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將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zt

1930年，26歲的梁思永留美歸來，加入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此前，他在父親梁啟超的影響下，於哈佛大學攻讀了七年的考古學和人類學。

史語所考古組是曆史上第一個國家級考古機構。所長傅斯年在立所綱領《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確提出“近代的曆史學隻是史料學”，並要求該所同仁需“去擴張材料，去學設‘發塚校尉’，求出一部古史於地下遺物”。就在其成立的當年，考古組便在李濟的主持下發掘了殷墟遺址，為新生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剛到史語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東北考古計劃”。因為1924年時法國學者德日進曾在赤峰林西發現過一處新石器遺址，梁思永的首選目的地便鎖定在了那裏。就在整裝待發之際，通遼一帶突然暴發鼠疫，阻斷了行程。恰巧此時，中東鐵路的俄籍雇員路卡什金在黑龍江的昂昂溪附近又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梁思永立馬決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發掘了約200塊陶片、一座墓葬及10餘件骨器，並從地麵采集了100多件石器和1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共出土標本1000多件。隻是因為天氣驟然變冷，發掘工作在進行了三天之後被迫停工。於是，梁思永取道通遼、開魯、天山、大板，在38天裏步行逾1000公裏，一路南下，將工作計劃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遼寧淩源牛河梁遺址出土的斜口筒形玉器。圖/牛河梁遺址發掘與研究課題組

這是一趟極為艱難的跋涉，在後來的調查報告中，梁思永回憶道：“這慘黯的境況不但使我們精神感受極大的打擊，並且增加了許多行旅的困難。一路上人食、馬草、飲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沒有一天不發生問題。此外再加上賊匪的出沒，氣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礙，白晝時間的縮短，我們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環境的支配，沒有絲毫的自由。”縱使如此，他卻沒有動過一絲放棄的念頭。早在20世紀初，位於赤峰東北郊英金河畔的紅山就引起了國外考古學家的關注，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和法國學者桑誌華先後到此進行過考古發掘，發現了80多處史前文化遺址。在哈佛時，梁思永仔細閱讀過二人的調查研究論著，對該區域關注已久。

然而當梁思永終於到達林西，找到了被當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窩子地時，西北風也刮到了那裏。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氣溫將遺址地表的土層凍得非常堅硬，無法開掘，隻能轉而在赤峰一帶進行地麵的采集。

梁思永主要考察了紅山東沙窩和英金河北岸的北沙窩兩處遺址，采集了一批石器、細玉器、陶器，並繪製了地形地貌圖。憑借這些收獲，他在1934 年寫出了《熱河查不幹廟林西雙井赤峰等處所采集之新石器時代石器與陶片》，將紅山遺址上的史前文化劃分為西遼河上遊、熱河及鬆花江以北地區的考古學區域文化，並闡述了這一文化與仰韶文化的關係。這是中國考古學者書寫的第一篇專論熱河新石器的文字。

原本，梁思永計劃著在這些新材料的基礎上可以做進一步發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兩年。在那篇報告裏，他無限傷感地寫道：“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裏，東北四省接連被日本軍占領了，我國的考古工作者不應忘記我們沒有完成的工作。”

長城以北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剛剛被掀起神秘麵紗的一角，就這樣再次淹沒在了曆史的風沙之中。

“玉筆筒”引出的大發現

在梁思永的東北考古因戰爭陷入停滯時，一位名為佟柱臣的淩源中學曆史教員，憑著對考古的一腔熱愛，利用工餘休息時間，單槍匹馬地在赤峰、朝陽進行了大量調查。1943年，他發表了《淩源牛河梁彩陶遺址》和《淩源新石器遺址考察》等文章，大膽做出預言：牛河梁地區必有大器出現。不過，由於當時山河破碎的動蕩時局，加之這些文章又發表於日本報刊和偽滿刊物，並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1955 年，考古學家尹達出版了專著《中國新石器時代》。根據梁思永的意見，書中以“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為題撰寫了一章補說，其中指出，紅山後新石器時代遺址含有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兩種因素，它的分布範圍包括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長城地帶，“可以名之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自此，“紅山文化”終於有了一個正式的命名。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蜘蛛山、夏家店、藥王廟、金龜山、富河溝門、南楊家營子、西水泉、三道灣等一係列遺址被陸續發掘，不斷豐富著紅山文化的內涵。不過，在當時考古界的普遍認知中，中華文明的源頭仍在於黃河、長江流域。“紅山文化雖然發現得很早，但是大家對它的印象還是北方地區的一種地方文化，可能受了中原的影響，但本身沒有很發達。”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之一郭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1979年5月，遼寧省啟動了計劃四年完成的文物普查，先從文物分布較多的朝陽市的朝陽、淩源、喀左三縣開始，並召集全省各市、縣、區派學員參加培訓。普查中，喀左縣發現了609處遺址點，並在其中24個點采集到了紅山文化陶片，有幾處采集到的陶片較為豐富，且多彩陶，興隆莊章京營子大隊下麵的東山嘴就是其中之一。當年秋天，文物普查隊對東山嘴進行了試掘，很快便發現了一片由方整石塊砌築的石牆。

遼寧省文物保護專家組組長、遼寧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郭大順，是那次試掘工作的領隊。看著逐漸露出的遺跡，他當即感覺東山嘴遺址不僅特殊，而且很不一般。“因為它南邊是一個圓形的（建築址），北邊是方的，然後東西對稱，有個中軸線，這很重要。”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彼時對紅山文化的認識還隻限於其是與仰韶文化同時期的母係氏族社會，但眼前的建築布局不僅同仰韶文化的向心式完全不同，甚至與後世的建築布局具有諸多相似特征：“這等於跨了好幾步。”

除了石砌的建築址，遺址中還出土了大量形製各異的彩陶器，以及前所未見的人體陶塑像、雙龍首玉璜、綠鬆石鳥形飾件。郭大順意識到他們所捕捉到的分明是文明的信息，於是在年底普查總結匯報會上，他試探性地提出了東山嘴遺址與史前祭祀和文明起源的關係，這也是他第一次將紅山文化與文明起源聯係起來進行思考。

1981年，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開始，郭大順再次負責起建平縣的工作。在時任朝陽市文化局局長宮殿東的組織下，他給全縣32個公社文化站長做了一次普查前的培訓，特意強調了尋找紅山文化玉器出土地點的重要性。話音才落，富山鄉文化站長趙文彥便在課堂休息時反映了一個重要信息：附近馬家溝老鄉家有一個“玉筆筒”。直覺告訴郭大順，紅山文化玉器更直接的考古證據可能要露頭了。

第二天培訓一結束，郭大順就跟著趙文彥和文物幹部李殿福一起騎了15公裏的自行車趕到馬家溝。在生產隊隊長馬龍圖家，他見到了那個“玉筆筒”，正是他們苦苦找尋的紅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類——馬蹄狀玉箍。繼而他順藤摸瓜，在挖到玉器的地方——建平與淩源兩縣交界處一座名為牛河梁的山崗上——發現了人骨，簡單清理過後，一座東西向、長2米、寬0.8米的石棺墓葬露了出來。

墓主人頭頂部的左側，置有一件玉環，所有特征都與紅山文化遺址常見的石環相同。墓上的深灰土層隻有0.2米~0.3米厚，土層內存有彩陶筒形器殘片。一切證據都明確地指向了紅山文化，盡管在此之前紅山文化還從未有墓葬被發現過。郭大順至今清楚地記得，那一天的日子是4月8日，這個地點後來編號為牛河梁第二地點，這座墓則編為第一號塚第一號墓。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是郭大順在北大讀書時的導師。兩年前剛剛發現東山嘴遺址時，郭大順便寫信告訴了他。彼時的他正在醞釀日後奠定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觀念的“區係類型”理論，同時也在思考如何從北方尋找中國古史突破口。東山嘴的出現仿佛一道倏然降臨的指向標，大音希聲般地提醒著他，中華文明起源可能會在遼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東山嘴的土地，並在隨後召開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考古專題座談會上明確提示：要在喀左、淩源、建平三地交界處多做工作，會有更驚人的發現。“蘇先生稱這個交界地區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們當年秋天（正式）開始發掘牛河梁。”郭大順說。

驚人的發現的確很快呈現在了世人麵前。首先是第二地點又挖掘出一座墓葬，出土了兩件玉雕龍和一件馬蹄形玉箍；接著，通過對墓葬群的進一步發掘，考古人員發現牛河梁的墓塚並不是其他史前文化那樣的土坑墓，而是獨特的積石塚，有石塊砌築的塚界，形狀有方有圓，有雙塚相迭相套，尤其是有封頂堆石和堆土壓在墓上，結構較為複雜。此外，在第二地點和第五地點的墓塚之間還發現了祭壇，其中第二地點的祭壇是用一種紅色的安山岩石並立砌築，有如石柵，立石共有三圈，由外向內層層高起，所用的石塊也逐層變小一個規格。

牛河梁遺址中心大墓。

更加重大的發現是女神廟的出土。在距二號地點西北約一公裏，牛河梁主山梁的中心部位，一個由主室、左右側室、北室、南三室聯為一體的多室布局遺址，在被清理掉50厘米厚的表土層之後顯露了出來。由於遺址表麵即散落著壁畫和精致的彩陶大器碎片，加上在西側室、主室、北室、南單室都發現了猛禽猛獸和人形的泥塑殘件，可以確認這是一處供奉偶像的“神居之所”。它的南北長25米，東西最寬處9米，最窄處僅2米，比已知的史前時期房屋複雜得多。從炭化的木柱、被燒流的陶器分析，這座建築上部曾被一場大火燒毀，僅保存了地下部分。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女神頭像。

11月2日上午，在對主室西側的挖掘中，一個仰麵朝天、雙目圓睜的完整人頭塑像重見天日。頭像存高22.5厘米，相當於真人大小，從背部斷麵看是以豎立的木柱作支架進行塑造的。高浮雕式的頭像額部隆起、額麵陡直、麵頰豐滿、下頦尖圓，耳較小而纖細，極富女性特征。“她”就是幾千年前紅山人的女祖，也是當初這片遺址上祭祀的對象。在後來的文字中，郭大順這樣描繪過女神的樣子：“麵部呈鮮紅色，唇部塗朱，為方圓形扁臉，顴骨突起，眼斜立，鼻梁低而短，圓鼻頭……上唇外呲富於動感，嘴角圓而上翹，唇緣肌肉掀動欲語，麵頰則隨嘴部的掀動而起伏變化，具有很強的節奏感和神秘感。尤其是眼球的處理上，在眼眶內深深嵌入圓形玉片為睛，使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發出來，更是神來之筆。”

至此，牛河梁遺址的發現徹底震驚了考古學界。四十年前佟柱臣被忽視的預言到底被驗證了，而梁思永的壯誌未酬，也終可借由後輩同仁的求索得以繼承與了卻。

一場文明起源的大討論

1983年底，牛河梁遺址的發掘材料被送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時任所長的夏鼐在看到女神廟和女神頭像的照片後，立即委派了技術室負責人和科研處負責人趕往牛河梁，要求其對遺址的年代進行反複驗證和科學測定。1985年3月，碳14測定結果確認，牛河梁是距今5000餘年的紅山文化遺址。

自1959年發現二裏頭遺址起，擁有實證的中華文明史就被定格在了距今4000多年前。牛河梁遺址的測定結果，直接將這一時間提前了1000多年。用蘇秉琦的話說，這是“東方文明的新曙光”，是“中華文化的火花”。麵對牛河梁遺址必然會引發的重要學術意義和社會影響，蘇秉琦甚至還在1985年5月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場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討論即將開始。

女神頭像出土現場。

“牛河梁遺址發現之後，的確起到了一個作用，就是把整個討論往前推了一步。”麵對《中國新聞周刊》，郭明對牛河梁之於四十年前那場討論的意義如是說到。其實早在1931年，李濟在談及山東城子崖發掘的意義時就說過：“現代中國新史學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原中心論”都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即使有諸如良渚文化的發現，也被視為龍山文化係統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蘇秉琦的“區係類型”說的正式提出，才以“滿天星鬥”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觀念。隨著牛河梁遺址的發掘，1986年考古學家嚴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說，在承認各地區具有獨特發展道路的同時，強調了不同文化之間“分層次的向心結構”。幾乎與此同時，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提出了“中國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區平等獨立又緊密聯係，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國”。

1986年7月24日夜，新華社發布了電訊，介紹牛河梁遺址的新發現，稱“五千年前，這裏曾經存在過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原始文明社會。” 次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又以三分鍾的時長進行了播報，《光明日報》也在頭版發表文章稱：“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找到了新線索”。隨後，港台地區及日本、東南亞等國紛紛加以轉載並配有專家采訪。“牛河梁遺址的發現，等於把整個的紅山文化推到了全國全世界的麵前。”郭明說。

除了對文明起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改寫，牛河梁遺址之所以會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還在於它在多個維度上表明著一種中華文化的貫通與延續。

從20世紀初起，紅山文化玉器就在海內外一些收藏家和著名博物館中有所收藏。但這些玉器都來自民間，而非正式的考古發掘，因此其出土的墓葬情況以及地層關係都是未知數，斷代年份也就一直無法破解。直到牛河梁墓葬玉器的出土，才使一切變得清晰起來，也經此展現出了紅山文化“唯玉為葬”的特征。王國維曾解釋過“禮”字是“象二玉在器之形”，又說創造“禮”時，有“以玉事神”的含義；曆代禮製的濫觴《周禮》，也明確記載著：“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從這個角度看，紅山文化玉器已具備了後世的“禮”之雛形，“惟玉為葬”的實質其實是“惟玉為禮”。

在建築格局上，牛河梁遺址中被蘇秉琦稱為“海內孤本”的“壇廟塚”，也與傳統城市規劃有著諸般相似。首先，“壇廟塚”的布局明顯有一條南北中軸線，而且廟在北、壇在南，這種“北廟南壇”的設置直到明清時期都一直保持不變。其次，“壇廟塚”的存在如同明清時期北京城天壇、太廟與明十三陵一般，無不顯示著敬天法祖的意識與文化。最後，牛河梁的祭壇不同於東山嘴等其他遺址，壇基起三層，在形製上與明清北京天壇的圜丘壇極其相似。1992年鄭孝燮、於倬雲、朱希元三位古建築專家在看到這座壇就曾感慨，此前所知古建築起三台的最早實例是燕下都，現在看來要提早兩千多年了。不久，於倬雲在一篇論述北京故宮建築製度的文章中，更是稱牛河梁這座圓壇的作法，是中國古建築三台的“鼻祖”。

正因如此，蘇秉琦當年站在牛河梁的山崗上看著眼前的“壇廟塚”，才不禁讚歎：“它的光芒所披之廣，延續時間之長是個奇跡。”

當然在學術範圍內，對於牛河梁遺址作為中華文明起源之一的觀點也存有一些爭論。比如有學者便認為，“盡管牛河梁遺址有女神廟和積石塚群的存在，但在五十平方公裏的範圍內，還沒有發現人類的居住遺址，在這種情況下尚難於全麵地衡量它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像城市、文字、金屬器那些基本要素，在這裏也是完全缺乏的，因而像‘文明的曙光’ ，‘文明黎明’或‘原始文明’一類的提法，似乎還難以成立”。還有學者認為，“盡管紅山文化出土了大型的祭祀遺址，但還不具備文明社會的主要特征，還沒有進入文明時代。”

牛河梁遺址出土文物。圖/FOTOE 視覺中國

“我們看到的牛河梁是一個特殊的遺跡，它是祭祀禮儀性的。它的日常生活是什麽樣子，這個的確是我們沒有發現的。依據現在的情況來看，我們覺得也很難發現等級、規模可以相匹配的一個大型的聚落群。”郭明承認這些爭論和置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同時覺得，在現有的討論中可能忽視了一些地理因素和曆史可能性：“牛河梁遺址所在是遼西的丘陵山地，最典型的一個特點就是溝壑多。雖然一麵山坡可能是平緩的，但整個區域的麵積很小。即便是現在，這個區域的村子分布也是在一個大的行政村下麵包含十幾二十個村組。所以當時的居住模式，可能也和現在相似。（此外）對於紅山人來說，他們可能更偏重製度和精神領域的建設，常住人口有可能是為整個區域的特殊建築服務的。”

而在郭大順看來，未能發現的居住遺址或許恰恰說明了牛河梁文明的發達程度：“一般的生活遺址可能距離比較遠，（因為）它的祭祀是獨立的，不和生活區攪在一起。”他認為，牛河梁遺址不僅可以確信代表著文明，更應該是紅山文化的中心：“它的北南東西都有紅山文化遺址，它那個位置也是四通八達、交通中心。”

事實上，圍繞牛河梁遺址的爭論本質上依然係於“文明標準”的問題。長久以來，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術、文字、城市三個要素作為判斷文明的標尺。盡管越來越多的新發現，讓當代考古學家開始反思舊學說，中國學者也嚐試提煉出更具普適性的標準，但對固有體係的打破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夠豐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為加持。在這一點上，牛河梁遺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實現舉世公認、無可動搖，還得依靠其自身的進一步調查、發掘和研究。

新的啟示與待解的課題

有關牛河梁的未解之謎其實還有很多。比如第十三地點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築遺址，其性質和內涵仍有待於進一步確定，對其原始結構造型也需要更為清晰的了解；再比如，女神廟當初隻是做了試掘，一直沒有正式發掘，整個遺址群範圍內外尚未進行詳細的普查，采石場、玉作坊、陶作坊之類遺址更是無從談起。正如當初考古工作的技術顧問王序曾說，牛河梁遺址就像一張大餡餅，隻剛剛咬了一口。

從1981年發現、1983年開始發掘，牛河梁遺址第一階段的考古工作持續到2003年才結束，之後著手整理工作、編寫報告。就在接下來的2002年，一個迄今為止中國考古領域規模最大、參與學科最多的綜合研究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背景、原因、特點與機製。

2017年，牛河梁遺址重新開始發掘，郭明就是在那個時候加入到這項工作中的。這一次重啟，不僅是遼寧考古力量接棒前輩的一次全新出發，也迎來了更為開闊的前景。

2020年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啟動，牛河梁遺址被列入了“北方長城地帶文明進程研究”子項目；次年，“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也將牛河梁遺址囊括進來。這是各有側重、互為補充的兩個項目。前者關注文明化進程的普遍特征，重點是文明化進程的某一斷麵（某一個時間段）較大空間區域文明的特征和圖景，以點帶麵；後者研究的空間範圍明顯較小，但時間範圍涵蓋紅山文化形成、發展至衰落的這1500年時間，所涉內容更加全麵、龐雜。但殊途同歸的是，它們都昭示著對牛河梁的進一步探索不再是某個地區、某個部門的工作，而是更高層麵上的一項持續性工作。

郭大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年他們一共劃定了16個地點，挖了4個試掘了2個，其餘都沒動，後來陸續又發現了27個，整個牛河梁目前共有43個點。50平方公裏的遺址群，至今的發掘隻占到了1/8。

而據郭明介紹，近幾年的發掘工作主要還是在第一地點進行，並且已在2號建築址發現了6萬多平方米的9座台基。這些台基呈現著由南向北、沿等高線由低向高逐級修建的原則，整個建築址的最高點為編號TJ1的台基。在此之前，女神廟被認為是和附近的台基各自獨立存在的，但根據新的發現，女神廟其實位於TJ9台基之上。並且他們推測，從目前發掘情況看，每個台基上應該都有建築，而且可能比女神廟更為宏偉，隻是具體的建築形式目前尚且無從得知。

如果這些推測和設想能夠得到考古證據的證實，無疑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不僅可以表明當時的紅山先民已經具備了大規模的動員和組織能力，還可以證明第一地點是牛河梁遺址最高等級的祭祀場所之一。“對第一地點的重新發掘給了我們一些新的啟示，我們對牛河梁遺址的認識是在不斷加深的。”郭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除了台基，關於牛河梁遺址的認知還有一些其他的更新，具體內容需等待國家文物局的對外公布才能知曉。未來幾年，郭明他們準備繼續將遺跡的調查進行下去，希望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了解到不同遺址點之間聯絡的方式。不過她也表示，相比之下，目前遺物的發現比較稀少，仍然需要繼續總結。

牛河梁遺址出土文物。圖/FOTOE 視覺中國

“隨著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越來越成熟，我們也希望可以利用這些技術獲取更多的信息，比如對積石塚內人骨的DNA分析，通過這些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埋在一處的這一群人，他們之間到底是什麽關係，進而認識到紅山社會到底是血緣群體還是地緣群體。”

考古之外的許多問題，也在等待著郭明和她的同事乃至他們的後輩，用一代代考古人的力量去摸索和解決，例如關於遺址的保護。

1986年時，遼寧省人民政府第169次省長辦公會議通過了將牛河梁50平方公裏內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保護；1988年，國務院又將牛河梁遺址公布為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國家文物局和遼寧省人民政府確定以牛河梁遺址8.3平方公裏核心保護區為依托，正式啟動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項目建設。但這並不意味著牛河梁地區的遺址保護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有專門機構管理，牛河梁遺址保護區範圍內要好一些。這個區域外麵，我們新發現的一些遺址則麵臨一些問題，就是農村的平整土地和深耕，還有梯田。因為我們的調查發現是有限的，可能今年基於地表的保存情況沒有發現，如果明年土地做了深耕，可能就會發現比較多的陶片，但是如果下一年再耕一次，這個區域就會被破壞掉，這的確對遺址保護是非常不利的。”郭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還有，我們麵對的紅山文化，是土質遺址和石構遺跡混合的這樣一種遺跡類型，怎麽保護這類的東西，我們也在做嚐試。”

一切都沒有現成的答案，無論是紅山先民留下的千古迷霧，還是當下現實構成的種種挑戰，都像是一道道需要精細分析、嚴密論證的課題。

發於2022.10.17總第106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牛河梁遺址：將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