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網課改變的高中三年
2022年7月9日上午9點，上海考生董繪名考完英語口語後從考點走回家，心情平靜，刷著手機開始查高考考生買電子產品有哪些優惠。而此時，在1個月前已經按照正常考試時間考完的黑龍江考生張冰冰和山東考生陳興，正在緊張地等待著誌願大學的錄取結果。
隨著上海高考英語聽說測試結束，2022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分處於不同省市的高考生，雖然有著不同的學習方式、考試科目，卻有著類似的集體記憶：
2020年2月，正值高一的他們隨著疫情開啟了“網課生活”。此後的2年，疫情的陰霾或濃或淡地縈繞在他們身邊；今年3月，在“備戰”高考前夕，疫情在一些地區卷土重來，他們或在家重拾網課，或在學校接受封閉管理，或者迎來高考延期。這種“非常態”的日子，一直持續到高考結束。
2022屆高考考生，是在疫情下完成高中學業的一代，也是大規模使用網絡教學的一代。正如有媒體將他們稱為“網課一代”。
1
庚子年的春節分外冷清與緊張，新冠像一頭怪物在各地肆虐，讓節日氣氛全無。或許是受大人們緊張情緒的影響，還在上高一的張冰冰，對於即將到來的下學期，感覺“特別害怕”。
張冰冰在黑龍江某地級市一所“比較好的學校”上高中，班級是“尖子班”。黑龍江作為“老高考地區”，高中還是傳統的文理分科。高一開學剛兩個月時，她在班級裏排名還不錯，不知道自己適合學文還是學理。由於怕物理學不明白，她最終選擇了學文。
可真到了文科班，她才發現自己對文科不太感興趣，“學不懂，也不愛學”。她的成績直線下降，“在班裏倒數第一、倒數第二”。學校實行“末位淘汰製”，已經有同學被淘汰去了普通班，這讓她壓力特別大，“很怕下一次會掉到後麵的班級”。
“尖子班”按成績排座位，同學之間似乎隔著無形的屏障。張冰冰不敢主動交朋友，別的同學也不主動接近她——她尋思，自己成績排名墊底，可能下一次就被“淘汰”出去了，即便交了朋友，關係也不會特別長久，“人家可能也是這樣想的”。所以，她在班裏基本沒有朋友。
因為成績，她也成了老師的重點關注對象，幾乎每節課的課間10分鍾都會被老師拽著去辦公室，“這個老師拽完，那個老師拽”，“特別特別煩”。
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讓張冰冰很害怕高一下學期的生活，連學校安排的寒假補課都沒參加。直到接到學校突如其來的通知——“下學期要上網課，不知道上到什麽時候”——她才鬆了一口氣：這下好了，沒有和同學社交的壓力了，也不用再體會和老師麵對麵時那種緊張害怕了，能“自己在家好好學習”了。
網課是從3月3日開始的，時間安排和在學校上課時差不多：每天早晨6點半先上早自習；之後上3節正課，每節50分鍾，中午11點半下課；下午的正課1點半開始，也是3節，5點下課；晚自習照舊是從晚上6點上到9點半。
早自習一般是早測（測驗），晚自習一般留給學生寫作業。高一的作業不算多，張冰冰到晚上8點就差不多能寫完，然後躲在攝像頭的一邊玩手機——老師們以前從沒有過網課的經驗，不知道要學生上課時“全程露臉或者露手”，這就給了學生們“可乘之機”。張冰冰經常玩手機到淩晨1、2點才睡，以至於第二天聽課、做題時都一直犯困。
張冰冰的網課能如此“自由”，也跟她媽媽同樣需要“上網課”有關——媽媽是小學美術老師，每天要給孩子們上一兩節課。因為上課時間緊，下課時間短。張冰冰和媽媽每天隻能利用上午和下午的“兩個大課間”吃兩頓飯，上午9點吃一頓，下午3點一頓，草草果腹。
張冰冰說，母女倆都關在家裏上網課，“那種感覺挺奇妙的”，就像媽媽陪著她上課一樣，讓她十分放鬆。她和以前沒分班時的同學交流一圈，發現大家上網課的狀態都差不多：開始覺得挺新鮮，慢慢地，因為不用和老師麵對麵接觸，沒有老師看著管著，就都鬆懈下來了，上課的時候偷玩手機、打遊戲、看電視，“寫作業也沒有在學校時那麽認真了”，有人幹脆抄同學的——結果就是，大家“成績都不怎麽樣”。
2
董繪名就讀於上海一所市重點中學，上網課的時間比張冰冰早半個月。
2月17日，學校就安排學生們開始上錄播課——老師把講課視頻上傳到學校的網絡平台，學生每天按照課表，對著電腦自學完相應的課程。可能是發現教學效果不好，從第二周開始，學校又開始改用騰訊課堂了。
剛上網課時，董繪名每天6點多就起床，精神得如同打了雞血，等新鮮勁過了，慢慢就變成了8點才起床，洗漱完吃過早飯，差不多就到上課時間了——學校沒有安排早晚自習，每天早上8點半開始上課，上午和下午各4節課，每節課40分鍾，課間休息20分鍾，下午5點下課。
上海作為2020年全國14個高考綜合改革的省市之一，取消了文理分科，改用“3+3”模式，即常說的“大三門”和“小三門”。前者指語、數、英為必考科目，每科滿分150分，以高考卷麵分計入高考成績。其中外語考試包括筆試和聽說測試，考生可選擇參加1次或2次外語考試，較高一次成績將被計入高考總分；後者指在物、化、生，政、史、地這6門中選擇3門作為選考科目，每科滿分70分，按等級賦分計入高考成績。
高一上學期結束，學生們就要選擇好“小三門”。老師每天布置的作業，董繪名做完後要拍照上傳到學校的網絡平台。通常，語文是“積累整理的作業”，數學是“每天2到3麵的A4紙練習題”，一般半個小時就能寫完；英語“每周做一兩套模擬卷，具體（分解）到每天，基本上是幾篇閱讀理解”；地理和生物每周上3次課，“作業都不到半小時的量”——唯獨物理，雖然作業同樣不多，但“網課教學沒有線下教學那麽好懂”，“把知識點搞懂就要比較久”。
曆史和政治沒有作業，她沒選化學，所以對化學作業也就放鬆了。每天寫完作業，她就“摸魚看番（劇）”，在B站追《某科學的超電磁炮》《CLANNAD》《月刊少女野崎君》。有時即便在寫作業，也會“以不同的姿勢摸魚”——除了看番劇，她還經常玩音樂遊戲《BanG Dream！》，常常拖到上傳作業的截止時間前才寫完。
她自嘲地說，自己大概“每隔兩三天就會迎來一次ddl（Deadline）危機”，緊迫之下，偶爾也會一鼓作氣“雞血地把之後的作業一口氣提前寫了”。
那時上網課，學校也不要求學生開攝像頭露臉，老師管理也不嚴格，“上課人在，作業交了就沒什麽大問題”。所以上課時，她也會開小差，“和同學在QQ群聊天聊得很開心”。
但董繪名還不是最早上網課的那一批高一學生——2020年的2月8日元宵節，高一的陳興於開學前一天就接到了學校的通知，說因為疫情學生不能返校，“要在家裏上網課”。
陳興在山東某縣的一所民辦中學讀書。學校是當地口耳相傳的“名校”，以“教學質量高”和“一本率高”聞名，每年報考的孩子趨之若鶩。前幾年，學校成立了教育集團，在山東省內外開了多所分校，陳興從初中開始就在其一所分校就讀。
對於上網課，陳興當時第一感覺是“開心”。他家在鄰市，距離學校有2個多小時的車程，平時每月隻能回家一次。而在家學習就顯得比較放鬆，“自己也有很多空餘時間”。
他的網課課程設置跟在學校時差不多：7點半“早讀”，8點上課，上午4節課，上到中午11點50分下課；下午2點開始上課，上3節課，5點半下課；晚飯時間後，從6點到9點是2節晚自習；晚自習後的半個小時，他要在學校發的本子上寫“今日總結”，製定第二天的學習計劃，拍照上傳到學校係統裏“打卡”；之後的時間就可以自由安排了，“還是比較充裕和自由的”。
老師們教課靠釘釘直播或者定期發起視頻會議。一開始，陳興會偷懶，“基本上一起床就接到釘釘電話”，來不及吃的早飯隻能在第一節課或者第二節課的課間去墊一墊。網課的前幾天，老師主要是檢查假期作業、讓同學們預習新課、做練習題。等開始講新課了，老師就把新的知識點做成課件或錄成視頻，發給學生們自己按時看。
“課堂”上，老師會通過抽簽點名的方式提問，檢查學生們對新知識點的掌握程度。起初陳興還覺得這種方式挺有趣，新鮮感一過，老師的提問就讓他覺得害怕了。
因為沒有老師監督，自製力比較差的學生在上課時不乏有“劃水”的，大家會想出各種各樣的招數逃脫老師的檢查，比如用“拿本書把自己擋起來”、“假裝網卡了”企圖蒙混過關。陳興自認為是“比較聽話的那類學生”，他會在課下按時完成作業，課上認真學習，但有時也會忍不住偷偷玩手機，“看視頻、刷抖音、聽音樂”，都幹過。
曾有一個同學發現了釘釘的bug——開著攝像頭時，如果把軟件界麵切換成小窗，攝像頭就會發生卡頓，停留在退出時的畫麵。於是，那個同學常常在上網課時衝著攝像頭擺出認真聽課的姿勢，然後將軟件切成小窗口，自己再偷偷去幹別的事。
一次上語文公開課（年級主任和校長都在線上旁聽），語文老師看這位同學聽得非常認真，就點名讓他回答問題——當時他應該是在和同學打遊戲，沒有關麥克風，隻聽見他吆喝：“那個人在山上，快把他幹掉，把他幹掉我們就贏了！”
當時語文老師“非常無語”，但也隻能留言讓那個同學“下課後解釋清楚是什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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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課拉遠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讓張冰冰對學校、老師和同學的緊張情緒有所緩和，也讓她從更客觀的視角，發現了老師的“另一麵”。
高一寒假結束後突然要上網課，老師和學生都沒有任何準備，“什麽教材也沒有”。老師們冒著黑龍江零下20多度的嚴寒，用最快的速度把用心準備好的教材、一摞一摞的練習冊和試卷，親自往每個學生家裏送。對那些住在郊區和村裏的同學，老師會把教學資料放在指定的地方，打電話讓家長去取。若實在偏遠，還有專車去送。總之，上網課的幾個月裏，從來沒有出現學生缺教材、缺練習題的情況。
張冰冰覺得自己的老師都很負責，尤其是班主任——考慮到上網課，電腦屏幕上的內容會“一閃而過”，學生的學習狀態也不是很好，每天講完課後，他都會把本節課的重點問題標記出來，寫成筆記，發到班級群裏。遇到新題型，他也會發到群裏讓同學們看看，偶爾還會利用晚自習時間給同學們加課。
張冰冰和同學們每天做完作業後，要拍照上傳到小程序裏，再由老師批改和評分。老師們會指出每一道錯題，語音留言告訴他們應該怎麽改。同學們聽到後，要用紅筆修改，並在旁邊寫上錯因，再拍照上傳到小程序裏給老師們再看一遍。
鑒於很多學生貪玩，每天熬夜晚睡，第二天上課犯困，老師就會給家長們打電話，讓他們幫忙給孩子“做心理功課”，保證“不在上課時溜號”——這種方式頗有成效，張冰冰說，後來同學們上課時“就比較認真”了。
雖然不能見到老師真人，但陳興覺得可以通過釘釘、微信、QQ問老師問題，這樣倒更方便了，不像平時在學校去辦公室裏找老師問問題，老師不在就等於白跑一趟——軟件一般都有“已讀”功能，當老師“已讀”了，回複也很快就收到了。因為經常交流，他覺得自己和老師的關係“更密切了”。
當然，同學之間的交流也絲毫不會少。大家經常一起聊天和吐槽，除了聊“今天老師的課講得怎麽樣”，他們同樣關注每天的頭條新聞、娛樂八卦、國際事件——在家裏上網方便，陳興覺得跟同學能聊的話題也更多了。
陳興的學校倡導一種獨特的“小組合作學習”模式——一個班的學生，按照學習成績分為4個檔次，不同檔次的4個學生要組成1個“學習小組”，由“一號同學（成績最好的同學）”擔任組長。網課期間，學習小組也挪到了線上，陳興本是組裏的“二號”，因為組長喜歡睡覺，他就接過了“督促組員”的任務。
學校要求學生早上6點半“打卡”，他差不多6點就得起床，自己“打卡”後挨個給組員打釘釘電話，叫他們起床“打卡”。到了晚上，他還要再提醒組員寫“今日總結”並“打卡”。平時還負責收作業的他蠻自律，但其他3個組員，聯係不到人、上課缺勤、不交作業的情況，經常發生。
整天在家裏學習，時間長了，學生們難免感覺無聊和壓抑。學校考慮到這點，也會組織一些線上活動“豐富同學們的課餘生活”。為了督促學生們鍛煉身體，學校會要求陳興他們在“大課間”做韻律操，要錄成視頻上傳到學校係統“打卡”。
網課一上就是3個多月，清明節、端午節和勞動節，陳興都是在家裏過的。每逢節日，學校就會在係統裏發起線上活動，讓學生拍攝活動的照片上傳到係統裏，由老師評級，量化成學分，計入班級日常評價。
比如會召開節日主題班會，讓同學們介紹節日的來源、習俗。還會搞些親子活動，比如端午節讓家長和學生們一起看龍舟比賽、包粽子和做香囊——在2020年端午節，受限於條件，陳興隻能和媽媽一起包粽子。他包得很不熟練，在媽媽嚴厲的指導聲中，一下午才“順利包了3個”。不過，他和媽媽一邊包一邊笑，感覺“挺好玩的”。
陳興喜歡讀書，居家上網課那段時間，他讀完了《明朝那些事兒》《圍城》《我們仨》和《複活》。從初一開始就住校的他，一個月才見家人一麵，很少有如此長的時間和家人相處——做生意的父母，因為淡季和疫情幾乎天天在家裏，讀研的姐姐此時也同樣在家上網課。
每天，一家人吃飯時都會聊天，他喜歡和爸爸討論國內外的新聞，互相交換看法，“見識增長了不少”。空閑時他會做些家務活，飯後刷刷碗。他說，那段時間，自己和家人的關係“親密無間”，溫馨的家庭氛圍讓自己“每一天都非常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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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8日，董繪名的學校複課了。網課期間，每次小測驗前她都會臨場抱佛腳，“把欠下的（知識點）盡量搞懂”，好掩蓋摸魚的事實，所以高一下學期期末考試，她的成績還挺好。但她也意識到了網課對同學們成績造成的分野，“適應網課學習模式的進步很明顯，不適應的會有所退步”。
董繪名後來總結，高一的網課經曆，讓自己“初步知道了‘自學’是怎麽一回事”，“還有放縱自己會有什麽樣的後果”，多少也為升入高三後的自學提供了經驗。
而對於2020年的返校的時間，陳興同樣記得很清楚——六一兒童節那天上午，老師跟他們說：“恭喜同學們喜提開學。”
當天下午，在家待了3個多月的陳興和同學們回到了學校。老師第一時間開班會強調，雖然恢複了線下的學習，但是疫情形勢還是非常嚴峻，要做好日常的防護。教室裏每天早中晚要消毒一次，因為陳興的座位靠近窗戶，所以開窗通風、噴84消毒液、拖地，都由他負責。
出於防疫需要，學校製定了很多規範。以前是全班50個同學，大概分為12個學習小組，兩張桌子拚在一起，4個人圍著桌子坐成一圈；現在為了防疫，把桌子重新分開了，恢複成一排一排的，還加大了間距。學習小組則改成了“前後桌的4個人為一組”。
學校要求，上課時老師和同學都要戴口罩，後來變成了老師講課時可以摘下口罩，學生必須全程戴口罩。此前上課時有小組討論的環節，課下同學之間也經常繼續討論問題，如今，老師說特殊時期，“非必要不討論”。同學們也聽話，自覺減少了討論問題的次數，遇到自己實在解決不了或者是需要合作的事情，才小小討論一會兒。
同樣，在人員密集處，必須全程戴口罩，平時盡量少說話，不能兩個人並排走——為了防止學生們在路上不自覺地並排走，要以班級為單位，男生排一隊，女生排一隊，下課後排隊去食堂吃飯；吃飯時也不能挨著坐，一個人的左右兩邊要各空一個位子，也不能麵對麵坐，桌子兩邊的人得錯開坐；吃完飯後還是排隊回宿舍，到了宿舍樓下，男生、女生再分開走。至於上廁所，可以自由行動，但是得戴著口罩——總之，隻有在宿舍裏才可以不戴口罩。
這些新校規讓陳興“非常不舒服”，“很不適應”，他希望回到疫情之前“同學們一起玩兒、一起鬧”的校園時光，但顯然不可能。
每周六下午第三節課後的4點半到6點，是學生們自由活動的時間。他們可以回宿舍洗衣服、收拾東西、洗個澡，也可以去操場打打球、跑跑步、散散步。隻有在空曠的操場上，人流不密集時，才可以摘下口罩，放鬆一下。
新規之下，同學們自然一直非常關注疫情的情況，陳興他們每天到教室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多媒體教學設備，在百度上搜“山東疫情”，看哪裏新增了多少確診，哪裏“被封了”，哪裏“解封了”。當時疫情形勢尚不明朗，他們也會恐慌，老師一直給他們做思想工作，讓他們不要擔心。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8月1日放暑假（學期延長了1個月），疫情形勢終於好轉，學校管理也不像之前那麽嚴格了。陳興他們也可以在上課時可以戴著口罩討論問題、吃飯時可以麵對麵坐，平時也可以並排走了。開班會、開年級會，要求也沒有那麽嚴了。
而黑龍江的網課則一直持續到7月中旬才結束。夏天返校後，張冰冰的第一感覺是：“不是特別適應”。
她的同學們也是如此，上了一整個學期的網課，大家似乎都不愛學習了，返校後的第一次月考成績慘不忍睹，“尖子班”的數學考試平均分隻有40多分。後麵的一兩個月的線下教學，老師“特別努力地拽”，同學們的數學平均分才逐漸回到90、100多分。
返校後，張冰冰另一個明顯的感受，是“假期少了很多”——網課期間，學校每周日會放一天假，遇到“五一”小長假，也會放1天半左右。而返校之後，每兩周才能休息一個周日，節假日幾乎不會再放假了。
接下來的2021年，生活基本恢複了正常。
但對於陳興而言，雖然高二一整年沒有受到疫情影響，但是高一網課的“後遺症”似乎一直存在——從前一年學校複課後，他以為老師會把網課期間的課程“重新過一遍”，結果發現是自己“想多了”。
他們要準備“合格考”和信息基礎通用考試，時間緊張。雖然很多同學高一上網課時學得不紮實，但也隻能跟著老師的教學進度走，繼續學習新內容。直到後來，“估計是老師看不下去了”，才在期末考試前，專門拿出半個月把高一時網課的內容“稍微過了一遍”。可陳興覺得，網課時的那些課程，就像沒有打牢的地基，一直影響著他高二後搭建的知識框架，他隻能通過問老師和自學，盡可能去彌補。
這一年上海也很安穩，董繪名重新適應了線下學習的節奏，對於上一年網課期間“欠下的債”，她隻能通過“刷題”來彌補——不過這僅限於理科，她不重視文科，也沒投入時間去追趕，以致於高二後她的語文和英語成績一直不太理想。
2021年4月，黑龍江突發疫情，張冰冰又上了大約1個月的網課。對於這次短暫的網課，她沒有覺得恐慌，一方麵是因為疫情發生的地方距離她比較遠，另一方麵，突然“從特別有壓力的”在校學習變成回家上網課，對她來說“心裏其實挺輕鬆的”。
第二次上網課，老師們更有經驗了，都是在學校的教室裏用在線課堂上課，讓同學們看著班級的黑板，讓學生們“會有一種更容易學進去的感覺”。
當時，正值高二下學期第一輪複習，張冰冰也有了學習的自覺，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作息。晚上8點到9點寫完作業後，她會自己刷題到11點左右，然後上床睡覺。
此時，她的成績已經慢慢提了上去，她也敞開心扉，在學校裏交到了一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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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節過後，黑龍江疫情不斷，已經進入高三下學期的張冰冰開始了自己高中生涯的第三次網課。
這次的網課上得斷斷續續：寒假期間，網課上了20天；2月份開學，恢複線下上課沒幾天，3月3日後因為本地大規模做核酸，又斷斷續續上了好幾次網課；到距離高考還有60天左右的時候，防疫需要，又上了一周網課；回到學校上了一兩天課之後，學校又通知學生們回家上網課——一直折騰到高考前40天，張冰冰才回到學校。
此時的“網課”大多是與“核酸”關聯在一起的：一旦周邊城市出現病例，張冰冰所在的城市就要做核酸。上午在社區做完核酸，下午居家上網課，等第二天核酸結果出來，顯示陰性才能返校。
起初，核酸基本上是一周做一次，後來不管有沒有疫情，每周都要做。張冰冰已經記不清楚自己做過多少次核酸、上過多少次網課了。
剛開始上這種短暫的網課，張冰冰“沒有很慌”，可後來總是這樣，她就“特別慌了”，那是一種對未知的恐慌——她不知道網課會上到什麽時候，每一次會上多久；不知道今天回到學校，第二天會不會突然又有疫情；也不知道網課會不會一直上到高考前，那她再也無法見到老師和同學了。
每次學校發完上網課通知後，會留出一段時間讓學生們收拾東西。張冰冰和同學們都很緊張，她和幾個朋友用打賭的方式互相鼓勵，約定“一定要好好學習，下次回來測試誰的成績下去了，那就要對誰有一些懲罰”。
春末夏初的黑龍江，天氣仍涼，張冰冰就在線上迎來了“二模考試”。老師根據家庭住址，將住得比較近（同小區或相鄰小區）的四五個同學劃分成一組。一共考4科，每人負責取一科試卷——大概在考試前10分鍾，取卷子的同學拿著剛從老師那裏拿到的試卷，來到小組約定的集合點（兩個小區中間那條道路或者某一個商店門前）分發試卷，大家再趕緊跑回家，打開視頻，考試。
考完之後，每個人要在5分鍾內再次跑到小組集合點，把試卷交到對應同學的手裏。同學收齊試卷，報告老師，再馬不停蹄掐著時間給老師送去。因為有的小組離學校遠，送卷子需要乘車，所以試卷到達老師手裏的時間無法統一。那也要盡快，好免去作弊的嫌疑。
一般情況下，班主任會在學校門口接應，然後把收回的試卷分給各科老師。再之後，跟2年前一樣，老師批改完，拍照，上傳到小程序，讓學生們更正。
距離高考僅剩40天時，學校終於複課了。為了搶時間複習，學校幹脆實行半封閉管理，讓學生早上6點半到校，晚上10點出校，中間不允許任何人進出。
為了讓平時走讀的張冰冰安心複習，媽媽每天都給她送飯。最後40天的高考衝刺，張冰冰的回憶是，“當時真是又害怕又煩，還挺期待著畢業”。期間充滿了細碎的不適應，比如午休時樓上班級太吵睡不好，趴在桌子上睡午覺，手和腳都會麻。
為了讓學生們放鬆，學校領導想辦法“開辟出一些娛樂時間”，比如在午飯後到午休前以及晚飯後到晚自習前的這段時間，不讓學生們在教室裏學習，而是轟他們“出去溜達”。
高一、高二時，學校每年都讓學生勞動，在學校的花園裏種李子樹、鬆樹。張冰冰和同學們在長高的樹下挖野菜或撿鬆果，“幹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兒”。她說，“玩兒的時候很快樂，會忘掉那種亂七八糟的壓力”。
3月，就在張冰冰斷續上網課的時候，上海在新一輪疫情之下，已經開始實行居家隔離。3月14日，董繪名也開始重新上起了網課。
董繪名的媽媽是護士，疫情期間基本每天都要上班，家裏隻有她、居家辦公的爸爸和一隻貓。因為醫院的同事確診，媽媽曾被拉去酒店隔離過一周，董繪名對她的辛苦感同身受。在一線的媽媽會告訴她疫情防控的真實情況，多少緩解了一些她在網上看到傳聞後引發的焦慮。
家裏不缺食物，隻是食材單一，“天天吃大白菜，也會有些厭煩”。在高三最後的日子裏不能去學校上課，她覺得挺遺憾，因為此前的高三生活“挺開心的”，但是疫情來了就都回不去了。
高三的網課，老師的要求更嚴格了。學校用騰訊會議上網課，上課時要求學生開攝像頭，露臉，考試時，手和臉要同時出現在畫麵裏；老師和同學互動的頻次多了一點，上課如果答非所問，也會被批評；數學老師有個專門的師生群，會把做的不認真的作業拿出來“處刑”；有同學被抓住“寫作業或者考試用了作業幫”，被罰寫檢討……
在漫長的居家期間，董繪名一直嚐試調節自己的狀態，建立學習和生活的秩序。5月底，她在網上更新心情，剖析了網課對自己學習狀態的影響。
她覺得自己“高中這幾年，在學習上都會僥幸地依賴外界環境”——這輪疫情前，她喜歡選擇在比較有學習氛圍的環境裏學習，比如，平時住校，她會在教室或宿舍裏自己刷題，寒暑假她會去家附近的圖書館。她總覺得在這些地方學習效率比較高，一旦周末回到家，自己就會“變成一條鹹魚”。
高一網課時，她在“打雞血”和“摸魚”之間搖擺，靠著“臨場抱佛腳”應付測試。這種依靠外界壓力驅動的學習方式，弊端在高三網課時全部暴露了出來——她成了“全日製而非周末限定鹹魚”，感覺自己“做不動題了”，“每天寫完作業就覺得很累”，也沒有辦法像在學校時那樣和同學、老師暢快地交流學習了。
這一切都讓她覺得很無力：“高一是在學新東西，漏了的會明顯暴露出漏洞，高三下學期主要是複習，欠缺的不會明顯暴露，隻會像溫水煮青蛙那樣，慢慢地沒有了做題的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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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冰冰和董繪名不同，2022年3月初，陳興被封在學校裏了。
剛開學一個月，疫情蔓延到陳興的學校所在的縣城後，原本應該放“大周”回家的那天，學校突然宣布“封校”——其他年級學生都回家上網課了，隻有高三學生留在學校裏。雖然理智上知道這是應對高考的無奈之舉，但陳興心裏還是非常不爽。
剛開始，他和同學並沒有把這輪疫情當回事，“以為頂多兩周就會解封”，然而現實給了他當頭一棒。隨著確診人數不斷增加，周圍幾個縣相繼“靜默”了。疫情開始牽扯同學的注意力，每到課間，大家就打開教室裏的多媒體教學電腦查看當天的情況。陳興同桌的爸爸是一名警察，在一線抗疫。那段時間，同桌就成了班裏的話題中心，大家經常圍在他身邊，向他打聽消息。
為了防疫，學校不允許家長給孩子們寄送東西。到後來，衣服就成了一個難題。2月16日（正月十六）開學時，學生們穿著冬衣來學校，陳興身上最薄的衣服是件保暖內衣。封校一直到4月，山東天氣轉熱，他隻好穿著保暖內衣去上課，還是汗流浹背，“汗出多了，渾身都癢，那種感覺非常不舒服”。還有的同學穿著羽絨服和棉襖，實在熱得受不了，就穿拖鞋上課。“開風扇根本不管用，學校還不讓開空調。”
另一個難題是理發。學校後勤處統一派老師過來，隨便找一個教室，誰想剪頭就報名，據說“那個老師的手藝不咋地”。學校的超市也關門了，實在沒零食吃，陳興聽同學說醫務室有賣巧克力和糖，就過去買零食，正好碰到醫務室的阿姨拿著推子給她丈夫理發。
見阿姨手藝不錯，他便問能不能幫自己理。阿姨說：“隻要你不嫌棄，我就幫你理，但你別對外說啊。”就這樣，他花10塊錢，買了大拇指肚大小的3塊糖，1塊巧克力、1塊軟糖和1塊奶糖，還順便理了發。回去後，同學和老師都覺得他頭發理得好，紛紛問他在哪兒理的，他隻能忍著不說。
封校期間，學校食堂供應的飯菜，種類倒是和往常一樣，每頓1個肉菜、3個素菜、1份湯或粥，但取餐方式由自助式變為了定額分配，肉菜數量有限，去晚了就沒。陳興說，封校倒是讓學校飯菜的味道提高了不少，往常是大鍋菜，如今隻剩高三學生了，菜“做得有滋味兒了”。
一次，陳興在教室裏多學了一會兒，去到餐廳時發現他們班的就餐區就隻剩他的舍友還在。舍友把盤子裏雞腿夾給他，說是給他留的。他問舍友為啥不走，舍友說：“如果我走了，你哪裏還有肉吃？”陳興感動得不行。
留在學校裏的高三學生們，每天依舊是複習、考試、講評，和平時沒什麽區別。生活單調，每天中午聽學校廣播裏放的歌，是陳興唯一的調劑。歌單是固定的，第一首是李玉剛的《萬疆》，他覺得很好聽，第二首是耳熟能詳的《我和我的祖國》。他每次就隻聽這兩首，然後就進食堂吃飯了，後麵的歌就聽不見了。
封校期間，校長和所有高三老師都留在學校裏陪學生。當時學校的財務出了一些問題，有些老師拿不到工資，也依然堅持認真工作，讓陳興“感覺是非常負責的”。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將近2個月。4月底，全市高三學生要參加第二次模擬考試。考完的那天晚上，陳興在走廊裏聽見有人喊：“終於放假了，終於放假了！”剛開始他還不相信，等他回到班裏，才知道這是真的。同學們都非常高興，“真的都快樂瘋了，終於能回去了”，一群男生摟在一塊兒，又跳又叫，“感覺都快把整棟樓給掀了”。
不過，依然有同學因為家在“封控區”不能回去，其他同學就幫忙給他們帶吃的、穿的、用的。
隨著高考一天天逼近，董繪名陷入了焦慮，她覺得漏掉的知識點很多，而自己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她與初中同學交流之後，更是感受到了學校之間的差距。她的學校，每周考一套“語文整卷”，老師就覺得很難了；而她的同學在更好的高中讀書，之前都是一周考兩套卷子，現在才減到一周考一套。
董繪名在“初升高”的時候，3次自主招生都去了上海的“牛校”，中考填誌願時卻戲劇性地“高分落榜”，進了這所普通的市重點中學。她心底一直埋藏著一股不甘，“從得知錄取結果的初三暑假就開始努力”，這3年，她的學習成績總是保持在年級前列，可看到原來成績差不多的初中同學如今享受著“各式的午餐、400米的綠茵大操場、真正能改變學習生活的社工部Q&A”後，她還是憧憬不已。
她一麵被各種情緒纏繞著，一麵不斷摸索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轉折點出現在她嚐試了“無紙化學習”之後——高三需要打印很多複習資料，一大堆A4紙堆在一起，“有種‘白色恐怖’的感覺”。她後來發覺自己不願意做課外習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想打印。於是，她做作業、刷題，都用平板電腦。開始是覺得新鮮、有意思，後來發現無論是整理資料還是查找資料，都很方便，她幹脆自己在網上找各種“模卷”做。
董繪名認為，能做到“沒有他人的審視卻能自處的人，才是真正會學習的人”。本來她就覺得“想要讓這個能力（自控力）增長挺難的”，所以才盡量借助外物約束自己。可疫情期間，她沒有辦法依靠外界了，隻能依靠自己朝這個方向努力。她開始在家裏做運動鍛煉身體，為了避免自己摸魚，會直接把手機關機。
張冰冰倒是覺得網課對自己幫助挺大。高一的網課幫助她度過了那段害怕麵對老師和同學的時光，讓她獲得了喘息和成長的空間。她自認是“不太喜歡聽老師講課的學生”，上網課老師不會占用太多自習時間，她就有了更多時間自學。
她自學的方式主要是刷題。她的數學成績穩定排在班級前列，刷題不多。除語文外的科目，都是靠這招提分。比如她一直都不感興趣的英語，因為高三時老師天天鼓勵她、抽查她，她“大概刷了四五本題，單詞背了幾遍”，成績從折完後的五六十分，提高到了一百一二十分。對於“一直學不明白”的文綜，以前35道選擇題她能錯將近20道，刷了四五本選擇題後，35道題就隻錯5、6道了。
高三網課期間，張冰冰的成績有了很大的提升，“還是挺感謝當時的自己，雖然當時真的挺累，看不懂題，也一直看不到效果，就特別特別煩，但是其實後來結果還是挺好的”。
7
高考前一個月，張冰冰一直失眠。緊張、激動、害怕、期待，各種情緒交織在一起。她有時候深夜11點躺下，淩晨2點才能睡著。但是高考那3天，她倒不緊張了，“考完一科，解放一科，挺放鬆的”。
老師和家長想各種辦法幫考生們緩解緊張：考完數學後，老師在班級群裏發同學的表情包，幫助他們放鬆心情；女老師穿著旗袍，男老師穿著馬褂，站在校門口為同學們們加油；她的媽媽和小舅，拿著花、奶茶和一堆好吃的去接她；還有航拍記錄高考的場景……她覺得整個過程“都很高興”。
經過疫情和網課，張冰冰對老師的印象改觀了，對於之前那幾個感覺“不太喜歡自己”的老師，上過網課之後，她“特別特別喜歡他們”。她說，高中3年多虧了這幾位老師，“他們真的特別好”，“真挺用心的”，班裏很多落後的同學都是被老師們用心理輔導、單獨補課的方式，“一點一點拉上來的”。
張冰冰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疫情期間，為了滿足她饞麵包、餅幹的願望，不太會做飯的媽媽上網學做各種吃的。為了緩解她的壓力，媽媽會帶她出去散心，有時她的情緒不穩定發脾氣，媽媽會陪著她，疏導她。經過疫情，她發覺自己更加愛國了，有時聽到愛國歌曲，會產生“特別想學習”的感覺，希望自己能為國家做些什麽。
因為高中時間被網課占去不少，也讓張冰冰特別珍惜和老師、同學在一起的時間。因為疫情，成人禮、運動會之類的活動都取消了，“同學之間不像以前那麽團結”。高中畢業時，班上的40個同學，還有一小半她都不熟悉，“可能隻是收發作業或站隊的時候講過幾句話”，這讓她覺得很遺憾。
高考前，陳興說自己的狀態“平淡無奇”——每天按計劃來，“成天做卷子、講評、糾錯、做卷子、講評，這種無限的死循環”，學校在高考前1周才讓他們“自由回扣（複習）”。他感覺每一天都過得非常快，後期同學們都非常緊張，覺得時間不夠用。
高考前，學校放了1天假。外市的學生不能回家，隻能家長過來，訂好酒店把孩子接出去住一晚。陳興的爸媽、姐姐都來了，他在周六上午出校門見到家人，吃了幾頓好吃的，換洗了衣物，睡了一個飽覺，周日上午又返回學校。
高考那3天，他的心態很平靜。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的數學題很難，考場上他旁邊一個女生，考數學時把筆一扔，趴在桌子上大哭起來，監考老師連忙安慰她。
回顧高中3年，陳興感覺上網課和學校封閉管理期間，他和同學、老師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了。上網課時，大家在網上暢所欲言；“封校”期間，同學和老師“成天在一塊兒，沒事聊聊天，互相送個吃的、喝的”。
他覺得，疫情“封校”的經曆對他影響挺深的，讓自己的“抗幹擾能力有所提高”。這讓他明白了，凡事不要心急，要更加清醒地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其他該來的總會來的。
5月7日，上海市發布了“2022年高考延期”的消息。董繪名鬆了一口氣，覺得“還有時間還有機會”。此前高強度的“衝刺”，已經讓許多同學筋疲力盡，“有挺多同學不想延期的”。
6月6日，在張冰冰和陳興上考場的前一天，上海的高三考生迎來了線下複課。學校住宿部不符合防疫規範，不允許學生住校了，董繪名成了走讀生。依然是每天上8節課，隻是幾乎每天都在考試。
每天早上8點半上課，班主任要求學生們7點半就到學校，先自習1個小時，晚上的時間則自由安排。一般，董繪名在學校就把作業寫完，回家後自己查缺補漏。為了避免晚上忍不住“網上衝浪”，她強製自己每天晚上10點睡覺，第二天淩晨4點半起床，洗漱完就學習。她覺得自己在早上效率更高，而且“看日出很治愈”——她拍了很多張上海日出的照片，用看日出的方式激勵自己早起。
她依然在網上偶爾更新自己的心情，重複寫著“擁抱變化”，鼓勵自己“適應不確定的日常”，“感受到平庸生活中也有奇跡”，“每天盡量做得比昨天更好一點”。
原本應在2022年5月初舉行的“物化政史”4科等級考試，因為疫情推遲到了6月。6月18日，她參加了物理的等級考試——她在高二選擇了地理、生物和物理作為“小三門”，在高二下學期（2021年5月）已經進行完的地理和生物等級考試，成績已經計入高考，極大減輕了她高三備考的壓力。
7月7日至9日，上海的高考在延期1個月後如期開始。董繪名的心態逐漸平穩下來——半年前，她已經參加了春季高考，語數英3科裏的英語成績可以保留為高考成績（和夏季高考的英語成績對比，取最高的那一個）。
從高二等級考，到高三春考，再到高三等級考，最後到正式高考，董繪名覺得自己“一次比一次更不緊張了”。最後的3天正式考試，她感覺自己已經“放開了”。考試過程中讓她印象最深的是，考完2個小時的數學後，她排了1個小時隊去做了個核酸。
尾聲
7月底至8月初，高考錄取結果揭曉。
張冰冰考上了黑龍江一所211大學的中外合辦專業，學習金融。她從小就喜歡法醫，疫情發生後，她很想去學傳染病學，可選擇了學文，就沒辦法報法醫和臨床醫學專業了。她利用暑假學習滑板，考了駕照。
因為今年數學試卷偏難，陳興的數學的劣勢削弱了，數學成績居然從往常的班級三四十名躍至前十五六名。最終他考取了山東省內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因為喜歡文學和英語，他選擇了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暑假，他在考駕照之餘又讀了幾本文學名著。
董繪名的高考分數超出預期。她本來一直挺想去川大學8年製口腔醫學，但考慮到回上海就業壓力，參考老師和長輩的建議，她最終選擇了上海一所名校的工科專業。暑假期間，她學習了大學的先導課程，並去教育機構做經驗分享，還第一次獨自離開上海到外地遊玩。
9月，天氣由熱轉涼。大學開學後，各地疫情依然偶爾爆發。張冰冰在入學後經曆了開學“封校”、軍訓期間“解封”，目前又處於“封校”中。現在她在宿舍裏上網課，可以在校園內活動。因為專業需要學俄語，她經常跟朋友們“吐槽”俄語難學。
陳興在大學開學報到時也遇到了疫情，學生還未到齊，學校就“封校”了。之後軍訓取消，學生在教室裏上網課。最近疫情形勢好轉，學校恢複了線下上課，學生才可以出校門，不過有時間限製，最多隻能外出4到8小時。他加入了學校和院係的學生會，正在和現代漢語和英語閱讀“搏鬥”。
董繪名的大學，線下正常上課。她覺得大學生活挺充實的，大部分的學習和生活都要靠自己安排，目前主要的困惱是“課程難度有點大”——因為大一結束時要分流（分為計算機、微電子等），需要“卷績點”。
夏去秋來，他們的大學生活陸續進入軌道。他們和所有的2022年高考考生一道，與高中3年告別，開始了新的人生階段。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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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農村超生家庭的育兒往事
前言現今的夫婦如果想要一個孩子，往往要提前準備好久。首先要有房子，再看看自己的收入，是否能養活、且養好一個孩子，還要考慮孩子出生後是否有人幫忙帶，在哪上幼兒園、上小學……所有條件都滿足後，才開始備孕。萬事俱備後，嬰兒才在一家人的精心嗬護下，來到這個世界。回頭想想我弟弟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過程，則充滿了各種偶然性。而且一路坎坷，一路艱險。
1
我是家裏的第三個孩子，是個男孩，上麵有兩個姐姐。我出生的時候，計劃生育政策已非常嚴苛了，我家屬於“嚴重超生”。
為了生我二姐，我爸丟了教師的工作，還被罰沒了很多糧食，一家人跟著餓肚子；為了生我，我爸帶著我媽東躲西藏，這家親戚住一周，那家親戚住半個月，還一起去要過飯，這才把我生下來，最後還被罰了300塊。
那時候，5元紙幣就算大票子，10元都很少見。每一張“10元錢”摸起來紋路都麻手，農民愛稱其為“麻大十”。有人偶爾得了一張麻大十，通常都藏在家裏舍不得拿出來花。誰家要掏300塊出來，裏麵都多是一塊兩塊的，聽著錢數不多，其實也有厚厚一遝。
我的發小小鵬是他家第二胎，也被罰了300塊。我爸說，小鵬他爸繳300元罰款的時候，心疼得手直抖，試了幾次才把錢遞上去，還扭頭苦著臉對我爸說：“真舍不得呀！如果我能從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肉抵這300塊錢，我也願意。”
收罰款的人聽見了，說：“繳完錢就趕緊走，別擋著後麵的人繳錢。沒人要你的肉哈，你的肉還沒有豬肉值錢哩！”
當年，一看我是個男孩，我爸很高興，就給我取名叫“安”。意思就是安心了，再不用跑著躲超生了。當然，如果我是女孩，他們極有可能還會躲出去再生一個孩子。
我有一個三伯，連著生了4個女兒，就繼續在外麵躲藏。村幹部托熟人給他帶話：“再不回來結紮，就把你的房子都扒掉！”他也讓熟人給村幹部帶回一句話，很有挑釁意味：“瓦房平房隨便扒，不生個兒子不回家！”
城裏人通常無法理解農村人為什麽那麽執著地想要一個兒子，斥其為：愚昧、沒文化。其實，但凡他們能在農村生活幾年，就不會這麽想了。對於這個問題，我這個農民是這麽理解的——
首先，過去農村的活兒都很重，耕田挑擔，沒有男勞力根本不行；再者，往前很多年，農村鄰裏打架都是常事。沒有兒子，跟人打架就隻有挨揍的份。
當年我們生產隊有三戶沒有兒子的人家，被打走了兩戶，走了20多年，兩位男主人早就死在外麵了。還有一戶沒被打，是因為侄子多。有一次，那家女主人去找我爸寫狀紙，她哭著說，我爸記。說著說著，她突然崩潰了，一把抹下褲子，對我爸說：“你看，你看哪，看看他們把我的屁股打成啥樣了！”
我們村的吳老三在計劃生育政策最嚴的時候，還生了5個孩子，前麵3個80後都是兒子。他還說了句我們全村人現在都還記得的話——“兒子多就是好，打架有幫手，一人打一拳，別人都招（架）不住。”
當然，到我們這一輩人就不怎麽打了，主要的原因是都在外麵打工，一年也難見上一次，也就談不上吵架、打架了。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沒有兒子，女兒出嫁之後就成了孤老。逢年過節，有兒子的人家兒孫滿堂，熱熱鬧鬧，而嫁出女兒的人家則冷冷清清。更何況，一家若是沒兒子，百年之後連宅基地和房子都會被生產隊無償收走，這一戶也就永久消亡了。
所以，要想解決農村的重男輕女問題，還得先了解原因，而不隻是在牆上掛幾條簡單粗暴的標語：不準重男輕女！
2
原本在我出生當年，我爸就去結紮了，我家斷無再生孩子的可能。
我爸是我們村唯一一個主動去結紮的男人。我問我爸，以前結紮都是女人去，你一個男的咋想的？我媽就笑著說：“這事兒你得問我。”
那天，我爸回家對我媽說，村幹部通知了，讓咱們村的婦女明天去結紮。我媽說她不想去，兒子還小，還在吃奶，結紮後要躺在床上半個月動不了，孩子咋辦？“你去吧。”
我爸就說，“行，我去就我去。”
我爸高中畢業，又自學過醫，知道男女結紮都是怎麽回事——女性結紮對身體的損傷要遠比男性結紮大，之後要住院一周，還得一名家屬伺候；男性結紮隨做隨走。
第二天一早我爸就出門了，中午也沒回來。到了下午三四點鍾時，我媽急了，對我小爹說：“你哥該不會是去結紮了吧，你去衛生所裏看看，要是結紮了，就把他拉回來。”我媽在架子車上鋪了一床舊被子，小爹就拉著架子車走了。剛走到村口，就看見我爸自己走著回來了。小爹問我爸，你沒結紮呀？我爸說結了，沒事兒。
我爸說，那天村衛生所總共51個人做結紮手術，隻有我爸1個男的。醫生說，男的結紮簡單，放在後麵做，就讓我爸一直等著。
一個女的膽小，嚇得直哭，她男人安慰她：“沒事兒，小手術，你哭啥子？等手術做完了，我殺老母雞給你吃。”女人說：“你說得輕巧，那你咋不做？”男人就說：“男人不能做，一做就沒力氣了。家裏的田地都指望我呢，我要沒力氣了，那咱這個家靠誰去？”
那時候，農村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簡單地以為男性結紮就跟劁豬騸牛一樣，一結紮男人就成了太監了。盡管村幹部一直在宣傳，說對身體沒有大的影響，但根本沒幾個人相信，也不耽誤他們找點樂子。後來，我爸和別人吵架，吵到激烈處，總會被“揭短”：“你沒有卵蛋，你是個太監！”這確實讓父親很惱火。
我爸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等著，聽到有人在別的房間裏議論他。一個說聽說今天還來了個男的結紮。另一個就說，“他是不是腦子有問題呀？人家都是女人來。”最後終於輪到我爸了，醫生也說：“你咋就一個人來了，家裏也沒跟個人，他們就恁放心？”
我爸脫了衣服，躺在手術台上，渾身直抖。醫生說：“你別害怕，小手術，一會兒就好了。”
我爸說：“我不是害怕，我是冷。你們應該拿被子給我蓋一下。”
醫生拿過被子蓋在我爸身上，說：“是有點冷，對不起哈，我們大意了。”
事實證明，那兩個醫生確實是馬大哈，結紮手術根本沒做好。幾個月後，我媽就又懷孕了。我爸氣地直罵：“他媽吔，這給我做的啥結紮手術！”
後來，我媽又懷孕幾次，怕孩子多了養不活，就都去流了。我7歲那年，我媽懷了我弟，原本是打算跟往常一樣流掉。那天我爸陪她一起去鄉衛生院，去流產的人還挺多，兩人就坐著排隊。臨到我媽的時候，醫生中午下班了，讓我媽下午再去。
那時候也沒有車，步行回家還挺遠，我爸就帶著我媽去我舅爺家吃飯。舅爺住在衛生院附近，聽說他們是來流產的，就力勸他們把孩子生下來，“門戶大，不受人家的欺負。養到幾歲就能放牛了，長大也是個好勞力。”
我爸媽本就覺得我憨憨傻傻的，長大了極可能娶不上媳婦，舅爺再這麽一勸，他們更心動了。於是，在舅爺家吃過午飯，兩人沒再去衛生院，直接回了家。
3
也不知道從什麽時候，我媽開始慢慢摸索出一種“技能”——能看出孕婦懷的是男孩還是女孩。
她曾經給幾個孕婦看過，都說中了。她估摸著自己這次懷的是個男孩，但也不能百分百的確定。於是在生產前，她跟我表姨說好了，萬一生個女兒，就抱給她，由她找個人家收養——後來生了個男孩，表姨很失望，說收養的人家都找好了。
從這天開始，村幹部再讓我媽去孕檢，我媽就請我小姑去。那時，我小姑有一兒一女，兩個孩子都快成年了，早不打算再要了，孕檢當然是沒有的。為了穩妥起見，我媽還通過熟人，給負責孕檢的醫生送過50塊錢——在1990年，50塊錢也能買不少東西，而且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能通過花錢搞定。
小姑長得比我媽胖，臉也比我媽大一圈，長相差距很大。醫生登記身份證的時候，怕旁邊的人看出身份證上的照片跟我小姑明顯不一樣，還用左手蓋在身份證上，抄幾個字抬起來看一下。
可沒過多久，我媽懷孕的消息還是傳出去了。
我家和小亮家是鄰居，誰家有個什麽響動，對方都聽得見。小亮的父親叫元海，很喜歡打聽別人家的事。我媽懷我小弟的事，很快就被元海聽去了，在村裏到處嚷嚷。村婦聯主任姓餘，是吳隊長的老婆，沒多久就專程來了趟我家。
那時候夥食不好，我媽營養跟不上，胎兒也小，根本不顯懷。餘某問我媽：“我聽元海說，你懷孕好幾個月了，咋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呀？”
我媽笑著說：“根本就沒有，你要能看出來才怪呢。我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我都擔心養不活，我咋可能還要呢？你就是讓我要，我也不要。”
餘某又說：“要不是元海說你懷孕了，我也不信。”
我爸也在旁邊信誓旦旦：“你別聽人家瞎說，根本不可能的事兒，我都結紮了，我老婆怎麽可能懷孕呢？誰再造謠，我打爛他的嘴！”
餘某想想也是，就走了。
眼瞅著就8個月了，我媽的肚子大了起來，衣服也已經遮不住，隻好藏在家裏不出門。鄰居來串門，她就坐在那織毛衣，肚子上蓋著被單。
藏了大半個月，左鄰右舍又開始生疑，我爸媽都覺得再這麽下去，難逃被拉去強製流產的命運——我看過一個本地的小幹部寫的回憶錄，這個小幹部曾被調去幹了幾個月的計劃生育工作。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他們把很多大月份的孕婦強行拉去流產，有的胎兒已經8個多月了，流下來還是活的，哇哇直哭，他們居然都拿去活埋了。小幹部後來常做惡夢，實在受不了，就給上級送禮，把他調到了別的地方。
我爸在家考慮良久，決定去醫院拿催產針。醫生還問我爸：“你用得好嗎？”
我爸怕醫生不拿給他，說：“我學過醫，知道咋用哩。”
的確，我們家姐弟4人，隻有我大姐是在醫院生的，其他孩子都是我爸接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不知道催產針要打多少。那天，他共拿了3支催產針，每支2毫升，先給我媽打了1支，等了2個小時，啥反應也沒有，就又打了2支。
晚上，我爸讓我去跟兩個姐姐睡。平時，我都是跟爸媽一起睡在一張破舊的老木床上，我跟我爸睡一頭，我媽睡在另一頭。有時候半夜醒來，就看見我爸跑到我媽那頭去了，兩個人在那頭哼哼唧唧的。
天冷了，水牛也要牽到屋裏來，就拴在我們的床旁邊。半夜聽到水牛“嘩啦嘩啦”地撒尿了，我爸或我媽還要披著衣服起來，拿著尿桶給水牛接尿。屋裏的地麵是泥土的，坑坑窪窪，每次都有不少牛尿撒出來。日積月累，在水牛的後麵搞出來一個很大的尿泥坑，騷氣滿屋。水牛很調皮，有時候還把屁股轉過來，對著我們的床邊拉屎。有時候早上起來，發現脫在床邊的鞋子都被牛屎蓋住了。
那天晚上，我跟大姐睡一頭，二姐睡在另一頭。我爸在那張破舊的老木床上給我母親接生，而水牛則在旁邊自顧自地吃稻草。我們姐弟三人都沒睡著，支棱著耳朵聽著。
我能聽到母親的喘息聲和呻吟聲，還有水牛咀嚼稻草的聲音。我爸偶爾會在屋子裏走動，拉開抽屜翻找東西。我感覺等了好久，終於聽到了嬰兒的啼哭聲，很微弱，像隻小貓兒在叫。
我爸再次走過來的時候，大姐問：“爸，我媽生了？”
“生了。”
“男孩兒女孩兒？”
“男孩兒。”
如此簡陋的條件，我實在難以想象他們是如何做到母子平安的。
後來，我的一個叔叔也學我爸，給我嬸子打催產針。也不知是不是劑量沒掌握好，嬰兒死了，還是個男嬰，兩口子哭得死去活來。後來聽我媽講，她跟我嬸子一起勞動時，看見我嬸子的人中上有一條橫著的皺紋。農村人都說“人中一條線，有兒不相見”，這樣的人命中注定是沒有兒子的。當然，也就是迷信的說法。
4
弟弟出生後的第三天，餘某又對我爸說，讓我媽去孕檢。這次我媽沒讓小姑代替，是親自去的。
那天下著小雨，20裏土路坑坑窪窪的，到處都是泥水坑，很難走。我媽的身體還很虛弱，我爸想用架子車拉著我媽去醫院，可試了試，一個空架子車都拉不動，剛拉了幾十米，輪子上就粘滿了泥。再說了，用車拉去，又怎麽跟衛生院裏的人解釋呢？沒有辦法，我爸隻好把水牛牽了出來。在水牛背上披了條麻袋，又在麻袋上蓋了條舊被單，然後把我媽抱上牛背，把家裏僅有的一把油紙傘撐開，遞給我媽。
那時候，家裏窮得連雙雨靴都沒有，我爸隻好挽起褲筒，赤著腳走在泥濘中。他背上披著一塊塑料布，手裏牽著水牛，一直把我媽送到離衛生院隻有200多米的地方，才把我媽從牛背上抱下來，讓我媽自己撐著傘去衛生院，他牽著水牛在那裏等著。
那天餘某也在，她帶著我們村的幾個婦女在那裏做孕檢。等我媽檢查完，鄉婦聯主任就罵餘某：“你這個婦聯主任咋當的，連點譜兒都沒有，人家身上還沒幹淨，你讓人家來孕檢。你還和人家一個生產隊，離得也不遠，有沒有你都搞不清呀？”
餘某也很抱歉，一個勁兒地跟我媽道歉：“你看看這弄得啥事兒，真是太對不住你了，這下雨的天，路也不好走，還讓你走恁遠。唉呀，我真是……這都怨那個元海……”
幾天之後，餘某看見元海就責怪他，一個大男人，就知道說瞎話。元海不承認，餘某就說：“你還沒說瞎話，你說她懷孕了，我前幾天親眼看見她在醫院做的孕檢，啥也沒有。你可把我坑了，因為這件事兒，鄉婦聯主任把我吷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
元海說：“那肯定沒有，要有那才怪呢，人家都已經生下來了，明年都會跑了！”
餘某還是不信。後來，越來越多的人說我媽又生了。餘某將信將疑，跑到我家一看，果然看見我媽抱著個孩子，氣得直抖：“17的把18的騙了，你們的膽子也太大了，現在計劃生育政策恁嚴，你們還敢要4個孩子。好好好，你們行，你們就等著處罰吧。”
等餘某走了，我爸我媽就趕緊轉移財產，把糧食和家具藏到鄰居家裏。等到天黑，我爸還偷偷地把水牛牽到我小姑家裏去。萬事具備，就等著“泰山壓頂”了。
我們村那時還沒通電，晚上也沒啥娛樂節目，所有的人是天一黑就睡覺。晚上九點多，我爸我媽都已經睡下了，餘某又來了。
她這次不生氣了，笑嘻嘻的，跟我爸我媽商量，讓他們私下拿500塊錢給她，“你們給我500塊錢，我保你們沒事兒。你們要不拿，就等著吧，非罰你們好幾千，罰得你們一輩子爬不起來。”
我爸我媽都覺得不靠譜，任憑餘某說得嘴角起白沫子，也沒給她錢，她悻悻離去。
我堂弟跟我弟差不多大，幺媽懷我堂弟時，為了堵餘某的嘴，我小爹給她送過禮。當然，也是她主動張口要的，我小爹說沒錢，她說送別的東西也行。我小爹就給她送了一蛇皮袋黃豆。收了禮，她就睜隻眼閉隻眼，村幹部下來抓孕婦的時候，她就讓人提前通知我小爹，帶著我幺媽躲出去。
幾天之後，餘某就帶著村幹部們殺過來了，讓我爸繳1200元罰款。那是1990年，1200元對於一個農民來說，實在不是小數目，要省吃儉用好幾年才能攢出來。家裏倒是有兩頭大而不肥的豬，如果能賣掉，可得300多元。可那一年超生的人特別多，到處是賣豬湊罰款的人，我們家的豬根本就賣不出去。
村幹部們又來催收的時候，我爸我媽就抱著弟弟跑了。我們家旁邊有一棵兩人合抱的泡桐樹，奶奶準備拿它來做“瞌睡籠”（棺材）的。泡桐樹生長迅速，木質鬆軟，用手指甲都能掐個坑，是很次的木材。因價格低廉，我們這裏的窮人都好拿它做棺材。
村幹部拿著钁頭在泡桐樹下刨土，說是要把泡桐樹放倒運走。奶奶很傷心，當時就哭了。這個可憐的女人呀，當初嫁給我爺爺時，我爺爺家還有30多畝田地，農忙時還要雇短工，日子很過得去。之後田賣房燒，爺爺也早早去世，撇下她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一輩子也沒能享上什麽福，能睡在一棵泡桐樹做的棺材裏永遠安睡下去，竟成了她最後的念想。村幹部本來也隻是嚇唬嚇唬她，讓她勸兒子把罰款盡快繳上。見她哭得傷心，也就收手走人了。
第二年，罰款又加了600快滯納金，變成了1800塊。我家沒錢繳，村幹部就開始砸我們家的房子。
一天我放學回家，正看到他們在砸房子。他們拿著鐵錘，順著木梯爬上房頂，要麽把瓦片敲爛，要麽把瓦片丟下來摔碎。晚上，躺在床上，我能看到漫天寒星閃閃。那次村幹部威脅說，今年再不繳，明年就是2400元。我爸實在沒有辦法，隻好把家裏的水牛賣掉，又借了些錢，湊齊了1800塊。
水牛是我們家最重要的財產，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它。耕田耙地，拉車打場，哪一樣活兒都少不了它。我媽感念它，每年過年吃年飯的時候，都會給它盛一盆米飯。賣掉水牛之後，明年的農活兒怎麽辦？一家人怎麽生存下去？不知道。火燒眉毛，隻能顧眼前了。
5
因為要第二個兒子，我家被罰得一貧如洗。
盡管飯都快吃不上了，但我爸媽卻很開心，因為這個小兒子長得好看，又聰明伶俐。父親經常憐愛地抱起弟弟，說：“我的小千八吔，你花了爸爸1800塊呀，長大了就給你取名叫張千八。”
我們隔壁村的蔣某二胎是個女兒，跟我弟弟一般大，居然罰了2000塊，還有幾百斤糧食。他聽說我爸隻被罰了1800塊，很不平：“他們家生了4個才罰1800，我們家剛生二胎就罰了2000塊，還有幾百斤糧食，難道我們不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嗎？”其實他是拖了2年，罰的滯納金。
餘某的侄兒吳老三生了5個孩子，卻連一分錢的罰款都沒繳。不但沒繳，政府還得給他發救濟糧。他家離我家也就30多米，家裏隻有兩間泥巴牆草房，草頂年久失修，都露天了。
村幹部去他們家的時候，他們早躲起來了。家裏僅有的幾件舊家具都藏到了鄰居家裏，門也沒有關的必要了，就那樣敞開著，省得村幹部再踹爛了。村幹部進屋看了看，陽光從屋頂漏下來，照亮了每一個犄角旮旯，空空蕩蕩。村幹部很失望，又去廚房看了看，突然眼前一亮，由於他們走得急，還有一口鍋沒有揭走。有個村幹部抱起一塊大石頭，對著鍋砸下去，“啪嚓”一聲，就隻剩下一個鐵圈了。
除此之外，對於他們這樣的人，村幹部毫無辦法。沒錢、沒房、沒工作，你總不能說開除他的農籍，不讓他種田了吧？
有了弟弟，我也變得忙碌起來。那年我讀小學一年級，家裏沒有表，我媽也不知道時間。看我放學回來，她就知道該做飯了。她做飯的時候，我就把弟弟接過來抱著。
農忙的時候，我媽讓我輟學在家帶弟弟。可我情願放水牛也不願帶弟弟，我說：“你怎麽不讓我姐在家帶弟弟？”
“你姐上四年級，你才上一年級。高年級的課耽誤幾天就跟不上了，你一年級有什麽要緊？”
“那要我帶弟弟，我就一直在家帶，以後農閑也不上學啦。”
“中，不上就不上。”我媽信誓旦旦地說。
我那時候真是很討厭上學。每天，我學母親唱兒歌，哄弟弟入睡，他醒了我就在稀飯裏撒上白糖，一勺一勺地喂他，把屎把尿，擦屁股換尿布。
那段時間，我和弟弟又經曆了人生中最凶險的一天。
有一天，我讓弟弟睡在搖窩裏——信陽人管搖籃叫搖窩——這把舊搖窩非常古老，也很大，有一米多長，我爸年輕的時候喜歡蜷著兩腿躺在裏麵睡午覺。
吳老三的母親和父親都先後死在這把搖窩裏。吳母喝藥自殺，急需送醫，又沒有擔架，吳父就借我們家的搖窩，把吳母裝在搖窩裏往醫院抬，結果吳母就死在搖窩裏。幾年後，大家又用這搖窩把吳父往醫院抬，吳父也死在搖窩裏了。搖窩送回來後，我媽用刷子洗幹淨，又把我放在裏麵。我最初聽父母講這一段時非常震驚，我媽笑著解釋：“那有啥辦法？人家救命要緊，我能不借嗎？送回之後也舍不得扔，也沒錢做新的，隻好洗洗接著用囉。”
我輕輕地搖著弟弟，想讓他入睡，可弟弟總是哭鬧不止，怎麽也哄不好。那時候，我爸還在外村承包了幾畝田，他和我媽在田裏插秧，我決定抱著弟弟去找他們。剛走出門，就聽見背後轟隆一聲，家裏那麵厚重的土坯隔牆就拍了下來，把那個舊搖窩、還有桌子椅子啥的都拍得粉碎。
日本有一個說法，說是家裏上百年的老物件都是有靈性的。難道是我們家這把傳了幾代人的老搖窩感覺到了危險，從而以我不知道的方式發出了警示，催促我抱著弟弟離開嗎？我不知道。
那時天熱，弟弟渾身上下隻穿著一個小肚兜，身上還有汗，光溜溜的，不好抱，而我太小，沒有力氣，就抱幾十米歇一下，不到2公裏的路，我愣是走了一上午，累得滿頭大汗。
周圍有很多鄉鄰也在插秧，聽了我家的事，都誇我能幹懂事，小小年紀就會保護弟弟了，我還挺得意。現在想來，那時的我可真悲慘。
弟弟小時候長得很好看，小嘴也會說，無論是親戚還是鄰居，都說他長大了比我有出息。我知道爸媽都認為我笨，上學也是浪費錢。有一天，我甚至聽到他們說，讓我長大了給弟弟當“大膀兒”——“大膀兒”就是大翅膀的意思，存在於這個世界的意義，就隻是幫助兄弟活得更好而已。
我們這裏，似乎每個村都有一個傻男人，就跟電影《隱入塵煙》中的馬有鐵類似。他們娶不上媳婦，無法成家立業，年輕的時候就給兄弟幫忙幹農活，兄弟施舍他一口飯吃，這樣的男人在我們這裏就叫“大膀兒”。等到老了，“大膀兒”失去了勞動能力，家裏人就給他買張火車票，送到很遠的地方去扔掉。大膀兒腦子不夠用，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永遠不會再回來了。我們這裏就有一個“大膀兒”，到老了就突然失蹤了，鄰居們都說是他的兄弟把他送到外麵扔了。
6
年紀稍大點，我就外出打工了，深知掙錢不易。所以，每年過年回家都會勉勵弟弟，讓他好好讀書，將來考大學，去公司裏做辦公室，不要像我一樣，無論去哪座城市，都幹最髒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錢。
可事實證明，“聰明”的弟弟也不是讀書的料，讀到初中畢業，他也輟學了。
2007年的春天，他跟著姐夫一起到北京打工。那年春節我沒回家，姐夫把他送到我的小出租屋，我接過他的行李，歎了口氣。下午就帶著他去市場買了身衣服，又買了些吃的。幾年後，弟弟當著我和大姐的麵，有些不好意思地說，他那時候穿的褲衩都是我買的。我很驚訝，因為自己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當時，我已經在北京服裝廠做了3年，每天坐在縫紉機上忙碌近16個小時，身心俱疲，卻又找不到其他出路。沒想到弟弟現在也要走這條路了，心下悵然。
那是弟弟第一次出門打工，為了方便照顧他，我讓他睡在我的上鋪。服裝廠的夥食很差，清湯寡水，而弟弟的胃口又不好，總是吃不飽。有一天夜裏，我聽到他說夢話：“媽……媽……我想吃肉了……”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兒，第二天一早，就請假去菜市場買了幾斤排骨燉給他吃。
2011年，弟弟談了個女朋友，2012年春天兩個人就結婚了。那年下半年，我爸媽給了他一些錢，加上他自己打工攢的，有10萬元左右。他想買一台車，而我力勸他買一套二手房。為此，我還費心費力幫他找好了房子，想讓他去看看，可他執意買了車。以後住哪裏？靠什麽養車？買車有什麽用？他全不考慮，隻要眼前有了車，已經享受上了，這就夠了。
2018年秋天，我跟著弟弟去上海打零工，總是做不長久。終於找到一家，卻隻做了2天，每天12個小時，每小時18元。而弟弟因為把車停在廠門口，還被貼了一張罰單。也就是說，弟弟忙了兩天，隻掙了194塊錢，還沒扣除飯錢。
有一次，我們在中介所找了兩天工作，也沒能找到合適的。我看到弟弟坐在中介的沙發上，神情憔悴，眼神迷茫。我總覺得很抱歉，作為一個哥哥，我什麽也沒能幫到他。
2019年，我爸媽拿出全部的積蓄給弟弟買的兩層小樓終於裝修好了，等著他從上海回來買些家具就可以住了。
臘月，打了一年工的弟弟開著一輛轎車回來了。他衣著光鮮，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在外麵當了老板，混了好幾十萬呢。而實際上，他卻連一張床都買不起。這絕不是個例，我見過很多和他類似的年輕人，一個個人五人六的，都開著轎車，衣著光鮮，人前顯勝，其實口袋比臉還幹淨。
我原以為弟弟隻是沒錢，等2021年再次去上海打工時才知道，他還在網上借了5萬多塊網貸。
2022年3月，上海疫情爆發，很多工廠開始封閉生產，住廠的員工都有補貼。弟弟很走運，他們廠每天補助400元，加上工資200多，每天的收入接近700元，每月能拿2萬。2個多月的時間，弟弟就還完了網貸，我也為他鬆了口氣。可我哪裏知道，他一緩過勁兒來，又馬上把車便宜處理掉，換了台新車，接下來每個月要支付2千多元的車貸。
等疫情過去，他的工資又會恢複到平時的每月5千多元，我媽還在老家幫他帶著兩個孩子，他每個月也要寄回一點錢，我不知道他那點工資將如何應付。但是，對他來說，似乎都沒關係，隻要有新車開了，別的事都可以放在一邊。
佛家有一句話，叫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其實隻是安慰人的空話，並沒有任何的道理。弟弟經曆了那麽多曲折來到這個世界上，事實證明，他也終究隻會是流水線上的一個螺絲釘，一個經濟學家眼中的“人口紅利”，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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