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2年2月9日，我起了個大早去安定醫院。強忍著崩潰做完一連串的檢查，重新坐回醫生對麵，我蜷縮著身子像一個犯了錯的小孩。醫生對我說：“你必須得戒酒了。”
嚴重的酒精依賴，導致在過去的兩年裏我幾乎每天都是“醉”過去的，有時候從午飯打開一瓶啤酒起，我就能一瓶接著一瓶喝到入睡。大年二十九晚上，不準備回家過年的我在外賣APP上點了兩箱酒，朗姆、燒酒、啤酒……早起先幹一口啤酒醒神，困了借高度酒助眠，我就這樣醉過了差不多整個春節。直到大年初六哭著給朋友打電話，她們趕來我家時，我才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開始吃藥戒酒後，我試著早起看書，每周去拳館運動三四次，和朋友的聚會也不再有喝到天亮的續攤。但沒有酒精之後，北京的鼓樓也突然對我失去了意義，許多靠著“喝嗎”兩個字聯絡感情的朋友，也淪為沒理由見麵的網絡鄰居。一時之間，我仿佛失去了與整座北京城的連接，那些早起的神清氣爽，同樣伴隨下班回家後的枯燥與失措。
那段時間，我想回家了。家裏人常問“你打算在北京待到什麽時候”，以前我總是打著哈哈糊弄說“還沒玩夠”，但當不能再喝酒了，“玩”這件事，一下就成了走到盡頭的死胡同。
算起來，我已經獨自在北京生活了9年。比起父母定居的西安和老家天水，我對北京的熟悉程度要高得多，卻始終無法產生一種紮根在此的歸宿感。我的北漂更像是“漂浮”：一個漂浮在這座城市上空的局外人。曾經的我躺在柔軟甜蜜的雲朵上一邊漂浮一邊做夢，但現在，雲瞬間變成讓我掙紮不休的泥潭。
我決定離開了。跟爸媽通了幾次電話之後，我便著手開始準備。清明節放假前夕，我借著一起去看看樓下那家“陳記老二居酒屋”的名義，想跟老板聊聊辭職。對於拒絕和離別，我一貫很難開口，剛坐下就已經開始手心冒汗。老板當當要了瓶朝日，我順勢接了句“兩個”——那是我戒酒以來第一次“破戒”，沒有酒精的幫助，實在讓人難以鼓起勇氣。
“我想辭職了。”
“雖然我在支持你創業的時候說，‘如果有一天我不在這家公司幹了，那一定是要離開北京了’，但是沒想到這一天來的稍微有點快。”公司從開始接項目到現在，不過一年半多的時間，當當說，站在朋友的立場上，她能理解我的想法，她想挽留我，但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麽。
她問我：“萬一你回家沒待多久又覺得家裏沒意思了怎麽辦？”
“那就再回來唄，不試試怎麽知道。”
我們在沉默中僵持了一會兒，我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要不等過完清明節，我先在家辦公吧，也再好好考慮考慮。”
但我心裏其實已經想好，過完五一假期就離開北京。
這一個月，我沒事就去樓下沿著護城河散步，看著人們拿礦泉水瓶撈魚，傍晚就混跡於廣場舞隊伍中。4月的天逐漸暖和起來了，即使是工作日的午後也有許多人坐在河邊曬太陽。我帶著一張毯子坐在河邊看書，渴的時候想買杯咖啡，發現那家網紅咖啡店竟就開在家旁邊。近3年來一直困在“007”的工作中，其餘時間都泡在酒壇子裏，我從沒注意過生活就在腳下。
月底，北京的疫情又嚴重起來。那晚我正和朋友在新DDC看試營業演出，媽媽打來電話詢問疫情情況，怕我回不了家，我不以為然地回：“沒事兒，我這兒都沒有被影響，還在看演出呢。”結果第二天詢問西安的防疫政策時我就被告知：“北京回來需要隔離，建議暫時先別回來。”
已經跟房東商量好了五一後退租，我隻能先到朋友家暫時借住。臨退租前幾天，房間裏堆滿了紙箱和收納盒，我一次次地崩潰後，又不得不提起精神，跟著物流小哥一趟一趟地搬箱子上下樓。等我終於有空坐在沙發上喘口氣時，才發現胳膊被硌得青一塊紫一塊。
晚上，我趁著鄰居正在露台吃飯聊天的時候湊上前搭訕，想把剩下的幾張桶裝水水票送出去。結果熱心的鄰居問我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已經戒酒兩個多月的我又開始複喝了，從冰箱裏拿出最後一罐啤酒，我隔著露台欄杆和他們幹杯。他念叨著“記得你去年還養花來著”“看你有時候也在露台聽歌，你的歌單還挺好聽的”，手上的啤酒還沒喝完，他們就又遞過來一瓶。
鄰居一邊介紹著露台種的新鮮薄荷，一邊摘下幾片轉身進了廚房，沒一會兒又端給我一杯莫吉托。在他家做客的朋友打趣著說也想要一杯，主人擺擺手推說“沒冰塊了”，我趕緊應聲“我有我有”。
在這間住了兩年多的房子裏，直到最後一晚，我才終於認識了鄰居。
第二天早上醒來，最後幾箱快遞搬走，我拖著行李箱去了朋友家。朋友已經開始居家辦公，雖然還能有個人做伴，但我心情並不輕鬆。各處都沒開堂食，我們唯一的外出活動就是傍晚溜達到社區核酸點捅嗓子眼。我每天睜眼第一件事就是看新增確診人數，然後四處詢問北京回西安的政策有沒有鬆動。
回家的政策不斷變動，一會兒說需要居家隔離，一會兒回複會采取集中隔離14天。除了等待別無他法，我隻能眼看著每天的確診數字逐漸下降、朝陽區中高風險區的紅色標誌在地圖上一個個消除。
5月底，我聯係上了另外一個同樣打算回西安的朋友，商量過後，我倆決定一起去不用隔離的海南，等行程碼沒有了北京的星號之後再返回西安。到機場之後，我給好朋友們分別發微信告別。當當回複我：“你別煽情了，又不是見不到了。以後去西部玩就有人接待了，嘻嘻。”親如家人的哥哥姐姐們在群裏說：“開心最重要，去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吧。”
鼻頭很酸，但我忍住沒哭。
2
初二那年，我在尖子班成績直線下滑、又退回了普通班。一時無心向學的我，跟沉迷於國學的我媽一拍即合，決定退學，去一所私人書院學習“傳統文化”。不到兩年，書院就訛著我媽自費給我出版了十幾萬字的散文和小說集，頂不住其他長輩的壓力，家裏最終決定還是找學校讓我考個文憑。
西安和北京都有非全日製自考的教育機構，條件和環境都大差不差。我們一家三口專門飛了一趟北京實地考察，爸媽詢問我的態度。首都的吸引力、擺脫父母獨自生活的誘惑，都讓我必須選擇北京。雖然有許多擔心，但爸爸還是鬆口了：“去大城市看一看也挺好的。”
培訓機構的學費我已經記不清是多少了，是一次性交完的。學員們按照課表自主選課和報考，專本一起考，每年有3次的考試機會，隻要在2年內上課拿到學分、考完試就可以拿證。為了能來北京，我向父母妥協，學了考試內容更簡單的商務管理。
2013年春天，16歲的我獨自提著行李箱來到北京，住進了教育機構統一安排在城中村的宿舍，樓下路口的公交站和樂隊“坡上村”同名。4人間宿舍的床位每月400塊，屋裏沒有窗戶，白天也得開燈照明。洗手間是房間最裏側隔出的一個狹窄空間，有舍友在水龍頭旁邊擺起小電鍋，自己做飯煮麵，自律又辛酸。刨除住宿費，我拿著每個月800塊的生活費，每天都和同學在宿舍樓下的小飯館解決夥食。小飯館老板是一對湖南夫妻，為了給兒子掙學費才到北京開店，他們手藝地道，我剛來時連續一個月的午餐吃的都是他家的酸辣土豆絲蓋飯，周末時幾個同學也會一起湊著點上幹鍋和小炒，小酌兩杯啤酒放鬆心情。
我很快和班裏的同學打成了一片，跟我關係最好的朋友是阿金和杜安。阿金是福建妹子，是當時全班唯一一個每天穿包身連衣裙和高跟鞋來上課的女生；杜安個高人帥又會來事，深受女教導主任的喜歡，有個與我同齡的女孩每天上下課都圍著他轉，就差把“喜歡”二字貼在腦門上了。我們互相交流著怎麽安排考試科目才能以最快的速度畢業，在國慶假期組團去周邊秋遊，還曾坐通宵的硬座，天亮到站後整晚沒睡就去爬了泰山。
後來我們仨相約一起搬出宿舍，住進了距離坡上村大概3站地、條件更好一點的自建樓。搬家那天晚上9點，我最後一個收拾完東西，他倆幫我又是推又是抬，把幾個收納箱運到了路口。我對著正準備開出的末班車大喊了一聲“等等”，於是空無一人的公交車成了我們的專屬搬家貨車。新房間不到10平，廁所挨著床，床尾一個長桌和小衣櫃就填滿了全部空間。房租每月600，我和阿金合住一間，杜安單獨住一間。
這裏離上課的地方更近一些，起初我仨每天都一起乘公交去上課。教育機構的大樓緊挨著清華和北大，雖然頂級學府就在身邊，但漸漸地，所有人的心思都越來越少地放在學習上了。
先是杜安和我們共同出沒的時間變少了，他一頭紮進戀愛裏，每天不是在外約會就是在房間裏煲電話粥，最後火速搬走去和對象同居了。阿金結識了許多附近大學的學生，對創業躍躍欲試，準備重操她在福建老家的舊業：商務禮儀培訓。我也逐漸放飛自我，第一次去漫展看到各種動漫角色的cosplay，就在展廳裏找到了惺惺相惜的感覺，差點激動地哭出來，第一次買了一塊小魚板，跟貼吧裏認識的朋友坐大巴去大興的Woodward滑板公園參加滑板節，靠拍照贏到了Vans限量板鞋……新生活撲麵而來，我已經不怎麽去上課了。
我們仨還是經常一起吃晚飯，但幾乎不再交流課程和考試內容了，說起學業，也都隻有敷衍的一句：“你還有多久能畢業？”
眼花繚亂的娛樂生活讓我的生活費開始告急，雖然爸媽給的生活費提升到了每個月1500，但還是愈發難以滿足我在興趣愛好和喝酒上的開銷。我接過各種各樣的兼職，大多是在豆瓣裏跟人聊上的：在APP上刷美食評價，每條“稿費”收入20到30元不等；漫展幫忙看攤子，一天80元；打推銷電話，穩定的話每個月能賺到3000塊；幫本科畢業論文“降重”，那次我賺了5000塊，但隻接到過那一次。
2014年年底，因為喜歡喝酒，我在網上聯係了一份酒保的兼職。兼職的酒吧不大，坐落在故宮西門旁百十來米的位置，周末常有各種各樣的小樂隊演出和音樂人聚堆搞的活動。我來這家酒吧的第一晚，一個朋克樂隊穿著鑲滿鉚釘、布標的花哨皮衣，頂著雞冠頭上台了，樂手脫褲子的場麵我至今記憶猶新。震驚的同時，我也被他們身上的激情、反叛與躁動感染——除了酒，這種不定期的“福利”，也是我想來兼職的重要原因。
麵試很簡單，老板覺得我說話挺逗，聊得投緣，就錄用了我。每周一周二，就我一個人看店，從下午2點到半夜2點，全靠著吧台上一本《調酒大全》給客人做雞尾酒。有天一對情侶點了長島冰茶，毫無經驗的我按照說明把4種基酒和可樂倒進了調酒壺裏開始搖壺，可樂的泡沫在瘋狂晃動間溢灑在吧台上，我一邊偷瞄客人有沒有觀看製作的進度，一邊趕緊把酒倒進杯子裏，祈禱他們喝不出什麽門道。
我看店的日子，除了晚上會來一些常客之外，下午基本沒人光顧。酒吧正對麵是北京重點中學一六一中學，每天我開店時差不多都趕上學生們結束午休回學校的時間。和他們幾乎同齡的我，在酒吧門前拿著掃把清理完前一天的垃圾後，有時會趁著陽光正好坐在門口發呆，看著在一條馬路之隔敞開的校門，卻從沒恍惚過如果自己也隻是一個普通學生的話，命運會有什麽不同。
這份兼職我並沒有幹很久，但卻因此深深的喜歡上了搖滾音樂。
3
2015年，我18歲了。雖然可以選擇性遺忘和逃避自己還需要考試、畢業，但要想留在北京，找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還是必須的。我開始給看起來自己能夠勝任的崗位投簡曆，那些工作大多都和文字或音樂相關。
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賣飛機杯的創業公司做新媒體運營，麵試我的是部門的一位女主管。我很誠實地說了自己的個人情況，對她暢談說並不能因為要賣的產品是飛機杯，宣發的內容就得惡俗低級。我們不可避免地對杜蕾斯的官微評價了一番，最後她破格把沒有任何學曆、剛剛成年的我招進了公司。
工作落定，我還跟人組了個樂隊。這不是個一時興起的念頭，從小學起我就喜歡唱歌，到了初中也大做特做過“明星夢”，還用小卡紙畫了一遝自己的“演唱會門票”，分發給關係好的同學，信誓旦旦地說：“如果以後有一天我火了，你們就用它來兌換我真正的演唱會門票，永遠有效。”當樂隊組起來之後，我覺得自己好像還真的離這個承諾又近了一步。
我最早是和樂隊貝斯手老孟在貼吧裏互加了微信。老孟大學期間就跟同學組過校園樂隊，畢業後兄弟們各自進入職場，他去找了樂隊曾經的主音吉他手，希望能一起在業餘時間繼續搞音樂。我跟老孟說，我一直喜歡唱歌，也寫過自己的原創，於是老孟他們決定先帶我一起排練一次，磨合下試試，地點就在安定門的地下排練室，按次租的。
排練室離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早已經從合住的自建小樓搬了出來，先在上地一處loft租過主臥，後來又去了天通苑，遇到房東要賣房子，把我們一群租客都趕了出來。於是我幹脆住進了二環裏北新橋二條——我對老北京的胡同生活心心念念已久，在豆瓣上發帖找合租室友，還真碰上了個同樣有意的妹子。約著去看房那天，為了打破素未謀麵的尷尬，我問了句“你是什麽星座的啊”，她說“金牛座”。一問一答，直接讓兩個同天生日的女孩迅速熟悉起來，當機立斷付了定金，成了室友。
那是胡同盡頭的一間空蕩蕩、沒有任何家具的平房，兩個屋子之間隻有一堵隔斷的薄牆，我和室友各自簡單置辦了大件家具後光速入住。房子沒有押金，月租3000塊，半年付。雖然我有了穩定收入，但房租錢還是靠爸媽頂了好一陣子。
住胡同最不方便的一點莫過於需要出門去上公共廁所。夏天在廁所蹲一會兒，少不得滿頭大汗；冬天每次起夜，都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氣。有次淩晨2點，一個陌生的大媽走進了沒有隔板的公廁，占住了我旁邊坑位，然後發出了一聲靈魂追問：“你好了沒？”我不知所措地轉過頭看著她，發出了疑問的一聲“啊？”話音未落，牆另一頭傳來了一個大爺的嘶吼：“再等一下！”
胡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交集多，距離感少。住我們隔壁的阿姨是個公交車售票員，在狹長的胡同走道裏養了十幾隻流浪貓，我主動提出幫她在網上找人領養，還真送出去了兩隻剛剛足月的小奶貓。室友無意間翻老雜誌上的采訪，“據說竇唯最早好像就住這附近”！在來回比對過我們小院和竇唯那張站在院門口的照片後，我倆愈發覺得“實錘”——他當年住的不會就是我們這個院吧？！然後激動地擺出同款造型拍照留念。
因為住得離排練室最近，後來樂隊偶爾會在排練結束後把設備拿去我家放著，下次排練時再托我帶過去。最誇張的一次，我背著吉他，身上斜跨著自己的包，左手拖著鑔片，右手還拎了把琴。我們最早排練的歌都是一些日本動漫主題曲，不會日文的我隻能對照著羅馬音死記硬背。我戲稱自己是“最慘主唱”，但這種賣慘相當於炫耀——相比於和夥伴們共同為喜歡的事付出的開心，一切辛苦根本不值一提。
樂隊組起來不過幾個月，成員就已經來來回回地換過三四個。不用排練但需要一起見麵寫歌的日子，我們基本都約在老孟家碰麵，那兒成了樂隊的據點。
二環，樂隊，鼓樓和酒，隻說關鍵詞的話，實在讓人有種住進老電影裏的錯覺——是那樣美妙的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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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逐步解鎖老北京胡同生活的時候，同事們卻讓我愈感煩躁。
本職工作並不讓人生厭，除了運營，還可以嚐試選題策劃，有時為了有趣的選題，我會幫助拍攝不同的形似男性生殖器的道具配圖，也會把“公司福利”帶回去送給男生朋友。出於工作需要，男同事們有時會在工作時間去洗手間試用“新品”，但是那些口無遮攔的“經驗交流”和毫無下限的黃色玩笑，讓整個職場環境每況愈下。某天聚餐時，男同事們議論起隔壁桌的一位陌生女性，話裏話外不加克製的惡意引發了我強烈的生理不適，讓我之後每天隻要走進辦公室就覺得惡心。
女領導也肉眼可見地日益憔悴起來，她那頭卷發不再像往日般蓬鬆又帶著香氣，常常好幾天都帶著未曾打理過的油膩和淩亂，發絲和衰退的精氣神一縷一縷地垂在她臉上。
此處沒有大快人心的反轉，隻有我腳底抹油的辭職。
辭職之後，我用存下的小金庫和爸媽給的生活費，混到了2016年4月底。
我在朋友圈刷到了“MAO的最後一晚，大家把舞台當成了KTV”。雖然“MAO要關門”的傳聞已久，但看到這樣的消息，還是心裏一沉，換了件衣服就出門趕了過去——即使沒來得及站上去演出過，那至少也要親眼見證和認真告別。
鼓樓東大街111號的MAO Livehouse曾被譽為“中國搖滾第一現場”，我對那兒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每當音樂響起，台下從未有過交集的觀眾們都可以自然地、自由地融為一體。在金屬樂現場甩頭時，不時就會有一支胳膊搭上你的肩膀，人們相擁在激烈又暴虐的節奏裏，甩頭、狂歡，把音樂揉進身體裏。
那天我站在觀眾席後方觀望，現場的人自由地放伴奏，上台唱歌，有人上台隻是拿起麥克風跟大家閑聊兩句。我想這恐怕就是自己最後一次和唯一一次站上這個舞台的機會了，心中登台的欲望不斷翻騰。我邁著小步，緊張地挪到調音台旁邊，找到那首算是我的樂隊啟蒙動漫《NANA》的主題曲，走上台，前奏響起的時候，我對著台下說：“麻煩大家給我拍拍照片，等會發給我，哈哈哈哈哈。”
下台時，有人過來搭訕：“哎你也喜歡《NANA》啊。”
那次登台，沒給樂隊帶來什麽演出機會，卻讓我意外收獲了一份實習——台下一個聊得投緣的哥們，沒兩天後便介紹我入職了“樂童音樂”做運營。我借實習之便，見證了“樂空間”的開業，自告奮勇地向領導推薦了室友去拍場地宣傳照。那天下午，我們泡在嶄新又空蕩蕩的“樂空間”裏，一邊拍照一邊摸魚。不管後來在那裏看了多少場喜歡的演出，那裏對我的意義都隻來自於那個下午——沒有音樂，隻有朋友間笑聲的時光。
短短幾個月的實習還讓我收獲了愛情。
入職後沒兩天，正趕上五一假期，全部門一起去了草莓音樂節。我第一次見到了剛出差回來的花澪——他是同部門的同事，做商務溝通的，常跟著樂隊四處跑，對接聯係演出相關事宜。他的頭發幾乎留到了腰，還沒來得及說上幾句話，我就看著他就舉著印著部門LOGO的大旗，衝上了金屬舞台。
那一眼，讓我們之間的故事有了後來。
從音樂節回來後，我和花澪上下班都常常廝混在一起。我們每天都雷打不動地出現在北新橋老QS酒吧裏，動輒聊到半夜兩三點。他喜歡的音樂風格和樂隊跟我完全不同，我基本都沒聽過，但他對我說起了自己的夢想：
“我以後想自己創業，我想為中國的獨立音樂做點什麽。”
“我希望它更好。”
那一刻，花澪的眼睛裏有星星。
那段時間，我夜夜去酒吧，不是為了酒，後來離職之後，“他會去嗎”成了我每天腦海裏和自己的糾結博弈，直到他對我說：“我哪有天天都喝酒的習慣？去那裏隻是為了見你。”
於是，我給他戴上了淘寶20塊錢的盜版南京鎖。
而後是迅速地同居。我在網上無意間刷到了租房信息，房子在簋街南麵的石雀胡同裏，大開間的布局，月租2800。雖然是在院子最裏側，采光不是很好，但在我倆一番布置之下也有了一絲小家的溫馨。住在北京二環裏最爽的時刻，就是在假日和朋友們喝完酒散場之後，別人不得不站在路邊等待打車軟件幾百人的排隊，而我倆卻可以手牽手稍走幾分鍾就到家。
短短幾個月後，我辭掉了這份實習，運營的公眾號沒太大起色，需要我獨自應對的找選題、寫推送難度卻直線上升。機械地寫東西讓人消耗，我搞不懂了。直屬上司時刻“打雞血”似的狀態，和管理方式也令人生倦。為了完成選題任務，她常要我組織部門同事一起開會，敗於職場社恐又恐懼的我，直接選擇了跑路。
兜兜轉轉幾個月後，我在之前一家接過寫稿私活的公司入職了，做藝人宣發，自此踏入娛樂營銷行業。
入職後我的第一個項目是某歌手的新專輯宣傳工作。客戶要求我們的宣傳文案不能提及與“愛情”相關的字眼，甚至“你”“我”這種容易讓人產生聯想、有指向性的詞也需要屏蔽。我小心翼翼地寫著“安全解讀”的宣傳推廣文案，隻要在各平台看到項目相關的任何信息，就積極用自己的賬號去豆瓣小組裏“用愛發電”。盡管我之前對這位藝人沒有任何了解，一段時間後竟也對此人“日久生情”，憑白添了許多好感和善意。
直到對方公布戀情的那一刻，我才真的懂了“塌房”的感覺——隻不過我塌的是對自己工作的認同感。一直以來，我都以為自己的工作是“用正向的文字解讀、建立一種（藝人）形象”，但這個藝人的戀情，讓我之前的所有包裝言辭都成了為對方的竭力遮掩。最搞笑的是，對真相毫不知情的我還曾一度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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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業傷我，好在還有一份踏踏實實的副業值得我付出。
樂隊依舊常聚在老孟家交換對新歌的想法，分配各自的任務。一次下午聊完創作之後，老孟女友剛把火鍋端上桌，天就開始下雨了。雨滴輕而易舉地穿透老房子的屋頂，各個角落都開始漏雨，屋裏接水的小盆根本應付不住。忘了是誰最先舉起鍋蓋接雨，還有人打趣了一句：“這雨正好給火鍋加湯了。”後來雨再往哪兒滴，哪怕正好落在腦門上，也沒人在意了，大家傻子一樣笑成一團。
年底，樂隊終於積累出了一兩首原創，也第一次接到了演出。
第一次演出在老DDC，我們給一支日本樂隊暖場。晚上5、6點我們開演時，台下隻有稀稀拉拉幾個人，大多還都是我們叫來捧場的自己人。舞台很小，我們鼓手、貝斯、主唱、吉他、鍵盤依次站立，鼓手被擠在最靠後的位置，開演前還在不住地擔心：“這兒沒人能拍得到我啊，回頭別我一張照片都沒有。”當天我們翻唱和原創穿插著來，估摸也就演了不到半個小時，每首歌之間我什麽串場的話都沒有說，隻是簡單報了每一首歌名。
之後我們能陸續接到一些小場地的演出了，甚至還被廠牌邀請參加了新人樂隊的比賽。第一輪現場比賽在昌平一個大學校區裏，過去一趟得在1個小時往上，我們不得不都向公司請了全天的事假專程跑一趟。各樂隊坐在大學禮堂的最後幾排，等著登台。評委是指人兒樂隊，我在排練時翻唱過他們的歌，上台麵對他們時緊張得不行。上台的樂隊都沒有調音的時間，我作為主唱，試音非常簡單，隻要話筒能出聲就行了，當其他成員還在對著音箱和效果器的各種旋鈕調配時，我隻能站在舞台中央獨自尷尬和冷場等待。
該說點什麽嗎？這樣的場景實在讓我社恐發作。台下許多人開始解鎖手機屏幕，或是湊到鄰座耳邊說起悄悄話。見狀，我和兩側成員互相點頭示意，顧不上還有些瑣碎的細節沒調試好，就突然地開始了表演。
按照規則，每個樂隊隻能唱一首歌。但緊張的情緒加上並沒有完全調試好的設備，讓我們的表現簡直可以說是亂七八糟。為了給剛剛才找到狀態的我們扳回一城，我在評委點評時帶著全場起哄：“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再來一個！”之後不顧評委的反複強調，前奏響起，又表演了一段。唱是唱了，但事後我們再也沒收到有關那場比賽後續任何消息。
後來為了在演出過程中跟大家扯點串場詞，我想了個歪招——不如在每首歌中間穿插著講個冷笑話。結果第一次在演出現場實驗的時候，我拿著手機一邊念冷笑話，一邊打磕巴，講完之後自己都沒理解笑點在哪兒。
對於這波滑鐵盧，演出結束後老孟勸我：以後還是算了吧……
工作愈發忙碌，我不想再守著看不到希望的夢想，一心隻想花時間和精力經營好已經握在手的工作和愛情。於是我向老孟提了退隊。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每次看到他朋友圈裏和新主唱排練的視頻，我雖說不後悔，但心裏還是會有些意難平。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脫離職場小白期後，我慢慢能夠熟練地應對各種類型的文案和稿件了，也進到有客戶的工作群開始負責對接一些溝通工作。但不會換位思考、遇到問題第一反應不是“解決”而是“拒絕”的我，很快就被客戶投訴到了老板那裏。
2017年年底，在不到10個人、輪流進小屋報告的述職會上，我跟領導們“檢討”：“我從隻會寫文案，到開始接觸客戶完成一些溝通的工作，還是有很多不足。我知道我有時候脾氣會有點衝，我以後會調整這種狀態，跟客戶交流的時候更柔和一些。”當時還是公司合夥人的當當回應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溝通方式，你也不用非得改變你自己的性格。”
當當平時幾乎不會來公司，所有的工作都在線上溝通，但大多事務她又都親力親為，比如什麽樣的媒體適合發布哪種類型的稿件、創意策劃在推進過程中需要對接的人員等等，事無巨細。每次我發些思路受阻的稿子向她尋求意見的時候，她總能幾句話就能給整篇稿子加上點睛之筆；我講出自己的困惑和問題時，她也總能中肯又精確地給出建議。當當得到了全公司上下所有人的信賴，每個人都相信，隻要經由她手，所有事情都能得到妥善解決。
但那年年會，大家正在KTV裏嗨唱，她卻突然按下了暫停，跟我們所有人說：“我要離開了。”
她的離職是毫無預兆的，但自打她離開後，很多人都接二連三地離開了，也包括我。
我在這家公司待了近兩年，離職時已經習慣了每天工作項目一個追著一個、隨叫隨到的工作節奏，習慣了緊盯那些需要跟的綜藝、跨年晚會的熱搜和輿情監控，也習慣了需要處理文案、物料和每月到手的4、5千薪酬。下一步，我本來該沿著“項目經理”的職業路徑一步步往上爬了，但我真不願意時時麵對甲方、天天對接聯絡溝通——臨時應付一下，問題不大，要是就隻幹這活兒，我真不想。
離職的另一個原因，是老板實在性格古怪。他教會我許多，帶我進了一個嶄新的行業，但這人不好相處，我後來光是想到他就膈應，以致於在公司一秒都不想再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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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辭職後，我回老家休息了一段時間，2018年春節假期後才又回到北京，約了許久未見的老孟去老QS喝酒。他喊我回樂隊：“你回來吧。你寫的那首歌，我們從沒跟新主唱排練過。我覺得隻有你能唱。”
再回樂隊，原創歌曲已經攢了四五首，除了老孟之外，沒有一個以前的樂隊成員。新成員們都是有本職工作但愛好音樂的同齡人，老孟在微信裏列下一條條關於玩樂隊的目標：半年內每月兩次演出；參加一次夏季或秋季的音樂節；爭取辦專場；無人員變動。我提醒說“辦專場還是冷靜點吧”，他隻說“爭取”。
但事實上，這些計劃最終一個都沒有堅持貫徹落實。
樂隊還在陸陸續續演出，也能接到一些商演。我們賺到最多的一筆演出費是500塊，但那次並沒有表演。那是原定在團結湖附近地下的T-HOUSE音樂空間裏的一場演出，跟我們同場的有現在已經成網紅樂隊的花牆和脆莓。我們第一次在演出前有了獨立的休息室，正在一邊吃零食一邊聊天，卻聽見前台的音樂突然停下來了。主辦方告訴我們，有人舉報擾民，之後的演出都被迫取消了。拿著結款，我們去場地對麵的館子吃了頓夜宵，花了200，剩下的進了公費小金庫，留作後用。
樂隊唯一的“重大發展”，隻有一首原創歌曲的正式製作。為了節省預算，我們隻能跑去錄音師家裏錄歌——沒有什麽任何的隔音和高端設備，純“在他家裏錄歌”的字麵意思。
那天早上10點多，我提前到了約定地點附近，蹲在房山地鐵口前抽煙，等著跟其他人會合。老孟見了，調侃我：“今兒怎麽能起這麽早了？”我把煙頭扔在地上踩滅，回懟：“那不是有正事。”可惜早起彌補不了唱功上的缺陷，等我一遍遍唱至體力耗盡、肚餓嗓啞時，已經過了下午3點。老孟還在不斷地摳著每一個發音的細節：“這個字兒跑了”“這句高音沒唱上去”“破音了”。等到所有人都筋疲力盡，老孟最後指著我說：“下周末你單獨再來跟我錄唱。”
這第一首製作完整、千辛萬苦錄下來的原創，我們樂隊成員並沒有等來能夠激動地分享到朋友圈的時刻。直到2020年，老孟才把這首歌的音源同其他幾首demo，一起上傳到了他個人的網易雲賬號裏。那張專輯的簡介隻有一句話：“some demo of old song”，除此之外，能證明我們存在過的為數不多的痕跡，還有老孟自己發在B站的幾個演出視頻。
就像那首再沒後續消息的歌，許多我們演出過的場地，也慢慢在北京的地圖裏被擦掉了痕跡：夾在DADA和Temple之間的EA，方家胡同的熱力貓，百子灣的來福，五道口的13club，朝陽門的天草之間，西直門的蘑菇商店……幾年間，許多地兒都關門大吉了。
轉眼我又混了大半年，直到秋天才又找了個活兒——在一個做音樂APP的創業公司做“音樂編輯”，主要工作內容就是定量審核用戶傳歌。操作簡單快捷，傳了就審，沒有歌就沒活兒。我都不敢說這是一份工作，因為在公司裏我們幾個人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還是在喝酒、聊天。
我買了輛電動車，至今也沒換過，甚至聯係了多家物流把這輛小牛帶回了西安。我很喜歡騎車通勤，這是我能逃離工作、最深層和自己相處的時間——沒有碎片化的信息搶奪我的注意力，路程一般剛好能聽完一張專輯。路過的每個行人看起來都有故事，我在望京附近的高架橋下看見過躺在路邊睡覺的代駕小哥，淩晨12點，正是團結湖路口小吃攤熱鬧起來的時間。騎車下班前，我會跟隨心情挑一條自己喜歡的路，再去趟便利店買回酒和夜宵。
我沒時間去傍晚就關門的菜市場，但有幾家特別喜歡去逛的7-11。簋街快挨著東直門的那家7-11很大，貨架上的商品多得讓人眼花繚亂，我把它當做一家大超市去采購；離我家最近的一家店在雍和宮地鐵站旁邊，每次我從鼓樓走回家的路上，總是會去那再續杯一瓶睡前啤酒；在ZHAODAI旁邊的那家7-11裏，我曾和一個萍水相逢的男孩在喝完酒後一同光顧過，他在貨架上認真地瀏覽後，拿下一瓶驅蚊水對我說：“就是這個，特別好用。”
如果沒有這瓶驅蚊水，可能我們不會繼續在路邊聊到天亮。
7
在創業公司沒待多久，接到了前同事的邀請，見過一麵，喝了頓酒，我就迅速去她就職的公司入職了，還是做文案策劃，主要項目都是綜藝。我倆在前東家那裏建立起的革命友誼，又在新公司得到了延續。
公司在將台附近的一個商業園裏，不忙的時候我和同事會一起過馬路到751裏遛彎，那有一整麵供遊客翻木板拚圖案的“快樂牆”，抽煙、聊天、曬太陽，承載了我的許多快樂的回憶。園區便利蜂的冰美式讓我清醒，瀟湘閣和火燒雲外賣讓我長胖，但樓下的健身教室又幫我養成了運動習慣。
轉眼到了2019年春，公司收到了一檔平台“S+級”項目的“比稿”邀請，有機會爭取成為這個平台綜藝宣傳組供應商的機會。比稿說到底就是PPT的PK賽，為了拿下這個項目，我們同事3人熬了半個月，寫了將近100頁PPT。說實話，沒經曆過這事，誰都沒有十足的信心穩贏——直到高達500萬的預算通過一條微信消息砸在了我們頭上。收到消息時，我正躺在出租屋的床上，花澪用手機記錄下了我“範進中舉”般癲狂的一幕。我激動到痛哭，雙手高舉，一邊流淚一邊說：“500萬啊！！！”
我們沒有人畏懼過，這會是一個難熬的夏天，也從沒人能預料到，這會是疫情前的最後一個夏天，在當時，那隻是漫長而忙碌的3個月。節目錄製期間需要出差去錄影棚，確實能碰到一些明星，不過對我們這些小白丁來說，僅限於遠觀。第一次出差，下午2點我陪著負責拍攝明星“上班圖”的同事蹲在對方的下車點，不到4點又和他一起回到會議室，為了幾張照片的熱搜修圖、寫文案。錄製過程中，唯有一次“奇遇”——我們正在公共區開小會，孫燕姿結束錄製往這邊走來了，項目經理作為她的資深老粉，沒忍住驚訝地感歎了一聲，換來了孫燕姿微笑著回頭說“辛苦了”。之後項目經理那沒出息地哭到不值錢的樣子，被我們嘲笑了一整晚。
除了進棚出差之外，所有時間幾乎都是在辦公室裏度過的。周六晚上節目更新，對於宣傳組意味著整個周末都成了最忙碌的工作日，第二天要發布的文案和視頻素材是從周五開始準備的，周六當天所有人都會實時緊盯著節目微博熱搜上榜的成績，周日早起需要不斷刷新的輿情和話題。
綜藝決賽收官當天，我們公司、其他供應商和投資的客戶們齊聚錄影棚旁邊的會議室裏。直播結束後，所有人都一窩蜂似地湧向舞台，一家家公司、一個個團隊輪著上台合影。對於平時很少有機會能公開拍照分享的我們來說，隻有這個時候，才能終於光明正大地證明自己一次：這裏我也來過。
不過，大多數項目都不需要我們宣發組在前期“深入”，一般都是在拍攝過程中邊看邊對節目提出建議。偶爾需要麵采時，我們才有機會跟隨記者一起和藝人麵對麵地交流。
2019年冬天，我參與了一檔紀錄片項目的宣發，接受采訪的男藝人不算大紅大紫的“頂流”，坐在藝人對麵、負責采訪的記者隻有一位，其餘都是來自不同公司的宣傳組、供應商和甲方客戶。男藝人在鏡頭前笑著侃侃而談，話裏有很多笑點，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不敢直視他，怕看一眼就會直接笑出聲來，都在翻弄筆記本或者窸窸窣窣地敲著電腦鍵盤，裝作忙碌的樣子——實際上都正在微信對話框裏“賽博爆笑”。一個問題結束後，男藝人突然把目光轉向我們這邊，說：“我知道你們都沒有在聽我說話，但是沒關係，我懂，都是這樣的。”他說這話時還是在咧嘴笑著，我很想回答他：“也不是，我們隻是不想沒禮貌地笑得很大聲。”
後來我在另一個項目裏又遇到這個藝人，當時我們正在現場隨機抓拍藝人錄vlog，麵對突如其來的鏡頭，他的第一反應是理所當然的抗拒：“你們也都是打工人，其實你們也不想拍對不對？”但當我轉去拍攝其他藝人時，他突然又懟著臉湊到鏡頭前，對沒聽到他說話的我問：“我問你呢，廁所在哪兒？”
那兩年，我常覺得“宣傳”位於整個行業鄙視鏈的最底端。負責“上熱搜”這件事久了之後，我更開始懷疑自己工作的意義。
我們樂隊沒熬過2019年，解散了。這次放棄的不是我，是老孟。
關於樂隊，唯一回想起來讓我熱淚盈眶的瞬間，並不是站在舞台上賣力放聲的時候，而是解散許久之後，在某個已經醉醺醺的晚上，我從還開在鼓樓的DADA步行回家時被人攔下搭訕。我們一起去QS續攤，坐在窗口的位置，那個人說：
“我記得你，我看過你們演出。”
“你是不是在DDC，你還穿一個lolita裙子。”
“你們樂隊叫……”
那一刻，並沒有點燃我想要重新追求音樂夢想的衝動——我不過是因為什麽樂器都不擅長才做了主唱，為了玩樂隊去上過幾節聲樂課、進過錄音棚、偶然一次也和某個出道歌手在KTV唱過同一首歌，這一切都讓我逐漸更深地意識到：我不是這塊料。
不過好在，我也有被聽到過。
8
2020年年初，我又一次陷入了同樣的職業困境：我不想從文案崗“升級”成需要對接客戶的項目經理崗，動了離職的念頭，卻不知道自己應該向哪兒去。
跟當當在酒局上聊起這事，她剛好也不想再“打工”，我和其他朋友便一起勸她：“創業吧！你肯定可以。”
結果事竟然就這麽成了，我也加入了她的創業團隊。
夏天，公司接到第一個項目的時候還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人員不固定，辦公室也沒有。我們經常相約在呼家樓苟市（酒館）碰頭，從下午2點開始一邊喝咖啡一邊聊工作，到晚飯點開始喝精釀啤酒。這樣的“遊擊”打到了2020年底，中途我們幾度問當當：“不租個辦公室嗎？”她卻一直主張“有需要的時候見麵就行”——在她的創業暢想裏，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時間和辦公地點，每個人竭盡所能地做好自己擅長和喜歡的事就完了。有次我和她說想做關於“酒鬼調查”的寫作項目，她當場轉給我200塊紅包：“這是支持你的資金。”
那一年，我們不到10個人的小團隊跟著當當一起，為了做一場從早吃到晚的小型發（旅）布（吃）會，請過10幾家媒體從不同的城市飛去福建；也曾為了項目方案熬夜開會，寫到頭禿；周末需要加班時，我和當當提議一起去“男仆咖啡店”，還請了3個“男仆”陪我們一起聊創意。
公司漸漸步入了正軌的同時，我也結束了和花澪將近4年的戀愛，恢複了單身。決定分手的那天晚上下著小雨，苟市隻剩下我和當當聊完工作之後還在喝酒。當當在聽完我的想法之後隻說：“在一起可以慢，但分手要快。”
身邊所有朋友都認為我們是模範情侶，距離結婚隻差一步之遙，我一提起“想分手”，大家都隻勸和不勸分。我很能理解別人這樣做的原因：這幾年，我喝醉時隻要一個電話他準到；他不想去的聚會，但隻要我提出了要求他都會陪著我一起，哪怕是靜靜坐在旁邊打遊戲；睡覺之前，他會摸著我的肚子開玩笑說“寶寶你是不是胖了”，又興致勃勃地買回健身環大冒險。
我陪著他剃掉快禿了的長發，從合租到住進了獨屬兩人的一居。就和電影《花束般的戀愛》裏那個起初的“理想的家的模樣”如出一轍：在護城河邊離地鐵站步行要20分鍾的老小區，沒有電梯的頂層7樓，老舊但鋪滿陽光的小露台。兩張書桌和台式電腦並排放在客廳，從看房子、簽租賃合同、重新打掃裝修，一切讓人很難不覺得這就已經是幸福的標準答案了。
每年他生日的時候，我都會自己去蛋糕店做蛋糕。我問他想要什麽樣的蛋糕，他連續好幾年都說：“我想要一個DOTA的蛋糕。”我在網上搜了半天，也不知道花澪喜歡玩什麽英雄，隻能指著DOTA的logo問蛋糕師這個應該怎麽做，我做過在生日牌子上畫DOTA logo的普通奶油蛋糕、水泥底色配橙紅色DOTA logo的蛋糕，每次都讓他哭笑不得。
我也見過了花澪家裏大大小小的親戚，每隔幾周我們都會輾轉從地鐵換乘公交到昌平，陪他爺爺奶奶一起吃飯。爺爺八十大壽那天拍全家福的時候，爺爺看見站在攝影師旁邊的我，一把給我拽到了花澪旁邊入鏡。
但我總覺得我們過於早進入了“老夫老妻”的狀態，和他出門我從來懶得化妝，情人節和七夕也沒有花和禮物，但在我抱怨過枕頭太舊之後的某一天，他會興衝衝地舉著一個快遞進門：“寶寶，你看這是什麽！”
2019年年底，為了能一起跨年，我飛去長沙和他一起出差。我們住在解放西路，臨近零點時，火急火燎地穿外套跑下樓。新年來臨的那一刻，十字路口站滿了人，IFS的樓頂灑下金閃閃的小亮片，我們對視、相擁、接吻，和狂歡聲一起簇擁著2020年的降生，之後一起在文和友吃新年的第一頓宵夜。飯桌上一起出差的同事趁他上廁所的時候告訴我：“花澪說準備和你結婚了。”後來再聊起這事，他坦誠地告訴我確實如此，他跟爸爸商量過了，隻等把手頭欠的網貸還完，我們就結婚。
但那都停在了2019年。疫情帶來的災難無論從生計還是情感層麵上來說，都是毀滅性的。
我們第一次都沒回家過年，花澪久久等不到工資入賬，每天我倆都隻能蝸居在家裏。Livehouse無法營業、沒有演出，對於當時是巡演經理的他來說，相當於所有的工作通通停滯。他無奈地每天坐在電腦前打遊戲，有時也會跟我一起看偶像劇。但當走出客廳時，就像是偶像劇和文藝電影的另一麵——滿眼的生活垃圾。
下樓拿外賣和扔垃圾，是我們為數不多的出門機會。我不止一次問花澪：“那裏不是還有一袋垃圾，一起拿下去唄？”他總是回答我：“拿不下了，明天再扔唄。”可是，一人拎一袋垃圾，他明明還有一隻手是空的。疊衣服、洗碗、收納，類似的問題重複提及的次數多了之後，他會辯駁：“改了就不是我自己了。”
在起初不能複工的那幾個月裏，我的失眠日益嚴重，盯著漆黑一片的天花板，課題隻有一個：“我未來幾十年的人生裏，就是他躺在我旁邊嗎？”
“你確定嗎？”
確定——我不喜歡他了。
決定分手的那個雨夜，我淋著細碎的雨騎電動車回到家。已經半躺在床上的花澪照舊說著：“寶寶，你回來啦。”我坐到床邊，說：“我想跟你說個事。”
他好像還沒意識到要發生什麽。聽我說了“我們分手吧”，他一味重複地問著“為什麽”，而我隻能回答：“我不喜歡你了。”
至今我依然非常抗拒“為什麽”這個問題，為什麽必須要問為什麽？為什麽所有事情都必須有原因？與其說那一袋垃圾是“細節決定成敗”的其中一個細節，那我寧願更相信在那段時間裏天天折磨著自己的“感覺”或“氛圍”才是我決定分手的要因。
這段感情還算結束得痛快。第二天我問他為什麽還沒回家，花澪回複“跟朋友喝點酒聊會兒天”。回家之後，他盤坐在自己的電腦椅上：“我們確實很多地方不合適。”
他逐條分析：“我覺得你還是一個追求浪漫的人，但我更追求穩定。但是吧，我在穩定中其實也會追求刺激，比如明明還有負債，還會拿錢出來炒股。”
“Hello？這和我有什麽關係？”
9
2021年4月29日，搬進辦公室的那天，也是公司一個新項目的首次錄製的時候。這個綜藝項目從我未成年起就一直在追的，轉眼節目已經到了第七年，錄製地點就在北京郊區，能親身參與進去，是我之前從來沒敢想過的。
第一次錄製當天，我和另兩名同事各自舉著相機、大疆，在藝人的下車口等待拍攝他們的“上班圖”。站在遠處看到兩個MC互相問好，我激動地揪住旁邊同事的衣服直跺腳，他笑著打趣：“都做過多少個項目了，別再狗狗祟祟的了。”
殺青日對於我們宣傳組來說，遠沒到收工大吉的時候，給我們留的參加慶功宴的名額也少得可憐。不抱任何希望的我早早就打車離開了，直到快進四環時，項目經理給我發來一條微信：“你要不要過來，你能過來的話也可以一起。”我趕緊地在打車軟件裏修改了目的地，在北邊的機場高速從國貿繞了一圈，重新回到通州，在40分鍾之後趕回了辦慶功宴的飯店。
宣傳組隻單獨占了一個小包間，和藝人們不在同一層樓，酒足飯飽，藝人嘉賓才聚在大堂，向全體工作人員表達感謝。我站在最外圈，隻能踮起腳看到他們的側臉。我直勾勾地望著曾經隻在屏幕裏看到的人站在眼前，如同懸浮在世界另一邊的陪伴變成了握住我的一隻手，情緒一時難以自控，忍不住淚崩——進入娛樂行業之後，第一次深切地感覺到了身處現場的真實感。
國慶假期一結束，我迎來了自己第一次麵對客戶的提案。從顫抖的聲音到激情澎湃的“小學生朗誦”，我隻記得結束之後對麵運營組的一個客戶，向我投來鼓勵的微笑和掌聲。
我終於能以一種平常心去看待和麵對“甲方”們了。每個周末，大家都是在朋友圈裏各自靠著酒精宣泄心情，我看待“好甲方”的標準，也不再是“這個人沒那麽事兒”“好對付”，哪怕收到修改建議，也能一邊歎氣一邊加班，對自己說：“這樣確實對項目更好。”
我進入了方向確定但情緒動蕩的矛盾期。從2020年直到離開北京前的許多個晚上，過了深夜12點，我便結束加班開始化妝奔赴酒局。我站在club的舞池裏，不喜歡耳邊的電子音樂，也玩不明白“十五二十”的酒桌遊戲。我隻像一個無情的酒精機器，不斷地喝，直到醉為止。
接連經曆跳槽和分手後，我酗酒的衝動像成年後再次迎來的叛逆期。住的地方從溫馨的情侶小窩變成了醉鬼們狂歡的派對現場。如果有人留宿，我會拆開一個個新的電動牙刷刷頭，直到用以區分人頭的刷頭顏色都不再夠用，堆滿了小小的收納架。我家樓下的早餐鋪會在淩晨2點半左右出鍋第一波小籠包，但如果想吃韭菜雞蛋餡的，得多等20分鍾。
不記得過了多久這樣的日子，每一天，我對酒精的依戀和對自我的放縱始終不停。2021年春節，我借著疫情沒有回家，建起“就地過年”的豆瓣小組，和同留在北京的朋友們吃遍了鼓樓附近酒吧的“百家年夜飯”。大年初一一早，當我空著肚子打車去打麻將時，下樓接我的朋友看到的第一個畫麵，就是我沒醒酒沒吃飯暈車了，正扶著小區花壇吐。
雖然酒精確實能麻痹人，讓我得償所願地進入睡眠，但每個下午睜開眼睛的時候，酗酒後的清醒會帶給我深深的不想開啟和麵對新一天的逃避感——那些酒後的眼淚、十幾通撥出去但無人接聽的電話，和隻能擁有下午和後半夜的不完整的“一天”，我一睜開眼，就會被更不可挽回的負罪感吞沒。
我常常懷疑這一切，包括我活著的意義，思考的意義，這些本身是否有意義？愈演愈烈的酗酒讓我的寫作計劃不得不暫停，之前下班吃完飯回家每晚10點點燃熏香、倒一杯朗姆、坐在電腦前安靜寫作的日子一去不複返。電腦文件夾裏盡是些改了許多次、最終還是中途就被放置的文字。
確診抑鬱和酒精依賴之後，我把自己的症狀歸於“人和外界世界連接的失衡”以及“對現實生活掌控的失序”。我無法確定自己該和外界保持什麽樣的聯係，過近的距離或過於頻繁的對話，都會令我很快厭倦和不耐煩，而跟人隻稍隔開一點距離，又會讓我感覺陌生與焦慮。
我沉浸在“自己沒有生活”的焦慮裏。我想通過文字和記錄的方式繼續更深層地“研究”自己，究其一生隻以自己作為課題，又何嚐不是件趣事呢？但瑣碎而難以脫身的工作讓我的思考斷斷續續，一部分生理和病理性的症狀也讓我迫切地想要停下來休息。
現實的問題是這樣出現的：我難以想象自己能有足夠多的收入讓我在北京繼續保持高支出、穩定且也能維持寫作的日常狀態，畢竟我也不是每天源源不斷地寫。
這種對生活強烈的不確定感，讓我想要找到一個穩定生活的“根”。我要回家——即便已經對“家”失去了概念，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在所謂的“家”中產生“紮根”的感覺。
回家並不是一時興起的念頭，似乎從一開始到北京，我就覺得自己最終還是會回家。2019年底我就想和花澪一起回西安開個小酒吧，我想賣創意調酒，他一心隻愛精釀，最後因為沒錢作罷。一年前有次和媽媽聊天時，我也動過回家再繼續上學的心思，但又擔心沒錢賺會失去很多自由。
發出“回家”的消息之後，父母的電話迫不及待地湧來，他們反複跟我確認“你是想回來待一段時間，還是就徹底回來了”“你回來之後準備做什麽”“怎麽突然決定了”以及“你問過你身邊的朋友有什麽建議了嗎”。一長串的提問裏糅雜著驚訝和半信半疑，我反問：“咋，不歡迎嗎？”這時，兩人才異口同聲：“怎麽會呢，女兒回家，我們高興還來不及。”
一直以來我都秉承著報喜不報憂、好讓父母少管我的想法，對自己的許多經曆都從沒跟他們坦誠過。媽媽有次問：“我看現在大城市的很多年輕人都抑鬱了，你還好吧？”我立刻繃緊了弦打哈哈帶過：“你看我現在這樣像抑鬱嗎，肯定沒有啦。”
但既然決定了要回到他們身邊，我還是決定，說吧。
這通電話是讓人緊張的，因為我無法預測父母會有怎樣的反應。沒想到媽媽隻短暫地沉默了一小下，就用一種超乎我想象冷靜的語氣回道：“我知道了。”
“你知道嗎，你把這些都告訴我之後，我反而鬆了口氣。”她迅速接受和安慰的語氣，與電話另一頭我緊張到幾乎要發抖的聲音和眼淚不斷打轉的樣子形成鮮明對比。
果然還是大人啊，我不由得這麽想。
有年過年回家，父母開車來接我，路上才說：“我們搬家了，那裏離你爸的公司近一點也方便。”我瞬間就急了：“搬家這麽大的事為什麽都沒告訴我呢！”不過事後想來，我也沒什麽發脾氣介意的資格，畢竟一年回家待不了幾天，電話裏也總是那個說幾句就開始不耐煩的人。
後來父母決定去終南山定居的時候，還是告訴了我。那裏緊挨著秦嶺景區，走兩步路就可以從小道去到山林深處，挨著平房旁邊有大片大片的菜田，能看見毫無遮擋的藍天。相應的代價是：去一趟超市要花20分鍾下山；離最近的地鐵站相距1小時的公交車程；沒有能買到咖啡和沙拉的24小時便利店。媽媽特意叮囑我：“回家之後看見村民們不要瞎折騰你那些張揚的裝扮和觀點。”
在北京的9年，總讓我恍惚覺得這座城市會是我的家，但高昂的房價和巨大的生活壓力又讓我計較自己從沒被它好好地接受過。搖晃在生活的不確定之中，我如同穿越在快樂和痛苦的兩極。如今我隻想擁有我可以擁有的那部分確定，就是我的父母，那裏有一個家，那個家裏有一個房間屬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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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五一前的一個晚上，還沒有禁止堂食，我在朋友上班的酒吧喝多了，突然哭起來，搞得幾個認識的人一時間都手足無措，一邊戴起草帽在我麵前跳舞，一邊緊張地問著我到底怎麽了。
我實在難以給瞬間的崩潰找出確切的原因，腦子裏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我要離開北京了”。大家安慰著：“這有什麽的，又不是見不到了”“還是可以回來玩的嘛”，朋友甚至立刻掏出手機，準備介紹自己在西安關係好的朋友給我，說回去可以一起玩。
那本來應該是一個快樂又放鬆的晚上，但好幾個人一整晚就隻坐在我旁邊，看著我說不出話的樣子和被哭花的妝。
雖然常常去7-11隻為了這樣一杯咖啡或啤酒，但即便在貨架都空了的深夜，馬上能拿在手裏的酒和24小時常亮的燈，仍能給我帶來一些生活上的安全感。離開北京前的最後一次，我從朋友家溜達到公司旁邊的7-11，說完“兩杯冰美式”之後，店員讓我掃健康寶，我意外發現自己的48小時核酸已經過了保質期。我尷尬地站在門口，多一步進不去，退一步看著正在接咖啡的杯子又覺得不甘心。店員自然地跟後來的人打了個招呼，我借著別人的手機結了賬。
為了躲避隔離，6月2日我離京到了海南，從萬寧、瓊海又輾轉到海口，6月11日又飛往了成都，最終才在6月18日乘高鐵回了西安。自此，我擁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但枯燥的鄉村生活。太久沒和父母朝夕相處的生疏感，還是讓我短時間難以習慣。
偶爾進城找個臨時住所再奔赴酒場，快樂的同時，熟悉的酒後空虛和從零開始的社交，又讓我倍感壓力。我在矛盾中思考：我到底想要什麽？我的“根”和它所帶來的安全感是什麽？我的安全感究竟來自於固定的地方還是某個人？建立在金錢、愛、陪伴還是自由上？
我的思緒又迅速飄去了不同的城市，一些迷幻、濕潤、黏膩、涼爽的幻想帶我進入另個極端的向往，而我始終渴望在極端裏找到寧靜。
一通朋友的電話，讓我在7月底拎著行李箱獨自坐上高鐵，到了當時還沒完全解除疫情管控的成都。我在朋友家借住了一小段時間後又訂了間月租公寓，40度的高溫下我很少出門，隻每天固定去健身練拳，時不時地去club或演出現場喝個爛醉。我穿著背心拖鞋穿梭在成都的深夜，在沒有靈感的時候看著公寓窗戶外的綠茵發呆。我一度以為自己找到了某種向往的生活狀態，然而在房租到期前，我又迎來了新一輪的疫情和靜態管理。
在被封印住腳步的20天裏，我反複地想：這是一座離家很近、我也喜歡的城市，我要繼續留在這裏嗎？我要回家嗎？我要繼續去哪裏？或者我要出國嗎？這20天裏，我經曆了地震，在2天才能出門一次的機會裏，和朋友去河邊小坐了1個小時。我們盯著限2小時的出門時限，不舍地分開。
在解封的第一天，我抱著新買的枕頭，又飛往了廣州。
我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揮霍：每天都在同一條街道散步，看不同角度的日落，連續去同一家小吃攤直到老板記得我，我可以在每一個暴曬的午間躲在臥室吹空調，不對任何一個景點有欲望，卻在偶然騎車散心的路上，發現“原來這裏就是XXX啊”。
在廣州的最後一天，我和國慶時看演出剛認識的朋友沿著珠江步行了整個通宵，暴雨突襲時剛好路過橋洞，等再回到住處，天已經隱約亮了。淩晨5點多，站在馬路邊，我對他說：“要不我今天回家吧。”就定下了早上9點回天水的高鐵，上樓收拾行李，就此分別。
是因為我在北京這座城市被禁錮太久了嗎？當我開始根據自己想品嚐的美食、想碰麵的朋友、想看的一場演出就能自由地進入另外一座城市生活時，我曾以為能給自己“安定感”的“根”又幾乎被削弱至無了。我還想去更多地方，一個行李箱就足矣，繼續過隻在一座城市生活半個月或一個月的旅居生活。家的牽絆和世俗的要求，通通成了限製，我在尋“根”無果後，重新回到自己，興致勃勃地規劃著，暢想著。我是自由的，我至少應該去所有我想去的地方。
從廣州回到老家不到1個月，我再次進入靜默管控。老孟的朋友圈裏張羅著結婚的事——今年他終於和大學時的女友結束戀愛長跑，修成正果，但我包好的禮金，卻因為疫情遲遲等不到婚禮喜酒當麵送出去了。
姥姥每天準時打來電話，希望我從現在獨居的老房子過去一起吃飯，時不時有朋友問我要不要一起“潤”，但我卻對今天和明天都不在乎、也不敢在乎了。
我在結束北漂時沒有找到的答案，家也沒有給我。
或許在路上本身，就是答案。而我，也本就一直在路上。
（文中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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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擺在熟人社會中的外科醫生
前言 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和影視作品中有一種典型敘事，就是人物在社會化過程中經曆了一個被稱為“成熟”的精神腐敗過程。《張醫生與王醫生》所寫的兩位醫生的故事，倘若嚴厲地說，大致就是這樣。 兩位作者采訪數十人，在舊報紙、老照片、建築廢墟與口述回憶中打撈過往生活圖景，描摹了張醫生與王醫生半生的個人成長與階層躍升之路，並審視二人知識、尊嚴與自我的建構過程。與此同時，本書還以工業城市、單位社會、稀缺經濟、工人階級文化、男性氣概、重大曆史事件和時代變遷等為經緯，呈現出兼具深度與廣度的當代東北。
“走進社會”
社會該來還是要來。不管如何被保護，男孩總要長大成人。這些被母親寵愛的男孩還是要走向社會。有幾個跟社會有關的悖論，其中一個應該就是：本來保護你不接觸社會，就是為了讓你在社會裏更容易找到生存的好位置。
春節前。護士長把王平拉過來：“給你一個病人。”王平那時剛工作，正興奮，跟在老醫生後麵，沒有機會獨立麵對病人。這是護士長想著他，應該念護士長的好。
等到看了病曆，才發現不是這麽回事。八十多歲，肝腸肺都不好，結腸癌，梅毒，二院不給做，轉到一院來。再仔細打聽，本來是給別的醫生的，人家看這病人麻煩，不接。
“把我賣了，還要賣我一個好，這不當我是傻子嗎？”
“你要直接說，過節了，這個病人比較重，主任不太放心，點名讓你來，這是一句話，你不能當我是傻子啊。”年輕氣盛的王平醫生，就在早會跟護士長吵起來了。
“要不為啥我對搞行政的都很反感，時間長了都挺滑，好人不多。大染缸，好人也變壞了。”
李麗總結王平在單位裏的窘迫時——他們夫妻與很多人一樣，把“單位”與“社會”視為可以互相替換的名詞，實際上也確實如此，他們大多數時候需要相處的“社會”就是“單位”——會像張曉剛一樣講王平的缺點，核心同樣在於“不夠成熟”：對社會上的事了解得少，單純，看啥都簡單；老實，不會說話，耿直，倔；再加上醫生的職業身份，說上句說慣了——我們理解這裏的“說上句”，就是總是扮演信息不對稱中的信息占有一方。
沒有人對他好。為什麽要對他好呢？又不知道送禮、拉關係。
這個社會沒有什麽必要對剛畢業的年輕人表達太多的善意——這是他們真正的“人生初體驗”。
張曉剛在畢業分配的當口找不到門路，主要問題在於不知道找誰合適。最後他能順利分配到陸軍總院，還要托二叔這種社會能人找關係。二叔張榮為了能從甘肅文工團調回沈陽，敢於直接坐到大軍區政委的飯桌前講自己的困難，這是社會上的硬角色：敢闖；審時度勢，知道關鍵時候要抓住機會；找最管用的那個人。
王平對自己能留在醫大一院的過程所述並不詳細，但顯然也是無意當中找到了最合適的那個人。
老師跟你說了，你表現挺好，我想留你哈。啥意思？沒出過校門，不懂這些。不能說別人留下都送了禮，我感覺大部分人都送了。就跟初中保送一樣。老師跟我媽說了，你孩子表現不錯，我打算保送他。啥意思，我媽也沒弄明白。結果怎麽樣？老師跟你說完，畢業的時候沒留我，傻了。
通過關係找到當時主管醫療的副院長，他見科主任，隨口問一句，那小夥現在表現怎麽樣。主任明白了，王平這是找院長了。留下了。留下你不送禮，人家也憋一口氣。頭兩年過節還送，後來去他媽的，不送了。送禮和辦事不是一個概念，我現在覺得那時候三兩萬塊錢還是應該送的。不送，那人就打壓你唄，所有好事都沒有，沒有啥勁頭，沒有啥前途了。
社會確實不像他們說的那麽友好。剛結婚時，李麗和王平溝通還多，單位裏的事都要回來講講，互相出出主意。“我現在感覺，都是餿主意。”李麗現在總結。
這些“獎學金男孩”有一個不那麽被提起的弱點，就是從小被人誇獎聰明。自己漸漸也就相信了這一點，難免在進入社會時要動用一點智力。但要知道，社會更多拚的是經驗值，對智力的要求沒有那麽高。所以這聰明有的時候運用於社會中，並沒有什麽競爭力，說不定多數時候還被人看成自作聰明，變成一個笑話，自己還不自知。
沈陽有若幹民間傳說，比如說知識分子整人更狠，知識分子人事關係複雜。這當然有妖魔化的成分，因為工人多，工農幹部多，轉業軍人多，他們覺得知識分子的心思不大好猜測。工人階級想象知識分子，每個人都很聰明，腦瓜轉得比我們快，不像我們工人大老粗，直來直去，所以他們可能無時不在算計著自己的收支利益。
王平這樣工人階級出身的角色，當然也從小被潛移默化地灌輸類似的觀點。這一定程度上誇大了他們對社會的想象。這與王平說的他對“行政幹部”的反感是一樣的：“有些人很勢利，看人就是有用和沒用。他就是以這樣一個標準來區分人。”
王平如今事業有成，說到這裏，沉吟一下，還是又加上了一句，“絕大多數人都這樣，但不能太過分”。其實不用他暗示，我們也能看到他的“圓滑”，他現在也會用“有用”“無用”來衡量人和世界，他隻是覺得自己把分寸掌握得還不錯，在自己的底線之內。
中國的單位研究者發現，普遍存在於工廠裏的“實用性的私人關係”網絡，大致存在三種模式：第一種是積極分子和普通工人；第二種是上下之間的恩惠；第三種是互相利用的關係。（注：安德魯·G.魏昂德《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
在沈陽，這三種模式同樣存在於各種“單位”裏，某種意義上，它就是沈陽這個城市的“單位文化”的一種形態。
在這個文化大背景下，知識分子確實與工人社會有所不同。比如“上下之間的恩惠”更容易存在於工人社群的師徒之間，師承關係可以為每個新入職、新進入社會的年輕工人提供一點保障，減少矛盾。知識分子體係注重平等和人格獨立，並沒有這一層緩衝，因而更強調利益交換體係。
而一個剛進入工作狀態的大學畢業生，並沒有太多資源拿來與人交換，結果就是：步入單位，參加工作，通常被視為“走進社會”——二十幾歲的年輕人，與一群經驗豐富的、歲數大他十幾二十歲的人站在同一個競爭起點上，在這個背景下，新入職的大學生基本上必敗無疑。
這種觀點有個前提，就是人和人之間的競爭是零和遊戲，是以相互爭奪資源為代價的。在八九十年代，經濟發展起步階段的中國，這個前提是存在的。
當然，年輕人也並非沒有資源。如果現在看一些“大人物”的簡曆，他們通常有一些特殊機會，包括進入團委——因為有年齡限製，又有級別，所以很多人因此而進入高速晉升通道；做了秘書——幫助王平留在醫大的副院長就是通過此渠道得以晉升；還有一種，進入婚戀市場，這種情形並不罕見。
張曉剛就是一例，他太太的父親也是醫院科室主任，德高望重。進入婚戀市場隻是得到了別人沒有得到的機會，還要輔以其他的職業晉升機會才有脫穎而出的可能——張曉剛秉性淳樸，“一勞本神”，倒沒有在這裏興什麽風浪。
話說回來，年輕人覺得社會險惡情有可原。如果沉浸於此，同流合汙，那就是如王平所說，墮落為一個惡人了。如果自身能力不弱，又有對自己的定力，如王平所說“有一技之長”，那麽同樣會贏得社會尊重，不會埋沒才華。
在王平和張曉剛醫生進入社會的90年代後期和新世紀裏，“單位辦社會”已經進入到改革範疇，不再是受鼓勵的行為。但它還在沈陽這種單位製重鎮裏繼續發揮作用。人的單位所有製、人被束縛在單位之中，這種從王寶臣時代就存在的現象仍然清晰可辨。當單位占有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一個人對單位的依附性與對任何東西產生的依附性沒有什麽兩樣。
任何依附性都以讓渡一部分自由為代價。我想要說的重點在於，它對人的文化和精神的控製，以及它對城市化進程的影響。現代文明的最大特征是陌生人社會的形成，而單位製度的活躍反其道而行之，它力圖維護的是一個熟人社會。
隻有陌生人之間的交易才更具備建立信用體係、契約體係這種現代社會基石的條件。陌生人在社會各個環節上交往，建立規範和標準——大家不再以關係的遠近親疏來判斷可能的處理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這就是現代文明所在了。
研究現代文明和英國史的詹姆斯·弗農認為，英國是在19世紀進入現代社會的，那時，新的交通和通信技術覆蓋範圍不斷擴大，抽象且不具人格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體係開始掌控國家。
他在《遠方的陌生人：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中說，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主張的“商業活動的增加創造了陌生人社會”實際上是說反了，正確的可能是“陌生人社會重構了經濟生活中的行為”。
長久以來，經濟生活都是圍繞著地方市場和與認識且信賴之人的當麵交易而展開的，然而逐漸分散、城市化的人口持續且迅速的增長，為這種經濟生活的運作帶來了新的挑戰。為了促成陌生人之間跨越遠距離的交易，市場信息通過印刷品，從人和地方被提取並抽象化。
此外，通過印刷，交易的各種形式——不論是公司的法律地位、貨幣的使用，還是度量衡單位——都被標準化了，因而信任關係的重心由與誰做生意讓渡給了如何做生意。正如這些過程改變了經濟生活的行為模式，它們也使市場成了名為“經濟”的單一實體的一部分。所謂“經濟”，具有係統性的特質，可在不同的國家和國際空間中規劃。
這裏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王平醫生喜歡強調“貴人”的存在。他的母親曾慕芝，以及張曉剛的母親楊淑霞等老一代沈陽人也一樣喜歡提及“命”和“貴人”。
“貴人”這個現象之所以有趣，在於“貴人”的身份通常來說帶有“陌生人”色彩——在熟人社會中，一個陌生人提供的意想不到的支持。如果一個人與你有利害關係，為你提供幫助，這是社會的正常現象，比如幫張曉剛解決工作問題的二叔張榮，在當地文化中通常不會被視為“貴人”。
沒有利害關係而出手相助，本身有一定的隨機色彩，因此就有了宿命成分，比如張榮主動找軍區政委幫忙，解決回沈問題；有大人物替王平解決留校問題，這些被稱為“遇到貴人”的可能性更大。
強調“貴人”，算是熟人社會長盛不衰的一個小的佐證。
熟人社會貽害甚廣，這其實倒是不用多說。這些年來，沈陽和東北文化被廣泛詬病，有相當多是因此而生。其中，不找關係辦不成事，最為典型。托人托關係，無非就是把陌生人社會變成一個熟人社會。沒有熟人關係，你會受到冷遇，或者得不到相應服務。
以往，也包括現在，我們習慣於把它歸於地域文化，但很大程度上這與地域關聯度不高，甚至也不是工人階級社會的本質特征，它是“單位製”的遺存，是“單位辦社會”的本質特征。
我們現在已經接近單位與社會的那個核心結論了。
第一，單位畸形發展的結果，就是不斷強化在可信賴之人之間的交易，雖然城市中的各種交易看似都已經存在，甚至各種規章製度也隨之建立起來，但實際上它並不會真正得以執行，因為在熟人社會中比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決定了交易成本；
第二，工業型城市，對於所有不同類型、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工業型城市來說，都不是完整的城市化。工業有周期，工廠有壽命，產業工人要轉型，城市不可能依賴一到兩代產業工人而完成城市化。
沈陽恰好就是上述兩個交叉點上的一個城市。
非人格化的社會，匿名的官僚體係，以金錢或者市場為基礎建立的——或者委婉地說可量化的——社會關係，因印刷和交易的廣泛發展和進步使得空間尺度變得更大的城市，這些是陌生人社會的簡單特征。我們看到的是，在沈陽這個從工人階級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城市，與之背道而馳的力量是如此強大。
王平與李麗用了大半生的努力來與這個社會和諧相處，這其中經曆了諸多的變化。完善自己的一技之長，與社會的蠅營狗苟保持一種疏離的狀態，遇到秦浩這樣的“貴人”，盡量保持陌生人的相處方式，與單位保持距離。
如果他們生活在一個“陌生人社會”裏，他們作為專業人士，理當擁有更多機會，或許會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會更自如。
成為“他們”
王醫生很多時候——可能是大多數時候——還是會把自己當成一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至少在聊天的時候，他會有意強調這個特征。
很多時候，堅持“我們”的定位，是一個優點。與權貴保持一點距離，不那麽諂媚，不那麽“積極”，雖然就“混社會”而言不是什麽好事，但可以讓人保持清醒。權力機構不管怎麽說都有腐蝕性，而且權力這東西還有成癮性。一個對權力上了癮且沒有抵抗力的人，是王平醫生所不齒的那種人。
這種自信心，對於王醫生來說，往往是通過自己的專業性和專業判斷來表現的。
總住院醫師這個職位，在中國現有的醫療體係中，是成為獨當一麵的主治醫生之前必須曆練的一個階段。這個職位要負責全院的科室會診，對於外行，特別是習慣了官本位的外行來說，好像權力很大，實際上它是一個值班醫生的活兒，鍛煉強度大。如果是一個好學的人，那可學的東西相當豐富。
王平醫生在這個崗位上表現出他的優秀學生本色，學到了不少東西，被評為優秀總住院醫師，但也得罪了不少人。
一個肝膿腫病人發燒寒戰高熱還帶糖尿病，內分泌科說這病人歸外科，王醫生說不，膿腫沒有熟透不能開刀，應該內科治療。主任不服，說你這麽小你說了算嗎。王醫生說，我可以為我說的每句話負責。
又有一個病人，是火葬場鍋爐工，兩百多斤重，還認識醫院的護理部主任。內科認為這病人是闌尾炎，應該歸外科。王醫生認為保守治療更好，不必轉外科開刀。教授不服，請來了更高級別的教授。高級別教授帶的大夫做胃穿刺，穿出了膿，便說是胃穿孔。
王醫生據理力爭，說這不是胃穿孔，也不是闌尾炎，而是胰腺炎，依然不同意開刀。醫務科介入，外科最後收了，但還是選擇做保守治療。一個禮拜後病人康複。
王醫生覺得自己那一年總住院醫師當得特別有質量，獨立判斷病情，抓住理就敢堅持，哪像現在踢皮球。“我外科不光看年齡看資格，還看能力。我會診我拍板我定，你要覺得我不準，你可以找上麵。”
這態度可不是什麽好態度。性格中桀驁不馴的那一部分注定會成為生活的成本，更嚴重一點，叫“代價”。最大的代價，王平現在也不願意多提起，或者裝成不大在意的樣子：他沒什麽科研成果，作為一個資深從業者，在這一點上不大說得過去。
在最容易出成果或者多出成果的那段時間裏，按王平醫生自己的說法，他是被打壓的。一開始他還跟所有人一樣找項目、申報科研基金，但別人做得順利，他的項目卻沒啥回音。別人即使不順利，也都知道今年這個項目差在哪裏、專家評審意見是什麽，第二年再改一改可能就中了。
王平的不順利是——他自己都覺得有點匪夷所思——領導說，我把你的項目報告整丟了。
按王平的說法，除了叛逆，沒有什麽好出路。科研不做了，臨床是職業本分，工作也還算認真，但即便如此，時間還是多到可以用來看電影和琢磨股票，有陣子還能有時間回家做飯。
那個時候王醫生認真考慮過的一件事是移民，就像他的很多同學一樣。
他選中了加拿大。但他和妻子從未真正下定決心，更何況他還有家庭觀念特別重的父母。不過，那成了王平最輕鬆的一段日子，一個禮拜算上夜班和兩三個門診，手術量不低，科室裏十個人他能排到第三，放眼人生後二十年，職業生涯好像已經清澈見底了。
直到那句提醒——我們已經是第三次提到它了：“有一天，你姑娘問你，說你是醫大大夫，怎麽誰也不認識你，你要怎麽說？”
讓王平認真思考的這個問題，換一種說法是，做特立獨行的、始終保持旁觀者姿態的“我們”，還是成為公認有成就的、有著讓人尊敬的社會地位的“他們”。
我跟著王平進手術室，他向其他同事介紹有人要為他寫書。
手術室不是一個沉默的空間。各種儀器發出嘀嘟、嗶嗶的聲音，還有醫生同護士的聊天聲。一個手術室的醫生往往是隨機的，而麻醉醫生和巡回護士是常駐組合，他們見多識廣，常會毫不忌憚地點評某某科某某醫生動作不夠利索，某些醫生光顧著跟嗲嗲的患者說話，半天也沒商量好術式……
甲狀腺手術頻繁，王平有固定使用的手術室——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當一個清醒的患者被推進手術室，如果他不是那麽緊張，一定會注意到這裏醫生護士親如一家的氛圍，而自己是那個闖入別人家客廳的外人。
王醫生有兩個助理醫生，手術時幫著拉鉤，最後負責縫合收尾。兩台手術之間大約有半小時的間隙，這時王醫生會掏出手機回複“好大夫”上患者的提問。他不休息，不放空，也很少閑聊。
王醫生一周裏有三天跟他們在一起。通常這樣的一天裏，有七八台手術，這意味著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半，除了吃飯，王醫生很少坐下。王醫生手術的特點是快。護士長柳蕾說，如果別人也安排七八台手術，可能無法在五點半下班。
王平篤信手術是對一個外科大夫的鍛煉，如果年輕醫生一天隻安排三四台手術，他就會批評他們偷懶，現身說法：“為啥不多做呢……我一天都做那麽多。你那麽多辛苦，當天看不著結果，一年看不著，兩年看不著，但可能五年以後，突然有質的飛躍，你一下子就成名了。這東西你急不來。”王平現在說話有了一點老醫生的氣度。
一周中的另外幾天與這三天一樣，有如設計好的程序。周四上午，王醫生出專家門診。當天下午，如果安排得比較妥帖，他會乘高鐵去省內另一個城市做手術，現在高鐵發達，大部分地方一兩個小時也就到了。周五、周六和周日這三天，至少有兩天他要出去“多點執業”。一天走一到兩個地方，手術量“不能說得太具體”，會有人覬覦。
這時候的王醫生——大家尊敬地稱他“王老師”，有時也叫“王教授”——在甲狀腺外科領域裏已經小有成就，不容小覷了。
作為一個要替王醫生寫書的人，我被允許在他坐門診的時候坐在他側後方，視線抬起來剛好看到他有點謝頂的後腦勺。王醫生可以保持這個姿勢從早上七點半坐到將近中午，一道鐵灰色診室大門把他和外麵黑壓壓的候診人群隔開。
大醫院的熱門診室裏大都有這樣的緊迫氣氛。但王平的門診還是不一樣。人有點太多了。那道鐵門的寬度是普通門的兩倍，它更像一堵牆而不是一扇門。當它打開的時候，門外是黑壓壓的人群，無一例外站著，緊貼著彼此，叫號的機器運作如常，然而人們置之不顧。
從房間裏看，你永遠不知道外麵候診區還有多少人，視線完全被人牆擋住了，也許，根本沒有人願意坐在候診區的椅子上平靜等待。
從早上七點半到十點，一百個患者進出這個房間，如果算上他們的家屬，那麽至少有將近兩百個人。每個人和王平的對話不超過兩分鍾。這似乎是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也可能來自房間裏隱形的壓迫感——王平回答問題快而短促，言簡意賅，並且每一個人看病的時候，身後都至少有四五個人和他們的家屬在圍觀。
十來平方米的房間裏隨時保持至少十個人：一眾病人和家屬，我，王醫生和江大夫。
江大夫的門診時間在十一點之後，本不應該此時出現在這裏。但給王平操作電腦的人離開之後，王平如何上門診就成了一個技術問題。他看病有多快，用電腦就有多慢。比王平年長十歲，已經接近退休的江大夫伸出援手。
江大夫可騰挪的空間很局促。他擠在牆與王平之間，一台桌麵顯示器和一個鍵盤旁邊隻夠放一個保溫杯。
鐵灰色的大門開啟，就意味著今天的門診大戰開始了——隻是對急切的患者而言。有時會有人伸出胳膊卡住門，嘴裏喊著：“王老師，我就一句話，就一句！”趁著門後的保安猶豫，他擠了進來。後麵的人往前湧著，又徒勞站住，鐵門重新在他們麵前關上。
診室裏，羽絨服還來不及敞開的人們手裏捏著各種各樣的小塑料袋無紡布袋大紙信封。空氣很悶，彌漫著頭油的氣味。唯一的一張黑色小圓轉椅像搶椅子遊戲的道具，一個人還沒有離開的意思，另一個人就想坐下來，原本在袋子裏收著的多普勒相片和病曆已經蓋過前者緊緊扒住桌沿的手。
王平的問診通常都是耐心的。他眼睛看著一個病例，嘴裏回答著上一個病例最後幾句問話——有些人還會折回來再補幾個問題——手伸過去接下一個要看的病例。
他壓低聲音回答每一個問題，有些人為了聽清把身體湊得近一些：良性，三個月半年之後複查，不用吃藥，沒有忌口，觀察為主；惡性的，是癌；良性的，但是壓迫氣管，得做手術；手術安排不上；你哪兒的，醫保是哪兒的；先打個彩超/穿刺，手術就得切，萬一是良性的不是白受罪了……
兩個半小時內有一百多個門診病人，在醫大一院並不多見；但更不多見的應該是，這些病人如果想請王平做手術的話，大部分都會被拒絕。
——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覺也做不完。
——王大夫我慕名而來。老遠了。
——我患者太多約不上。
——我大姐二姐全是擱你這看的。你給我做我放心。
——找我至少要等二到四個月。我就是建議手術，在哪做、找誰做，這個自己決定。
——我就想找你！
大多數來問診的都是女性——如果你搜索甲狀腺疾病的發病人群，各種解釋一定會提到女性的心理性格特征、雌激素水平、家族遺傳與甲狀腺結節的關係。中年女性是高發人群，從門診的比例看，似乎也的確如此。
眼看預約手術無望，大多數人會最後爭取一下，然後捏著資料袋離去。有兩種人會成功。一種幾率極小，靠毅力。一位嗓門尖利的中年婦女在她的姐妹或者好朋友的陪伴下神情緊張地坐在小圓凳上，兩眼盯著王平說，她根本不願意嚐試別人。她急迫得看起來呼吸都緊張，一旁陪伴的人不由拍著她的背，讓她不要著急。她越說越急，近乎哀求。
王平表情沒什麽變化，但是拿起了筆，“你手機號碼留一下”。
王平麵前放著一張 A4 紙，用得多，紙邊已經軟了，上麵有患者的聯係方式和病情特征——以簡略的幾個詞排在一起。到九點半去上廁所之前，他大約能寫下七個患者的信息。
有時來自外省的患者會得到一些小條，灰白色的紙，印刷粗糙，排版擁擠，但還是在角落裏想方設法加上了“好大夫”網站的吉祥物，那隻牛。掃描二維碼，就可以進入王平的“好大夫”主頁。
有時王平還會在患者病曆上寫上當地醫生的手機號碼。他拿起手機現搜當地醫生名字，然後告訴患者如何聯係。一周，最多兩周，他就會到當地醫院去一次，“多點執業”，集中把所有預約的手術做掉。
那些上門複診的患者也會拿到小條，王平稱之為“售後服務”。甲狀腺疾病的另一個特點大約就是綿綿不絕的二次問診。
瀏覽王平“好大夫”頁麵上的“患友谘詢”那一欄，你會看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不少是術後的服藥或者情況谘詢，哪怕有些手術並不是王平做的。
那些問題的回複有時是一個藍色的語音框，隻要患者不設置成隱私內容，所有瀏覽者都可以聽到王平的聲音。聽著那些拉拉雜雜的背景音，熟悉王平的人會想象到他在食堂吃飯時或者手術間歇低頭對手機說話的樣子——這就是傳說中醫生的碎片時間。
在這間甲狀腺外科共用的門診室裏，還掛著其他醫生的名字和二維碼。但是沒有人去掃那些二維碼。有一些人會越過這些大夫的卡片，身子再往裏湊一點，去掃王平的那一個。
王平一次門診大約能發出去幾十張小條。沒有人問王平為什麽有的人會拿到小條，有的人沒有。
診室後門有條鵝黃色簾子，當它被掀起的時候，就代表有門路的人來了。
比如，一個穿黑色毛衣的男人夾著包鑽進來，把手搭在王醫生肩膀上：“王老師，我是那誰介紹的，你給看看這個。”搶椅子遊戲的玩家們都停下手來，王平舉起彩超說幾句，黑毛衣男人嘴裏喊著“欸好嘞好嘞，謝謝王老師啊”，又掀簾子出去了。
提問的人和回答問題的人都心照不宣。穿著醫生白大褂、護士服的人從後門掀簾子進來，就能把號掛上，然後找王醫生看病。普通人必須爭分奪秒，錯過這周的八十個號，就得等到下一周。有時候就連保安也會帶來病人。
王平知道這裏麵很多是托。所謂托就是收了錢，而非真的是親戚朋友有事。
“誰沒事一天到晚有這麽多親戚朋友生這毛病的。”但他不拒絕，還是那句話：“你把這人得罪了，明天誰也不給做了，你還不知道三年五年之後你犯在誰手上。”
在關於“北方”的抱怨裏，王平提的最多的一個是單位壓人厲害，另一個就是辦事得有關係。
王平當初留在醫大，借了“貴人”之光，但這光不一定籠罩一生，大部分路都要自己選自己走。王平把“關係”看得很重，一方麵是他理解“他們”的世界運行規律就是如此，另一方麵是他總覺得自己離“他們”這個世界還有點遠。他有“先天缺陷”。
我在門診裏見到了老吳，他擠開患者從大鐵門裏進來。我們前幾天在手術室裏打過照麵，他是隔壁某一間的麻醉醫生。
“誒王老師，那啥我跟你說的那個病人來了。”
王平抬起頭表示詫異：“昨天都在手術室外邊給看完了啊。兒子領著來的，找了一個衛生員。”
“不能！那不是我的病人吧！”老吳也表示詫異。
“那你讓他把材料拿來看看。”
一房間的人都停頓了幾句話的時間，然後又重新恢複問診。不一會兒老吳把材料拿來了，王平接過看了看，“就是這個患者”。
老吳麵子上掛不住，“他們怎麽這麽整呢！我可真服了”。正要衝出去，又求王平：“要不王老師還是給看看吧，人都來了，挺大歲數的。”
一個老頭兒顫巍巍進來，脖子高高鼓起一個大瘤。果然是老吳在手術室說的八十多歲的樣子。王平仿佛之前的對話都沒有發生過似的，伸手摸了摸瘤，又問長了幾個月——其實他知道這病肯定一早就發了，隻不過是家屬拖著沒有治療——回答說三個月就長成了這樣。
王平表示遺憾：長這麽快，轉移率挺高，放療也夠嗆。一旁攙扶的家屬連連點頭，“我們就是盡孝心，盡孝心”。老人始終沒有什麽表情。誰也沒提昨天在手術室外到底是不是見麵看過病。
王平不喜歡做這件事。他心裏知道，家屬隻是需要一個轉移責任的說法，表示這個病的治療有難度，既然醫生開口了，那就不是家屬的決策出了問題。王平之前在手術室裏嘟囔，操蛋家屬，老吳明明知道這個，自己就應該把事情擋了。
但是這個人情完成了。
人情是否能完成得看情況。
一個早上五點半打來的電話被王平憤然掛掉。
“我當時就急眼了，我說不管你認識誰，手術我不給你做了，別來找我。你這人基本素質沒有，我說句不好聽的，我已經把我的生活都賣給你們患者了，你早上五點半打電話，把我家人吵醒了，把我姑娘吵醒了，她晚上十點十一點才睡。五六點鍾睜不開眼睛。沒有商量的餘地，我絕對容忍不了的，你愛找誰找誰。不管你認識誰，手術我肯定不給你做。”
李麗勸他，也許是別人著急。王平更急了：“我懟的不是一個人啊，天天這麽給我打電話我能受得了嗎？”
所謂騷擾電話，在王平這裏有兩種，一種是在非工作時間打來的，另一種是在工作時間打來的，但需要他放下手頭的工作去處理某件事。五點半事件屬於前者。但不管哪一種，惹惱王平的可能都不是那一個人，而是一類人，他馬上把自己的遭遇上升到命運的層麵，仿佛他發
泄的不是睡眠被打擾的惱火，而是犧牲不得回報、辛苦無人諒解的哀苦。
至於那些給手術台上的他連打三遍電話，隻為讓他去手術區門口看一個片子的老教授，他當麵沒法發作，隻能事後抱怨：“這人急得上房了嗎？沒有啊。就是看個破片子。”
素質。王平喜歡說他們沒素質。我們聊起這些的時候，本來的話題是“醫生的同情心”。我本來想知道，醫生在何時會“喪失”他們的同情心或同理心，因為如果類似的情緒太多，可能會妨礙他們的診治。
王平最後繞回到了這個話題：同情心我們沒失去啊，但這種打擾誰也受不了。
門診結束之後，王醫生倚在醫生休息室的窗邊盯著手機。
“這門診我是越來越不愛出了。沒有意思。生活沒有質量。而且我也接不了手術，都滿了，都得拒絕。”
而且經常忙活兩個多小時，收上來的病人還沒有得罪的人多。醫生把門診當作收病人的渠道，但對於忙活不過來的王平來說，就比較麻煩，醫院的關係都照顧不過來，門診失去了收病人的意義，這事經常讓王平感覺惱火。
他的困境確實明擺著。他優先安排了本院熟人的手術，然而僅僅這部分量也太多了，普通的病人隻能全部拒絕，剩下的隻有去外地做的手術。這兩個部分的量加在一起已經到了一年兩千台，“相當於複旦腫瘤頭頸外科全科總手術量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麵，整個科室一年手術三千例，他一個人就做了一千例。
王醫生抱怨工作有數量沒質量。南方醫院的專家可以有更好的收入體係，私立醫院可以有更豐富的病人類型，而他隻是在重複勞動。
他現在站在“我們”這一邊，還是“他們”這一邊？在很多時候，王平在這兩種社會狀態裏切換著。
（本文選自新經典·琥珀《張醫生與王醫生》，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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