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滕州崗上5000年前遺址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3月31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公布“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最終評審結果。山東滕州崗上遺址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也是山東唯一入選的考古項目。

崗上遺址發現較早。1952年春，原華東文物工作普查隊在滕州市東沙河街道陳崗村（崗上村）普查時發現一處遺址，定名為崗上遺址。1953年5月崗上遺址發現4片彩陶，這是在山東省境內第一次發現彩陶。隨著多次考古調查的深入，揭開了這處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為主體的大型聚落遺址的麵紗。

2018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遺址進行了全麵、係統的勘探，在經曆了為期一年的勘探後，從2020年9月-2022年1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連續兩個年度對該遺址進行發掘，合計發掘麵積約1100平方米。發現了極為豐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包括1圈夯土城牆與壕溝、31座墓葬、7座房址及大量與房址相關的柱坑或柱洞。確定了遺址時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為主，也有部分東周、漢代遺存，在遺址中采集的含炭標本，經放射同位素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6000～4000年左右，延續時間約2000年。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朱超是崗上遺址項目發掘負責人，他說：“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的關鍵節點，崗上遺址恰好對應了距今5000年這個時間節點，是海岱地區以至中華文明五千年文明史的證明。”

一是崗上遺址擁有距今5000年節點最大的城址麵積。從地圖上看去，遺址平麵像一片樹葉或靴子，東西最大跨度1500米，南北跨度1000米，總麵積約80萬平方米，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麵積南北長800米，東西長550米 ，共約40多萬平方米。朱超表示：過去發現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最大的城址麵積是10多萬平方米，40多萬平方米是目前發現的同時期最大城址麵積。

▲南區墓地出土典型玉器，有不少玉鉞

二是崗上遺址出土不少代表權力標誌的鉞以及杖形器等，標明當時社會已經分層，形成了階級社會。

玉鉞或石鉞，是古代重要的禮器，象征著地位、權力，是器用製度形成的重要標誌。傳說中，夏禹、商湯王和周武王手執的大鉞，被視為王權的象征。而追溯到更早之前，在新石器時期、夏商周時期獨有的玉禮器中，玉鉞依然被認為是軍事統治權、戰爭指揮權、王權集於一身的禮儀玉器。

在崗上墓葬中，玉鉞或石鉞集中出現在高等級男性墓葬中，同時也還出土一些鹿角鋤、鹿角叉形杖、鱷魚骨板、骨杖形器、陶鼓、龜甲器等禮製隨葬品，這些物品也是重要的禮器，和權力密切相關。

三是崗上的高級墓葬和一般墓葬，隨葬品差異很大，高級墓葬中存在“三連棺”的棺槨結構，表明當時社會存在明顯的等級，私有製、家庭等也都出現了。

棺槨即棺材和套棺（古代套於棺外的大棺），泛指棺材。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服製》：“生有軒冕、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因此，棺槨埋葬方式屬於禮製範疇。

崗上獨具特色的突出器物箱的葬具結構，與周邊區域，特別是魯北地區棺槨俱全的特點形成鮮明對比，兩類不同的葬具形式共同構成了中國最早的棺槨製度。朱超表示，崗上高級墓葬采取了棺槨、角箱和邊箱的“三連棺”方式，這在以往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沒見過，屬第一次發現，這種墓葬方式和以往濟南章丘焦家遺址等魯北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的墓葬有差異。

與此同時，崗上小型墓葬隨葬品少甚至沒有隨葬品。兩相對比，說明當時社會分化，權貴掌握更多的生產和生活資料。

朱超表示，大汶口文化屬於東夷文化，大汶口文化又分為古泗水、古濟水、沂沭河等幾個區塊，崗上文化屬於古泗水區塊，這幾個區塊既有聯係又有區別，既有共性又有不同點。從區域已發掘的情況來看，大汶口文化時期形成不同的聚落或中心，這些聚落或中心相隔分布，不同的區塊各有中心城市，相當於現在的“地級市”布局，說明當時已經形成了區域社會。

從城址規模、出土的玉鉞或石鉞、墓葬差異等遺址遺存，朱超判斷，崗上遺址是當時該區塊重要的中心城市，說明在距今5000年這個時間節點，已經形成了早期城市，並出現了早期國家。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表示，滕州崗上遺址十分重要：崗上遺址的發掘，是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的重要收獲，表明我們在本地區文明和早期國家起源研究上取得了重要進展。多年考古工作，使我們了解到崗上大汶口聚落在區域社會、社會組織結構、禮製等方麵對於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崗上是大汶口文化最大的聚落之一，是大汶口文化時期迄今發現的最大城址。

2，在崗上發現了最早的器物箱和棺下枕木，證明大汶口文化是棺槨製度的重要源頭。

3，在崗上發現了以鉞為代表的玉石器，骨牙質的鹿角鋤、杖形器、骨板，鱷魚皮與陶鼓，塗朱龜甲，以觚、大口尊為代表的成套成組的陶禮器，表明大汶口文化喪葬活動中的器用製度已經基本完備，明確了海岱地區是禮製的重要起源地。

4，墓葬表現出的棺槨、器用製度，顯示出明確的社會分化，這是與作為都邑性聚落——城址的發現相伴隨的，表明崗上代表了早期國家發展的一個階段。

在崗上遺址挖掘期間，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任相宏曾到崗上挖掘現場看過，看到出土的玉鉞等文物，感覺相當精彩，他表示：崗上遺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時間點”和“空間點”特別好。

從“空間點”來看，崗上遺址是海岱之間古代東夷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遺址。蒙文通先生在1933年出版的《古史甄徽》認為，我國古代民族分為三族，即江漢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徐旭生先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認為，中國古代部族可以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徐旭生還認為，蒙文通所說的江漢民族“大致等於我們說的苗蠻集團”，河洛民族“大致等於我們所說的華夏集團”，海岱民族“大致等於東夷集團”(《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61頁注解1)。崗上作為大汶口文化遺址，又屬於東夷文化，但向西就是河洛華夏文化區，向南和蘇北的大汶口文化能夠銜接，但過了淮河就是江漢苗蠻文化，向北過黃河又是另外一種文化，因此，崗上遺址的位置在文化上具備典型性。

崗上遺址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恰好的“時間點”上。任相宏認為，在考古學上，遺址的“時間點”往往決定其重要度，比如，前一段發掘的山東沂水跋山遺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處在沂源猿人之後和扁扁洞人之前。

崗上遺址時間正好卡在距今5000年，這使其意義超越了區域概念，而具有“全國性”的意義。山東人類文明演進次序和全國具有一致性：分別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扁扁洞人（距今12000-9000年），後李文化（距今8500年-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7500年—61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約6100—4500年）、龍山文化（4500-3900）、嶽石文化（距今3900--3500年）等眾多中晚期新石器文化。在這其中，距今5000年這個時間點，正好是中華文明史從原始社會邁向早期國家形態的關鍵時間點，崗上遺址正好是這個時期最大的城市遺址。

大汶口文化遺址已發現有數百處之多，經過發掘的也有50多處，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存豐富，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山東省的泰安大汶口、兗州王因、鄒縣野縣、曲阜西夏侯、茌平尚莊、廣饒五村、膠縣三裏河、諸城呈子、莒縣陵陽河和大朱村、日照東海峪、蓬萊紫荊山、長島北莊、棲霞楊家圈。其中在莒縣陵陽河和大朱村、諸城呈子等遺址，還發現了一些刻符，雖然什麽意思待考，但可以肯定和文字有關。

從崗上遺址看，有城牆有壕溝，從棺槨和出土的玉器看，形成了等級社會，有早期國家的形態和特征，雖然目前這裏沒有發現文字，但可以判斷那個階段形成了古國，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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