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孩的「考公」失敗圖鑒
文丨魏曉涵 實習生 李想
編輯丨周航
小展：一個「很卷的人」不想「卷」了
小展是那種凡事都要竭盡全力的人。
大學幾年，就是不停歇地跟著導師做項目、參加比賽，忍受飯局上甲方的煙酒。睡四五個小時、通宵是常有的事，心髒跳得忽快忽慢，她一度覺得血管都要被衝破了，至於那兩年掉的頭發，到現在都沒長回來。
有一天和室友想慢慢逛街，比計劃中快很多，她精準地記得，110分鍾就逛完了。好像永遠有東西在追趕一樣，沒辦法放鬆下來，她說著，語速飛快。
本科畢業是在2018年，疫情還沒到來。全班45個同學，除了她全轉行了。她學的專業叫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冷門又有些處境尷尬，她細數那些可能的出路，然後一一排除——當地理老師？有專門學地理教育的；去規劃設計院一類的國企？人家更願意招建築、城鄉規劃、土木這類對口專業的；要不去私企？就處於食物鏈最底端，那些規劃院懶得做的項目才會給私企。
小展還是留了下來，她是相信個人奮鬥的，“讀研做項目，有這麽多經驗，找什麽（工作）都不會有太大阻礙”。現在想想還是太樂觀了，這幾年她眼見到裁員的消息越來越多——老員工被離職，新員工被毀約。工作機會變少，學曆也在水漲船高。在互聯網大廠做組長的朋友告訴她，同樣的崗位，2017年本科學曆就能進，到了2020年，門檻變成了“985”本科加QS前20的碩士。QS是一家英國公司發表的年度世界大學排名，在很多地方被認可。
每一條信息都增加一點不安全感，壓迫著她焦慮的神經。她的頭腦中有一盞天平，精確地計算著每一種選擇的得失。計劃輕易就會失控，選擇更難的路也看不到希望，她“卷”不動了，實在想喘口氣，決定去考公務員。
這幾年和她有類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數，人們大概正麵臨一個考公競爭無比激烈的時代。根據國家公務員網站的統計，2022年公務員的國考報名通過審查和錄用計劃數比例（以下稱“報錄比”）為68:1，過審人數創曆史新高。最誇張的崗位在西藏，報錄比超過兩萬比一，這是一個零門檻的“三不限”崗位：不限戶籍，不限專業，不限基層工作年限。
沒錯，不是所有想成為公務員的人都站在同樣的起跑線上。年齡、學曆、地域都有可能成為一道門檻，擠下一大批競爭者。
對於當代考公的年輕人們而言，和工作之間是雙向選擇，他們有許多深思熟慮的考量。小展目標明確：本市的——外地的體製和人情事故不了解，萬一得罪人了感覺隻能“了此殘生”；專業滿足要求的；同時還有一點，隻招應屆生的。小展參加過一次國考，通過了筆試，工作人員打電話問來不來麵試？她覺得位置太偏放棄了，掛電話前聽到工作人員說，又一個不去的。
她得緊緊抓住“應屆生身份”，這是個巨大的優勢，在她的經驗裏，“三不限”崗位的“報錄比”比應屆生才能報名的崗位高出十倍以上。畢業一年後，情況並沒有那麽順利。滿足條件的考試隻有三次，除了她放棄的那次國考，一次是事業單位統考，第四名，和麵試擦肩而過。還有一次是省考，隻招一個人，競爭對手是市裏的高考狀元，他們的筆試分差是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麵試就當體驗一把了。
●小展學的專業很冷門，一年能參加的考試隻有三場。
應屆生的身份也成了一種隱形的枷鎖。按照國家規定，應屆生身份可以保留兩年。畢業後小展回到家埋頭備考，一年裏都沒有找工作，就是為了保留這個有保質期的身份。
這是怎樣的一年？大概是孤獨的，她常常一個人呆著，沒有什麽社交生活，朋友們平時工作，周末加班或者團建，和她們的作息常常對不上；她把朋友圈也關了，那些離她比較近的朋友是好是壞，她已經不知道了，她覺得這可能也是心態沒有失衡的原因吧，畢竟在家的一年難免會有壓力。
反而是關心網上的人們活得怎樣更治愈她，看到很“卷”的，想想算了，“卷”不過。不過和以往“卷”的生活比，已經是“天堂”了，她至少還有時間刷刷微博、看看豆瓣的帖子。
許多和她一樣，畢業後在家一心準備考公的應屆生們麵臨著煎熬。在一個名為“校招遺漏人才自救中心”的豆瓣小組裏有許多這樣的帖子，隨著夏季新一輪公務員考試結果的公布，失意的年輕人們不斷冒頭。
有人考了一年，有人不止一年，隨著公務員考試的報錄比攀升，一次次落榜，灰色的日子走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是繼續孤注一擲？還是選擇放棄，謀求一份工作？還有人不知向誰發出疑問——真的不知道這一批應屆生怎麽了？
●今年上半年省考因為疫情延期了，小展“擺爛”了一個禮拜之後覺得不行，還是得列計劃督促自己，所以做了打卡表。
阿九：離開圍城，她還想再進去
八年前的考公要容易多了，至少對工科出身的阿九來說是這樣的。崗位多，2014年，她沒有上過培訓班就參加了四川省省考，135分拿到了那個崗位的筆試第一名，換到現在，看大家在網上曬分，大概150分以上才有機會擠進麵試。
她輕鬆進入了圍城，在四川一個地級市的博物館工作。怎麽去形容圍城裏的生活呢？是規律的，能經營自己的生活，雖然那個川南小城沒有太多生活可言，甚至在阿九去的時候才剛通高鐵；至於工作本身，那是一個很小的科級單位，某一次流動調來了兩位和文博行業八竿子打不著的中年領導，“有一點官僚”。
時代變了。阿九記得她畢業的2012年，青年學子們對一畢業就進入體製的情況還不那麽熱衷，不少人會評價“這個人貪圖安逸，不思進取”。她回四川老家考公並非源於美好的向往，隻是因為在北京的企業裏折騰了一番之後，厭倦了擠早高峰、嚴重加班，每天鼻腔都會幹到流鼻血的生活。
她的興趣是中國古典曆史，考上四川大學宗教學的研究生後，她沒有什麽猶豫就離開了那個圍城。盡管前輩和同事很震驚，但讀研對阿九是夢想實現的時刻，讀喜歡的專業，也能脫離相對閉塞的小城，大城市相對更開放、包容度更高。考上研究生那年，她28歲，未婚。
研究生畢業的2021年，考公的難度遠遠超出了阿九的預期。除了不斷攀升的報錄比，少得可憐的崗位，那些競爭對手也讓她感覺到難度係數成倍地增長——海外回來、學校QS排名100以內的留學生；還有一些私企倒閉之後來另謀出路的員工；以及這兩年因為疫情滯留的失業的、未就業的畢業生。她甚至花幾萬報名了一個培訓班，一個“療程”過後，結果還是失利了。
大家被迫流入了同樣的考公賽道，阿九也是如此。和那些學校出身更好的人競爭，考公是為數不多相對公平的機會，但宗教學在市場上能找的工作太少了，更何況她身上的標簽都可能撞在職場的紅線上——一個雲南的研究類崗位隻招30歲以下的人，她詢問完忍不住生氣，“難道40歲的人就不能搞科研嗎？”
開始準備考公的2020年她剛好30歲，許多東部沿海地區的公職崗位都把年齡卡在了二字頭。她突然生出感慨，年輕的時候根本不會想自己年輕，那些握在手裏的東西是會離開的，失去的時候才猛然發現，“啊我已經失去這個優勢了。”
畢業後這一年，幾乎所有的可能阿九都嚐試過了——十來個省份，稍微發達一點的城市，甚至“三不限”的崗位。四處考公的日子無比奔波，今年最遠的，她從成都飛到了杭州參加當地事業單位考試。
疫情下突如其來的意外，大概是每個考公人要麵對的新難題。考試延期不算少見，準備時間變得更漫長，心態也隨之越來越焦躁；某一次四川省的事業單位考試，她的核酸報告沒來得及出，結果進不了考場，也隻能作罷；國考麵試前成都突發疫情，阿九打電話問了好幾家酒店，都不接待成都來的旅客，沒辦法隻能線上，形式也從小組討論變成了麵試官問答，她之前的準備全部落空了。
這些因為意外或“粗心”喪失的寶貴機會，讓阿九尤其遺憾和難受。對她而言，力不從心的時候更多，過去考公成功的經驗完全失效了。好好複習了，也正常發揮了，大部分報名的崗位隻招一個人，她隻能接受自己“技不如人”。
心理預期是一點點墜落的，時隔一年，她還在為剛畢業時候那次幹脆的拒絕而遺憾。那是一個邊遠地區的崗位，大熱天7月份不開空調，大家下班時間概念不強，她也不好意思走，回家可能到晚上十點了。如果預料到後續如此艱難，阿九覺得，她大概會猶豫很久。
這些瑣碎的、焦慮的細節，她不怎麽和身邊的朋友、親人傾訴。啃老了這麽多年，還是會覺得羞恥；偶爾說一說，也要站在別人的立場考慮，畢竟“沒有人希望聽到一個loser，整天講她的受挫”。受挫的感覺常常有，倒是沒有崩潰的時候。她32歲了，看到研究生室友找工作不順流下的眼淚，她有些訝異地想，我已經到了可以承受這些的年紀了。
她隻是覺得寶貴的青春年華原本所剩不多，還陷入了一種無用的循環裏——複習那些考編的知識點，刷題，完全沒有多餘的精力去提升自己。
要從圍城裏逃出來嗎？還能去哪裏找到一份合適的、穩定的工作呢？過去這一年，算上工作麵試、事業單位編製考試、公務員考試，她參加了超過百場，依舊沒有滿意的結果。
●小八的習題冊。
小八：要放棄真的很難
通過貴州省的事業單位聯考，是小八的三年來所有的公務員、事業單位考試的第一次成功。看到成績那一刻，她大叫了一聲，所有的感慨都湧上心頭，她抱著媽媽沒忍住哭了，以往備考的煎熬她都沒敢說。媽媽笑了：“好了，這就好了”。
那天她發了一條朋友圈，她猜想，前男友的媽媽也可能會看到，她一直沒有刪除對方的聯係方式。
考公的一切都是圍繞著這個男友展開，甚至最初的那個決定。他是小八的初戀，家裏幾乎每個人都有公職，家庭條件也比自己好。男友時不時說起，其他同事的女朋友如何優秀，誰誰誰在市政府裏工作。“你不努力提高自己，家庭條件又不怎麽樣，你要怎麽辦呢？”他可能是在鼓勵我吧，小八心想，這讓她萌生了考公務員，至少是進入編製的想法。
她總是容易自卑的，覺得自己好像一條鹹魚，做什麽都是三分鍾熱度。本科學土木工程，專業是亂填的，班上總共五個女生，就數她最“擺爛”。畢業也是懵懵懂懂的，甚至沒過英語四級，還沒開始投簡曆，一轉眼就到最後一個學期了。那是2019年，看到身邊有同學在準備考公，她看了一眼真題就被嚇退了——數學好像很難，我不行。
她沒有預料到，考公成了她未來三年生活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選擇。初戀嘛，總是希望有一個好結果。相比上麵故事裏的兩個女孩，小八在考公大軍裏已經是頗具優勢的那個，每年招土木工程的崗位“真的特別多”，但她總想著考男友家鄉的崗位，符合要求的隻有“三不限”。
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從2020年8月的第一場省考開始，接下來的一年，她跑了將近十場“三不限”的公務員、事業編製的考試，依舊每次都是铩羽而歸。她咬咬牙花幾萬塊報了一個培訓班，每天學習十幾個小時，壓力實在太大了，考出了曆史最差的成績。
她崩潰了，連著三天，半夜醒來就開始哭，實在沒忍住去找了男友。對方知道她沒考好，態度反而冷淡了下來，消失了一個星期，小八後來才發現他去了別的地方休假。失望的情緒湧上心頭，她覺得，對方理不理自己，好像是根據考試結果來的。
她放棄了“三不限”的崗位，也放棄了這段感情。徹底分手之後，她突然沮喪起來，工作也沒有，什麽都不順利，備考考那麽多次還沒考上，自己這幾年在幹什麽？
從讀大學的遵義市回到家裏的小城，畢業後的三年，小八幾乎沒有去過別的地方，埋頭準備考試。離開外麵的世界太久了，她覺得自己好像和社會脫軌了，剛好到貴陽考試想去第一次做個美甲，結果連門牌都找不到。二一零幾，原來是21樓，她還以為是二樓。她突然覺得自己好土氣啊。
和小八一樣，和我們聊過的考公的應屆生們大多回到了故鄉的小城裏，重新麵對那個有些傳統的人情社會。父母總是沉默的，像當年麵對高考那樣默默支持你，那可能也是一種無形的壓力；親戚朋友的關心來得猝不及防，嫂子建議小八，要不去先找個班上著？這樣一直考，一直考，沒有盡頭的。建議在小八心裏變成了負擔，是不是覺得我一直在家，也不掙錢，還要花家裏錢呢？
如果和千軍萬馬一同過獨木橋，是去找個工作，放棄考公？還是一直堅持，到上岸為止？對小八來講，考公是一條一旦開始，就很難放棄的路。每一次考試都讓人能觸到希望，第五名、第三名，最終隻有一個人成功上岸，總讓她堅信是遲早的事。“真的是有很多的不甘心。”
一年，兩年，三年，她有時還要忍受外人的嘲諷，男友媽媽有個男朋友總愛貶低她，“當然是考鄉鎮了”，聽起來好像她隻能考得上鄉鎮。“本來也隻是師範類學校的土木專業”，她心想這我自己也知道。失敗讓小八變得小心翼翼的，別人說杭州的靈隱寺靈驗，她也跟著轉，暗暗想，如果上岸了我一定要去靈隱寺還願。
即便是最後成功的那次，成績出來之前她還是很慌，總想著在培訓班我是倒數，要是被別人逆襲了怎麽辦？在公交車上就很想哭，但她忍住了，告訴自己千萬別哭，萬一把運氣哭沒了怎麽辦？因為最後的這次考試，為了交材料，她錯過了親姐姐結婚的日子。戴三金、穿婚鞋，所有的儀式都沒看到，成了她內心深處的遺憾。
●小展的行測筆記內頁，她特意挑的這頁，“考公別想一蹴而就” 。
年輕人們的九月
九月，對於待業在家準備考公的應屆生們來說，大概是極不舒服的日子。一位回家考了一年的女生說，去年的九月，她看到朋友圈裏以前的朋友們，考上研的要開學了，開始他們的新生活了，心情就陷入了低落。
許多人脫離了學校的社交圈。大學時代的朋友們都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已經不在一個頻率上，彼此很難感同身受。反而在網絡上還能相互傾訴，彼此安慰，沒有自己一個人頂著那麽難受。有“校招遺漏人才自救中心”這樣的豆瓣小組，也有一些考公的群，有人進去的時候嚇了一跳，發現大家都在發自己的抑鬱診斷結果。
大概對於每個在家考公的應屆生，為了考公而失業的日子，有無數個相似又不同的心酸時刻。有人形容，備考的情緒像是一張急劇波動的心電圖，一下漲到高峰，一下又墜入低穀。壓力積累到某一個瞬間，會一下爆發，比如突然就覺得自己考不上了，突然覺得自己找不到工作了。有人把這些稱為“社會的毒打”，按照自己的方向去探索一些路，最後發現，“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三個女孩都還沒能得到滿意的結果，無論是鹹魚的、掙紮的，還是在“卷”的，不過她們也都還算樂觀。
小展經過短暫的休整，又要投入到新一輪的考公之中了，對自己還是滿懷信心的。她忍不住好奇那些和她一樣在家考公的人，都在經曆著什麽呢？似乎別人的故事也能給她的生活帶來一些慰藉。看著那些高高低低的人生起伏，有時她想，同齡人都那麽優秀了，我趕不上了，也不care了；有時又想，生活在省會城市的自己已經很幸運了，可能站在了別人目標的終點上。
阿九也覺得離上岸的時候不遠了。她沒有做過最壞的打算，不過也會給自己想想出路，比如在這個短視頻吃香的時代做做自媒體，分享自己的考公經曆。踩過的坑，作為獨居未婚女性的態度、人生選擇，當然還有很難避免的焦慮。
她接受了自己的人生選擇——“我就是一個很平凡出身的平凡人，所以並不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有特別清晰的頭腦，把人生道路都看得很透徹。所以難免會走一些彎路吧。”
“上岸”的小八開始麵臨新的問題。去一個區的街道辦工作，要和外麵的人打交道，如果遇見不講理的怎麽辦？她還在為新的機會而努力，這個事業編的收入太低，她還是想著，今後要繼續，直到考上一個公務員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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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判不判離不是看情感是否確已破裂，而是看你這是第幾次來｜賀欣 一席第946位講者
如果我們的司法體製還是這樣的話，即使個別法官的女性意識覺醒了，還是沒有辦法改變整體的狀況。
大家好，我叫賀欣，來自香港大學，非常高興能夠來到一席。今天我想講的題目是“離婚中的男女不平等”。
20年前，我在珠三角的一個法院做經驗研究的時候，隔壁的一個法官朋友過來聊天。他在抱怨完法學教育的沉悶之後，不經意地說，現在我們法院判離婚，第一次的離婚案件我們基本都是判不離的。
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那個場麵，當時覺得自己像觸電了一樣，眼睛發亮，我說還有這樣的事情？要知道我們在法學院的時候，學怎麽判離婚這個事情可是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為什麽到這裏第一次的離婚案件是判不離？
於是20年來，我就一直在研究這個話題，寫了這本書和幾篇文章。
第一次離婚判不離
離婚現在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今天我們都在“離婚自由”這個口號下生活，我們不僅強調結婚自由，也強調離婚自由。
如果看一下數字的話，我們會發現過去10年中國的離婚率攀升了將近一倍，基本上是全世界離婚率最高的國家，僅次於美國。我們每年在法院會受理150萬件離婚訴訟，是非常大的一個量，這裏麵近70%的原告是女性，大家基本上可以理解為這是女性權利意識覺醒的一個標誌。
我一直在用法律社會學的方法研究離婚這個話題，也就是不僅要看法條是怎麽規定的，而且要看在實踐中是怎麽運行的。
在開始研究以後，我去過至少七八家法庭，參與了幾十次離婚案件的庭審，訪問了很多法官，然後有了很多所謂的經驗材料，最後通過這些材料來展示這裏麵的差別。
我們首先看，法條是怎麽規定離婚的。
法條寫得很清楚，原則上是“情感是否確已破裂”。但是這個原則是很難去確定的，因為我們不知道破裂的標準是什麽。
所以法條會進一步地做一些規定，比如說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打了多少次、有沒有報警記錄、有沒有醫療記錄；有沒有其他惡習，比如吸毒、賭博；分居是不是夠兩年或者有沒有什麽疾病等等，這些是法條講得很清晰具體的規定。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大量統計數據的話，會發現這些規定可能沒有什麽作用。比如說有的人不僅有報警記錄，也有各種醫療打傷的報告，可是起訴了好幾次還是離不了婚，我們會看到大量類似這樣的報道。
這是為什麽呢？因為法院在判決的時候，不僅僅是考慮法條，還要考慮法院和法官自身。
法院的判法，基本上首先是能調解就調解，不管是調離還是調不離，隻要能調解就是好的。如果實在調不了，一般就會像我碰到的那個法官所說的一樣，采用所謂“買一送一”的方式——你第一次申請離婚時，法院不判離，他會讓你再來一次。
如果你已經是第二次、第三次來了，判離的可能性就會慢慢地增加。所以判離還是不判離，不是看情感是否確已破裂，而是看你這是第幾次來離婚。
但是當一方堅決不離的時候，法院可能就會很慎重。
通常很極端的情況，就是說一方死也要離，不離這個生活沒有辦法再過下去了；可是另外一方非常抗拒離婚，他放出話來說，你法官敢判我離婚，肯定有人要死，不是我自殺，可能就是對方家庭成員要死，或者是法官要死。更可怕的，當男方的威脅是真實的時候，法院一般都是判不離或者是延遲判離，把這個事情暫時拖下去。
我們下麵會問，法院為什麽要這麽做？
我們都知道“案結事了”是法院的一個基本理念、一麵旗幟，我把這四個字稍微做了一個次序上的調整，改成“結案事了”，就可以很清楚地解釋法院這麽做的基本邏輯。
什麽叫“結案”呢？就是要把這個案件迅速地處理掉，要把它結束，時間不能拖得太長。因為我們的案件數量很大，然後又有審限的要求，所以這是效率上的一個考慮。
不僅如此，對於法院還有維穩的要求，就是說案件處理了，判下來調解了，法官還必須防止上訪、上訴、自殺、他殺等等惡性事件的發生，不能產生新的問題。所以法官不僅要“結案”，而且還要“事了”。
在這樣兩個因素的考慮之下，第一次判不離就非常好。因為判不離的時候不用分財產，不用分子女撫養權，直接駁回，法官很快就可以結案了，而且一般來講不會出事。
倘若你想離婚，你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機會，也不是永遠地判不離，你還可以再來。當然你不停地來，法官會做更多的工作，等雙方心理上對離婚這件事情更能夠接受的時候，他就會判離了。
這樣的處理方式聽起來也挺好，可是會導致的後果就是男女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會展示在很多方麵。
家暴的判定
首先我們來看家暴。家暴是中國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根據《中國日報》的報道，有30%到40%的家庭都有家暴。
跟大家分享我聽到的一個庭審案件。原告是一名百貨公司的職員，女性，40多歲，她的丈夫是公共汽車司機。當法官問原告說你為什麽要離婚的時候，坐在旁聽席上的我有點猝不及防。
她說，他對我家暴前後至少600多次，不僅打我，還打我們的孩子，不僅私下打，還當著我父親的麵打。我當時聽著就有點毛骨悚然，沒想到情況會那麽惡劣，於是我馬上就相信了。
但法官不會像我那麽幼稚，法官是要講證據的，他就進一步地詢問，比如說你為什麽現在要離婚？原告說，我現在才提起離婚是因為我兒子今年已經長到18歲了，我覺得我應該從家庭裏麵出來了。
法官就仔細地盤問了打的過程，當然他也會問被告到底有沒有打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被告會怎麽回答。被告說，我沒打，我們互相有扭打，有對打，她在很多情況沒有盡到一個妻子的責任，不給我做飯，你問問她什麽時候給我洗衣服了？她很多時候都該打。
法官趁被告不提防的時候，問他有沒有像原告所聲稱的那樣掐她的脖子，男方顯然也不是特別了解法律和法院的運作，於是他承認了掐過一兩次。
後來法官跟我說，其實那時就已經拿到了男方家暴的證據——因為掐脖子是非常嚴重的，掐了第一次以後就會掐第二次，越掐越重，會讓人窒息，可能導致死亡的後果。所以一旦有了“掐脖子”這個行為，家暴這件事就鐵板上釘了。
這個故事我聽起來當然是非常意外，但更意外的是法官接下來的處理方式和過程。
他庭審完以後馬上問雙方是不是願意調解。雙方都願意調解，就進入了分財產的階段，因為他們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了，不存在孩子的撫養權問題。然後我就發現法官根本沒有再次提起家暴這件事，在分財產的時候，他們完全是按照所謂的公平的方式來分配的。
換句話說，即使家暴被認定了，但是當法官通過調解的方式來處理離婚案件的時候，這個事情就被無端地抹去了，被刪除了，被蒸發了，不存在了。女性在離婚的過程裏麵遭受的家暴，一旦是通過我們剛才講的這種離婚的方式來處理的話，就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護。
這是一個個案，我們還有大量的這種數據。西南政法大學的陳葦老師發現，在他研究的重慶地區的法院，在458個女性當事人之中，隻有3個是因為家暴獲得賠償，可想而知家暴在這個過程之中是如何被淡化的。
美國學者Michelson在大量的數據和裁判文書裏麵也發現，如果離婚訴訟裏麵有一方提出家暴，並不會增加離婚的機會，甚至還有可能降低。盡管家暴是離婚的法定條件。
這樣的原因想起來有點恐怖，往往最有可能的解釋是，有家庭暴力的家庭，那些不願意離婚的對方，通常是男性，他們可能都比較陰險、比較惡劣，手段比較毒辣。法官都不敢惹他們，所以往往會順著他們的意思走。
在我國的《反家庭暴力法》中，當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這是一個很好很先進的製度，它會禁止被申請人實施家庭暴力。
可是在2018年，全國3500家法院僅僅發出了2215份人身保護令，平均起來每年每家法院發出的人身保護令是0.7件。
大家不要忘了，全國每年的離婚訴訟是150萬件，其中10%到15%以上都有家暴的元素，所以人身保護令的發放數量和家暴實際存在的數量是完全不對稱的。
這裏麵一個很重要的考慮是，法官想盡快地結案，所以覺得沒有必要再發所謂的人身保護令。因為人身保護令執行起來其實蠻複雜的，需要證據還需要去落實，它會增加法官的工作量，但是不會增加法官的業績。
財產權的分配
接下來，我們再看影響離婚的另外一個因素——財產權，看看在分財產權的時候，女性的權利是如何沒有得到恰當保護的。
法律講得很清楚，離婚的時候，財產權是雙方各占50%，可是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都是女性會吃大虧，在農村尤其明顯。
在農村，女性要出嫁的話，一般要住到男方家裏麵去，她們在這個村莊裏唯一的親人、親戚和落腳點就是男方，而當她們離婚的時候，這些人就都變成了陌生人或者是仇人，很大程度上，她們是沒有辦法在村莊裏麵繼續生活的。
那也就意味著，地產、房產這些她們都沒有辦法占有。雖然財產權有四部分：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可是“占有”的重要性是要占據90%以上的。沒有占有，其他三項權能的行使都會受到影響。當你離開，也就沒有辦法保護你的財產，沒有辦法從你的財產裏麵受益了。
所以當她們沒有辦法占有的時候，其實就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砝碼了，她們往往沒有辦法得到適當的補償，特別是通過調解的話，甚至沒有辦法得到政府給她們的征地賠償款、拆遷賠償款，往往是淨身出戶。
在城市裏會公平很多，離婚主要要分的財產是房產，那麽按照分配的方式和最高法院的規定，就需要競價。
什麽是競價？就是雙方各出一個價格來對房產進行估價，誰出的價格更高，誰就擁有這個房產的所有權，而擁有所有權的一方會給對方支付這個價格一半的現金。
這個製度說起來完全是兩性平等、中立的，可事實上結果不會是公平的。因為女方往往收入會相對低一些，在手裏的現金也會少一些，所以她往往競爭不過男方，當競爭的價格到一定程度以後，都是男方占優勢，然後男方擁有所有權。
失去房產所有權的後果是很嚴重的，首先你選擇一個地方住肯定是有原因的，很多人是離學校、工作、教育、朋友近，僅僅是擁有現金，卻失去了自己居住的臨近的地方，是很吃虧的。而且在很大一段時間內，房產價格不停地上漲，你擁有的現金根本解決不了太多的問題。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一個延遲離婚案，看看這個過程會對女性造成多大的傷害。
女方是一個家庭婦女，男方在外麵做生意，後來發達了，有了外遇，提出了離婚。女方第一反應很正常，不離，因為他們有一個7歲的女兒，她要保護家庭，保護孩子。
這時候男方有點惱羞成怒，就從家裏搬了出去，還回來把家裏的家具都砸了，然後和他的情人一起給女方發了很多侮辱性的短信。6個月以後，按照我們的常規操作，他第二次提起了離婚訴訟。
女方不僅受了侮辱，而且財產也被破壞了，心裏麵就很不甘，她覺得不能縱容男方這種非道德的行為，所以在男方第二次提起離婚的時候，她堅決地說不離婚。
法官也沒有繼續做更多的工作，畢竟有一方堅決要求不離，那就是“情感尚未破裂”，所以他表麵上是支持了女方的要求，還是判了不離。這時候男方一看離不了，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也不要求離了，就帶著情婦在外麵生活，甚至還生了孩子。
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6年，女方當事人精神已經變得很恍惚了，她原來是家庭婦女，現在找了一份收入很低的工作維持生活，她發現這麽過下去自己隻是保住了名義上的婚姻，實際上根本沒有影響男方的生活，對自己也沒有任何好處。
所以在第三次的時候，她自己提出了離婚，可是這時候男方已經把所有做生意獲得的財產都轉移掉了，女方找不到任何男方財產的證據，甚至這時候男方還要跟女方爭奪他們最早結婚時候的那套房產，也就是女方最後居住的地方。可想而知，女方以她微薄的收入怎麽能競爭得過男方。
如果這個法官真的是為女方著想的話，在第二次離婚判決的時候，不管女方怎麽想都應該判離，因為那時候她還可能得到一定的財產補償，可是到第三次的時候，真的是無能為力了。
這個案件非常清晰地展示出延遲離婚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遲到的正義就是沒有正義。
子女撫養權的分割
我們再看第三個非常核心的要素，子女撫養權。法律講得很清楚，這應該是一個公平的事情，可是在很多情況之下，子女撫養權會被當成一個砝碼，判給不想離婚那方當作安慰，而不是完全按照“有利於未成年人成長”這樣一個法律原則來處理的。
給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我稱為“鐵路工人案”。女方生活在四川，男方生活在陝西，是一個養路工，他居無定所。他們有一個4歲的男孩，這個男孩從出生開始就一直跟著女方，跟姥姥和姥爺一起生活。
雙方因為爭執過不下去了，女方就提出了離婚，然而男方斷然地拒絕了，他不願意離。但是法官看到這個婚姻是完全沒有辦法再維持下去了，雙方都沒有太多餘地可以商量。
最後的結果就是，男方說，實在要離婚也行，但我必須要兒子的撫養權。這時候法官就犯難了，到底應該判給誰呢？
如果有利於孩子成長的話，顯然是女方，因為一直都是她帶著的，男方沒有這個條件。可是他的庭長告訴他說，這個案件你要判離的話，一定要把孩子判給男方。為什麽呢？
因為突然之間他失去了家庭和孩子，你無法預知他可能會對我們做出什麽，他已經失去了離婚這場戰爭，我們必須要讓他贏得一場戰役。
換句話說，子女撫養權並不是按法律的標準來判定歸屬，而是作為男方的一種心理安慰，作為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地看一些定量的數據。現在有的家庭可能有兩個孩子，一般法院都會判一方一個，但如果孩子的性別是一男一女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大部分的男孩都會判給男方，而大部分的女孩都會判給女方。
如果隻有一個男孩的話，男性獲得撫養權的比例要高於女性。因此我們就會發現，在所有這些重大關鍵問題裏麵，都會感受到男女的不平等。
想要離婚，拿什麽來換？
讓這個問題更明顯的是，這幾個離婚涉及的主要要素：離婚與否，財產權的歸屬，撫養權的歸屬，法官往往會放在一起來考慮。這幾個要素分明都有清晰的獨立的法律規定，可是法院卻會放到一個盤子裏來衡量，這時候形成的結果就比較滑稽了。
你要想離婚？好，那你必須拿其他的元素，比如財產權或者撫養權來交換，你想要撫養權，那你就拿財產權來交換。
事實上我們發現很多女性想要離婚的話，撫養權和財產權都要交出來，或者是她想要撫養權的話，可能需要把所有的財產都交出來，這顯然對女性是非常的不公平。
此外，文化偏見會進一步地強化這種不平等。在跟性有關的案件裏麵，這一點會清晰地展示。
比如性無能其實是男女雙方都有可能的事情，如果是女性沒辦法生育的話，那男性提出離婚的訴求是非常正當的，他覺得這個事情是理所當然的，法官也會很清晰地了解這個事情然後進行判決。
而女性如果提出男性有性無能方麵問題的話，首先很多女性會羞於提出來，提出後法官也不會管，於是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和保護。
另外，還會出現一些涉及家庭成員強奸的案件，女性也得不到任何保護。這裏跟大家分享一個幾乎是令人發指的案件。有一個農村婦女，大概是25歲，他們有一個兩歲的男孩，然後女方提出要離婚。
雙方同意離婚，但在對於女方的經濟補償上麵有很大的分歧，女方說我名下征地的賠償款都達到了8萬塊錢，可是男方隻答應給她2萬塊，讓她掃地出門，所以雙方談不下去。
這個時候女當事人突然闖進法官的辦公室，她說法官我有事要跟你說。法官說，什麽事兒？女方這時候說，我的公公曾經兩次試圖強奸我。然後女方講出了很具體的過程。
法官當時聽了很震驚，馬上拿起電話跟男方的法律代理人聯絡，詢問他們是不是有這件事，如果真有這件事的話那你們就要做比較大的讓步。很快，男方的法律代理人就同意把補償金從2萬塊錢增加到5萬塊錢，這個事情就這樣了結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種問題出現的時候，法官並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他不會追究男方的責任，也不會報案到公安機關那裏去，而僅僅是作為盡快解決離婚案件的一個砝碼。
他用強奸這個事由很快就使得男方做出了巨大的讓步，提出了至少是女方覺得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然後迅速地擺平了這件事情，僅此而已。他並沒有進一步地保護女方在法律上的一些基本權利。
因此我們就會發現，離婚過程中的不公平，是在每個主要的元素裏都存在的。
美國的法律社會學者格蘭特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論點，他說即使法院是完全公平的，也會產生對強者有利的結果，因為強當事人可以調動更多的資源，他可以推動對他更有利的結果。
這個理論顯然可以運用到我們中國法院判定離婚這件事上麵。
我們國家的法律製度非常強調兩性平等，所以從製度上我們並不一定偏幫男性，但是女性在整個訴訟過程裏麵明顯是弱者，她們在經濟上弱，在文化上遭受偏見，在政治上調動的資源也有限，所以往往形成的結果就是女性吃虧。
更突出的是70%的離婚都是女性提出來的，你要提出離婚，那你顯然要滿足對方其他的要求，否則他就不同意。所以其實是誰提出離婚誰吃虧，而法官也傾向於推動這樣一個過程，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地保護好女方的基本權利。
因此我們可以講，法院由於自身的考慮很難落實兩性平等保護這樣一個法律原則。但是這一失敗不是個別法官造成的，而是體製性的問題，是我們的製度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法治的口號是“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但事實上在這個領域，我們可以說至少是“有法不全依，違法不全究”，相反我們會看到政治的考慮、經濟的不平等和文化的偏見都會滲入到法律決定過程和司法的決定過程裏麵，以至於形成兩性不平等這樣一個後果。
法官的緊箍咒
最後的問題是，那既然情況是這樣，我們應該怎麽辦？很多人說要提升女性的權利意識，要改善立法。
其實不僅是要通過更多的宣傳提升女性的權利意識，而且我們要對法官做更多的培訓，讓他們了解到兩性不平等這種問題的存在。
可是如果我們的司法體製還是這樣的話，即使個別法官的女性意識覺醒了，還是沒有辦法改變整體的狀況。法官是按法律來處理的，他們更多是在它的製度框架下麵去做事，而不是法官自己去定案。
個別法官可以在有家暴的時候判離，可以把子女撫養權判給女方，可是這是一個製度性的問題，別的法官、上訴法院的法官仍然可以把結果改過來——因為其他法官也會擔心很難纏的當事人會帶來惡性事件。
改善立法當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麵，坦率地講，我們的兩性平等立法、我們婚姻的立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
“家暴”這個字眼在20年前從未出現在我們的法律裏，當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出現了“家庭暴力”這個詞以後，我們很快就有了反家庭暴力的單行法，有了很先進的人身保護令的製度。
可是這些立法的改善並沒有辦法完全消除兩性不平等，一個真正很重要的症結，那就是法官的緊箍咒。我們要求法官要有效率，要很快地辦案，我們要求他們“事了”後不能夠出任何惡性的事件，沒有任何尾巴。
他們在這樣的緊箍咒下麵，必然就會做出剛才我們講的“買一送一，調解優先”這樣一種處理方式，形成的結果就是我剛才跟大家分享的兩性的不平等。
在我最開始聽到法官說這種基本的規律，什麽“買一送一”“第一次判不離”的時候，我隻是學術上的一個興趣，我覺得從法律社會學的研究來講，這是一個絕佳的題目，因為它展示了實踐和法條的一個巨大的鴻溝，然後還找到了規律，規律講起來又那麽有意思，所以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就像我跟大家分享那個600次家暴的案件時一樣，我非常震撼，我坐在那裏有點毛骨悚然。這個社會怎麽會是這樣子？看起來好像風平浪靜，但下麵有那麽多逆流，那麽多衝突，那麽多痛苦。
於是我了解到了原來婚姻裏麵會有那麽多的不平等，法律和法院能做的事情可能很少，甚至相反地，去強化了這種不平等，所以我覺得我需要進一步地把這樣的研究向更多的聽眾展示。
我希望未來我們的製度在某一些方麵能夠有所改善，能夠為千千萬萬在遭受家庭暴力或者是其他兩性不平等的女性伸張正義，讓我們有一個更和諧、更平等的社會。
謝謝大家。
剪輯丨大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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