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吃軟飯”的年輕人，難有種牙自由
我國20歲到39歲的中青年群體是接受種植牙手術的主要人群。這似乎是一種趨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排隊去種牙，既被種牙傷害了身心，也掏空了錢包。
文 | 高越
編輯 | 胡劉繼
運營 | 月彌
那段時間，她跟朋友去海邊遊玩，看著鏡頭裏的側臉，她才發現，原來自己有這麽嚴重的反頜，兩頰更有凹陷，還有點“大小臉”。抱著做正頜手術的願望，羅西20多年來第一次踏入了牙科醫院。麵診後，醫生告訴她，“想正頜，要先種牙”。
羅西不得不先後拔掉了5顆爛了十多年、隻剩下殘根的大牙，左邊3顆，右邊2顆。唯一剩下的智齒，是因為後續種牙需要支撐點，才被“幸運”保留，但仍難逃根管治療的命運。
差不多同一時間，身處深圳的90後設計師段小敏，也驚恐地發現，自己的牙縫變得越來越大了。查過資料後，她發現，這跟2顆缺失的牙有關，都是左右兩邊的第5顆，從小學一直缺到現在。她擔心，時間再長，情況會更嚴重，立馬在網上查詢口碑好、又權威的醫生，去谘詢種牙。
由於缺牙太久，她的牙槽骨隻剩下薄薄的一層，僅有3毫米，段小敏不得不先放骨粉，培育環境。醫生告訴段小敏，種牙的成功率是98%，她一聽很高興，立馬笑了出來。沒想到，醫生被她的反應弄愣了，直白地戳破，“之前也有一次種牙失敗的例子，別太樂觀”。
種牙，也就是種植義齒，是指用生物材料製成的仿生牙，醫生通過外科手術將種植體植入到牙槽骨內，等到骨性結合後，再通過螺絲和粘接進行固位，連接基台和牙冠。無論是深齲傷及牙髓後的拔牙，還是天生缺失，或是外力損傷，目前來看，種植牙都是針對牙齒缺失最好的修複技術之一。
在無錫做行政工作的芊芊，為了自己的爛牙受了不少罪。她從高中開始蛀牙，先有淺齲、後是中齲，一步步嚴重，補牙好幾次，結果越爛越大。每次發炎時，她都會吃消炎藥和止痛片，過了幾天，牙齒不痛了，就再拋到腦後。直到她要結婚、備孕，擔心自己孕期不能隨意吃藥，才把拔牙、種牙提上日程。
正在上海讀英語研究生的艾恩，一直都想種牙。她既有天生的恒牙缺失，又有後天的齲齒，她算了一筆賬，種3顆牙，至少要三四萬元。艾恩老家在山西，父母月薪隻有四五千元，聽說女兒要種牙很是震驚，覺得怎麽會花這麽多錢，還反過來勸說她，“不能不種麽，也不影響吃飯”。沒辦法，艾恩的計劃一直被擱置，她打算自己攢錢，等工作以後再去種牙。
畢濤是中山鬆鼠口腔醫院的種植院長，她從2005年開始獨立進行種植牙手術，這位有著20多年臨床經驗的口腔醫生發現，近幾年，來醫院種牙的患者盡管仍以中老年人為主，但年輕人明顯變多了，而且，他們的牙齒問題往往都很嚴重。
一位31歲的IT從業者讓畢濤印象深刻。由於工作壓力大，常常熬夜，沒時間維護牙齒，來到醫院時，他的上牙已經掉了一半，剩下的牙輕輕一碰，都在晃動。這位患者之前有半年的時間，吃不了任何固體的食物，隻能吃半流質的，結果就是上牙一顆不能留，必須做半口種植牙。
放置在更大的範圍內，年輕人出現在種植牙科室的身影也正在增多。根據衛生部數據，我國口腔患者人數正在逐年變多，2019年已經達到了7億人，也就是說，隻要走在大街上，迎麵而來的兩個人，其中一人就存在口腔問題。同時，2018年衛計委發布的《第四次全國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中披露，我國20歲到39歲的中青年群體是接受種植牙手術的主要人群。
這似乎是一種趨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排隊去種牙，既被種牙傷害了身心，也掏空了錢包。
在社交平台上，種過牙的“先行者”和躍躍欲試的谘詢者，逃不開的一個討論話題是——種牙究竟有多痛？這是很多人的擔憂，也是很多人記憶猶新的經曆。
段小敏總結那段日子，是生理和情緒的雙重煎熬。手術時，手術室裏充斥的是冷冰冰的白藍色，一位醫生和幾位助手圍在手術床邊，一張藍綠色的布蓋滿整張臉，隻留下一個口，露出嘴巴。當視覺被遮擋時，其他的感官會變得非常靈敏。她能清晰地回憶起，自己的手絞在一起，不自覺地出汗，手心變濕了，隻好把汗輕輕地蹭在褲子上。頭保持微仰的姿勢，後腦勺頂在床上，脖子一直懸空，沒多久就僵直得麻了，頭也很酸，但也必須一動不動。
打麻藥很疼，那是一種“異物感不斷被推進的感覺”，上下左右一共紮了8次。幸好，麻藥很有效，段小敏之後再也感受不到嚴重的疼痛，卻能聽到電鑽聲和機器抽血水的聲音，整張臉不停地震動，讓她感覺自己的腦子似乎也循環著嗡嗡聲。她能清晰地感受到牙齦被切開、掀起來，嘴角被拉扯，那一瞬間，她不合時宜地想起了“掀起了我的頭蓋骨”這個旋律，試圖用一點冷幽默安慰自己。
醫生還在不停地對助手講解，指著她隻剩下3毫米的牙槽骨說，“看，它在隨著呼吸跳動”。助手開玩笑似地告訴她，這層牙骨薄得就像一張膜，她不敢用機器吹，擔心“一下子被吹破了”。
羅西也能感受到手術時冰冷器材的每一次觸碰，她對痛感很敏感，即使打了麻藥，也能感覺到疼痛，一直在無意識地流淚，但已經無暇顧及，全靠助手不時地幫她擦淚。
由於牙槽骨狀況不錯，醫生不想她多折騰，一次性種了5個種植體。手術後，她明顯感受到眩暈、渾身沒有力氣，更沒有辦法走路。醫生助手發現她有低血糖，扶她去休息室睡了一覺，又給她買了粥，等到下午，羅西才慢慢恢複體力。
段小敏的情況比較嚴重，因為放置了骨粉，需要時間等待結合，所以一期和二期手術的間隔時間比較長，隔了8個月。她的恢複期也變得很難熬，手術後，她吐了2天血，有時覺得嗓子裏有痰，結果吐出來的全是血塊，舌頭末端也變得灰黑，沾著滲出來的骨粉。她擔心地給醫生打電話，醫生告訴她，“有黏膜破裂，鼻血也會倒流，吐血是正常的”。
聽了醫生的話，她放心了，但仍然總是流血，她無法下咽，吐起來更疼，那段時間隻能每天都把一隻塑料袋掛在兩個耳朵上，等待著混合著骨粉的血水自己流下來。
她的臉腫得很高，拉扯著嘴角微微下垂，說話變得大舌頭，進食也很困難。她買了很多個喝奶茶用的粗吸管，隻能每天變著花樣做各種五穀雜糧粥和混著青菜碎、肉末的粥，先放涼，再用吸管喝進去。有時候，流食不頂餓，她餓得實在受不了，就把巧克力掰成許多小塊，“直接生吞進去”。
其實，像她一樣腫脹的情況大有人在。社交平台上，隨處可見一張張“腫得老高”的術後照片。留言中有人像是安慰，“你是我見過最腫的，比我還厲害”。有人則分享經驗，“消炎藥要勤吃，聽說術前多吃點菠蘿很不錯”。既是討論，也是抱團，這些種牙的年輕人們試圖以這樣的方式，消解一些疼痛。
羅西種完牙後，沒有直接安裝烤瓷牙冠，而是先用樹脂牙冠代替。那段時間，她感覺“牙不像是自己的”，吃什麽東西都似乎是嚐不出味道，“好吃的東西都不香了”。更加吃不了硬的和粘的食物，有一次，她吃了一顆冰糖葫蘆，結果把牙冠粘了下來，由於是橋冠連接，一連串3個牙冠都掉了，隻能去醫院重新安裝。
對他們來說，種牙都是漫長的過程。段小敏的兩顆牙，分別種植，加在一起花了快2年。羅西一次性種牙，前後也花費了小半年，更別提前期的拔牙與根管治療，以及後期的正頜、戴牙套。
雖然段小敏認為，種牙的決定很明智，但這樣的經曆，她再也不想有第二次了。
除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種植牙還會讓錢包流血。
手拿著治療方案，段小敏在科室外的長椅上坐了30分鍾，她一直在猶豫一個問題：到底要不要種？
術前準備，檢查拍片，花了幾百元。種植體植入，一期手術植骨八千多元，二期手術上基台900元。修複階段，安烤瓷牙冠1萬元，加在一起將近2萬元，兩顆牙就要4萬元。
對段小敏來說，這可能是兩三個月的工資，她的決定下得很艱難，“錢包一直在流血”。但為了以後四五十年能夠沒有顧忌地開心大笑，她還是忍痛交了費用。
這也是很多人一直以來的“心病”——種牙為什麽這麽貴？
很多人會調侃，種一顆牙，相當於買一個Chanel包；種上四五顆，就能買輛二手車。如果選擇種半口牙、甚至是全口牙，完全抵得過一輛豪車或者是縣城裏的一套房。早在幾年前，微博就曾出現過一個熱搜——“第一批90後已經因為看牙破產了”。
牙科確實是個巨大的市場，根據國海證券測算，2020年，我國種植牙植入數量約400萬顆，種植牙市場規模約297億元。
仔細拆種植牙手術費用來看，貴在何處，並不難發現。據招商證券報告，目前國內種植牙的費用大概在8000元到22000元之間，材料費占75%，其中一大半是種植體的費用，種植體在整個種植係統起到支撐和固位作用，是最貴的核心材料。起到連接、固定作用的基台、創口修複作用的修複材料以及充當假牙、義齒的牙冠，這三者的費用隻占小部分。另外的25%，是手術費。
種植體作為核心材料，費用一般在3500到12000元。在我國，進口種植體的占用率達到90%，歐美係主打技術壁壘，在材料、設計上擁有突出優勢，比如瑞典諾貝爾、瑞士ITI、德國ICX和美國百康等品牌；韓係主打性價比，像是奧齒泰、禎諾等品牌。國產種植體不占優勢，用的人很少。
像段小敏這種修複的牙齒數量少、想要用很多年的患者，選擇的是瑞士的ITI。而像羅西這樣，需要一次性種植多顆牙齒的，就不得不考慮性價比，選擇了奧齒泰，她種了5顆牙，花了3萬多元。
事實上，每家牙科醫院並不會配備全部品牌，而是“選用慣了的”，能滿足高中低檔不同患者的需求。畢濤醫生介紹，每個品牌在設計上都會有差別，哪怕都是直徑4毫米的種植體，也會在螺絲、螺紋、外形、內部連接上等多個方麵，有細微的差別，彼此不可替換。“因此，一種品牌，往往是用得越多越熟練。”
如何向患者進行推薦，也有講究。在考慮患者預算的情況下，通常骨條件不太好，容納常規直徑的植體骨量會不足的情況下，更傾向於選擇歐美係的大品牌，這些品牌即使直徑較細，也能保證強度。相反，如果骨條件非常好，則可以放寬條件，一般品牌都可以。“如果是前門牙，由於對美觀要求高，一般也會推薦大品牌。”
很多人會認為，材料進價與銷售費用一定差距巨大，其中的空間全是醫院的利潤，但實際上，種植牙裏麵有很多“看不見的成本”。
“成本是方方麵麵的，不但要有種植設備，還需要有CT設備、監護設備，不同的種植體，還會有不同的種植器械和工具。不夠好的設備，都會影響操作的方便性和安全性。很多材料，雖然沒有成為牙齒的一部分，但卻是手術消耗的耗材，包括場地、手術環境和專業人員，全都是成本。”畢濤說。
經營連鎖牙科診所的上市公司通策醫療，根據其公布2021年的收入成本明細中可以看出，人力成本、醫療材料成本、租賃和物業費以及折舊費等，是主要的成本支出。其中人力成本更是排在首位，達8.35億元，占總成本的55.76%；醫療材料成本3.94億元，占總成本的26.29%。
在種牙的那段時間，羅西經常要早上坐一個多小時的飛機，從湖南常德市飛往廣州，再坐車去醫院，花上一兩個小時手術或治療，再坐下午的飛機趕回去，一來一回隻花費一天時間，可以盡可能地少請假。
她之所以大老遠跑去廣州，來回折騰，隻為了“花錢買個安心”，能夠找到足夠權威、負責任的好醫生。因為對於種植牙手術來說，“醫生的技術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關鍵的”。
因此，醫生的手術費用，也是種牙費用中的一環。據衛健委統計，2014至2020年，我國執業牙醫的數量持續增長，已達到了22.1萬人。但這遠遠不夠，這一年，我國每十萬人口牙醫密度是15.7人，小於世界衛生組織所建議的數值——20人，也遠低於美韓日等國家。
專業口腔醫生的培養也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一般都需要碩士、甚至博士學位，畢業後，至少要經過兩三年的規培才能走上實操崗位，往往需要8到10年的時間，或者更久。根據教育部數據，我國每年口腔醫學專業的畢業生規模約有1萬人，但有口腔治療需求的門急診人次每年增長約1000萬人，仍然供不應求。
為了約到好醫生，年輕人們寧願多掏一些錢包。但事實上，醫生與助手也沒有想象中的高薪。據《2021年度中國醫院薪酬調研報告》數據，這份報告采集了全國190家醫院、19個熱門科室、4個職稱級別的薪酬福利信息，包含了工資、績效、五險一金和其他福利。報告顯示，口腔科平均收入為20.4萬元，而19個科室的平均薪酬為19.7萬元，口腔科隻比平均收入高了0.7萬元。
近兩年，種植牙納入集采的聲音不斷。今年9月，國家醫療保障局發布了關於種植醫療服務收費和耗材價格的專項治理通知，要求種植牙和牙冠兩個部分將通過集中采購和競價掛網產生，此後價格將會有不同程度下降。至於服務費，結合多方意見，將三級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價格確定在4500元，指的是門診檢查、生化檢驗、影像檢查和具體植入手術，不包括材料費用。
許多年輕人正在期待著，“種不起牙的日子，早點過去吧”。
走向種牙的年輕人，都離不開一個字，就是“拖”。
羅西的口腔衛生習慣很不好，她很愛吃糖和甜食，小時候常吃的椰子糖，她半天就能吃完一組。晚上，刷過牙之後，她也常常喝牛奶、吃東西，吃過後不再刷牙就睡覺，吃過飯也不會漱口。
段小敏也因為愛吃零食，早早地有了蛀牙。初中時，隻去了家門口的小診所補牙，操作不規範，自己也不注意後續護理，洞越來越大，最後成了爛牙。安好的牙冠，也很劣質，不到一年就掉了。
一旦牙開始痛了，她們也沒有足夠地重視。每次痛時，段小敏會吃止痛片、消炎藥，或者敷上止痛的藥膏，掉光之後，索性不再管了。羅西也常備著從小診所開的止痛片，她補過牙、做過根管治療，5顆大牙隻剩下爛根才拔掉，加上種牙和正頜手術，以及來回的飛機票，她花在牙齒上的錢，已經有十二三萬了。
作為專業的口腔醫生，畢濤認為，種植年齡年輕化這種現象，正是習慣與意識不夠所造成的。年輕人吃的食物過於精細化，容易導致齲齒，慢慢從淺齲、中齲、走向深齲，甚至傷及牙髓。有些人連乳牙都不等換，就已經爛了。同時，年輕人生活壓力大，牙周維護意識不強，不知道定期看牙醫，甚至疼了之後，也是能拖就拖，應付了事。
這種意識的不足，不僅是自身，也與父母有關。羅西的父親牙齒很好，50多年，一次牙科都沒看過，完全沒有任何齲齒和牙周問題。他對羅西要種牙很不解，在他們那一輩人眼裏，“牙齒就是根基，輕易不能動的”。
段小敏的父母對待自家孩子的壞牙，也是能省就省，選擇的地方大多是家門口的小診所，技術不好的小醫院。這種想法影響了她，幾千元的牙冠舍不得用。後來，她還去過朋友介紹的診所，聽說開在家附近30多年了，報朋友的名字可以打折。在那裏做過根管治療後，按理說牙齒不再會有知覺，但段小敏還是“時不時就隱隱痛一下”。直到種牙時做檢查，醫生告訴她，這顆牙失敗了，牙神經根本沒有剔除幹淨。
畢濤在長春、深圳和中山多個城市都工作過，她發現，一線城市的家長更有護理牙齒的觀念，會帶著孩子定期去固定的牙科機構檢查和處置，但其他城市，重視程度遠遠不夠，往往是問題比較嚴重時，才肯走進醫院。
她跟很多患者聊過，有些人是觀念錯誤，覺得“隻要不疼、不影響吃飯就不用看”。還有些人是諱疾忌醫，擔心“會花很多錢，擔心自己的情況非常嚴重，不想麵對”。但事實恰恰相反，“拖得越久，越嚴重，治療的痛苦就越大，花費的錢也越多。”畢濤說。
一個蟲洞，淺齲補牙隻要30元，中齲需要300元左右，傷及牙神經的根管治療則需要至少四五次治療，費用也一下漲到兩三千元，至於種牙，就是一兩萬元的事了。
種牙也不能拖。畢濤表示，如果缺牙立刻種上，可能並不痛苦，甚至不會腫，但如果拖得很久，需要植骨粉，一般都會腫得嚴重，“有的不止臉，連眼睛都睜不開，甚至一次種不上，要折騰兩次”。
她打了一個比喻，就像是填海造陸，要先把垃圾清理幹淨，再裝上土，等土沉積到一定程度，才能搭建築，不然，地基不穩，建築很快就倒了。骨粉就像是填的土，要等它與骨頭融為一體，過程不僅久，手術階段還不可避免會有創傷，自然恢複過程有痛苦。
對於年輕人，畢濤給了很多建議，比如要養成飯後刷牙、漱口的習慣，要定期做檢查，洗牙、看牙周情況。補牙也不是一勞永逸，也要定期檢查，材料不適合要及時更換，防止炎症複發和折斷。
“看牙是個終身的過程，我不是開玩笑，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牙醫。”畢濤說。
如今，段小敏保護牙齒的意識非常高，她買了牙線、衝牙器，和醫院專備、帶打光燈的小鏡子，每天都會對著牙齒一個個“巡視”檢查一遍，防止有新生的蛀牙黑點，還養成了洗牙的習慣。對身邊的朋友也是能勸就勸，“隻要逮到一個說自己牙痛的，我就會開始上課，從蛀牙到種牙，一連串都說上一遍，直到他肯去醫院才停”。
羅西也成為了一名“口腔科普博主”，她自認是“全網口腔情況最差的”博主，從補牙、種牙到正頜，一點點把自己的經曆分享給更多的人。以前她隻會默默地觀察其他人的牙齒，“看看牙齊不齊，牙縫大不大”，但現在，她很樂於讓別人看自己既整齊又漂亮的牙齒。
她的頭像，是一隻戴著牙套的小鴨子，發著亮閃閃的光。羅西覺得，這隻鴨子跟自己的形象很符合，她想讓大家將它們聯係起來，“我全身上下最貴的就是牙齒了，錢既然都花了，我一定要讓大家都知道”。
（文中除畢濤醫生外，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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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過去的8年裏，我們走訪了中國20餘座即將消失的麻風村, 在每個村裏駐紮多日，與不同的老者促膝長談。 循著他們的講述，我們知道了過去並不像眼下這般寂廖靜默的景象——在那個隔離年代裏，40萬人被迫與家人分離，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曆經了難以想象的艱辛和曲折。 每個“幸存者”都有自己的抉擇：當厄運憑空而降，要逆來順受還是較勁？當愛情悄然來臨，要接住還是沉默？當自由被一寸寸剝奪，要忍耐還是逃離？當希望一次次破滅，又該靠什麽支撐生的意誌？他們各自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這些答案，既關乎人的存在和意義，也關乎人的價值與尊嚴。他們的話語，留下了麻風時代最後的見證，至今仍在風中回響。
陳炳南有著說書人最重要的品質：天才般的記憶力和俏皮的口語。八十歲時，他依舊能回憶起五歲時老廣州街頭的叫賣聲，一字一句唱出來。他總是三兩句話就能把一個人描述得活靈活現，該有的細節一個不落。我在遇見他之前，還未見過如此博聞強記的老者，甚至曾懷疑過他所說的故事的真實性，可每每在多方求證之後，為那些故事裏時間、地點和細節的準確而驚歎不已。
陳炳南自己的經曆，也如同在線裝本上拓印下來的文字一樣生動離奇，散發著每個年代特有的聲音氣息和味道。我們不必特意跑去茶樓，也不必準備打賞的零錢，隻要坐在這裏，清空腦袋，全身心跟隨他的講述，就能進入他的命運，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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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湯湯的珠江從90年前的廣州城中流過，主航道將城市分割為老廣州人口中的“河北”與“河南”。1933年2月，廣州的第一座跨江大橋海珠橋建成通車，這一年的10月，陳炳南也在河南的南村出生，他後來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海珠橋今年有多大年紀，我就有多大年紀啦。”
陳炳南5歲時，日軍入侵廣州，海珠橋成了飛機轟炸的重點區域。那時陳炳南家在麵向海珠橋的曉港路附近，路左邊有間禮拜堂，右邊是間觀音廟，廟門口人氣旺盛，陳炳南經常過來這裏玩，有幾棵大榕樹，樹幹都要七八人手拉手才能圍起來。
每天清晨，廟門口路兩邊的店鋪攤子一溜兒擺開，天一亮，各式吆喝連綿不絕。賣早點的一擺開就是：“鬆糕水糕菱角糕芋頭糕！”“魚生粥油炸鬼（油條）白粥豬紅粥！”然後賣菜佬也開始唱：“芫茜蔥蒜啊韭菜啊芹菜啊”“嗆鼻辣菜糖醋蘿卜和味鹵水魚啊來，鮮生粘（番石榴）鮮木瓜咧薑也來，老鴨腳老鴨頸老牛泡牛腸！”到了大中午太陽曬到街中間，賭博的攤子也開張了，白鴿鏢，十字花，應有盡有。
熱鬧景象，日日如是。陳炳南的父親人稱“福哥”，平日也在街上擺攤子補鞋，隔壁鄰居是個結巴佬，就在鞋攤旁邊擺攤賣鹹水花生。
一日傍晚，大榕樹下有個說書先生在講故事。先是《粉妝樓》，講到胡奎殺人那裏，還唱了兩句，“人家殺人就沿著路跑，胡奎殺人賣人頭”，然後又講齊天大聖鬧天宮，“一個跟鬥就‘乒乓’，打上南天門”。
剛好講到最激烈的時候，街上劃過一聲尖銳的警報：“啷——嗚——”宣傳車立刻在馬路上開著個喇叭喊：“警報！警報！敵人的飛機來到！”一時間，擺攤的，說書的，店門口坐著的，全驚慌著爭著搶著跑起來，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求觀音菩薩保佑，黑乎乎一大片全都湧進觀音廟裏去了。有些擺攤的人挑著擔子擠不進去，就跑去了茶樓裏麵，茶樓也跟著關上大門。
結巴佬見狀，就說：“福、福哥，觀音堂進不了了，我、我們去禮拜堂吧。”於是，兩個大人就帶著小陳炳南躲進了禮拜堂，路麵上剩下的哪兒都擠不進去的，幹脆就都蹲在了門口的榕樹底下。
他們擠在禮拜堂裏，不一會兒就聽到觀音廟被炸了——那當口，天將近黑了，四下還未掌燈，隻有觀音廟這處，又點燈又燒香，大概是日本人的飛機看到這處鬧鬧哄哄的，就扔了個燃燒彈下去，幾十個人全燒掉了。事後，街坊鄰裏就都在說，“要信耶穌了，不能信觀音，觀音菩薩保不住我們咯”，可陳炳南長大後才知道，以曉港路為界，禮拜堂往前的幾條街就是沙麵，是英租界，日本人的飛機怎麽可能炸這邊呢？
這塊地被日本人炸過後，就再沒有國民政府的人來管了。又過了兩年，陳炳南住的南村湧裏頭開了一個大娛樂場，標語上寫著“廣福公司”跟“福利公司”——兩間公司在娛樂場裏合辦了一個賭場，靠唱大戲吸引人來賭錢，日夜搭台，戲是一班接著一班。
有一日，陳炳南他們幾個六七歲大的孩子一起在賭場旁邊玩耍時，來了兩男兩女，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就坐在旁邊和他們閑聊，問他們是不是這裏人，在哪裏住。幾個孩子天真無邪，有問必答。一個男人問陳炳南玩伴“你們爸爸叫什麽名字啊？”，孩子回答後，他一拍大腿：“噢，原來是你！我就是你表叔啊，我們就是來找你的，原來就住在這裏啊！”接著又說：“你們肚子都餓了吧？走，去茶樓吃個夠！”
包括陳炳南在內，三個男孩兩個女孩，都毫無戒心就跟著去了。進了茶樓，一人拿了一隻豆沙包，然後又被帶著一直往裏走，走到後門，河湧上有隻小艇早就停在了那裏，旁邊二十來人，又有皮鞭又有槍，一個個拿著藤條凶神惡煞地盯著他們。陳炳南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人是人販子。
就這樣，他們五個小孩都被拐上了船，先是在離海珠橋幾裏遠的大沙頭過了一夜，第二天又被帶到了廣九車站（即大沙頭站，九（龍）廣（州）鐵路的起始站，1911年通車，後來成為舊廣州火車站，1974年被拆除）搭車。那時的車廂跟現在拉煤炭的貨車車廂差不多，簡陋又擁擠，沒地方坐，人就密密麻麻挨個站著，像壯丁一樣被運走。他們坐車去了石灘，過了一夜，又到石龍，轉到深圳，再走路進了增城。一直走到一個墟（集）市，才讓陳炳南他們幾個坐下來，等人來看。
有人走過來挑挑揀揀，想買男孩就看男孩，想買女孩就看女孩。一個男人過來，掃了眼女孩子，就走到三個男孩這邊逐一問他們的名字。陳炳南最會講話，答得最好，這人就把他給買走了，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那四個同伴的麵。
買下他的男人姓周，陳炳南跟他回到周湴村時，他和老婆還沒有孩子，對陳炳南還算不錯。可過了兩三年，等周家夫婦兒女雙全後，陳炳南在這個家裏就顯得多餘了。到十一歲的時候，陳炳南就得砍柴燒火什麽活都要幹了，否則就沒有飯吃。
周湴村在增城是個幾千人的大村落，村裏頭住著一個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叫周天祿，做過陳炯明手下的廣東江防司令。據縣誌記載，此人在1922年陳炯明兵變時也跟著一起背叛了孫中山，後來曾兩任增城縣長。日本人來時他已經退休了，回村裏自己起了一個莊園，家丁其實都是他以前的警衛，又請了一幫人在那裏耕田喂豬，開塘養魚，煮糖榨蔗，什麽都有。他還買了很多小孩子，男孩養牛養雞，掃地倒痰盂，女孩子去和婆娘煮飯生火種菜。偌大一個莊園，自給自足，井井有條，“堪比人家一條村”。
買了陳炳南的那個人原先就在周天祿手下當兵，後來周天祿退休，才去了賭場打工。那時鄉下的賭場十日三墟（十天裏頭開三天），沒事的時候，他就去周天祿的莊園裏打麻將。有一次，陳炳南跑到莊園裏找養父，他正在同周天祿打麻將，就說：“跟你伯公見一下，行下禮。”
陳炳南人小鬼大，想起了以前在榕樹下聽書時的事，就小聲地問了一下旁邊那個警衛：“是不是江防司令周天祿啊？說書人說的那個？”
警衛答“是咯”，他就“啪”一聲跪下了，邊拜邊大聲說：“阿伯公長命百歲！”
周天祿看了他一眼，說：“起身啦，起身啦。”
陳炳南沒有起來，反而又抬頭看了周天祿一眼，裝作很驚訝的樣子：“啊？你是不是我聽人說書，說的那個江防司令……”
“是啊。”
陳炳南繼續跪著扣頭：“我以前聽人講故事，說周天祿是一個大忠臣噢！”
一個背叛了革命的軍閥，民間的說書人哪能給他什麽好話？陳炳南這麽說，當然是故意拍他的馬屁。不過周天祿聽到一個小毛孩嘴裏這樣說自己，還以為果真有此風評，喜笑顏開——或許他以為自己算是陳炯明的忠臣吧。他直誇陳炳南“叻仔（聰明的孩子）”，還包了一封利是給他。
既然得了周天祿的青眼，陳炳南索性就跑到莊園裏，跟那些放牛娃同吃同住。因為那份機靈，周天祿越看他越是喜歡，時常誇他。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國民黨又邀請周天祿出山做“反共救國軍”的司令。周天祿走前，還對小陳炳南承諾說，等他大一點，就帶他出去做勤務兵。結果到1949年農廣州解放前的3個月，周天祿一家老小全逃去香港了，撇下一大幫家丁仆役，婆娘奴婢，真真成了無主孤魂。這些人有家的就自己回家了，沒家的如果願意，共產黨也能給他們在當地落戶。
那時候陳炳南的養父家已經不要他了，他自己也不想回去。自己家在廣州的地址，他記得清清楚楚，就想要回家。可常年戰亂，廣州和增城兩地的路全給挖斷了，一直等到第二年，路修好了有車通行，陳炳南就跟新成立的農會說他想回廣州尋親了。於是當地政府寫了個證明，農會給了他路費。
那會兒公共汽車還是抗戰時留下的，靠燒木炭產生的煤氣驅動，車後麵馱一個水箱，車子一邊走水一邊咕嚕咕嚕響。陳炳南就坐在這樣的車子裏，回了一別十年的廣州。
2
回到河南，找到記憶中的門牌地址，門一推開，偌大一個院子空空蕩蕩。以前住了好幾家人的四間屋，如今隻剩下房東家還留著一個老媽子。問起來家人鄰裏的去向，老媽子的眼淚就止不住了——當年日本人一來，她三個兒子都死光了，兒媳婦也走掉了，剩下自己差不多盲了，幸好還有一個孫拉扯著她，要是這個孫也走掉，她就要餓死了。陳炳南問自己家人去哪兒了，老媽子說，他的父親病死後，母親和姐姐弟弟三個人就不知去向了。
陳炳南聽完家人的情況，仿佛寒風直入衣衫，傷心都不知從何傷心起。農會給的路費還剩了一些，他又搭了艇仔去母親的老家佛山南海找舅舅，到了一問，舅舅也去世了。沒辦法，隻好又返回廣州。
院裏那個老媽子的孫子和陳炳南同歲，原本是和他一起在院裏出生，一起長大，名字也很像兄弟——叫炳來。炳來小時候長得大個點，就被大人叫做“大頭炳”，陳炳南長得瘦小一點，就被叫做“老鼠炳”。大頭炳那時候靠在河南的街上擦皮鞋為生，天天要照顧家裏的老媽子，不能走遠。他見陳炳南回來，就帶上他一起出攤混口飯。
到了1951年，學會了手藝的陳炳南開始自己擺攤了，每天過了海珠橋，到河北的永漢路擦鞋。永漢路就是現在的北京路，那時還未改名，街上騎樓林立，穿得起皮鞋的富商大賈來來往往。快十八歲的陳炳南之前在養父家幹活辛苦又挨餓，個子看起來都沒有人家十三歲的孩子大。不過小個擦皮鞋正合適，中午在茶樓裏，富人在桌上吃飯，他就蹲在桌底下給人家擦皮鞋。人家問起來，他就把自己的淒涼身世講一講，心地好的老板，可能會多給他幾豪紙（幾角錢），或者是碟裏剩下的食物——反正也吃不完。
在街上擦鞋的時候，陳炳南又認識了幾個跟自己差不多年紀的流浪兒。他們常跑去禮拜堂做禮拜，因為裏麵的人會發一些糖仔餅幹吃。
禮拜堂裏的人教他們唱歌：“耶穌世界的救主，人生苦難多，情欲怎擺脫？寂寞又空虛，痛苦向誰說。自從信了主，充分解脫咯，從此找到人生歸屬平安又喜樂……”他們這幫睡在大街上騎樓下的流浪兒，為了吃幾顆糖來做禮拜，哪裏有什麽“平安又喜樂”？就自己改了詞：“耶穌世界的救主，人生苦難多，肚餓怎麽辦？黑蚊蚊企起身，又撞侵個額頭（黑乎乎地站起身，就撞到了額頭），夜夜給蚊浸（夜夜給蚊子咬）啊，因為睡騎樓。時時掉眼淚啊，何日得出頭！”
幕天席地，衣衫襤褸，苦日子裏可不就得自己找樂子。每逢周日，天一亮他們就搭車去沙頭撿破爛——那裏駐紮著解放軍，周六下午大掃除，周日會把垃圾倒出來。那些垃圾對窮人可都是寶，軍裝的紐扣都是銅的，撿起來就可以賣給收破爛的。如果能換到幾豪紙，流浪兒們就可以在街邊吃頓好的——五分錢一個（碗）白飯，三分錢一缽仔花生燜豬皮，再有兩分錢，就可以加一碗湯，大豆芽菜滾豬紅——總之，一角錢，就能吃到肚皮滾圓，回味無窮。
如果陳炳南能在周日的白天吃到一餐好飯，那晚上就會開開心心去“看大戲”。露天電影本來是要收五分錢的，但是擦鞋仔自有妙計——隻要拎上鞋箱子跟著人家後麵，扮作有錢人的家丁小廝混進去，電影開場後就可以跟著看了。看完電影，再整一碗雲吞麵做宵夜，吃飽了就找地方睡覺——街兩邊賣煙仔火柴糖果的小攤都已經收拾東西走人了，留下的台子在夏天可以直接當床，若吃的東西有多（富餘），他就拎回去給院裏的老媽子吃。
那時廣州每逢有什麽大活動或是領導人來巡視，警察就會提前幾日在夜裏出來巡查，收容那些睡在騎樓下的人。1951年的7月31日，第二天就是八一建軍節。那天夜裏，陳炳南在萬福路和解放路交匯的拐角處睡覺，差不多淩晨4點的時候，睡得正沉的他突然被人叫醒：“細路細路（孩子）起身！”他起身睜開眼一看——謔，黑烏烏的夜色裏，一幫警察都圍著他，旁邊還有吉普車和泥頭車。
陳炳南說：“怎麽啦？我睡覺而已，沒有偷東西噢，你們抓錯人了。”
麵前一個穿著米黃色製服的警察用低沉的聲音說道：“細路，同誌，我不是拉你（抓你）的，我是來請你。你睡這裏不是辦法，我送你去兒教院，就是兒童教養院，有飯吃有書讀，不用流浪，上車先啦。”
陳炳南懵懵然就被拉上了卡車，上車一看，男女老少，烏泱泱一大幫人，都是這晚睡在騎樓底下的。這幾車流浪者先是被拉到了收容所，老人就送去老人院，會耕田的青壯年就送去國營農場，輪到陳炳南的時候，政府的人問他幾歲，瘦小的他不好意思說“快十八了”，就說自己“十四了”，於是就被收進了兒童教養院。
廣州的兒童教養院也有一些曆史淵源。廣東的軍隊將領李漢魂和夫人吳菊芳，在抗戰時可憐那些因戰亂無家可歸的兒童，創辦了廣東兒童教養院，先後接收了兩萬多個孩子。1945年抗戰勝利後，兒教院的各個單位就陸續遷到廣州。那時兒教院總共七間，陳炳南去的是沙河車站附近的第七院——1949年廣州解放前後，這裏的大老板們收拾了細軟和珠寶跑去了香港，人去樓空，政府幹脆就把這些空出來的騎樓拿來收容街上的流浪兒。陳炳南高興地發現：嘿，我這是從騎樓下住到了騎樓上了！
兒教院給流浪兒們一人發了一套衣衫，管吃喝拉撒睡，不管打架鬧事。白天上兩節課，講一下政治，順帶掃盲，晚上孩子們就擠在一起睡大通鋪，才過了一個冬天，陳炳南就渾身生瘡生癩，還染上了跳蚤。都說“做慣乞兒懶做官”，眼看著兒教院裏的生活還沒自己睡大街的時候舒服，到了第二年的4月，陳炳南就偷偷溜了出去。
因為身上又鹹又癢，他先去了沙頭那家收買鋪——就是之前每星期日去賣破爛的地方，老板慣熟了，他就直接問：“有沒有收到什麽舊衫啊？給一套給我穿，我把這身換掉。”那時候人都窮困，家裏的衣服縫縫補補又三年，哪有什麽舊衫，老板就給了陳炳南幾毫紙：“你去買一條吧，毫半紙一條短褲，兩毫紙一件上衣。”
陳炳南買了一條底褲，一件套頭衫，走到海珠橋底下，把自己那身兒教院的衣衫全剝幹淨了，丟進珠江，又跳下去暢快地洗了個身子，穿上剛買的褲頭和衣衫，就這麽一身空空遊水過江。江上淨是漁民劃的小舟，他遊得累了，就扒在人家船後麵跟著漂，靜悄悄的，也不驚動前麵搖船的人。
江對麵上岸就是海幢寺。大中午的，他就渾身濕漉漉地空手坐在寺門口曬太陽，想著以後的活路，要怎麽填飽肚子呢，“現在是想做乞丐還沒有兜”。有兩個和尚擔著菜回來，看見他在門口，就問了幾句，陳炳南講了講自己的身世，一個和尚就說：“跟我回去吧，我幫你看一下。”
那小和尚大概是個負責廚房的夥頭軍，他帶陳炳南從寺的後門進了後廚，讓他暫且在柴房裏休息：“你在這裏，周圍都不要去。我拿衣衫給你換，給你又做被又做衫啦。你這些衫除下來我同你洗淨了，很快就幹了可以穿回去。吃飯呢，我拎飯給你吃，總之咧，我全給你包。”一件一件事叮囑完，小和尚又去拿了點藥油回來，用鴨毛點著，幫陳炳南搽身上那些生瘡的地方。
古寺寂靜，如來佛和觀世音金光燦燦端坐在寺裏正中間的大殿，陳炳南一個小小流浪兒，住柴房倒也自在。每日中午休息，珠江漲潮，他就溜到江邊，一個猛子紮下去，泡上個把鍾頭再上來。吃了飯，小和尚就拿藥油來給他搽患處，每日如此，不到半個月，一身癩瘡全好了，連疤都沒留下。
陳炳南想著，差不多得走了，就謝那個小和尚。小和尚勸他回兒教院：“你出去流浪也不是長久的，就算你搵到食都不是長久的。”
陳炳南應承下來，但心裏想的卻是：肚子餓沒錢吃飯，想回去沒錢搭車，難道我就這樣走回去，那可怎麽見人啊？他略一思索，想到一個主意，“不如去國營飯店吃個霸王餐先”。
選國營飯店，是因為那裏不會打人。他跑到街上的國營飯店裏吃了個大肉飯——就是一個煲仔飯加上兩盆豬肉，好像梭仔一樣——這餐可就貴了，起碼要五毫紙。他吃完一抹嘴，說自己沒錢給，店員就將他逮到派出所。派出所問清情況，就派了兩個民警，開吉普車把他送回了兒教院的第二院。院裏的領導一看這陣仗，還以為他出去偷東西給人抓了。
領導問他：“這裏有飯吃有書讀，你為什麽要逃走啊？”
“你看我身上生瘡生癩都沒人理我喔，有飯吃有書讀又怎麽樣呢？沒銀紙使，沒煙仔吃，以前是乞丐仔在街邊拾煙頭都有得吃啊，我怎麽捱得住呢？”
“好，要錢對吧？過了年，你就出去鍛煉下啦，出去錘石仔！”
領導一錘定音，過了1953年的春節，陳炳南就跟其他年紀大點的孩子，一起被拉去錘石仔了。
3
1950年代搞基建，還沒有什麽修橋開路的大機械，都是靠人力，用錘子鑿石頭。1950年，時任廣州市市長的葉劍英發起修建越秀山體育場的義務勞動，到1953年體育場初建完成，前後總共有超過1萬名工人參加，在工程末尾，陳炳南也成了這光榮的萬分之一。
他們這幫半大孩子去工地那會兒，總共有四百人義務勞動，挖泥擔石，邊幹活邊唱歌。工地上每天就是錘石仔的聲音，“叮叮當當”，接連不斷，與歌聲有應有和。吃得不錯，半個月還發一次獎金，多的時候能有一塊多。
那時買包煙是八分錢，而每日工錢隻有五分。陳炳南就跟工友們就拿這事編起了曲來唱：“擔水一日，五分一日，擔到你眼突突——”唱完就哈哈大笑。工地偶爾會給工人們拉個幕布，放露天電影，放到毛主席走出來見禮時朝大家揮手，底下看電影的就開始起哄：“啊！毛主席都知道我們一日五分錢喔！”麵對哄堂大笑，管教的人拿這些調皮的小孩子也沒有辦法，因為那時候政府有規定，要善待舊社會留下的流浪兒童，因為他們要翻身起來變成“新中國的主人翁”了。
修完體育場，又去補飛機場，一樣是錘石仔，一錘就錘到了1953年底，一幫人才又轉去了廣州北邊的靈塘。依舊是三四百人打石頭，力氣大點的青壯年就抓大錘，年紀小點的男女就抓小錘，“叮叮”“砰砰”地砸地麵，一天分三個班，一班兩個鍾，軍事化管理。工人們住的棚子是用竹子搭起來的，釘上木板，再用做葵扇的那種大葵葉遮在頂上。這裏沒水，早上洗臉，一人給個馬蹄勺，就跟集市上賣粥的一樣，澆一勺水，搞定；吃的喝的都要汽車從外麵拉來，每天一人一個搪瓷水杯裝滾水喝；日常大家都拿毛巾包著頭，隻有等老天爺送來洗澡水（刮風下雨）時才能洗澡。
1953年的最後一天，天黑收工之後，飯堂給工人們加菜加肉，吃完飯就組織大家去看電影。隔壁是解放軍的新兵訓練場，用拖拉機把一塊地鏟平，兩邊各豎一條竹竿，訓練結束後，既是臨時籃球場，也是露天電影院。那天晚上放的是《翠崗紅旗》，看完電影，人留在空地上開會，不知是拉的電線漏了電還是怎麽回事，忽然間就著火了。工棚易燃，火苗一起，北風一吹，不到半個鍾頭就呼呼燒了個光。工人們都在空地上看著，然後就鼓起掌來，歡呼道：“火燭（著火）啊！”
之所以歡呼，是因為天天都是一件衣服，又不能洗澡，把跳蚤都燒死豈不是更好？再說，每個人在棚裏最多就是一張席子、一條手巾、一把牙刷，燒了，就不用住那裏了，大家都樂得看個熱鬧。
工地原先有兩部運石頭的泥頭車，又跟解放軍借了兩部軍車，連夜就把這幾百人運回了廣州城裏的越秀北。那裏有個大工廠，先把工人們一股腦填進去，讓他們好好睡一覺。第二天中午起來，先挨個點個名，再組隊洗澡。
工廠旁邊有一條河湧，中午漲潮，水麵升高，潮水從前門湧入後門出。幾百個工人分成了幾個組，組長帶隊，跟著潮水從前門遊到後門。男人脫到剩個底褲，女人隻剩底褲加底衫，一隊一隊紮堆撲棱進水裏，浩浩蕩蕩，一路遊一路洗。嶺南的元旦，水有些冰冷，但遊起來身子就慢慢熱了。幾百人像魚兒入水一樣，光溜溜鬧哄哄在後門上岸。身上的舊衣服通通不要了，每個人發了兩套新衫。到鍾吃飯，每個人又都發了新的筷子新的碗。
好吃好住，休整了一個來月，這些工人又要重新安排去處。政府的人逐個問“你以前做什麽的呀”，會耕田的就調去國營農場，會做木工就調去工程隊，問到陳炳南的時候，他就說：“我什麽都不會，隻會擦鞋，以前在廣州流浪擦過皮鞋。”其實他在增城那十年，做過放牛仔，耕田什麽的都會，但是他想著，“擦鞋總好過去耕田吧”。
“好，那就調你去鞋廠當學徒。”政府的人說。
“哪知道到了鞋廠一做，哎——好辛苦了，比耕田還累”。說是鞋廠，其實裏頭也打棉胎，也織棉被。東西做出來，政府拿去發給各個救濟單位，發到收容所勞改所之類的地方。廠裏沒有機器，做鞋織布，有的靠手搖，有的靠腳踩，和錘石仔一樣，也是每天三班，一班兩個鍾頭，一天下來，手酸腳麻。
在鞋廠做到七八月，陳炳南被安排去“運輸”，推著輛大板車，把東西裝去派給各個單位。新澆的瀝青路滾燙，他穿著鞋拉著大板車在路上跑，一脫鞋子，看到腳趾頭都起泡了，還有個傷口——奇怪的是走路時卻沒有感覺。去看了醫生，一個多月後腳好了，陳炳南就申請去做手工，被調到了冼村糊火柴盒。
糊火柴盒不需要什麽技術，隻要有一雙好手就行，所以廠裏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裏有很多是戰爭時的傷員，沒了條腿，但手是好的，可以抹糨糊粘盒子；還有一批舊社會時被賣給大戶人家的丫頭小廝，解放後找不到親人又無家可歸，像陳炳南一樣；還有就是船上的舞女妓女，改造後找不到正當職業，也都通通進了廠。這裏麵就有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叫溫少玲，人又生得好看，以前是個歌女，跟著老公和老爹在茶樓裏賣唱，他們彈琴，她唱歌。後來兩個男人先後死了，她自己一個人沒法子找生計，就幹脆也進火柴廠來了。
那時候逢五一、六一、七一、八一，都是需要慶祝的節日，廠裏的領導就搞了一個“文藝組”。
有一回過節，“文藝組”做了一出現代戲，叫做《愁龍苦鳳兩翻身》，講的是解放後廣州土改的事情。戲裏頭，溫少玲做阿媽，陳炳南做兒子。這戲做得非常成功，領導和工友們紛紛叫好，以至於以前大家都叫陳炳南“炳仔”，後來就都改成叫他“少玲仔”了。
空閑時，周圍的工友們就逗陳炳南說：“反正都叫開頭了，認她做契媽（幹媽）不怕的啦！”又問溫少玲：“他認你做契媽，你做不做呀？”
陳炳南就笑嘻嘻地答：“找都找不到啦，最低限度也有人幫我補衣服啦！”
就這樣，因戲結緣，陳炳南就認下個契媽。溫少玲彈琴唱曲什麽都會，那幾年教了陳炳南很多，《寶蓮燈》《胡不歸》，全都是她教的。
可惜過了幾年，做火柴盒的這些工人又被調去了各個單位，有的去了荔灣區的火力發電廠，有的去了博羅農場。陳炳南也和契媽就此分開了，去了不同地方。
4
1956年年底，接近要落霜落雪的時節，他用木薯粉做的漿糊黏火柴盒的時候，就感覺到自己的手指有些“麻痹”。
一日早上開工兩個鍾之後，到了9點鍾要去吃早飯，他拿熱水淘米，洗著洗著，不知怎麽回事，手就擦破了皮。手受傷了，這下火柴盒都做不了，他上醫院檢查，醫生就說，你這個是“慢性皮膚病”，也就是麻風。
陳炳南起初不太相信——人家都說麻風會這裏起一塊斑，那裏起一塊蘚，自己光鮮鮮一個好人，從手指頭幹淨到腳趾尾，怎麽可能呢？醫生說，“不是個個都會長斑，你患的這種症狀不一樣，隻要麻痹就對了”。陳炳南這才想起，之前推大板車送貨的時候，腳被瀝青路燙傷了都不知道，也是因為兩個腳趾頭麻痹了。
1957年，廣州新的皮膚病醫院還沒建起來，麻風病人從哪裏來的，就送回哪裏去治。同在火柴盒廠的另兩個工友也被查出了麻風，一個被送回東莞，一個就回了韶關曲江，都回自己老家去了。解放後院子裏的老媽子幫陳炳南報戶口的時候，說他祖父是從清遠來的，所以政府就打算送陳炳南“回”清遠，由那邊安置（那時候清遠還隻是廣州的一個縣，1988年才改縣為市）。
醫院開了個情況說明，讓陳炳南拿著“下鄉”。兒教院的院長想得周到，另給他開了張“遷員證”，說他是“響應政府號召，回鄉生產”，並且囑咐他道：“醫院那個證明，你就不到目的地不要拎出來。”院長這樣做，是擔心陳炳南路上受人欺負——那時候在船上一人一條席子挨著睡覺，如果知道有個麻風病人，周圍的人就全跑開了，沒有人敢靠近的。
院長是當年從屍山和炮火裏活下來的人。這個江西人原先是國民黨的上尉指導員，軍醫官，在東北同解放軍打仗時，給雪埋住了，解放軍打掃戰場時見他未死，就把他救了回來。雖然被凍掉了幾根手指和腳趾，但為報救命之恩，他就一路跟著解放軍南下，搶救傷員，立功累累。解放後他本可在軍隊療養院休養，卻自告奮勇說“要培育舊社會留下的那些孤兒”，就來兒教院二院做指導員，做著做著，在陳炳南從海幢寺回這裏之後，就升為了院長。
1957年3月5日，院長親自去送陳炳南，看著他上船，還帶了兩個公差幫他拿行李。兩件行李，一件是學生用的藤箱，裝著幾件衣衫，另一件包裝著棉胎、蚊帳和書——四斤重的棉胎，又軟又棉實，是從國民黨的軍用倉庫拿出來的，是兒教院發的好東西。
一條窄窄的鐵板駁住了船和碼頭，院長交代那些水手說：“這個後生仔有隻腳不太方便，上高下低你們要幫一下他，千萬不要掉了他啊！”院長那天特意穿了軍裝，那些水手見他軍裝上還別著幾個章，就忙不迭地答應下來。
廣州到清遠的水路由珠江匯入北江，北上一百多公裏，船走了足足二十個鍾頭，6號中午才靠了岸。那兩個水手照顧陳炳南，讓他先不要急著下船，免得被擠到水裏，等人都下得差不多了，才幫他提著兩個行李下來。
水手幫著把行李拎到了街口的“青光旅店”，陳炳南問店裏的人：“嘿，同誌，有沒有位啊？”
“嘿，有有有，你做什麽的啊？”
一個水手幫忙回話說：“剛剛到的，從廣州搭船，回鄉生產！”
“行行行，入房，六毫紙一晚喔。”
放好東西，差不多12點，陳炳南想著民政科下午2點才辦公，就先去找東西吃。跟店裏的人問了一下去民政科的路，吃完東西也才1點多，晃著晃著，就到了一家大戲院的門口，看到上麵貼了一張街照：“啊，今晚做大戲喔！《黃飛虎反五關》好看啊！嘿，我先不去搞手續了，今晚看一出戲先。”
《黃飛虎反五關》出自封神榜，講的是商紂王時期，勇將黃飛虎反五關叛王投奔西岐的故事。這出粵劇在50年代的廣東十分流行，觀者如潮。陳炳南估計自己進了麻風醫院後就沒有什麽機會看戲了，就打定主意隔天再去報到。他在周圍逛了街，等到晚上買了票，進戲院裏津津有味地看完了黃飛虎。
第二日又等到了下午2點，他直接到民政科門口說要找科長。值班的人幫他喊了一聲，有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便走出來了，帶他進去，又搬了椅子給他：“進來啦，坐坐。”陳炳南沒坐，他心中有數，到了這裏，就要拿出那張廣州醫院的證明了。他把那張上麵寫著“幹性慢性皮膚病”證明給了對方，那人看了一下信紙，又看了一眼陳炳南，小聲嘟囔：“不似啊……”
確實不像——陳炳南好手好腳，那天又穿了套綁帶的工人褲，精神十足，活脫脫一個“工人小弟”的樣子。
果然，看了信後，那人就沒有再叫他“坐坐”了，他又寫了一張紙，折好，加上證明一起還給陳炳南，又指了指路：“你由這裏出，出到第X條街口，能看見有一個牌掛著‘稅務局’，隔離（隔壁）那間就是鎮政府，你去鎮政府就得啦！”
陳炳南按照指引走到了鎮政府門口，跟裏麵掃地的少年說要見首長。少年喊了一聲，又是一個穿著皮鞋的年輕人走出來，看著還不到三十歲。
掃地仔遞給陳炳南一口煙，還幫他點火：“我們已經知道你的情況啦，我在這裏不怕的，你安心啦！”在陳炳南走路過來的間隙，民政科已經打過電話來了。
見這個人親善，陳炳南便同他聊了起來，說了一些自己以前的經曆。那人安慰道：“我們清遠真是一個窮縣，沒辦法啊，我看你都沒什麽（症狀），很輕的問題，現在好快脆就醫好的，我明日就送你到楊坑醫院，你安心啦，你的行李這個……”然後詢問陳炳南的住宿問題，按照旅店六毫、兩餐六毫，給了陳炳南一塊二的銀紙，叫他明天早上再過來。
第三天7點鍾，陳炳南早早就帶著行李去了鎮政府。掃地仔正蹲著刷牙，問陳炳南吃了飯。
陳炳南說沒有——他確實沒吃“飯”，隻是吃了碗豬紅粥和油炸鬼而已。
聽他這麽說，對方就又拿了幾毫紙給他：“這樣餓到下午怎麽行啊，你出去找些東西吃下先啦。”
陳炳南心想：很好，又多了幾毫紙，進了山區就什麽都沒有了，自己身上的錢加起來都不夠二十塊，能多幾毫是幾毫。
鎮政府派到掃地仔幫陳炳南拿行李陪他去麻風院。兩人一同12點從鎮政府的大門出發，先走到碼頭搭船過北江。船佬過來收錢，陳炳南就指了一下掃地仔，沒想到掃地仔說：“我沒有，你給著先啊。”
陳炳南猜，既然派你來送我，肯定有路費，你是想自己省下這點錢拿來買東西吃，我怎可能吃這個虧？於是也不客氣：“你過渡錢都沒麽？派你送我的噢！”掃地仔隻好掏出錢買票：“嘿，怕你了，怕你了！”
過了江，繼續搭車往山裏走。正巧那天修路，本來車要到終點站銀盞，但剩下最後2公裏走不了，就把乘客通通趕下車讓他們自己走。銀盞入楊坑——也就是陳炳南要去的那個麻風院——還有7公裏，前兩日剛下過大雨，進山的路坑坑窪窪。
9公裏路，兩個人走了差不多3個鍾，下午4點，總算到了地方——幸好行路中間遇到了楊坑的人擔著擔子出來買東西，這才知道麻風院的具體地址。
到了麻風院，見到了泥磚搭起來的農村屋子，一片一片，規劃整齊，這邊是辦事處，那邊是病房，還有一邊是宿舍。掃地仔去到辦公室，寫好文件就趕緊走了，他還要再走9公裏出去呢。
5
別人入院時都是自己帶了床板和棉被來，見陳炳南沒有床板，辦公室的人就說：“剛好在那裏建著宿舍，還在蓋瓦呢。”於是就讓木工佬把那些長短不一的閣板先拿幾塊出來，鋸整齊，生產組長又出去割了一把茅草回來，放木板上紮在一起，再鋪上一張席子，就成了一張又軟又暖的“床”了。陳炳南十分滿意：“可以可以！”
搞入院手續時，陳炳南見到了幾個牙擦擦（囂張）的人，有的說是什麽隊長，有的是出納，反正講話都板起一張臉。他心想：嘿，不管了。飯都沒吃兩口就躺下休息了，這一天趕路真是累得夠嗆。
第二天一早，陳炳南還沒起床，就聽到一聲哨子響，然後來了一個人，喊：“統統起床！出來運動！嘿！起身，起身，出去（做）體操！”
陳炳南慢吞吞坐起，“不運動咯，我昨晚才來，鞋子踩在水裏，走過了九道坑，走到這裏我飯都沒吃，搞什麽運動啊，還不夠麽。”
“不用講那麽多，起身，穿鞋出去……”
“不用去了！”
“你叫做什麽名啊？”那人問，又問旁邊的生產組長，組長也還不知道。
見這人動不動就要批評人，三分官威做到了七分，陳炳南有些氣不過：“你要是嗎？我有，我寫給你！”
當天在飯堂吃飯，陳炳南就又見到了這個人。按照麻風院的管理，吃飯時人人都用缽仔，上麵寫著名字，發給各人的米和菜，自己吃多少放多少，交給廚房幫你燉。那個人就管賣缽仔，裝菜的小缽仔四分錢一隻，燉飯的大缽仔八分錢一隻，陳炳南買了一大一小兩個，拿過來一看，卻發現有個缽仔底下漏了一個小洞。
他說：“穿了，有隻眼喔，滴水了，換一隻來。”
那人就說：“沒爛啊！”
“不是啊，它有隻眼，滲水出來啊。”
“嘿，它一燉飯就沒得啦，一粒飯塞住就沒了。”
“你換隻給我不行嗎？講那麽多！”
“公家的東西不關我事，一來就是這樣的了，除非你重新買一隻啊，公家的沒得選的！”
陳炳南當然知道是這家夥在故意刁難自己，也就不出聲了，給錢的時候，他先給了一張兩分的鈔票，又把那張一毫紙的鈔票折了兩下，撕下了四分之一，才給了對方。
那人接過來一打開，就叫了起來：“這張銀紙不夠數啊，爛的，換一張！”
“你這隻缽頭也漏水啊，你都不換！”
“我的是公家的，沒得選的。”
陳炳南便回：“我的是國家（發行）的，沒得換啊！”
兩人僵在那裏，都不肯讓步，一個（記工分的）記分員就走過來問情況，那人自知理虧，隻好不情不願地說：“哎，換過隻給你啦，換過隻給你啦！”見目的達成，陳炳南也不繼續糾纏：“我也換張銀紙給你，我粘一下就得啦。”
有了這個“公家沒得選，國家沒得換”的事之後，陳炳南在麻風院裏就得了個“牙擦仔”的外號——牙擦，就是形容人牙尖嘴利，嘴上不饒人。
後來他才知道，原來那個賣缽仔的人叫陶桂華，是個轉業軍人，楊坑的人都叫他“陶仔”。此人在這裏管醫生和病人的夥食，靠著幹部的身份，專打斧頭（中飽私囊）。他每三天去一趟龍塘鎮，趕著“二五八開墟”去采購，配一百斤豬肉回來，能差十五斤——他家就在龍潭圩，自然是拿了些肉回家裏了。
有一日，陳炳南他們病人在修整魚塘，陶仔走來，蹲在魚塘邊指指點點：“這個魚塘，塘基種回什麽果樹好呢？喂，提下意見，種什麽果樹啦！荔枝啊什麽的。”
陳炳南很反感他平日的做派，說：“荔枝好，龍眼好，什麽都種兩棵也不錯，但千萬不要種桃仔（樹）。”
“為什麽呢？”
“桃仔最衰（最沒用），動不動就生蟲，沒什麽肉吃，光是生蟲，沒用的。”
陶仔一下就反應過來，陳炳南在指桑罵槐呢：“啊，你個衰仔！喂……算了算了。”
幾回交道打下來，陶仔看出來陳炳南是個刺頭，比其他病人知道得多，又精明，沒事也不想招惹他了。
陳炳南剛到楊坑的時候，院裏病號總共六十多人，分成四個生產隊。哪一個隊生產搞得好，收入多，上交大隊之後剩下的糧食也就多，每個人都可以多分點。陳炳南在二隊，負責看牛，隊長是個老實人，“擔屎都不偷吃”。
天氣寒冷時，公家怕牛凍壞，就讓病人們用些米水跟挖出來的番薯煮稀粥喂牛。陳炳南騎著牛，路過隔壁養豬養雞的地方，就想去借一個喂豬的盆。
負責養雞的生產隊長正在吃飯，看見他走進來，問：“做什麽啊？”
“拿個盤喂牛啊。”
“噢，來來，自己拿啊。”那人說著話，偷偷把飯蓋上了。
陳炳南就笑：“你幹嘛蓋嘖？吃雞蛋飯，有什麽好怕啊？”
那段時間糧食少，東西都不夠吃。陳炳南一進門看懂了，生產隊長監守自盜，在給自己開小灶——雞蛋是從雞窩裏摸的，穀是本來喂雞的穀。不過陳炳南也不想管，他吃就吃，跟自己有什麽關係？
沒想到第二日經過那裏時，看到大門上用粉筆寫了一句：“豬欄重地，閑人免進，失物太多。”
陳炳南登時火就上來了——昨日自己剛剛去拿了一個盆，今天你就寫“失物太多”，那不就是說我們放牛仔偷東西？我不揭發你，你倒反咬我一口！於是走去廚房裏頭，跟相熟的炊事員借了支粉筆，回到豬欄門口，也跟著在旁邊寫了一句話：“豬欄裏麵，人人注意，蛇鼠同窩！”
這事後來不了了之，畢竟，人窮糧少，大家都是一邊勒緊腰帶一邊瞅著哪裏可以刮出一點油水，偷雞摸狗可太常見了。
還有一回，陳炳南不小心撞見一個負責養鴨子的人在吃鴨蛋飯。那人姓何，陳炳南見他的鴨蛋飯那麽香，也悄悄拿了兩個鴨蛋裝回去。第二天晚上陳炳南放牛回來，正巧姓何的也放完老母鴨回來，兩人一打照麵，對方就壓低了聲音跟他說：“嘻嘻，你也挺懂理（會做人）的噢！”
因為每天收工前都要清點鴨蛋，陳炳南知道對方肯定知道了自己私拿鴨蛋了，於是就說：“你也懂理，大家都懂理。”兩人互相遞了個眼色，心知肚明，哈哈一笑。
艱難時的世道就是這樣，你看見了壞事不說話，人家反擔心你要去告發，你跟著渾水摸魚，這才叫一條船上的螞蚱。在外麵流浪多年的陳炳南自然明白這些，更何況，那時“如果還是你告我，我告你，大家就一起餓死了”。
陳炳南說這話，是因為那時親眼所見了太多的死亡。
他還在生產隊放牛的時候，一起幹活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叫“安仔”的少年，另一個叫何基良，三十多歲。一天早晨，他們仨就牽牛出門，十點鍾要收工回來開飯，陳炳南在山坡上喊何基良，叫了幾次人都沒有反應，他走了下去，看到何基良坐在田埂上，手裏還牽著條牛繩，繩子的另一頭，牛還在嚼著番薯藤。陳炳南過去喊：“喂，你這個衰仔還睡覺，回去吃飯咯！”何基良還是動也不動。他感覺有點不對勁，趕緊大叫一聲：“安仔，快點回去叫醫生喔！”再推了一下何基良，心裏清楚，醫生來了也沒用了。
還有一個曾睡在陳炳南斜對麵床的人，叫溫觀新。早上他出去放牛，姓溫的說：“昨晚我鋤了那麽多地，你和生產隊長講一下，我今日不開工了啊。”說完，人還去吃了飯，自己把衣服拿到井邊洗了，回來在宿舍門口的樹上拉了根繩子，晾了上去。等陳炳南放牛回來，就和溫觀新聊天。天熱，溫觀新把棉胎豎起來靠在牆邊，自己靠著坐，還卷了根煙抽。陳炳南在那兒滔滔不絕地講著，以為溫觀新也在聽，講著講著，見他煙頭都燒到手了，就喊他：“喂，煙灰掉了，抹手了。”可溫觀新動也不動，陳炳南走過去推一下他，人已經有點硬了。
饑荒的時候，牛高馬大的大隻佬們更難捱。有一個大個子，負責擔柴的，蹲下去把肩膀伸到扁擔下麵，要擔起來，結果起不來。等到別人回頭來找他，看見他還保持著這樣一個準備擔東西的姿勢，人都涼了。
一般要是醫生看哪個病人快不行了，就會通知家人，也常有病人家屬隻回一封信來，“由你們處理，我們不到的了”。有的家人一聽說病人在麻風院裏死了，還更安樂了，因為再也不用從家裏拿錢了，子女也不用被人指著說“你老竇（爸爸）是發風的”了。
一旦家裏人說“不來了”，人死了醫院也就不會再通知他們了，像埋牲口一樣，卷了就抬走了。抬到平時沒人進去的山裏麵，沿路埋了。起初埋得很遠，後來人死得多了，就越埋越近。沒人去那個埋死屍的山頭種作物，那裏隻有一些自己生長的鬆樹，光禿禿的。陳炳南他們都叫那裏“死人湧”，連砍柴的人都不會往那裏走的。
如果是有家人來送葬的，就會買棺材，還會給抬屍體的大隻佬們包個利是，讓他們搞得好看一點。沒有棺材的話，就是一張棉胎卷著人，用幾塊床板一起抬到“死人湧”，然後棉胎床板卷著人，塞進坑裏就是了。坑還是要挖得深一點，提防下大雨，怕雨水一衝屍體就露出來了。
6
陳炳南入院幾年後，境況就如山泥滑坡。從1957年到1967年，整整十年，他都沒有人接濟。衣服都爛完了，隻剩一件床板，毛巾也沒了，就用繃帶來洗臉，渾身上下隻剩一個“光”字。一條冬天穿的長褲，“隻見補丁不見舊布”，吃了午飯，別人都去休息，他就去衝涼，把褲子給洗了，躺在太陽底下曬自己，曬完前麵翻背麵，直到把褲子曬幹了再回去。打開床上那張棉胎，跟世界地圖一樣，這裏爛，哪裏爛，都沒有棉花可以補了。
幸好他在麻風院裏認識了個朋友，叫黃玉權，之前在廣州挑著擔子走街串巷，賣手巾牙刷，因為籍貫是清遠，所以也被遣送回來了，他跟陳炳南說起在廣州街頭的經曆，很聊得來。黃玉權的針線活很厲害，陳炳南便央他把自己那張爛被單拆掉了，縫成兩條“牛頭褲”——就是那種褲筒寬鬆、方便幹活的短褲——不然他真要裹著破棉胎出門了。
從1963年開始，陳炳南的右腳就開始痛。剛入院時，他腳上還穿著政府給的解放鞋，那雙鞋爛完就再沒有鞋了。每天早上起床下地就打赤腳，上山放牛，山上遍布石頭和尖銳樹枝，腳就被磨傷了。“上山沒鞋著，落地打赤腳，不就損手爛腳？”
按理說，麻風院上麵起碼有個組織，病人的慘狀，難道醫院的領導都不知道？怎麽沒有人發一雙鞋給他？當然不是，是個人都有眼睛看著呢。但是領導隻會說：“痛你就在床上躺就得了，不用出來幹活啦！”但是呢，上工就一日吃三餐，不上工就隻有兩餐。中午那餐，去幹活的人才有得吃，吃粥吃飯，雜糧番薯都不定。麻風院裏的勞動力按照每日的勞動量程度分級，名目上說（每人）一個月三十斤米，實際上那是最高級的勞動力才有，分到三級勞動力的隻有二十七斤，三兩一餐，要是不開工，連中午那餐都給你扣了。有時候紅十字會發一些救濟品過來，有幾件短衫衣物，本來應該給老弱病殘的。但院裏又偏偏反著來，把這些救濟品拿來做生產的獎勵品，誰出勤天數最多就獎給誰。
陳炳南在這裏住著，眼瞅著這些病人，身體好的幹得越多吃得越多，那些不能幹活的還得餓肚子，一日比一日孱弱。所以他沒有辦法每天都躺著，休息幾天，腳好點就又去山上放牛了。
捱呀捱，捱到1967年，爛腳痛到都下不了地，生產隊也不要他了。幾個生產隊把這些重病有傷不能幹活的人全挑出來，一共22人，通通撥去“殘老隊”。陳炳南說，他們這22個人啊，就是“籮底橙”——賣水果的筐裏麵被挑剩的那些，破破爛爛，沒人要了。
院裏騰出了一間原先養豬的屋子給他們住，離病人的宿舍區很遠，連個門都沒有，兩個門洞空蕩蕩，風從這頭呼呼進，又從那頭呼呼出。1月份進去，到了4月份，還沒住夠百天，22個人就死了9個。院裏有幾個醫生，但也隻能眼白白看著人死。一是缺醫少藥，病人們上山做工沒有鞋穿，腳一磨損就開始爛，麻風杆菌會讓傷口一直潰瘍，長久下來可能發展成皮膚癌。再加上忍饑挨餓，長期營養不良，身體免疫力差，被棄置在豬屋裏的人，幾乎就是排著隊等著死神一個個把他們領走。
躺在豬屋裏的時候，陳炳南幾乎每隔幾日就能看見一個人被抬出去，然後聽著那些大隻佬（大塊頭）商量著要抬到哪裏去埋。第九個死掉的人就睡陳炳南旁邊，年紀也不大，家裏有老婆，說是結了婚還不夠兩年就進來了，腳爛到快上小腿了。眼瞅著到那一晚上，輪到這個人死了。豬屋裏黑燈瞎火，連一盞火水燈（煤油燈）都沒有，陳炳南睡在床上，聽著北風穿堂而過，心裏知道鄰床的人已經死了，但這麽晚了，叫人也沒人理的，隻有天亮了才會有人過來。
九點多十點的時候，陳炳南忽然聽得一陣“吱吱吱吱”的聲音，借著朦朧的月光，他向旁邊望去，心內一驚——不知道從哪裏進來了一隻野狗，正在咬旁邊屍體爛了的那隻腳。造孽啊！他趕緊摸索著起來，把狗趕了出去。
陳炳南不敢睡了，怕萬一睡著了狗又來。他想拿被子把這人裹起來，但人已經硬了，棉胎又爛糟糟，蓋得了身子蓋不住那隻腳，也沒法全裹起來。他看見牆壁上這人的棉衣還好好地掛在上麵，本拿來包住他的腳，可又轉念一想：“不啦，我拿他那件好的（棉衣）來穿，拿我那件爛棉衣來包吧。”
第二天早上，繼續去外麵做工，幾個跟他慣熟又是開慣玩笑的大隻佬見到他穿上了新棉衣，就打笑：“喂，炳南，看你穿件靚東西喔，不過你都穿不了多久啦，看你的樣啊，下一個（死的人）就輪到你咯！”
那時陳炳南的腳已經痛到伸不直了，整個腳板都爛沒了，拿繃帶纏成了一個粽子。但他還是嘴硬，回敬道：“那還不一定呢！”
一個大隻佬也笑：“我都不希望你這麽快去啦——現在四月底了，希望你過了五一，公家加菜，吃頓好的，同時呢，發了飯票，（你死了）那我們（還能）撿回幾斤米，剩下幾斤米都好些啊！”
這很難說隻是一句玩笑話——這幾個大隻佬也做抬死屍的活兒，麻風村每個月一號給人發飯票，病人若是月初死了，按照這裏不成文的規矩，沒花完的飯票就歸這些處理身後事的人了。
陳炳南當然不想便宜了他們，他硬撐著到了4月27號，遇到了自己命中的貴人。
那天，從佛山平洲醫院來了一個外科醫生，叫潘鍾文。這個女醫生大老遠來楊坑，本來是要給麻風院的醫生講課的，所以一到就先去了陳炳南他們的“重病室”。院長和生產隊長，院裏的醫生護士，也都一起跟著來了。
潘大夫一進門，就先跟病人們打了個招呼：“大家好！”
陳炳南躺在床上，看了她一眼，說：“跟在你後麵那些（人）都‘好’咯，這裏麵的人，一點‘好’的都沒有。”
潘大夫走進了豬屋，後麵的幹部們就站在外麵停住了，她走到陳炳南的床前，問：“你為什麽這麽說？”
“你一眼就看到啦，屋又爛床又爛被套什麽都爛，連人的手腳都爛了啊，你說哪裏有‘好’的？”
“是啊，你講得有道理，我聽你的聲音，不是本地人來的？”
“我父親就廣州人，祖父就清遠人，舅父就南海人。”
“嘿，人家都說‘一問三不知’，我一問你就答三個！不錯啊——你舅父南海哪裏的啊？”
陳炳南就如實回答。潘大夫所在的平洲醫院就在南海，自然知道他說的地方，於是又問：“你以前是做什麽工作的？”
“除了好事沒做過，我什麽工作都做過，擦過鞋，拾過破爛，肚餓上高樓，眼訓（困了）就找騎樓。”
潘大夫一聽就懂了，笑說：“原來你是在流浪哦！”又說：“伸個手出來，我同你把下脈，你現在覺得怎麽樣啊？”
陳炳南說：“我現在覺得又冷又凍，又肚餓又腳痛，訓（睡）又身癢，坐又鼻涕，說不定啊，打個噴嚏就去見上帝。”
潘大夫見他一張嘴能說會道，興致也上來了：“就是這麽多（症狀），沒有其他了嗎？”
“還不夠啊？”
“還有一句你還沒講完——你不用閉翳（憂愁）！你這隻腳就沒得救了，不過人還有得救。兩個月！”
陳炳南理解錯了，並沒開心起來：“隻剩兩個月（壽命），救不救也罷啦！”
“不是喔，我說包你兩個月就肥回來。如果你不介意呢，我拿你來開刀先啊！”
陳炳南半信半疑：“不是吧？我們的醫生沒人敢開刀啊，說沒人輸血，所以呢都死了九個了。”
潘大夫轉頭對那些站在屋外的幹部們講：“今晚你們給他吃飽飯，吃得了多少給多少，明早就不用給了，明早做手術就先不要吃飯。”接著又看了一下陳炳南的腿——右腳已經完全僵硬，沒法伸直，也動不了了。潘大夫說不要緊，以後到她那裏裝一隻假肢就好了。
陳炳南：“那些人說第十個就輪到我死了，這下截了腳，不死就行了！我現在都還不夠四十歲啊！”
“我保證你過了四十歲，又過了四十歲啊！”潘大夫自信地說。
後麵，潘大夫讓麻風院領導安排空出了一間房，把陳炳南抬了過去。她總共在楊坑過了兩日兩夜，除了幫陳炳南截掉了一隻腳，又做了一兩個手術給那些醫生看，傳完經就走人了。
鋸掉了右腳，陳炳南感覺整個人都輕鬆起來了。果然如潘大夫所說，兩個月後，他胖回來了——曬穀子的地方有個公家的磅，手術前別人背著他稱了一下，七十來斤，手術完過了兩三個月，沒了條腿，反倒有九十斤了。
院裏的木工佬給他做了兩條拐杖，他嫌不夠堅固，便自己借了個鑿子和刨子，從人家砍下來的杉樹枝裏挑了又直又漂亮的，自己削了兩根。隻要在胳膊下拄上一根，就可以空出一隻手上山砍柴，就算遇到山溝溝，拐杖一蹬一用力，一條腿就跳過去了。此後陳炳南上山下水，無論是砍柴鏟草還是剝蔗殼，別人能做到八九個工分，他起碼也能拿到六分。後麵二十年，他都沒有再看過醫生，連個傷風感冒都沒有。
7
後來我去查過《清遠市誌》，上麵寫著：1956年，在今清遠龍塘鎮建立楊坑麻風醫院，至1987年曆年共發現麻風病人1735人，其中治療984人，治愈者179人，病死452人，外遷82人，現症病人仍在治療38人。
剛被送回清遠時，陳炳南也以為自己會像鎮政府那個人跟他說的一樣，“進去醫幾個月就好了”。可入院之後住下來，卻是一年又一年，天長地久無盡時。住的時間長了，陳炳南逐漸明白了，這個地方，易進難出。說是“治療”，實則是把人趕進山裏，與外界交通斷絕，困在裏麵如同定期勞改幾十年。雖說病人想偷偷出去醫院也不知道，但這山這麽大，一個人靠兩條腿，也走不出去。解放前這個地方曾是個土匪窩，土匪把人拉到山裏麵敲詐，可見有多荒僻。
而出院生活也沒有那麽容易。
陳炳南聽說，之前有一個龍塘人，病好了從楊坑出院，去幫人家看山林。周圍的村民上山來砍柴，他出來阻止，氣勢洶洶地把人給趕走了。結果，結下梁子的人轉頭找了兩個女人過來，說他“麻風人追女仔”——廣東部分地區有“過癩”的傳言，說“麻風人”會通過性交把病氣“過”給對方，自己就能變回健康人了——於是就借這個由頭把他給打死了。這個故事在麻風院裏口口相傳，可見那時麻風村和周圍居民之間暗暗埋伏著衝突，麻風院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病人們的避風港。
麻風病分不同類型，輕症的如界線型，結核性，容易損傷手腳，卻不會造成麵目損毀，菌數也少，吃幾年氨苯酚就會好；而菌數較多的瘤型，病人一般會麵紅耳大，或者麵部會有一些變形，需要更長時間的治療。到1960年，楊坑陸續有病人治愈出院，有時一個，有時兩個，有時候人多能湊夠一批一起走。
後來到了文革，院裏因為批鬥和缺醫少藥，死人的情況常有發生，醫好的人隻要有地方可去，都立馬收拾東西就走了。每回幾人入院幾人出院，都有一個小黑板寫著，陳炳南一直看著，算著。他說，從他入院這幾十年來，一共死了三百多。
陳炳南無家可歸，所以一直沒有走。之前他在廣州睡騎樓時，見到有麻風病人去鋪門口乞討，那些店鋪直接就把大門關上了，避個雨都要被人趕。遇到善一點的會說，“嘿，給你半碗飯，快點走啦”，遇到狠一點的甚至直拿棍子趕，“走不走啊，不走就拿掃把打你走！”那些耳朵通紅、眉毛掉光一看就是麻風的人，根本就討不到東西吃，隻能等死。
陳炳南的病是結核性，從入院那天，一日兩顆氨苯碸或者氨硫脲，他也不管是啥，醫生派了就吃下去。不到十年，切片檢查就看不見多少麻風杆菌了，隻是腳痛而已。等到做了截肢手術，他從上到下一身清白，連塊紅斑都沒有，就連之前麻痹的腳趾手指，也慢慢恢複了知覺。
醫院裏麵，男女病人分開住，宿舍區隔得很遠。女病區建在半山腰，下麵是醫療室和診療室，再往下才是男病區的三棟宿舍。廚房也是分開的，隔了差不多半公裏，隻有一口井是共用的。
陳炳南截完肢，也差不多過了五一，女病區有些人出了院，就空出了兩間宿舍，給這幾個截了腿的病人暫時住一下，離藥房近，要看醫生也容易。
出院的幾個女人裏，有一個叫歐新女的，還不到三十歲，治好了就趕緊走人了。她跟陳炳南關係不錯，知道陳炳南的床板都爛完了，就隻拿走了衣服，把自己的床鋪、蚊帳、被褥通通留給了他。醫療室的一個組長知道後，就吩咐說，“炳南原來那幾塊破床板不要了，破爛東西全掃出來燒掉好了”。於是兩個大隻佬就去了男病區，把那塊舊床板扔出來準備燒了。
給陳炳南縫褲子的黃玉權看見了，嚇了一大跳，連忙問：“啊，炳南不能回來嗎？怎麽燒了他的床？”
燒床板那兩個家夥開慣了玩笑，就說：“埋都埋了啊，那隻腳！”
黃玉權話沒聽全，一聽到“埋了”，就傷心得大哭起來：“炳南他死了啊……那個醫生不是說保證他兩個月好起來，怎麽就埋了啊……”
那兩個大隻佬知道他聽錯了，也不澄清，就在一旁笑。剛好那日，有些小孩子專門跑到女病區，央著陳炳南講故事。陳炳南就把自己挪到門口，給他們講《粉妝樓》。黃玉權見到上麵有一堆人圍著，就走上來看。這一看，又是嚇了一大跳：“嚇死了！炳南，又說你埋都埋了，怎麽還在這兒講故事喔？！”
六七十年代那會兒，整個楊坑連部收音機都沒有，抓著鋤頭鏟草的時候最容易犯困，這時候有人起了個頭開始唱歌，其他人就跟上了：“有了共產黨，堅持了抗戰八年長，灑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汗，打了東洋打……”
天一黑，大家統統上床睡覺。暑天夜裏悶熱，排排睡了八九個人，每個人騰騰地呼出熱氣，把小屋子變成個大蒸爐。大家翻來覆去睡不著，幹脆一人搬一個小板凳出來外麵空地上坐著。幹坐著無聊，便又開始喊陳炳南：“柄南講古仔（故事）啊！”
於是一群人便在烏漆麻黑裏，靠著一點星光，聽陳炳南講乾隆下江南，方世玉打擂，封神榜上顯神通，水滸英雄走四方。這些困居一隅的人，連踏出這個小山窩都艱難，卻依然不妨礙他們對自由的想象。他們沉浸在故事裏，在短暫的半個夜晚，想象著自己也成了瀟灑的方世玉，成了水滸裏豪氣萬千的武鬆。故事講完，夜已深，涼意與困意一同沁來，大家這才如大夢初醒般，一個個搬起自己的小板凳回屋睡覺去了。
這樣一點慰藉，後來也被奪去了。隨著外麵轟轟烈烈的革命，麻風院裏也有了紅衛兵小組，組長就由那些最窮最苦的人來做。既然要“破四舊”，帝王將相的故事就不能講了，才子佳人的故事更是淫穢。陳炳南眼瞅著這個大字不識的人整日裝腔作勢，心想：那我說句拎不清的話，知識分子不就沒用啦？
盡管他保持沉默明哲保身，運動的火苗還是燒到了他身上。有一天他放牛回來，發現自己床頭的書全被翻出來燒掉了。那些目不識丁的人，說這些書是舊社會的東西，一本不能留。陳炳南登時心頭火起，與那個組長大吵起來，鬧到了大隊長那裏，質問道：“你派那些人去做什麽？派那些人燒了我的書？！”
大隊長說：“破四舊啊，舊書全部不要。”
“連《紅燈記》《沙家浜》你都敢燒了？！你派的人，文字都不會一個，什麽都拿來燒是不是？！我有銀紙夾著的，你都燒了它？”
陳炳南實在氣急，抓住大隊長一頓夾槍帶炮的怒罵。吵到後來，大隊長又回去逮著紅衛兵組長一頓臭罵。說書裏麵有銀紙夾著，隻是個發作的由頭，陳炳南真正心疼的是那些當年他從廣州帶來的小說和畫冊——當時那些書都用棉胎包著，擠進了背包裏。一本《封神榜》，一本《嶽飛傳》，一本《水滸傳》，還有《三門街》《粉妝樓》和《萬年青》，後麵兩本是清代的俠義小說，方世玉打擂就是《萬年青》裏的。當年他在廣州跟那間收破爛的老板混熟後，對方收到什麽舊書，他都要拎來看一下，喜歡的就拿走了。
如果有不認識的字，就拎著書去給兒教院的院長看一下——說起來，他自小沒有正經上過幾天學堂，正是在兒教院的那幾年，兩天打魚三天曬網學了一點文化，認的那些字，都是埋頭在那些故事書裏一個個認出來的。
順著這幾本書，陳炳南又懷念起在廣州流浪的日子那會。每天中午，觀音廟門口的榕樹下，都有說書人在講故事。老榕樹枝繁大葉繁，陰涼足足有一間房子那麽大，他可以爬上去，在榕樹幹上坐著或者躺著，拿著本書聽下麵講故事。說書人一講到故事裏的緊要關頭，他就刹住了，不講了，拎個兜或者盒子這樣子走一圈，拱手笑著笑說：“讚助讚助讚助……”。一毫毛錢很也好，一分錢也不拘，總之，收完一圈，就他才會繼續講下去。
來到在楊坑的時候，在這榕樹上“聽”出來的說書本領本事，就派上用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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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作與講古中，山中歲月飛快往身後退去。草木換過幾輪青黃，轉眼便是幾十年。陳炳南本以為自己會在山裏住一輩子，誰曾想，後來他們竟全都搬了出來。
50年代，楊坑山多田少，大片荒地，全靠那些麻風病人一鋤頭一鐵鍬地開墾。四十年過去，最早播下的鬆子，都長成了高大蔥鬱的鬆樹，樹幹都可以做砧板了。
改革開放前，麻風院裏的生產隊種了很多甘蔗，政府就修了一條小路，用馬車拉甘蔗到銀盞去賣。耕蔗耕到1986年，聯產承包了，麻風院周邊原本屬於農村的田地，都要還給各家各戶耕作。陽山縣還遷來了一批農民到楊坑山腳下落戶了，蓋起了三三兩兩的茅房和土坯房。醫院的地越來越少，沒什麽田可耕了，陳炳南就在胳膊下拄了一條棍子，砍了竹子，削做籬笆圍欄，圍出了個菜園子，自己種菜養雞。
到了1992年，佛山南海平洲醫院安排了車，把楊坑的幾個人一起接了過去，有的是去截肢，陳炳南幾個是去做假肢。他在平洲住了五十天，潘大夫還在那裏，此時距離兩人上一次見麵，已經過去二十五年。
潘大夫和陳炳南聊得來，閑下來就坐著跟他聊天，逗他說：“喂，現在又怎麽說啊？那時你又說心哀什麽的。你這麽會講，搞首詩來聽下啦！”
陳炳南說：“現在又不同啦，又有經濟回饋，又有夥食費，來這裏又不用路費，我現在呢，安樂就不用計，總之呢，就是沒閉翳。”
陳炳南進麻風院之前遇到過賣神水的算命佬，說他活不到四十歲，此話真是險些成真。正是潘大夫的慈心妙手，把他從鬼門口又拉了回來。後來他果然是活了四十歲又四十歲，精精神神活到了耄耋之年。
從平洲醫院回來的時候，陳炳南就又是兩條腿了——一條真一條假。假肢穿上褲子，看上去像個健全人。但他是從大腿截肢的，膠做的假肢非常沉重，要拿一個大皮帶拴在腰上，蹲下來還得按一個按鈕，膝關節才能彎曲。楊坑的山地凹凸不平，戴著假肢上山下山就很不方便，他新鮮了一陣，後來幹活時還是拄拐杖多。他說：“說句不好聽的，火燭（著火）的時候，我拄個棍子就跑了，你還要起來慢慢穿假肢，燒都燒死咯！”
1999年，龍塘鎮下邊要建一個帶遊泳池的遊樂園，選址離麻風院還很遠，但是政府卻要求他們搬走。醫院給病人們的說法是，現在他們人少了，這裏又偏僻，要把他們搬去交通更方便的地方。陳炳南想，肯定是因為楊坑在水的上遊，而樂園在下遊，人家還是嫌棄他們，覺得從上麵流下來的水不幹淨。不能說他的猜測毫無道理，因為廣東其他的麻風院，建院之後極少出現搬遷的情況，即便是舊屋倒塌，也隻會在原址新建，要另劃一塊土地給麻風醫院，牽涉甚廣，並非容易之事。
麻風院裏沒有一個病人反對搬遷，他們個個都想著早點走了。幾十年下來，幾百人的大醫院如今隻剩下三十幾人，這麽大一座山，住著空空寂寂的，搬去別處，有人來看望也方便。他們連土帶木，將果樹杏樹，全賣給了政府，換回幾塊錢，人還沒搬走，就已經有挖掘機轟隆隆開過來挖到了屋子邊，把地下的白泥挖出來運走了。聽說，這種泥土用來燒瓷是頂好的。
這邊催著他們走，那邊新的醫院又還沒建好。2004年12月25日聖誕節那天，僅剩的三十二名村民就被先運到了新址附近的一個地方——他們聽說，這裏原先是收容流浪人員和戒毒人員的，地圖上標的是“市救助站原址”。
住進去的第一晚，陳炳南看電視看到半夜，回屋枕著個枕頭就躺下睡覺了。沒想到睡到半夜，感覺很不舒服，一摸，臉上居然爬滿了密密麻麻的螞蟻，咬得他耳朵生疼。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陳炳南這半邊臉後來就開始了神經痛。出了事，院方才把床都拆了，被褥全部洗了一遍，消毒。
後來，他聽說醫院的人在背後說：“他們這些人（患了麻風）醫好的呢，現在是百毒不侵的啦！”既然這麽說，那意思自然就是“不需要搞得多幹淨了”。
救助站本不是為這些手腳殘障的老年人建的，連廁所門口都有石階，階磚光溜溜的，撒上水就更滑了，拄著拐杖的人一不留神就會打滑。沒辦法，陳炳南隻能又穿戴上了那個沉重的假肢。
這裏住得不舒心，大家都盼著早點去新院。等啊等，等啊等，又過了好久，旁邊才開始動工。直到2008年1月，他們才搬進了建好的新院——院子裏是一棟兩層小樓，有一個大花圃，栽著棕櫚木瓜，環境清幽宜人。對陳炳南來說，搬進新院，好日子算開始了。
隻不過，不是所有人都等到了好日子。等待的三年裏頭，又有七個老人過世，新院裏原本按人數建的房間，就又空出了幾間。
新院距離楊坑五十公裏，相當於從清遠市區的南郊遷移到了北郊，依舊沒有公交車直達，打車去最近的市場也要三十分鍾，北邊是一大片綿延的青山綠水，周圍散落著民居——不過比起楊坑，這裏確實已經不算偏僻了。
等楊炳南他們搬到了新院，來探訪的公益組織和愛心人士就更多了，最熱鬧的是每年年底，市政府的人，衛生局的領導，教會的信徒，寺廟裏的僧人，還有義工組織，一撥一撥地來。紙巾，泡麵，肥皂，柚子，花生油，洗發水與沐浴露，一箱箱一袋袋搬進來。通常村長會把能走動的老人都叫到文化室裏，向來訪者說一些感謝的話，然後把物資擺在地上，分成均等的份，每個人認領一份。然後老人們提著，揣著，或者放在輪椅上，如同覓食結束的魚兒，四散開，一條條遊回了自己的窩裏。
好心人送來的物資在每個人的屋裏都堆成一座小小的山。陳炳南屋裏的電視旁邊，堆滿了泡麵和餅幹，送來的衣衫穿都穿不過來——他們已經習慣了節儉，衣服穿不爛就不換，所以新的也就一直放著。
想起以前一條破棉被裹身上的日子，如今的生活可真是夢裏都不敢想。有一回來訪的人問他說：“在這裏住得好不好啊？”他說：“嘿，當然好啦，又矜貴又名貴又架勢，給隻蘋果我拿來煲豬肺，穿了衫就不用打噴嚏流鼻涕，總之你和我換都不濟（不肯）。”
在這樣賓主盡歡的場合裏，陳炳南經常會被邀請唱幾首粵曲。大家在文化室裏圍成一個圈，中間空出來一塊地，他坐著輪椅，靠著背，手裏拿著一張歌詞唱曲，七老八十的同伴們打著拍子，有一個婆婆常常笑得露出沒剩幾顆牙的嘴。他們坐著的一些折疊椅，椅背上還有“楊坑XX號”的油漆字——那個山林深處與記憶深處的地方，他們再也沒有回去過了，房子都推掉了，埋葬死人的山頭也該是長滿了雜草，不說的話，誰也不知道，那裏躺著多少曾經受盡苦難又盡情歡笑過的人呐。
在看粵曲詞的陳炳南（洪夢霞/攝）
9
第一次去新橋，很容易找不到路。新院掛名“清遠市慢性病防治醫院療養分院”，因為地處清城區新橋村委會，所以常被簡稱為“新橋麻風院”。
2017年冬天，我們第一次從廣州前往新橋，天黑時出租車沿導航走到目的地，放下我們幾個人就走了。四周沒有民居，山風簌簌地吹，我們站在一棟建築物的大門前麵——手機地圖顯示目的地就在這附近，可裏麵卻半點燈光都沒有。
我們冷得哆嗦，不知道哪裏才是路，黑暗中，忽然有一束光射了過來——是安村長打著手電筒來接我們了。原來我們站的地方，是早已作廢的救助站門口，還得往前再走百來米才是新院。當年和陳炳南一起放牛的安仔，現在已經年過六十，他在這裏長大，也留在了這裏，成了熱情接待來客的麻風院村長。
我們去時已經臨近過年，正是新橋最熱鬧的時候，正好撞上寺廟和教會前後腳來探訪。寺廟的人來了，往村民的門上貼了一個佛字，換了新對聯，橫批是“阿彌陀佛”，教會的人來了，也不知道看沒看出來對聯是新的，就把“阿彌陀佛”又撕下了，換上了“天主保佑”。
我在旁邊看得直樂嗬，陳炳南和老人們也不開口，由他們折騰，反正僧人來了，他就跟著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信教的兄弟來了，他就連連點頭：“天主保佑，天主保佑！”
等人都走了，我悄悄問：“那你到底是信佛還是信教？”
他說：“我都信，這些都是好心人，而且呢，‘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原來是一家’。”
我哈哈大笑，心想：不愧是陳炳南——聽說教會的客人剛來的時候，他就給人家講自己小時候在老廣州街頭遇到日機轟炸，躲進了禮拜堂撿回一條小命的經曆，那些天主的信徒們聽完，都驚呼道：“那是天主保佑啊！哇你自小就和天主有緣分！”他就跟著笑，絕口不提英租界的事。
他們發現了陳炳南講古和唱歌仔的長處，於是就交給他一些由粵劇改編的天主頌歌，《雁落平沙》改成《得勝凱歌》，《漁歌唱晚》改成《樂享救恩》。每次來送東西，大家就熱熱鬧鬧擠在文化室裏，央他唱兩首助助興。正因為這個口口相傳的“說書人”的本事，我們第一次去就精準地把他給抓出來——因為無論跟哪個老人說想聽他們講以前的故事，他們都會說：“找陳炳南啊，他有好多古仔！”
聽完他講故事，再看他這個人——感覺處處都不一樣了。就好像，他唱粵劇是工廠裏做過歌女的幹娘教的，識字是育幼院的軍官院長教的，說書是從廣州街頭的榕樹上學的，他屋裏的東西都是朋友們的“遺產”，輪椅是好朋友老梁留下的，箱子又是某個病友留下的——這個老人，就像一個曆史的琥珀，消失的人與事，都成了他的一部分，在他身上灼灼如生。
故事之外的陳炳南，和尋常的老頭沒什麽兩樣，每天就曬一曬自己種的白菊，喂幾隻小野貓，晚上看看電視。貓本來是沒想養的，有一日它自己從窗口跳進屋來，陳炳南見它小小一隻，毛茸茸又跳上跳下，得意得很，就開始喂它。結果喂著喂著，一隻就變成了一群。小野貓們怕生，不愛走大門，常常夜裏溜窗進出，陳炳南的窗戶就總是留有一條小縫，刮風下雨也不會關實。後來有一個常騎著摩托來賣粉腸的大叔要了兩隻回去養，還包了利是給陳炳南，說是“白送的不聽話咧”。
陳炳南有時候也會想讓我們過去他屋裏坐，但絕不會直說——當我們在別的村民門口聊天的時候，他就推個輪椅出來，眼神遠遠飄過來，好似不經意看我們一眼，然後就自己推回去了——我們便立刻知道他的意思了。就這麽一些小小的時刻，當年那個傲氣的牙擦仔，忽然出現了。
村裏有公共廚房，廚房牆上掛著一麵小黑板，上麵寫著“二兩”“三兩”“五兩”，搭飯的人要吃幾兩飯，就在對應那一排掛上自己的名字——一個小竹筒切成的長方形薄片。不過，竹片裏麵沒有“陳炳南”，因為他是極少的自己做飯的村民之一。麻風病後來還是讓他兩雙手的手指都蜷曲起來，變得隻有常人手掌的一半長度，但即便如此，他也喜歡自己做飯，甚至還有餘力照顧另一個村民——院裏有一個四十來歲的阿火，因為得過小兒麻痹症，智力和四肢都有障礙，很小就被送了進來，搬遷到新橋後恰好住在陳炳南旁邊，陳炳南索性連他的份一起煮了。
我們要走的那天下午，提前叫了一輛三輪車來接。村長和大家在院子裏跟我們送別，陳炳南也在。揮手告別之後，他就用兩隻手滑著輪椅離開了，我以為他是出門去散步，可等到三輪車載著我們出了院門，從車廂裏往後望去，才發現原來他是先行一步，自己滑到了新橋門口，準備再送我們一程。
回望新橋，灰白色的水泥道路上沒有人煙，隻有坐在輪椅上的陳炳南，身子埋在鼓鼓的黑色的大衣裏麵，伸出兩隻手來朝我們用力揮動。他的身影逐漸變小，遠去，三輪車拐彎之後再也看不到了。
望著不斷後退的青山，村落和道路，我心想，他的相送，許是為了這幾日促膝長談的知遇之情。陳炳南大概和別人說過一些自己的經曆片段，但很少如此完整地從頭到尾講完自己的一生——村民們有了電視收音機後，不再纏著他講故事了。那幾日，山中酷寒，屋外北風呼嘯，我們就窩在他的小房間裏，聽他講這八十多年跌宕起伏的經曆。他講得盡興，我們聽得如癡如醉，全然不覺時間流淌。
清遠市慢性病防治醫院療養分院的大門（洪夢霞/攝）
第二年秋天再去，新橋還是老樣子，陳炳南卻已經忘記了我們。到了2020年，隨著防疫政策的起伏不定，新橋按照上頭指示，以養老院的標準封閉起來，謝絕探訪。那座兩層小樓的院子，對我們關上了大門。
去年我打電話給院裏一位婆婆，問她陳炳南最近怎麽樣了，她說，“他老糊塗啦，把人家送的食用油當成飲料喝了”。今年八月，我又問安村長，他說，“他最近好一些，比吃花生油的時候清醒一點了，但肯定沒有你以前來的時候那麽清醒”。
依靠這些隻言片語的描述，我想象著一個介於“會喝花生油”和“會講古”之間的陳炳南，估摸著我們是否還有機會再見麵，而見麵之後，又能否把已經發表的故事和底下的評論念給他聽。他一生鍾愛講古，若知道自己的“古仔”被這麽多人看到，不知會有多麽歡喜得意——說書人的快樂，不就是嘴皮一動，四座皆靜，折扇一合，滿堂喝彩。
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無數次回望陳炳南的人生。他像是一條從這世間遊過的大魚，周遭起起落落，紛紛擾擾，他隻是遊過，不帶走也不留下任何東西。我時常想象著他從兒教院逃出來跳入珠江遊水的場景——將原先的醃雜，跳蚤，一身的破爛全丟棄，撲通一下跳入水中，上岸後，甩一甩頭上的水珠，就是清清爽爽、幹幹淨淨的一個新生人。
人生百年，不過就是這樣一場渡河而過。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安村長為化名， 文中曆史資料參考自《廣東省衛生誌》《增城縣誌》《清遠市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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