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585）

被貧窮詛咒的阿江，下輩子別再倒黴了

Original 條子 全民故事計劃 2022-08-22 08:32 Posted on 北京

“

從這時候開始，我就覺得這小孩挺倒黴的，似乎什麽也做不好，誰也不喜歡他。

 

 

—這是全民故事計劃的第663個故事—

 

一

 

他叫林鴻江，我叫他阿江，我和他是發小。

 

而我叫寧悠然，這是我爸花錢找人取的，我爸咧著嘴，這件事都快在他嘴裏盤包漿了。悠然，一生安好悠然。

 

我住在雲南的一座十八線小城市——文山，這裏節奏很慢，人不多，天很藍，我的成績也一般。

 

小時候回鄉下，我認識了阿江，那時我六歲，他比我小一歲。滿臉的鼻涕，蹭著點灰，太邋遢了，我不喜歡和他玩。但他表姐是孩子“頭頭”，硬要把他塞進這個小群體。

 

我們玩翻石子，他的指甲摳進泥裏，劃到碎石子後出了血。但是他沒哭，抬起頭對表姐笑著說：“不疼不疼，我們繼續。”事實上也沒人理他疼不疼，我轉過頭去，他站在群體的最邊緣捂著手指發呆。從這時候開始，我就覺得這小孩挺倒黴的，似乎什麽也做不好，誰也不喜歡他。

 

我爸是彝族，我媽是漢族，沒有猶豫，我的戶口本上也填了彝族。後來我又轉回鄉下讀小學了，老家是邊境縣，我爸說，我要一直在這讀到初中結束，為了高考加分。

 

我的前桌就是阿江，他的臉擦幹淨了，眼睛很大，時不時轉過來問我借東西。我不喜歡他，我認為他喜歡占小便宜，我和他並不熟，但他以為我們是朋友。

 

那是他認為的，我當然不這麽認為。他一靠近我，我就哭，老師就會拉開他，瞪著他，被罵的隻有他。但他還是笑嘻嘻的，即使耳朵被老師掐得泛紅。我看著他，不自覺地讓自己也成為他倒黴的緣由，明明他什麽都沒做，但老師也不喜歡他。

 

初中時，我去了縣一中，阿江卻輟學了，我規規矩矩讀書，不出意外，和他不會再有任何交集了。但他爸和我爸認識，偶爾會有幾天，我放學回家，他就坐在我家沙發上。

 

後來我才知道，阿江家裏條件不好，沒錢供他讀書，公立上不去，去了也是吊車尾，想拉他去私立初中改造改造，但學費太貴。阿江爸商量著把他的姐姐嫁出去，用彩禮錢供他讀書，阿江不願意，鬧得兩邊都不好看。

 

那時阿江十二歲，到處在村裏喊他爸賣女兒，鬧得人盡皆知，他爸走到哪都被議論，回家狠狠揍了他一頓，就再也沒提上初中的事了。

 

阿江不讓她姐幹農活，他想要她姐讀書，但阿江的姐姐已經輟學兩年了，不願再回去了，她的思想變了，覺得不讀書也沒什麽不好。她在網上交了個男朋友，和家裏吵了一架就離家出走了。

 

姐姐的突然失聯，嚇壞了阿江一家，他們到處找，也不見半個人影。電話聯係不上，周圍人也不清楚。後來才知道，阿江姐姐去貴州了，拉也拉不回來，便再也沒有聯係。阿江沒說話，掏遍全身就一百二十來塊，全塞給了他姐。

 

等我初二的時候，阿江來讀書了，比我小一屆，人突然長得瘦瘦高高的，抽了條，但是更黑了，像個猴子。有時候在走廊遇見，他和我打招呼，我隻是點點頭，不太想搭理他。

 

到處有人起哄我和他的關係，我隻是皺著眉頭，想離他遠一點。早讀時他來找我借體育課的排球，剛好念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家打著哈哈，笑嘻嘻地看著我和門口的阿江。

 

阿江跑步特別快，長手長腳，姿勢雖然不好看，但甩得開，步子大。校運會他總是站在領獎台上，有人和他合影，他舉著反光的塑料獎牌，咧著嘴笑。這大概是他唯一的高光時刻，學習上他就不太行，也許真不是讀書的料，以至於讀得很費力。

 

大概是倒黴，或者真的沒有什麽人格魅力，阿江總是一個人，沒什麽朋友。班主任總是影射他放學跑去打籃球而不是學習，他並不在意，還是攤著不及格的數學試卷笑。但意外的是，阿江的英語很好，但偏科太嚴重，再好也無濟於事。

 

初三中考前一個月，我因為太緊張，總是不吃早飯趕早去學校早讀，落了胃病，病發的時候疼得死去活來。他開始給我送早餐，是我爸喊的，早餐錢給他雙份，帶給我一份，他自己吃一份。我又覺得他占便宜了，但他把這幾塊錢存了起來。

 

直到初二下學期，學校封閉管理不給帶電子產品，他偷帶手機被老師發現，老師一把拿過摔在地上，手機碎得稀巴爛。阿江走出教室把殘骸掃起來丟進垃圾桶，就再也沒有回來了。我看著他背著書包衝出教室，那麽多人帶手機，就他被發現，然後教室裏一陣窸窸窣窣，都是藏手機的聲音。我知道，老師拿他當雞來儆猴了。

 

他又輟學了，用早餐省下的幾塊幾塊的散錢買了張車票去了廣東。

 

第二天起來，我爸告訴我阿江走了，我有些錯愕，這個人，怎麽就安不下心思好好讀書呢？

 

二

 

阿江飄去了廣東。

 

阿江像中了詛咒一樣，一直都不太順。他爸帶他去算命，算命先生搖著頭，隻說他命裏虧損，沒法善終。阿江不信，才和他爸商量，一個人去廣東。十四歲的阿江隻想著掙點錢也好，無所事事也罷。

 

阿江在廣東做工，進了幾年廠，專門幫人做電子零件，也不難，就是枯燥無味。他坐不住，總是打瞌睡，後來因為走神，食指被壓斷一截，工廠賠了錢，不敢要他了。中介抽了錢，加上年紀小，最後幹了幾年，兜裏也沒幾個錢。

 

阿江十八歲時，盯著自己缺失的手指，站在工廠門口晃了一下午，他想自己除了手指，肯定還失去了些什麽，但他說不出來，無力得隻覺得憤怒。

 

阿江去送外賣，用廠裏賺到的那點錢買了輛電動車。一開始不認路，全靠導航，因為超時被投訴了幾次，最後咬著牙拚速度，過紅綠燈時沒刹住車，被轉彎的轎車撞倒，緩了好半天才爬起來。他坐在十字路口，駝著背把車扶起來，司機探出車窗，嘰嘰哇哇地說著他聽不懂的方言。

 

阿江把車推到樹蔭下，外賣的殘渣留在太陽下，曬得幹巴巴的。他眨眨眼，一屁股坐在樹下，他想，又要賠錢了。

 

後來送了三個月，認熟了路，以為生活快好了，結果第二天起來電瓶車電池沒了。阿江翻著電瓶車的坐墊，舉著手算：“八百，要送好多單才掙得回來。”

 

換了電池，廣東下了大雨，雲盤在頭頂，天陰暗暗的，他騎著電瓶車摔進雨裏，訂單超時，他躺在地上，爬起來的力氣都沒有，風把雨全刮在臉上。那時候阿江第一次哭，客戶打來電話罵他，但聽著他的哭聲又熄了火。他躺了很久，聽見雷聲才猛地坐起來，賠了錢，又把泡濕的外賣吃了。

 

那時我二十一歲，去昆明讀大學，那年過年，阿江第一次回來。他似乎賺了點錢，來我家做客，提了不少東西，還是很拘束，特別是見到我的時候。

 

我爸要我和他說話，我愣了半晌問他在做些什麽，他隻和我說送外賣。我開玩笑說送外賣也挺掙錢，他說讀書更好，還說我畢業後會賺得比他多得多。

 

剛過完年幾天，阿江又走了，臨走前給我包了個紅包，我不敢收，我比他還大一歲呢。但阿江塞給我，說他工作了，叫我好好讀書。

 

我打開一看，六百塊。沒敢和我爸說阿江給我錢了，也沒敢花，隻是偷偷放了起來。

 

後來阿江又回來了，剛走一個月，他就被撞斷了腿，是他爸把他接回來的。有點嚴重，但能治好，隻是哪怕好了，站久了還是有些站不住。

 

我突然想到他在運動會上的模樣，老天真會找地方，哪怕他現在原本就沒有辦法再站上跑道了，但我還是為此惋惜。

 

突然一下子又回到鄉下，人生像是開了個玩笑，把所有人都逗笑了，除了阿江自己。

 

2019年，他二十歲生日那天，手機QQ提醒我他的生日到了，我用他之前給我的錢給他買了個蛋糕，我提著去阿江家裏，他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發呆。

 

二十歲那年，他的生日願望是之後都平平安安。很大聲地念出來的，我說念出來就不會實現了。阿江搖搖頭，說隻有念出來，老天才聽得見。如果在心裏想就能實現，為什麽他那麽多祈求，老天都不理會呢?

 

阿江爸帶他說婚，他不願意，任憑他爸打罵，死活不願去，也不說原因。鬧得沒辦法，阿江又走了，這次是去昆明。

 

我開學時帶著他一起坐長途車，這是我爸交代的。下車後我和他分別，叮囑他好好找份工作，不危險的最好。他點點頭，遞給我一袋蘋果。我低頭一看，個個都紅，和他左手上的那道勒痕一樣紅。

 

我看著阿江的背影歎了口氣，真希望他不要再那麽倒黴了。

 

三

 

阿江又開始送外賣，二手車老是半路沒電，最後一咬牙買了摩托車，燒油是貴了點，但續航久，也不怕超時了。

 

大概是倒黴，阿江總是遇到奇葩單主。不是叫順便買東西的，就是要爬高樓層的。要麽就是下雨天接到遠單，輪子打著滑就拚命趕，要麽就是幾十杯奶茶一個單子。

 

直到2019年下半年，阿江微信和我說想開飯店，說我是大學生，覺得怎麽樣？我不敢給建議，左右我也就是一個普通學生，上了個大學也沒什麽本質變化。我和他說記得考量市場，萬一大家不愛吃，生意不好。

 

阿江開了飯店，拿出了所有積蓄，還借了幾萬塊，開了家專門做酸湯火鍋的店。開業那天我帶著舍友去捧場，他笑著說給我們免單。招了幾個工人，有模有樣。明明是不錯的地段，但人卻不多，我心裏說不上什麽感受。

 

剛開業一個月，本都沒收回來，疫情來了。

 

2020年初，突然開始戒嚴，很多店鋪都陸續關門了。阿江也是，他拉下卷簾門，看著堆放的桌椅發呆。

 

疫情越來越嚴重，阿江關門回鄉下了，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比起封在這，還不如回去。我封校了，也出不去，他從門口遞給我幾袋水果一箱牛奶，告別的最後一句話，還是叫我好好學習。

 

走的那天，阿江發了一條朋友圈，坐在城際客車裏，拍了一張昆明高架橋的照片。高架橋上種滿玫瑰，雲大團大團的，這是個浪漫又美好的城市，但有的人沒運氣享受。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有的人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就像阿江一樣，總是過不好自己的生活，哪怕很努力，還是差點運氣。

 

他和我開玩笑，說沒辦法再開店的話，就繼續送外賣去，實在不行再進廠，做什麽都行。我說好，難得他看得那麽開。但烏雲壓頂，得等到下雨才會散開，阿江人生的雨，還在醞釀。

 

四

 

阿江在家裏一直等，怎麽也等不來好消息，甚至因為老家是邊境縣，疫情比昆明還要嚴重。

 

直到2021年2月，阿江咬著牙，又回到昆明開店。卷簾門剛打開那會兒，屋子裏一下子透入陽光，灰塵在光柱裏飛舞，阿江難得地激動了一會。

 

開業了幾天，生意不太好，但一切總有了盼頭。直到通知下來，有人感染，就在他店裏吃過飯，一店的人都成了密接，店得繼續關著了。

 

此時，阿江放棄了，他轉讓了桌椅設備，停了租金，隔離幾周後，又風塵仆仆地回家了。

 

等我2021年6月放暑假回去，聽說阿江的姐姐從貴州回來了。因為生病，所以拖著病體，顛簸著回來了。一個人回來的，沒帶丈夫和孩子。

 

阿江的姐姐沒辦法，丈夫家沒錢給她治病。後來阿江拿出僅有的兩萬塊，送姐姐去醫院。我和他說，他還有七八萬的債沒還，應該給自己留一點。

 

阿江和我說沒必要，姐姐就這一個，他這麽倒黴了，家裏人肯定會幸運一些。

 

事實上，他沒說對，7月底，阿江的姐姐去世了，一共花了五萬八，也沒能救回這條命。

 

那天晚上，他獨自給姐姐守夜，靈前放了一個黑漆漆的大鐵盆，他一晚上燒了幾十遝紙錢，我坐在旁邊，忍著困意和他一起燒。

 

阿江說，老天喜歡欺負窮人，閻王肯定也是。我給姐姐多燒點，別活著的時候窮，死了還窮得抬不起頭。阿江哭得很小聲，說怕姐姐聽見舍不得。

 

阿江再也沒有離開家了，像是認命一樣，留在了這裏，幫父母鋤地，背玉米，剝玉米，曬玉米，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和他夢裏想的完全不一樣，但他似乎因此沒有再那麽倒黴了。

 

但他還是會洗澡打翻沐浴露，被樹枝劃破衣服，吃飯濺一身湯，摔倒在田埂上，總是忘記在下雨的時候帶傘，也買不到最喜歡的本子寫日記。

 

我和阿江說，也許這是抑鬱症。

 

阿江不了解，他不認為自己生病了，隻是變得普通了。但他確實越來越敏感，總是崩潰，情緒低落，濺起一身塵埃，灰頭土臉地麵對自己的內心。

 

2021年，阿江22歲生日那天，我送了他一隻小狗，專門挑的一隻黃色的，還是用他去年春節給我的錢。我一直沒花，隻想花在阿江身上，這本來就屬於阿江的錢。

 

阿江說這隻狗就叫小狗，沒有名字，他不會取名字，不如就叫小狗。

 

有了這隻小狗後，阿江似乎好多了。但他還有債務，小狗不可能幫忙還債，阿江還是要出門。

 

2021年9月，那天阿江來和我告別，我說可以等我開學一起去。他說不行，他不去昆明了，他還是得去廣東，進廠，穩定些。

 

為了省錢，阿江吃食堂最便宜的西紅柿雞蛋麵，一連吃了一個月。保安大爺看不下去了，讓阿江中午跟著他一塊吃。做了點紅燒肉，燒魚塊。阿江吃了很多，但太久沒吃這麽好，吐得滿地都是。

 

阿江哭著和保安大爺鞠躬，不停說對不起，鼻涕和眼淚混在臉上，和小時候一樣。他現在依舊站在社會邊緣，但是他笑不出來了。

 

2022年3月，阿江在廠裏幹了半年，太節省導致營養跟不上，精神也因為高度重複的勞作，身體和心理一起垮了。他從廣東回雲南，專門在昆明逗留了半天，來學校找我。

 

我出不去，在南門和他說話，看著他憔悴的臉，我顯得小心翼翼，於是我們對視一陣，相互沉默。

 

成績還好嗎？阿江先開口了。我說還不錯，年級前列，有機會拿獎學金。阿江嘴一下子咧開，笑了起來，盯著我，誇我讀書一直很厲害。

 

我說你小時候也可以好好讀書的，就是沒走這條路。阿江說太難了，對他來說，讀書沒辦法改變什麽，雖然不讀書也沒辦法，但總歸是一條路。

 

阿江給我送了一箱牛奶，他很瘦，麵色發黃，感覺下一秒就快暈了，但他把牛奶給我了，總感覺這箱牛奶是他用命榨出來的一樣。

 

我接過牛奶，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麵寫著：Everything will be fine.

 

阿江打開，輕輕念了一遍。我說你英語還是那麽好，他抬頭看我，沒接我的話，隻和我說一切都會好，他要回去看小狗。

 

阿江的父母湊了湊，加上阿江這半年來省下的，幫阿江把債還幹淨了。阿江和我說，這半輩子白幹了，到頭來一分錢沒有，還要父母費心幫忙。我說他還小，沒過半輩子。

 

“因為艱難，我的人生實在是太漫長了。”阿江和所有人一樣，在普通的日子裏過得那樣苦澀。他說這是普通人的常態，隻是在他身上那麽巧合。

 

我認為他走出來了，他每天帶著小狗下田，拍拍視頻，發在短視頻平台。日子就這樣過去了，可他才22歲，卻早已沒有年輕時的勇氣。他不敢做選擇，不敢麵對父母的白發，他隻是靜坐在角落，做一點自己能做的活。

 

2022年6月，他和我說要去看日出，一切都會重新開始，他會放下，然後和小狗一樣快樂。

 

阿江有五百個粉絲，他拍了小狗吃飯的視頻，告訴大家他明天要去看日出，然後發出來，給所有人都看看山裏的太陽。

 

他四點就起床，帶上小狗，從後山開始往上爬。後山泥土鬆軟，山腳是一塊玉米地，他常來這裏。山上長滿了雲南鬆，地上鋪滿了鬆針，枯的新鮮的都有。這證明很多東西都在這裏重新開始，至少鬆樹是，鬆針也是。

 

他身子已經不太好了，爬得很艱難，小狗搖著尾巴，站在幾米前等他。

 

天太暗了，他喘著氣站在山頂，等著太陽出來。小狗圍著阿江轉圈，走到山頂邊緣。

 

阿江想抱回小狗，他傾身伸手，同時往前邁出左腳。突出的石頭一下子鬆動，阿江隻覺得左腳一滑，栽了出去。

 

沒有阿江在的山頂，太陽慢慢出來了，滿天的霞光，給山鑲了一層金邊。山邊缺了一塊，是石頭落下去了，阿江也落下去了。他死得太安靜了，以至於沒人知道，他的二十三歲生日快來了，但先來的，是祭日。

 

第二天，我是被我爸叫醒的，他和我說阿江沒了。

 

阿江的父母就在我旁邊，我沒敢去看阿江，他們說摔得很慘。

 

我數了數紅包裏的錢，還剩300，想了想又往裏塞了點，湊到了666。和阿江一開始給我的一樣，因為我不想在某種意義上，讓蛋糕和小狗，都成為阿江自己買的。

 

阿江的父母用阿江的手機一個個地發消息通知，告訴大家阿江死了，明天火化。

 

村裏的人都來了，吃了飯又匆匆散去了，隻有我們一家人和阿江的父母給阿江守夜。

 

阿江最新的視頻下麵有人說日出怎麽還沒發，不會沒起得來吧？我用自己的賬號回複他：“阿江起來了，但是又睡下了，所以沒看到日出。”

 

我給阿江也燒了很多紙錢，滿滿一盆。幾百米高的山頂，摔下去的時候，阿江一定清晰地想著什麽。然後粉身碎骨，連帶著把對未來的期望，重新開始的勇氣都摔得稀巴爛。

 

隨後我拖著行李，回到了學校。我的書桌上寫著阿江常對我說的好好讀書，現在我懂了，阿江羨慕我是悠然，是生活一直悠哉安然的悠然，事實上，我每次念著自己的名字，都會想到阿江，他的人生，也是悠然，隻不過是悠悠遠去，再不見安然的悠然。

 

所以一切都會好起來，除了阿江而已。

 

 

 

作者：條子，學生

編輯：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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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霸退學後

中國青年報 人物 2022-09-10 21:29 Posted on 山東

 

2000年出生的蔣逸雯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奇怪」的小孩，她很難把自己塞進尋常的軌道。

 

小學三年級，她從四川轉學到廣東，課上老師講粵語，她聽不懂，會直接舉手說「能不能說普通話？」初二暑假，她給班主任打電話，大段陳述自己不想補課的理由，把老師說得「腦子嗡嗡」，成了班裏唯一沒補課的人。高中，她在班裏穩居前3名，但總在考試時哭。

 

「隻要學不死，就往死裏學」的標語、隨處可見的排行榜、不斷播放的鈴聲，都讓她難受。她說話慢條斯理，動作也慢，但學校裏幹什麽都要趕時間。宿舍8個人共用一個浴室，每晚共有40分鍾洗澡時間，別人用5分鍾可以洗完，蔣逸雯要用近10分鍾，室友為此告到了班主任那兒。

 

那所「當地最好的」高中——資陽中學，自習課上攝像頭轉動，一旦小動作被捕捉到，全班都要多上一節課，原本單周隻有一天的假期又少45分鍾。因此，高中同桌李玥陽很難扭頭去關注蔣逸雯在幹什麽。除了哭，蔣逸雯總在寫日記，休學後回去那段日子直接寫「很想死」。初中同學李美琪每周都會接到她從學校電話亭打來的電話，一說就是半小時，話題越來越集中——她倆都不想上學了。

 

2017年6月15日，在經曆了休學、轉文科後，蔣逸雯還是無法適應。那天晚自習下課，她在課桌上給老師留下一封信，混在走讀生的隊伍裏，心情平靜地離開了學校。

 

「人是不一樣的，不是嗎？讓他們卷入同樣的模式，用同樣的標準去要求他們，是不公平的。」「我不奢望老師能夠理解我」「僅僅是接受它的存在就好了」。

 

 

 

 

文｜郭玉潔

編輯｜楊傑

圖｜受訪者提供

來源｜冰點周刊 (ID: bingdianweekly)

 

 

母與女

 

詹敏在出差途中接到了女兒來電，女兒說，在給學校的信裏留了詹敏的電話。詹敏說：「你既然為自己作了這麽大決定，就不該留我的電話。」蔣逸雯解釋：「老師會覺得家長的話比較有分量。」詹敏說：「那你就應該告訴他們，你家長的話沒有分量。」

 

這就是詹敏和蔣逸雯相處的方式。她們常簽書麵協議，規定雙方權利義務，例如零花錢要怎麽花。詹敏對孩子發了脾氣會道歉，從不逼她學不喜歡的東西，買來書，也隻是「鼓勵」她讀。蔣逸雯從小就養成了維護自己權益的習慣。課上舉手詢問老師是否能說普通話，詹敏覺得很自然，因為她一直是這麽教的。

 

詹敏是個特立獨行的媽媽，她生於1975年，中專畢業後進了國營化工廠做機床維修，工廠倒閉後進光盤廠打工，自己花錢去學攝影、英語、計算機。2003年她就買了台式電腦，那時候論壇很火，2004年她在中國光盤論壇發帖，發起一個「為鄉村失學兒童捐款」的倡議，得到幾十人響應。詹敏就此開始了公益生涯。她聯係起這些人，拿到捐款，聯係助學機構，資助鄉村孩子讀書。再後來，詹敏和另一位創始人一起發起了「麥田計劃」，又發展成麥田教育基金會。剛做公益時詹敏收入比在工廠裏低，而且那時把公益作為職業的人「少之又少」。幾乎同一時期，她和蔣逸雯的爸爸離了婚。

 

在蔣逸雯記憶裏，五年級後，媽媽就不再做飯。她初中時，一個月裏有20天詹敏都在外地出差，周末蔣逸雯不想回家，拿著200元零花錢在城市裏遊蕩，去電影院、咖啡館、茶餐廳泡著。為了有人陪伴，她總是花錢請同學吃這個、玩那個，有時甚至會找自己不喜歡的人玩。

 

李美琪蹭了她不少飯。她每次和蔣逸雯一起回家，都覺得那「不像個家」，很冷清，東西亂糟糟擺放著，廚房裏也沒有開火必備的鍋碗瓢盆。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是，她們兩個小孩打算在蔣逸雯家做蛋花湯，拿出一個雞蛋，最後做得很難吃。「很慘那種感覺，像兩個乞丐」。蔣逸雯形成了缺乏安全感的性格。「缺愛這個話題，從我們認識就在聊。」李美琪說。

 

但是，蔣逸雯「站在媽媽的肩膀上」，獲得了超越同齡人的見識。詹敏身處公益圈，身邊有很多「不走尋常路的人」，40歲還保持著單身的女性、大學退學的公益人。蔣逸雯和詹敏不夠親近，卻喜歡詹敏身邊有思想的朋友，很小的時候就和他們討論哲學問題。這些成年人很尊重蔣逸雯，一直用平等的姿態和她對話。

 

詹敏工作能力快速提高，成為別人眼裏的「女強人」，「麥田」發展成一個在90多個城市有誌願者團隊的公益組織。做公益的人收入不會太高，她們至今沒有房子，但蔣逸雯在高中前已出過國，參加過徒步旅行、公益籌款，認識國內外的大學生朋友，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初中時她對李美琪說要學泰語，李美琪覺得新奇，「從來沒聽說過」誰要學泰語。蔣逸雯記得小學四年級時第一次跟著詹敏來到安徽農村，這裏新成立了一所麥田小學。她記得，誌願者從大巴車上下來，「所有人都認識我媽，所有人也都知道我」。

 

有同齡人羨慕她有這樣開明的母親。但李美琪的媽媽不想讓女兒和她玩。有次她們出去，這位母親在背後偷偷跟蹤，李美琪發現後，和她大吵一架。

 

 蔣逸雯和母親詹敏 

 

 

「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聽說蔣逸雯從學校逃走，她高一時的班主任「生氣極了」。這位老師很年輕，蔣逸雯是他帶的第一屆高中生。蔣逸雯高一在理科班排100多名，按照資陽中學往年的升學情況，如果保持住這個排名，她能被一所「985」高校錄取。他曾評價蔣逸雯「太淘氣了！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但蔣逸雯那封措辭工整、言辭懇切的信在傳遞，這不是一個青春期少女的短暫出逃，她做好了承擔代價的準備。除了母親手機號，她留下家裏的電話號，並附文「明天我會盡量全天候在家等電話」。

 

詹敏的工作是資助貧困少年兒童完成基礎教育，自己的女兒卻沒讀完高中。有同事言語間表達不理解，「不上學怎麽行呢，還是要上學啊」。但詹敏最終接受女兒退學的理由是，女兒學習能力很強，隻是不喜歡傳統學校。她提醒過蔣逸雯，家裏沒有條件讓她出國，「這會是一條比別人的路更難走的路，我沒有任何資源能給你。」

 

真實的世界向這個17歲的女孩徐徐展開。

 

休學後她先去上海待了一陣子，在麥田教育基金會的辦公室住。起初她對金錢沒有概念，辦公室其他工作人員做飯，她也跟著吃，沒掏過錢。直到有一天一個叔叔跟她談話，說她在這裏住著，吃也不用掏錢，住也不用掏錢，家務也不主動做。蔣逸雯才意識到，這些小事都有成本。

 

正式退學後，她想去「環境好、有文化底蘊」的小地方定居，最後「很隨機」定在了香格裏拉，「覺得這裏夠偏僻了」。她把行李寄過來，找了客棧、酒吧做義工，可以管食宿。

 

一來到香格裏拉，她就感覺舒服多了。「這裏的人、生活方式、空氣，都讓我覺得，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地方、這樣的生活啊。」前現代和後現代的元素在這裏交織。天空的藍、草原和樹林的綠、木頭和土地的黃，是香格裏拉的三原色，建築低矮、視野開闊。當地少數民族居民和外來定居者組成了一個多元社會，少數民族語言和英語都能派上用場。這裏的人身份觀念不強，寬容、鬆散。她在這裏可以閑逛、去社區圖書館自學、去和僧人學藏語。而她為這個她眼中的「理想社會」承受的代價是，來這第一天就遭遇了騷擾，在手機屏幕這端看著對方說「要去開房」之類的話，嚇得腿抖。後來她平靜地說，這類事情「太多了」，「那也是我來到香格裏拉首先打開視野的一麵」。

 

2019年前，蔣逸雯把重心放在學習上，沒有太多目的性，她遠程找學習夥伴，學法語、日語、中國文化，去非洲參加公益項目——在當地社區給居民修廁所，教他們衛生健康知識、製定管理洗手間的方案。更多時候則純粹是玩，時間長了，她感覺自己像一個「沒錢人家的富二代」，做的事情都不為生存，「就剩開心了」。

 

她錯過了高中畢業會考，沒拿到高中畢業證，坦然接受了這一點，「我既然拒絕了高中的折磨，就不該索取高中學曆的保護。」2019年5月，她和媽媽簽訂了一份《成年過渡時期權利法案》，「2020年12月31日失效」。其間，詹敏每月支付她1800元生活費、800元的創業資金，擁有她10%的營業額所有權。這樣的協議，從初中開始，她們簽了五六份，以前蔣逸雯覺得自己是「甲方」，這次她很自覺地把自己寫成了「乙方」。

 

 

 

 蔣逸雯和母親簽訂的《成年過渡時期權利法案》

 

在詹敏看來，蔣逸雯要麵臨的最大問題是生存。蔣逸雯聽說一個朋友職高畢業進了工廠，沒什麽愛好、不怎麽花錢，已經要買房了，覺得「震撼」。她的性格中，「3分鍾」熱度是常態。16歲休學那年，她在廣州逛街時看到一塊厚實的軍綠色布料。她把那塊布買回來，沒有縫紉機，自己畫圖，一針一針地縫，用了一個月，做成了一件緊身「朋克風」夾克。詹敏看了那個過程，看到女兒一次次犯錯，又打上補丁，很是感動。蔣逸雯愛上了服裝設計，它創造性強，靈感會在很多時候到來：看到一幅畫、一處風景。做衣服過程中，蔣逸雯心會很靜，問題一個個出現，再一個個解決。這和她在學校的學習狀態完全不同。

 

2019年，她「開始把重心放在賺錢這件事上」。她去成都待了半年，一邊學服裝設計，一邊在一家青年旅社做前台。她是個盡職盡責的前台，存下人生中第一筆萬元存款。

 

2021年1月，蔣逸雯有了一間實體服裝工作室，年租金8000元。玻璃的牆麵和天花板下，蔣逸雯在3米長的工作台前畫圖、製版、設計出20多件衣服，也根據客戶要求定製，接100多件的批量訂單。藍天和紅色土房在玻璃牆外形成一道風景。她習慣起床後慢悠悠吃早飯、看新聞，12點來到這，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剪裁的時候站著，縫紉的時候坐著，站著的時候很多，有時她抬頭看到鏡子裏的自己，「像個裁縫」，她很喜歡這個樣子。

 

蔣逸雯內心始終有很強的「邊緣」感，這投射在她的設計風格上。她喜歡帶有邊疆文化、西域風格的設計，給自己的品牌取名「關外」，「有一種漂泊感、不安定感，有異鄉人的感覺」，她一直覺得自己就是這樣的。

 

 

叛逆和和解

 

以前讀高中時，蔣逸雯總在課上讀課外書，像避難一樣逃進張愛玲、海子、泰戈爾的世界。張愛玲能讓她看到「痛苦生活裏的一點美」，海子和泰戈爾是她的兩個極端，代表絕望和美好。

 

在她不知道的地方，還有很多不能適應應試教育的孩子逃向藝術。在衡水中學，一個經曆了休學、複學糾纏的女生最終在大學選擇了「藝術教育」專業，她說，她在藝術裏才學會了認識自我、接納自我。

 

退學、去香格裏拉、做獨立服裝設計師，大家都覺得蔣逸雯是個叛逆的人，但李美琪看到的相反，「她很缺愛，需要一種穩定的東西。」很多人為了她的未來著急，詹敏有同事會覺得，在蔣逸雯身上「還沒看到清晰的方向啊」。但李美琪，這位蔣逸雯近10年的老朋友說，「這幾年雖然她沒幹什麽實際的事，卻是很有意義的一段時間。」

 

最近兩年，蔣逸雯發現自己不再那麽愛寫作了。小時候她有強烈的成功渴望，總覺得自己長大了「會是個名人」，她覺得自己從小就早熟，「一切應該都會比別人來得更早一些」。但這兩年，蔣逸雯接納了自己是個普通人。

 

她和現在的男朋友在一起，有人很驚訝，因為男朋友看上去「不愛玩」，是個安分的人。但蔣逸雯和他在一起3年，感情穩定。男友是外賣員，他們住在一年2000多元租金的公租房裏。蔣逸雯熱衷於布置這個家，設計縫製了門簾、垂布，房間裏五顏六色，她甚至給冰櫃加上了一個好看的罩子。

 

 

 蔣逸雯精心布置的房間 

 

2021年年初，她作為模特拍了一組成衣照片，她身高1.7米，身材瘦削，一雙丹鳳眼，一對銀色圓形大耳環、一頭長卷發。她穿著自己設計的深褐色絲絨材質的少數民族特色西裝，站在香格裏拉牧場。1月，牧場一片光禿的黃褐色，圍欄內依稀可見牛羊。她的設計風格從「街頭一點、酷一點」走向更沉穩的方向，越來越偏愛厚實的布料，「也體現了我這幾年性格的變化」。

 

詹敏在反思對女兒的教育，「過分強調獨立」，讓女兒感覺自己不被愛。詹敏說，自己是個回避型的人，在打擊教育中長大，不擅長建立親密關係，女兒8歲時總黏她，但她會嫌煩，總甩開。現在想到這些她很心痛。教育是她的工作，她不斷在學習和糾正自己。

 

蔣逸雯拋棄了傳統學校，幾年過去，當時的班主任回想起她時曾說，「學校的製度是理念和現實的平衡。」他想說理念不一定能完全落地。

 

做了半輩子基礎教育資助，沒有人比詹敏更懂得學校的意義。她知道，對於大多農村貧困孩子來說，多上一年的學，「不是簡單知識量的疊加，而是學習能力幾何式地增長。」初中畢業生和高中畢業，哪怕一樣去工廠打工，後者抽象能力更強，就更容易進入管理層。她見到過太多貧困山區兒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故事。

 

但詹敏也看到另一重矛盾。2010年之後，她發現經濟不再是農村孩子教育中最大的問題。以前學校推薦的貧困學生，在走訪核實中幾乎百分百能被認定為貧困，但現在，可能隻有三分之一符合要求。以往他們會在學校組成「麥田班」，但現在這樣的班級建立起來難了，人數湊不夠。詹敏覺得，教育不公平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即教育內容的不公平。在城市進行的教育創新如火如荼，遊學營、實踐課很多，鄉村學校卻保留著最傳統、最應試教育思維的教育方式。「小鎮做題家」「鳳凰男」，這些標簽都是對這些孩子的一種傷害。

 

2021年，詹敏從麥田教育基金會離職，想做教育內容上的創新。她來到雲南一所鄉村中學，在初中一年級做了半年的創新課程。教學生學習方法、自我認知，還設計了「真人圖書館」課程，邀請幾位老師講自己怎樣生活，怎麽接納自己，其中有作家、公益人士、辭職旅行的教師。

 

在課上，她讓學生自由書寫，看到一個女孩憤怒地在紙上狠狠劃拉。收上來後，第一頁看不清，第二頁寫著對老師的辱罵——曾有位老師冤枉了她。這個女孩家庭情況特殊，這次被冤枉的經曆讓她更難和人相處，會踩別的同學書包。詹敏收到那份作業，什麽也沒說，隻是在上麵寫「老師也曾經被人冤枉過，能體會到那種很憤怒的感覺」。後來，她看到那個女生一次不小心把同學的水杯撞倒，默默對著水杯說了聲「對不起」。

 

詹敏讓他們寫夢想。收到的答案有「上清華大學」「讓父母過上好生活」「把教養刻在骨子裏」。有學生問詹敏：「老師，你為什麽這麽寵我們？」詹敏說：「世界上就是有無緣無故的愛，不因為你學習好，也不因為你長得漂亮，就因為你是你。」

 

 

「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蔣逸雯家庭中的三代女性都圍繞著教育打轉。

 

外婆李春琴88歲了，生於物質匱乏年代，15歲才讀了小學一年級，後來她考上了大專，學校卻被撤銷，她被迫回鄉務農。李春琴不甘心這樣的命運，在那個年代，她近30歲還不結婚，到處做代課老師。有人休產假，需要人手，她就頂上，等人返崗，她「又灰溜溜地回來」，幾乎去了鄉裏每一所小學。鄉裏的人笑話她。後來她做了30年老師，轉成公辦教師，做了鄉村小學校長、中學老師，教出了縣長。她有大學夢，「我一輩子就是想讀書啊」。

 

蔣逸雯（右一）和外婆（中）、表姐（左一）在一起 

 

在詹敏看來，母親把這種夢想全寄托在姐姐身上。詹敏是被忽視著長大的。因為沒有姐姐學習好，好吃的都要給姐姐，吵架了，「你是妹妹你要讓著姐姐」。詹敏初中畢業考試時是應屆生中全校第一名，但因為家裏條件有限，父母選擇讓中考全縣第二名的姐姐讀高中、考大學。高中時，姐姐想學文科，被父母逼著學理科，後來陷入抑鬱，在家學習了一年半，沒考上大學。出成績第二天姐姐就吞了安眠藥，被救回來。後來父母讓她去複讀，她嘴上答應下來，又在一個小旅館自殺一次。被救回來後，因為沒有及時幹預心理問題，病情愈加嚴重，時不時會狂躁、打人。姐姐最後終生服藥，無法正常工作生活，現在被88歲的母親像小孩一樣照顧著。

 

姐姐成了家族裏「房間裏的大象」，沒有人敢提，但卻在詹敏心裏種下「很深的恐懼」。在教育女兒過程中，她總擔心自己管錯了，壓製她，有時可能也走向另一個方向，「自由有點過頭了」。

 

詹敏的童年就在一所鄉村小學度過。她看到了母親教育學生的方式。2016年在上海出差時，她接到蔣逸雯的電話，說要休學，詹敏第一反應是「我媽會怎麽看我，她會覺得我教育很失敗。」

 

蔣逸雯就讀的是和姨媽同一所高中，高中時由外婆照顧。外婆對蔣逸雯小心翼翼，比如「最怕她把自己鎖在屋裏，最怕她哭」。蔣逸雯一哭，李春琴就給詹敏打來電話，很慌張，「她又哭了，怎麽辦」。蔣逸雯休學後，外婆很著急，她不斷給詹敏打電話，說還是要讀書、讀大學。

 

但現在，外婆學會了外孫女那句話，「她在做自己喜歡的事」。高中時蔣逸雯曾想過，「我適應不了高中，是不是也意味著適應不了社會」。詹敏不是沒有這個擔心，但她覺得這個世界會有一些空間給像蔣逸雯這樣的人。詹敏想到自己，內向、不擅長建立關係、對不認同的東西很難容忍，但也走出了自己的路。

 

蔣逸雯一直在探索從主流學校脫離的孩子，怎麽樣能繼續接受好的教育。退學之初，蔣逸雯參考英國「夏山學校」，線上發起了「夏山計劃」。夏山學校倡導因材施教，被譽為「最富人性化的快樂學校」。她招募到7-8名學員，每人收取了約200元，聘請了兩位導師，希望能辦一個想象中的家庭式學校：生活在一個空間，自主規劃課程，製定學習計劃，請導師來教。計劃進行了一個月，以失敗告終。學員參與程度很低，幾乎一項活動都沒開展。線上結營儀式上，有學員要求退錢。

 

2021年，蔣逸雯自考了雲南師範大學英語專科證書，今年又在考惠州學院服裝設計與工程的本科學位，已經考了8門。她想拿到學曆，進而去申請更多服裝設計方麵的學習機會。有人覺得她「兜了一圈又回去了」，她知道不是，因為自考很適合她，除學習之外不須受到約束。「不能讓它把我綁住了，完全影響到我每一天的生活了。」

 

她不期望自己的獨立品牌能在多大範圍推廣出去，但相信世界上有一群特定的人是喜歡的。

 

 今年8月，蔣逸雯給男友小胖過生日 

 

現在，她很難靠服裝設計養活自己，手工成衣成本很高，一開始她給一件衣服定價1000多元，沒賣出去，後來漸漸放低了價格。她常會接一些定製的訂單，客戶提出的要求很具體，她不得不「做一些自己都覺得不好看的衣服」。2021年生意最好的時候，她曾請過一個當地的裁縫做幫手，但很快發現付不出工資，還是自己來做了。最近兩年她不再要媽媽給的生活費，有時要靠一些「不喜歡」的事情賺錢，比如通過朋友介紹，給藏區的商業機構寫標書、項目書、報告。

 

但她從來沒動過「如果沒退學是怎麽樣」的念頭。詹敏想，女兒能知道自己喜歡什麽，並且一步步克服困難為此努力，已經比很多同齡人要強。

 

李美琪後來高三也休了學，「太不開心了」，一到學校附近就渾身緊張，她被老師、校長叫去談話，說「你成績這麽好，不上學有點可惜」。後來她參加了高考，沒報誌願。打了一陣子零工，發傳單、做服務員，一個月賺2000元，發現居然也挺開心。後來父母說可以送她出國，從小沒有零花錢的她很意外，她申請了一所花錢較少的法國大學，但意外地來到了適合自己的地方。這裏有很多教育經曆坎坷的人，她舒展了很多。

 

一個有相似退學經曆的人感歎：退學這個圈子好「卷」，大家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創業，有21歲就進入福布斯UNDER 30排行榜，還有16歲退學去辦學校的。

 

蔣逸雯和李美琪都覺得這種氛圍很荒唐。李美琪說：「既然選了退學這條路，為什麽還要走回跟別人『卷』的道路上？」

 

但李美琪在承擔著選擇的代價，自卑深藏在心裏。在法國遇到一個中國人，是上完高中、考了大學的，她立刻會想到自己是「初中學曆」，覺得自己不能適應競爭，不能適應高考，是不是因為自己「有什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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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養成吸金體質 -FormatRun58- ♂ (194 bytes) () 11/12/2022 postreply 19: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