頓飯。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一口已經長黴的鍋，把它洗刷幹淨，大姨和麵，朋友打下手，不一會兒，一鍋美味的麵片兒就做好了。
由於生了火，屋裏的熱浪一波波向鼻腔奔湧，大姨脖子上搭著毛巾，時不時擦一擦，但汗還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手捧大白瓷碗“呼嚕呼嚕”地往嘴裏吸溜麵片兒，最後把鍋裏剩的一點湯也喝了個幹淨。
她有點兒不好意思地對我們說：“好長時間沒吃麵片兒了，真香！”
我指了指床底下的兩大箱方便麵，說：“那你以後就少吃點兒這個。”
飯後，大姨神神秘秘地從被垛下麵摸出一個方便麵口袋，從裏麵倒出來的照片撒了一床：“你看，這個是你參加演講比賽的照片，剛才打水的時候我還跟房東說呢，我外甥女來看我了，就是特別會演講的那個。我記得我走那年，你也就這麽高吧，你看轉眼你都長成大姑娘了。”
“這個……你知道是誰不？”說著，她又拿出一張被剪去了一塊的照片。照片裏的大姨還年輕，身材勻稱挺拔，跟現在判若兩人。她旁邊的男孩瘦瘦小小的，一手拉著大姨，另一隻手連著被剪去的那部分。
“我保保哥？”我的聲音逐漸低了下去。
雖然我從未見過這個表哥，但我懂事之後，我媽會經常在我麵前提起他。她總會念叨：“你說，要是媽當初沒帶你保保哥上咱家吃餃子該有多好。這些年你大姨一和我鬧起來，我就想著，要不讓你去跟你大姨一起生活，你去給她當閨女。媽真的是一點兒辦法都沒有了，其實媽的痛苦絕不比你大姨少，這麽多年了，她為啥就是不能放過我……”
大姨在北京的這些年，每到逢年過節的時候，我媽就很想聯係她，但時常拿起電話又放下，之後就偷偷抹眼淚。有時我媽跟我聊天，聊著聊著就會說起保保：“如果那孩子還活著，這會兒應該結婚了吧！”
夜裏，大姨的“窩棚”裏悶熱難耐，我、朋友和大姨橫躺在伸不開腿的木板床上。大姨擠在我身側，一邊小心地調試著風扇的方向，一邊用一把破蒲扇給我倆扇風。
“你為啥不問大姨‘那個人’去哪兒了？他在廠子裏的宿舍住呢，半個月才回來一次，回來給我送房租和生活費。哎，每次回來也是醉醺醺的。這麽些年啊，大姨想過離開他回咱老家去，但是一想起他賣血給我湊錢治風濕病，我就心軟了。”
“說起風濕病，這麽多年在北京住的房子就沒見過個太陽。剛來北京那會兒想著找個工作幹，可我大字不識一個，到哪兒人家都不要，最後沒辦法，隻能去早點攤兒上給人當鍾點工，從淩晨4點到上午9點，一天能掙個40多塊錢。後來又從農貿市場躉玉米，賣煮玉米——對了，大姨還給人家通過下水，那個味兒啊，現在想起來都嗆腦子。”
“有一回，‘那個人’喝醉了打了我，我在街上哭了半夜，想回老家，但是身上一分錢也沒有。再說了，就算回去了，又能有誰呢你說……”
大姨躺在我旁邊，抱著我的胳膊小聲抽泣著，我耳邊充斥著她這十幾年來的心酸過往。汗水、淚水混合著燥熱潮濕的空氣，把我牢牢釘在身下那張伸不開腿的床上，我不知道自己最後是怎麽睡著的。
次日一大早醒來，我迷迷糊糊地看到大姨提著一袋東西回來了。她氣喘籲籲地說：“太熱了，沒睡好吧？大姨去趕早市了，給你們買了油條、豆腐腦，還有你最愛吃的脆桃，你看，一個得有1斤呢！”
吃過早飯，大姨把洗好的大桃子裝進一個幹淨塑料袋，然後一股腦兒地塞進我的包裏。我背起近10斤重的桃子，把我媽讓我捎來的裝錢的信封悄悄塞到了大姨的被垛底下。
臨走前，我抱著大姨，在她耳邊說：“大姨，我想讓你回去，雖然姥姥已經不在了，但那畢竟還是你熟悉的地方。”
“大姨知道，快走吧，下次大姨回老家去看你！”
後來想想，我這話說得有些殘忍，大姨北漂16年，甚至都沒回去看姥姥最後一眼。老家對她而言，也真的隻是個“熟悉的地方”罷了，比起充斥著恩怨糾葛的故鄉，冰冷陌生的北京似乎更能包容她，讓她感到放鬆。
7
2018年國慶節，我放假回老家才知道大姨已經在7月份的時候和董明山一起回到了家鄉。董明山的妹妹在鎮上給他們租了一個快拆遷的小院兒，裏頭有一間半小土房可以住。
董明山在超市裏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大姨因為有風濕病，不能外出打工。她一回來，二舅就帶著她去申請辦理低保，奔波了3個多月，大姨終於每月能領到500元了。居委會的工作人員說，像大姨這樣的失獨人群還能申領一筆4萬元的補助金，“但需要失獨的夫妻雙方一起來辦理申請”。
大姨聽完這話沉默了很久，然後跟二舅說：“我一個人每個月500塊錢夠花的。”
二舅看出了她的心思——比起這4萬塊錢的誘惑，大姨更害怕這些年她所逃避的人和事會再次掀起波瀾。可大姨每月吃藥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最終二舅還是瞞著她，私下多方打聽，最後在山西找到了餘百盛——他已經再婚了，但沒有孩子。
離婚近30年後，大姨和前夫在民政局的辦事大廳裏再次相見，他們之間唯一的聯係就是早亡的保保，還有眼前的這筆失獨補助金。填寫和遞交申請材料用了3天，餘百盛就在鎮上的賓館住下，期間他想請大姨和董明山吃個飯，但是被大姨一口回絕。
無奈、怨恨、還是漠然？大姨的心思讓人捉摸不透。
2019年農曆新年剛過，歡樂的氛圍還未徹底散去，親戚們就分別接到了大姨打來的電話。她說自己剛把4萬塊錢的失獨補助從銀行取出來了，要請大家吃一頓飯。
那天，大姨在鎮上最有排麵的三星級酒店要了一個包間，我們進入包間後，就看見她坐在正對著門的座位上，雙手懷抱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布包，衝著大夥兒不停地笑。年剛過完，大家的腸胃還膩著，可大姨不由分說地點了一大桌子硬菜：烤羊腿、烤羊排、水煮牛肉、四喜丸子、紅燒帶魚、香酥裏脊……
不一會兒，烤得焦香的羊腿、油汪汪的羊排……一盤盤地端上來了。大姨吃一口肉配一口家鄉特有的60度白酒，滿麵油光：“我在北京的時候，別人總是跟我說：‘你們內蒙人真豪放，都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主兒。’每次聽他們這麽說，我就想回來了，想回來體驗一把，今天這頓吃得確實是痛快！”
親戚們圍著滿滿一桌子的肉菜，都默契地沒有多說話。
吃得差不多了，大姨揣著布包，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她打了個飽嗝，用沾滿油汙的手霸氣地擋住了要去結賬的外甥和侄女們。隻見她小心翼翼地從一捆紅票子裏撚出幾張遞給服務員，說：“我請大家吃肉！”然後一屁股墩在椅子上，醉倒在桌邊。
那天，我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把大姨送回家，抬到炕上躺下。她的眼睛閉著，臉紅撲撲的，像個小孩子，身上散發著羊肉的腥膻味兒和熾烈的白酒味兒，裝錢的布包依舊被她緊緊地摟在胸前。
大家圍著酣睡的大姨，全都一言不發。不久，大姨打起了粗重的呼嚕。那呼嚕聲真響，如春日驚雷，蓋過了所有人的歎息和那些無處安放的悲傷。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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