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寬姐離婚沒有波折。
寬姐不能生育，丈夫吳銘提出離婚時，本以為會有一場惡戰，不想沒有任何硝煙。在財產分配的問題上，寬姐也不執著，她沒哭沒鬧，一句抱怨都沒有，根本不像棄婦。這搞得吳銘有些懷疑人生，還旁敲側擊地問我們：“她是不外麵有人了？”
這怎麽可能呢？寬姐長成那樣，買賣也一般，雖然當時五愛市場裏但凡有倆糟錢兒的老爺們兒都實現了“老娘們兒自由”，但老娘們兒卻很難一步邁入“老爺們兒自由”的情感小康。
離婚半年沒到，吳銘就抱上了大胖兒子。他大擺筵席，也不知是中年得子真高興啊還是為了告訴大家“確實是寬姐那塊地不行”。
得知消息，寬姐就要去隨禮，還要跟我們一塊兒去。可誰敢帶她啊？誰不知道她在五愛市場的“英勇戰績”？她那身板子要真砸起場子來，也太費老爺們兒了。於是大家都沉吟不語，誰也不肯表態。
寬姐一對豆鼠子小眼睛一瞪，直接飆了一句髒話，之後就跟我們嘮：“我擱家一貓，人不更背後講究我了？咋的我都得去，去了誰他媽想說啥也得把Ⅹ嘴給我閉嚴！”
“真不鬧事兒？”我們表示出極度的不信任。
“要鬧早鬧了！”她輕蔑又不屑地說。
“咱可事先說好嘍，真鬧事，以後咱可不能再處了。”
“啥話說的？”她一撇嘴，肥胖的肩膀側成一堵牆，“你寬姐是那種人嗎？”
當天下午，五愛的商戶們浩浩蕩蕩地去了酒店，到了之後，寬姐不但沒有鬧事兒，反而表現得大方得體。
這就使她在行裏贏得“厲害是厲害，但是人家講理”的名聲來。
對於寬姐的這一頓操作，行裏的封莉表示不理解，說她可做不到。封莉的老公錢戰平時在廣州打貨，“家外有家”不是什麽秘密，她自己知道，但絕口不提，我們也不提。
行裏人管這樣處境的老娘們兒叫“女王八”。男王八不好當，但女王八好當。男人當了王八不作聲，別人要說你“窩囊”；女人當了王八不作聲，別人會誇你“識大體”，理解你的不容易，甚至還會有人認為你是心機深沉，打算謀定而後動，正在下一盤大棋。就像電影、電視劇裏演的大老婆一樣，忍隻是一種手段，或是為了維持家庭表麵的完整，或是為了給孩子鋪排出路，或是為了謀取最大利益和最後的勝利。
但封莉竟然說她不是。她說自己愛錢戰，沒有錢戰她活不了，她怕真跟錢戰挑明了，錢戰就會離開她，那她連妻子這個名分都沒有了。她總對外人說：“外麵的野娘們兒再騷再浪，她也是個小，到啥時候我都是正宮娘娘。總有一天他會知道，這世界除了我之外，沒有老娘們兒真心對他好。他早晚會回到我身邊。”
聽到這話，眾人皆不語，誰還能說什麽呢？有時下了行，大家一起出去唱卡拉OK，封莉就唱二人傳，唱《王二姐思夫》。她又不大會唱，就自己改詞，也不跟著調，拿著麥瞎吼一通：“二姐我坐在繡樓啊，眼望外邊。我的那個錢郎啊，他一去不返。錢郎他走一天，我在牆上劃一道啊，哎嗨哎嗨呦。他走兩天我往牆上劃一雙啊。錢郎他走了一天又一天呐，哎嗨哎嗨呦，我橫橫豎豎劃滿了牆啊……”
唱到後來，封莉總是淚流滿麵。那樣熱鬧的場麵，你說她是有多麽敗興。但沒有人敢說話，也沒人阻攔，就那樣看她唱，看她流眼淚。有的女人眼淚窩子淺，還要陪一陪，也跟著掉幾個眼淚瓣兒。
最後的結果，隻能是大家不歡而散。
每年錢戰都會回沈陽一次，一般是過大年，待個三五七天就走。我們後來才知道錢戰即使回家也不肯跟封莉同房。據說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噴香水，耳熱臉紅的，而錢戰嫌惡地偏過頭，看都不肯看她一眼。
封莉半夜不睡，跟錢戰吵，咆哮聲響徹整棟樓：“我哪兒不好？我哪兒比不上她？”“我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你還要我怎麽樣？”“求求你了，看我一眼，就一眼。你看看，我身上沒掛殺人刀。”
錢戰不為所動，冷靜地問她：“到底離不離？”
“不離！不離！除非我死。”她扳過錢戰，“錢戰，我愛你。”
在那個原配羞於說愛的年代，封莉就能把這三個字大膽地說了出來。但錢戰認為封莉不配說“我愛你”三個字，他對封莉說了挺傷人的一句話：“你脫光了躺在那兒，我看都不會看一眼。”
事後很多年，我想起封莉，都要十分認真地想一想：封莉是真的愛錢戰嗎？還是錢戰讓她退出得太不體麵？還是她不能接受這種來自丈夫的堅決否定？
不得而知。
2
離婚後，寬姐致力於心無旁騖地掙錢。有人打趣，讓她盡快給我們找個寬姐夫，她就不遺餘力地罵：“光他媽的說嘴，倒是行動啊！給我劃拉啊！你們一個個的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你們瞅瞅你寬姐，都他媽旱成啥樣了？”
眾人哄然大笑。
後來，寬姐的生意越來越好，發達了。發達的寬姐出去辦了公司，徹底離開了五愛街。但剛離開的時候跟我們還有聯係，還會一起約出去唱歌、喝酒、吃飯、旅遊。
吃飯唱歌都行，但我們都不大愛跟寬姐一起去洗海澡。一起去海邊玩兒的時候，寬姐能站海邊旁若無人地拿個澡巾往下搓泥。我們大老遠看著，誰也不願意承認是跟她一塊兒來的。但寬姐會在海裏頭搖著胖胳膊，玩命地衝我們喊：“哎，快下來啊，這兒疙瘩的水清涼兒，來來來，快點兒快點兒。”那語氣，似乎是很怕別人不知道我們是一夥兒的，也很怕別人會跟我們搶地盤。
但其實，寬姐那一套操作下來，方圓五十裏的海域都恨不能渺無人煙——誰樂意靠近她啊？人那都膚白貌美大長腿，穿著比基尼，擺著各種千姿百態的pose嬌滴滴的。她呢？往水裏一撲騰，說掀起滔天巨浪可能是有點兒誇張，但說是人猿泰山還穿個比基尼就挺貼切。那場麵，誰看了心裏能不哆嗦吧？
寬姐去哪兒都自在，就是愛跟人幹仗，動不動就聽她“嗷嘮”一嗓子，“剛才你說誰是胖娘們兒呢？”上去就把人撲倒。都一塊堆兒來的，大夥兒能咋辦？能看著她一個人孤軍奮戰嗎？上吧！可大家心裏頭都叫苦，雖說我們每個人在五愛市場都是身經百戰、動不動就跟人幹仗，但那都是為了買賣、為了利益，跟寬姐一起幹這種仗，對我們來講，那就實屬“逼良為娼”了。
事後我們會責怪寬姐，寬姐認罪態度良好，但堅決不改。下一次再有相同的情形，她依然“嗷嘮”一嗓子，然後還是一招惡虎撲食。在她的觀念裏，管他打得過打不過呢？先把對方壓身底下再說。
起先，封莉是跟我們一起混的，後來就不怎麽出來了。那時，她跟錢戰的那段名存實亡的婚姻已經維持了6年之久，這6年咋過來的？誰也不知道。
一次，錢戰回沈陽，在行裏跟封莉就幹起來了。封莉說他：“你不是個老爺們兒，你褲襠白長那二兩肉。”錢戰看著她冷笑，說：“對你來說就是白長。我就是拿它當個擺設跟你也沒關係。”
打人不打臉呢。封莉木住了，她看著錢戰，腮幫子上的肉顫顫地打哆嗦。隔壁賣貨的大姐看不下去，將錢戰推搡開，說：“你還有理了？封莉哪點兒對不起你？”
錢戰冷哼哼著轉身離開，封莉一眼泡子的眼淚含在眼眶裏，最終還是落了下來。
下行了，大家就勸她說：“你這是何苦呢？不行就離了吧。”
封莉大喊一聲：“不，我不離！我不離呀！”
眾人就都住了聲。一輩子就這樣搭在那樣一個薄幸寡情的男人身上，值當嗎？也許封莉認為值當吧，也許隻是不甘心——反正已經等了這麽長的時間，繼續等下去吧。等到老爺們回心轉意，再跟她恩恩愛愛，夫妻雙雙把家還什麽的。
錢戰走後，封莉沒事兒就在檔口裏哼啊唱的：“錢郎你走一日，我牆上劃一道，你走兩日我牆上劃一雙啊……”
我一聽她唱這個心裏頭就酸，等她把最後一個音哼唱完，原本圍坐在一起的姐妹們便沉默著無言紛紛散去，背後都說封莉是個情種。有人說：“女人，誰又不是個情種呢？都是。隻是封莉命不好，碰著個小人，又不肯認命。”那時還沒有“渣男”這種說法，我們隻能說錢戰是個小人，這小人耽誤了封莉一輩子啊。
“男人一夜，女人一生麽。”有人感歎。
“是啊，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著扁擔挑著走麽。”又一個女人低聲喟歎。
在那樣嘈雜的五愛街，這幾聲低低的感慨，竟那樣清晰地鑽進了每個人的耳朵裏。
3
為了幫封莉打發時間，大家沒事兒就找封莉去混。但她變得不領情了，總是推說有事，不是今兒個娘家七大姑八大姨有事，就是明兒個大姑子小嬸娘有事。哪能總有事呀？就有人說，自己偶然看見封莉跟一個老爺們兒一前一後地走。走走走走的，那老爺們兒一回頭，拽了她一把，封莉還一臉嬌羞。
五愛街的老娘們兒除去賣貨就是八卦，幾顆好奇的腦袋瓜子立即湊了過去。我後來倒真的見到了那個男人，但純屬意外。
那天封莉沒上行，這在她這兒是少有的情況。我尋思她家也沒個男人，女兒剛上小學，還小，可別出了什麽意外，於是下行後就拐到她家的小區裏去了，抬頭一看，大白天的拉著個窗簾，我就有些急。
我“噔噔噔”地上樓，跟一個正下樓的瘦高男人來了個狹路相逢。那男人上穿黑色套頭衛衣，下穿藏藍牛仔褲，褲腳兒稍微往上挽了那麽一小圈，底下是黑皮鞋。下樓時，他嘴裏哼著：“一呀麽一更裏呀，月亮照窗台。忽然聽見有人敲煙袋……”
這調子有點兒葷，我心想：不知是哪家不正經的老爺們兒，怎麽大白天的在樓道裏頭唱？見到我，他嘴裏的小調兒停了一下，我們擦肩而過後，他下了一個樓層，小調兒又響起來：“哎，是我那情郎哥來。解開你的鈕啊，伸進你的懷……”
再朝上走，終於到了，我一麵敲門一麵喊封莉，不大一會兒，聽見屋裏麵有踢踢踏踏的腳步聲。封莉來給我開了門，她穿著睡衣，披頭散發的，臉色倒是美，滿麵紅光。
我站在門口有些不知所措，問道：“怎麽沒上行？咋的？中六合彩了（那時五愛街不少人玩地下六合彩）？”
她低頭把我讓進去：“不是，早上起來有點兒不得勁兒。”
我在廳裏坐下，她返身就把臥室的門帶上了，我就突然有些醒過味兒來了，站起來就要走。封莉往出送我，送到一半兒，她突然一手把我拉住——她手竟是哆嗦的，哇涼，我沒說話，不知說什麽呀，我又不是她婆家人，也不是錢戰，更不是來捉奸的——她怕什麽呢？
封莉說：“妹子，我——”
“你別說了，我啥也不知道，嘴還有把門的。”
她就掉眼淚了：“姐苦呀。”
我低下頭，說我知道你苦。
封莉抬起頭看我，眼神變得有點狠：“你不知道呢！你知道個啥？”說完轉回頭，拿手背狠狠地抹眼淚，另一隻手則狠狠地把我的手甩開。“你不知道！你怎麽可能知道？”她沒管我，徑自坐回到沙發上哭開了。
我有些動容，歎口氣，就重新走到她身邊坐下。她一下將自己的上半身摔在沙發上，摟住沙發墊子，捂住嗚嗚咽咽的哭號聲——她不敢大聲哭，關上門過日子，誰也不想讓左鄰右舍看笑話。她是要強的人，但再強的人也是人呀。
“女人也是人呀。”我咽一口唾沫，輕輕摸著她的肩膀。
“我活得像不像是個人呀？”她含糊不清地哽咽，“這是第一次呀，我實在……我實在……”
我本來還想問：“人可靠不？以後咋想的？有沒有打算？”但是後來仔細想想，都沒有問。有些問題，讓它爛了吧。像秋天的樹葉子從樹上落下來，掉進泥裏，就讓它爛進泥裏吧。
封莉哭了好久，終於起身。她的眼睛和臉都紅腫著，不敢用正眼看我，很奇怪，我也不太敢拿正眼去瞧她，像是我們都做下了件多錯、多離譜、多麽違背道德的事兒一樣。
偷人嘛，養漢哪，怎麽不算是大事？然而錢戰早公開跟別人在一起了，還理直氣壯得很呢，不少人還說“這是人家錢戰有本事”。我硬逼自己去看封莉，然而還是不大敢看她。
“在這兒吃呀？”封莉抹著眼淚對我說。
“吃。”我嘴上立刻答應，但心裏正在恨自己多事——幹嘛要來這一趟？恨不能馬上離開才好。
封莉不再多說話，轉身戴上圍裙就去了廚房。三菜一湯很快就做好了，有青菜、有肉、有粉條子，騰騰地往外冒熱氣。我埋頭吃，愈發覺得封莉的廚藝好，可她的男人竟不知珍惜，偏偏要去外麵打野食。
封莉禮讓我，一個勁兒地給我夾菜。她不說“夾菜”，說“鉗菜”，一個勁兒地讓我自己鉗，自己卻並不吃。漸漸地，我碗裏的菜便冒出了一個尖兒，成了一座小小的山丘，一低頭，菜就能抵到我的鼻子尖上了。
我說：“再不要夾了，封莉。這都多少了？”
她還是說：“你吃你吃，你看你吃東西這挑性大，你咋不吃呢？”
我說我正吃著呀，滿嘴都是了。封莉還是自顧自地說：“你光說吃，你也不動筷子、不動嘴。”
我拿著筷子的手就僵在半空裏，感覺自己不會吃飯了。
“封莉！”我的聲音突然有些大，“沒有人怪你。”
封莉的手也停在半空，筷子尖上還有一筷頭子菜，似乎馬上就要掉下來似的。她看著我，直勾勾地看。看著看著，菜掉了一些，她“啪”的一聲放下筷子，趴在桌子沿上，一邊哭一邊說：“妹呀，你不知道這些年姐咋過來的呀。姐十點多就醒呀，醒了就感覺被窩裏冷呀，我將四角壓嚴實了還是往裏頭鑽風，一股子一股子的風。我尋思著咋這個冷的法兒呢，我就點了電熱毯，可是點了電熱毯我卻被烙得睡不成。一睜開眼睛看看牆上的鍾表，一看十點多，再看，還是十多點。走了半天也沒往前走五分鍾。妹啊，夜咋就這麽的長！”
望著滿桌子的菜，我已經再沒有心思下筷子了。我想，是我的嘴找不著飯了，還是飯找不著我的嘴了呢？我不知道。隻知道我的心像打了麻藥，還被人剜著一樣。說疼吧，也不是，大概是一種“木”，說不清道不明的。
4
隔天，封莉就開始在行裏躲著我，再隔許多天，她還是躲著我。其實她不躲我，我也想躲著她呢，我不知道怎樣麵對她。
實際上，封莉不止躲我一個人，行裏從前要好的姐妹她都躲著。大家都說封莉是越來越怪癖了，我心裏知道是怎麽回事，但什麽也不能說。每當別人議論她時，我隻能說：“她願意自個兒待著就讓她自個兒待著唄，誰沒有個煩心的時候？”
不想沒多久，封莉居然悄無聲息地換了檔口，也沒跟我們說一聲。之前誰換檔口，都會事先跟左鄰右舍打個招呼，畢竟在一處做買賣的時候，彼此有照應不說，說話嘮嗑的也有個熱鬧勁兒。可她竟然悄咪咪地跑單幫兒了。
後來，封莉對我們說是檔口到期了，床主要給漲價錢。但床主我們誰不認得？漲沒漲價誰不知道？大家知道她在撒謊，心裏頭都不舒坦，但誰也沒有再開口問了。
隔了半年左右，一天下行，封莉去家裏找我。我挺意外的，更意外的是她完全變了一副樣子——瘦，黃，一張臉跟黃表紙一樣。我讓她進屋坐，她執拗著不肯，說就一句話，站在門口就說完了——她想從我這裏借五千塊錢，一個禮拜就還上。
我有點意外，因為這錢不算多，按她家的買賣，不至於要出來借的啊。我說：“你進來，你站門口算幹啥的啊？別人還合計有啥事兒呢！有啥話不能進來說？”
她遲疑著進了門，卻不肯換鞋，隻木樁一樣站在門口。門卻在她背後先掩上了，再“咯噠”一聲響起，關了。
“封莉，咱這麽多年的姐們兒，你這是幹啥？你究竟要幹啥？有啥事兒不能跟大夥兒說？誰是能看你笑話還是咋的？再說，誰看誰笑話？不都這慫樣兒嗎？”
封莉沒有正麵回答，隻是追問：“你借不借吧？”
一周以後，封莉沒有按時還錢。五千塊，也不能追著屁股去管她要。大家都在行裏，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再後來，大家嘮嗑時候一提，才發現封莉居然管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借過錢了，而且都沒有還。
“她這是幹啥？買地下六合彩了？”
那時候，五愛確有因為買地下六合彩出事兒可哪兒（到處）都借錢的人，大夥就合計去勸勸她。但封莉說啥事兒沒有，牙關咬得噔噔緊，把所有人氣得夠戧，都說：“誰也救不了想死的鬼呀。”
這天我去廁所，正走著，遇見了封莉。她人幌子一樣在行裏飄一樣地走，並沒有看見我。我一把拽住她，問她幹啥去？咋的了？她扭轉過臉來瞅瞅我，笑著說：“錢戰要回來了。”
“錢戰要回來了？因為啥？”——當時，離過年還遠著呢。
“因為啥？沒錢打貨了。”她低下了頭。
“怎麽會沒錢打貨？”我問。
封莉不說話，扭轉頭接著走，背影虛虛的，腳步輕輕的。我頭皮有些發麻，卻在此時聽她揚聲唱了起來，還是《王二姐思夫》的那一段，詞兒又有了一些改動：“錢郎你走一日，我牆上劃一道啊；你走兩日，我牆上劃一雙啊，你前前後後走了三年又三年，我橫橫豎豎劃滿了牆啊，哎嗨哎嗨呦。”
背後有人碰我，說：“你說封莉這又是咋的了？瘋了？”
我回頭看那人，一時竟沒有認出是誰。對方邀我一起去廁所，趟子裏人多，我倆不時偏過身子才能擠過去。
我還沒來得及進廁所，就聽到一個尖銳的聲音突然從背後傳了過來：“錢戰，我他媽*****祖宗！”
我一聽，這不是封莉的聲音嗎？頓時屎也沒了，尿也沒了，兜回頭就朝她剛去的方向跑。行裏人太多了，我就拿手胡亂撥開。人家罵我，我也不理會，還是呼呼地往前跑，隻聽見耳朵裏都是自己喘氣的聲音，大得像刮了台風。終於跑到天井圍欄邊，我低下頭，見樓底下已經圍了一圈人，中間則空出一個圈兒來，封莉躺在那兒，一動不動。
第三天頭上，錢戰回來了，臉上隻看得到疲憊，看不出悲喜，如果非要說，懊惱更多一些。因為這事兒比較敏感，錢戰不主動，沒人往前湊和。在他料理封莉的後事時，大家才斷斷續續的從他嘴裏知道了封莉的一些情況。
她後來找的男人是個街溜子，也不上班。開始的時候還帶著封莉吃一吃、喝一喝，沒事兒給買個小禮物，可睡在一起後，這些節目就全部自動取消，取消了不說，沒錢就管封莉要。
一開始，那男人還編個理由涎著臉要，後來不給，就打封莉。封莉扛打，打也不給，男人就麵目猙獰了，說：“嘿嘿嘿，不給錢，我把咱倆的錄像整到你姑娘學校去。”
街溜子有個數碼照相機，據說兩人在一起情到濃時，街溜子說錄下來那是情趣。封莉想起那些細節，腦子裏應該有種天崩地裂的轟然巨響。對她來說，那應該是一道無解的題。
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封莉想到了死。那天，她跳樓之前給錢站打電話，哭號著罵他：“不是你，我沒有今天。不是你，我不能認識那三孫子。不是你，我不能上他的套。我死，不怪那小癟三，要怪也是怪你，我做鬼也不放過你錢戰。”
錢戰對大夥兒說：“我就知道她守不住。”
“六七年啊！為什麽要讓她守？為誰守？守什麽？”我真想替封莉問一問。
錢戰又說：“傻Ⅹ老娘們兒，以為自己是老爺們兒呢？！咋搞都行。丟人現眼。”
這一次，我連替她問一問的想法兒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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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離開了五愛街，姐妹們又和寬姐聚了聚。那兩年寬姐生意做得順，錢賺得溝滿壕平。她開一輛名牌車，上牌子要花個萬把塊，普通車牌號似乎襯不了她的身份。手機號也是，後麵連著幾個“8”，風光得很。
寬姐找男人，都是小男人，體格子棒棒的，嘴甜，會來事兒。帶出來大家一瞅，就有人開始教訓寬姐：“是不是瘋了？有錢燒的？那小子黃嘴丫子沒褪淨呢，比我兒子大不了幾歲，能跟你好好過日子嗎？”
寬姐不置可否，說：“原先那個倒是老，咋的？跟我好好過了？”
來人一時語塞，我就笑著說：“你把你兒子管好得了，別讓上了她這條賊船。這娘們兒現在有貨，神氣得很，啥都敢幹。最重要是，到時候不知道你倆咋論，咱們也為難。別人家的兒子你就別管了，你也管不著。她？你更管不著了。”
寬姐接話：“她兒子可不行，大小不說，我可不想管她叫媽，咋的也不能讓她高出我一輩兒。”
大家哈哈大笑。
事後，寬姐感謝大家對她的關心，說自己那麽大歲數了，會看人，讓我們不要擔心她：“人對我好著呢，啥老小的，會疼人就行。”
還是有熱心腸的，斷言到最後寬姐肯定會吃虧。寬姐說：“我能吃啥虧，騙財騙色？我有色嗎？”
“所以呀，騙你的錢。”
寬姐說世上還是好人多，哪有那麽些個壞人啊？再說了，錢在她手裏握著：“他說騙就騙啊，也得我肯撒手呀。”
來人不肯放棄，又恨鐵不成鋼地說寬姐是不見棺材不落淚：“那人家圖你啥？你自己說，不圖錢圖你個啥？”
“人格魅力，懂不懂？”寬姐的語氣十分堅定，“再說了，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也許他就好我這口呢？”
半年後，寬姐果真跟小男生分手了。但讓我們始料未及的是，寬姐雲淡風輕，小男生卻痛徹心扉。他死不撒手，還把電話打到我們這兒，讓我們勸寬姐繼續跟他在一起：“我對寬姐是真愛，如果寬姐不跟我在一起，我什麽都做得出來。”
這下，我們這幫老娘們兒又有事兒忙活了，還有人開始懷疑人生：“難道現在的世界如此瘋狂了嗎？小男生真的愛上寬姐了？”
寬姐看著那個大惑不解的女人笑了。改天，她拿出一筆錢，對小男生說：“我不能耽誤你，你還年輕。”
男生握著寬姐胖得像豬蹄膀一樣的手，掉了淚，說自己深深愛著寬姐，不怕被耽誤。寬姐的臉色就開始往下沉，拍拍小男生的手，說：“你得懂事兒啊。再這樣下去的話，錢我可一分都沒有了啊。聽話，以後有啥事兒找寬姐，寬姐能辦的肯定好使。”
於是，小男生輕輕放開了寬姐的手，再也沒在她的生活裏出現了。
6
過一段時間，寬姐請大家吃飯，又換了一個男人。這男人跟上一回的不一樣，老成一些，戴個眼鏡，一看就有文化。
姐妹們都住嘴不出聲了，怕說出話來讓有文化的男人笑話，給自己丟人，也給寬姐丟人。但還是不放心，背後就問寬姐：“人家有文化哩，圖你個啥呀？你寬姐一張嘴，祖宗十八代都可以在一起雜交，人家文化人能受得了你？”
寬姐就又開始“蘿卜白菜、各有所愛”那一套了。
“上一回吃那虧忘記了嗎？最後不還是用錢把人家給打發了？有錢也不是你這麽騷包的，小心讓一個變態的圖財害命了呀。也不是沒有先例，我們可都為你好。”
寬姐說她自己也寂寞呀：“我怕個啥？手裏頭有錢了，但是炕頭子上沒有男人嘛。深更半夜地睡不著覺。睡不著覺了想什麽？像男人想女人一樣嘛，女人就不興想個男人？寬姐我可以給自己找個男人的嘛，至於說行不行，合適不合適，那也得先找下再說呀。”
大家仿佛就想聽到這句話，於是都了然了，也都釋然了。對寬姐的擇偶觀也就更寬容了一些，甚至還有人沾沾自喜，覺得寬姐有錢有什麽用？孤零零的一個人，也比不上自己有老頭兒（丈夫）。管他打呀鬧呀一輩子，到了是個伴兒。再說了，兒成雙女成對的，擱眼目前光看著心情就寬展嘛，扛活都有勁兒。再見寬姐，也就有一絲優越感了。
後來，寬姐跟文化人黃攤子的時候，大家又去安慰她，勸她找個老實本分的，別整天胡扯亂拉，淨跟那不著調的人在一塊兒混。
那時節寬姐抽煙，女士香煙，細長細長的一根，苗條的煙管與她肥胖的指頭極不相襯。寬姐偏過頭看著中指上碩大的鑽戒，噴出一口煙霧來，張了張嘴，好像是想說些什麽的，卻終於什麽也沒有說。
有人看出門道，認為寬姐跟那些有了錢的男人一樣，沒想過成家，就是想“玩兒玩兒”而已：“寬姐錢多的是，多得花不完，她不差錢。而且她沒有子女，錢留給誰？誰給她開心她就給誰唄。”
這個說法震住了所有人，女人們先是沉默，繼而分成兩派。一派認為寬姐牛Ⅹ，幹了男人們幹的事兒：“她讓那個小子，記得不？最年輕那個，讓他‘懂事兒點兒’。這個語氣你們細想想，像不像男人？”不等人答，她又說：“還有那句，‘你還年輕，我不想耽誤你’。”
這一派女人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說得兩眼放光，十分興奮。另一派的女人則表示難以接受：“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樣，男人和女人不一樣。”
“怎麽不一樣？不都兩條腿支個肚子？不都是人？咋？女人不是人？”這說法遭到了強烈的反對，於是說話的人開始支支吾吾，她確實也說不出男人和女人究竟哪裏不一樣。
某天，一個驚人的小道消息傳來——寬姐又跟前夫吳銘搞在了一起。有人專門電話打到我這裏求證，可我又不是當事人，怎麽打證明？
真相很快浮出水麵：寬姐和吳銘真的開始出雙入對了。接著，吳銘的現任忍無可忍，帶著孩子打到寬姐公司裏去了，但是吳銘並沒有選擇回歸後建的家庭。
這真是一個瘋狂的世界。它的瘋狂在於，人永遠無法參透它的走向。那些恩怨與愛恨大體離不開兩個性別：男人、女人，所有的故事和事故也都圍繞他們展開。沒有劇本，全靠即興發揮，居然就能把生活折騰得如此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一開始，大家對於寬姐“是否真吃回鍋肉”這事兒持觀望態度，有人思量著應該盡盡朋友的本分，組個團去勸勸寬姐。但這個提議說出來，大夥兒的興趣都不太高。畢竟都是成年人了，知道自己在幹什麽，當事人也不是迷途的羔羊，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尤其是像寬姐那樣的人。
寬姐和吳銘和好之後，就很少跟我們這幫朋友打連連了。就像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們中的很多人也似乎緣盡於此了。君子不下馬嘛，各自奔前程。大家漸行漸遠，慢慢走散。
7
當我得知寬姐因為騙貸出事兒的時候，她和吳銘已經經曆了漫長的看守所等待和開庭的過程，進監獄服刑了——原來，寬姐後期賺得溝滿壕平、往死造的錢，全部來自銀行。
我去監獄看她，走過漫長的通道，四周圍的牆老高，上麵還有電網，進去就不自覺產生一種森森的冷意。
“賠了麽？”我問她。
“搭上個信貸員的關係，給回扣。到我手才幾個錢？不過他願意貸給我，我肯出血嘛。再說他認為我有，或者認為我有能耐掙。靠吹嘛！隻有我自己知道我有沒有。”那邊的寬姐嘎嘎笑，“其實隻有我自己知道我有沒有。”
寬姐的小眼珠子仍舊是亮，表情相當狡猾。她對我感慨：“不應該離開五愛街，外麵玩不太轉，沒有文化不行。”
會麵期間，我沒問她什麽問題，她倒竹筒倒豆子似的，一樣一樣給我說。
“就玩麽，也不是用自己錢。心疼個啥？閻王爺幹小鬼——舒服一會兒是一會兒嘛。人活著不就圖一個樂兒？圖啥？”寬姐笑得寬展，似乎她並不是在牢房裏，沒有東西可以困住了她，她樂在其中，也享受在其中。
“我死了，也得拉個墊背的。”她又開始“嘩嘩”地抖著腮幫子的肉笑，像惡作劇得逞了的孩子。
寬姐說自己有過猶豫，畢竟前夫吳銘的孩子還小，後來她還是下了狠心拉他下水：“媽的，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幹啥不把他咬出來？當初就是這麽想的嘛，心軟？他當初也沒對我心軟。”
在看守所期間，寬姐靠著自己強大的人脈關係，還指使男號兒的人把吳銘打了一頓。當時吳銘前腳剛進看守所，男號兒的人就借放風的時候問了她：“寬姐，是不這小子？”寬姐沒說話，隻點點頭。第二天再看到吳銘，他眼睛腫了，臉也腫了，像個豬頭。
“也爽，也不爽。”寬姐說。
臨分別時，寬姐讓我替她去兩個地方轉轉：“你去小河沿兒，看那早市還有沒有？政府取締了沒？那時候，我跟你姐夫在那兒賣刀魚，秋刀魚一板一板地凍成坨，冬天，那手上的大口子裂的……”
她停一下，又給我比劃著說：“五愛市場，我那檔口現在賣啥？誰租著哩？換多少茬了呀？你回去不？回去了給我拍個照片，我想看看。那時候……”
我本來都想應承下來了，後來想想，拒絕了。我說：“有啥看頭？沒必要看。人回頭看，沒有必要。”
寬姐瞅瞅我，低頭想了想，爆了句粗口：“他媽的，也是。沒啥好看的。這輩子啥他媽的沒看見過？”
會見時間結束了，寬姐起身，背影還是寬寬的，一堵牆一樣。我心裏想：這娘們兒心可真夠大的，人生混到這步田地，也不知道上個火。瞅那一身膘，似乎一斤分量也沒掉。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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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年3月一次打羽毛球，中間休息的時候，我問球友大海：“我最近左胳膊抬起來特別費勁，平時左肩膀也疼，晚上睡覺都隻能右側躺著，該怎麽辦？”
大海愛鑽研，悉心照料母親20多年，不知不覺自己也成了半個醫生，啥都懂點。聽我這麽一說，他鐵口直斷：“你這是肩周炎，調整下睡覺的姿勢慢慢就好了。盡量平躺，左右側躺要平均。”
可到了7月，不僅左肩左臂越來越疼，就連背上靠左的第一根肋骨也疼得厲害，根本無法平躺。我從小身體好，沒咋得過病，之前在北京待了20多年，除了看牙看眼睛，就沒進過醫院，對於疾病可以說是毫無經驗，隻覺得這肩周炎需要時間，仍咬牙堅持著。
到了10月，因為堅持運動加上配合著自創的“拍打治療”，我覺得身體已經開始明顯好轉，與常人無異，但這時老婆看了些科普文章，感覺不妙，勒令我假期結束必須去醫院檢查。
國慶長假一過，我們到本地最好的A醫院，做了CT和核磁共振。第二天取結果的時候，醫生讓老婆靠近電腦，開始竊竊私語，我在旁邊一看，就知道麻煩了。
回家路上，老婆對我說：“不管發生什麽，你都別害怕。不管發生什麽，我們都永遠在一起。”
我問她：“你說實話，真的是癌症？”
老婆故作輕鬆地點點頭：“現代醫學發達，癌症算不上不治之症了，沒啥了不起的。”
我頓時發起飆來：“不可能，我平時連感冒都很少得，怎麽可能得癌症？”
鬧了會兒，我得出了結論——一定是醫院搞錯了。
老婆把我哄回家之後，安撫了一陣，馬上給我姐留言——我父母年紀大了，不敢驚動他們。我姐正在成都出差，得知消息就往回趕，到我家時已是晚上了。在姐姐、姐夫和老婆輪番勸說下，我總算是初步接受了事實。我原本打算先去成都複查，不行再去北京複查，現在我決定：就在本地複查一次，不折騰了。
第二天，我去了B醫院，我姐朋友W在那裏當院長，他看了片子，肯定地說，“肺癌沒得跑”，“趕緊把煙戒了吧”。然後又建議我去A醫院做PET-CT，還介紹了他在那裏的同學R醫生：“PET-CT最準確，我們市隻有他們那裏才有這個設備。他們有錢得很，一下子買了兩台，一台都要好幾千萬呢。”
PET-CT做一次要8000元，一口價，沒得商量，而且不在醫保報銷範圍內。一聽這價格，我肩膀手臂後背哪兒都不疼了，隻有心止不住地疼了起來。
PET-CT結果出來之後，R醫生給出最終結論：肺癌晚期，立即住院治療。
A醫院在我國西南地區聲名顯赫，附近幾個省的人遇到大病和疑難雜症都會紛紛湧來，這裏的腫瘤科住院樓一直人滿為患。即便貴為該院王牌醫生，R醫生在“病床緊張”麵前同樣一籌莫展，隻能讓我回家休息等通知，說“正常情況下三四天之內肯定能入住”。
當晚，老任夫婦請我們兩口子吃飯。老任是我高中同學，畢業時通過“招幹”考進了檢察院，前些年坐過一個級別不高但非常有實權的位置，幾年下來也積累了不少人脈。隻是因為家裏沒有背景，很快就被退居二線了。他和我是肝膽相照的朋友，也是我確診後通知的唯一一個同學，此時請我吃飯，自是為了安慰我。
聽說我住不進去醫院，老任笑了，說他正好有個親戚在A醫院腫瘤科負責放療，可以請他幫個忙。他當我麵給親戚打了個電話，5分鍾不到，我姐的電話也來了，說R醫生通知她，讓我今晚務必做好核酸，明天一早去找她辦入院手續。
於是我就住進了A醫院腫瘤科住院部最大的一間病房，有9張病床，9張陪護椅——這些陪護椅，白天基本上是給需要輸液但沒有病床的“門特病人”用的（“醫療保險門診特殊病種”的簡稱，是指病情相對穩定，且需要在門診長期治療的疾病），晚上則是病人家屬打瞌睡用。60平的病房，時常擁擠著小30個人，不誇張地說，比菜市場還要熱鬧。
我的病床在房間的一個角落，我比較喜歡安靜，不太受得了房間內交織著悲傷、絕望與些許歡樂的嘈雜，到快中午時，實在受不了，跟老婆一商量，索性回家了。
2
晚上臨睡前，我突然想起：這一住院，肯定是沒法上班了，前路茫茫，誰知道會發生什麽，那就負責任一點，趕緊把工作辭了吧。想到這兒，我立即給榮榮發消息，說自己得了癌症，已是晚期，從現在起停掉所有工作。如果能好，到時再重新合作吧。
榮榮是我多年好友，在北京時我們是合作夥伴，親密無間，一起做出過一些成績，然後就各奔東西——她遠赴日本發展，我則去了家公司上班。
2016年，因為兒子快要上小學，我決定來年回四川老家讓兒子提前熟悉環境。這時榮榮找到我，說她在日本的公司做起來了，希望我能加入其中。於是，2017年3月，我將“北京-老家”的行程改為了“北京-東京-成都-老家”，到日本玩了十幾天，和榮榮和她老公談好了合作方式，我便以顧問的身份，正式加入她的公司。這段合作持續了4年多，如今，也該結束了。
很快，手機不停響起來，一看是榮榮發來了好幾條信息，“領銜”的是一筆5萬元人民幣的轉賬，寫的是“安心治病”，下麵是一堆語音，自然都是圍繞著我的病情展開，讓我特別感動。當時就想，大家都這麽關心我，支持我，我得振作起來——就算是癌症又如何？
語音聊了一會兒，榮榮突然想起一個叫董青的同胞——她在東京有一家餐廳，董青經常帶朋友去那裏吃飯，時間長了就成了朋友。這個董青在日本做高端醫療的中介，是“董董醫療服務平台”的負責人，榮榮讓我等一下，先別睡，她去問問董青，我這樣的情況是否適合赴日治療。
沒一會兒，榮榮的語音又來了，讓我把CT報告、病理報告等發給她，之後我就睡著了。
第二天起來，就看到手機上都是榮榮的語音留言。她說董青會給我提供東京最好的醫療資源，一定能徹底治愈我的癌症，又說讓我盡快去辦赴日醫療簽證，“千萬不要耽誤了”。
我趕緊回話感謝榮榮，但也表示我不會去日本治病，相信在國內也能治好。榮榮的語音很快又來了，核心意思是，生命第一，必須來日本治療，不要擔心費用，赴日本治病及生活所產生的所有費用，都由她一力承擔，“你們絕對不用花一分錢”。
我非常堅決地謝絕了榮榮的好意——我跟老婆解釋說：“這個人情太重了，我們還不起。”
本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隨後的幾天，我住進醫院，開始了放化療同步治療。做了幾次放療之後，無論肩膀手臂還是後背都不疼了，爬坡上梯比誰都快，醫生護士都把我當家屬，沒人相信我是病人。
可接下來的化療難受得要命，我咬牙堅持過那幾天之後，跟R醫生說：“我再也不做化療了。”她說：“你放療效果很好，但化療也很重要，至少還要再做一次。”
我說：“我身體受不了，最多再做一次，絕對不多做了。”
我對化療的抗拒，榮榮很快就通過我老婆知道了，她便借此來勸說我，說日本那邊的免疫療法特別好，不僅療效顯著，而且不需要放、化療，“不用承受無謂的痛苦就能把癌症治好，何樂而不為？”她還強調，董青那個醫療服務平台是日本大使館官網推薦的、具有“身元保證資質”的機構，由它給我們提供在東京醫療相關的服務，可以絕對放心。
“身元擔保資質”其實是一個日本官方性質的牌照。日本政府規定，想要去日本看病，必須提供一份由具有“身元擔保資質”的機構開具的“身元保證書”。據網上查證，想要獲得這種擔保資質牌照並不容易，要由日本經濟產業省和外務省聯合審批，審核還挺嚴苛。
一番了解後，老婆顯然是動心了，開始順著榮榮的話一起勸我。榮榮還再三跟我強調，日本治療的費用比國內還要便宜，且不由她個人出錢，而是由公司出錢。
兩人一唱一和一周後，我終於被說服了。處在待孕的關鍵時刻的榮榮不宜太操心，她立即把我老婆和董青拉了一個群，開始著手辦醫療簽證：“你們去辦吧，我負責出錢就是了。”
老婆做事情一向雷厲風行，加上疫情之下赴日治療的病人比以往少得多，董青生意慘淡，對我這一單自是非常重視，榮榮在費用方麵有求必應，大家辦起事情來效率自不用說。
11月28日，重慶領事館通知老婆：簽證下來了，可以到成都去取，也可以快遞過來。接到電話的時候，老婆正陪我在離醫院不遠的江邊散步，那天天氣特別好，我們心情也特別好。
然而好事多磨，回到病房翻看手機，突然跳出一條新聞：因奧密克戎肆虐，日本宣布將從12月開始封國。老婆趕緊跟重慶領事館聯係，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顯然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等事情，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最後隻能告訴我們，保險起見，還是到時候重新走一遍流程吧——因為我們不能立即出發，而簽證隻管3個月。
3
12月10日，在做完2次化療和33次放療之後，我出院了。我已經感覺不到身體的絲毫異樣，平躺著側躺著都能睡，上下樓梯和走醫院裏的陡坡，甚至比健康人都要輕鬆。
臨走前，我問R醫生飲食方麵有什麽忌諱，她說沒有，但嚴禁抽煙喝酒。我又問運動方麵有什麽忌諱，她說沒有，但不要過度。最後，她跟我說：“你的一切指標都非常好，接下來隻需要做免疫治療，就可以維持很長時間。出國做也行，在這裏做也行，都一樣。”
大約又過了10天，簽證又下來了，這時榮榮已在東京為我們租好了房子，房子在銀座，寸土寸金的地方。和老婆商量了下，決定過完元旦就走，正說著，董青發來消息，要求我立即在國內醫院做一次全麵檢查，把結果發給她，日本醫生要看。
我馬上拿出手機掛號，卻發現最近3天都沒有R醫生的門診，找其他醫生又覺得不太合適，於是幹脆掛了C醫院的號。C醫院設備不差，但水平有限，照出我肝上有陰影，但又判斷不出是什麽，就在報告上注明“癌細胞疑似肝轉移”，並打了一連串的問號以示疑問。
我當時也沒在意，想著自己身體好好的，不可能有肝轉移，再說，反正也要交給日本的醫生，到時聽醫生的就是了，沒必要想太多。
把檢查報告全部發給董青後，我就忙著參加各種告別活動。期間，老婆有意無意地跟我提起，說這次去我們也要帶點錢，不能真讓榮榮一人承擔全部費用。我說那是當然。過了幾天，老婆又很鄭重地說起帶錢的事，我感覺有一點異樣，但也沒多想，仍說那是當然，隻是多問了句：“你打算帶多少錢？”
老婆說家裏還有30萬現金，“我們全帶上”。我說行，我們在日本最多隻能待3個月，這些錢應該夠了，而且我手機裏也帶著幾萬塊錢呢。
過完元旦，1月4日，我和老婆乘車前往重慶。當天在日本領事館指定的萊佛士醫院做完核酸，5日拿到檢測報告後就飛往沈陽——當時國內隻保留了部分國際航班空港，重慶已無法直飛東京了。
東京大雪（作者供圖）
一路上的艱難困苦無需多說。1月6日中午，我們有驚無險地抵達東京成田機場時，已是疲憊不堪，等到走完一切流程辦好所有手續出了機場，已經下午4點過。此時，空中飄著鵝毛大雪，地上白茫茫一片。後來才知道，這是東京十年來最大的一場雪。
董青公司的小戴跟合作的司機開車來接我們。因為下雪，車開得很慢，到銀座時天已經黑了。榮榮租的房間是一個大開間，幹淨得很，租金合人民幣每月1萬元以上。家具都是榮榮新買的，尚未拆封，沙發床、桌子、櫃子和各種收納箱，全是宜家的風格，需要自己動手組裝，就像未來2個多月的生活，我們需要自己去麵對——那時我們剛知道，在我們來之前，榮榮已經回國待產去了，此時正在上海的賓館裏隔離著呢。
我們在東京宿舍附近的街景（作者供圖）
收拾好房間，老婆給我說了實話——之前她跟我說得帶錢來並非無的放矢，董青認為這次治療費用會很高，榮榮一個人出錢不合適，勸榮榮讓我們也出一部分錢。榮榮接受了她的意見，大概怕我因此不來了，就轉達給我老婆。老婆也怕我心疼錢，所以也沒跟我說實話。
我聽後埋怨老婆：“你該跟我說實話的，這不隻是錢的問題，也涉及知情權。之前雖然我們也打算花一部分錢，但至少名義上是榮榮承擔全部費用。與董青那邊的合同和費用，我們都不好過問，如果名義上是榮榮和我們一起出錢，那麽我們就可以要求事先了解合同及費用這些事情，而不是兩眼一抹黑地就過來了。”
老婆歎了口氣，並未多言。我也知道，既然都來了，隻能好好應對。
按照日本政府的規定，外國人入境需要下載一個軟件，然後居家隔離14天。這14天中，每天需要通過軟件報告身體狀況，工作人員偶爾也會通過軟件抽查你的位置信息——不過總的來說，主要還是靠自覺，平時下樓去便利店買東西或者去餐館吃飯，都是允許的。
董青認為我們前來看病，屬於日本政府可以理解的“特例”，所以第二天就安排人開車接我們去醫院了。說是醫院，其實是位於東京都港區白金台的一家私人診所，名叫“東京CAクリニック（CA診所治療）”。
診所最外麵有一處小小的等候區，窗台上擺放著兩本雜誌，都翻開到了登有診所主人木村修院長采訪內容的那一頁。我很熟悉這種套路，當時就有一種不太好的感覺，不過想著，既來之則安之，也就努力讓自己釋然了。
很快，董青到了，一個40來歲的天津女人，人高馬大，虎背熊腰，笑容可掬，滿麵春風，一見麵就噓寒問暖，殷勤備至，讓人感覺特別舒服。她把我們帶入木村院長的辦公室，辦公室不大，4個人在裏麵就已經非常擁擠了。
木村院長慈眉善目，溫文爾雅，舉手投足間無不透著禮貌和尊重，一看就讓人特別踏實。通過董青的翻譯，木村給我們講了大約20分鍾的治療方案，但對我講述的在國內治療的情況沒有絲毫興趣。最後，我簽了他出具的治療告知書，治療方案裏沒有任何與射線及放射治療有關的內容。
木村院長口頭提到：根據你在中國的檢查報告，癌細胞有可能出現了肝轉移，但隻是可能，目前不能確定，所以我們會安排你去專業的醫院進行複查，若確實有轉移，則可能會進行放射治療；未轉移的話，當然就不考慮了。
隨後，董青帶我們到診室，護士給驗了血。僅談話和驗血這兩項，診所收費33萬日元，按當時的匯率，約合人民幣1.7萬，我心想，夠貴的。
第二天做的樹狀細胞療法的“成分采血”，折騰了1個多小時，收費430萬日元——老實說，要是知道治療費用如此宏大，我是斷然不會來日本的。接下來基本上是例行公事的治療，一周兩次去診所，主要是輸液，輸免疫藥和抗癌藥，每次10多萬到100多萬日元不等，沒有意外，也沒有驚喜。
在我治病的這些日子裏，老婆拍了些素材發在了一個短視頻平台上，原本隻是想記錄下這段特別的生活，結果因此結識了另外兩名同樣從國內來日本治療癌症的病友家屬。她們一位叫陳明，自己是患者，由在日本的姐姐幫著辦的“永居”，來了很久了，因為享有日本的醫保，在大醫院治療花費很便宜，治療效果相當顯著；另一位叫秦月，陪老公來治療，她家在國內做能源生意，經濟條件很好，這邊的朋友給介紹了著名的友明醫院，據她說治療效果不錯，遂和老公決定在醫院附近買套房子長期住下來了。
由於我們隻是短期治療，前期老婆並未和她們多聊治療細節，隻是互相分享日常，打氣加油。那段時間，日本疫情嚴重，東京每天新增陽性都在1萬人以上，我們除了治療、吃飯、買東西之外，平時很少出門，好在有這兩位朋友在手機上的陪伴，日子倒也不寂寞。
4
不知不覺就到了1月21日。
這一天，木村院長表示目前為止治療順利，他將安排我去江戶川醫院做關於癌細胞肝轉移的檢查，以確定接下來的治療步驟。
我跟木村無法直接溝通，一切都得通過董青翻譯。我跟她說，這麽長時間了，我身體沒有絲毫異樣，肯定沒有肝轉移，無需檢查。董青則轉告木村的意見：還是檢查下穩妥。
回去的路上，我們又說起這個話題。董青說如果真的沒有轉移那最好，你就不用多花錢了；但如果確實有轉移，該治也得治，“如果不進行肝部放射線治療，你的病將無可救藥”。
見我仍有疑慮，董青便跟我講起她的情懷——她父親就是因為癌症去世的，感念於此，她對癌症病人的救治有一種執念，其中的感情，是親人一般的，讓我一定要相信她。見她說得如此誠懇，我也就不再堅持，心想等檢查出沒有轉移，大家都踏實。
江戶川醫院的部分建築（作者配圖）
隨後的幾天，董青陪我去江戶川醫院做了各項檢查。江戶川醫院在東京的江戶川區，是一所很有意思的醫院——它的每一扇門與窗都有掛畫、海報或是塗鴉，天花板和牆壁上畫滿了漫畫作品，廁所和治療室都裝修奇特，甚至連醫院平麵圖都做成藏寶地圖，這一切，無不讓人感覺非常放鬆。醫院內外還特意飼養了鴕鳥、蜥蜴、蛇以及各種小鳥和觀賞魚，更令人樂而忘返。我很欣賞這家醫院的不拘一格，但對於檢查，隻當作是例行公事，毫無壓力。
然而，我最不希望的事還是發生了——1月28日，去CA診所治療時，木村院長告知，江戶川醫院確定我存在肝轉移，需要做射線治療。他繼而安慰我說，癌細胞轉移屬於正常現象，不用太擔心，而且這也不影響我們的免疫治療，隻是要多幾天時間用來做射線治療而已。
回家的路上，我問董青射線治療的確切費用，她說需要400萬日元左右。我說這筆錢太多了，得想辦法籌措，需要點時間。董青說她也許能想辦法幫著減少一些——之前日本醫院對外國人收費是本國人的2倍，最近才改為3倍，如果能鑽個空子，給我按照以前的價格來算，就能減少一大筆支出。我們一再對她表示感謝。
當天晚上，董青告訴我們，她已經想辦法給我爭取到了按照日本人的2倍付醫療費，總費用是311萬日元。另外，我們還需支付25%的服務費，即77.75萬日元，還有江戶川醫院的檢查費用16萬日元。所有費用加起來，總計404萬多日元，合人民幣20多萬。隨後，她給了我們一個銀行賬戶，要求把錢打在那裏麵。
1月31日，我和老婆在日本東京度過了一個永生難忘的除夕夜——治療到這時，我們倆手機裏的金額已所剩不多，根本不夠支付這筆費用，實在沒辦法，我硬著頭皮給我姐打電話借錢，我姐二話沒說就把錢轉了過來。
就在我們以為這一段花錢如流水的日子將暫告一段落的時候，2月3日晚，董青又給我老婆發消息，說江戶川醫院的黑崎主任聯係了她，我肝轉移的腫瘤比先前預計的更嚴重，需要調整方案——總而言之，就是治療費用可能會增加。
老婆表示很為難，請她無論如何跟院方通融一下，董青說她會盡力。
第二天上午，董青說有事來不了，是她公司的員工開車來接的我們。陪我們在診所的隻有小戴一個人，木村院長滿麵春風，告訴我昨晚黑崎主任等人經過再三研判，最終確認我肝上的“惡性腫瘤”其實是個良性血管瘤，所以“癌細胞肝轉移”不存在：“所以，我們的治療時間要縮短了。”
大家聽了都非常高興，我老婆立即在微信上向榮榮報喜，小戴也馬上向董青報喜。小戴在手機上操弄了一會兒，跟我們說：不好意思，董總讓我下樓去一下，我很快就回來。然後人就走了，隻留下我和老婆在診室裏。
按照之前董青對我們的承諾，我們在醫院的時候，他們永遠都會有至少一個人陪在左右，以方便翻譯。之前他們一直照此規矩嚴格執行，從沒有單獨把我們留在診所讓我們無法和醫護人員交流，唯有這一次是例外。
大約10分鍾後，小戴一個人回來了。又過了幾分鍾，董青也進來了，臉上的笑容肉眼可見的生硬。她說她剛去了木村院長的辦公室，院長問“劉是不是天生自帶好運的體質？”
我老婆很高興地問董青：“這樣就不用做射線了對吧？”
董青說：“剛才我問木村院長了，還是要做——當然，不掃描肝了，掃描肺部。這是為了你們好。”
我暗暗有點不爽，也覺得有些蹊蹺。很快，木村院長又來了，說明天（周六）開始做射線治療，下周一到周四再連續做4天，12號開始進入免疫治療階段。
回去的路上，董青一再對我說，必須進行肺部放射線治療，否則會嚴重影響免疫治療的效果。雖然此時我已是疑慮重重，但因為語言不通，無法與醫生溝通，同時也擔心董青所說的嚴重後果，為配合整體治療，終究還是選擇了隱忍。
作者在江戶川醫院放射線治療等候區（作者供圖）
接下來的一周，我在江戶川醫院做了5次“托姆刀放射線治療”。在此期間，我先是左胸異常疼痛，繼而右胸也開始痛。董青再三安慰說沒關係，射線會有一些副作用，但都是暫時的，很快就會好。
放射線治療之後，又回到CA診所按部就班地輸液，這樣到了3月5日，整個治療終於宣告結束。董青高興地對我說：“你的病已經徹底治好了。”
她這話說得隨便，我的疼痛也並未消失，便問她：“都沒拍片檢查，就能確定治好了？”
她說：“檢查又得花錢，何必呢？你放心，肯定治好了。”
我當然願意相信病好了，但仍無法消除疑慮。見狀，木村院長再三叮囑，免疫療法見效有個過程，回國之後不要急，要等兩個月之後再去醫院複查。
回國之前，在我們不斷地催促下，董青於3月10日將治療明細單給了我老婆，總花費1600多萬日元。老婆發現，射線治療的311萬日元費用，明細單上隻有董青公司的請款單，而江戶川醫院沒有出具發票，甚至沒有任何證明票據。董青的解釋語焉不詳，說“就是這樣”。
就此，算上日常、交通等花費，我這趟治病的花費超過了人民幣100萬，榮榮給我們付了60萬，我們付了55萬。我對妻子說：“早知道這樣就不來了。”她隻說，隻要治得好，就都值得。
出國這3個月，兒子一直寄住在他外婆那兒。雖然我們一直沒告訴兒子實情，但孩子大了，多少能猜出一點。臨回國前，我給他打電話問：“爸爸媽媽快要回來了，你想要什麽禮物？”他隻回：“我什麽都不要，隻要你們回來就好。”
5
回國之後，我的身體狀況總的來說並不比走之前更好，甚至還多了一分疼痛。但沒有了在異國他鄉的茫然無措，我感覺前所未有的好，也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戰勝病魔。
我們再一次管董青索要在東京每一次治療的用藥名稱和劑量，她最後總算是發給了我。出於某種本能的反感，我沒有再跟她多聊。我老婆和陳明、秦月兩位保持著聯係，想到董青的拖延，便把我用藥的情況跟她們二位做了溝通。陳明久病成醫，細問了一下我先前的治療情況，聽完後，說我的治療方案“完全不符合日本的主流”。
這話說得不算委婉，我聽了後隱隱不安起來。
縱然有千般疑懼，我還是吃著木村院長開的藥，遵照他的要求，五一假期結束才去A醫院複查。結果令我大失所望——病情並無好轉，在日本做射線治療所造成的胸痛仍未消失。R醫生當即就給我辦了住院手續，讓我接受正規的免疫治療。
木村院長給我開了兩種口服藥——一種是環磷酰胺，每天一粒，一種是樂伐替尼，每7天服5粒，8900日元一粒，約合近500元人民幣——董青告訴我是專門針對我的靶向藥，“國內沒有，隻有日本才買得到”。見過R醫生後我才知道，這藥國內不僅有，而且還進了醫保目錄，每粒隻需110元不到。但可笑的是，這藥是針對肝癌的，而我得的是肺癌，所以R醫生立即讓我把藥停了。
至此，我們已經忍無可忍，老婆便開始到社交平台上吐槽“董董醫療服務平台”是如何的不專業，董青是如何坑人。
這篇帖子很快在日本華人醫療中介圈中傳播開來，網友們義憤填膺，紛紛譴責董青和她的公司，隨即有行家指出：“董青肯定黑錢了，因為在江戶川醫院做5次托姆刀射線治療，即使用藥按照最大的劑量，200萬日元也頂天了，絕對不可能需要400多萬。”
後來與一位在日醫療中介的交流中，我才得知有國內的患者通過中介去江戶川醫院做托姆刀射線治療，同樣5次射線，隻花費了125萬日元。我們意識到，不僅射線並不需要做，就算做，我們也被董青他們狠狠地宰了一大筆——那5次放射線治療哪是什麽托姆刀，分明就是董青他們舉在手裏的鬼頭刀。
我和老婆決定跨國維權。
榮榮此時忙於家庭和公司事務，沒精力關心此事，我們便單獨行動了。在熱心人士的幫助下，我們首先聯係上了江戶川醫院，院方還算負責任，用了兩周的時間，給我們出具了詳盡的官方調查報告。
根據這份調查報告，江戶川醫院並未做出任何關於“肝轉移”的結論。報告明確說明：“在本院做了計劃定位CT之後，發現患者肝髒並不是腫瘤轉移，而是血管瘤。2月2日本院黑崎醫生通過電話直接向東京CA診所木村醫生傳達了此事。當然，血管瘤不適合實施放射線治療。”
也就是說，2月2日江戶川醫院已明確告知木村及董青方麵，我所謂的“肝轉移”根本不存在，但董青仍於2月3日晚間聯係我老婆，說黑崎主任剛剛致電她，表示想增加我的射線量或照射次數——也就是想方設法要加錢。
然而即使這次加錢未果，董青仍勾結CA診所向江戶川醫院申請對我肺部進行了5次放射性治療，並以江戶川醫院的名義，向我收取了總計404萬日元（4047750日元）的費用。而江戶川醫院的調查報告顯示，他們實際收取的費用隻有71萬日元（712170日元），包括核酸檢測，核磁共振，定位CT，門診費以及5次放射線治療的費用。
報告並指出：“高出部分的金額，江戶川醫院並不知情，請谘詢‘董董醫療服務平台’。”
不久之前，又有受害者的家屬聯係我，揭露董青招搖撞騙的事實——她將其患癌親人騙到日本治療，收取天價費用之後，卻令患者因延誤治療而不幸去世。
董青居住在東京港區高輪台，據她親口對我所說，她買的是全日本最貴的公寓，每平米20萬人民幣以上，日常開的車是一輛保時捷。當時我們覺得她是女強人，現在才知道，她的每一枚硬幣，都沾滿了癌症患者的鮮血。她的整個財富大廈，不知道是多少癌症患者的屍骨堆積而成。
但縱使知道她行為不端，律師也隻能勸我們說：“如果想要告董青，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又是跨國，比較繁瑣……”
榮榮今年夏初生完孩子回到東京，對於董青的行徑異常憤怒，奈何董青隻是一味耍無賴，榮榮暫時也拿她沒辦法，隻能等候律師的進一步行動。我總是相信路是人走出來的，董青現在固然可以躲在日本當個縮頭烏龜，暫時躲過應有的懲罰，但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
如今，我繼續在A醫院做免疫治療，恢複情況非常理想，R醫生說病情基本可控，“你這麽治著就行，會越來越好”。我便一邊治療，一邊在積極進行跨國維權行動。
最後，我總結了一些赴日求醫的注意事項，希望讀者諸君永遠不會需要它，但是當身邊有人需要的時候，不至於茫然無措——
決定赴日之前，一定要先選擇大型綜合醫院（日本稱之為“大醫院”）做遠程問診，拿到治療方案後，跟國內的治療方案進行對比，最後再決定是否需要出國。日本醫療機構未必強於國內的知名三甲醫院，雖有其先進之處，但在收費上對外國人並不友好，如果不是家庭特別富裕，或者買了覆蓋海外醫療的保險，不建議赴日治療。
若選擇赴日看病，首先要選擇一家“大醫院”作為主治醫院，既能保證醫療水準，也方便應對各類突發情況，千萬不要去小診所，很多都是坑人的。
如果選擇中介機構提供服務，請一定對其做充分的背景調查，不要完全迷信日本使館官網上對具有“身元保證資質機構”的背書。另外，要仔細檢查醫療費與中介費，數據必須清晰。醫療費即使中介代付代繳，也要管醫院要領收書。
把這些寫出來，是為了警示所有治病心切的病友和家屬們，出國治病，請務必小心，千萬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本文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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