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部分生活安逸的北京土著不同，我因家庭變故，從小到大經曆過不下10次的搬家，但繞來繞去，總離不開“南頂路”。這是一條位於北京中軸線南端的街道，往前數30年，北京人餐桌上的肉製品基本都來自這條街，因此它稱得上是北京食品工業的搖籃。
2021年，我創業小賺了一筆，賣掉了母親早前在南頂路買的一居室，再添了些錢在別處買了套小三居，徹底搬離了這條生活了20多年的老街。新家所在的街道寬敞整潔，但我卻時不時想念起南頂路——盡管那裏總是雜亂擁擠，空氣中彌漫著若有若無的海鮮腥臭味，溫州人的大嗓門隨機在某個街角爆炸開。
偶爾休息日時，我會專程開很久的車回到南頂路，在小商品批發市場樓下的南方菜市場買年糕和米線，然後去吃一碗“迎春麵館”的黃魚粉。黃魚粉吸入口中時，我會想起往昔的日子，也會想起曾經同住在這條街上的鄰居“小溫州”。盡管我和他真正相處的時間隻有短短兩個暑假，但他卻讓我真正走進了溫州商人這個群體，甚至間接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必須承認，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我的精神世界更多是被溫州文化所滋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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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是北京百姓對碧霞元君廟的特有稱呼。相傳碧霞元君為東嶽大帝的女兒，專司人間姻緣、禍福。北京有5座碧霞元君廟，以東、西、南、北、中5個方位來命名，合稱“五頂”，其中的“南頂”碧霞元君廟，即南頂娘娘廟，位於永定門外大紅門附近——這也是“南頂路”的由來。
建國後，這處碧霞元君廟被橡膠六廠拆除，改建為宿舍樓。南頂路街北的一片兒被劃歸為北京肉聯廠職工家屬院。街的東邊是肉聯廠的廠區，從那兒飄出來的血腥味、機器的轟鳴聲一點不糟踐，足夠上千戶打開窗戶的居民雨露均沾。南頂路曾有過一段風光的日子，早前不但形成了肉、禽、蛋等副食品加工一條街，並且還伴隨著北京人走過了艱難的票證經濟時代。到了80年代中後期，北京逐步取消商品票證，市場放開，肉聯廠的經營也逐漸困頓起來。
1993年，廠子徹底破產，年紀大些的人買斷工齡，提前過上退休生活，年輕一代則各尋生路。肉聯廠家屬院也改名叫“南頂小區”，正式移交給物業公司，但老住戶們不願交物業費，所以衛生、綠化等服務約等於零，環境和之前沒什麽不同。
不過，此時小區裏的居民倒是換了一大批——那時丹陛華小商品批發市場建成，不少溫州生意人拎著大包小包搬了進來，開始把浙商文化注入這個街區。他們有點錢的租在單元樓裏，沒錢的就在小區旮旯低價租一處陰麵兒的小平房，無論春夏秋冬總敞著門，方便扛著大包小包的貨物進出。
隨著這些溫州人的到來，南頂小區幾乎變成了半個貨品中轉站，引起了很多本地居民的不滿。聽老人說，那時肉聯廠退休工人和溫州生意人的衝突事件時有發生。
我父親初中畢業後就接了爺爺的班，成了一名肉聯廠的工人。他和我母親於1993年結婚，趕在肉聯廠破產前分到了一居室，3年後生下了我。我的童年時光都是在這裏度過的，房子不大，隻有42平，但勝在全屋朝南，陽光明朗時，整間屋子都會鋪滿金色。但又因是在頂樓，夏季極熱。記憶中，初夏時分，底樓的奶奶家還很涼爽，我家的電扇已經辛勤地搖上了。
這類老樓每兩層樓之間的緩台處都設有一個垃圾丟棄口，方便住戶不下樓就能傾倒垃圾至底樓。這就讓底樓的垃圾道成為耗子們的天堂，清潔工打開鐵門回收垃圾時，總能看見營養過剩的耗子奪門而逃。它們多半眼睛通紅，身體足有成人的小臂大小，常把在樓下院子裏玩的我嚇個半死。每次遇到這些不速之客，我都會嚎叫著狂奔回家，讓父親保護我。父親似乎對這些耗子習以為常，有時還會壞笑著給我講肉聯廠工人們和它們鬥智鬥勇的故事，栩栩如生，聽得我又害怕又好奇，久久不忘。或許也因為這些講述，在我小時候的印象裏，學曆不高的父親便莫名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氣質。
當然，父親的工作和知識分子關係不大。肉聯廠走下坡路時，他就考下駕照，成了一名大貨車司機。別的貨車司機常穿一身邋遢的工裝，跑完長途回家不是喝酒就是賭錢，父親卻總是穿著整潔的、帶著皂香味的襯衫，閑暇時不是讀書就是看報。他對錢沒什麽興趣，家裏的財務大權拱手讓與我母親，家務事也極少插手。
母親和父親的性格截然相反。她有著同齡人中少有的本科學曆，在一所中學當老師，工作上和家務事上都是一把好手，心氣兒特高，總期待著父親能夠改改淡泊名利的性子，去闖出一番事業，給一家人帶來更好的生活。
盡管二人有著如此多的不同，但小時候的我很少看到他們爭吵。他倆更像是一對居住在同一屋簷下的室友，關係中總帶著些許的疏離，即使有矛盾，也總是躲進臥室關起門來背著我小聲爭辯。
為了改善生活，父親開始在跑運輸之餘做些小生意，例如倒賣秀水街的衣服，沿街售賣餐具工廠的尾貨。但他實在是不擅長做生意，折騰來折騰去也沒有賺來更多的錢，反倒是被一些所謂的朋友屢次坑騙。他和我母親關上門爭辯的次數變得越來越多，那時的我還很小，雖然不能理解他們為什麽會這樣，但總覺得家裏的氣氛沉悶，就常常跑到小區裏去亂逛。
父母並不太管我，隻是叮囑我少和溫州人的小孩玩——在這一點上，他倆的意見倒是很統一。父親認為溫州人精於算計，和那些騙過他的人一個德性，他們的小孩肯定也是又奸又滑。母親則認為那些孩子每天隻知道在院子裏瘋跑，有些連普通話也說不利索，會把我帶壞。
2002年，在母親大膽的提議下，父親辭去開大貨車的工作，和一個同樣離職的運輸隊同事湊錢買了一輛富康，一輛桑塔納，合開了一家汽車陪練公司，專門服務那些剛拿了駕照的新手司機。當年駕考製度還不夠規範，有很多人拿了駕照也不敢上路，所以公司的客源很不錯。我們一家的生活逐漸變好，母親也開始憧憬著未來有一天能夠賣掉這套小房子，換一套位置更好些的兩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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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市政規劃的要求下，南頂路和南頂小區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改造，坑窪不平的石灰路麵都改成了瀝青路麵，灰撲撲的居民樓外牆被赭紅色的油漆粉刷一新，老舊的平房經簡單修繕過後，也顯得不再那麽破敗了。
父親對此十分不以為意：“這不過是老黃瓜刷綠漆的表麵工程而已，老平房裏的下水道和電路還不是沒人管？”我對這次改造倒是十分滿意，因為我家樓旁的垃圾站被拆除了，清理出來的大空場被改造成了小花園，配合著4年後北京承辦奧運會的春風，裏麵增設了不少健身器材，儼然成了小孩子的遊樂園。這一年的暑假，我幾乎都泡在小花園裏，白天在那裏和鄰居家的小孩打羽毛球、扔沙包，晚飯後就蹲在花園的路燈下玩撲克牌。
我和“小溫州”就是這樣認識的。這家夥比我大兩歲，又矮又瘦，眼睛卻亮得很，透著一股聰明勁兒。他記牌很準，還會算牌，短時間內幾乎贏遍了小區裏的所有孩子，誰要是和他一隊打“升級”，回家時總能贏一兜幹脆麵裏的英雄卡，大家都願意和他組隊，我也不例外。
“小溫州”本名叫陳誌雄，是溫州生意人的小孩，我們本地孩子都嫌他名字太拗口，不好記，所以就給他起了這個外號，他也欣然接受。“小溫州”不是邋遢的人，但身上總有股子餿味兒，大概是洗澡不方便——我想起來天黑後總有些黑影在院子裏的公用水龍頭下衝洗身體，一邊洗一邊操著方言用吵架一樣的音量聊天。“小溫州”一家住5號樓後麵沒廚房沒廁所的平房區，很有可能就是黑影中的一員。
熟悉後，我得知“小溫州”的父親在南頂路北邊的小商品批發市場開了一家鋪子，主營內衣內褲和襪子。說是“鋪子”，不過就是二樓電梯旁的一個攤位，我有時候會和他一起去幫忙看攤。我倆每次上樓，都能看見二樓圍牆上的一個大廣告牌，上麵的外國男模和女模都隻穿著內衣，笑得矯揉造作。“小溫州”指著上麵那個洋氣的名字，說那是他舅舅做的品牌。
我問他：“你舅舅那麽有錢，你家為啥還住在自行車棚邊上的小平房？”
他也不生氣，隻說：“那是他的錢，不是我家的。”
我對他家賣的內褲和襪子興趣不大，每次待不了多久就撇下他去三樓逛文具店和玩具店。“小溫州”對此很是不屑，他說在他老家，生產文具和玩具的廠子比南頂小區裏壞掉的路燈都多，如果我想要買什麽的話，他可以用進貨價賣給我。
我問他：“那你家為什麽不賣玩具呢？”
他父親笑著接過話頭回答：“做熟不做生嘛！”
“小溫州”對我這種無聊的問題不感冒，他隻對記賬、收錢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樂於向閑逛的路人推銷自家商品。遇到顧客討價還價，他總能一頓閑侃後，就將一件東西以高於進價兩倍的價格賣出去，還讓顧客覺得自己占了便宜。
“小溫州”像是給我打開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門，讓我驚歎不已。回到家，我興奮地和家人聊起他的事。父親聽完，隻淡淡地說了句：“這些溫州人天生就會做生意。”那時的我還不知道溫州人有著“東方猶太人”的別稱，我隻覺得父親說得很有道理，又忽然想起父親並不太喜歡溫州人，後來再沒和他提過“小溫州”的事。
我父親對溫州人的態度，其實是本地居民們對所有溫州外來戶態度的縮影。在他們的口中，溫州人還有另外一個代稱——“南蠻子”。
“南蠻子”們有時確實可惡：每天淩晨4、5點，天還沒亮，他們就從單元門或平房區魚貫而出，用電動車載著摞成山的貨物奔向小商品批發市場、輕紡城、紐扣城和溫州鞋城，在小區裏留下大量包裝的廢紙殼、膠帶殘骸和噪音。被吵醒的本地居民隻能帶著怨氣起床吃早餐，開啟一天的新生活。同樣的擾民在晚間往往還要再經曆一次，小老板們疲憊地拖著車子鑽回單元樓後，時常還會有一些形跡可疑的女人來訪，在樓道留下劣質的香水味和一連串的笑聲。
北京本地居民對這些外來客的態度倒也並非絕對的敵視，而是一種極其複雜的情感——本地居民一方麵極其看不上聒噪、忙碌的溫州生意人，更瞧不起他們做的生意，但另一方麵又欽佩他們腦子靈活，勤勞肯幹，有著驚人的吃苦能力。兩種情感的碰撞使得本地居民在教育孩子時頗有“融會貫通”的精神，他們經常對自己的小孩說：“如果你學習能像那些‘南蠻子’做生意一樣肯吃苦，你早就是第一名了！”稍作停頓，又會迅速補充一句：“不好好學習，沒有文化，以後你就隻能像他們一樣起早貪黑！”
後來，“溫州炒房團”拉高了北京的房價，更是讓本地人這種飽含仇恨的複雜情緒升了級，不過這是後話了。
“小溫州”對小區裏北京原住民們的評價同樣不高。
那時，我們小區裏有個肉聯廠退休工人老李，時常拎著個酒瓶子閑逛，慘白的臉上總是一副醉醺醺的表情。但他為人和善，遠遠地朝人走過來時，永遠是人還沒到笑意先遞過來。問他去做什麽，他就抬起被卷煙熏黃的手指，指指小區門口副食店的方向：“打酒。”
要是路上遇到小孩，他就從兜裏掏出幾塊“酸三色”或者“大白兔”，笑眯眯地逗上他們一陣兒。我和“小溫州”被他拙劣的魔術逗過幾回，我們趁機近距離地觀察了他的手，怎麽也想象不出他當年抬手在百十來頭豬麵前指點江山的樣子。
有人笑著罵他是“傻帽”，說老李你一次多買兩瓶回家多好，老李就老實地回答：“多跑兩趟能少喝點兒，隻有去買酒的路上，瓶子才是空著的，嘴才是閑著的。”
“小溫州”對老李嗤之以鼻，他認為懶惰是一種罪過，這種酗酒且無所事事的人更是不可救藥的，“在我老家，這個年紀的人不是在田間勞動，就是還在做些小生意”。
我不理解“小溫州”的看法，我本能地對這個溫和、有趣的老工人充滿了親切感，他的和善、老實也正是肉聯廠老一輩人所推崇的好品質。我聽到大人們偶爾在議論他時用過“可憐”二字——據說他被迫下崗後分到的錢很少，如今過得非常艱難。那時的我還完全沒法理解買斷工齡、國企倒閉潮之類的事，更不知道一個老實人在麵對這樣的巨變時會怎樣的無措。
我和“小溫州”還沒來得及深入地討論整個話題，假期就結束了。“小溫州”返回他老家的學校，因為他走得匆忙，我們都沒有留下彼此的聯係方式。開學後的周末，我曾想過要去他家的鋪子問他爸爸要他的QQ，但總因為一些瑣事而作罷，我們就此失去了聯係。
3
2008年，在這個舉國歡慶奧運的喜慶之年，我父親開辦的汽車陪練公司卻因經營不善倒閉了。母親勸他重整心態後從頭再來，說男人30多歲正是打拚事業的黃金期，那麽多北漂的溫州人都發家了，我們這些有住房的本地人隻要肯吃苦耐勞，一定也能東山再起。父親卻對創業這件事不再感興趣，隻想找份做駕校教練的安穩工作，盡管賺不到什麽錢，但至少旱澇保收。
雖然開了幾年公司，但父親做生意的本事卻沒有什麽長進，工作態度也算不上積極。母親曾多次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在網站上發布公司的廣告信息，如何在各種論壇發帖宣傳自己，他卻無論如何都學不會，每次需要發布廣告時，總是偷偷找我代勞——並非是他笨，而是他對各種新鮮事物都有著一種抗拒的態度。和無數從肉聯廠走出來的職工一樣，他更向往平穩而安逸的生活，當初開公司，更多的是為了滿足母親的期待。
頻繁的爭吵沒有解決他們的矛盾，2008年年底，他們的糾葛以離婚收場。車子被判給我母親，南頂路的房子和我則歸我父親所有。此時我剛升入初中，學校在西單附近，從南頂小區出發要倒兩趟車才能到學校。母親不放心父親照顧我，沒有搬回娘家住，而是在我學校附近租了一處房子。上學的日子我就與她同住，周末再回南頂路的家——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南頂路的家。
母親租的房子租金不貴，那是座1956年建成的老式筒子樓，據說早先曾是蘇聯專家的辦公樓，就在西單電報大樓的附近，透過窗子可以直接看到長安街。但房子內部的環境卻實在是糟糕：樓道裏黑漆漆的，樓梯的木質扶手斑駁不堪，牆壁上滿是陳年油泥，持續散發著難聞的味道。房間內沒有上下水，每層樓隻配備一個廚房和一個廁所，居民們共用，洗澡的話需要去外麵找公共浴池。
那時我正值青春期，每天課餘時間都泡在足球場上，經常跑得一身臭汗。為了第二天不頂著黏成綹的頭發去上學，我隻好拎著暖壺到公共廚房的大水池洗頭擦澡。有時熱水不夠用，我就用冷水洗頭，為此沒少挨母親的罵。
我故作輕鬆地對母親說：“溫州人在南頂不也這麽洗澡？他們行，我也行。”母親啞然，我卻能看出她眼裏的愧疚。我難以想象當初“小溫州”在如此不便中生活的心情，隻覺得他們家為了賺錢甘願忍受這些醃臢，實在令人佩服。
這樣的日子並沒有過太久。半年後，母親再婚，開始與新任丈夫同居，我又徹底搬回了南頂小區的家。
4
興許是與母親在出租屋的日子過得艱苦，再次搬回南頂路後，我開始格外珍惜眼下的生活，對錢的事也多了份敏感。
2010年，父親也再婚了，由於繼母沒有工作，一家人的開銷都由父親獨自承擔，我們的日子過得捉襟見肘。新衣服和好看的文具成了一種奢望，一身廉價運動服和洗得發白的舊書包常讓我在同學麵前無地自容，我開始盤算著怎麽能賺到點錢。
一開始，我想到要去街上的餐館或其他店鋪打工。奧運會後，南頂路的變化不小，商業氣息逐漸濃厚起來，除了街兩旁建起了兩棟新樓外，一些餐館、娛樂城、網吧也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街東口的海鮮市場對麵還開了一家麥當勞。我曾厚著臉皮一家店一家店地挨著問過去，但這些店鋪不是不缺零工，就是不接受16歲以下的打工者。
想來也正常，盡管這時的街道依然吵鬧，但嘈雜人聲中的溫州話比例沒那麽高了，逐漸有東北、四川、河南等地區的方言聲加入，似乎全國各地的打工者都盯上了這片房租窪地，紛紛搬到這裏生活和工作——那些不需要學曆的工作，大概早就被搶光了。
偶然間，我發現電線杆上張貼了一些招工廣告，打電話過去，對方要我到網吧和附近的酒店發傳單，一小時30塊，聽上去十分合算。等見了麵，從對方手上接過的竟然是一整遝印滿“包小姐”的黃色卡片，嚇得我扭頭就跑。
這些失敗的經曆讓我很灰心，沒課的時候我就到海鮮市場對麵的麥當勞點上一杯可以免費續杯的咖啡，坐在二樓落地窗前的位置俯瞰樓下的車輛和行人，偶爾站起來凝視遠方，假裝自己是一個已經功成名就的商人——窮，給了我細膩的心思和埋藏在心底的秘密，那時我用想象力來保護自尊心。
那年夏天，為了躲避和繼母共處時的尷尬氣氛，整個暑假我幾乎都泡在麥當勞裏寫作業、看小說。某天，我照例拿了作業去麥當勞，正端著咖啡往座位走，遠遠地就看見了長高一大截的“小溫州”戳在那兒，靦腆地衝我笑著。
“小溫州”告訴我，這幾年他爸爸的生意做得不錯，鋪子也從小商品批發市場換到了往北1公裏處的更大、裝修更豪華的“百榮世貿”。現在他家在“珠江駿景”買了新房子，早就不住南頂路了——那時金融危機的餘波已經逐漸消散，北京的房價像坐了火箭般飛升，我家小區裏的老舊公房漲到了1萬多元一平，挨著南三環的“珠江駿景”更是直接漲破2萬元的大關，在北京南城貴得獨樹一幟，在那裏買房的，大多都是溫州生意人。
現在趕上假期，“小溫州”就從老家過來和父母團聚，今天過來這邊隻是為買點海鮮。我和他說了我想賺錢的事，沒想到竟與他一拍即合——他也想利用這個假期做點小生意。
我開玩笑道：“能在珠江駿景買房的有錢人家的少爺，還缺這點錢？”
他也不惱，隻淡淡地說：“那是我爸的錢，不是我的。”
一如他曾經的回答。
我們決定在麥當勞附近擺攤賣玩具。那兩年，南頂路湧入了大量外來打工的外地人，小吃攤和小餐館遍地都是，麥當勞門前這一塊儼然成了一片夜市區，一到傍晚，人流量極大，帶孩子來遛彎兒的女人們絡繹不絕。
起初，我考慮賣女裝和小飾品，但“小溫州”主張賣玩具，原因很簡單：女裝和飾品的花樣繁多，而且還有著多個尺碼，手裏免不了要積壓大量的貨物，對資金和場地來說都有不小的要求，不太適合我們這樣的新手。最重要的一點，“做熟不做生”——他想賣的木質立體拚圖，我和他都買過、玩過，他還知道大致的進貨價。
“小溫州”在他家曾經開店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找到了一家相熟的店鋪，以極低的價格批發了一批木質立體拚圖，我們每賣出去一個，能賺5到10元不等。
一開始，我們的小生意確實不錯，一晚上的收入少則三五十，多則能上百，均分後我們各自的利潤依舊相當可觀，性價比遠高於在麥當勞打時薪13塊5的零工。我和“小溫州”分工明確，他負責拿貨和叫賣，我負責拚那些用來展示的樣品和記賬。一晚上在說說笑笑中就能把錢賺到手，這種當老板的滋味讓我和“小溫州”都十分享受。
我們的小攤擺了1個月左右，火爆的生意終於引來周圍攤主的眼紅，聯合抵製行為從霸占我們的攤位逐漸升級到詆毀和辱罵，每當有顧客來挑選商品時，他們就會在一旁搗亂。我們還接連遭遇收到假幣、突如其來的城管抄攤以及小混混騷擾等麻煩，生意自然也做不下去了。
“關店”那天，“小溫州”紅了眼眶，咬牙切齒地把舉報電話打到了城管隊，不多時，一整條街的商販都被清理掉了。
我驚訝於他的做法——秋天要到了，來遛彎兒和買東西的人越來越少，現在結束算不上可惜。“小溫州”卻認為那些人必須付出代價，在他看來，太善良的人注定會被人欺負，“正是因為我們假期要結束了，我的報複才會這麽‘溫柔’”。
我不知道該怎麽回答，一方麵覺得這違背了我所接受到的“以德報怨”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麵，我又想起了那位和善的老李——如果他當初也能像那群被迫下崗後去廠裏鬧事的人一樣，或許也能獲得更多利益，進而擁有一個更安逸的晚年。
那天晚上，“小溫州”坐在路邊的台階上，眼睛亮晶晶的，望著遠方說：“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們本地人這麽好命，我們必須拚盡全力才能在這個城市立足。”
他好像是在跟我說話，又像是在自言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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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結束，我和“小溫州”互相留下了QQ號，他照舊回老家念書，我的生活卻再次發生了變化。
繼母生下妹妹，日子過得越發拮據，我們擠在一間40多平方米的屋子裏，諸多的不便也就顯現出來：我每天要去上早自習，走得很早，洗漱出門的聲音常常把一家人吵醒，而妹妹每晚的哭鬧又吵得我難以入睡，時間久了，我和繼母都難免心生怨念。父親幾次委婉地要我搬到一樓的奶奶家，我卻因為舍不得這個伴隨著童年回憶的房子裝聾作啞。
或許是我的幸運，也或許母親的不幸，就在我左右為難時，她在2012年再次離婚了，在南頂路上找了處房子搬了回來。她借口說這裏的租金低廉、交通方便，我卻知道她是在心疼我——她知道我不願意搬離這熟悉的地方，所以為了和我生活在一起，寧肯多付一些房租。就這樣，我從父親的家再次搬到了母親的出租屋。
這一年，我考上了一所重點高中，學習成績還算不錯，隻是對我來說，錢依然是個大問題。在敏感的青春期，同學一句半開玩笑的“你的鞋也太土了”就足以讓我難過一周。我迫切地想要擁有和同學們一樣好看的名牌籃球鞋，更羨慕那些可以把新款手機帶到學校的同學。
可我知道，母親隻是一名普通教師，每月的工資支付完房租和我們娘倆兒的生活費，所剩無幾，而父親給我的零花錢又僅夠我交學校的午餐費外加買些學習用品。
所以，想要什麽東西時，我隻能自己賺錢去買。
高中學業繁重，想擠出大塊空閑時間去打工是不可能的。不過，有了和“小溫州”擺地攤的經曆，我開始盤算著做一門可以用零碎時間打理的生意。我想起“小溫州”爸爸說的“做熟不做生”，決定從我熟悉的電子遊戲下手。
我記起離小商品批發市場不遠的地方有一座電子城，部分店家專做二手遊戲機的生意。彼時，一套全新的xbox360遊戲機要賣到2000多元，二手品相好的也要賣到1500元左右。而從那些店主手裏以批發價購買一台隻需要450元，再配齊線纜和手柄等配件，總價800元出頭。我在QQ上向“小溫州”學習生意經，他隻送給我三個字：“不壓貨。”——遊戲機的進貨單價太高，對於我這種沒什麽資本的學生來說，一旦滯銷，會給資金流帶來致命的打擊。
那時網購還沒有大範圍流行起來，專做二手生意的“閑魚”也還沒問世，人們想購買二手物品，基本都是從58、趕集網上搜尋信息。我拍攝了一組遊戲機的照片，然後在網站上發布了二手轉讓信息，每當有人聯係我購買時，我再到老板那裏進貨。這樣，一套遊戲機包裝一下，轉手賣出就可以賺500元左右。這個偏門兒的賺錢生意，我一做就是一年半，在17歲那年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一次在回父親那裏吃晚餐時，他偶然發現了我包裏裝的遊戲機主機，以為是我偷偷買來玩的，便長籲短歎地埋怨我不好好學習，還學會了亂花錢。我向他解釋了原委，本以為他會對我的生意頭腦大加讚賞，沒想到他竟勃然大怒。他說，我現在已經快高三了，學習才是最重要的事，未來努力考上一個好大學，然後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才是正路。
話不投機，說到激動處，父親甚至揚起手來要揍我，卻被我一把攥住推了出去。看著父親驚詫的目光，我意識到他已經不再是自己印象中那個不可冒犯的男人了。為了掩蓋失控的情緒，我拎起背包落荒而逃。
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為這些年積攢的委屈而難過，還是在為父親的衰老而悲傷。此刻，我隻想遠遠地逃離他。
2015年夏天，我高考分數不錯，足夠考上本地一所心儀的大學。在報考大學的專業時，我刻意沒有選擇父親看好的建築工程類專業，而是選擇了他強烈反對我報考的工商管理，主修文化產業管理這個“萬金油”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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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後，母親靠著公積金貸款買下了南頂路西口的一處小一居。由於和父親的關係緊張，我很少再回南頂小區裏的家了，除了要學費外，幾乎不主動聯係他。
我原指望開學前通過倒騰二手遊戲機再賺一筆零花錢，但那一年，淘寶旗下的“閑魚”上線了，二手商品的信息越來越透明，我這樣的個體中間商再沒有賺取暴利的可能。正在發愁之際，我在學校貼吧裏刷到了往屆新生抱怨學校超市賣的床上用品質量差、價格高的帖子——我知道在電商的影響下，去丹陛華光顧的人已經越來越少，攤主們的生意都很難做。為了搶生意，他們的出貨價甚至比1688網上的還要便宜。
說幹就幹，我去丹陛華批發了許多單人床上用品，以及充電台燈、暖壺、耳機等學生必需品。不出所料，開學那幾天，我靠著賣這些貨，結結實實地賺了一筆。
我開心地給“小溫州”的QQ留了言，卻沒有得到任何回複——不知從何時起，他也再沒上線過。照著他留給我的號碼打過去，對麵已經成了空號，我和他又失聯了。
大學裏，我參加了許多社團，開始參與各種有趣的活動，像是報複般地彌補從前所缺失的快樂。等這樣的熱情褪去後，我開始和大多數同學一樣，按部就班地寫論文、實習、答辯，然後畢業。
2019年夏天，我進入一家央企，做紀錄片導演的助理，需要經常加班，每晚回家都累得半死。為了每天能多睡一會兒，也為了有個獨立空間，我搬離了母親的一居室，和朋友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處房子。
導演助理的工作遠不像行外人想象的那麽有趣，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給攝像師拍攝回來的素材“編號”，然後剪輯一些沒什麽人愛看的拍攝花絮。這份工作收入不高，但勝在穩定，父親和母親對此都很滿意。可是在工作時，我總是聯想到那些在肉聯廠工作過的工人們，覺得在格子間裏對著電腦敲字的我，和當年車間裏切割豬肉的工人沒有任何區別，盡管餓不著，但手中也沒有餘錢去享受更好的生活。
我也想起了放棄創業的父親，想起了我們曾經度過的那些拮據的日子，甚至還想起了那個總是在打酒路上的老李——或許若幹年後，我也會被時代無情地拋棄，活成他們的樣子。
我不甘心。
這一年，短視頻的風愈吹愈烈，我內心的某個部分像是突然被喚醒了一般，開始蠢蠢欲動。嗅到商機的我，果斷辭掉剛幹了幾個月的工作，和一個大我幾歲的前輩開始創業做自媒體。
我們沒有太多啟動資金，租不起像樣的辦公室，我再次把目光轉向了南頂路。
小區裏那些破舊低矮的平房區已經被整肅一空，想租到便宜的房子當辦公室是不可能了。但是附近的底商一般都有獨立的地下室，一些商家會選擇出租。我們在麥當勞的旁邊找到一家開在地下的桌遊吧，和他們合租了地下室——說是合租，其實隻是租了人家的茶水間，一個月350元。一間屋子三個門，四麵透風，冬無暖氣，夏無空調，沒有衛生間，內急時我們隻能借用樓上餐館的廁所。一開始，每次進門被熱心的服務員詢問“您是堂食還是打包”時我都無地自容，後來我的臉皮已經厚到和她們打趣道：“堂食，謝謝。”
我們做的內容與足球等賽事相關，熬夜看比賽、通宵寫稿做視頻就成了日常。結束一夜的工作後，我和合夥人坐在“迎春麵館”吃著麵，想：我終於過上了溫州人那種起早貪黑的日子——那種本地人所不屑的生活。
我們做的內容由於題材範圍太窄，很難獲取到巨大的流量，收益也僅僅來源於平台的流量分成，每月營收僅能維持我倆的生活。諷刺的是，我們賺到的最多的一筆錢，竟然是筆賠償款——樓上酒店裝修導致我們天花板掉落，砸壞了一些拍攝器材。
那段時間，每天一睜眼，我就去看各個賬號的流量情況，然後盤點後台收益，看是否夠付當天的生活費。幹了9個月，眼看著進賬的金額越來越少，我們再難支撐下去了。疫情來臨，根據防疫要求，我們所在的地下桌遊吧被要求停業，我和合夥人索性散了夥。
這一兩年，當無數做類似內容的自媒體賬號瘋狂收割流量時，我和合夥人一邊歎息我們的創業項目“生不逢時”，一邊感慨自己終究不像踏中了改革開放浪潮的溫州商人那樣幸運。
7
這次創業失敗後，我和合夥人都重返職場，但自由散漫慣了的我既瞧不慣中庸的領導，也難以忍受“躺平”的同事，沒過多久，我就再次辭職創業，繼續投身於短視頻。這一次，我選擇了更容易變現的測評領域。
很多朋友勸我不要在這時候創業，經濟下行疊加疫情的影響，想要幹出點名堂，實在太難了。我卻覺得低迷的市場中往往隱藏著更大的機會。所幸我這一次的選擇和堅持是對的，第一個賬號花了2個月的時間就突破了30萬粉絲的大關。一時間商業推廣的單子不斷，投資人也循聲而至——而且，投資方還提供了一處位於崇文門的辦公室，我不必待在南頂路陰冷的地下室辦公了。
2020年，父親一家賣掉了南頂路的老屋，搬到了郊區的大房子裏。盡管我們父子之間的矛盾早已消散，但感情上卻始終疏離，平時很少通電話，加上我對繼母和妹妹也沒有什麽深厚的感情，因此，隻有逢年過節，我才會去父親那裏探望一下。
我的房子也到了租期，退租後我在二環邊上租了一個小loft，價格很高，但勝在交通便利。休息日，我常常去逛博物館，去小酒館聽LiveHouse，日子比以前過得有滋味了許多。
周末的時候，我偶爾回去和母親吃頓飯。她依然單身，但過得很快樂，不再如年輕時那樣強勢，隻等著過兩年退休後頤養天年。她對我創業的事很支持，但並不像曾經對待父親那樣對我抱有很高的期待，隻是希望我能夠平安、健康、快樂。
一個尋常的下午，閑聊的合夥人們不知怎麽突然聊起了“鳥巢”施工時的詭聞，有人感歎，北京城隻剩了一座“北頂”娘娘廟。我突然有些感傷，心裏說，其實以前的“南頂”娘娘廟才是真的靈驗，便端著咖啡杯走到落地窗前，俯瞰著街頭匆忙的路人。正在一邊打印資料的運營小夥兒問我怎麽了，我想了想，沒頭沒腦地跟他說了句：“我小時候也喜歡這麽站在落地窗前。”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念“小溫州”。我嚐試通過QQ聯係他，無果後，又冒昧地去了他爸爸在珠江駿景的家——可那裏住的不再是“小溫州”的爸爸，隻是屋主依然是個溫州人。他用帶著濃重溫州口音的普通話告訴我，“小溫州”一家把房子賣給了他，據說是當時資金周轉出了困難，不得已賣房變現。
我一算時間，正好是2015年，也就是我與他失聯的那個假期。房主翻箱倒櫃找出個筆記本，裏麵有當年記下的“小溫州”爸爸的聯係方式。我打過去，電話裏傳來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你好，我是陳誌雄，你是哪位？”
那天，我倆聊了很多，聊過去，也聊彼此近年來的境遇。他告訴我，當年他爸爸投資失敗後賣房變現，但依然欠了不少外債，他隻得放棄讀書，南下廣州，跟著遠房親戚做生意，然後慢慢還債。後來，他爸爸在北京的店鋪因為網店的衝擊越做越差，被迫關閉，轉讓給了一位年輕的同鄉商人。債務還清後，他沒再從商，而是在複讀後順利考上了大學。再後來，他考上了當地的事業單位，有了份穩定的工作，如今已然是兩個男孩的爸爸了。
我由衷地為他高興，也想起這些年南頂路的變化——從2014年起，北京市政府開始了“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工作，南頂路附近的溫州鞋城、天藍尾貨等原先溫州商人紮堆的商城已全部強製關停，原來赫赫有名的“福成服裝大廈”也從皮草批發商城搖身一變，成了豐台區政務中心。大紅門地區正不可逆轉地褪去它原有的浙商味，或許“小溫州”爸爸這樣當年早早退場的商人，損失反而是最小的。
盡管如此，我還是不免有些遺憾。在我眼裏，“小溫州”聰明又肯吃苦，如果去做生意，一定是個出色的商人，如今平淡的生活，真的是他所追求的嗎？
他似乎也察覺到了我的疑慮，在那頭笑笑，隻說了句：“我們現在追求的，可能都是小時候的自己所羨慕的生活吧。”
我也笑了笑：“是的，有時候人在故鄉也會被他鄉的精神所滋養。”
掛了電話，我打開蘋果官網，下單了一台心儀已久的iPad，在備注鐫刻內容時，我寫下了這樣的一行字：籠雞有食刀湯近，野鶴無糧天地寬。
（本文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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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她連小學都沒念完，卻愛上了讀書寫作。其實以她現在的水平隻能稱之為文學愛好者，但本市的文學愛好者們都喜歡互稱為作家，她本人也覺得自己算是作家，那就姑且稱她為作家吧。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2010年。那年初夏，我去一家羽絨服廠打工，這家廠子位於廢棄的縣民政局大院，我就住在原民政局長的辦公室裏，經常會有年輕的男女來敲門，問我在哪裏辦結婚證，我就把去民政局新址的路指給他們。
舊民政局的門前是菜市場，非常熱鬧，我喜歡站在門口看街上的眾生相。有一個中年女人很特別，長得高高瘦瘦的，身材很像張愛玲，總喜歡穿長及腳踝的花裙子或旗袍。別的女人要麽帶著娃兒，要麽牽著老公的手，而她從來都是一個人，安安靜靜、不緊不慢地走著。她買菜不還價，也不跟菜農爭論，買好了菜就安安靜靜地離去了。
後來我知道她就在舊民政局附近的東紅大道邊上開著一家理發店。我散步的時候經常從她的理發店門前過。店很破舊，隻有她一個人，不到20平米的店麵分成裏外兩間。裏間很小，有一張小折疊床，一張小電腦桌，電腦桌側麵的牆上有一個小書架，書架上有幾十本書。因為這幾十本書，讓我覺得她很特別，每次路過理發店時都忍不住要扭頭往裏看看她在幹什麽——店裏的顧客不多，幾乎每次路過，我都看她坐在電腦桌前揮著雙手打字。
2011年年初，我在糧庫家屬院買下一套破舊的小房子，之後經常在外麵打工，小房子就租給別人了，一直到2017年底我才搬了進去。閑來無事時，我喜歡在樓下的東紅大道散步，路麵寬闊整潔，雙向六車道，兩邊長著高大的懸鈴木，樹蔭下開著很多小店，賣鮮花的、賣茶葉的、賣鳥魚的……
聽家屬院裏的老太太講，幾十年前，東紅大道可不是這個樣子。那時路還是砂石路，坑坑窪窪的，隻有兩車道，路兩邊有很多發廊，掛著“理發”的招牌，幹的都是違法的勾當，“個個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院！”這些小店往往到傍晚才開門，曖昧的紅色燈光從玻璃門裏透出來，年輕漂亮的小姐們就坐在店門口，向過路的男人們招手、拋媚眼兒，要是哪個男人對她們笑一笑，她們就會站起來拉這個男人，不管老少，拉到屋裏就脫衣服。
這種以賣淫為主業的小發廊現在還有一家，位於大道東頭的大橋下，裏麵有兩個濃妝豔抹的中年女人，偶爾有建築工地的農民工進去消費一下。那個愛讀書的女人開的小理發店也還在，我散步從店前路過時，扭頭往裏看看，那個女人仍和以前一樣，還在坐在電腦前打字。我很想進去跟她聊聊天，問她是不是在寫作，可不好意思——她的小理發店裏麵還有一張小床，讓我懷疑她不是正經女人，實在鼓不起勇氣走進去。
一天下午，我瀏覽博客時，突然看到一篇小故事，故事的作者是個開理發店的女人，她的理發店對麵是糧庫。有一天，一個糧食販子來賣糧食，他把賣糧得來的錢裝在編織袋裏，怕別人搶走了，就來到理發店，把錢袋子塞在店裏的小床下，讓她幫忙看著。糧食販子走了，她就趴在小床上盯著床下的錢袋子，她可想把錢袋子拿走，理發店也不要了，她想起離婚時法官說她沒房、沒錢、沒工作，就把兒子判給了丈夫，現在如果把錢袋子拿走，她就可以用這袋子錢要回兒子。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她最終也沒敢拿錢袋子。
看完這個小故事，我懷疑作者就是我散步時經常看到的那個理發店的女人，因為那個理發店的對麵正是糧庫，而我就住在糧庫家屬院。我又點開作者的其它博文，一篇篇看下去，連看幾篇，我越發確定，就是那個理發女人。我一直看到傍晚，把所有的博文都看了一遍。有一篇文章挺長，故事也不錯，於是我決定去找她聊聊，問問她是否願意往一個欄目投稿。
幾十米的距離，很快就到了。我和她聊了聊，得知她寫作已經有10多年了，隻掙過幾十塊錢稿費。她投出去的稿子大部分都沒能發表，有些在本市的小報上發表了，卻沒有一分錢的稿費。她說，能發表出來她就很開心了，稿費是從來不敢想的。
她還自費出版過一本散文集，40多萬字，印了1000本，花了2萬塊。她到處賣書，微信群中的“文友”買了一些，她又送了一些。我們這裏有一個人在北京當記者，看了她的散文集，深覺底層創作的不易，就給她捐了3000元，鼓勵她繼續寫下去，但她沒要。
到我來找她這天，散文集還有一大半沒有賣出去，我也花40元買了一本。晚上躺在床上翻了翻，大部分在博文中已經看過了。有一部分內容很不錯，有很多真實又動人的小故事，大多就是每天發生的日常小事，她以日記的形式寫了下來，大量使用本地土得掉渣兒的方言，有些方言用字還不準確，如果是外地人，根本看不懂。比如：爪把寬，其實是“拃把寬”，就是一拃多寬的意思；又比如：打挑瓜，這個方言當地年輕人都很少用了，我猛一看，愣了幾秒鍾，才反應過來是“裸體”的意思。
她在博客上把每天發生的事都寫下來，連我那天去找她也寫下來了：“理發店不大，方寸之地卻是市井江湖，以為自己早已習慣江上往來人，沒想到遇著個同類，他愛好讀書寫作的精神也讓我感動。傍晚，天氣悶熱。我在理發店清掃毛茬子，有個高個子、高鼻梁、濃眉大眼的年輕帥哥站門口……”
2
看完她的散文集，再結合她的幾百篇博文，我大概了解了她的故事。
理發店周圍的鄰居喜歡叫她“燕子”，不知道的還以為這是她的乳名。其實她的乳名叫“三兒”——她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姐姐，下有兩個弟弟，孩子多了，身為鄉村民辦老師的父親連乳名也懶得取了，就直接叫她“三兒”。
1979年初夏的一天早上，父親給大姐和二姐講周敦頤的《愛蓮說》，8歲的她也坐在旁邊聽得津津有味。父親突然停了下來，對著她說：“三兒，你不上學，聽這個沒用，你去放牛吧。”
盡管很不情願，可她不敢違拗父親的命令，隻得牽著水牛走向田野。她渴望上學，就牽著水牛去學校周圍放，聽著學校裏傳出來上課鈴和學生們的讀書聲，她就難受得趴在地上哭，或者揮舞著棍子，掃向無辜的野草。
第二天早上，她看到被自己打斷的野草又冒出了新的嫩芽，有些感動——這些野草有著多麽頑強的生命力啊，她要向野草學習，無論受到什麽樣的打擊，都要好好活下去。
她去求母親，母親可憐她，跪在她的父親麵前央求：“我曉得種地打糧食填飽肚皮重要，可認字的人眼是亮的，心是明的，就讓三兒讀幾年書吧。”父親這才勉強同意她上學，幾年之後，母親去世，沒了庇護的她再也沒能踏入校園。
她仍舊在家放牛，幫父親做農活。小時候一起玩耍的小夥伴們有的讀了初中，有的讀了中專。他們外出打工，見了很多世麵，說城裏有樓房，有很多汽車，還有比村莊還長的火車。城裏還有旅館，旅館裏有電視機，電視機很神奇，可以看電影。說得她也很想去城裏，去見見世麵。
1989年夏天，鄉下大旱，很多莊稼都旱死了，村莊裏的年輕人活不下去，都紛紛往城裏跑。也就在這一年，18歲的她瞞著父親，跟著村裏的年輕人一起來到縣城。
那是她第一次進城，縣城並不如她想象的那般美好，有很多破瓦房，公廁很髒，進去之前要把褲管挽起來。路上雨天到處是泥水坑，天晴了，一陣大風刮來，吹起的沙石和垃圾迷人的眼睛。
可相比於農村，她還是喜歡城裏，因為城裏有自來水，輕輕一擰，嘩嘩的水就不停地流。那一刻，她發誓，這輩子要留在城裏，再也不想回農村種田了，再也不想被螞蟥叮咬了，再也不想被毒辣辣的太陽曬得冒油了。
她連小學都沒畢業，也沒有技術，想留在城裏談何容易。隻能在朋友的介紹下，去飯店裏洗碗掃地，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來，工資卻很低，刨去日常花銷幾乎不剩下什麽。幹了幾個月，她拿著丁點積蓄，又找朋友借了些，去技校交了學費，想學裁縫。可她不會數學，算不好數，學不會量體裁衣，技校不肯退學費，她隻好改學理發——教理發的老師說，理發不需要文化，一天學沒上過的也能學會。
她回到老家，爺爺得知她學了理發，就坐在門檻上破口大罵，還把破布鞋脫下來，對著她砸過去：“我們家幾輩人的臉都被你個死女子丟完了，你咋不去死喲！死遠些，別叫老家夥瞧著你。唱戲的、剃頭的、削腳的，都是下九流，吃飯不能坐席，死後不能進祖墳！”
可她不學理發又能學什麽呢？手藝學成，她就在東紅大道邊租了一間小房，開了一家理發店。她沒有想到，從這年開始，她再也沒能離開東紅大道。
剛開業不久，燕子就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一個男顧客來理發，理完了，還讓她給掏耳朵。她不願意，說自己沒給人掏過，也不會掏。可那男人非要讓她掏，還說不掏不給錢。沒有辦法，她隻好給他掏，結果耳朵出血了，那人讓她賠1000塊錢。燕子拿出所有的積蓄，又借了些錢，總共湊了400，才把他打發走。
過了好些天，她還是心疼那些錢，那時候理一個頭才1塊5，攢400塊錢多不容易呀！
事情還沒完。一個月之後，有一個來理發的顧客提起那個男的，說他就住在不遠處的河邊，本來就有病，好多年了，家裏為給他看病，窮得連肚子都吃不飽。他去打工也沒有勁兒，就想辦法在外麵訛人家的錢。又說，他那個病不能出血，一出血就止不住，人已經死了好幾天了。
燕子嚇得目瞪口呆，好長一段時間都休息不好，每天一睡著就會夢見那個男的一隻手捂著血淋淋的耳朵，一隻手伸到麵前向她要錢。
3
離燕子的理發店不遠處還有一家小理發店，店主也是個女人，跟燕子一樣，隻讀過小學，因為喜歡看《讀者》，就被燕子叫做“讀者女人”。她常來找燕子玩。她看燕子心情不好，就拿來一本《讀者》給燕子，說，別胡思亂想了，閱讀吧，經常閱讀，你就不會做噩夢了。
讀者女人很早就在東紅大道開理發店，一個離婚的女人，無權無勢，經常受欺負，被嫖客騷擾。以前沒離婚時，她的婆婆讓她把掙的錢都上交，她不答應，婆婆就說她胳膊擰不過大腿，還拿著她的身份證去找人給她算命。算命先生說，她早晚會跟野男人跑，讓她兒子趁年輕趕緊離婚。在婆婆的挑唆下，丈夫和她很快離了婚，孩子也被判給了男方。
讀者女人沒有再婚，她在這裏開理發店，主要是想守著她的兒子。前婆婆經常攛掇著孩子找她要錢，還說她的壞話，說她不是一個好女人。有一次，兒子打電話找她要6000塊補課費，說他爸爸開車辛苦，為了他上學，房間裏沒裝空調，奶奶有病，為了省錢給他上學，舍不得去打針，埋怨她沒給錢……她很生氣，對兒子嘟噥道：上個學期給你幾千塊錢，我又不是造錢的。你爸養女人有錢，養你就沒錢了？她罵了兒子，兒子跟她對罵。事後，她又為孩子的品格擔憂，找到兒子，給他道歉。
在讀者女人的影響下，慢慢地，燕子愛上了閱讀，還去新華書店買了《平凡的世界》和一本新華字典。遇到不認識的字，她就查字典。這本書成了她的枕邊書，陪她度過了好幾年的時光。這期間，她還和一個當搬運工的小夥子談起了戀愛。盡管父親反對，她還是嫁給了他，並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可沒幾年，他們又離婚了。兒子被判給了男方，她一無所有。這次婚姻給她帶來很深的傷害，讓她懼怕婚姻，從此有了一個人生活、一輩子和文學相伴的想法。
過了幾年，理發店繳的稅少了，她就每月給自己買一本《讀者》。沒有顧客的時候，她就拿著雜誌靠在門口的懸鈴木上讀舒婷和顧城的詩。有的顧客來理發，看見沙發上擺著《讀者》，就隨手拿起來看：“你一個理發的女人看《讀者》，品位不低呀！”她隻得笑著應付：買回來是裝飾門麵的。
後來她又在理發店的角落裏擺了一張小桌子，把自己喜歡讀的幾本書和雜誌都擺在小桌子上。沒有顧客上門的時候，她就趴在小桌子上看書寫字。有次看見兩個男顧客進來，她忙把寫好的小文章揉成一團，往垃圾桶裏扔，沒扔進去，就掉在了旁邊。一個男人撿起她扔掉的紙團，展開了看，說，這是你寫的呀，寫得不錯，我拿去幫你修改一下，可以發表。一個月之後，那個男人又來了，還給她帶來一份本地的小報，她見到自己的文章真的變成了鉛字。盡管沒有一分錢稿費，還是欣喜不已。
男人平時也喜歡寫點小詩，他知道燕子喜歡看書，就經常把單位裏的廢報紙拿給她閱讀，鼓勵她多讀多寫。
男人說：你要是能把宣傳稿寫好，以後就能寫好散文和小說了。
又過了段時間，離燕子的理發店不遠處又開了一家小理發店，店主是個大辮子女人。她不怎麽會理發，那隻是她皮肉生意的幌子。女人長得並不好看，所以她賣得很便宜，10塊20塊都不嫌少，70多歲的老頭子來了她也不嫌棄。有時候嫖客和大辮子女人在理發店裏打起來了，女人哭聲淒慘，可周圍的鄰居沒有一個人去看一眼。大家都看不起她，生怕和她有什麽瓜葛。所以女人總被打得鼻青臉腫。
取消農業稅那年，地稅局的王麻子仍然像往年一樣來收地稅。盡管不情願，燕子被催了幾次，也就把錢繳了。大辮子女人沒錢，也不想繳，就跟王麻子對罵了起來。燕子看著自己討厭的兩個人對罵，就站在門口看笑話。王麻子打電話叫來執法的人，說大辮子女人妨礙公務，得教她好好學習學習，大辮子女人一邊哭嚎，一邊被執法的人拖上了車。
後來，一個來理發的顧客跟燕子談起大辮子女人，說她的男人是個窩囊廢，掙不來錢，不管孩子，也不養老婆，隻喜歡喝酒，家裏主要就靠大辮子女人的收入生活。燕子聽了心裏又很不是滋味兒，覺得自己不該嘲笑人家——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誰也不願意那樣生活呀。
4
燕子一個人開理發店，經曆了很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
她經常把洗幹淨的毛巾曬在理發店門口，這樣毛巾有太陽的味道，顧客很喜歡用，但城管不允許她把東西放在店門外。
每次看見城管開著執法車來了，她就得急忙收起毛巾往屋裏跑。那群城管追到屋裏，搶奪她的毛巾，她搶不過，隻能讓他們把十幾條毛巾搶走，扔進執法車的後鬥裏。
有時候，城管連她放在門邊燒水的鋁鍋和煤爐子也搶走。城管開著車走了，她就在後麵追。城管說，別追了，想要就拿錢來城管局贖。她隻能放棄追趕，回到店裏哭一陣，再去市場買新的。
如此幾次，她掌握了城管來的規律——他們中午休息，於是她就在中午曬毛巾，估摸著城管要上班了，就趕緊收回來。有天中午，她去了一趟公廁，隻幾分鍾的時間，回來一看，十幾條毛巾又沒了。隔壁裁縫店裏的女人告訴她，今天城管提前上班了。她不敢再把毛巾曬在門口了，隻能放在屋裏陰幹。很多顧客都說，陰幹的毛巾有一股黴味兒，可她也沒有辦法。
後麵家屬院的一個阿姨建議她把毛巾曬在家屬院裏，她聽從了建議照做了。等到天快黑的時候她去收毛巾，卻隻看到空的竹夾子在風中晃悠。她哇的一聲蹲在地上哭了起來，一個女人跑出來問她怎麽啦？她說，才買的新毛巾，隻洗過一次，又被人拿走了。那個女人跟著她問，你是不是懷疑我們家屬院裏的人偷的，你懷疑誰，說出來。她忽然覺得這個女人的臉極其醜惡，嚇得一句話不敢說，隻拿著空夾子回去了。
隔壁發廊的*****經常來燕子的理發店裏搶客人，看見個男人進來，就跑過來坐在男人的腿上，嗲聲嗲氣地說：呦，哥哥來了……以及一大堆不堪入耳的話，說著就把客人拉走了。燕子氣不過，跟一個*****吵了起來，*****就慫恿著和她相好的嫖客，把燕子打得身上青紫。
那時候燕子年輕，放不開，要麵子，總覺得跟一個男人在街上打架實在太丟人了，隻好忍氣吞聲。可她越是軟弱，別人就越欺負她。有一個長得高大黑壯的男人，一臉麻子，麵相凶惡，經常來騷擾燕子，讓她陪他吃飯，去開房。燕子不同意，麻臉男人就掐她，在她身上亂摸，讓她連想死的心都有了。
有一天，燕子靠著理發店的門回想，小時候她跟鄰居家的男孩子打架，每次都是她先動手，總能把那個男孩子打老實了，後來長大了跟村裏的老爺們打架，也沒怕過誰——那時候的自己多放得開呀，現在連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麽呢？
那一次，遠遠看見麻臉男人又朝著她來了，她想起六奶奶說的：既然要打架，就得先下手。於是拿著捅爐子的火鉗，像瘋了一樣衝過去，對著麻臉男人的頭上猛打，一邊打一邊大聲地叫罵著：“你媽上輩子做了什麽缺德事，這輩子咋生出來你這個人渣，禍害……”麻臉男人像條狗一樣夾著尾巴逃走了，從此沒再來找過燕子麻煩。
還有一個黑臉中年男人，晚上路過理發店門口的時候，經常像狗一樣對著理發店門口的懸鈴木撒尿，燕子很生氣，卻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中午，黑臉男人居然進理發店來了。燕子問，你是理發還是刮臉？黑臉男人涎皮賴臉地說：“我不理發，也不刮臉，我的黃瓜賣不出去，憋急得慌，特意來找你賣黃瓜，想要啵？”說著，手就往褲襠裏摸，燕子拿著火鉗把他趕了出去，他就破口大罵。
幾天之後，他又來了，說著更下流的話，還動手動腳起來了。燕子嚇壞了，忙喊她的鄰居尹姨。熱心的尹姨跑過來，黑臉男人一看，愣了一下，轉身跑了。燕子問尹姨，你認識他呀？尹姨鄙夷地說：咋不認識，他是檢察院的狗黑子……
幾乎每一天，都有嫖客上門騷擾，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乞丐，經常在這一片乞討，討到燕子的門上，燕子就常給他5毛1塊的。萬萬沒想到，有一天，他居然進來讓燕子給他按摩，還從破兜裏拿出一大把毛票，得意地炫耀著。燕子大聲讓他滾出去，他涎皮賴臉地站著不走。燕子氣急了，站起來對著他的臉狠狠抽了兩個耳光。還有一次，一個又高又胖、穿著袈裟的大齙牙和尚，也拿著一大把化緣來的毛票，笑嘻嘻地闖進來，嘴裏念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理發店的二樓是個招待所，老板是個女的，因為營生不正經，人們都叫她“銀老板”。燕子在理發店裏經常能聽到樓上小姐們和嫖客嬉戲打鬧的聲音。有一天，銀老板笑嘻嘻地進到理發店來了，挺神秘地跟燕子說：我給你介紹個好事兒，有個男的看上你了，願意出200塊錢。咱們是鄰居，我不要你的提成，錢都是你的，你跟我上去吧？燕子拒絕，銀老板又說：你這個破理發店連一樣值錢的東西都沒有，當今社會笑貧不笑娼，你還恁保守幹啥？
這個老鴇子說著就來拉燕子的手，燕子一把推開她，她就惱羞成怒了：“咋啦，你一個剃頭的，下九流，你還以為自己聖女呀？你給人家剃個頭多少還得用點兒本錢，弄這事兒又不要本錢，你那個東西又不是大米白麵舀一瓢少一瓢……”
燕子把她推了出去，她很生氣，後來就經常找茬，看到理發店的門口晾曬著毛巾，就把洗腳的髒水從二樓的窗戶倒下去，把毛巾衝得滿地都是；還把空調的滴水口對著理發店門口，把理發店弄得跟水簾洞似的。
5
那些年，城裏的戶口開始對農村開放，有很多人都買了戶口。燕子也非常想把自己的戶口買到城裏，因為經常有警察來查她身份證，見她不是城裏人，就讓她去辦居住證。要是有了城裏戶口，就再也不用受警察的刁難了，也不用回老家種田了。回了老家也有麵子，自己好歹是城裏人了。
燕子為了省錢買戶口，每天省吃儉用。她經常吃煮麵條，連油都舍不得放。也舍不得買菜，隻在門口的花盆裏種幾棵青菜，煮麵條的時候就擗一兩片葉子。理發店從來不裝修，有很多東西用舊了也舍不得換。
正當她一步一步實現著自己的夢想時，本市又開始創建衛生城市。工作人員闖到理發店裏，這塊蕩刀布太髒了，扔掉，就給扔進了垃圾桶，這盆花太難看了，扔掉，也拔下來扔進了垃圾桶。他們給她發了一張“美容美發消毒製度表”，找她要20塊錢。她很心疼，搞不懂一張紙為什麽這麽貴，都夠她吃好幾天麵條了。
年年“創衛”，每到逢年過節就大檢查，查營業執照，查衛生許可證，查工商稅登記證。她去衛生防疫站換《衛生許可證》，連著跑了8個上午，每天上午關門歇業，一分錢不掙，還得花車費。她哭著求他們，終於把《衛生許可證》辦下來了，回來的時候舍不得花錢打車，就步行往回走。走到半路，發現路邊的香樟樹長得很漂亮，就坐在香樟樹下寫宣傳稿，寫家鄉城市建設得多麽美好，多麽幹淨，她有多麽熱愛自己的家鄉。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本地晚報的編輯告訴她，這樣的稿子才是好的，隻有這樣寫才能發表。
為了寫宣傳稿，她想出去采風。白天理發沒時間，就晚上去。理發店不遠處有一座山，山溝裏新開發了一個風景區。打烊之後，她打車去了，在景區內各處轉了轉，然後坐在路燈下寫宣傳稿，寫風景區建設得多麽漂亮，市領導的決策多麽英明，人民生活在這裏是多麽幸福。寫完了往回走時，遇到幾個年輕的小混混，拿著刀子抵在她的脖子上，把她的錢包和新寫的稿子都搶走了，連她褲子口袋裏的十幾枚硬幣都沒給她留。
值得慶幸的是，小混混們沒有傷害她。她回來又把宣傳稿重新寫了一遍，寫完她也問自己：我生活在這裏幸福嗎？大辮子女人幸福嗎？讀者女人幸福嗎？既然我們都不幸福，那誰在幸福？
稿子順利地發表在本地晚報上，為了寫這篇宣傳稿，她被搶劫一空，可看到自己的文字變成了鉛字，她仍舊很欣慰，把這張報紙小心地珍藏了起來。
鬼節那天，好多人都在路口燒紙，燕子特別想念母親。走到一個路口，看到有人在路邊擺了一盤包子，她拿起來摸摸，還是溫熱的，就一個人蹲在路邊吃，有雞蛋餡的，有豬肉餡的，還挺好吃。
回到小屋裏，她開始寫自己的母親，寫小時候家裏窮，父親不讓她讀書，是母親用破褲子給她縫了個小書包。讀了一年，數學成績不好，父親大怒，一把把書包撕了，揪著耳朵把她提離地麵。母親再求父親，又把小書包縫好，她發奮學習，終於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母親很欣慰。母親為了讓她好好讀書，把她那份活兒也攬下來，起早貪黑地幹，為了省下錢給她讀書，有病了也不去看，她去給母親買止疼藥，回來母親已經死了。
她一邊寫一邊哭，用鉛筆寫了一篇，又用鋼筆把稿子謄好，寄給了她大姐。她大姐學問高，從小作文就寫得好，她想讓大姐幫她改改，再潤色一下，再投給文學期刊。她滿懷希望地等著，沒想到大姐回信說：你語言不行，鄉土話特別多……
她很受打擊，把這篇稿子壓到了枕頭下，又開始專心寫能發表的宣傳稿，還在好友的建議和幫助下，買回一台電腦，從頭開始學，先背26個字母，然後眼睛看著鍵盤，用食指一個一個地點，打字的速度還沒有她用筆在紙上寫得快。有好幾次她都準備放棄用電腦了，可在好友的鼓勵下，她又一次一次堅持了下來。幾個月之後，她終於學會了用拚音打字。
有了電腦，有了QQ，她就經常寫些小文發在“說說”裏，有很多關於妓女和嫖客的故事。有一個女網友讀了她的日記，建議她改變語言風格，說她寫得太粗俗了。
這個女網友師範學院畢業，之後一直在一個風景區當小學老師。風景區位於海拔700多米的山頂上，平時去山頂的大多是些遊客；而燕子所在的是海拔不足百米的東紅大道，妓女和嫖客成群。她倆就像一個在天上，一個在人間，女教師喜歡寫些清新淡雅的散文，和燕子所寫的妓女和嫖客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
燕子堅持她自己的寫作風格，女教師就把她拉黑了，她難過了好些日子，好不容易遇到一個文友，就這樣一拍兩散了。
好在還有讀者女人，還有一個叫花姐的“文友”，也跟她很談得來。很長一段時間，燕子為了多攢些錢買房，理發店經常關門很晚，花姐就經常來找她玩。在樓上偶爾傳來的不堪入耳的狎笑聲中，燕子和花姐一直討論著誰的文章寫得好、中國為什麽沒人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些問題，一談就是幾個小時。花姐說中國以後不會有人得諾貝爾文學獎，而燕子則說，以後中國會有人得的。
6
2012年，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燕子非常興奮，打電話叫來花姐，兩個人興奮地談了半夜，激動得直流淚。
從這天開始，燕子經常做夢，夢到自己也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也拿到了幾百萬的獎金。她再也不用待在這間破理發店裏了，再也不被嫖客騷擾了。她可以去看看貴州的貧困兒童，再給爸爸買些好酒，在家鄉的河邊建一棟小房子，推窗即可見河。每天穿得幹幹淨淨，不用為生計發愁，隻是讀書寫作，就這樣終老該有多好。
可惜這隻能是一個夢，夢醒來，她依舊還得依靠理發為生。
生意不好做，有很多熟悉的鄰居都走了。裁縫女人把店轉讓了，大辮子女人也走了，就連讀者女人也把理發店轉讓了。幾年前，讀者女人的兒子高中畢業了，長得比她還高。兒子考上了大學，去了別的城市，她也要跟過去，在那邊開理發店。兒子在哪裏，哪裏就是她的家。
臨走之前，她特意買了一本新的《讀者》來送給燕子，她們在一起聊了很久。分別之時，她抓住燕子的手，說：“你要常讀《讀者》，它會把你置於至純、至善、至美的淨地。保護好自己……”
兩個女人都非常難過，流下了眼淚。
燕子寫作已經20來年了，她最高光的時刻，是得了一個北京民間團體頒發的散文獎。
2015年，她看到那個民間散文獎征稿，就試著投了。編輯蘇老師得知她是個小學都沒讀完、以理發為生的女人，就給了她很多指導，還把其他參賽選手的文章發給她看。有一位作者是一家報社的總編，她寫自己的母親，寫母親生了大病，自己是如何精心照顧，令燕子非常感動。
這個散文獎主要是扶持底層的民間作者，燕子也獲獎了。編輯通知她去北京領獎，但沒有一分錢的獎金，路費、食宿費都自理。本地有兩位“文友”知道後，都勸她別去了，說：人家有單位的去領獎評職稱的時候還有點用，單位還能報銷點費用，你去領這個獎有啥用？她知道他們是為她好，也沒跟他們強嘴，但心裏還是決定去領獎——寫了那麽多年，好不容易得了獎，怎麽能放棄呢？他們不會理解這個獎對她意味著什麽。
為了去領獎，她還專門買了一套新衣服，然後在內衣裏縫著一卷辛苦積攢的鈔票，踏上了去北京領獎的旅程。她在北京見到了兩位名家，聽了他們的講座，其中一個演講時說，散文不能虛構，要有真摯的感情……課間休息時，燕子終於見到了那位報社的總編。她向人家問好，問對方的母親現在怎樣了？那總編說，你認錯人了吧？我母親好好的。她說起那篇散文，總編哈哈大笑，說那都是自己瞎編的，假的。
她一時間有些恍惚，搞不清散文到底能不能虛構了。
吃過晚宴，燕子把自己以為寫得較好的兩篇小文拿出來向蘇老師請教，蘇老師邊看邊搖頭，指著其中很粗俗的一些段落，不屑地說：你這東西要是叫XX老泰鬥看，他根本就不會看。燕子反駁說，蘇老師，我不服氣，然後蘇老師就不高興了。她這才明白，這是在北京，現在麵對的是大學裏的教授，不是在田間地頭，麵對著一群老農民，可以反駁，可以爭論。
在課間休息時，她又拿著這兩篇小文向那個老泰鬥請教，沒想到對方說：“你這是流氓語言。”
這讓她非常失望。
當然也有老師誇讚她，說：“你那村語使用得很大膽，有男人氣息，堅持自己的風格。”她又轉憂為喜，心裏美滋滋的。
從北京回來之後，燕子更加努力地寫作。大冬天的，零下好幾度，理發店裏也沒有暖氣，她坐在理發店的角落裏敲打鍵盤，兩隻手凍得又紅又腫，跟胡蘿卜似的。有“文友”在網上讀了她的文章，來理發店看她，為她簡陋的寫作條件心酸，就給她買了個暖手寶。
她每天在理發店寫到半夜才關門，瞌睡得直點頭時，她就默念著哈佛大學的校訓：此刻打盹，你將做夢，而此刻學習，你將圓夢。然後咬牙堅持著把手邊的文章寫完再休息。
7
如今燕子已經50歲出頭了，她仍舊沒能發表什麽像樣的稿件，也沒有掙到稿費。但她仍沒有放棄，每天還在不停地寫著。她仍舊在理發，計劃著攢些錢，再自費出一本散文集。
有時候，夜半醒來，她也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自己這樣一輩子不結婚，把青春、金錢、時間都用來讀書寫作，卻始終得不到認可，這樣到底值不值？
她想起在網上看到過一個作家寫的故事：有一個老農民，已經70多歲了，終身未娶，每天種田放羊之餘，就是讀書寫作。可寫了一輩子，卻沒能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一個字，也從來沒能掙到一分錢的稿費。到老了，他賣掉自己僅有的一處房子和一群羊，自費出版了100多萬字的文集。編輯實在看不過去，給了他200塊錢，說是稿費，他就開心極了。
燕子想到自己這些年來雖然沒掙到稿費，但好歹也在地方小報上發表了幾十篇小文，還得過兩次小獎，相比之下，比這位老人幸運多了。
穿金戴銀的鄧大嫂來理發店，說燕子可憐，半輩子窩在破理發店裏，沒吃到好的，沒穿到好的，活得太窩囊了，想帶她去內蒙古烏海旅遊，不讓她花一分錢。燕子心動了，就跟著她去武漢坐飛機。兩人在機場附近找了家小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鄧大嫂去吃早飯，燕子就忽然覺得害怕，怕鄧大嫂對她做不好的事，趕緊逃走了。跑回小理發店，重新坐在電腦前寫作，她就像寄居蟹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殼，終於感到安全了。
晚報的編輯打電話問她，家裏還有沒有住的地方，報社裏來了一位實習的編輯，沒地方住，想去她家住一個月。她說有，於是，一個畢業於名牌大學的女生珊珊提著行李來到她的理發店。燕子每天晚上站在理發店門口，等著珊珊下班歸來。晚上關了理發店，就和珊珊一起步行回家休息。珊珊給她講在報社裏發生的事，她給珊珊講自己的故事，講讀者女人，講她們有多喜歡看《讀者》。珊珊盤腿坐在地板上，把一本《讀者》從頭看到尾才睡覺，沒就《讀者》的好壞發表評論。
兩人相處得非常愉快，一個月的時間很快就到了，燕子提著行李把珊珊送上車，珊珊要給她1000塊錢當房租，她沒有接受。幾個小時之後，珊珊發來信息，讓她不要太勞累，多休息，說在她裝衣服的袋子裏放了點錢。她過去一看，果真放了1000塊錢。
我去找過燕子後，她把我拉進了一個文學愛好者群。
群主是個50多歲的男人，自稱作家、詩人。他經常在群裏發些打油詩，群員紛紛讚美：好詩！寫得太好了！賽李白！中國要評十大詩人，必須有您的位置！快出詩集吧！有人說他神通廣大，可以幫人出書，發表文章，連那些大型文學期刊也不在話下——出一本書多少錢，在那些大型文學期刊發表一篇文章多少錢，都明碼標價。入群幾個月，我一言未發，隻當一個旁觀者，後來就被踢出來了。
兩年後，我偶然在網上看到，那個群裏吵起來了。他們說群主是個初中沒畢業的文盲，是個騙子，騙了群員近20萬塊。他們都交了錢，等著出書，等著在大型文學期刊發表文章呢，可等了幾個月，群主隻是推托，他們這才發現上當了。有人報了警，群主在一家賓館內被抓獲，被騙的錢款也不知道追回來了沒有。
其實，這些被騙的“作家”中，若有一個清楚前因後果的人能把被騙的經過詳細寫出來，倒是一篇極好的小說，不用向誰行賄，也能在大型文學期刊發表。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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