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做律師近10年，感覺還是刑事案件最累人、最沒有成就感，但遇到了還是會接。 涉嫌違法犯罪的當事人在一般人眼裏，隻要被抓就都是有罪的——“犯罪分子說話就是狡辯，律師為他們做辯護就是助紂為虐，隻為錢。”類似這樣的說法很常見。 這10年，我稱自己為“在唾沫裏遊泳的人”。
不過，讓我真正感覺到累的並不是案件本身，而是要一遍又一遍地解釋：為什麽律師要給“壞人”辯護。 有時候解釋累了，我甚至會想，如果這個社會沒有律師，大家會不會過得更好一點？所有的嫌疑人隻要被抓起來，馬上踩死，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這樣一來，正義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伸張，所有人皆大歡喜？ 當然不是。
犯罪任何時候都要打擊，但要依法，而不是依情緒。讓嫌疑人說話，讓律師對法律作注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為了保護每一個普通人。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人沒有權勢，沒有背景，沒有金錢，萬一身處絕境，隻有真相和法律——而這些，往往就夠了。 我想通過一些案件告訴大家，為什麽律師要給“壞人”做辯護，他們“壞”在哪裏，我們自己又有多“好”。如果同樣的際遇，我們會不會比他們冷靜，比他們處理得更好？
1
2019年，曾經的當事人李姐領著一個女生來找我。我們握手時，李姐遲遲不肯鬆開，任由眼淚從臉頰滑落，“你幫幫這個孩子。”
當年李姐自己官司纏身，焦頭爛額，我也沒見她哭過，這會兒她的情緒卻一時難以自控，“趙安這個孩子可憐，早年媽媽生病去世，後來自己又患癌，往閻王殿走一遭還沒緩過神來，她爸爸又被抓了。”
如果不是事先知情，僅從外貌上來看，很難立刻辨別趙安的性別。她身高接近一米七，穿墨綠色條紋寬鬆襯衣，配黑色牛仔褲，體型消瘦，臉色發黑，因化療而掉落的頭發還沒長好，時不時當著我的麵，將骨節嶙峋的雙手伸到後背抓撓。
“本來我的病經過一番治療後，差不多好了，現在我爸無故被帶走，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撐下去。他是個苦命的老實人，沒什麽心眼，大半輩子都在被人嘲笑。”趙安將身子往李姐身上靠，“阿姨，不要哭了，這些年我的眼淚都流幹了，好累。”
李姐摟住趙安，安慰道：“不用怕，你爸爸心地善良，這幾十年大家有目共睹，或許是警察隻是將他帶回去協助調查，一定能將事情查個水落石出，還他清白的。”
李姐說自己是趙安母親的閨蜜，這些年來與他們一家多有來往。說到趙安的父親趙誠意，更是誇讚不已，“是個負責任的男人。他們家條件不差，父母是退休工人，有個姐姐嫁到外地去了，他自己開了家粉麵店。老人家希望他多子多孫，但趙安媽媽身體不好，他有了趙安後便執意不生了。”
“看來我爸的決定是錯誤的，他這輩子就毀在我們娘倆身上了。”趙安閉上眼睛，不停地摩擦雙手，“或許我就該跟著我媽一起走，我爸就輕鬆了……”
李姐輕拍她的後背，“說什麽傻話，家人之間不存在拖累，就算明知是來這個世上品苦，隻要是家人相約，那也是甘願的，這些年來你爸爸可從沒有過一句抱怨。”
看著趙安如此責備自己，我也順著李姐的話安慰她，“我會盡心盡力去辦好你父親的案子，如果手頭緊，你可以緩些時日支付律師費，我盡可能給你折扣。但現在得調整好情緒，告訴我警方是以何罪名將你爸爸帶走的，我回去好為會見做準備。”
“我不知道，他是昨天被警方帶走的。當時我不在，去公安局問，他們讓我回家等《刑事拘留通知書》，並建議我盡快找律師。聽風聲像是非法經營之類的，我這兩年光顧著生病去了，沒有過問他的任何事。”趙安說，父親趙誠意名下並沒有公司，也沒有經營場所，也沒有從事過進出口生意，更不熟悉股票證券等其他資金結算業務。這兩年為了女兒，跑得最多的就是醫院，每次交錢不管多難他都會籌來，“我唯一能發現的是他一天一天地變老了”。
我有些不解，趙安說不清她父親所涉嫌的罪名，卻對非法經營罪的相關情況了解得相當清楚，或許她隻是查了相關法條吧。
隨後我補充道：“既然你對非法經營比較了解，那應該這就是個小案件。其實我們對非法經營的當事人是抱有同情的，這個罪也一言難盡。但就算往最壞的地步想，你父親確實觸犯了法律，隻要數額不是特別巨大，量刑基本上就是在5年以下，若認罪態度好，主動上繳贓款，積極配合調查，從輕判處也不是不可能，不過具體情況還得我去會見後才能確認。”
那天中午，我們簽了協議。下午，趙安母親那邊的親戚得知消息後一一與我通電話，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讓我盡快“救出”趙誠意，“我們所有人都即刻聯合簽字請願。”
在親戚們的眼中，趙誠意是一個好男人、好父親。當年，他妻子生趙安時難產，痛了一天一夜，他看著心疼，於是此後堅決不肯再要孩子了。
僅隔了一天的時間，我就拿到了一封幾千字的請願信，上麵大概有百來人的簽字，有的是趙誠意的親朋好友，有的是趙安和她母親的病友。還有一些病友特意錄了視頻誇趙誠意，他們說：“救人如救火，蔡律師你趕緊把這份材料報上去，家裏的頂梁柱可不能垮。”
在眾多視頻當中，有一段視頻是趙誠意的妻子在生前拍的，雖然她當時飽受癌症的折磨，已瘦得不成人形了，氣息不足，但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我這輩子不幸也幸，最感謝也最愧對我先生趙誠意。若沒他的救助，可能我五年前就沒了。生病的這些日子，我把房子車子都給敗沒了，他沒一句怨言，還要笑著給我端屎端尿。我讓他別管了，可他卻總是說我們結婚時發過誓的，無論生老病死都甘願相守，那不過是司儀教我們的一句套話……”
病友家屬們都說，自己最佩服的就是趙誠意。照顧病人勞心勞力又很壓抑，一般人難免會有抱怨，但在給妻子治病期間，大家從未見過趙誠意擺臉色。妻子不吃飯他就變著花樣哄，唱歌、跳舞、說情話，實在沒辦法了就用嘴巴喂食，說是饞她的親吻。後來，妻子連流食都喝不下了，他就一個人躲去樓梯間嗚咽。
趙誠意一直都覺得妻子是痛死的，走到生命的尾聲，她隻會說“痛”這個字，打了止痛針也無濟於事。妻子死後，趙誠意在她身上貼了好多創可貼，哭成了淚人。
無奈苦痛無休無止，才送走妻子，女兒又被查出癌症，所有人都說最苦最累的還是這個健康的男人，大高個子硬生生被折磨成了瘦竹竿，被命運無休無止地為難。
趙安患癌後，有人問他生了這麽一個累贅，還不能傳宗接代，家裏值錢的東西都給敗光了，到底值不值？他就大發脾氣，罵那些人是冷血動物，動不動就要給孩子估值。
趙安自己也說：“我去上個洗手間，爸爸都會在門外喊，讓我一定要給他一個留住我的機會。就算傾家蕩產了，他還有110多斤的肉，近一米八的人瘦成那樣，還在說頂得住，讓我別怕。”
作為一名律師，我自認為在工作中是一個較為理性的人，會盡全力為當事人據理力爭，甚至在法庭上與公訴人針鋒相對，也一直不讚同在訴訟時“打感情牌”——人心是最善於藏汙納垢的，我在職業生涯中也見識過不少的偽善者——可當我第一時間看到那麽多為趙誠意求情的材料時，還是有所觸動，至少我相信那幾張紙上的人心不是作假的。
雖然趙誠意妻子的這段視頻跟案件沒多大關係，但我還是破例將其放入材料裏。我接手過太多婚姻家庭的案件，深知大多數人結婚都是趁喜慶的日子說幾句好聽的話而已，過了就忘。最後鬧得雞飛狗跳，連“至少不傷害”都做不到，何況踐行最初的承諾。如此看來，趙誠意對妻子的真心，是真的難得。
2
正因為趙誠意是一個好男人、好父親，在他的親戚眼裏，“好人是不會犯罪的，就算犯錯，也定是事出有因，法不外乎人情。”他們火急火燎地催促我盡快撈人。
我當然想盡快弄清事情的原委，但警方興師動眾地抓了人，或多或少是掌握了一些情況的。第二天，我給負責趙誠意案子的警官打去電話，說了趙安的病情，眼下她還在接受化療，若趙誠意的問題不算嚴重，看能否考慮一下給他變更強製措施。
警官的語氣不大好：“我在出差，具體情況等我回來再說。不過我善意提醒你，有些事不該管的就不要管，不要被人利用了。他女兒不是小孩，能應付得過來的。”
我當然不能要求警官在電話裏與我溝通案情，更何況他在出差，又是周末。我打算第二天直接會見趙誠意，先聽聽他的說法，再去向警方和檢察院了解相關案情。
周一早上8點，我便趕到看守所排隊。整個過程出奇的順利，算是我執業以來最快的一次會見——我以前去那裏，他們總以各種理由一拖再拖，多次預約才能勉強見到當事人，而這次他們簽字審批都很快，即便我的會見時間過長也未見人來催促——當時，我還以為是看守所那邊同情趙誠意的處境，所以才沒有怎麽為難他的律師。
我麵前的趙誠意才45歲，看上去卻很顯老，他頭發稀疏，顴骨高聳，掛著兩個大眼袋，嘴唇不知是幹裂還是咬破的，滲出了血。他見到我時，情緒尚好，不像有些當事人喋喋不休地抱怨，隻是看上去有些累，哈欠連連。即便主動提及女兒趙安，也未見他情緒有多大起伏，“她自己都那樣了，還會張羅著給我找律師？”
接著，趙誠意問我年紀多大了，是否有經驗，“從我被審訊時，我就想這個案子尚有操作空間，不是烏七八糟的暗箱操作，從法律層麵看，很難辦成鐵案，你不會先入為主吧？”
我有自己的職業操守，這些年接觸的當事人不乏凶神惡煞的殺人犯或影響極壞的強奸犯，但我很少言語攻擊，最多隻是勸他們對自己的罪行承擔責任。
可當我得知趙誠意涉嫌的罪名並非“非法經營罪”，而是“生產、銷售假藥罪”時，我的胃就像被人從中間揪住了一樣緊繃，有極度的不適感，憋了很久才能正常地與他對話。
趙誠意交代，他在老家有一家小型加工廠，“開了一條生產線，壓片機、包衣機都有，都是一些幾經轉手的舊設備。除此以外，成本最高的就是外麵的包裝譬如盒子，一些英文標識，抗癌藥物說明書，以及一些我們胡亂對付的防偽標誌……”
他說話依然溫吞，還露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反而是我在不停地按壓腹部。恍惚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才是高牆內不安的囚徒，對麵的趙誠意則冷靜得像是一名業務水準頗高的律師。
為了從這種壓抑的情緒裏跳出來，我打斷了他的話，“有個問題或許不該我問，但它又與案件相關，我相信公訴方和審判員都會問的——你妻子死於癌症，你女兒也是被癌症折磨的病人，都說你最疼愛、嗬護她們，你為何要去生產、銷售假藥呢？”
“就是為了她們才去做的，跟在醫院一樣，一開始是為了妻子，後來為了女兒。”趙誠意承認自己也曾是假藥的受害者，“為了給我老婆治病，我也試圖找人去買過便宜的進口特效藥，後來才知道是假藥。它們非但不能治病，還讓她的病情急劇下降，我當然痛恨製造假藥的人，但有些事真是一言難盡，所以我該怎麽說呢……”
趙誠意說，妻子在沒有生病之前確實是一個體貼的女人，就算治療的那段時間也是明事理的，一直說沒必要為了她花銷那麽大，“後期她反而變得很怕死，疑神疑鬼，說我們個個想害她，不給她治療。在醫生建議放棄治療時，她整天罵各種惡毒的話，連女兒都詛咒。我實在沒有辦法了，無菌倉將近一萬塊一天，服用正規的靶向藥一個月開支3萬起，譬如格列衛一盒一萬多——關鍵是靶向藥對她沒用了。”
就在趙誠意一籌莫展之際，妻子開始罵家裏所有人都是“殺人犯”，無奈之下，趙誠意跟那些假藥販子挑明了，“我托人牽線，直接說要假藥，讓他們給個實價。他們倒也爽快，說假藥成本可能就跟一個棒棒糖差不多，但他們還擔著坐牢的風險。”
當熟悉的“藥物”再次出現在妻子麵前，她的情緒逐漸趨於緩和，也慢慢恢複了理智，“她說自己是魔怔了，不受控，極度害怕被放棄治療的感覺。像一個一直流血的人被扔在曠野裏，覺得隻要把傷口封住，還能過幾十年好日子的那種。”
“我痛恨假藥，當時發誓等我老婆的事情過去後，我要去和他們接觸，取得他們的信任，把那些人都揪出來，一定要將其繩之以法，假藥到底是害人啊！”講到這裏，趙誠意咬牙切齒，唾沫橫飛，像一個恨極了假藥販子的受害者。可過了一會兒，他又說：“但是啊，沒多久，我女兒又病了，我的房子車子工作都沒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3
得知19歲的女兒查出了淋巴癌時，趙誠意說自己有種被當眾扒光衣服的感覺，“即便讓我變狗求人，給人舔屁股都不在意了。尤其是女兒像她媽一樣對著我喊痛時，所有的底線都被擊垮了，想著隻要能救她，我能做什麽就做。”
趙誠意決定冒險生產利潤超高的假藥，他購買設備的錢大部分來自網貸、高利貸，還有一些愛心人士給趙安的捐款，“一個沒有後路的人哪還會有良知？我勸說自己，賺了錢要把捐款還給人家。”
後來，我看了趙誠意的作坊照片，水泥內牆，屋頂都沒有粉刷，地上到處都是垃圾，機器上堆滿了粉塵。所謂的包衣機是用以保護藥物的有效成分的，但他生產的“藥品”裏，最有效的成分是麵粉、番茄紅素、青花素之類的東西。
“配藥”的地方則在一個隱蔽的廁所裏。混合粉末壓片上色，再貼上印度或其他國家的抗癌藥牌子，一盒打完折還能賣幾千塊錢的藥就製成了，至於外文標識和說明書，不用擔心，因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看懂。
人到了那地步都怕死，少有從容看淡的。為了活，為了錢，買藥的賣藥的都瘋狂。就算是有錢人，有時也得托趙誠意買藥，因為有些藥就算有錢也買不到，“就是這麽個環境，所以才有灰色地帶。關鍵是這個藥的成本雖然隻有一兩塊，但不能賣得太便宜，不然反而沒人買。這種藥毒不死人，至於藥效，在癌症病人身上都能糊弄過去。”
起初，趙誠意會內疚，他半夜驚醒，失眠，捶打自己，一次次跪著發誓，隻要賺夠給趙安治病的錢就收手不幹，然後將上線下線一鍋端，“我真是這麽想的，後來發現身邊很多人都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哪有底線？連有些小地方的醫生都私下表示願意跟我合作，還有些連個醫生執照都沒有的江湖郎中，搖身一變就成了整形專家。”
漸漸地，趙誠意的心態發生了改變，他賺錢後非但沒收斂，反而“擴大業務”，相繼製造了減肥藥、美容產品、壯陽藥等。但凡是那種帶有神奇色彩的藥，他都製造，甚至連已經去世的妻子都可以搬出來利用，“我說我老婆靠這個藥延續了10年性命，走之前沒有痛苦，有人馬上喊我‘專家’、‘大師’。我至少有大專學曆，有些同行連小學都沒畢業，一個藥方照抄都不會，還敢派頭十足地去坐診，還得是重金邀請。”
我覺得沒有必要再給趙誠意留情麵了，反問他：“照你這麽說，你還是名副其實的高學曆專家了？人家想要抓救命稻草，你們遞一把軟刀子過去，讓人用救命的錢求一個早死早超生，到了還要給你發錦旗，對嗎？我見過一些殘忍的殺人犯，他們捅死一個是一個，捅死兩個就是兩個，你這不是吃人血饅頭，是活取器官。”
“不管你們怎麽罵我，我救了自己女兒。她化療、用高價藥，我都能負擔得起，但有多少幹淨高尚的人因無能而失去至親，事後痛切心扉，卻沒人同情他們。這個社會弱肉強食，才不管你是如何變得強大，又是怎麽變得弱小的。”
經趙誠意這麽一說，我反而冷靜了下來。這個社會從來不缺強盜邏輯，在有些人的眼裏，就是金錢當道，利己主義涵蓋一切。慶幸的是，還有很多人對自己有要求，他們忍受著各種困苦無助，有時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親人離世，卻堅決不肯去做傷害他人的事。這些人不是無能，而是他們懂得身為一個人，最後該有幾分自重。
“我自己可以不為自己，但為了家人，那就得遇神殺神。”趙誠意的語調忽然變得高昂起來，並用食指指向我。不過由於戴著手銬，他的姿勢並不那麽好看。
我不與趙誠意討論對錯，隻談他目前的處境，“弱小的人在外麵自由呼吸，強大的你卻坐在我對麵。”
之後，經得趙誠意的同意，我決定做罪輕辯護。盡管趙誠意行為可惡，我還是向他保證，自己會認真閱卷，若相關證據有瑕疵，會依法提出異議，這是他應有的權利。
會見結束的那一刻，趙誠意突然對我說：“跟你接觸後，我倒是有點緊張了。”
4
10天後，趙誠意被檢察院批準逮捕。我閱卷時才發現，他的口供與會見當天講述的完全是兩回事，氣得我差點摔手機。要知道，當事人自以為是地跟律師耍心眼，其實對自己沒好處。
趙誠意在第一次審訊時認罪認罰，後來不知為何，又突然翻供，否認自己銷售假藥，並控訴警方疲勞審訊加誘供，以至於讓他稀裏糊塗地認了罪——而這些情況，我一無所知。
他辯稱，自己這兩年一直在做公益，免費幫一些家屬照看病人，後來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很信任他。於是，他學著做一些類似於“臨終關懷”的療法，至於那些“藥品”，他說不過是道具而已，“從一開始，我就和病人家屬挑明了的，沒收他們錢”。
趙誠意的這個說法，得到了一些病人家屬的認可：“他樂觀熱心，見有些病人需要去做檢查，家屬一個人扶不動，他都會主動幫忙，有時候自己累得不行了，還要逗病人開心，他說有些癌症病人是在醫院被活活嚇死的——氛圍太壓抑了。”
剛從檢察院出來，我又馬不停蹄地趕去看守所，批評趙誠意自以為是，“（警方查到了）作坊、你未來得及清理的藥物和相關單據，還有你存入銀行的百萬現金，除了證人，證據鏈基本固定了。我猜想，人證也是有的，你東窗事發應該是有群眾舉報，不然你經營了三四年都要收手了，怎麽被警方盯上呢？很多人就是這樣，看了幾集電視劇就以為能騙過警方，實則害人害己，連輕判的機會可能都沒了。”
趙誠意不以為然，又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樣子，“誰說老百姓的卡裏就不能存一百萬了，別人贈予我的不可以嗎？那個小作坊一年前就關停了，我的上線沒有，下線也沒看到，工人都沒抓一個，能嚴重到哪裏去？律師可不能去舉報我。”
我再次跟趙誠意確認，既然他不認可我的辯護意見，現在是否要更改辯護思路，按照他的口供來做無罪辯護。隻要當事人自己執意要冒這個險，我當然無話可說。
趙誠意不假思索道：“我尊重你的專業，會適當認罪的，你還是做罪輕辯護吧。”
我對趙誠意幾乎喪失信任了，反複確認他是否認罪，並寫進會見筆錄，他簽字表示無異議。其實做罪輕辯護，我心裏都沒底，趙誠意惡意對抗審訊，供述反複無常，唯一的能夠求情的點就是他自己堅持認為的，是為了女兒鋌而走險。
可我不願將趙安扯進來，她才22歲，有著大好年華，不該將一些肮髒壓在她的心頭。
就在差不多快要開庭的時候，又傳來一個不好的消息。李姐焦急地打來電話，說警察到她家樓下了。我趕去公安局一打聽才知道，她被人舉報與趙誠意的案子有牽扯。
過了將近4個小時，李姐才被批準與我見麵，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起來，“不用說我也知道是誰。我是喜歡趙誠意，世上靠譜的男人真不多，他算一個，雖說是朋友的丈夫，但久而久之，兩個受苦的人自然而然就相依為命了。可他開小作坊的事，我一無所知，更別說分錢了。趙安生病，我出錢出力，哪想到會惹火上身？！”
我讓李姐不要多想，“若趙誠意真犯法了，警方理應追查非法所得，當然從他親近的人入手。”
李姐甩開手，看著我說：“我跟趙誠意的事連你都不知道，隻有一次我們擁抱時，被趙安撞見過。還有，我怎麽沒見警方傳喚趙安？她才是直係親屬。”
為了探明情況，我給趙安發去了消息，她沒回。打電話，語音提示關機。她失聯了。
我隻得又一次跑看守所會見趙誠意，一見麵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我現在被你弄得很被動，趙安對你的事是否知情？李姐又是怎麽一回事？你在下怎樣一盤棋？”
趙誠意努力將雙手合十，“蔡律師，我發誓不會害身邊的人，女兒、小李，還包括你。事已至此，我還是那句話，做我能做的。你按程序走，就是給我最大的幫助。”
5
開庭前，趙誠意主動要求見我，說自己認罪認罰，讓我跟他對一下辯護方案。因此，我給檢察院遞交的法律意見書也是希望法院能從輕判處。
可就當我在法庭上說他“積極悔過”時，趙誠意突然說警方的證據是孤證，機器上並沒有提取到他的指紋，沒弄清楚銷售渠道，所以他決定要給自己做無罪辯護。
審判長一臉無奈地看著我。不得已，我隻得提出“獨立辯護權”，說自己是基於事實和法律，不受他人或者法外因素的影響，包括當事人的意誌，堅持做罪輕辯護。趙誠意卻大聲喊道：“我堅定地認為自己無罪，我要進行自辯，律師當助理。”
我承認自己沒有那麽強的應變能力，無法按照當事人的要求當即改為無罪辯護，隻能說：“首先表示遺憾，是我的水平問題，為了維護被告的利益，我建議雙方解除委托協議。”
趙誠意卻與我杠上了，“我不同意解除協議，我依法享有辯護權，如果辯護律師單方麵毀約，我將對貴所、乃至整個律師行業表示失望與抗議，並追究相關責任。”
我一時語塞，不得不低下頭。
接下來的庭審，趙誠意一直答非所問。公訴人問趙誠意為什麽要生產、銷售假藥。他答道：“每個癌症家庭都要花50萬到100萬買自費藥，除了標靶治療藥物，還要算免疫性高蛋白，止吐劑等昂貴藥材，及家屬辭職照顧癌症患者的成本。”
當他的說辭被檢方用證據擊破時，趙誠意又改變策略，說其行為是緊急避險，“雖說金錢乃萬惡之源，但當妻兒受到疾病威脅時，你隻能不管不顧地想辦法消滅疾病。”
對於趙誠意的詭辯，審判長和公訴人幾次打斷他的話，臉色更是鐵青。可雙方沒解除委托，趙誠意就是我的當事人，我不得不出來打圓場，“被告人的意思是他知道自己為了金錢觸犯了法律，但在他看來，給妻兒治病就相當於緊急避險，無奈卻又必須，他想表達賺錢救治親人本身沒有錯，錯的是他賺錢的方式。”
對於我的意見，趙誠意完全不予理會，“不對，我說的就是緊急避險。你們不要當聖人，當一個人處於饑餓、疾病的狀態，那麽世間的法律與規則就對他毫無意義。”
“被告，法庭充分尊重了你發言的權利，但要知道饑餓、疾病、貧困、失意、從來不能構成緊急避險，你要如實陳述事實，不要混淆概念。”停頓了幾秒後，審判長抬頭看著我，“辯方律師，你是否認可被告的說法。”
我如實作答，“一個人如果沒有法律邊界，一般會造成鋌而走險而非緊急避險，這句話僅作為我對審判長所提問題的回答，與被告無關。被告也在認真回答問題，不過在經曆喪妻、女兒重病等應激障礙後，難免會有情緒失控、邏輯不通的地方。”
法官沒有再接話，這時公訴方問趙誠意，生產、銷售假藥的非法所得為多少？我提出抗議，“公訴人誘導式的發問不符合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
趙誠意卻回答：“就是你們凍結的那一百萬，沒有轉賬記錄，我存進去的，除此以外再沒有了。”
我打算放棄對趙誠意的有效辯護，就按他的思路應付庭審，所以接下來，我盡量能不發問就不發問。然而，公訴方的一個意外之舉，又讓我打起了精神——他們在質證環節，向審判長申請關鍵證人出庭作證。
一般來說，這種小案件都是公訴方宣讀一下證人證言，然後交給法官，再進行質證。我個人辦理同類型的案件時，就算到了開庭階段，除了相關鑒定人員，很少會見到控方證人，他們通常都會以各種不方便的理由申請不出庭。
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這麽一個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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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趙安作為控方證人出現在法庭上時，我腦子裏一陣抽搐，突然明白了一些事，卻又一時無法完全想清楚。
趙安上下打量著趙誠意，我故意死死盯著趙安看，她卻不看我。這時，坐在旁聽席上的李姐突然站起來衝趙安大發脾氣，“在你眼裏，這世上所有的人都要害你是吧？包括你爸媽、我，還有蔡律師，都是你的眼中釘對吧？就算你爸該碎屍萬段，也不該你提刀吧。”
法官對李姐進行了警告。見她餘怒未消，我擺手示意，小聲提醒她不要讓我為難。向趙安發問之前，我先向審判長確認了一個問題，“我國雖未明確規定律師刑事責任豁免權，但對於我履行職責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我不希望被無端攻擊。”
審判長點頭，說《律師法》規定，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但是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除外。接著我向趙安發問：“作為被告的親生女兒，你是自願作證，還是遭到一些人的威脅？”
公訴方當即抗議，“辯方律師存在捏造事實、攻擊控方品行的行為。”
我搶先回答：“我並非此意，就如律師去看守所會見當事人，有必要排除當事人是否遭到警方的刑訊逼供，是律師的職責所在，希望控方不要刻意解讀。我從不讚同親屬出庭指證嫌疑人，並希望以後嫌疑人的親屬享有拒絕出庭作證的權利。”
見法官和公訴方沒有打斷我，我繼續表述觀點，“我一向不讚同法律大肆宣揚‘大義滅親’，尤其是配偶之間、直係血親之間的相互告密。因為基於血緣關係的原因，彼此之間過於熟悉，各方麵的細節都會被無限放大，親屬之間的翻臉，因情緒使然，反而有違客觀事實，有損法律公正。除非嫌疑人傷害到親屬，或是他的案件與親屬有利害關係，否則法律的正義不一定要犧牲倫理道德。”
我的話剛落音，趙安的話筒就開始砰砰作響，“我是自願出庭作證的，被告的犯罪事實是我向公安機關檢舉的，他傷害到了我，我的母親就曾被假藥販子騙過，他作為受害者的丈夫，非但不配合公安機關打擊他們，反而以身試法。如果我的死亡能喚醒他的良知，我寧願自己癌細胞擴散全身，也不希望罪惡生長在自己的父親身上，那些病人的救命錢多是傾家蕩產湊出來的，他騙走的其實是一條條人命。”
在我準備問第二個問題時，趙誠意突然舉手，“我對不起患者，我認罪。此後我將協助公安機關追根溯源，徹查我所知的假藥產銷全鏈條，不求戴罪立功。我還想說，一般藥品批文號可以在國家藥監局掛網查詢得到，查不到就可能是假藥。還有就是，我覺得自己該被重判，因為我翻過《刑法》，就算是真的藥品，利潤都是巨大的，何況假藥，我研究過這一行，還是處罰力度不大，判刑一般都不重。”
一場鬧劇就此收場，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雖未有被害人出麵指證被告造成他人傷害或延誤診治，但生產、銷售的假藥並不要求發生實際的嚴重危害後果，隻有它具有造成危害人體健康的可能性。相關證據表明，趙誠意已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零3個月，沒收非法所得，並處罰金。他當庭表示不上訴。
在趙誠意被法警押送出門時，趙安衝著外麵連喊了三聲“爸爸”，趙誠意沒理會。
後來我才知道，趙安是在趙誠意被檢察院批準逮捕的第二天，向公安機關舉報了自己的父親。而趙誠意被批捕，至少表明公安機關那邊的證據足夠他被公訴了。
至於背後究竟是什麽原因，所有人都不得而知了。
雖然我的工作已結束，但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了看守所。
我見到的趙誠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精神，“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人在正絕望時，生存才是正道，我可以死，但拚了命也要保護好自己的親人。人都是命運的棋子，總有被利用的時候，做父親的一定要為女兒打算，要替她未來的生活、名聲打算。蔡律師，對不起！小孩子不懂事，吃醋整了這麽多事，也怪我貪心，沒有把攤子丟掉。”
我想他還是想要誤導我，就說自己聽不懂他模棱兩可的話，隻問了一句：“你是否真心喜歡李姐？”
趙誠意低頭，“當然喜歡的，小李是個好人，但是我更愛自己的女兒，我理解她的擔憂。”
2020年7月，我在醫院的地下車庫偶遇趙安，她開著一輛奔馳轎車，穿著打扮和以前判若兩人。她也一眼認出了我，主動過來跟我打招呼，“蔡律師，謝謝你啊。”
我直接上了車，對她說：“你大義滅親，所有人都為你鼓掌，你不再是假藥販子的女兒了，你是一個堅強抗癌，三觀很正的女性，過上好日子也是正常的。”
發動車子之前，我當著趙安的麵，給李姐打了個電話，“至少，你喜歡一個人沒有錯，我依法為嫌疑人辯護也沒問題，但是人心深淵，總歸是不能一眼望穿的。”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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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神專科住院患者的康複治療項目中，有一個重要部分叫健康宣講。一般是由心理治療師講一些有關疾病的專業知識以及出院後的注意事項，其主要目的是加強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識，預防複發。 情緒管理，則是健康宣講的重要內容之一。可以這麽說，無論是怎樣的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問題，其具體症狀都會在情緒障礙上有各種形式以及程度的體現。而情緒，也是患者在治療康複過程裏最能自我察覺的部分。畢竟，自己的歡喜哀悲，又多受其累，誰心裏會沒點數。 可知道和做到，畢竟是兩碼事。 我總跟患者朋友們講，出院後，不要畏“情緒”如虎，偶爾一兩次的情緒問題不是複發，而僅僅是身心在提醒，你需要“調節”。每當講到這裏，就有人問，有什麽有效的調節方法呢？然後，我也無外乎逗趣地將那些書裏的方法嚼來嚼去，求一個“賓主盡歡”。 可有一次，一個低頭玩手機的女孩忽然站起來，大聲問：“我不調節，也不跟人說，你說說，我會怎樣？” 我無從發掘她憤憤樣的緣由是什麽，但她的提問，確實讓我想到一個案例，是由我的老師張哥告訴我的，時間大約是2017年。以下為張哥自述。
1
2017年以來，作為市立精神病院精神科的心理治療師，我一直跟著自己大學（學校在本市）的班主任做團體健康宣講的助講。不同於醫院針對患者疾病的知識宣講，學校的團體宣講主要是講一些學生可能遇到的問題，諸如學習壓力、人際關係、家庭關係等。最後，也會羅列一些基本的應對方式及求助途徑。
這年9月，班主任說她想組織學生上一節心理健康課，由我來主講。我忙不迭地答應了。事實證明，這堂課我講得無比成功，預抄在講稿裏的段子在課堂上炸翻了鍋。下課後，不少學生圍在講台邊問東問西。快結束時，一位自稱阿章的男生湊上前來：“老師，危機幹預到底是幹什麽的？”
說實話，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沒接觸過，隻在醫院的日常培訓裏聽過一些案例。我如實相告，他滿臉失望，“那老師，您在平時工作中接觸過有自殺經曆的患者嗎？”
我下意識地正視他的眼睛，沒有立即回答。他這個問題勾起了我的職業敏感——必須得確認他為什麽提這樣的問題，是單純對“自殺”案例好奇，還是他本身就受這個問題的困擾。見我沉默，他連忙讓我不要誤會，說他隻是覺得TVB電視劇裏，專家三言兩句就把要自殺的人勸下來，“所以很好奇”。
思考片刻，我回答道:“簡單說分三步，第一，確定問題，評估風險等級。第二，建立信任，嚐試溝通與提出解決方法，最好能獲得對方的承諾，喚起生存的希望，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他能接受的、不加重情緒負擔的解決步驟，但不能假設式判斷，寄希望於無法實現的條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切語言、行動幹預都要配合救援，確保當事人安全，隨時預防緊急情況的發生。”
他若有所思，隨即又問:“所謂喚起生存的希望，一般從哪裏入手？讓他想想自己的父母，親人，朋友？”
“不不不，這是大忌。自殺者之所以選擇自殺，肯定是有誘發的導火索，大多來自解決不了的現實因素。在不明確問題源頭時，不能貿然用這種方式，萬一自殺者的現實因素就來自家庭或身邊的親密關係呢？”
他又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說自己是針灸推拿專業大二的學生，問我要了電話和微信，說有問題再找我。
回程路上，我特意跟班主任打聽了阿章的情況。
“哦，我記得，挺壯實一個小夥，確實是針灸推拿專業的，經常來聽心理班的課。”
“來聽心理課？”我咂摸這裏麵的信息。
“怎麽，他跟你說了什麽？”
“沒說什麽，就是好奇一些專業上的問題。”我搖搖頭，沒再說下去，看阿章的狀態，若有情況，他應該還會來找我。到時候要有異常，我就查查他的“量表”——在許多次的校園健康宣講過程中，若是時間充裕，我們都會跟學校建議做一次量表篩查，根據徹查結果，發現一些可能存在心理問題困擾的學生，及時幹預。
2
科室工作繁重，我日常總忙得腳不沾地，很快就忘了阿章這茬。
大半個月後，他突然打來電話，又問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說是最近有一部電視劇，男主角很失意，決定放棄生命，就寫了一封遺書，藏在床板下麵，可是被女主角無意間發現了，“接下來劇情要怎麽發展才合理呢？”
我知道這個所謂的“劇情探討”是在瞎扯，可又不敢貿然戳破，萬一真有點什麽，他被我嚇到了，怕是越發不肯講實話。我笑著反問他：“來，跟我講講是哪個電視台播的？又是TVB？”
“哈哈哈！”阿章的笑聲既誇張又洪亮，不似作偽。他說確實不記得是在哪兒看到的情節了，隻是因為自己畢業後想從事心理谘詢方麵的工作，就想問問我這樣的“專業人士”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他說得誠懇，讓我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過於神經質了，再三思考，還是正麵回答了他的問題：“如果你發現了一封遺書，遺書的主人你也熟識，根據我聽過的案例分享。第一，沒把握的情況下不要貿然戳破，特別是不要當麵質問；第二，找一位他信任的人，或者取得他的信任，盡力搞清楚現實原委，對症下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杜絕一切自傷自殺風險，關鍵時刻要果斷，一切以人身安全為前提。”
電話那頭，阿章沉默良久，不知道在想什麽。我們這次對話也沒有持續太久，我猶豫過要不要繼續追問一番，但還是放棄了。
掛了阿章電話後，我撥通班主任的電話，出於保密原則，並沒有詳細講溝通內容，隻是說這個學生可能有點心理問題，是不是要找找他的輔導員或是家長，看看能否了解一下具體情況。
兩天後，班主任電話打來了：“跟老師還有同學都了解過了，這個小夥子是出了名的不著調，花錢大手大腳。但人高高大大，球打得好，挺能出風頭，才大二就換過四五個女朋友。哪兒像有問題的……”
難道隻是單純地閑得無聊？掛了電話，我心底冒出這樣的想法。
兩天後，我又接到阿章的電話。時間是半夜2點多。之前還有幾個未接來電，從下午6點到晚上11點，我當時正好在緊急處理一些治療記錄，沒留意。
“哥，你得趕緊給我出個主意。”他聽起來很著急，但並不慌亂。但是他接下來說的事情，差點把我搞亂了陣腳。他說他的上鋪，一個叫焯仔的男孩要自殺。
“誰？誰是焯仔？人在哪兒？陽台還是天台，廁所？手裏拿沒拿東西，刀、叉子、玻璃？” 我一句趕著一句追問他。
“等等！”電話那頭阿章猛然說了一句，話筒立刻鴉雀無聲。
“喂！喂！”我連呼數聲，沒有回應。就在我準備掛電話時，阿章的聲音又傳出來：“喂，哥。”
“快點把事講清楚。”
可這會兒他又支支吾吾起來。
我暗吼一聲：“講！”
“我們在重慶……”
“啥？！”
阿章告訴我，遺書確有其事，是他的上鋪焯仔寫的，壓在床板下麵。晚上睡覺，焯仔翻來滾去，漏了小半出來，被他無意看到。上麵大致寫著，焯仔計劃去重慶結束自己的生命，希望自己的叔叔、叔母看到後不要傷心，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決定。
我炮語連珠：“之前不明說，跟老師、輔導員報告一下也行啊，你跟著他跑重慶是怎麽回事？”
“我……”阿章愣住，“你說不搞清楚緣由，不能貿然戳破，我就……”
我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後悔自己一開始跟他裝專家、條分縷析那麽多幹什麽。阿章說下午的時候，他發現焯仔收拾好東西，大概是要準備從宿舍出發了。他不知道要怎麽處理，給我打電話也沒人接，眼看著焯仔上了出租車。他趕過去車站沒找到人，實在沒轍，就臨時買了張去重慶的票也上了車。
我趕緊問他：“現在他人呢，你找到沒有？”
“酒店呢，剛睡，我倆打了一路排位，”阿章似乎還有點得意，“可不敢輸啊，這輩子沒這麽CARRY過。”然後就開講自己是進站找到人後，如何“跟蹤”焯仔上了車，還佯裝“偶遇”。
“行了行了，”我打斷他，“在車站你就該把他拉住，還一塊兒跑重慶了。”
阿章愣了會，小聲問我：“那現在怎麽辦？”
我咬著勁：“怎麽辦？想辦法把人安全弄回來！”
我叮囑阿章，現在緊盯著焯仔，最好哪兒也別去，我這裏趕緊通知學校，說不定還得報警，先把人弄回來再說。為了確保真實性，我還問阿章，當初的遺書有沒有拍照或是有確切的留存，我好讓其他人相信事情的真實性。
沒想到阿章一口拒絕我的想法：“哥，你要是想這麽做，那就當我沒找過你。”
“放狗屁呢你！”我火冒三丈，“人命關天的事跟我耍個性？”
沒想到，阿章卻很冷靜，他跟我說，這絕不是耍個性。他跟焯仔的關係，不是兄弟也勝似兄弟了。剛入學的時候，阿章自己連衣服都不會洗，是焯仔每次默默幫他洗好還晾起來。阿章學習很隨便，而焯仔很刻苦，大一的幾次重要考試，不是焯仔強行帶著他去圖書館突擊，他估計已經被退學了吧。
阿章說，他很清楚焯仔的性格，不願意講的事，誰問都沒有用。這次也是自己無意間發現的遺書。最起碼，人現在還很穩定。“目前搞不清楚焯仔是為什麽要自殺，要強行解決了這次，下次呢？萬一他下次的計劃更周密，誰也發現不了呢？”
阿章的話也讓我冷靜下來。確實，工作幾年之後，我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就問題看問題”，在我眼裏，這是一次確切的危機幹預，第一要務是確保被幹預者的人身安全。但在阿章眼裏，焯仔是他的兄弟，不僅僅隻是一個不相幹的需要幫助的陌生人。
我問阿章：“想我怎麽配合你。”
他說：“放假就幾天，這段時間我帶著他到處玩。萬一，我說萬一啊，有緊急情況，我現在隻能找到你，你指導我該怎麽做，一旦真搞不定，你這邊幫忙通知人，我把他穩住。但你放心，這種情況我盡力不讓它出現，人我一定會帶回來。在這之前，哥你得保證，不要驚動太多人，還說不定是什麽事兒，我擔心焯仔受刺激。”然後也告訴了我酒店地址。
我直言阿章的想法太矛盾，真出事他一個學生能控製什麽，說不好還得負責任。可阿章很堅定：“哥，焯仔是我兄弟，說什麽我都不會讓他出事，他現在什麽都不願意說，這次沒事，萬一有下次呢？我得後一輩子悔。你要是不答應，就當我沒找過你。”
我隻能答應他的要求。想了想，我叮囑阿章最重要的一點，千萬不能讓焯仔脫離視線，摸清楚周圍的環境，一有情況，摟也好捆也好，一定把人控製住，求助，然後報警。
阿章滿口答應：“這你放心，我一身肌肉不是白長的。”
3
第二天上班後，我一直心神不寧，也不敢給阿章打電話，生怕焯仔起疑，壞了事兒。但我又實在是擔心，不知道他們的具體情況。我想了個辦法，也下載了遊戲，遊戲的好友列表裏麵，我清楚地看到了阿章的頭像亮著，顯示正在遊戲中。
我暗自舒了口氣，隻要阿章還在玩遊戲，兩人八成沒事。
一直到中午，我時不時打開遊戲看看好友列表。主任走到身邊都沒察覺。他冷不丁一句：“上班打遊戲？”嚇得我趕緊放下手機。等主任走遠，我立即跑到廁所，再看了一眼好友列表。壞了，阿章的頭像黑了。顧不得那麽多，我趕緊一個電話過去：“幹嘛呢？去打排位啊！”
“打一早上了呀，”阿章聲音疲憊，嘴巴含混不清，“我們得吃點東西吧。”
“哦哦，吃吧吃吧。”我呼了口氣，掛了電話。
我那時實在是過於緊張了。可說實話，我也不能不緊張，工作這幾年，我要麽是跟著老師處理治療檔案，要麽是被抽壯丁到康複科講課，幾乎沒有正經做過一個個案，更別提處理這種危機幹預事件。而且，由於一開始阿章沒有及時講實話，我也沒有深入挖掘，導致現在的情況完全超出了我的掌控範圍。
我所在的醫院沒有專門的危機幹預小組，以往講課的老師都是從外麵請的，想找人問問都難。而我連個入門都不算。
眼下應該先找誰呢，學校嗎？現在是國慶節，恐怕學校第一時間也就是找焯仔的家屬，或者報警後強行把人弄回來。按照阿章的憂慮，哪怕這次把人弄回來了，下次再出現這種情況怎麽辦？我又勸自己狠狠心，還管什麽下次不下次的，先搞定這次，下次的事下次再說。可轉念一想，阿章能找我完全是出於信任，我怎能這樣粗暴地解決問題。
糾結了好久，我去找了督導。
在踏入這一行時，老師告訴我，如果遇到自己能力解決不了的問題，要麽找高層級治療師，要麽找自己的督導。考慮到目前的事情不是一件合規的個案，找上級治療師完全沒有頭緒，而我的督導就是班主任。
電話裏，我不敢隱瞞，將自己到目前為止掌握的情況全部說給她聽。班主任卻先問了我一個問題：“關於焯仔的情況，你了解多少？”
“情況？”我一頭霧水。
說實話，就是焯仔這個名字，我也隻是在阿章口裏聽到的，他多大年紀，愛好，家庭情況，有沒有疾病史等等，我一概不了解。
“都不了解？那你要幹預個什麽，真出現情況怎麽處理？”
班主任這個問題完全把我問懵了。對啊，我什麽都不了解，還大言不慚地答應阿章的要求。
“所以咯，”班主任回答，“遇見這樣的情況，你還是需要先找一個途徑。比如學校裏有沒有專門管心理疏導的老師，他平時工作是不是接觸過前來谘詢的同學，裏麵會不會有焯仔？懂吧，你要想辦法，盡量多了解情況……”
我恍然大悟。按照阿章的描述，從焯仔決定自殺到實施計劃之間，有一段時間間隔，說明他糾結過。既然如此，那他極有可能求助過。一般大學裏都設有心理谘詢辦公室，說不定焯仔就去過。我趕緊讓班主任將學校負責心理谘詢老師的電話告訴我。
“不用了，”班主任施施然，“我就是，今年年初剛接的手。”
原來這一通循循善誘，跟給我上課似的，是心裏早就有數了啊。
班主任說如果不是我提到的這些情況，她都不會把這兩個學生聯想到一起。
確實，大約是大一下學期，2017年6月左右，班主任接觸過焯仔，聊了幾次，焯仔本身有明顯的抑鬱傾向，但學校的心理谘詢室隻有簡單的量表，她也不敢肯定焯仔是抑鬱症。特別是在量表的“最近有沒有自殺想法”一項問題上，焯仔沒有作答。
班主任唯一能確定的是，焯仔有抑鬱的傾向，時間不短了。出於謹慎考慮，班主任勸焯仔到醫院做一次係統的檢查，但是他拒絕了，明確表示自己隻是最近有些鬱悶，有人能說說話心裏就舒服多了。
班主任還告訴我，她當時還專門找了焯仔的輔導員。輔導員告訴她，焯仔自13歲後，一直跟著自己的叔叔生活，所有的生活學習費用，一直是叔叔跟叔母負擔。焯仔的父母從前一直在重慶搞裝修，因為一次工地事故，夫妻二人雙雙離世。
我心裏了然，難怪焯仔遺書裏選擇在重慶結束生命。
那麽如此看來，他的問題會不會跟叔叔叔母有關呢？比如，叔叔叔母待他不好，總是打罵，我腦子裏甚至腦補出一個舉著掃帚的惡婦形象。但轉念一想，似乎又不對，既然是收養，如果是對焯仔不好，怎麽會辛辛苦苦把他供到讀大學，這也說不過去啊。
我把我的疑問說給班主任聽，她笑了一聲，說：“腦子還算清楚。我當時就跟他們輔導員打聽過了，焯仔的叔叔叔母對他很好，自己的親兒子都隻是中專畢業，因為焯仔爭氣考上了本科，全家都在努力供他。”
確實焯仔在遺書裏也提到，讓自己的叔叔叔母不要傷心。從這個角度說，焯仔想要自殺的原因大概跟家庭無關，那又究竟是因為什麽呢？我腦子裏仍然毫無頭緒。
忽然，阿章的短信來了。
4
“哥，不對勁了啊！”
電話裏，阿章顯得很慌亂，說焯仔在浴室裏很久都沒出來，自己偷偷在外麵聽，焯仔好像一直在打電話，說什麽“求求你，不要離開我”、“能不能來看我一眼”之類的話，自己怎麽敲門都不行。
我沒等他繼續說，立刻問：“有聽到什麽玻璃破碎的聲音嗎？”
“啊？”
“玻璃、牙刷，尖銳的東西！”
“嘭！”電話裏突然很明顯一聲巨響，阿章的聲音戛然而止。
“喂！喂！”我對著電話急呼，可沒有回應。
壞了，我心下一沉。報警！這是第一反應。我不敢掛掉電話，因為一掛掉就完全沒有途徑知道現場的情況。想到這裏，我立刻衝到辦公室，準備用座機報警。
“哥，哥你還在嗎？”手機裏忽然傳出阿章的聲音，很微弱，還帶點恐懼。
“你不要怕，”我壓住情緒，調整聲音，“裏麵怎麽樣了。”
阿章似乎也冷靜下來了，說是自己把門撞開了。可是裏麵的焯仔就像完全沒有聽到一樣，手機扔在腳下，人對著牆，不斷流淚，嘴裏呢喃著：“求求你來看看我，來看看我好不好。”
幻覺？我的心又懸起來。我囑咐阿章，現在哪裏都不要去，現在必須有可靠的人，把兩個學生接回來。
我問他：“你那裏有沒有條件報警？拍門，找服務員！”
沒想到，阿章這個時候又跟我強起來——他不願意報警。阿章說，現在焯仔還穩定，報警萬一刺激到他了怎麽辦。
“你又放狗屁！”我怒罵，“真死了人你個小X崽子要負責的！”
而阿章的回答卻無比冷靜：“哥，焯仔我了解，他要死早就死了，等不到我發現。”
想到一時半會我是勸不動阿章了，我隻得用座機打了班主任電話，讓她趕緊通知焯仔的家屬，立即出發趕往重慶。這期間，我跟阿章的電話一直保持著聯係，我讓阿章拿好充電器，在廁所裏麵找插頭，不要沒電。在此期間，我也坐在辦公室，手機插著充電器。
科室裏的同事也知曉了情況，期間勸我先回去休息，他們替我守著電話，但我不敢。阿章一個學生守在一邊，雖然他年輕身體也好，但我擔心一旦自己離開，他會不會精神上也撐不住了。
焯仔的叔叔接到電話後，便立即訂機票出發前往重慶，找到阿章和焯仔他們倆時，已經又過去了7個多小時了。
好在那邊的情況一直很穩定。這麽長時間裏，焯仔除了流淚、睡著、醒來再流淚，或者對著牆旁若無人地自言自語，沒有其他的過激行為。而我每隔十幾分鍾就問問阿章的情況，他雖然後來越發虛弱，但也還算清醒，不斷回複著我扯東扯西的提問。
焯仔的叔叔帶著兩個孩子在重慶休整了一晚，次日便找車趕回了學校。阿章告訴我，車上焯仔沒有表現出異常的狀態，但是精神很恍惚，一路上抓著手機不放，沒電了也繼續在漆黑的屏幕上點來點去，像是在跟誰激烈地對話。
有時候還裝作正在打電話一般，嘴裏呢喃：“你們不要再逼我了，不要再逼我了。”從重慶回來後，焯仔叔叔聽從學校的建議，直接帶他到我們這裏辦理住院。
在住什麽病房這件事上，焯仔的叔叔很糾結。按照慣例，像焯仔這樣有自傷自殺風險、且帶明確精神症狀的患者，是要安排在封閉式病房接受嚴格管理的，這也是出於安全考慮。可是焯仔叔叔卻跟接診的謝醫生說：“我大崽兒隻是心情不好，受了刺激，你們把他安排在精神病房？出來還怎麽做人呐，那不是成精神病了？”
選擇病房是家屬的權利，雖然我們有權利按照規定強製分診，但是焯仔的確也還沒出現明顯的“出格”行為，這讓謝哥很為難。思考再三，同在一邊的我回答他：“開放式病房確實可以收診輕微精神症狀的患者，但一般也是在有陪護的情況下，您這邊看是不是有誰能來一下，起碼在住院期間不能離開……”
“這……”焯仔叔叔猶豫起來。沒想到，同來送診的阿章立馬一口答應：“我來陪護。”我無奈地看向他，看樣子隻能答應了。
焯仔當天就辦理了入院，出於安全的考慮，開放病房專門騰出一間所有門窗都帶限位釘的房間，裏麵帶尖帶角的家夥也提前全清理了出去。平時，開放式病房的患者除了治療是可以自由活動的，隻要在服藥時間和晚十點睡覺時間人在就可以了。但是對於焯仔，病房的範護長特意囑咐阿章，除了醫院的範圍，他哪裏都不要去，一旦要去，阿章必須報告，以防出現無法預料的行為，比如出逃之類的。
阿章還跟我抱怨：“這是坐牢啊還是住院，早知道我不答應陪護了，回去打遊戲多好。”我沒好氣地跟他說：“那不是你要講兄弟義氣？這是出於安全考慮，給我老實陪著吧。”
5
一連好幾天，病房的護士都說焯仔很配合，按時按點服藥，對康複治療的項目也沒有表現出抗拒，讓坐哪兒就坐哪兒，讓帶器械就帶器械。大概過了一周，我特意去看了看他們。治療室外麵，我把等在一邊打遊戲的阿章拎起來，問他焯仔的情況。
他神神秘秘地說：“白天裏也沒什麽異常的，話是不多，端到跟前問他吃不吃，喝不喝都還應。但就是夜裏，老看見他坐在床上，對著手機講話，還是那些什麽‘你不要’……”
我打斷他：“這些跟醫生說了沒有？”
“啊？”他很意外，“這些你們醫生不都該知道嗎？”我猛翻了個白眼。
我看過焯仔的診療報告，上麵的診斷是“急性精神障礙（待查）”，沒有提到抑鬱情緒的事。說實話，從我這裏了解的情況，焯仔是有明顯的抑鬱傾向的，現下最好也考慮進去，換句話說，穩定情況下的心理疏導介入是有必要的。畢竟還是個學生，以後還有大把人生，能趁機會一起解決是最好。
然而，我雖然很想介入焯仔的心理治療，但一直沒有醫囑，我也不能貿然行動。我理解醫生的決定，焯仔現下明確表現出了精神症狀，先穩定下來是第一要務。而且，在治療精神疾病的過程裏，心理治療師絕不能幹涉醫生的診斷以及治療措施。尤其是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這極有可能造成醫療事故。
我將焯仔在班主任那裏的量表結果，結合自己掌握的情況寫成了一份簡要的評估報告，遞交到焯仔的主治醫生手裏。雖然我也不知道這些資料會用到哪一步，或者到底有沒有用，但我總感覺，若是一開始自己能夠堅決一些，一定要阿章告訴我真相，事情可能不會發展到這一步。
往後幾天，我下班後都會翻閱焯仔的醫囑發送記錄，並沒有心理治療項目。我每天晚上都會固定詢問阿章關於焯仔的情況，回複也是大差不差——日常溝通沒什麽大的障礙，神誌清醒，除了交談欲望不強烈；隻是夜裏，焯仔經常起身，對著黑屏的手機點來點去，嘴裏呢呢喃喃。
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了蹊蹺。
這段時間裏，焯仔的日常病曆記錄上，開始千篇一律起來，大多是“對答切題，情緒穩定”之類雲雲，換句話說，在醫生的眼裏，他是慢慢穩定下來了。可是阿章對我反饋，焯仔夜裏的儀式依舊繼續著。
這就有點不對勁兒了。雖然精神疾病是千人千麵，誰也說不準患者的具體表現是什麽，會持續多久。但按照一般的規律來看，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患者的症狀即使不消失，也會有某種程度上的減輕。但焯仔的情況，說加重吧，日常查房看不出問題，說減輕吧，他又日日夜裏神遊。
某天中午，我在食堂裏逮住焯仔的主治醫生謝哥，直接提出了我的疑問，他倒是很若無其事：“你也發現了？”
“啊？”我很詫異，難道他心裏早就有數了？謝哥當了十來年精神科醫生，他的判斷肯定是有他的道理，但他為什麽不戳破，我又很意外。
謝哥說，目前焯仔表現的狀態，是有明顯的抑鬱傾向，但起碼還是能溝通，回答也切題，“所以說，他目前的所謂‘精神症狀’……嘿嘿，不好講。”
我沒理解他的意思。是什麽不好講，到底是有還是沒有。那搞不清就一直耗著嗎？
“耗是不可能了，萬一家屬追究起來怎麽辦，”謝哥很無奈，“等過了這個治療周期，他還不願意溝通，那就直接跟家屬說實話了。”
謝哥的一番話讓我越發糊塗了。實話？什麽實話，說焯仔在裝？
謝哥看出我的疑問：“你還年輕，這種人我見多了。在精神科待久了，你就懂了，說到底，治療隻是輔助手段，願不願意走出來，還是要看患者自己，他要一直躲，誰拿他有辦法？”
我更加不理解了，焯仔在到底在躲什麽？可謝哥隻埋頭吃飯，我意識到不該再問，再往下問就涉及觸犯患者的隱私。
我無法肯定謝哥說的究竟是什麽，但我可以肯定一點，焯仔的情況八成是好轉了，起碼在精神狀態上來看，他絕對是有好轉。換句話說，他現在夜晚出現的規律性自言自語行為，是不應該出現的，至少不應該這麽頻繁，不然跟現下他問診所表現出的狀態就是割裂的。
我也理解了謝哥為什麽不建議心理谘詢介入。從治療原則上來說，隻有患者表現出求助欲望，心理幹預才會起該有的作用，若是患者明顯抵抗，強行介入極有可能起反效果。
既然焯仔對誰都不願意說，那我很有必要再去找一下阿章，雖然他不一定是故意瞞著我們，但肯定有什麽東西被忽視了。
第二天中午，我特意把阿章約到醫院外麵的一家西北麵館。阿章也恢複了往日大大咧咧的模樣，在麵館裏一直嚷嚷著該他請客。我沒什麽心情，筷子在碗裏挑來挑去，一直找機會想切入主題。麵上來了，阿章悶頭呼呼嗦麵條，我有點恨鐵不成鋼：“吃，還吃！快一個月了吧，你倆不回去上課了？準備不畢業去步行街鋪草席按野摩呐？”
阿章很委屈，說焯仔又不好轉，他能有什麽辦法。我白了他一眼，直接問他，發現焯仔出現明顯的抑鬱情緒到寫遺書要自殺，中間大概有多長時間。
他嘴裏抱怨：“不都跟謝醫生講過了嗎，記不清了，平時他本來就話少，除了跟我也不跟誰說話，直到發現遺書我才意識到事情麻煩了。”
我立刻接著問：“那在之前呢，我是指他在沒有這個情況之前，有沒有一段時間裏，表現出特別反常的情緒，或者說行為？”
“之前？”阿章陷入思考。
我猜測謝哥極有可能沒問過這個問題。因為麵對的是精神疾病患者，精神專科醫生的問診習慣大多是就精神症狀看問題，換句話說，他關注的是“症狀結果”以及針對的治療方法。
而治療師麵對患者，是把他當作來訪者，往往關注的是“造成結果的緣由”，如果在目前的情況下無法挖掘到有用的信息，治療師多會嚐試從更早的時候提問，甚至聽起來可能跟目前來訪者的具體表現毫不相關。
阿章告訴我，大一下學期開始不久，焯仔有段時間特別開心，天天早出晚歸，遊戲也不打，課也時去時不去。我有些莫名其妙，按照以前阿章給我的信息，焯仔這麽努力的人，不上課他能不焦慮就算好了，還能高興得起來？
阿章忽然神神秘秘的，還帶點得意。他說，焯仔八成是談戀愛了。
“談戀愛？”我問阿章，知不知道焯仔跟誰談戀愛了，情況咋樣，成沒成。
阿章興奮起來，“成沒成我不知道，但大學談戀愛嘛，分分合合挺正常啊……我也沒見他跟我聊過什麽，說不定就是實踐實踐。所以你要說焯仔為了女孩要死要活，我看不見得。”
“你以為誰都跟你似的，”我沒好氣，“知不知道是哪個女孩？”
阿章毫不害臊：“那我還真知道，我前女友提過，是叫什麽阿蘿？有回在食堂遇到了，人文社科學院的……”
“帶我去找她。”
6
直到去學校找焯仔前女友阿蘿之前，我還是很掙紮。因為這個行為已經明顯超出一個心理治療師該做的範疇。從治療原則上來說，不幹涉患者私生活，不涉及治療以外的患者人際關係是底線，而從職業規章上來說，我從沒接到過焯仔的心理幹預醫囑，根本就不該繼續管。
但是，我還是想去。
某種程度來說，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我是有責任的。同時，我也告誡自己，如果在問過焯仔這個所謂的前女友阿蘿之後，還沒找到他犯病的緣由，那就不再繼續挖掘了，就按照謝哥的做法，過了這個完整的治療周期後，再跟焯仔的家屬說明情況。
下班後，我跟同事借了一輛摩托，載著阿章回了學校。我讓阿章想辦法把阿蘿約出來，就說我是焯仔許久未見的哥哥，想請她吃個飯，順便問問焯仔的情況。
我在校外找了家奶茶店，等了好一陣，阿章才進門，後麵跟著一個小姑娘，不高，微胖，白淨，提著一個不大不小的編織袋。我站起身：“阿蘿好，焯仔這段時間心情有點不好，在調養，一直念叨說放心不下女朋友，我就過來看看。”
我等著阿蘿的回話，可她的眼神卻一直左顧右盼，不知在想些什麽。我決定再撒一個謊——“有什麽話要我帶給他的嗎？聽他說，這段時間你倆也沒打過電話。”
阿蘿這才一把將編織袋撴在桌上：“哥，這些東西請你幫我還給焯仔，我不想騙你們，我跟他其實沒有男女朋友關係，這些東西也不是我故意要的，是他網上買了直接快遞給我的。都在這裏。手機、化妝品、包的包裝發票都在。”說完，她便轉身走了。阿章想出去追，被我叫住。
袋子裏有一個新款的三星手機，使用過；兩套包裝沒拆過的化妝品，我叫不出名字；還有一個白色荔枝皮的包，提手上還綁著漂亮的絲巾，這個我認識，而且印象深刻——女朋友曾舉著手機給我暗示過無數回，打了折都得9000多塊。
“走。”我把東西裝回去，示意阿章走吧。
阿章不解：“就走？還沒問清楚呢。”
“問不出什麽了，回去再說。”
怎麽處理這堆東西讓我犯了難，按道理是應該直接還給焯仔的家屬，畢竟這是他的東西。但是這裏麵明顯是有“故事”的，可究竟這個所謂的“故事”跟焯仔現下的情況關係大不大，大又能大到什麽程度，我不敢下判斷。雖然從事心理治療師不久，但無論是老師們的教導，還是我見過的案例，都告訴我一個道理：人是極其複雜的，有時旁觀者所認為的理所當然，往往對當事人沒那麽重要，甚至有可能毫不相關。
隻是，就此放棄，我又不甘心。
我告訴阿章，讓他趁夜裏焯仔夜裏起來“作妖”的時候，將阿蘿退回來的這些東西，一股腦倒他麵前，看他的反應。
“你瘋了？！”阿章嚇了一跳。
我料到他會有這樣的反應，“你放心，這裏是醫院，有護士醫生治療師，出不了事。”完了還向他解釋，這種“暴露”也屬於治療方式之一。
“哥，我知道你是想幫他，但這樣很容易起反作用，刺激他，”阿章難得認真起來，“再說了，你本身就沒必要這樣做，弄劈叉了，還得把自己搭進去。算了，他住多久我陪多久，時間會磨平一切的。”
“你自己也說，焯仔這次好了，下次呢，你能看他一輩子？”
話講到這裏，阿章終於答應了我。
我跟阿章約好，蹲在焯仔房間外。焯仔一旦開始遊神，他就用手機震我一下。過一會兒，把東西抖出來後，再震我一下。如果焯仔反應特別激烈，就把門踹一腳，我立刻衝進去跟他一起把人按住。出於安全考慮，我事先跟護士站借了約束帶，把鎖扣都打開，檢查了好幾遍，確認如果真有事可以直接綁人上鎖。
手機如約而至地震了第一下，我還沒來得及緊張，又震了一下。
我一口氣憋在嗓子眼，悄悄地起身半蹲，將耳朵貼在牆壁上，房間裏並沒有聲音。可是怎麽會沒聲兒啊？
就在我猶豫要不要進去時，手機忽然連續震動起來，是阿章的電話，“哥，別蹲了，進來吧。”
我慢慢推開門，裏麵沒開燈，隻有屋外樓道頂燈的微弱光線。阿章抱著手站在床邊。焯仔則斜躺在床上，背向我們，包包、化妝品都堆在他麵前。
我也不敢問，輕手輕腳地走到床頭，往裏探了一眼。焯仔眼睛睜著，貼近床單那一麵濕成一片，整個人一動也不動。
我正猶豫接下來該做什麽，焯仔忽然直起身子，在床頭坐好，雙手四處翻動，最後從床頭的縫裏扣出一個舊手機。他按住電源鍵，手機猛地亮起來，在漆黑的房間裏格外明亮。
“嗡嗡嗡……”手機有節奏地震動起來，是滿頁的短信，夾雜很多的未接來電——焯仔沒有避著我，一條條刷著，我瞧得一清二楚。
“恭喜您成功注冊XX，驗證碼是XXXXX。”
“XX歡迎您，注冊碼是XXXXX，有效時間15分鍾。”
“您的欠款XXXX元於X年X月X日X時前到期，請及時還款。”
……
我忽然明白了，照這個情況看，焯仔給阿蘿買那些東西的錢，應該都來自借貸平台，而且沒有還上。而他出現抑鬱情緒，乃至發展到最後決定自殺的原因，八成也跟這有關。
我問他：“欠多少？”
焯仔按下電源鍵把手機關機，塞回床縫裏。
“4萬吧，利滾利，現在記不清了。”
阿章忍不住了，一連串問題：“什麽4萬哪，阿焯，你有啥不能跟兄弟我說的，就……”
我示意阿章安靜下來。焯仔忽然笑出了聲，眼淚又流了出來。他抱著腿，一點點地跟我們講了起來。
7
焯仔說他和阿蘿相識於大一上學期的選修課考試。他答完卷後，見前麵的阿蘿東張西望，幾次都想拿手機出來抄。焯仔猶豫了一會兒，抽出一張草稿紙，把答案謄抄下來，遞給了阿蘿。他知道這樣做可能會被抓包，但他忍不住想幫阿蘿——進考場時，他就被她吸引了。
兩人確實也被老師抓了包，但也因此相識了。念及焯仔平日學習刻苦，大一的下學期，老師網開一麵，給了兩人補考的機會。因為這個，阿蘿似乎也開始對焯仔心生好感。
焯仔提出幫阿蘿補習，還信誓旦旦地說，一定保證她通過考試。焯仔天真地以為，“共患難”可以拉近友情，甚至也可以質變為愛情。但阿蘿並沒有像他預想的那樣，透露出哪怕一點點循序漸進的喜歡。
幾次之後，阿蘿開始對焯仔的補課表現出不在乎，常以各種理由搪塞推脫。實在抹不開麵兒赴約補習時，她也心不在焉，掏出手機刷淘寶，看各種各樣的包、化妝品、手機等等。
失落自然是有的，但焯仔腦子裏很快冒出一個解決辦法：隻要給阿蘿買下那些東西，就一定能向她證明自己的真心。
可上網一搜，阿蘿瀏覽的那些化妝品，單瓶的也得大幾百上千，更遑論套裝，還有手機和包，他根本買不起。焯仔算了一下，按自己在電科城兼職賺錢的進度，一年到頭，估計夠掙一個手機錢。但這也太慢了，他不能等，或者說，他也不想讓阿蘿等。
這個時候，有人給他送了把“鑰匙”。
某天晚上，焯仔他們宿舍來了個做推銷的學長，說如果缺錢的話，可以找他們平台借，然後給每個人都發了名片。其他人沒在意，焯仔卻偷偷地將名片收了起來，因為那上麵有一行字：無需征信，最高5萬，秒借秒到賬。這讓他激動萬分。他不是沒嚐試過借貸，他找過數家銀行，但因為是學生，征信不高，能借的錢不多。
5萬呐，他盤算著，怎麽都夠了。
“網貸？”我忍不住打斷他，“那麽多暴雷的新聞，你不至於吧？”
焯仔低頭沉默一陣，才緩緩開口。他說自己看過那些新聞，身邊也有這樣的例子，因此他才買了個舊手機，注冊了一個新號碼，除了自己誰都不知道，就是預防著後麵還不起，身邊人不會被順藤摸瓜地“轟炸”。同時，他篤定自己隻要借的額度不高，憑打工兼職，不至於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他聯係了那個發名片的學長，找他借了8000塊。錢很快就打到卡裏。拿到錢，焯仔立即在網上下單，買了一個三星手機，地址填的阿蘿宿舍。聽到這裏，阿章小心翼翼地問：“直接給她不是更好？”焯仔露出一絲害羞的神情，他是怕阿蘿不要。
果然，焯仔再去約阿蘿的時候就順利了許多，還親眼看見她拿上了新手機。其實阿蘿本意是想將手機還給他，可焯仔說什麽都不要，阿蘿隻好收下了。
在這種微妙的默契下，焯仔以為兩人“親近”了不少。往後的一段時間，阿蘿的確不再拒絕焯仔的邀請，每天都會抽出時間回複他的消息。這讓焯仔覺得，自己成功了。
可沒過多久，阿蘿的態度又變了。有一天，阿蘿執意要歸還手機，還說兩個人以後不要再常見麵了。焯仔心急如焚，追問原因。而阿蘿的回答卻讓他如遭雷擊——心儀的男生正在追她，她不想被誤會。
說到這裏，焯仔情緒急轉直下。他當時單純地以為，隻要還沒確定關係，他就有機會。他說什麽也不要阿蘿還回手機，扭頭回了宿舍。也不管自己將來是否能還得起，一股腦從學長那裏又借了3萬，把阿蘿看中的那些化妝品、包全買了下來，直接寄到了她的宿舍。
買完東西後，焯仔不僅陷入一種自我感動中，也陷入了一種自以為被“背叛”的憤怒中。阿蘿打電話、發短信他一概不回，他以為，這種方式恰恰能表明自己的決心。阿蘿最後拍了一張照片發過來——她將所有的東西裝在一個袋子裏，同時也發來一條信息，說這些東西，她一概沒動，焯仔什麽時候想通，什麽時候來拿。
焯仔徹底絕望了。可是，還有更絕望的——因為被阿蘿的事困擾著，焯仔的兼職幹得不盡人意，老板給他派的活少了很多。兼職本來就沒幾個錢，活一少，幾乎就等於沒有。而且，他開始收到還款提示了，金額遠遠超出他的想象——近4萬的本金，分6期，加上利息，他要還6萬多。
“高利貸啊，你這是跑哪兒借錢了？”阿章又驚訝地插了句嘴。
而我心裏卻了然——焯仔明顯是被這個所謂的學長坑了。但我沒有糾結這些，因為我意識到，接下來發生的事，就要跟焯仔後來的抑鬱，甚至是計劃自殺有關了。
我問他：“後來你是怎麽處理的。”
焯仔低頭，淚流得快止不住，回了兩個字：“偷錢。”
他不是偷同學的錢，也不是偷外麵的錢。他是偷自己叔叔、叔母的錢。
焯仔的叔母患有慢性病，需要長期服藥。叔叔平時在一家單位工作，業餘時間還在二手市場倒騰舊家電補貼家用。因為忙碌，焯仔的叔叔平時都將錢放在家裏電視櫃的抽屜裏，供妻子買藥，也任焯仔跟弟弟自由支取。他無比信任自己的兩個孩子，特別是焯仔。
其實接下來的事，焯仔不用詳細講，也一清二楚了。他還不上錢，隻能偷。偷也不敢多偷，畢竟叔母要吃藥。在這種糾結裏，焯仔漸漸陷入無能為力，情緒一直往極端的方向發展，直至絕望。他跟我們說，隻要自己死了，那些高利貸也不敢怎麽樣。畢竟也不正規，身死賬銷。
聽到這，阿章一把將他攬在懷裏，拿拳頭使勁捶著他的後背，邊捶邊哭：“你他X的，你他X的，你他X的……”
焯仔就任他捶著。
我找了謝哥，把焯仔的“故事”告知他。謝哥問我，這些話是真的還是我編的。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是他親口說的，怎麽成我編的了。”
“隻要能用錢解決的事就不是個事，再說也就4萬，平台也不正規，哪有那麽多利息的，法律是吃幹飯的？還有那些舊東西，賣了也能抵不少，”謝哥輕描淡寫地說，“是這小子自己把自己逼到這份上了，我去跟他家裏說，沒事，放心。”
知曉消息後，焯仔家裏人趕過來了，甚至一直生病的叔母也來了。她走到病房門口，隻往裏看了一眼，一聲哀呼：“崽兒啊！”焯仔連滾帶爬，跪在叔母麵前，抱著腿大哭。
謝哥攔住想進去的我，把門帶上了。
焯仔的叔叔站在走廊裏，背對著房間。我從口袋裏掏出煙遞過去。他連連點頭，抽了一口，又滿臉愁雲：“本來沒跟我婆娘說，我就講大崽兒有點不舒服，在醫院看看，誰知道是這個事兒。”
我不知道該說啥，使勁嗦煙。
謝哥開口：“年輕人嘛，沒經曆過什麽，小事都以為天塌了。”
“嘿嘿，”焯仔叔叔笑了一聲，有些苦澀，“麻煩你們了。”
“吱呀”一聲，焯仔推門出來，裏麵，叔母躺在床上，臉色有些慘白。焯仔叔叔往裏看了一眼，掐滅煙頭，鑽了進去。
走廊外，難得的陽光。焯仔走到我身邊，和我並排站著，叉腰，抬頭，望天。遠處，阿章提著盒飯跑過來——我之前特意把他支去食堂打飯。他定在原處，神情驚喜。因為焯仔住院這麽久，除了治療還沒主動出過房間。
他興奮地指著盒飯，朝焯仔大喊：“阿焯！炸魚塊兒！”
“阿章！”焯仔鼓起胸膛，奮力回答：“出院！”
後記
我原本以為，這個案例是張哥職業生涯初期的“得意之作”。沒想到，張哥卻很嚴肅地跟我說：“嚴格來說，這個案例我處理得很失敗。”
他說，在這個案例中，心理治療師不該犯的錯，他幾乎都犯了。
首先，他察覺到學生有自殺風險時，無論是出於什麽情況，都應該立即向學校和上級匯報，不能隱瞞，因為生命安全永遠是第一位。
其次，知道兩個學生跑到重慶後，應該立即采取措施，組織人去找也好，報警也好，第一時間將兩個學生弄回來，而不是“自以為”安全地遠程指導。而且，在住院期間，自己明知道醫生有自己的判斷，不讓心理治療介入，他還是執意介入，並且在沒有事先溝通和充分準備前用了“暴露”這種有風險的治療方式。
最後，也是最大的錯誤，他違反了不幹涉原則。心理治療師在沒有來訪者同意的情況下，不應該主動涉及來訪者的其他人際關係，但他像查案一樣，執意去找了焯仔的前女友，並且為了挖掘信息，撒了謊。
張哥跟我說：“我隻想著解決焯仔的問題，但是阿蘿並沒有什麽錯，萬一這件事對她有影響呢？萬一這個影響又回頭影響到焯仔呢？我當時還是太年輕了，好在最後沒出什麽事。”
張哥告誡我，心理治療是一門在感性旋渦裏打轉的理性職業，作為治療師，應該每時每刻提醒自己，要清醒。
我問了張哥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麽很多情緒障礙的患者，無論是抑鬱傾向，還是焦慮傾向，發展到最後，都會出現自傷、自殺行為？
張哥用一個自殺患者的自白回答了我：“淡漠的感覺上升到極點，沒有喜悅，沒有悲哀，也沒有憤怒。以往記憶裏那些痛苦的、開心的，甚至沒有關聯的人、事、物，像電影片段一樣，沒有規律地在腦子裏閃回、重組、構建成虛無的情節。父母、朋友，好人、壞人，在混亂裏胡亂轉換。善良、可憎，眷戀、決絕，在混亂裏肆意糾結。分不清是真是假。這種混亂最終會完全包裹所有的注意力，怎麽也拔不出來，或者說不想拔出來。如果此時手邊是一把刀，或者麵前有一道陽台，那不如幹脆地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最容易的解脫。”
張哥說，專業上，這類似於一種極端情緒所致幻覺，是一種認知能力極度受損乃至影響到神經係統的狀態。此時，心理上的折磨已經壓抑住對生理性受損的本能恐懼，自傷、或者說自殺，隻需要一個契機。
“所以，麵對情緒疾病的患者，我們要做的，不是焦急地告訴他，你一定要開心起來呀，一定要積極起來呀！這是做不到的，”張哥總結道，“最主要的，是要讓他自己想明白，有些事兒不值得鑽牛角尖，不值得鋌而走險，有些你以為天大的、要命的事兒隻是沒經曆過，總有辦法可以解決，有些情緒完全可以疏解，總是憋在心裏，才會將自己引入深淵。”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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