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女教師猝死事件背後的網課爆破手
撰文|謝嬋 許雯 編輯|馬可
出品|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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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過的苦孩子:奮鬥20年,才抵達別人的起點
自述:艾苓
編輯:魯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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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說,綏化學院是高等教育的神經末梢。
受過高等教育的家長,在幫孩子選擇院校的時候,可能都會略過綏化學院。
在綏化學院,貧困生占到了超過30%的比例。在我教過的學生裏,50%左右的學生需要靠助學貸款和打工完成學業。有人到畢業都沒有拿到畢業證,因為學費沒交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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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堅持在各類出席的場合宣傳母校
在社會上,他們又是隱形的。
大家關注的是寒門貴子,考入北大清華,一下子就成為大家矚目的對象。畢業之後,名校就成了他求職的一個標簽,他就很容易完成一個華麗的轉身,實現魚躍龍門。
但那些寒門貴子隻是貧困生中極少數的人。更多的貧困生是集中在二本院校,特別是我們這類的邊遠省份的二本院校中。研究貧困生這個群體,神經末梢更有代表性。
我畢業於綏化學院的前身——綏化師範專科學校。2005年又回到這裏任教,在這裏度過了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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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考入綏化學院,他們已經拚盡全力。但是進入社會之後,學曆沒有足夠的競爭力,家庭又無法給他們的未來提供幫助。那麽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改變他們的命運?這是我想研究和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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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化學院匯文樓,也是艾苓工作的地方
即便如此,有些貧困生從綏化學院出來,還是要從非常基層做起。有人賣過服裝,有人賣過保險,參加婚禮的時候,我見到我的學生在做司儀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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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的一位貧困學生,上學期間曾去做支教老師,培養出了七八位大學生
畢業之後他因為年紀大,找不到工作。最後他都放棄了,去了一家手機電池企業,打算當流水線工人。結果人事部一看他是學計算機的,正好電腦維修崗位空缺,就讓他去了。他一開始也不會,遇到問題隻能上網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最後成了公司的網絡工程師。
除了學習,大多數貧困生的校園生活是很單調的。別人家的孩子有時間享受娛樂、參加社團,他們在消費上謹小慎微,業餘時間考慮的都是怎麽賺錢。
隻有兩個女生在訪談的時候,談到自己讀大學期間的旅遊經曆,其中一個坐綠皮火車,住青年旅社,看不收門票的風景。和其他貧困生相比,她的內心明顯強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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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描寫了應屆畢業生之間的“學曆鄙視鏈”
有這樣的經曆,他們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學會從容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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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貧寒的陳孝正
一個廣西的女孩子,她們家姐妹三個人,她是老大,在讀大學,一個妹妹在讀高中,另一個妹妹在讀初中,三個人都在享受國家的助學金。如果沒有助學金,她父母是不可能供得起三個人的。
買房之後,我愛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父母和妹妹接過來住,他妹妹學技術、找工作都要我們幫忙。後來妹妹結婚搬了出去,六口之家變成五口之家,還經常有親戚來家裏住。這大概是貧困畢業生家庭生活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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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中的招聘會現場
這種誤解在後十年的學生身上更集中。大家看到的名校畢業生一屆比一屆多,一年比一年多。貧困畢業生沒有人脈資源,沒有名校光環,實現階層躍遷的難度也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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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7年查出了糖尿病,他決定離開北京,放慢一點生活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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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我采訪他們的時候,他們還在北漂,一邊工作,一邊學插畫和寫作。2022年春節之後,因為疫情的緣故,男生放棄了留在上海B站工作的機會,兩個人義無反顧回到了他們給自己買婚房的地方——呼和浩特,成了創業者,注冊了自己的小公司。
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原來的標題叫《重回綏化》。後來我愛人說不合適,一點懸念都沒有,應該是《逃離深圳》。它是一個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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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之後,這種評選方式被教育部叫停了。後來的貧困生評定就更加保護個人隱私,尊重他們的感受。
所有人都對母校充滿了感恩。也許他們還在掙紮,但如果沒有讀書,他們可能連掙紮的機會都沒有,這就是教育的意義。
題圖來源:《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劇照
「致命」網課背後的教師圍城
文 | 蔡家欣
編輯 | 王一然
失蹤
對於鄭州市新鄭三中曆史老師劉韓博來說,10月28日,或許和往常一樣:沒有早課,按照慣例,她早起先打掃家裏衛生,然後騎上電瓶車,到附近的菜市場買菜。閑下來的時候,她就坐在陽台看書,書桌的一角擺放兩盆綠植——這張原木色的書桌,是幾年前丈夫專門為她訂製的。她愛極了這個角落,不僅看書辦公,就連吃飯,也會一個人捧著碗,坐在這裏慢悠悠地享用。
下午5點多,46歲的劉韓博拎著兩袋餃子餡出門,給婆婆和娘家母親送去。雖然住得近,劉韓博放心不下兩邊的老人,菜會多買兩份順道送去,隔三差五還專門跑去給老人做飯。婆婆回憶,那天劉韓博還是“跟以前一樣懂事”,留她吃飯拒絕了,“你們吃吧,我得趕緊回家。”
她要趕回家上網課,晚上6點和8點,有兩堂曆史課。6點鍾的那堂課看起來沒有任何波折,很順利地結束了。7點的間隙,她轉發了一篇文章到家庭微信群——那是一個四口之家,劉韓博的丈夫在鄭州工作,一對雙胞胎女兒,分別在杭州和上海讀大學。散落四地,微信群是這個家庭的紐帶,兩個女兒在裏麵分享校園生活,劉韓博也會將隨手拍的鮮花圖往裏發。
●劉韓博網課上,入侵者在公屏上打字,擾亂課堂秩序。
平淡如水的生活,在接下來的測試課迎來轉折。約8點15分,ID名為“雞你太美”、“終極獵手夢淚”的陌生賬號突然湧進劉韓博的課堂,大聲播放音樂。剛開始,劉韓博似乎沒搞清楚狀況,一邊給學生說習題,一邊詢問,“誰啊”,“丁真(頭像)這個是誰?”
根據一段當時的網課視頻,劉韓博的詢問沒能中止闖進課堂的陌生人。他們越來越囂張,直接開口辱罵劉韓博,還在屏幕打出“你在狗叫什麽”的文字。隔壁班的牛老師曾試圖進群幫忙,她建議劉韓博轉交主持權。混亂的環境和複雜的網課係統,都讓這個中年教師顯得無措,她用方言著急詢問,“轉給你,怎麽弄,會議退出嗎?”
入侵者轉而攻擊牛老師,網課現場一度騷亂。最後,劉韓博似乎放棄掙紮。事後,班上學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當時劉韓博隻說了一句,“同學們專心做題吧”,語氣疲憊而無奈。另一位學生稱,當時劉韓博的聲音“都發顫了”。
9點10分測試結束。很多學生私底下忿忿不平,“這些人憑什麽罵人?”
隻有劉韓博,沒有再發出任何動靜。在接下來的兩天裏,她消失了。很多人聯係不上她:先是她在鄭州的丈夫,10月29日和30日,他多次撥打劉韓博的電話,但無人接聽;還有她教授的四個班、200多名學生——她缺席了10月30日白天的曆史課。
但沒有人察覺到異常。疫情三年,網課變成教學常態,對於一位老師來說,不及時接聽電話太正常了。劉韓博的丈夫沒有多想,隻理解成她“一直在上網課”,“沒敢打擾她”。缺席的那堂課,學生則以為老師有事,自行主持自習,事後學校曾在教工群通報批評劉韓博無故缺課。
直到兩天後,10月31日,這位46歲的老師被發現死於家中,醫院推測為心梗猝死。
“有調皮搗蛋的學生很正常”
劉韓博是一個普通的高中曆史老師。要說特別的,大概是她的溫柔。很多在新鄭三中讀過書的學生都喜歡她,“會講很多小故事,很有趣”。她個子不到1米6,一頭短發,平素喜歡穿長裙和平底鞋。路上見著了,總是笑咪咪的。她說話很溫和,一位學生回憶,文理分科時大多數人會為前途選理科,隻有劉韓博站出來鼓勵他們,“選擇你所熱愛的”。
在那個四口之家,劉韓博也是家裏的支柱。她和丈夫是青梅竹馬,最初結合的日子,經濟並不寬裕。20歲的女兒阿諾回憶,從小都是父親騎著摩托車,在寒風中載著她們母女三人去學校。劉韓博很節儉,衣服全是打折買的,煮麵水也不舍得倒掉,會用來洗碗。後來,日子慢慢變好了,前幾年他們終於買房換車。
在孩子的教育上,劉韓博嚴厲又包容。阿諾以前也在新鄭三中讀書,劉韓博從不搞特殊,母女倆在學校碰麵,劉韓博隻是點點頭,“趕緊上課去吧”。她希望阿諾學新聞,“能為一些事情發聲”,但阿諾有自己的想法,劉韓博就主動幫她挑學校。寒暑假的時候,劉韓博會建議兩個女兒去打工、攢私房錢。
●劉韓博講課用的教材。講述者供圖
意外發生後,家裏沒有人敢告訴阿諾和妹妹真相。10月31日在學校吃午飯,大伯打電話讓阿諾趕緊回家,理由是“爺爺身體不好”。從杭州到新鄭,8個小時的車程,阿諾和妹妹一路發信息、打電話,隻有媽媽劉韓博,沒有任何回音。跟家人通電話,阿諾和妹妹反複說,讓我媽說話,但電話那頭的親人,都會陷入沉默。
阿諾的心慢慢沉下去,“做好最壞的準備。”那天晚上11點,她和妹妹到家,看到媽媽劉韓博的照片被掛了起來,爸爸在沙發上哭,妹妹崩潰了。20歲的阿諾“愣得哭不出來了”,直到所有親戚都離開,才一個人嚎啕大哭。
那天晚上,阿諾收到劉韓博學生的信息,看到28號晚上那堂網課的視頻。視頻裏,一邊是藏匿身份、極盡低俗言語辱罵的入侵者,另一頭是獨自在空蕩蕩的房間裏、沒有應對能力的媽媽。那是阿諾第一次聽說“網課爆破”——入侵者通過各種方式獲得在線課堂的會議號和密碼,強行霸屏、騷擾辱罵、播放不雅視頻等方式幹擾課堂。
據劉韓博的丈夫王偉回憶,早在10月中旬,劉韓博就曾遭遇“網課爆破”,他目睹了整個過程,“進來一幫人,放音樂、罵人、還有涉黃的東西”,持續了至少五六分鍾。當時劉韓博情緒“特別激動”,王偉強製讓妻子退出這堂網課。事後,兩人猜測是班上學生泄漏會議號,但並沒有將事情掛在心上,“偶發情況”,“有調皮搗蛋的學生很正常”。
阿諾很心疼媽媽,“不知道她那個時候有多孤單”。在阿諾眼裏,媽媽很細膩,有自己的小世界。她會在日記本記錄對一則廣告的思考,也會經常感歎“今天心裏空落落的”。高三那年,母女倆去杭州考試,媽媽特意買了綠皮火車票,天蒙蒙亮,她就爬起來看車窗外的風景,“一個人坐在那裏看,也不說話。”阿諾抱怨火車太吵太慢,劉韓博耐心地說,“人生是一場旅行,要是求快,就什麽都看不到了。”
最讓阿諾過意不去的是,媽媽是餓著肚子走的,“她走之前連口飯都沒吃,家裏麵的鍋都是幹淨的,真的覺得心裏太難受了。”
屏幕後的老師
11月1日,劉韓博的遭遇被女兒阿諾公開發到網絡上。據公開報道,去年年底,天津、遼寧等地都曾發生過類似的事。有人將此歸結於技術漏洞,“學生上課居然不是白名單製度?”也有人認為應該加強對老師的培訓,“左手禁言右手踢人,很多老師不太懂”。更有人提出受害者有罪論:“這個老師的心理素質太差了。”
36歲的林桐特別能理解那個時刻的劉韓博。“我特別能切身感受到她(劉韓博)的痛苦,我們之間唯一的差別就是我還沒被氣死。”林桐是西北地區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9月29日中午12點左右,幾個ID名為“帶刺的玫瑰”、“阿興丫丫”的陌生賬號突然闖進她的網課,公然辱罵林桐。
剛開始,林桐以為是家長對網課不滿,極力勸阻,“等下課後再說”。但對方沒有停止,繼續用低俗的語言罵人,林桐終於察覺出不對勁,“如果家長有意見,也不會這樣粗俗。”林桐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她回憶,當時腦子一片空白,為了能繼續上課,她隻能警告對方“請滾出我的課堂”,並多次將鬧事者踢出。
事後,林桐在班上發出警告,但沒有學生承認,她決定上報學校並報警,“隻有報警,我才能稍稍覺得找回一點公平。”她想揪出幕後黑手,循著幾個ID名在快手上找到了“網課爆破群”,短短幾天,群人數從300迅速漲到500名。班上一個學生也在群裏,林桐回憶,那名學生興奮地說“誰把我們老師罵了,我可太謝謝他了,真是為我出了一口惡氣”。
●一位老師提供的網課爆破群溝通內容。講述者供圖
林桐最終找到了其中兩個鬧事者。其中一個是隔壁中學初二在讀的學生,林桐質問他這樣做的原因,他回應“沒有原因,以此為樂”。泄漏會議號的是班上的一個男生,他既不上網課也不交作業,幾天前林桐剛給他家長打電話。林桐問他,在課上聽到老師被罵是什麽感受?這個學生說“幸災樂禍”,語氣沒有一絲愧疚。
這讓林桐很心寒。她所在的學校在西北一個小城市城鄉結合部,升學率僅有20%,在她眼裏,這個男生很有希望考進高中,“所以我才給他的家長打電話。”她覺得自己被辜負了,“結果就像毒蛇一樣反咬我一口。”
但作為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她還要繼續履行教師的職責。鬧事學生交上來的作業,她都要忍著不適和憤怒去批改;小城封控兩個多月,她獨自一人在房子裏,每天對著冰冷的屏幕講課。屏幕的另一端,全班50多個學生,能有40個在線,30個交作業已算不錯。林桐對網課積怨已久,“我也不想用網課的形式授課,請問老師做錯了什麽,憑什麽要承受這些侮辱和惡意?”
31歲的張含也感受到了這種“失控”,她做了八年的中學老師,覺得網課的到來,讓老師真正失去了對課堂的控製。作為班主任,她在網課前都會點名,要學生開視頻,很多學生直接無視,“很費勁,你根本就逮不著人。”老師也常常失去信心,“說白了,就別追求什麽教學進度,教學效率了,能正常上完就很好,真的是看孩子自己的造化。”
碰上性格內向的學生,網課或許是另一場煎熬的拉鋸。張含班上一名學生,因為音頻故障,回答問題、點名總不及時,這個學生從不解釋,結果換來老師的誤解和更頻繁的提問。時間久了,學生反感網課,並將會議號發到網上,最終引來了入侵。
某種程度上,張含能理解這個學生的行為。小升初沒幾天,跟老師同學都沒來及得熟悉,就因為疫情在家上網課,在課上又屢屢受挫,“他就會覺得自己很丟人……對網課就有抵觸。”
無法否認的是,網課的日常化像一張網,逐漸收緊學生和老師的關係,甚至砍斷人對社會的觸角。劉韓博的女兒阿諾曾設想過,如果母親是在現實課堂中遇到類似的事,會是這樣的結果嗎?或許不會,“至少老師們都在辦公室,就算真有什麽事情,大家還能聊一聊,緩解心理壓力。”
“慢刀子”
11月2日,新鄭教育局發布劉韓博事件的通報,稱經公安機關調查反饋,排除刑事案件可能,針對網傳網暴事件,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偵查。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認為,網課爆破是“爆破手”惡意入侵學生網絡課堂,通過騷擾和辱罵等方式擾亂課堂秩序的行為,屬於網絡暴力的一種情形,如情節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或可構成侮辱罪和尋釁滋事罪。
但更多的人認為,網課爆破和入侵屬於未成年人的惡作劇,很難訴諸法律。這一點同是班主任的張含和林桐深有感觸。網課被入侵的最初,她們上報學校、到派出所報警、在網絡上舉報,效果並不明顯——學校建議老師自己做好防範,派出所建議解封後解決。
林桐雖然找到了幕後黑手,但這件事的處理結果也大致能想象,讓學生當眾念檢討書,最嚴重的是記過處分,“義務教育又是未成年人,學校也沒辦法。”
有時候,林桐不免懷疑自己“是不是太較勁了?”但言語留下的傷痛難以抹掉。兩個月以來,林桐夜夜失眠,時常感到屈辱和惡心,“你沒聽到那些罵人的話,就不知道我受過多大的傷害。”最讓她難受的是,解封後要如何麵對全班學生,“他們親耳聽到我被辱罵,也許會覺得我還有啥資格講課?”
這次的經曆,幾乎摧毀了林桐對這份職業的認可,“就像慢刀子割肉一樣,它讓你整個心慢慢地壞死。”十五年前,她滿懷改變的期望加入教師隊伍,也遭遇過多次打擊,一次淩晨4點,學生家長打電話冤枉她罰站孩子。現在她說:“如果不是要還房貸,我就辭職了。”
●劉韓博生前手寫的教案。講述者供圖
失去劉韓博的家庭,還沉浸在悲痛裏。這些天,她的丈夫強打著精神處理後事,讓兩個女兒安心。小女兒一個人在房間待著,去年暑假為了節省空調電費,小女兒和劉韓博就擠在這間房裏學習,一個坐書桌,一個躺床上。
大女兒阿諾總感覺母親還沒走,閉上眼,全是她的影子和聲音:她站在廚台邊攤菜餅到12點,鍋裏熱氣蒸騰;在姥姥家吃飯,所有人都上桌了,母親還在廚房裏忙活,這個時候她總是笑得最放鬆。
她最懷念的是去年暑假,每天早上,母親在7點多散步到自己打工的超市,領兩顆免費的雞蛋,等到8點半,再把自己騎過去的電瓶車騎回家;去鄭州看病,母女倆專程到舊衣攤淘了一條10塊錢的牛仔褲,母親還在舊書攤買到喜歡的老雜誌。母親很文藝,喜歡穿棉麻的長裙。下葬那一天,阿諾特意將那套灰白色的新中式裙子給母親捎過去——那是三年前,母女三人精心在上海的一家服裝店挑選的。有時候,看到樓下停著的電瓶車,阿諾甚至會恍惚,媽媽是不是出遠門了?
但這樣平凡細碎而溫暖的日子不會再有了——母親走後的一個清晨,阿諾聽到父親一個人在沙發上啜泣:他和母親曾相約,退休後到湖北山區養老,母親繼續支教——連同這個依舊帶著教學願望的未來規劃,一起在冬日裏消散掉。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阿諾、王偉、林桐、張含均為化名。實習生楊東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