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民(583)

來源: FormatRun58 2022-11-10 17:41:45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93837 bytes)

 

在人間|女教師猝死事件背後的網課爆破手

人間君 在人間living 2022-11-07 00:47 Posted on 北京

 

 

 

撰文|謝嬋 許雯  編輯|馬可

出品|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

 

 

獨居的高中老師劉韓博在周五晚上的網課之後消失。兩天後,她被發現猝死於家中。
 
此時,她所在的河南省新鄭市已經靜默了一個月。劉韓博班上一名學生回憶,最新一輪網課是從十月一日國慶假期開始的。劉老師的女兒曾經同樣就讀於這所高中,她於2020年參加高考,去往外地念書,最近三年,她觀察到,媽媽有超過2/5的時間都在家裏上網課。
 
劉韓博生前的最後一堂曆史課以混亂和無序告終,罵髒話、玩梗、放哀樂的陌生年輕人衝進了網課課堂裏,大吵大鬧,一度讓網課無法繼續。劉老師的課代表告訴鳳凰網「在人間」,這樣的情況自新一輪網課以來發生過兩三次,曆史老師講課的時候每個班是分開上課的,每周晚上會有一堂測驗課,是四個班的同學一起參加,而這樣的網課入侵,每一次都是發生在四個班一起上測驗課的時候。
 
目前尚無證據表明劉老師的猝死和網課爆破手有直接關係。但這起悲劇暴露出來的,是在我們的現實世界裏,存在令人絕望的無序角落。
 
 

 

最後一堂曆史課在10月28日,周五晚上。
 
測驗課,四個班的學生在線上會議室裏。在河南,周五晚上上課並不是稀奇事,
學生們的課被排在周五晚上、周六和周日,每隔兩周,他們會得到接近一天的假期。
 
課剛剛開始的時候,劉韓博正在和學生們確認今晚的測驗和作業內容,那時,一個頂著“夢淚”頭像的人就已經在會議室裏了,這位王者榮耀職業選手同時也是一個網絡熱梗,在諸如此類的網課入侵現場,入侵者們往往使用“夢淚”有關的圖片和視頻。
 
 
■ “夢淚”在會議室打字“你瞅啥”。
 
 
 
■ 入侵者多頂著夢淚、蔡徐坤、丁真等人的頭像進入網。他們進入網課之後開麥播放一首被稱為“夢淚戰歌”的歌。
 
班上的一名男生回憶,當天晚上進來搗亂的人用了一些很難聽的話罵了劉韓博,“我平時和朋友開玩笑都沒罵過那麽髒的話”。會議室裏不斷有人進來,持續播放音樂和發出辱罵。
 
另一名同學記得,為了讓劉老師安心上課,課程中間還進來過一個老師專門幫忙維護會議室裏的秩序,但也沒能起到什麽作用。他提出讓劉韓博把會議主持人轉給自己,入侵者們轉頭開始罵這位老師。在此期間,幾位入侵者還相互打了招呼,“同行牛逼”,並提醒對方繼續播放“戰歌”。後來,他們還嚐試過換會議室,但入侵者依然會跟隨全班人一起轉移到新會議室裏來。
 
劉韓博班上的一位學生覺察到,劉韓博起初非常生氣,但漸漸轉為無奈。由於是測驗課,那天晚上,學生們繼續做完了測驗,直到九點過後正常下課。另一名學生回憶,課後,劉韓博挑了一些學號的學生把作業發到群裏,還回複了其中一個學生,提醒他名字沒有寫。
 
這是學生們最後一次聯係到劉老師。之後的周六和周日,劉老師都沒有出現在課堂上,30日下午,一名校領導在微信群裏通知,“批評A10班曆史課劉韓博老師缺課”。
 
劉老師丈夫陳明最後一次聯係劉老師是28號中午,他和妻子通過視頻電話。他在鄭州市工作,平時一周回家兩天,但這個周末,他沒有回家。
 
29日中午,陳明再次撥打了妻子的電話,但沒有人接聽,起初他並沒有放在心上,隻是猜想她可能在上課。女兒說,平時家人給媽媽打電話,超過五秒沒有人接聽就會掛掉,實在特別怕打擾她工作。直到30日淩晨六點,陳明特意挑了一個休息的時間打電話過去,依然沒有人接聽,他才意識到妻子也許出事了。
 
校方同事的電話也是這個時候打來的,他們想問陳明劉老師為什麽兩天都沒有上課。陳明趕快聯係了物業上門查看,發現妻子猝死在家中。
 
消失的兩天裏,劉韓博的手機上不斷有學生發來消息,“老師,明天早讀的內容是什麽”。
 
 

 

年輕的雙胞胎姐妹在這個十月失去了自己的母親。
 
姐妹倆分別從杭州和上海趕回老家奔喪,鄭州疫情嚴重,她們先是遇到機場封控,後又在家門口等了居委會的證明,才得以進入家中。
 
姐姐今年上大三,出事後,她進入媽媽的班群裏試圖還原母親生命最後的一堂課上到底發生了什麽,同時在網上發帖、聯係媒體,直到這件事在11月2日清晨終於引起輿論的關注。最近每天晚上,她都是在臥室裏陪著陳明,看著爸爸睡著才敢起身回自己的房間。
 
妹妹稍微小一點,大多數時候,她哭、發呆,還有內疚,後悔自己沒有早一點關注到母親的情緒。這是一個多地分居的家庭,平日裏,大家靠微信家庭群溝通。
 
劉韓博常報喜不報憂,小女兒說,媽媽平時不怎麽喜歡出門玩,大多數是在家看看手機看看書,喜歡在家庭群裏轉發一些公眾號文章,也不怎麽引起話題。
 
劉韓博是那種上網並不太靈敏的人。小女兒記得,暑假在家時,媽媽給學生上網課,還經常問她問題。在幾次遭遇網課爆破的時候,都有多名學生給劉韓博發私信,有人提出可以把會議主持人轉給自己,把搗亂的人踢出去,有人提出可以開在線課堂之後全員靜音,但劉韓博也許是不熟悉操作,並沒有進行後續操作。
 
陳明那天回到家的時候,家裏的廚具都是幹的,他猜想,妻子可能自己在家沒有怎麽好好吃過飯。大女兒提到,劉韓博除了備課上課之外,家裏還有四個老人要照顧。
 
校領導在工作群裏匆匆通報了劉韓博去世的消息,消息的結尾是“大家工作中多注意身體,生命是很脆弱的”。
 
劉韓博的學生們是十月的最後一個周日下午聽說這個消息的,之後的曆史課就換了新老師,這些剛剛高一的學生尚未經曆過人生複雜事件,最常見的反應是愧疚和懷念。曆史課代表是一個小姑娘,她感到後悔,在那些被搗亂的課堂上,她曾經想過要開麥與那些人對峙,但她猶豫了好幾次,也顧慮著別班的同學和老師在場,始終沒有鼓起勇氣出來說話。事發之後,也曾有人在網上斷言,是老師自己心理素質差,開不起玩笑。班上的同學集中起來,在網上和所有類似的言論吵架,想要為自己的老師討一個公道。
 
在不同學生的轉述裏,劉韓博“溫和、平易近人、不會給學生太大壓力”,一位男生記得,自己有一次遲到了站在教室門口,其他老師都是直接走過去,隻有劉韓博看見之後問他發生什麽事情了,還說了幾句話。
 
 

 

11月2日下午5時許,新鄭市教育局發布情況通報,10月28日,新鄭市第三中學教師劉韓博在家上完網課後意外離世。經公安機關調查反饋,排除刑事案件可能。針對網傳劉韓博老師遭遇網暴事件,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偵查,調查結果會第一時間向社會公布。
 
陳明和兩個女兒起初都沒有將劉韓博的死與這堂課聯係起來,在他們的印象裏,劉韓博身體非常好,感冒發燒都非常少。
 
直到一天後有同學發了網課的錄屏視頻。陳明才想起來,這並不是劉韓博課堂上第一次出現類似的情況,十月份他在家休息,也遇上過這一幕。21號那天,上課的會議室裏突然傳出來幾首諸如《陽光彩虹小白馬》之類節奏感很強的歌曲,與此同時,“夢之淚傷”霸占了共享屏幕,打下一句“你瞅啥,我是夢淚,感謝發來的會議號”,並不斷往屏幕上投屏表情包。
 
劉韓博起初並沒有較真,隻是問這是誰,還提醒對方聲音外放出來了,在幾首歌切換播放的間隙裏,劉韓博還繼續給學生們確認要寫的內容在第幾頁。
 
之後的十來分鍾裏,“夢之淚傷”不斷往投屏上寫字,有學生提醒劉韓博,要把搗亂的同學踢出去,但劉韓博似乎不太熟悉操作,“我給你們一張一張拍照,找出他在哪個位置”。
 
陳明那天也聽見妻子的課堂屏幕裏傳來髒話,“罵得特別難聽,也有一些涉黃的內容”,連他聽了都特別氣憤、特別難過,他想,怎麽還有這樣的學生。那天的混亂持續了五六分鍾,最後,是他強迫妻子不要再上課了,“這課沒法上下去”。
 
但在當時,陳明以為隻是偶發情況,他安慰妻子了幾句,說網課有百十個學生,有幾個調皮搗蛋的可能也是正常的。
 
在網絡上,類似的網課入侵事件並不在少數。
 
高三學生小離今年9月經曆過一次網課入侵。那天正在上課,會議室裏突然衝進來一群人開始喊麥,“喊的是老師你好,我們是什麽網課入侵隊之類的”,小離當時是聯席主持人,他踢了一些人出去,但後來進會議室的人越來越多,一度進來二十多個陌生人,頭像幾乎都是丁真、豬豬俠、蔡徐坤和夢淚。
 
起初,喊麥的內容還能聽清,後來人多了,有人播放蔡徐坤的歌曲,有人播放夢淚的介紹,各種聲音和口音混雜在一起,五十多歲的男老師什麽也做不了,隻是喊話讓那些人出去,不要打擾高三學生上課。整個過程大概持續了二十分鍾,直到他們決定解散會議。
 
高中老師寧歆和同事的課堂在今年經常經曆被外來者入侵的情況。在不了解網絡亞文化的她眼裏,外來者進入會議室,發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彈幕,開麥說了一些“對大家不敬”的話。
 
寧歆的故事是另外一個值得慶幸的版本。在網課入侵事件發生之後,學校及時反應,對老師們做了培訓,老師們因此得知,隻要權限不開,參會者就不能共享屏幕或是在屏幕上亂塗亂畫。如果入侵者發彈幕或是開麥,她可以禁言並把入侵者踢出去,或者幹脆換會議號。因為不願意耽誤學生上課,這也是大多數老師在麵臨網課入侵時能做出的最大反應。
 
當得知“泄露會議號的可能是班上的學生”時,寧歆表現得很平靜。她說,老師這份工作,就是良心上對得起孩子,對得起父母,對得起自己這份職業,但是最後結果怎麽樣,不是她能控製的。但學生們也會提醒老師,那是外麵進來搗亂的人,不是我們班的同學。
 
另一名大學老師丁蕾一開始就知道,泄露會議號的可能是班上的學生。她的同事遭遇了網課入侵,入侵者開了麥後,使用了一些技術手段導致老師無法關麥,她隻能聽著對方一邊說髒話一邊辱罵老師“別說屁話”“你狗叫什麽”。
 
上報後,學校也進行了處理,並通知了所有老師。丁蕾認為,學校注重老師的信息化素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丁蕾供職的學校在疫情還未開始時,就培養老師們網上上課的能力,包括騰訊會議、QQ課堂,請平台公司的專業技術人員來做講解和培訓等等。她說,經曆過“網課入侵”後,老師們反而知道了還有這樣的情況,有這樣的人存在應該怎麽去處理,采用什麽手段。
 
 

 

到底該如何理解這些爆破行為呢?
 
劉韓博的學生們今年高一,幾乎人手一部手機,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對這些符號和網絡流行梗不陌生,他們能清晰地解釋“夢淚”是誰,其中的一些人,也從B站、抖音等平台看過網課入侵視頻。
 
入侵也叫爆破,爆破手們有一些可以被總結的特征,在會議室裏,他們最常用的頭像和昵稱跟夢淚、丁真、蔡徐坤有關。在不同的階段,這些網絡流行符號對於使用者而言充滿反叛意味,但反叛的理由卻不一定正當。
 
在劉老師的遭遇被曝光之後,尋找爆破手成為了一件困難的事情。短短兩日之內,不同的爆破片段在短視頻平台上消失。一位爆破手在賬號消失之前給自己打廣告:免費爆破,還分享了幾段戰績。幾乎每一條視頻下都有幾十條留言,其中有罵他的,但更多的是問他如何爆破,不少人直接在評論區發來了會議賬號和密碼。
 
但對於常年混跡網絡的人來說,爆破並不算新鮮事物。李德金在學生時代就曾參與過貼吧爆破,長大後,他成為一名網絡流行文化觀察者。李德金記得,大約十年前,他喜歡呆在當時最火的李毅吧裏,裏麵幾乎都是愛上網的男性,以屌絲自居,那時候,這還算一個中性詞。
 
網絡爆破行為的大流行有一些重要節點可循。2013年,湖南衛視主持人杜海濤向韓國藝人下跪的動作點燃了貼吧裏許多人的民族情緒,加上當時的社會氛圍對中性或女性化形象藝人的抵觸,有人提議要去爆了權誌龍和杜海濤的貼吧。
 
時隔多年,他抽離出來再看這件事,隻覺得荒誕和好笑,“我對權誌龍有什麽感情嗎?我根本不太確定這個人到底是誰。我恨他嗎?其實我也不是很恨”,但在當時火熱的在YY群聊裏,有人一聲令下,“今晚九點爆吧”,這件事就“好像打仗一樣”,一群人真的出動去爆了貼吧。同時期較為轟動的事件還有“帝吧出征”。
 
貼吧入侵隻是網絡入侵的第一個階段。2017年前後,鬥魚和虎牙等直播平台的興起,一個叫李贛的主播發明了一種名為“查房”的玩法,這和網課入侵在形式上有某種相似性。李贛號召自己的粉絲在某個集中的時間湧進其他主播的房間(通常都是女主播)瘋狂發彈幕。
 
李德金說,這些粉絲們喜歡看其他主播錯愕的表情,“查房本質上還是迎合了男性網友那種好奇心和獵奇心,比如說進去之後對人家指指點點,評價幾句,說兄弟們給我發什麽東西,彈幕就一直滾一直滾,對麵的女主播就會表現得非常驚訝,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本質上還是以打擾別人為主要目的”。
 
看直播的青少年到底從這些直播中得到了什麽,是一件難以量化的事情。但模仿和複製的威力,李德金至今還記得,他原本是廣東人,但在沉迷直播的那幾年,他一直模仿主播的四川口音,盧本偉火起來之後,整個中學的男生都在模仿盧本偉的口頭禪,“不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麽,但就是覺得非常好玩,玩到後期漸漸變味,形成了一種暴民的文化”。
 
果殼網主筆@遊識猷在關於“模因武器”(meme weapon)的分析中,也提到它的“好複製,可變異,極適合傳播”。她解釋,網課入侵中出現的梗、表情包、鬼畜視頻都可以算作“模因武器”(meme weapon),可以理解為“文化裏的病毒”,是一個極好的增加混亂的工具。通俗一點理解,當“我”在主流框架下打不過你(說不過你),那麽“我”就把水徹底攪渾。
 
李德金分析,網課入侵本質上沒有什麽邏輯,平台上的爆破視頻帶來一些模仿效應,他打開視頻平台,總是能刷到爆破的視頻,線上課堂存在的漏洞本身給了學生匿名發泄的機會,對於這個年齡的青少年來說,他們能接觸到的信息如此之多,價值觀的建立卻如此緩慢,“想要把水攪渾”的人們通常極度自洽,李德金聽說過一句話,可以用來概括這些人的心理:“我惡臭但我真實,外麵不是天堂,外麵是地獄”,有爆破手在分享自己的爆破視頻時說,“誰不想成為一個救世主呢”。
 
@遊識猷講到,“對上班打工養家的“主流人士”來說,不親身接觸的話,很容易輕視模因,覺得那是一群幼稚鬼的無聊惡作劇”,同時,“普通人在遇到模因戰時,心理受到極大衝擊是正常的”。
 
 

 

 
 
 
輿論關心的焦點在於,對於本身沒有基礎疾病的劉韓博來說,如果不是課堂爆破的出現,她也許就不會突發心梗。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的金琳律師說,法律上的因果關係證明起來會更複雜一些,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從這種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到認定法律意義上的因果關係,中間還需要更多的條件。
 
她認為,要證明課堂爆破和劉韓博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一個困難和複雜的過程。但無論因果關係是否成立,爆破手的出現本身是擾亂課堂秩序的一種行為,這個過程同時還帶有侮辱性質的行為,在網絡課堂的公共秩序中,這種行為不僅傷害了老師,也傷害了上課的同學,爆破手的行為符合尋釁滋事罪的要件。如果是有人刻意提供會議號,提供會議號的人同樣難逃教唆罪的罪罰。在這個事件中,如果爆破手是未滿16歲的青少年,最終的定罪和處罰也許會跟正常情況下有出入。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在鳳凰網《風聲》欄目撰文指出,“網課爆破”,不僅擾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也會給教師帶來巨大的身體和心理傷害,尤其當施暴者是自己所教授的學生,那就更讓人心寒與震驚。他認為,對於利用“網課爆破”,侮辱教師人格名譽的行為,法律有多種應對之策:首先是民事上的賠償;其次是行政上的處罰;最後是刑法的懲罰。
 
如果是施暴者是未成年人可以免責嗎?對此,羅翔認為,首先,對於民事責任而言,小朋友的無聊與惡作劇造成了侵權後果,家長必須買單;其次,當前有大量的“網課爆破”行為背後是有組織的,據說還有人用此牟利。如果有刑事責任能力人利用無刑事責任能力人實施了侮辱、誹謗犯罪,這其實可以按照間接正犯來處理,直接追究利用者的刑事責任;再次,即便被組織者的行為沒有達到犯罪程度,但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組織者還可能構成《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條之二規定的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
 
事情發生之後,大女兒的首要訴求是抓到爆破手,其次是希望平台擔負起責任來,“不要再有‘夢淚’傷害老師了”。
 
目前,劉韓博的兩個女兒,還在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在這個金色的秋天,她們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母親,新鄭市第三中學的學生也再不會等來劉老師的網絡曆史課。
 
(文中除劉韓博、金琳、羅翔外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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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過的苦孩子:奮鬥20年,才抵達別人的起點

搜索下載一條 一條 2022-10-27 18:55 Posted on 上海

 

 

《二十不惑》中出生平凡的薑小果,畢業離開校園
東北作家艾苓,
在黑龍江綏化學院任教近20年。
從2017年開始,
她采訪了上百個學生,
集結成新書《我教過的苦孩子》,
受到各大媒體的爭相報道,
“他們的講述平靜、克製,毫不煽情,
但每個字都狠狠地砸在我的淚點上。”
綏化學院是一所地處偏遠的二本院校,
超過30%的學生來自中西部地區的貧困家庭,
擔負著改變全家人命運的使命。
出了校園才發現,
麵對學曆貶值、就業困難,
他們是最脆弱的一群人。
一條專訪了艾苓,
聊了聊這群最難實現階層躍遷的年輕人們,
橫跨二十年的變化。
以下是她的講述。

自述:艾苓

編輯:魯雨涵

責編:倪楚嬌

 

我經常說,綏化學院是高等教育的神經末梢。

受過高等教育的家長,在幫孩子選擇院校的時候,可能都會略過綏化學院。

所以來綏化學院的學生,往往是沒有選擇的人:高考分數線剛剛能上二本,選擇大城市的學校很有可能滑檔,但家裏的經濟情況又支撐不了他們再複讀,他們就隻好來這裏,好歹還是個二本院校。

在綏化學院,貧困生占到了超過30%的比例。在我教過的學生裏,50%左右的學生需要靠助學貸款和打工完成學業。有人到畢業都沒有拿到畢業證,因為學費沒交齊。

艾苓堅持在各類出席的場合宣傳母校

在社會上,他們又是隱形的。

大家關注的是寒門貴子,考入北大清華,一下子就成為大家矚目的對象。畢業之後,名校就成了他求職的一個標簽,他就很容易完成一個華麗的轉身,實現魚躍龍門。

但那些寒門貴子隻是貧困生中極少數的人。更多的貧困生是集中在二本院校,特別是我們這類的邊遠省份的二本院校中。研究貧困生這個群體,神經末梢更有代表性。

我畢業於綏化學院的前身——綏化師範專科學校。2005年又回到這裏任教,在這裏度過了近20年。

我從2016年開始了研究,最早在我的QQ空間和微博上發布了一個調查問卷,後來調查逐漸擴大,請學校團委的老師幫我發放問卷,動員身邊的同事幫我尋找貧困畢業生。

艾苓和她的學生
最後書裏麵一共呈現了56個學生的故事,按畢業時間劃分成了2000年-2010年和2011年-2020年兩個階段。
為什麽選擇2000年作為走訪的第一屆學生,有兩個關鍵的時間節點:1999年大學擴招,2000年取消了工作分配製度。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在的教育內卷就開始於2000年。
這兩個政策對綏化學院的貧困學生影響是最大的。

光是考入綏化學院,他們已經拚盡全力。但是進入社會之後,學曆沒有足夠的競爭力,家庭又無法給他們的未來提供幫助。那麽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改變他們的命運?這是我想研究和探討的。

《中國合夥人中》90年代的大學課堂
綏化位於黑龍江的中部,距離哈爾濱大概100公裏,發展速度相對緩慢。
我經常想象我的學生來綏化報道的場景,沒有高鐵,隻能坐綠皮火車,走下綠皮火車的鐵台階,拉著行李箱經過水泥天橋,走在凸凹不平的地麵磚上,他們會是什麽樣的感受?
每年開學的時候,都能看到一些新生心不甘情不願的。他們覺得自己是高考的失意者,抱怨學校,抱怨環境,甚至到了學校就跟家長說想重讀,這種心態會持續一段時間。1985年我入校的時候如此,現在依然如此。
新生入學後,我總會和他們說:我們學校的圖書館藏書有限,但你一輩子都讀不完。學校給你提供的是成長的平台,你現在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抓緊時間成長,要不然又會被人家落下。

 

80年代綏化師範專科學校的校門,艾苓供圖

綏化學院匯文樓,也是艾苓工作的地方

最近幾年,綏化學院的定位是應用型大學。因為名氣不夠,所以我們更注重應用教育,希望學生們至少能靠技術找到對口的崗位。
畢業之後,大多數貧困生會選擇找份穩定的工作,或者在離家近的地方考一個公務員。為了幫助這些學生,文學院專門開了一門“申論寫作課”,我講了好幾年,教他們考公務員時該怎麽答申論試題。
2014年之後,網絡與新媒體專業的第一批學生進來了。他們往往很早就接觸互聯網,敢去嚐試一些新的東西,畢業後的目標都是去省會以上的大城市,互聯網大廠,做新媒體運營。
他們需要的不是文學寫作,也不是申論寫作,需要的是文案寫作,我給他們講的是“新媒體文案寫作”。

即便如此,有些貧困生從綏化學院出來,還是要從非常基層做起。有人賣過服裝,有人賣過保險,參加婚禮的時候,我見到我的學生在做司儀助理。

艾苓的一位貧困學生,上學期間曾去做支教老師,培養出了七八位大學生

跟別人不一樣,他們需要摸爬滾打一段時間,偶然抓住一個機遇,才可能闖出來。
有一位2007屆的計算機學院畢業生,他是家裏的老七,上麵有五個姐姐、一個哥哥。初中畢業後出去打工,修過鐵路,當過工人,做過廚師。後來自學參加高考,上學的時候已經25歲了。

畢業之後他因為年紀大,找不到工作。最後他都放棄了,去了一家手機電池企業,打算當流水線工人。結果人事部一看他是學計算機的,正好電腦維修崗位空缺,就讓他去了。他一開始也不會,遇到問題隻能上網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最後成了公司的網絡工程師。

 

綏化學院冬天的理綜樓

除了學習,大多數貧困生的校園生活是很單調的。別人家的孩子有時間享受娛樂、參加社團,他們在消費上謹小慎微,業餘時間考慮的都是怎麽賺錢。

很多年前,我的確在綏化街頭見過,在繁華的商店門口,這些孩子舉著牌子求職。他們都不會發傳單,因為發傳單需要成本,做一個牌子成本更低。後來不一樣,兼職渠道多了,可能就是在網上論壇發帖,微信群,QQ群,也有人專門做家教中介,幫找家教的人牽線。

隻有兩個女生在訪談的時候,談到自己讀大學期間的旅遊經曆,其中一個坐綠皮火車,住青年旅社,看不收門票的風景。和其他貧困生相比,她的內心明顯強大很多。

她的目標是“像螞蟻一樣工作,像蝴蝶一樣生活。”不能一直像螞蟻,那太辛苦了,也不能一直做蝴蝶,她沒有資本。

《二十不惑》描寫了應屆畢業生之間的“學曆鄙視鏈”

我采訪的學生,畢業最久的都有十幾、二十年了。這麽長的時間,足以讓一個人有很大的躍升空間。但是可以肯定的說,沒有人大富大貴。
比如一對小夫妻,都是2010屆的畢業生。男生已經是副處級幹部,女生在一家事業單位。兩人已經買了兩套房子,一套學區房自己住,還有一套給父母住,還買了車。
有一個記者看了他們的故事,跟我說,感覺前十年畢業的學生都進入到了中產。我說不是中產,隻能說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他們終於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中產應該有一個特點是“從容”,是吧?但是女生從來不敢逛街,不敢旅遊,不去美容院,他們買房買車的錢都是這樣硬攢下來的,你能說他們是中產嗎?
這個男生的父母在他小時候就先後去世,兄弟姐妹4個人一直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他是家裏唯一一個上大學的。上大學期間,為了攢生活費和還助學貸款,他還要做家教、服務員,甚至收廢品。
女生家裏姐妹三個,她是老大,她爸爸修電器供她們三個上大學。
畢業的時候,男生考了離家較近城市的公務員。女生考研和事業單位考試都通過了,她想讀研,但妹妹還在上大學,她不想給爸媽增加負擔,就選擇了去工作。因為窮,他們更明白需要自己奮鬥,工作都特別拚。

有這樣的經曆,他們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學會從容地生活。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貧寒的陳孝正

哪怕自己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改善,他們還要考慮父母的養老問題,子女的教育問題,這就是他們不可避免的宿命。
這些貧困生大多不是獨生子女。早些年扶貧助困還不那麽普及的時候,家裏隻供得起一個孩子讀書,他們上學都要先經過家庭的“篩選”,隻有男孩子和成績特別好的女孩子才有機會讀書。
這些年扶貧助困確實解決了這些家庭的困難,至少女孩子不會被篩選出局。

一個廣西的女孩子,她們家姐妹三個人,她是老大,在讀大學,一個妹妹在讀高中,另一個妹妹在讀初中,三個人都在享受國家的助學金。如果沒有助學金,她父母是不可能供得起三個人的。

 

當年,窮人家的教育投資就是押寶。
把家庭改變命運的機會,押在一個最聰明的孩子身上,他最有希望考大學,那好了,全家所有的資源都用在他身上。
我的愛人就是1980年代綏化學院的貧困生,典型的“鳳凰男”。我們結婚幾年之後,到處湊錢在縣城買了一個最便宜的房子,看中它就是因為它有獨立的廚房和兩個臥室。

買房之後,我愛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父母和妹妹接過來住,他妹妹學技術、找工作都要我們幫忙。後來妹妹結婚搬了出去,六口之家變成五口之家,還經常有親戚來家裏住。這大概是貧困畢業生家庭生活的常態。

 

《致青春》中的招聘會現場

2010年之前畢業的同學,成長周期更長,你感覺他們的結尾基本上都是陽光明媚,至少是滿懷希望的。到了2010年以後畢業的學生,你能看到更多的苦痛和掙紮。
求職,遞上簡曆的時候,首先就要進行解釋,綏化學院在哪?它是一個什麽樣的學校?
有一個2018年畢業的男孩子,財務管理專業的,麵試一家上海的公司,總監翻了下他的簡曆,問他,你當初怎麽不上一個正經點的學校?但她不知道的是,這個男孩為了上綏化學院,還複讀了一年。複讀費用是他爸爸在工地上扛鋼管,從早晨四點幹到夜裏十一點攢下來的。

這種誤解在後十年的學生身上更集中。大家看到的名校畢業生一屆比一屆多,一年比一年多。貧困畢業生沒有人脈資源,沒有名校光環,實現階層躍遷的難度也在加大。

 

《後來的我們》中來自小城的見清買不起房
很多人的心態因此發生了變化。
有一個95後的女孩,上大學的時候雄心壯誌,要當職業白領,月入過萬,出人頭地;工作沒幾年,就意識到自己注定平凡,能周末雙休、不加班就已經很好了。混得好,就對父母好一點;混得不太好,就盡量不給父母添堵。
另一個同學認識得比較深刻。他說實現階層的跨越,不是一代人的事兒。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在我們這個階層做到最好。
他2014年從綏化學院畢業,做了北漂,在教培機構工作。住過月租600元的地下室,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10點,每年出差200多天。雖然工作很努力,領導也重用他,但是工資的增幅趕不上房價,他越來越不可能買得起北京的房子。

直到2017年查出了糖尿病,他決定離開北京,放慢一點生活的節奏。

《奇跡·笨小孩》講述了一群在深圳的打工人努力創業的故事
自由職業、自主創業,開始被他們接受了。
放在前十年,創業更多是無奈的選擇,我沒有什麽辦法了,才自謀職業。等到後十年,就成了一種主動的選擇,從大學開始做準備,畢業後短暫打工是為了成長,將來我一定要自己創業,這個意識越來越明確。
我采訪的一對95後小夫妻,是網絡與新媒體專業的大學同學,都來自貧困家庭。男孩子特別有目標,大學就開始做個人公眾號,做視頻,賺的錢再買設備,計劃以後開自己的新媒體工作室。
畢業之後他們每年都會給自己定一個小目標,2019年的目標是存款15萬元,2020年是在呼和浩特買房和開始做副業,2021年是利用副業賺錢,每一個都實現了。

今年春節我采訪他們的時候,他們還在北漂,一邊工作,一邊學插畫和寫作。2022年春節之後,因為疫情的緣故,男生放棄了留在上海B站工作的機會,兩個人義無反顧回到了他們給自己買婚房的地方——呼和浩特,成了創業者,注冊了自己的小公司。

 

《二十不惑》女主薑小果畢業離開校園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後十年畢業的學生裏麵,選擇去北上廣深的人,已經有一部分開始外流。
大城市讓他們成長,但是在過程中受到的擠壓,到了難以承受的時候,他們也主動選擇離開。
我教過的一個女孩,當年讀書的時候,她就覺得綏化挺好的,因為她來自黑龍江北部更偏遠的縣城。2013年畢業後,她去了深圳,她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隻能做文員、文案、人力資源這類工作,一個月的收入刨除地鐵和住宿,幾乎不剩什麽。深圳的房子和她是沒有關係的,在深圳待下去,她看不到未來。
她姐姐和她說,哪怕不待在深圳,至少去哈爾濱,去省會城市。但她覺得反正要離開了,還不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現在在綏化當輔導老師。
之前在深圳,她看到很多孕婦擠地鐵,當了媽媽的同事每天中午趕回家給孩子喂奶,孩子生病就要請假,三十多歲頭發就白了,她決定要當丁克。回到綏化之後,去年她就當了媽媽。
她和我說,之前的使命感壓得她抬不起頭,現在反而解脫了。

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原來的標題叫《重回綏化》。後來我愛人說不合適,一點懸念都沒有,應該是《逃離深圳》。它是一個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的縮影。

艾苓任教綏化學院後帶出的第二屆畢業生
我的書裏麵一共記錄了56個學生,實際上我接觸了超過200人。不僅包括貧困生,還有學生幹部,特別是獎助學金的負責老師,從他們那裏了解這群學生的生活。
這個群體最大的特點就是兩個字:糾結。
既自尊又自卑,既希望別人了解他,又特別敏感。對別人來說不是問題的問題,到他那裏就是大問題。別人無心說的一句話,到他那裏就受傷了。
有一個男生跟我回憶,他有次和家境很好的同學一起逛超市,他印象中有錢人都是揮霍的,怕被對方看不起,他就買了100多塊的零食。結果結賬時,發現對方隻花了50塊錢,30多塊買的是洗發水和沐浴露。同學問他為什麽買這麽多,他無言以對。
每年大一新生入學之後,都要先進行貧困生群體的認定,我作為班主任也參加過。那時的評選方式是“當眾訴苦”,讓學生走到講台上,在全班麵前講述自己家庭的困難,同學和老師公開投票,根據票數確定人選和助學金的等級。
很多人在采訪的過程中就和我說,他們特別排斥這種貧困生認定的方式。他們會用“家裏有病人”、“遇到了天災人禍”這樣的字眼一筆帶過,許多人講著講著就哭了。
有一個甘肅的女孩子和我說,她很反感這種評選方式。軍訓的時候,她和同學聊天,同學說現在的家庭,給孩子買iphone的錢還是有的。她聽了就覺得,即便她把家裏的事情攤開說,又有幾個人能真正體會?
但是沒辦法,她媽媽在蘭州做保潔,爸爸在內蒙古打工,供三個孩子讀書。哪怕她拿個三等助學金,就可以幫爸媽省去很多煩惱,她隻能硬著頭皮上。

2016年之後,這種評選方式被教育部叫停了。後來的貧困生評定就更加保護個人隱私,尊重他們的感受。

 

秋日的綏化學院,有落葉的跑道
經過二十年,我采訪的人大部分已經完成了和解,能夠接受自己貧困生的身份,願意跟我分享他們的經曆。
一部分畢業生我沒有教過,僅僅因為我是綏化學院老師,就受到了他們的熱烈歡迎,和我敞開了聊自己的傷痛。有一位校友帶著他的妻子去客車站接我,我們去黑龍江的江邊,在雨中散步。你就感覺到沒有隔閡,沒有柵欄,一步就跨越進去了。
但也有人還沒有走出來,已經約好時間見麵,半夜給我發了一條信息,說自己“太痛了”,暫時不能接受采訪。我也非常理解。
應該說現在書裏56個故事的主人公,他們是這個群體中更有勇氣的人。
我想強調一點,“躺平”基本上不屬於這個群體。你父母能讓你啃老,你是可以躺平的,但他們隻能選擇奔跑。我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經曆,都特別驚訝,總以為某個階段他們就要被生活壓垮了,最後都挺過來了。

所有人都對母校充滿了感恩。也許他們還在掙紮,但如果沒有讀書,他們可能連掙紮的機會都沒有,這就是教育的意義。

題圖來源:《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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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網課背後的教師圍城

 小晝 極晝工作室 2022-11-07 19:27 發表於北京

 

 

 

文 |  蔡家欣

編輯 | 王一然

 

 

失蹤

對於鄭州市新鄭三中曆史老師劉韓博來說,10月28日,或許和往常一樣:沒有早課,按照慣例,她早起先打掃家裏衛生,然後騎上電瓶車,到附近的菜市場買菜。閑下來的時候,她就坐在陽台看書,書桌的一角擺放兩盆綠植——這張原木色的書桌,是幾年前丈夫專門為她訂製的。她愛極了這個角落,不僅看書辦公,就連吃飯,也會一個人捧著碗,坐在這裏慢悠悠地享用。

下午5點多,46歲的劉韓博拎著兩袋餃子餡出門,給婆婆和娘家母親送去。雖然住得近,劉韓博放心不下兩邊的老人,菜會多買兩份順道送去,隔三差五還專門跑去給老人做飯。婆婆回憶,那天劉韓博還是“跟以前一樣懂事”,留她吃飯拒絕了,“你們吃吧,我得趕緊回家。”

她要趕回家上網課,晚上6點和8點,有兩堂曆史課。6點鍾的那堂課看起來沒有任何波折,很順利地結束了。7點的間隙,她轉發了一篇文章到家庭微信群——那是一個四口之家,劉韓博的丈夫在鄭州工作,一對雙胞胎女兒,分別在杭州和上海讀大學。散落四地,微信群是這個家庭的紐帶,兩個女兒在裏麵分享校園生活,劉韓博也會將隨手拍的鮮花圖往裏發。

 

劉韓博網課上,入侵者在公屏上打字,擾亂課堂秩序

平淡如水的生活,在接下來的測試課迎來轉折。約8點15分,ID名為“雞你太美”、“終極獵手夢淚”的陌生賬號突然湧進劉韓博的課堂,大聲播放音樂。剛開始,劉韓博似乎沒搞清楚狀況,一邊給學生說習題,一邊詢問,“誰啊”,“丁真(頭像)這個是誰?”

根據一段當時的網課視頻,劉韓博的詢問沒能中止闖進課堂的陌生人。他們越來越囂張,直接開口辱罵劉韓博,還在屏幕打出“你在狗叫什麽”的文字。隔壁班的牛老師曾試圖進群幫忙,她建議劉韓博轉交主持權。混亂的環境和複雜的網課係統,都讓這個中年教師顯得無措,她用方言著急詢問,“轉給你,怎麽弄,會議退出嗎?”

入侵者轉而攻擊牛老師,網課現場一度騷亂。最後,劉韓博似乎放棄掙紮。事後,班上學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當時劉韓博隻說了一句,“同學們專心做題吧”,語氣疲憊而無奈。另一位學生稱,當時劉韓博的聲音“都發顫了”。

9點10分測試結束。很多學生私底下忿忿不平,“這些人憑什麽罵人?”

隻有劉韓博,沒有再發出任何動靜。在接下來的兩天裏,她消失了。很多人聯係不上她:先是她在鄭州的丈夫,10月29日和30日,他多次撥打劉韓博的電話,但無人接聽;還有她教授的四個班、200多名學生——她缺席了10月30日白天的曆史課。

但沒有人察覺到異常。疫情三年,網課變成教學常態,對於一位老師來說,不及時接聽電話太正常了。劉韓博的丈夫沒有多想,隻理解成她“一直在上網課”,“沒敢打擾她”。缺席的那堂課,學生則以為老師有事,自行主持自習,事後學校曾在教工群通報批評劉韓博無故缺課。

直到兩天後,10月31日,這位46歲的老師被發現死於家中,醫院推測為心梗猝死。

 

“有調皮搗蛋的學生很正常”

劉韓博是一個普通的高中曆史老師。要說特別的,大概是她的溫柔。很多在新鄭三中讀過書的學生都喜歡她,“會講很多小故事,很有趣”。她個子不到1米6,一頭短發,平素喜歡穿長裙和平底鞋。路上見著了,總是笑咪咪的。她說話很溫和,一位學生回憶,文理分科時大多數人會為前途選理科,隻有劉韓博站出來鼓勵他們,“選擇你所熱愛的”。

在那個四口之家,劉韓博也是家裏的支柱。她和丈夫是青梅竹馬,最初結合的日子,經濟並不寬裕。20歲的女兒阿諾回憶,從小都是父親騎著摩托車,在寒風中載著她們母女三人去學校。劉韓博很節儉,衣服全是打折買的,煮麵水也不舍得倒掉,會用來洗碗。後來,日子慢慢變好了,前幾年他們終於買房換車。

在孩子的教育上,劉韓博嚴厲又包容。阿諾以前也在新鄭三中讀書,劉韓博從不搞特殊,母女倆在學校碰麵,劉韓博隻是點點頭,“趕緊上課去吧”。她希望阿諾學新聞,“能為一些事情發聲”,但阿諾有自己的想法,劉韓博就主動幫她挑學校。寒暑假的時候,劉韓博會建議兩個女兒去打工、攢私房錢。

 

劉韓博講課用的教材講述者供圖

意外發生後,家裏沒有人敢告訴阿諾和妹妹真相。10月31日在學校吃午飯,大伯打電話讓阿諾趕緊回家,理由是“爺爺身體不好”。從杭州到新鄭,8個小時的車程,阿諾和妹妹一路發信息、打電話,隻有媽媽劉韓博,沒有任何回音。跟家人通電話,阿諾和妹妹反複說,讓我媽說話,但電話那頭的親人,都會陷入沉默。

阿諾的心慢慢沉下去,“做好最壞的準備。”那天晚上11點,她和妹妹到家,看到媽媽劉韓博的照片被掛了起來,爸爸在沙發上哭,妹妹崩潰了。20歲的阿諾“愣得哭不出來了”,直到所有親戚都離開,才一個人嚎啕大哭。

那天晚上,阿諾收到劉韓博學生的信息,看到28號晚上那堂網課的視頻。視頻裏,一邊是藏匿身份、極盡低俗言語辱罵的入侵者,另一頭是獨自在空蕩蕩的房間裏、沒有應對能力的媽媽。那是阿諾第一次聽說“網課爆破”——入侵者通過各種方式獲得在線課堂的會議號和密碼,強行霸屏、騷擾辱罵、播放不雅視頻等方式幹擾課堂。

據劉韓博的丈夫王偉回憶,早在10月中旬,劉韓博就曾遭遇“網課爆破”,他目睹了整個過程,“進來一幫人,放音樂、罵人、還有涉黃的東西”,持續了至少五六分鍾。當時劉韓博情緒“特別激動”,王偉強製讓妻子退出這堂網課。事後,兩人猜測是班上學生泄漏會議號,但並沒有將事情掛在心上,“偶發情況”,“有調皮搗蛋的學生很正常”。 

阿諾很心疼媽媽,“不知道她那個時候有多孤單”。在阿諾眼裏,媽媽很細膩,有自己的小世界。她會在日記本記錄對一則廣告的思考,也會經常感歎“今天心裏空落落的”。高三那年,母女倆去杭州考試,媽媽特意買了綠皮火車票,天蒙蒙亮,她就爬起來看車窗外的風景,“一個人坐在那裏看,也不說話。”阿諾抱怨火車太吵太慢,劉韓博耐心地說,“人生是一場旅行,要是求快,就什麽都看不到了。” 

最讓阿諾過意不去的是,媽媽是餓著肚子走的,“她走之前連口飯都沒吃,家裏麵的鍋都是幹淨的,真的覺得心裏太難受了。”

 

屏幕後的老師

11月1日,劉韓博的遭遇被女兒阿諾公開發到網絡上。據公開報道,去年年底,天津、遼寧等地都曾發生過類似的事。有人將此歸結於技術漏洞,“學生上課居然不是白名單製度?”也有人認為應該加強對老師的培訓,“左手禁言右手踢人,很多老師不太懂”。更有人提出受害者有罪論:“這個老師的心理素質太差了。”

36歲的林桐特別能理解那個時刻的劉韓博。“我特別能切身感受到她(劉韓博)的痛苦,我們之間唯一的差別就是我還沒被氣死。”林桐是西北地區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9月29日中午12點左右,幾個ID名為“帶刺的玫瑰”、“阿興丫丫”的陌生賬號突然闖進她的網課,公然辱罵林桐。

剛開始,林桐以為是家長對網課不滿,極力勸阻,“等下課後再說”。但對方沒有停止,繼續用低俗的語言罵人,林桐終於察覺出不對勁,“如果家長有意見,也不會這樣粗俗。”林桐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她回憶,當時腦子一片空白,為了能繼續上課,她隻能警告對方“請滾出我的課堂”,並多次將鬧事者踢出。

事後,林桐在班上發出警告,但沒有學生承認,她決定上報學校並報警,“隻有報警,我才能稍稍覺得找回一點公平。”她想揪出幕後黑手,循著幾個ID名在快手上找到了“網課爆破群”,短短幾天,群人數從300迅速漲到500名。班上一個學生也在群裏,林桐回憶,那名學生興奮地說“誰把我們老師罵了,我可太謝謝他了,真是為我出了一口惡氣”。

 

一位老師提供的網課爆破群溝通內容。講述者供圖

林桐最終找到了其中兩個鬧事者。其中一個是隔壁中學初二在讀的學生,林桐質問他這樣做的原因,他回應“沒有原因,以此為樂”。泄漏會議號的是班上的一個男生,他既不上網課也不交作業,幾天前林桐剛給他家長打電話。林桐問他,在課上聽到老師被罵是什麽感受?這個學生說“幸災樂禍”,語氣沒有一絲愧疚。 

這讓林桐很心寒。她所在的學校在西北一個小城市城鄉結合部,升學率僅有20%,在她眼裏,這個男生很有希望考進高中,“所以我才給他的家長打電話。”她覺得自己被辜負了,“結果就像毒蛇一樣反咬我一口。” 

但作為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她還要繼續履行教師的職責。鬧事學生交上來的作業,她都要忍著不適和憤怒去批改;小城封控兩個多月,她獨自一人在房子裏,每天對著冰冷的屏幕講課。屏幕的另一端,全班50多個學生,能有40個在線,30個交作業已算不錯。林桐對網課積怨已久,“我也不想用網課的形式授課,請問老師做錯了什麽,憑什麽要承受這些侮辱和惡意?”

31歲的張含也感受到了這種“失控”,她做了八年的中學老師,覺得網課的到來,讓老師真正失去了對課堂的控製。作為班主任,她在網課前都會點名,要學生開視頻,很多學生直接無視,“很費勁,你根本就逮不著人。”老師也常常失去信心,“說白了,就別追求什麽教學進度,教學效率了,能正常上完就很好,真的是看孩子自己的造化。” 

碰上性格內向的學生,網課或許是另一場煎熬的拉鋸。張含班上一名學生,因為音頻故障,回答問題、點名總不及時,這個學生從不解釋,結果換來老師的誤解和更頻繁的提問。時間久了,學生反感網課,並將會議號發到網上,最終引來了入侵。

某種程度上,張含能理解這個學生的行為。小升初沒幾天,跟老師同學都沒來及得熟悉,就因為疫情在家上網課,在課上又屢屢受挫,“他就會覺得自己很丟人……對網課就有抵觸。”

無法否認的是,網課的日常化像一張網,逐漸收緊學生和老師的關係,甚至砍斷人對社會的觸角。劉韓博的女兒阿諾曾設想過,如果母親是在現實課堂中遇到類似的事,會是這樣的結果嗎?或許不會,“至少老師們都在辦公室,就算真有什麽事情,大家還能聊一聊,緩解心理壓力。”

 

“慢刀子”

11月2日,新鄭教育局發布劉韓博事件的通報,稱經公安機關調查反饋,排除刑事案件可能,針對網傳網暴事件,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偵查。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認為,網課爆破是“爆破手”惡意入侵學生網絡課堂,通過騷擾和辱罵等方式擾亂課堂秩序的行為,屬於網絡暴力的一種情形,如情節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或可構成侮辱罪和尋釁滋事罪。

但更多的人認為,網課爆破和入侵屬於未成年人的惡作劇,很難訴諸法律。這一點同是班主任的張含和林桐深有感觸。網課被入侵的最初,她們上報學校、到派出所報警、在網絡上舉報,效果並不明顯——學校建議老師自己做好防範,派出所建議解封後解決。

林桐雖然找到了幕後黑手,但這件事的處理結果也大致能想象,讓學生當眾念檢討書,最嚴重的是記過處分,“義務教育又是未成年人,學校也沒辦法。”

有時候,林桐不免懷疑自己“是不是太較勁了?”但言語留下的傷痛難以抹掉。兩個月以來,林桐夜夜失眠,時常感到屈辱和惡心,“你沒聽到那些罵人的話,就不知道我受過多大的傷害。”最讓她難受的是,解封後要如何麵對全班學生,“他們親耳聽到我被辱罵,也許會覺得我還有啥資格講課?”

這次的經曆,幾乎摧毀了林桐對這份職業的認可,“就像慢刀子割肉一樣,它讓你整個心慢慢地壞死。”十五年前,她滿懷改變的期望加入教師隊伍,也遭遇過多次打擊,一次淩晨4點,學生家長打電話冤枉她罰站孩子。現在她說:“如果不是要還房貸,我就辭職了。”

 

劉韓博生前手寫的教案。講述者供圖

失去劉韓博的家庭,還沉浸在悲痛裏。這些天,她的丈夫強打著精神處理後事,讓兩個女兒安心。小女兒一個人在房間待著,去年暑假為了節省空調電費,小女兒和劉韓博就擠在這間房裏學習,一個坐書桌,一個躺床上。

大女兒阿諾總感覺母親還沒走,閉上眼,全是她的影子和聲音:她站在廚台邊攤菜餅到12點,鍋裏熱氣蒸騰;在姥姥家吃飯,所有人都上桌了,母親還在廚房裏忙活,這個時候她總是笑得最放鬆。

她最懷念的是去年暑假,每天早上,母親在7點多散步到自己打工的超市,領兩顆免費的雞蛋,等到8點半,再把自己騎過去的電瓶車騎回家;去鄭州看病,母女倆專程到舊衣攤淘了一條10塊錢的牛仔褲,母親還在舊書攤買到喜歡的老雜誌。母親很文藝,喜歡穿棉麻的長裙。下葬那一天,阿諾特意將那套灰白色的新中式裙子給母親捎過去——那是三年前,母女三人精心在上海的一家服裝店挑選的。有時候,看到樓下停著的電瓶車,阿諾甚至會恍惚,媽媽是不是出遠門了?

但這樣平凡細碎而溫暖的日子不會再有了——母親走後的一個清晨,阿諾聽到父親一個人在沙發上啜泣:他和母親曾相約,退休後到湖北山區養老,母親繼續支教——連同這個依舊帶著教學願望的未來規劃,一起在冬日裏消散掉。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阿諾、王偉、林桐、張含均為化名。實習生楊東海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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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數字33! -FormatRun58- 給 FormatRun58 發送悄悄話 (194 bytes) () 11/10/2022 postreply 18: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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