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家蕩產保住的幺弟，歸宿是流水線 | 人間
弟弟經曆了那麽多的曲折來到這個世界上，事實證明，他也終究隻會是流水線上的一個螺絲釘，一個經濟學家眼中的“人口紅利”，僅此而已。
配圖 | 《喬家的兒女》劇照
前 言
現今的夫婦如果想要一個孩子，往往要提前準備好久。
首先要有房子，再看看自己的收入，是否能養活、且養好一個孩子，還要考慮孩子出生後是否有人幫忙帶，在哪上幼兒園、上小學……所有條件都滿足後，才開始備孕。萬事俱備後，嬰兒才在一家人的精心嗬護下，來到這個世界。
回頭想想我弟弟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過程，則充滿了各種偶然性。而且一路坎坷，一路艱險。
我是家裏的第三個孩子，是個男孩，上麵有兩個姐姐。我出生的時候，計劃生育政策已非常嚴苛了，我家屬於“嚴重超生”。
為了生我二姐，我爸丟了教師的工作，還被罰沒了很多糧食，一家人跟著餓肚子；為了生我，我爸帶著我媽東躲西藏，這家親戚住一周，那家親戚住半個月，還一起去要過飯，這才把我生下來，最後還被罰了300塊。
那時候，5元紙幣就算大票子，10元都很少見。每一張“10元錢”摸起來紋路都麻手，農民愛稱其為“麻大十”。有人偶爾得了一張麻大十，通常都藏在家裏舍不得拿出來花。誰家要掏300塊出來，裏麵都多是一塊兩塊的，聽著錢數不多，其實也有厚厚一遝。
我的發小小鵬是他家第二胎，也被罰了300塊。我爸說，小鵬他爸繳300元罰款的時候，心疼得手直抖，試了幾次才把錢遞上去，還扭頭苦著臉對我爸說：“真舍不得呀！如果我能從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肉抵這300塊錢，我也願意。”
收罰款的人聽見了，說：“繳完錢就趕緊走，別擋著後麵的人繳錢。沒人要你的肉哈，你的肉還沒有豬肉值錢哩！”
當年，一看我是個男孩，我爸很高興，就給我取名叫“安”。意思就是安心了，再不用跑著躲超生了。當然，如果我是女孩，他們極有可能還會躲出去再生一個孩子。
我有一個三伯，連著生了4個女兒，就繼續在外麵躲藏。村幹部托熟人給他帶話：“再不回來結紮，就把你的房子都扒掉！”他也讓熟人給村幹部帶回一句話，很有挑釁意味：“瓦房平房隨便扒，不生個兒子不回家！”
城裏人通常無法理解農村人為什麽那麽執著地想要一個兒子，斥其為：愚昧、沒文化。其實，但凡他們能在農村生活幾年，就不會這麽想了。對於這個問題，我這個農民是這麽理解的——
首先，過去農村的活兒都很重，耕田挑擔，沒有男勞力根本不行；再者，往前很多年，農村鄰裏打架都是常事。沒有兒子，跟人打架就隻有挨揍的份。
當年我們生產隊有三戶沒有兒子的人家，被打走了兩戶，走了20多年，兩位男主人早就死在外麵了。還有一戶沒被打，是因為侄子多。有一次，那家女主人去找我爸寫狀紙，她哭著說，我爸記。說著說著，她突然崩潰了，一把抹下褲子，對我爸說：“你看，你看哪，看看他們把我的屁股打成啥樣了！”
我們村的吳老三在計劃生育政策最嚴的時候，還生了5個孩子，前麵3個80後都是兒子。他還說了句我們全村人現在都還記得的話——“兒子多就是好，打架有幫手，一人打一拳，別人都招（架）不住。”
當然，到我們這一輩人就不怎麽打了，主要的原因是都在外麵打工，一年也難見上一次，也就談不上吵架、打架了。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沒有兒子，女兒出嫁之後就成了孤老。逢年過節，有兒子的人家兒孫滿堂，熱熱鬧鬧，而嫁出女兒的人家則冷冷清清。更何況，一家若是沒兒子，百年之後連宅基地和房子都會被生產隊無償收走，這一戶也就永久消亡了。
所以，要想解決農村的重男輕女問題，還得先了解原因，而不隻是在牆上掛幾條簡單粗暴的標語：不準重男輕女！
原本在我出生當年，我爸就去結紮了，我家斷無再生孩子的可能。
我爸是我們村唯一一個主動去結紮的男人。我問我爸，以前結紮都是女人去，你一個男的咋想的？我媽就笑著說：“這事兒你得問我。”
那天，我爸回家對我媽說，村幹部通知了，讓咱們村的婦女明天去結紮。我媽說她不想去，兒子還小，還在吃奶，結紮後要躺在床上半個月動不了，孩子咋辦？“你去吧。”
我爸就說，“行，我去就我去。”
我爸高中畢業，又自學過醫，知道男女結紮都是怎麽回事——女性結紮對身體的損傷要遠比男性結紮大，之後要住院一周，還得一名家屬伺候；男性結紮隨做隨走。
第二天一早我爸就出門了，中午也沒回來。到了下午三四點鍾時，我媽急了，對我小爹說：“你哥該不會是去結紮了吧，你去衛生所裏看看，要是結紮了，就把他拉回來。”我媽在架子車上鋪了一床舊被子，小爹就拉著架子車走了。剛走到村口，就看見我爸自己走著回來了。小爹問我爸，你沒結紮呀？我爸說結了，沒事兒。
我爸說，那天村衛生所總共51個人做結紮手術，隻有我爸1個男的。醫生說，男的結紮簡單，放在後麵做，就讓我爸一直等著。
一個女的膽小，嚇得直哭，她男人安慰她：“沒事兒，小手術，你哭啥子？等手術做完了，我殺老母雞給你吃。”女人說：“你說得輕巧，那你咋不做？”男人就說：“男人不能做，一做就沒力氣了。家裏的田地都指望我呢，我要沒力氣了，那咱這個家靠誰去？”
那時候，農村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簡單地以為男性結紮就跟劁豬騸牛一樣，一結紮男人就成了太監了。盡管村幹部一直在宣傳，說對身體沒有大的影響，但根本沒幾個人相信，也不耽誤他們找點樂子。後來，我爸和別人吵架，吵到激烈處，總會被“揭短”：“你沒有卵蛋，你是個太監！”這確實讓父親很惱火。
我爸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等著，聽到有人在別的房間裏議論他。一個說聽說今天還來了個男的結紮。另一個就說，“他是不是腦子有問題呀？人家都是女人來。”最後終於輪到我爸了，醫生也說：“你咋就一個人來了，家裏也沒跟個人，他們就恁放心？”
我爸脫了衣服，躺在手術台上，渾身直抖。醫生說：“你別害怕，小手術，一會兒就好了。”
我爸說：“我不是害怕，我是冷。你們應該拿被子給我蓋一下。”
醫生拿過被子蓋在我爸身上，說：“是有點冷，對不起哈，我們大意了。”
事實證明，那兩個醫生確實是馬大哈，結紮手術根本沒做好。幾個月後，我媽就又懷孕了。我爸氣地直罵：“他媽吔，這給我做的啥結紮手術！”
後來，我媽又懷孕幾次，怕孩子多了養不活，就都去流了。我7歲那年，我媽懷了我弟，原本是打算跟往常一樣流掉。那天我爸陪她一起去鄉衛生院，去流產的人還挺多，兩人就坐著排隊。臨到我媽的時候，醫生中午下班了，讓我媽下午再去。
那時候也沒有車，步行回家還挺遠，我爸就帶著我媽去我舅爺家吃飯。舅爺住在衛生院附近，聽說他們是來流產的，就力勸他們把孩子生下來，“門戶大，不受人家的欺負。養到幾歲就能放牛了，長大也是個好勞力。”
我爸媽本就覺得我憨憨傻傻的，長大了極可能娶不上媳婦，舅爺再這麽一勸，他們更心動了。於是，在舅爺家吃過午飯，兩人沒再去衛生院，直接回了家。原本在我出生當年，我爸就去結紮了，我家斷無再生孩子的可能。
我爸是我們村唯一一個主動去結紮的男人。我問我爸，以前結紮都是女人去，你一個男的咋想的？我媽就笑著說：“這事兒你得問我。”
那天，我爸回家對我媽說，村幹部通知了，讓咱們村的婦女明天去結紮。我媽說她不想去，兒子還小，還在吃奶，結紮後要躺在床上半個月動不了，孩子咋辦？“你去吧。”
我爸就說，“行，我去就我去。”
我爸高中畢業，又自學了過醫，知道男女結紮都是怎麽回事——女性結紮對身體的損傷要遠比男性結紮大，之後要住院一周，還得一名家屬伺候；男性結紮隨做隨走。
第二天一早我爸就出門了，中午也沒回來。到了下午三四點鍾時，我媽急了，對我小爹說：“你哥該不會是去結紮了吧，你去衛生所裏看看，要是結紮了，就把他拉回來。”我媽在架子車上鋪了一床舊被子，小爹就拉著架子車走了。剛走到村口，就看見我爸自己走著回來了。小爹問我爸，你沒結紮呀？我爸說結了，沒事兒。
我爸說，那天村衛生所總共51個人做結紮手術，隻有我爸1個男的。醫生說，男的結紮簡單，放在後麵做，就讓我爸一直等著。
一個女的膽小，嚇得直哭，她男人安慰她：“沒事兒，小手術，你哭啥子？等手術做完了，我殺老母雞給你吃。”女人說：“你說得輕巧，那你咋不做？”男人就說：“男人不能做，一做就沒力氣了。家裏的田地都指望我呢，我要沒力氣了，那咱這個家靠誰去？”
那時候，農村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簡單地以為男性結紮就跟劁豬騸牛一樣，一結紮男人就成了太監了。盡管村幹部一直在宣傳，說對身體沒有大的影響，但根本沒幾個人相信，也不耽誤他們找點樂子。後來，我爸和別人吵架，吵到激烈處，總會被“揭短”：“你沒有卵蛋，你是個太監！”這確實讓父親很惱火。
我爸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等著，聽到有人在別的房間裏議論他。一個說聽說今天還來了個男的結紮。另一個就說，“他是不是腦子有問題呀？人家都是女人來。”最後終於輪到我爸了，醫生也說：“你咋就一個人來了，家裏也沒跟個人，他們就恁放心？”
我爸脫了衣服，躺在手術台上，渾身直抖。醫生說：“你別害怕，小手術，一會兒就好了。”
我爸說：“我不是害怕，我是冷。你們應該拿被子給我蓋一下。”
醫生拿過被子蓋在我爸身上，說：“是有點冷，對不起哈，我們大意了。”
事實證明，那兩個醫生確實是馬大哈，結紮手術根本沒做好。幾個月後，我媽就又懷孕了。我爸氣地直罵：“他媽吔，這給我做的啥結紮手術！”
後來，我媽又懷孕幾次，怕孩子多了養不活，就都去流了。我7歲那年，我媽懷了我弟，原本是打算跟往常一樣流掉。那天我爸陪她一起去鄉衛生院，去流產的人還挺多，兩人就坐著排隊。臨到我媽的時候，醫生中午下班了，讓我媽下午再去。
那時候也沒有車，步行回家還挺遠，我爸就帶著我媽去我舅爺家吃飯。舅爺住在衛生院附近，聽說他們是來流產的，就力勸他們把孩子生下來，“門戶大，不受人家的欺負。養到幾歲就能放牛了，長大也是個好勞力。”
我爸媽本就覺得我憨憨傻傻的，長大了極可能娶不上媳婦，舅爺再這麽一勸，他們更心動了。於是，在舅爺家吃過午飯，兩人沒再去衛生院，直接回了家。
也不知道從什麽時候，我媽開始慢慢摸索出一種“技能”——能看出孕婦懷的是男孩還是女孩。
她曾經給幾個孕婦看過，都說中了。她估摸著自己這次懷的是個男孩，但也不能百分百的確定。於是在生產前，她跟我表姨說好了，萬一生個女兒，就抱給她，由她找個人家收養——後來生了個男孩，表姨很失望，說收養的人家都找好了。
從這天開始，村幹部再讓我媽去孕檢，我媽就請我小姑去。那時，我小姑有一兒一女，兩個孩子都快成年了，早不打算再要了，孕檢當然是沒有的。為了穩妥起見，我媽還通過熟人，給負責孕檢的醫生送過50塊錢——在1990年，50塊錢也能買不少東西，而且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能通過花錢搞定。
小姑長得比我媽胖，臉也比我媽大一圈，長相差距很大。醫生登記身份證的時候，怕旁邊的人看出身份證上的照片跟我小姑明顯不一樣，還用左手蓋在身份證上，抄幾個字抬起來看一下。
可沒過多久，我媽懷孕的消息還是傳出去了。
我家和小亮家是鄰居，誰家有個什麽響動，對方都聽得見。小亮的父親叫元海，很喜歡打聽別人家的事。我媽懷我小弟的事，很快就被元海聽去了，在村裏到處嚷嚷。村婦聯主任姓餘，是吳隊長的老婆，沒多久就專程來了趟我家。
那時候夥食不好，我媽營養跟不上，胎兒也小，根本不顯懷。餘某問我媽：“我聽元海說，你懷孕好幾個月了，咋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呀？”
我媽笑著說：“根本就沒有，你要能看出來才怪呢。我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我都擔心養不活，我咋可能還要呢？你就是讓我要，我也不要。”
餘某又說：“要不是元海說你懷孕了，我也不信。”
我爸也在旁邊信誓旦旦：“你別聽人家瞎說，根本不可能的事兒，我都結紮了，我老婆怎麽可能懷孕呢？誰再造謠，我打爛他的嘴！”
餘某想想也是，就走了。
眼瞅著就8個月了，我媽的肚子大了起來，衣服也已經遮不住，隻好藏在家裏不出門。鄰居來串門，她就坐在那織毛衣，肚子上蓋著被單。
藏了大半個月，左鄰右舍又開始生疑，我爸媽都覺得再這麽下去，難逃被拉去強製流產的命運——我看過一個本地的小幹部寫的回憶錄，這個小幹部曾被調去幹了幾個月的計劃生育工作。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他們把很多大月份的孕婦強行拉去流產，有的胎兒已經8個多月了，流下來還是活的，哇哇直哭，他們居然都拿去活埋了。小幹部後來常做惡夢，實在受不了，就給上級送禮，把他調到了別的地方。
我爸在家考慮良久，決定去醫院拿催產針。醫生還問我爸：“你用得好嗎？”
我爸怕醫生不拿給他，說：“我學過醫，知道咋用哩。”
的確，我們家姐弟4人，隻有我大姐是在醫院生的，其他孩子都是我爸接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不知道催產針要打多少。那天，他共拿了3支催產針，每支2毫升，先給我媽打了1支，等了2個小時，啥反應也沒有，就又打了2支。
晚上，我爸讓我去跟兩個姐姐睡。平時，我都是跟爸媽一起睡在一張破舊的老木床上，我跟我爸睡一頭，我媽睡在另一頭。有時候半夜醒來，就看見我爸跑到我媽那頭去了，兩個人在那頭哼哼唧唧的。
天冷了，水牛也要牽到屋裏來，就拴在我們的床旁邊。半夜聽到水牛“嘩啦嘩啦”地撒尿了，我爸或我媽還要披著衣服起來，拿著尿桶給水牛接尿。屋裏的地麵是泥土的，坑坑窪窪，每次都有不少牛尿撒出來。日積月累，在水牛的後麵搞出來一個很大的尿泥坑，騷氣滿屋。水牛很調皮，有時候還把屁股轉過來，對著我們的床邊拉屎。有時候早上起來，發現脫在床邊的鞋子都被牛屎蓋住了。
那天晚上，我跟大姐睡一頭，二姐睡在另一頭。我爸在那張破舊的老木床上給我母親接生，而水牛則在旁邊自顧自地吃稻草。我們姐弟三人都沒睡著，支棱著耳朵聽著。
我能聽到母親的喘息聲和呻吟聲，還有水牛咀嚼稻草的聲音。我爸偶爾會在屋子裏走動，拉開抽屜翻找東西。我感覺等了好久，終於聽到了嬰兒的啼哭聲，很微弱，像隻小貓兒在叫。
我爸再次走過來的時候，大姐問：“爸，我媽生了？”
“生了。”
“男孩兒女孩兒？”
“男孩兒。”
如此簡陋的條件，我實在難以想象他們是如何做到母子平安的。
後來，我的一個叔叔也學我爸，給我嬸子打催產針。也不知是不是劑量沒掌握好，嬰兒死了，還是個男嬰，兩口子哭得死去活來。後來聽我媽講，她跟我嬸子一起勞動時，看見我嬸子的人中上有一條橫著的皺紋。農村人都說“人中一條線，有兒不相見”，這樣的人命中注定是沒有兒子的。當然，也就是迷信的說法。
弟弟出生後的第三天，餘某又對我爸說，讓我媽去孕檢。這次我媽沒讓小姑代替，是親自去的。
那天下著小雨，20裏土路坑坑窪窪的，到處都是泥水坑，很難走。我媽的身體還很虛弱，我爸想用架子車拉著我媽去醫院，可試了試，一個空架子車都拉不動，剛拉了幾十米，輪子上就粘滿了泥。再說了，用車拉去，又怎麽跟衛生院裏的人解釋呢？沒有辦法，我爸隻好把水牛牽了出來。在水牛背上披了條麻袋，又在麻袋上蓋了條舊被單，然後把我媽抱上牛背，把家裏僅有的一把油紙傘撐開，遞給我媽。
那時候，家裏窮得連雙雨靴都沒有，我爸隻好挽起褲筒，赤著腳走在泥濘中。他背上披著一塊塑料布，手裏牽著水牛，一直把我媽送到離衛生院隻有200多米的地方，才把我媽從牛背上抱下來，讓我媽自己撐著傘去衛生院，他牽著水牛在那裏等著。
那天餘某也在，她帶著我們村的幾個婦女在那裏做孕檢。等我媽檢查完，鄉婦聯主任就罵餘某：“你這個婦聯主任咋當的，連點譜兒都沒有，人家身上還沒幹淨，你讓人家來孕檢。你還和人家一個生產隊，離得也不遠，有沒有你都搞不清呀？”
餘某也很抱歉，一個勁兒地跟我媽道歉：“你看看這弄得啥事兒，真是太對不住你了，這下雨的天，路也不好走，還讓你走恁遠。唉呀，我真是……這都怨那個元海……”
幾天之後，餘某看見元海就責怪他，一個大男人，就知道說瞎話。元海不承認，餘某就說：“你還沒說瞎話，你說她懷孕了，我前幾天親眼看見她在醫院做的孕檢，啥也沒有。你可把我坑了，因為這件事兒，鄉婦聯主任把我吷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
元海說：“那肯定沒有，要有那才怪呢，人家都已經生下來了，明年都會跑了！”
餘某還是不信。後來，越來越多的人說我媽又生了。餘某將信將疑，跑到我家一看，果然看見我媽抱著個孩子，氣得直抖：“17的把18的騙了，你們的膽子也太大了，現在計劃生育政策恁嚴，你們還敢要4個孩子。好好好，你們行，你們就等著處罰吧。”
等餘某走了，我爸我媽就趕緊轉移財產，把糧食和家具藏到鄰居家裏。等到天黑，我爸還偷偷地把水牛牽到我小姑家裏去。萬事具備，就等著“泰山壓頂”了。
我們村那時還沒通電，晚上也沒啥娛樂節目，所有的人是天一黑就睡覺。晚上九點多，我爸我媽都已經睡下了，餘某又來了。
她這次不生氣了，笑嘻嘻的，跟我爸我媽商量，讓他們私下拿500塊錢給她，“你們給我500塊錢，我保你們沒事兒。你們要不拿，就等著吧，非罰你們好幾千，罰得你們一輩子爬不起來。”
我爸我媽都覺得不靠譜，任憑餘某說得嘴角起白沫子，也沒給她錢，她悻悻離去。
我堂弟跟我弟差不多大，幺媽懷我堂弟時，為了堵餘某的嘴，我小爹給她送過禮。當然，也是她主動張口要的，我小爹說沒錢，她說送別的東西也行。我小爹就給她送了一蛇皮袋黃豆。收了禮，她就睜隻眼閉隻眼，村幹部下來抓孕婦的時候，她就讓人提前通知我小爹，帶著我幺媽躲出去。
幾天之後，餘某就帶著村幹部們殺過來了，讓我爸繳1200元罰款。那是1990年，1200元對於一個農民來說，實在不是小數目，要省吃儉用好幾年才能攢出來。家裏倒是有兩頭大而不肥的豬，如果能賣掉，可得300多元。可那一年超生的人特別多，到處是賣豬湊罰款的人，我們家的豬根本就賣不出去。
村幹部們又來催收的時候，我爸我媽就抱著弟弟跑了。我們家旁邊有一棵兩人合抱的泡桐樹，奶奶準備拿它來做“瞌睡籠”（棺材）的。泡桐樹生長迅速，木質鬆軟，用手指甲都能掐個坑，是很次的木材。因價格低廉，我們這裏的窮人都好拿它做棺材。
村幹部拿著钁頭在泡桐樹下刨土，說是要把泡桐樹放倒運走。奶奶很傷心，當時就哭了。這個可憐的女人呀，當初嫁給我爺爺時，我爺爺家還有30多畝田地，農忙時還要雇短工，日子很過得去。之後田賣房燒，爺爺也早早去世，撇下她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一輩子也沒能享上什麽福，能睡在一棵泡桐樹做的棺材裏永遠安睡下去，竟成了她最後的念想。村幹部本來也隻是嚇唬嚇唬她，讓她勸兒子把罰款盡快繳上。見她哭得傷心，也就收手走人了。
第二年，罰款又加了600快滯納金，變成了1800塊。我家沒錢繳，村幹部就開始砸我們家的房子。
一天我放學回家，正看到他們在砸房子。他們拿著鐵錘，順著木梯爬上房頂，要麽把瓦片敲爛，要麽把瓦片丟下來摔碎。晚上，躺在床上，我能看到漫天寒星閃閃。那次村幹部威脅說，今年再不繳，明年就是2400元。我爸實在沒有辦法，隻好把家裏的水牛賣掉，又借了些錢，湊齊了1800塊。
水牛是我們家最重要的財產，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它。耕田耙地，拉車打場，哪一樣活兒都少不了它。我媽感念它，每年過年吃年飯的時候，都會給它盛一盆米飯。賣掉水牛之後，明年的農活兒怎麽辦？一家人怎麽生存下去？不知道。火燒眉毛，隻能顧眼前了。
因為要第二個兒子，我家被罰得一貧如洗。
盡管飯都快吃不上了，但我爸媽卻很開心，因為這個小兒子長得好看，又聰明伶俐。父親經常憐愛地抱起弟弟，說：“我的小千八吔，你花了爸爸1800塊呀，長大了就給你取名叫張千八。”
我們隔壁村的蔣某二胎是個女兒，跟我弟弟一般大，居然罰了2000塊，還有幾百斤糧食。他聽說我爸隻被罰了1800塊，很不平：“他們家生了4個才罰1800，我們家剛生二胎就罰了2000塊，還有幾百斤糧食，難道我們不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嗎？”其實他是拖了2年，罰的滯納金。
餘某的侄兒吳老三生了5個孩子，卻連一分錢的罰款都沒繳。不但沒繳，政府還得給他發救濟糧。他家離我家也就30多米，家裏隻有兩間泥巴牆草房，草頂年久失修，都露天了。
村幹部去他們家的時候，他們早躲起來了。家裏僅有的幾件舊家具都藏到了鄰居家裏，門也沒有關的必要了，就那樣敞開著，省得村幹部再踹爛了。村幹部進屋看了看，陽光從屋頂漏下來，照亮了每一個犄角旮旯，空空蕩蕩。村幹部很失望，又去廚房看了看，突然眼前一亮，由於他們走得急，還有一口鍋沒有揭走。有個村幹部抱起一塊大石頭，對著鍋砸下去，“啪嚓”一聲，就隻剩下一個鐵圈了。
除此之外，對於他們這樣的人，村幹部毫無辦法。沒錢、沒房、沒工作，你總不能說開除他的農籍，不讓他種田了吧？
有了弟弟，我也變得忙碌起來。那年我讀小學一年級，家裏沒有表，我媽也不知道時間。看我放學回來，她就知道該做飯了。她做飯的時候，我就把弟弟接過來抱著。
農忙的時候，我媽讓我輟學在家帶弟弟。可我情願放水牛也不願帶弟弟，我說：“你怎麽不讓我姐在家帶弟弟？”
“你姐上四年級，你才上一年級。高年級的課耽誤幾天就跟不上了，你一年級有什麽要緊？”
“那要我帶弟弟，我就一直在家帶，以後農閑也不上學啦。”
“中，不上就不上。”我媽信誓旦旦地說。
我那時候真是很討厭上學。每天，我學母親唱兒歌，哄弟弟入睡，他醒了我就在稀飯裏撒上白糖，一勺一勺地喂他，把屎把尿，擦屁股換尿布。
那段時間，我和弟弟又經曆了人生中最凶險的一天。
有一天，我讓弟弟睡在搖窩裏——信陽人管搖籃叫搖窩——這把舊搖窩非常古老，也很大，有一米多長，我爸年輕的時候喜歡蜷著兩腿躺在裏麵睡午覺。
吳老三的母親和父親都先後死在這把搖窩裏。吳母喝藥自殺，急需送醫，又沒有擔架，吳父就借我們家的搖窩，把吳母裝在搖窩裏往醫院抬，結果吳母就死在搖窩裏。幾年後，大家又用這搖窩把吳父往醫院抬，吳父也死在搖窩裏了。搖窩送回來後，我媽用刷子洗幹淨，又把我放在裏麵。我最初聽父母講這一段時非常震驚，我媽笑著解釋：“那有啥辦法？人家救命要緊，我能不借嗎？送回之後也舍不得扔，也沒錢做新的，隻好洗洗接著用囉。”
我輕輕地搖著弟弟，想讓他入睡，可弟弟總是哭鬧不止，怎麽也哄不好。那時候，我爸還在外村承包了幾畝田，他和我媽在田裏插秧，我決定抱著弟弟去找他們。剛走出門，就聽見背後轟隆一聲，家裏那麵厚重的土坯隔牆就拍了下來，把那個舊搖窩、還有桌子椅子啥的都拍得粉碎。
日本有一個說法，說是家裏上百年的老物件都是有靈性的。難道是我們家這把傳了幾代人的老搖窩感覺到了危險，從而以我不知道的方式發出了警示，催促我抱著弟弟離開嗎？我不知道。
那時天熱，弟弟渾身上下隻穿著一個小肚兜，身上還有汗，光溜溜的，不好抱，而我太小，沒有力氣，就抱幾十米歇一下，不到2公裏的路，我愣是走了一上午，累得滿頭大汗。
周圍有很多鄉鄰也在插秧，聽了我家的事，都誇我能幹懂事，小小年紀就會保護弟弟了，我還挺得意。現在想來，那時的我可真悲慘。
弟弟小時候長得很好看，小嘴也會說，無論是親戚還是鄰居，都說他長大了比我有出息。我知道爸媽都認為我笨，上學也是浪費錢。有一天，我甚至聽到他們說，讓我長大了給弟弟當“大膀兒”——“大膀兒”就是大翅膀的意思，存在於這個世界的意義，就隻是幫助兄弟活得更好而已。
我們這裏，似乎每個村都有一個傻男人，就跟電影《隱入塵煙》中的馬有鐵類似。他們娶不上媳婦，無法成家立業，年輕的時候就給兄弟幫忙幹農活，兄弟施舍他一口飯吃，這樣的男人在我們這裏就叫“大膀兒”。等到老了，“大膀兒”失去了勞動能力，家裏人就給他買張火車票，送到很遠的地方去扔掉。大膀兒腦子不夠用，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永遠不會再回來了。我們這裏就有一個“大膀兒”，到老了就突然失蹤了，鄰居們都說是他的兄弟把他送到外麵扔了。
年紀稍大點，我就外出打工了，深知掙錢不易。所以，每年過年回家都會勉勵弟弟，讓他好好讀書，將來考大學，去公司裏做辦公室，不要像我一樣，無論去哪座城市，都幹最髒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錢。
可事實證明，“聰明”的弟弟也不是讀書的料，讀到初中畢業，他也輟學了。
2007年的春天，他跟著姐夫一起到北京打工。那年春節我沒回家，姐夫把他送到我的小出租屋，我接過他的行李，歎了口氣。下午就帶著他去市場買了身衣服，又買了些吃的。幾年後，弟弟當著我和大姐的麵，有些不好意思地說，他那時候穿的褲衩都是我買的。我很驚訝，因為自己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當時，我已經在北京服裝廠做了3年，每天坐在縫紉機上忙碌近16個小時，身心俱疲，卻又找不到其他出路。沒想到弟弟現在也要走這條路了，心下悵然。
那是弟弟第一次出門打工，為了方便照顧他，我讓他睡在我的上鋪。服裝廠的夥食很差，清湯寡水，而弟弟的胃口又不好，總是吃不飽。有一天夜裏，我聽到他說夢話：“媽……媽……我想吃肉了……”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兒，第二天一早，就請假去菜市場買了幾斤排骨燉給他吃。
2011年，弟弟談了個女朋友，2012年春天兩個人就結婚了。那年下半年，我爸媽給了他一些錢，加上他自己打工攢的，有10萬元左右。他想買一台車，而我力勸他買一套二手房。為此，我還費心費力幫他找好了房子，想讓他去看看，可他執意買了車。以後住哪裏？靠什麽養車？買車有什麽用？他全不考慮，隻要眼前有了車，已經享受上了，這就夠了。
2018年秋天，我跟著弟弟去上海打零工，總是做不長久。終於找到一家，卻隻做了2天，每天12個小時，每小時18元。而弟弟因為把車停在廠門口，還被貼了一張罰單。也就是說，弟弟忙了兩天，隻掙了194塊錢，還沒扣除飯錢。
有一次，我們在中介所找了兩天工作，也沒能找到合適的。我看到弟弟坐在中介的沙發上，神情憔悴，眼神迷茫。我總覺得很抱歉，作為一個哥哥，我什麽也沒能幫到他。
2019年，我爸媽拿出全部的積蓄給弟弟買的兩層小樓終於裝修好了，等著他從上海回來買些家具就可以住了。
臘月，打了一年工的弟弟開著一輛轎車回來了。他衣著光鮮，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在外麵當了老板，混了好幾十萬呢。而實際上，他卻連一張床都買不起。這絕不是個例，我見過很多和他類似的年輕人，一個個人五人六的，都開著轎車，衣著光鮮，人前顯勝，其實口袋比臉還幹淨。
我原以為弟弟隻是沒錢，等2021年再次去上海打工時才知道，他還在網上借了5萬多塊網貸。
2022年3月，上海疫情爆發，很多工廠開始封閉生產，住廠的員工都有補貼。弟弟很走運，他們廠每天補助400元，加上工資200多，每天的收入接近700元，每月能拿2萬。2個多月的時間，弟弟就還完了網貸，我也為他鬆了口氣。可我哪裏知道，他一緩過勁兒來，又馬上把車便宜處理掉，換了台新車，接下來每個月要支付2千多元的車貸。
等疫情過去，他的工資又會恢複到平時的每月5千多元，我媽還在老家幫他帶著兩個孩子，他每個月也要寄回一點錢，我不知道他那點工資將如何應付。但是，對他來說，似乎都沒關係，隻要有新車開了，別的事都可以放在一邊。
佛家有一句話，叫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其實隻是安慰人的空話，並沒有任何的道理。弟弟經曆了那麽多曲折來到這個世界上，事實證明，他也終究隻會是流水線上的一個螺絲釘，一個經濟學家眼中的“人口紅利”，僅此而已。
田 舍 郎
初中輟學，農民工，
幹過縫紉工、泥瓦匠、
水電工、鍋爐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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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二本裏，沒資格當「小鎮做題家」的窮孩子
文 | 鄒帥
編輯 | 毛翊君
「末梢」
綏化學院在黑龍江綏化市城區西部，邊疆農業地區，幾乎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神經末梢。在這個不發達也沒有名氣的小城市，即便是現在的火車站，也會讓一些來報道的學生掉頭就走。
這裏沒有高鐵，都是綠皮火車，到站的時候真叫“下”火車，就是你要走過火車高高的一節一節鐵台階，地麵的磚也凹凸不平。有學生下了車沒去學校的接站點，打一輛出租車在市裏兜一圈，拎著行李箱就回家了。
這是屬於有選擇的人，很多人沒得選。學院至少三分之一是貧困生，生源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的縣城和農村。一些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即便有招生計劃也很難收到學生。
她隨手翻了下我的簡曆，問:“這是什麽學校?”
我說:“綏化學院。”
“綏化學院在哪兒?”
我說:“黑龍江。”
“你當初怎麽沒上個正經點的學校呀?”
——《心裏有根》節選
我在80年代畢業於這個學校，做過中學老師、公務員、 記者，2005年回到母校教寫作課。17年裏我接觸的學生超過 3000 人，其中有很多是留守兒童，半數需要靠助學貸款和打工完成學業。
他們能夠考來這裏，也已經拚盡全力了。高等教育的學生分層，是基礎教育學生分層的累積和延續。現在有個詞叫“小鎮做題家”，但我的絕大部分學生沒有機會做這種人，他們條件更差，在村屯。
他們的父母多是農民、進城務工人員或是下崗職工，有的離異，家裏有好幾個孩子。他們小時候可能會挨餓，還需要照顧生病的父母，或是打工掙學費。來綏化上大學，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車或出遠門。
為了給爸治病，我家借了幾萬塊錢。爸這邊剛走，我姑就管我媽要錢。房子本來是我爸媽拿錢蓋的，爺爺奶奶住東屋，我家住西屋，各過各的。我爸才走沒幾個月，剛開春，爺爺奶奶就往外攆我們，對我也愛搭不理，像對陌生人一樣。他們好像開過家庭會議，大爺、大娘和姑姑跟著一起攆我們。以後，每隔一段時間攆一次。 ——《媽媽還在坐月子，爸爸走了》節選 高二暑期，我跟著工程隊高空作業，安裝玻璃幕牆，一天工資70 元。我有恐高症，讓人用繩子吊下去以後，我管住自己不往下看，最怕吊繩搖晃，心髒好像懸在半空跟著一起搖晃，特別難受。我的低壓達到49，有天午休暈了過去，旁邊沒人。醒過來以後，旁邊還是沒人，有點兒後怕。 ——《謝天謝地，我選擇了你》節選
●艾苓。講述者供圖
寫這本書之前，我也在寫學生的故事，主要是學校裏的生活。愛人提醒我，你們學校的貧困生這麽多，如果不把貧困生寫進去的話不完整。我就設計了一個微型問卷，發到微博、QQ空間，學生還有一些陌生人給了各種反饋。
有人說“我從來不參與貧困生評選，特別討厭，每次評選的時候我都會溜號”。還有人特別想傾訴，說自己內心的疼痛沒有人知道，如果有空的話特別願意跟我講一講。
其實我這時候就發現了那種隔閡。一個學生說他畢業的時候特別開心，一點留戀都沒有，因為走出去他就不再是貧困生了。在學校，他穿一件李寧的運動服都會被別人說，“拿助學金還穿名牌”，好像他沒有這個資格。他心裏想，我從來不扔衣服，現在穿的這件還是高中買的，很多都破了洞。
除了在貧困生評選或者一些大張旗鼓的資助現場，他們內心的東西其實沒有機會發出。我覺得這不隻是一篇文章能寫完的事情，應該是一本書。從2017年春節開始，我就著手做這件事。我選擇了以2000年為節點，采訪這一年之後的畢業生。
某種意義上，現在的教育內卷源於2000年——教育產業化開始破冰，我國大學取消了分配製度，就業開始需要自謀生路。而此前一年，大學全麵擴招。就這樣，毛入學率從擴招前的9.8%一路走高到2009年的51.6%，大量畢業生等待湧入市場。在基礎教育領域，課外培訓機構遍地開花，“小升初”“幼升小”擇校競爭激烈，學區房房價飆升。
教育產業化讓基礎教育階層化，對貧困生影響巨大。我愛人出生在農村，條件很差，冬天在學校睡一晚被子都能結冰。我是縣城家庭長大的，我們之間存在一些差異，但是還談不上教育鴻溝，因為沒有什麽補課，最多就是學校師資上有些差異。
不僅如此，大學學費也一路攀升，1997-2000年年均增長 32.67%，到2000年全國普通高校生年均學費已達5000元左右。我愛人說，如果我們當時也收費，他根本上不了大學。我的一些學生也是如此，這筆數字會讓他們貧寒的家庭雪上加霜。
幾年前，我問姐姐：為什麽我們家一直都沒富起來？
姐姐說：因為我倆都上學，還都考上了大學。
——《青年記者的自我診治》節選
「摸爬」
除了我自己的學生，朋友、同事也都紛紛轉發，幫我聯係自己認識的畢業生。為了了解更多情況，一些老師和班幹部也參與了訪談，最終人數超過兩百。
最開始我不知道該怎麽呈現內容，是在采訪過程中，
越發覺得我得撤退，用他們自己的聲音去代替我，否則還是會有一種隔閡在。
我覺得這個群體不適合用幾個詞來概括，或者是貼標簽。但如果要說存在一些共性特點的話，是他們比較自卑，缺乏安全感，有些人會有討好型人格，心理建設要比同齡人更艱難。
這種心理結構會直接影響他們的行為邏輯，在決策時往往無可避免地偏向保守，放棄了更好的機會。這也是寒門難出貴子的一個原因。
我認為，貧困生的最大問題往往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心理問題。上大學的時候，我曾經和一位“富二代”同學一起逛超市。我覺得他一定會買很多東西，我就買了近百元零食。結賬時才發現，他隻花了五十多元，還有三十元買的是洗發露和沐浴露。回來的路上，他問我:“你為什麽買那麽多零食?”我無言以對，心在滴血。這其實就是一種心理上的虛弱和貧窮，認為有錢人都是揮霍的，總怕被看不起。
——《鬥誌昂揚的刺蝟》節選 我初中成績優秀，本來可以去省重點高中上學。校長跟我談:留校就讀，學校有嘉獎。隻要每學期期末成績保持在年級前十，就免三年學費。我選擇了留校就讀。 ——《一直在路上》節選
●資料圖。圖源東方IC
畢業時，大多數人選擇回到老家而不是大城市，找份穩定的工作，或者就是一直考“碗”——公務員。本身二本學生這個群體的選擇就偏保守，貧困生則是其中更為保守的一群人。
比如，有個學生說原本覺得一定要成就一番事業，結果等畢業要找實習時，一想到大城市高額的前期費用，馬上就退縮了。後來聽說一個小地方電視台招實習生，之後能給落編，他就奔到那裏，結果編製也遲遲沒有拿到，他又繼續考“碗”。
這種影響甚至會伴隨終身，即便以後擺脫了貧困，但自卑、不安全感依然存在，會在做選擇時下意識地施加影響。
大學同學都覺得我很成功，可我經常自卑。比如有時候崗位競爭，我就認為自己不行。意識到這個問題，我一直在努力克服。 ——《沒畢業證的畢業生》節選
貧困本身也會限製他們的視野。比如說我們有網絡新媒體專業，有的學生上了大學才熟悉電腦，就比較吃力，會說能夠保障的是不掛科，根本累死都做不出來同學那樣的作品。
我把這群人的成長過程稱為“摸爬式努力”。他們的成長中沒有大踏步式的前進，也沒有一個可以在成長規劃上有些引導的長輩，隻能自己一點一滴地摸爬，走哪算哪，可能有很多的彎路，然後取得一點點進步。
這種進步可能就是比父輩強一些，但可能剛到其他年輕人的起跑點。他們很多人的目標就鎖定在下一代，讓孩子能超過自己。
我和老公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通過我們的努力，讓兒子在學曆、見識、生活條件上超越我們。
——《一次次從零開始》節選
「遲到」
經過“摸爬式努力”，他們中可能沒有所謂的“成功人士”，但這些人的案例還是表明，至少對貧困生群體來講，教育依舊能改變命運。他們沒有別的機會和資源走向成功，上大學很可能是風險最低，也是現有條件下最公平的上升通道。
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努力後，他們終於過上有別於上一輩的高質量生活，成為白領、記者，甚至自己創業，有人買了屬於自己的房子，開始反哺家庭、社會。
現在依然有人會說，上大學沒有用，這就是隻看眼下。即便是綏化學院這樣的一個學校，高等教育還是改變了他們的認知格局，給了他們更多的成長空間。
2018年3月，我被派到哈維爾·卡雷拉第一中學任教，那所中學是智利時任女總統巴切萊特的母校。在我之前去的漢語教師都出身國內名校，但我沒有壓力。 我把每個漢字和它的實用性、它背後的中國曆史文化聯係在一起，學生很喜歡。我還講到中國的書法和國畫，並一一展示，那些學生都成了我的粉絲。在智利舉辦的“漢語橋”大賽中， 我的四個學生進了決賽。 ——《書法到底給了我什麽》節選
因為選擇的畢業生時間跨度比較長，所以這本書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分是2010年之前的畢業生，下半部分是之後一直到2020屆的。這種時間跨度，也讓我們看到這些年來的一些變化。
比如，“農場”在上半部分是一個高頻詞匯，很多畢業生會選擇去那裏。因為生活成本低，並且有編製。但是在下半部分，它出現的頻率就非常低，說明學生選擇還是有所變化。
●資料圖。圖源東方IC
農場之外的“考碗族”也是如此，在90後中，考公務員、回老家，這些比例有一些減少。進入全媒體時代，拉平了一些視野上的差異，走出黑龍江去大城市闖蕩的學生變多了。
那種當眾訴苦比慘式的貧困生評比也在2016年被教育部叫停了。之後的貧困生評定，開始尊重個體感受，公示內容不得涉及個人及家庭隱私。學生提交證明材料後，填寫申請表和承諾書發到微信群，班級同學投票表決。表格簡化了很多內容，不需要多少文字說明，比如那種慘的話不用寫。
其實這本書在2017年9月就完成了，但我把書稿發給當時那家出版公司的編輯後，對方跟我說，內容很好，參與選題會的二十多個人都全票通過，但他們認為這個書應該重新定位。“貧困生”三個字既不能出現在書名裏，也不能出現在任何宣傳資料上，因為沒有人關心這個。他們覺得書的重新定位是“當代年輕人如何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上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
這是我不能接受的。後來找其他出版社也不是很順，這本書就被擱置了，一直到2022年才有了現在這本書。5年過去了，我又回訪了之前的那些當事人，有些後續我完全沒有想到。
各種社會矛盾集中體現在這些人身上，那些貧困的成長經曆怎麽影響他們的人生和選擇也變得更清晰。比如，有一對情侶，男生家裏比較窮，女生條件不錯，2016年他們結了婚，當時非常甜蜜，一起養了隻流浪貓，在北京打拚，像是永遠會幸福下去。但是5年後再回訪，他們已經離婚了，因為一個在金融公司加班賺錢，一個在清閑的國企拿相似的工資，不同的節奏裏互相不能理解。
還有一個95後男生，5年前我記錄的主要是他怎麽在深圳找實習，但5年後，他的故事主題變成了網貸。因為手機丟在出租車上，又買不起新的，他一步步陷進了網貸裏，欠款最高峰時達到18萬元。
可能這本書延遲得剛剛好。我和學生們也都在成長，他們的故事也更完整，更像是在給他們寫一部分人生的小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