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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益唐：從內心來講，我還是比較倔強的一個人
張益唐與《知識分子》連線對話
導 讀
“我還是比較倔強的一個人，好像不是那麽輕易就低頭。另一方麵，我對生活的要求並不高，反正我覺得能活就行，有時間就去想想數學。我覺得我沒有費多大的勁，就能自然地堅持下來。”
訪談、撰文 | 錢煒
自11月5日張益唐將自己的新論文在網上公開以來，這位傳奇華人數學家再度站到了聚光燈下。這距離他第一次走進大眾視野，已經過去了9年時間。對於這次研究，張益唐自己評價說，已經本質上解決了朗道-西格爾零點猜想，這個解析數論領域的一個大問題。對此，人們震驚，並有所期待。要知道，在數學界，一般認為隻有40歲以下的數學家才有可能做出大成果，這也是菲爾茨獎隻獎勵40歲以下年輕人的邏輯。67歲的張益唐這次能夠挑戰人類智力的極限嗎？
圖1 張益唐的數學論文
截至目前，尚沒有人能仔細看完這篇長達111頁的論文，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實際上，由於解析數論比較小眾，也沒有多少人能真正看懂他的研究。就像他的一位小同行說的那樣，“不要說全中國，就是全世界，能真正看懂張益唐論文的數學家也沒有幾個。” 但這並不妨礙人們狂熱地追逐有關他的一切新聞，甚至就連他最近在美國偶然拜訪了馮諾依曼故居的逸事，也被發掘出來，被反複地放大咀嚼。他在母校北京大學數學學院舉行的一次線上報告，被多家平台直播，引發了數十萬人圍觀，並登上當天熱搜。
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陳景潤挑戰哥德巴赫猜想轟動全國、開啟“科學的春天”之後，中國人似乎已經很久沒有再為一位數學家而激動了。但張益唐看起來有這樣的能量。他蟄伏多年、一鳴驚人的經曆，在人們的心裏激起了各種各樣的情感共鳴，已經成功掀起了一股“張益唐熱”。確實，他與陳景潤有共同之處：身處逆境，卻誌存高遠，從未放棄。但比他的前輩更能打動人的是，隻要他願意，他本可以不必經曆這些磨難。張益唐始終將命運的選擇權掌握在自己手裏，他的人生是一個自主的大寫的“人”。
但是現在還沒到為張益唐幹杯慶賀的時候。同行們還沒有忘記，就在幾年前，英國的菲爾茨獎、阿貝爾獎雙料得主、89歲的邁克爾·阿蒂亞聲稱解決了黎曼猜想，最終卻發現是一場美麗的誤會。即便研究能獲承認，也不一定是一蹴而就。就像上個世紀最重大的數學突破——費馬大定理的證明過程一樣，安德魯·懷爾斯在第一次宣布解決後，很快就發現了漏洞，花了一年時間補救，才大功告成。就像一位網友說的那樣，“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清貧一生，隻因為喜愛數學而孜孜不倦的追求，就算最後是錯的，也是值得尊敬的。” 因此，張益唐的論文最終能否成立，也許並不那麽重要，但我們依然樂觀期待，並持續關注。以下為11月16日，張益唐在美國家中接受《知識分子》視頻連線專訪全文。
30多年前開始關注零點問題
《知識分子》：您最早是什麽時候注意到朗道-西格爾零點猜想的？當時為何決心要開始研究它？
張益唐：我注意到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有三個數學家，我在論文裏也提到過，他們在這方麵有個小小的進步，就是把跟它有關的另外一個問題——高斯類數問題做出來了，他們後來得到了美國數學會柯爾數論獎。我當時看到他們做的，就覺得自己也可以試著做。那是在1987年。所以要是這麽算起來的話，差不多有30多年了。
但我沒有連續做，比如中間我被孿生素數所吸引，中間轉到那個問題就花了三年的時間，所以就是斷斷續續地做。但起因是因為前麵有看見別人做了這樣的東西，我想我也應該可以去做這樣的研究。
《知識分子》：您曾經說過，您喜歡關注大問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您已經覺得零點猜想非常重要，是值得您研究的大問題了嗎？
張益唐：它是業界公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零點問題是在20世紀初，由德國數學家朗道與他的學生西格爾提出來的，那時候，人們可能還沒有把它看得特別重要，但是後來發現，素數中很多問題的解決，都取決於這個問題，於是它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也有很多人都嚐試著想去做它。
這個問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看起來很簡單，但是你隻要做著做著，做到最後，你好像總是差一點，而這一點就是怎麽也過不去的。我在研究中已經碰到過無數個“差一點”了，在數學上叫差一個ε，可就是過不去。
在這一過程中，給我的一個激勵是在2000年左右，有兩個數學家，他們當時覺得都已經做出來了。他們其中有一步證明，中間有一個係數是1/2，要比1/2要大或者等於，如果能證明這個東西比1/2大一點，哪怕大0.0001的話也就做出來了，但就這一步他們還是沒有過去。所以這裏頭經常出這種事情，我也遇到過，但這令我更覺得零點猜想非常有意思，又有挑戰性，當然它在數學中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就一直想把它做出來。
《知識分子》：等到您做出孿生素數猜想之後，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您開始決定全力以赴地來挑戰這個問題了，這8年來，您的研究過程是怎樣的，有起伏嗎？
張益唐：這肯定。做研究肯定要有起伏的，如果沒有起伏的話，我早就把它做出來了。
在此前的演講裏，我經常說，要找到那一串數，這些數必須都是正數或者大於等於0的數。但是這一串數始終我就沒有找到，現在也沒有找到，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正在尋找這一串數的過程中間，我發現了一個關鍵點，可以在那個點上有突破。到最後，這一串數我也不需要了，或者我用一部分，但是有別的東西結合起來，就可以把它給做出來。這個過程如果用數學來講就很難了。
《知識分子》：當年您在解決孿生素數猜想的時候，是有一個靈光閃現的時刻，就是在您的好友家的後花園裏散步的時候，那天晚上，你們還聽了一場精彩的音樂會排練。您在這次的研究過程當中，有沒有這樣的關鍵時刻？如果有，能否回憶當時的情景是怎樣的？
張益唐：這次沒有那樣靈光閃現的一刻。但應該是去年大概9、10月份的時候，有那麽幾天，也是發現了一些新的東西，覺得很有意思，但不是那種靈光一閃，不是一瞬間的事情，至少大概花了幾天時間才把它想清楚。那期間，我就是正常地每天去學校上班。
炒菜時也在想數學問題
《知識分子》：孫老師能不能介紹一下，這幾年張老師是一個什麽樣的生活狀態？您以前說過，因為怕他太過於沉浸數學中了，就故意讓他炒菜。在他這次研究零點猜想的過程中，張老師還炒菜嗎？
孫雅玲：（笑）還在炒菜。自從他開始研究這個問題，我覺得他整天嘟嘟囔囔，給他壓力很大，整天零點零點的。一開始我不知道他在搞什麽東西，後來知道是在研究零點猜想，但他也不太跟我說，其實我也不懂，說不說都無所謂。他每天都背個雙肩包早早都走了，天黑了才回來。海邊潮氣也大，他的腳傷就不行了，就開始酸脹，不舒服就隻能拄拐棍了，跟個老人家一樣。
等他回來我就已經把菜都準備好了，他就光炒，炒成什麽樣的都行。他自己愛吃魚，就經常燒魚，每次端上來的魚都沒有皮。後來他燒魚我就過去看，就發現他像炒青菜一樣老給魚翻麵，我說你別翻了，等魚烤焦以後再翻麵兒，不然就會掉皮。反正我又不太吃魚，你炒得不好吃，就你自己吃。
他現在學會做清蒸魚了，還有紅燒肉、螞蟻上樹，那些家常菜基本上都會做。炒菜都炒習慣了，現在每天都這樣。因為他也不吃辣，我吃辣，完了我再自己放辣椒，就這樣。
《知識分子》：張老師在做菜的時候，是不是腦子裏也還是在想數學問題？
張益唐：（搶答）會！會這樣！
孫雅玲：有時候，他把一盤上海青的青菜炒的軟得不得了了，其實青菜稍微斷生就行了，我想他當時一定是走神想數學去了。
他說 “我把數學要做到極致”，我就說你是神經了，還什麽極致。為了分散他的精力，有時候到了周末，我就把他的同事朋友叫到我們家來喝點啤酒聊聊天，現在他已經習慣了，很開心挺好。
《知識分子》：看以前的報道，說張老師愛觀察別人聊天，自己不愛說話。
孫雅玲：熟悉的人他聊，不熟悉的人，當然什麽都不聊。聚會的都是他同事，而且是他談得來的，所以他們就在一起聊數學，聊聊幾個名數學家誰怎麽樣……他們聊得可開心，一聊聊好幾個小時。
圖2 張益唐夫人孫雅玲提供的張益唐近照
解決了零點猜想一連串的數論問題就迎刃而解
《知識分子》：謝謝孫老師。現在問題回到張老師這裏，您能介紹一下零點猜想在解析數論當中的地位和它的重要性嗎？尤其它跟廣義黎曼猜想的關係是什麽樣的？
張益唐：朗道-西格爾零點猜想是廣義黎曼猜想的一部分，但是這一部分有多大，人們的說法不一，有人說它是比較大的一部分，有人說比較小的一部分。從表麵上來看，好像是很小的一部分，因為它能得到的結論比廣義黎曼假設要弱得多，但是目前，我們有各種各樣的零點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說它比較靠近1的地方，所有的零點問題在上世紀已經都解決了，最後就剩這一個，一直拖到現在都沒有解決。
於是，所有絕大部分的數論問題，不光是解析數論，包括代數數論，都是卡在這一點沒有解決的。因為猜想這1個零點應該是不存在，但你又不能證明它不存在。如果它存在，你要怎麽去對待？這就帶來很多這樣的問題。而這一猜想解決的話，可以說有一連串的數論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因此，與孿生素數相比，朗道-西格爾零點猜想的意義可能更重大，因為它有很多其它推論。孿生素數可以說是一個很有名的問題，也很重要，但它的解決的本身，好像對其他什麽問題沒有什麽影響。
《知識分子》：我們現在找的都是（1-c/（logD）n,1）這個區間存不存在零點。我想知道，在（1/2，1-c/（logD）n）的這個區間，為什麽沒有人去研究？
張益唐：這個不是不想研究，但是目前好像還沒有什麽新的辦法。能做到目前這個區間的，就已經很不得了了。誰都希望能夠再往前推，但目前好像還看不出來怎麽樣能做出來。
《知識分子》：如果把這半部分都能解決，是不是廣義黎曼猜想就可以解決，因為這半部分目前沒有人涉獵到。
張益唐：對的，如果這部分問題全解決，那就是廣義黎曼猜想。換句話說，目前，如果隻有朗道-西格爾零點猜想成立，也就是證明零點不存在，那麽廣義黎曼猜想依舊在那兒。
《知識分子》：您在北大數院做報告時提到，還會對論文進行優化改善，包括那次也有人問到-2024這個數字，是不是能讓它變得更大一些？不知道您這兩天對此有沒有新的進展？
張益唐：它肯定能變得更大，但是到底大到什麽程度，就像我在孿生素數裏頭，給出了一個7000萬的界。當時我就說，這7000萬是可以改進的。
至於這次，改進到什麽程度是最好現在我不敢說，但肯定是可以改進的。
這次的證明我覺得自己寫得太長了，但即使很長，目前仍有一些技術性的細節也還沒有全部補上，或者說寫得不清楚，要把它改寫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可以在雜誌上發表出來，還要花一段時間。
現在一般人都習慣寫了文章先把它放在網上，這樣可以請別人來看一看做些評論，也可以討論一下，等到最後要發表的時候再改，我也準備走這條路。
這不像上次孿生素數。對比起來，上次的文章還是要好寫多了，相對簡單多了，當時我就很有信心，把文章直接寄給雜誌社，而且審稿人很快就通過了。現在這一篇，我估計可能光是別人要審稿，就要拖一段時間，不會那麽快，因為它本身太複雜了。
《知識分子》：您現在是做到了-2024，但還沒有到1。假如您的文章成立的話，算是解決了零點猜想，能這麽說嗎？
張益唐：應該可以這麽說，或者說，本質上就是解決了朗道-西格爾零點猜想。因為從-2024到1，這兩者作為他們在數論中的應用來講，基本上沒太大區別。
《知識分子》：如果一位同行要認真看完您的文章，需要多長時間？現在我們好像還沒有看到有業內人士在看完文章後給出反饋，您這邊有沒有收到一些反饋？
張益唐：有一些反饋。我的感覺，給我反饋的這些人，至少他們沒有掃出什麽大的問題，說這個文章是錯的。很可能他們覺得，至少這篇文章是有道理的，但是要把細節都弄清楚，我想最快也得過幾個月。沒有辦法，因為文章體量比較大，但我希望能夠把它簡化，這也是我現在正在想的問題。
《知識分子》：您上次在大紐約地區北大校友會的報告中說，當代最重要的數學進展之一就是費馬大定理，同時您也開玩笑地提到自己所做的孿生素數。這一次如果能夠您的論文如果成立，能夠跟曆史上哪一次的進展相媲美？
張益唐：應該至少是跟孿生素數之類的相媲美。有人說這個問題的解決比哥德巴赫猜想和孿生素數都重要，我也不敢這麽說了，因為畢竟這些東西都是建在純理論的框框裏頭，可能各人會有各人的看法，也沒有一個絕對標準。但確實在純理論的框架裏，它是非常有用的，它比很多其它東西都更有用。
《知識分子》：主要還是因為它跟很多其他重要的猜想或者推論都發生聯係，對吧？
張益唐：對！
《知識分子》：這篇文章如果被接受，您接下來打算研究什麽問題？
張益唐：我還沒想好，但我對數學裏的這些大問題始終是關注的。我有沒有可能又回到孿生素數上去？有，但現在我還沒有想好。
《知識分子》：有人說您要做哥德巴赫猜想？
張益唐：誰說的？我沒說過這話。
音樂與數學的共同之處就是非常美《知識分子》：您的人生經曆很有傳奇色彩，您大概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就內心很認定了，說我這一輩子就一定要從事研究數學而不做別的。這個想法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有的？
張益唐：大概是在十六七歲時候。1971年，我16歲，跟家裏下放勞動在湖北。那年夏天，我回了一趟上海，看了一本中學生的科普書，就講數學裏的兩個最基本常數，一個是π，一個是e，介紹這些無理數是超越數。
那時候一下就覺得自己就迷上了，怎麽能證明這些數是超越數，對這些特別有興趣，可以說在那時候就開始想做數學了。在更早以前，大概九十歲左右的時候，我看《十萬個為什麽》的數學部分，看得也很入迷。
《知識分子》：等您到了美國之後，在博士畢業之後也經曆過一些坎坷，那個時候為什麽也依然沒有放棄數學？
張益唐：就是這種興趣、這種誌向不是那麽容易就放棄了。可能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從內心來講，我還是比較倔強的一個人，好像不是那麽輕易就低頭。另外一方麵，我對生活的要求並不高，反正我覺得能活就行，有時間就去想想數學。我覺得我沒有費多大的勁，就能自然地堅持下來。
《知識分子》：現在大家都知道您喜歡杜甫，但我想問的是，您是從什麽時候接觸到中國古典詩詞？又為什麽最喜歡杜甫？
張益唐：也是在16歲那年的暑假，回上海探親的時候看到的，後來自己也去找一些書來看。我的中學時代實際基本沒上過學，當然也就沒有讀過這些，但是家裏頭就是有大人留下的那些書。
其實這也不能說我隻喜歡杜甫，我也喜歡李白，我喜歡的詩人挺多的。反正一看了這些詩一下就吸引住了，覺得這個詩寫得太好了，一直就保持到現在。我記得自己讀的最早一首唐詩，應該是李白的“朝辭白帝彩雲間”，覺得也寫得好的不得了。
後來慢慢地發現我喜歡杜甫。他的詩寫特別凝重，就是說你可以一個字一個字的去品它的味道，可又不會讓你因為一個細節把它的整體給丟掉了。等你一個字一個字地品味完，再回過頭來看到整首詩，越看越覺得寫得好。我對杜甫的很多詩都有這種感覺。因為以前我提到過他，大家也喜歡拿這個做文章，好像張益唐就喜歡杜甫這一首詩，其實那些唐詩宋詞我喜歡的很多的，另外古文也有一些。我喜歡古詩詞，還是從審美角度來看的。李白就是另一種風格，是奔放的一瀉千裏的，但杜甫不會。
《知識分子》：感覺您之所以喜歡杜甫，是因為您可能與杜甫是同一類型的人，內斂沉鬱？
張益唐：也許吧。
《知識分子》：您對古典音樂的愛好是從什麽時候培養的？是出國後開始接觸的嗎？
張益唐：在這之前就有。前兩天在洛杉磯，正好碰到我一個朋友的妹妹，那個朋友跟我同歲，他年輕時候就練小提琴，我最早受了他的一點影響。但真正給我印象特別深的，還是上了大學以後，從一個半導體收音機裏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介紹的古典音樂。
我現在都記得特清楚，我欣賞的第一部交響樂是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世界名曲欣賞》節目，專門介紹了這支曲子，到現在我都記得什麽樂章的第一個主題是什麽意思，第二主題是什麽。據說德沃夏克創作這個交響曲，是從美國詩人郎費羅寫的《海華沙之歌》裏獲得了一些靈感，所以我上次還專門去看《海華沙之歌》，這是一首長篇敘事詩，還長得不得了，但我也沒看出什麽來。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有一個世界名曲音樂會，我還記得第一次聽到的那些著名作曲家的第一部曲子，比如肖邦的兩個曲子，一個是A大調軍隊波羅乃茲，還有一個是C小調諧謔曲；謝爾蓋諧謔曲很晚才重新聽到，還有勃拉姆斯的第五號匈牙利舞曲，柏遼茲的《拉科奇進行曲》……有意思的是，舒伯特的F小調《音樂的瞬間》，我們幾個月前到維也納去，我又在音樂會上重新聽到這個曲子。應該說我從大學時期就開始欣賞古典音樂，也是聽了就特別喜歡。
《知識分子》：是不是數學跟音樂之間有一些共通之處？
張益唐：如果說它們有什麽共同之處的話，我覺得最重要一點就是，這兩者都非常美。
《知識分子》：欣賞音樂在您的生活中扮演一個什麽角色，把它作為研究數學之外的一個放鬆？
張益唐：你可以作為一種業餘的放鬆，但有時候聽音樂，雖然不能說音樂直接給了你什麽靈感，至少聽完以後對整個身心、精神狀況會有一個自然的調節，然後你就可能會有一些新的靈感。但這個東西不是那麽直接的，我說不出來我也不能編，對吧？
《知識分子》：您剛才提到過去的事情都是如數家珍，記憶力這麽好是天生的嗎？
張益唐：應該是天生的，遺傳自父親這一方。家人發現我的記性好，是在可能我三歲還是幾歲的時候。當時，父親給我講了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後來他說我把這個故事一字不差的背下來了。
希望年輕人避免浮躁排除幹擾《知識分子》：關於數學學科方麵，上次您在山大的講座當中提到，幾十年前中國研究解析數論的人是非常多的，包括有像華羅庚、閔嗣鶴，後麵還有陳景潤。但是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之後，好像國內研究解析數論的人是越來越少了。這是為什麽？
張益唐：任何一門學科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總是有一個高峰和低穀交錯的過程。
在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因為中國的老一輩數學家華羅庚、閔嗣鶴他們帶了一批年輕人，其實人數也不是特別多，但成果非常好，成就最高的就是陳景潤。但後來，就慢慢到了低穀，其實這不僅是中國，在外國也是這樣，在美國做解析數論的人也不是太多，前蘇聯也曾經很輝煌，現在俄羅斯數學的其它領域還是很厲害，但解析數論就做不下去了。不過英國一直有人在做，而且做得不錯。
總的來講，解析數論是有一點處於低穀的樣子，是需要有一些人堅持做，也確實有人還在做，但是要像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那麽熱鬧，目前還沒有到時候。所以，我們不能說中國就應該老是保持那樣，很多人再去做別的也是很正常的。在中國，比如像山東大學，還是有一批人在做。而且我相信，將來中國也有可能還會再回來的。
《知識分子》：您對解析數論這個領域的發展的前景展望是怎麽樣？覺得它還是會有生命力的嗎？
張益唐：我認為它會有生命力，如果說我認為它沒有生命力的話，我也就不會去做了。我做的這兩個東西，當然第二個還沒有得到公認，但都有一點，就好像我現在做的都是別人覺得做不出來的東西，也不知道我怎麽就喜歡幹這類事情。但是我從進入的時候，總有一種感覺，或者說自信，覺得不是做不出來，還是有可能做出來的。
《知識分子》：有業內人士說，當年華羅庚把解析數論引進到中國來的時候，是認為解析數論不需要那麽多的基礎積累，而且它比較適合中國人，就是說中國人有可能在這個領域做出一點東西來。您對此怎麽看？
張益唐：華羅庚原話怎麽說的我不知道，但我同意你的這番轉述，中國人好像確實比較適合做解析數論，因為中國人特別會算，像陳景潤就特別能算。其實我也特別喜歡，一個問題最後你能不能就想辦法把它給算出來，似乎它不需要去許多特別抽象的概念，但你有沒有功夫，就像大海撈針那樣，有沒有這種毅力。我認為有很多的數論問題，看起來做不出來，是因為做的人沒有毅力去堅持，要堅持的話，很多東西可能不是像你想象得那麽難。總結起來，數論方麵的研究我認為是可以堅持下去的，我希望中國的解析數論能夠再次振興。
《知識分子》：您前陣子參與了科學探索獎在數學方麵的評審工作，此前您也曾經回國訪問。結合您的親身經曆來看，您覺得現在國內年輕一代的數學家的水平是怎麽樣的？對他們的學術之路有沒有什麽建議？
張益唐：國內年輕一代數學家是在突飛猛進的，拋開解析數論不談，像代數數論、算術幾何，或者微分等領域，都在發展。中國的數學是大有希望的，目前這個勢頭是好的。
如果說我有什麽建議的話，希望年輕人能夠更沉靜一點，能夠盯著目標堅持做，避免浮躁，有那樣一種意誌，那種決心能夠去做大問題。
《知識分子》：其實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對吧？
張益唐：那是！是這樣，要排除幹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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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也要做好送外賣的準備
阮唐（大齡博士生）
全文3600餘字，閱讀約需7分鍾
博士培養、退出機製的缺陷、大齡博士的生存狀況，以及高學曆者從事與其學曆“不匹配”勞動的現象，都是真實存在且值得探討的問題。
前段時間有個“博士生送外賣”的熱搜，講的是讀博八年但未能畢業的老博士孟偉，為了貼補家用而送外賣。在一則廣泛傳播的短視頻裏，孟偉嘶吼著“給浙大丟人了”，浙大隨後進行了回應，似乎暗示孟偉科研能力不足，表示曾勸其轉碩就業。
一般來說，學生和學校發生衝突，輿論多站在學生這邊，但孟偉沒有受到這樣的待遇。不少人認為他社會工作過多，不能潛心學術，耽擱了自己；也有一些聲音指責他是為了當網紅炒作，把學校扯進來博眼球。
無論孟偉的個人情況如何，這件事反映出來的一些共性問題，比如博士培養、退出機製的缺陷、大齡博士的生存狀況，以及高學曆者從事與其學曆“不匹配”勞動的現象，都是真實存在且值得探討的。
作為一個在畢業問題上掙紮的、沒有工作經驗的、缺少一技之長但已經失去每個月2250元補貼的老博士，我想通過親身經曆和所見所聞，與大家分享一下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讀博的“賊船”
很多人會把考博/申博成功稱作“上岸”，但身在其中的博士生，往往會有一種上了“賊船”的感覺：很多人其實都是在沒有想明白為啥要讀博、需不需要讀博的情況下，稀裏糊塗地開始攻讀這個學位的；而一旦有讀不下的風險，這些人就會麵臨一個退出也不是、不退出更不行的尷尬境地。
拿我本人來說，當年保研的時候，學校給我做工作說：“讀碩要三年，讀博一般要三到六年，但碩博連讀最快五年就行了。”我一聽竟然有加一元升杯這種好事，就在對中途退出無法獲得碩士學位（這也是孟偉麵臨的問題）等一係列風險缺少認識的情況下，去讀了博士。
讀博之後，學生們就麵臨著巨大的沉沒成本：攻讀博士學位消耗的不僅是時間，還有在同一時間內可能產生的職業發展結果。同時，研究活動往往專、精、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收窄博士生的認知和見識，影響其工作能力，讓其難以在學術機構等“對口單位”以外的地方開展職業生涯。
這些都是已經發生、不可追回、也不受當前和未來決策影響的成本。理性點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一旦發現自己讀不下來這個博士，就應該及時止損，迅速轉換賽道，減少時間的消耗，盡早開始學術機構以外的職業生涯。但在實操上，它會對人的決策產生隱形而巨大的影響。博士生們很難看著自己的付出打水漂，所以拖的時間越長，沉沒成本越高，也就越不能放棄，越得硬著頭皮讀下來。
但遺憾的是，拖的時間越長，能讀下來的可能性也會變得越小。
▌畢業難，不畢業更難
“延畢”是一件常見的事情：我所在的學院，第五年結束時就要申請“延畢”（不同學校/專業的要求可能不同），但截至此時，學生的畢業率還不到50%。
學生不能畢業，一部分是因為個人能力不足，難以做出符合要求的成果；另一部分則是因為這些“要求”可能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比如，大多數高校都對博士畢業有論文發表數量和層次方麵的要求，而這個要求到了學院、院係甚至導師這裏還會被層層加碼：學生被迫花費更長的時間來達到這些要求，畢業的事情也就會被“卡”下來。當然，如果一個博士生成果很好，也可能被故意“扣”下來，好再衝一些成果。
盡管人們總會說“博士生要專心科研”，但實際上總會有一些工作讓他們無法專心。最典型的就是“橫向課題”，簡單說就是導師拉來的活兒。盡管有“給團隊增加經費”或者“增加學生和企業界的接觸”的皮，但在這類活動中，博士生就是廉價勞動力。他們往往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和心力，但不管是研究成果還是經濟收益都非常微薄，最後很容易導致“延畢”等結果。
此外，博士培養過程缺乏有效的保護和退出機製，也讓很多人硬著頭皮隻能把博士讀下來。
博士生往往處在很弱勢的地位，誰都能來“剝削”一下。前幾天我們學院查實驗室裏的違禁電器，樓管叉著腰衝一群學生喊叫：“熱水壺、加濕器、暖寶寶、空氣淨化器，誰敢拿來我就不讓誰畢業”，搞得剛入學的小師妹瑟瑟發抖，當天就拿走了自己的暖寶寶，然後在突然降溫的北方，因為寒冷真實地發起抖來。
對博士生具有生殺大權的導師就更能為所欲為了。現實中導師支配學生的故事還有很多，以至於時不時都會有博士生甚至碩士生不堪受辱走極端的新聞，大家可以自行搜索，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即便如此，學生往往也隻能默默忍受，期待可以通過畢業來“逃離”，而且除了努力畢業，他們似乎也很難有別的選擇。
首先，換個導師或者換個學校的難度是非常大的，僅在流程上，有的都會要求省級教育機構的批準，基本上跑不下來。
其次，選擇退出往往意味著“這些年白幹了”，尤其是直博或者碩博連讀的同學，因為無法獲得碩士學位，最後隻能以多年未能就業的本科生身份尋找工作，還得麵臨“能力不足”、“容易放棄”這樣的質疑。
最後，長期在一個等級森嚴、門派林立的學術體係裏處於被支配、打壓位置的博士生，其實對自己也沒有多少信心。“專心科研”帶來的隔離，讓很多博士沒有資源和能力獲得學校以外的信息，所以隻能忍受遊戲規則，隻看到“努力畢業”這一個活法，甚至也沒有（或者至少認為自己沒有）在學術體係之外生活的能力。
工作不勝任或者不喜歡了，很多人立刻就會換，那是因為去上班還有勞動法規罩著，還有履曆、手藝和技能傍身，最差的還能有“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的勇氣，而博士生又有什麽呢？
▌窮，是大齡博士無法回避的問題
知道博士生處境艱難的，往往都更關心精神健康領域的問題：因為科研壓力和學術體係內部存在的遊戲規則，有的博士生也確實是抑鬱症、躁鬱症患者。
這種情況是各培養階段的博士生都有的。但大齡博士，可能還麵臨著一個獨特而無法避免的問題：窮。
這個窮，並不是說和同齡、已經工作的同學相比，收入更低的窮，而是完全沒有收入，如果沒有家庭兜底、就連最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的窮。
我讀博的時候，每個月大概有2250元的補貼（不同學校可能不同），一部分是政府補貼，一部分是學院統籌；到年底或者有項目的時候，導師也會發一些錢。盡管這個收入比當地最低工資高一點點，考慮到學校低廉的住宿費和便宜的食堂飯菜，日子還是過得下去的，但要想攢一點錢下來，也沒有那麽容易。
這種貧窮但穩定的情況在博士第四年（不同學校可能不同）的時候停止了：盡管在這個時候停止發放補貼是符合政策的，但當時我們專業還沒有人畢業。收入降低的同時，支出也會變高。最大的支出在住房：不少學校都會要求“延畢”的博士退宿；有的學校甚至會停掉飯卡，導致大齡博士連吃飯都變得很貴。
這時，如果前期沒有攢錢的意識和習慣，大齡博士就要立刻給自己找到一個收入的來源，不然就真的吃不起飯了。
因為知道我們學院讀博年限長，所以我前期還是攢了點錢的，在失去補助之後，我也通過寫文章等自由職業的活兒，給自己增加一些收入。對我個人來說，現在賺錢和本科時勤工儉學是有區別的：盡管18歲之後我就不應該向家裏要錢了，但本科的時候多少還能理直氣壯一些，畢竟大部分同齡人都這麽幹。而博士讀到第五年，我已經26歲了，實在是拉不下這個臉，必須要靠這些工作真實地把自己養活起來。更何況，在外租房等支出，家裏也不見得能輕易負擔。
在這種情況下，送外賣其實不是一個很差的選擇：這類工作時間較為自由，也和研究工作好做區分，相對容易取得平衡。
▌賺錢不丟人，讀博不高貴
誰都明白 “博士的設立是為了培養科研人才”之類的大道理，但在讀博的人，可能也沒有多少是真的想走科研道路的，更不必說這既需要天分、又需要能力。
說穿了，讀博還是為了賺錢，不少人都隻是因為找不到工作，主動想延遲就業或天真地以為博士學位能讓自己找到更好的工作才來讀博的：畢竟五花八門的人才項目，往往都能提供極具競爭力的工資和百萬元級別的安家費、科研啟動費，這還是很有誘惑力的。
所以我盡量往開處想，攻讀博士學位就是一個“我拿青春賭明天”的事情。
隻可惜，學術體係認可的“人才”又能有多少呢？
在擴招和縮編同時進行的當下，博士生可能不得不麵對無法找到科研、教學、研發等傳統意義上“屬於”博士工作的窘境。與此同時，他們還需要接受一個更殘酷的事實：博士教育的專、精、尖屬性，可能使他們無法勝任那些更“日常”的工作。無論社會對知識多麽推崇，無論唯學曆論的腔調再怎麽甚囂塵上，博士們就是缺少與其他工作匹配的能力，因為就不是為了那些工作而培養他們的。
攻讀博士學位是一個“長期投資”，它的回報比較確定，但風險和困難都是相當大的。既然是投資，就總有失敗的時候，所以如果看到一個博士（及肄業博士）沒有獲得傳統意義上屬於高學曆人士的成功時，也不必太過驚訝或覺得可惜：他們隻是賭輸了。
輸了就得認了，對於這些博士來說，即使經過了漫長的學習科研階段，可能還是要重新學習怎麽融入到另一個世界之中，去賺錢，去養活自己，也就有一定的概率從事送外賣等門檻較低的工種。
而為了讓這些人能更好地回歸社會，博士生和公眾都需要放下“惟有讀書高”的心態，直麵他們可能需要從頭再來的現實，從而給不能從事研究活動甚至未能完成學業的博士生多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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