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監控風雲
數據的背後不僅隻有商業博弈，當我們麵臨潛網的時候，我們不僅在麵對監控，同時也被卷入一場人、技術與權力的關係。技術賦予了潛網更深的隱晦性，它蟄伏在技術的脈絡下，成為一種看不見的秩序，隱匿無蹤，卻無處不在。
文 | 鍾藝璿
編輯 | 趙磊
運營 | Trixy
監控隱藏在看不見的地方。如果你試著去問一位大廠人，是否知道或察覺自己正在被監控，不出意外，你會得到一個肯定的回答。但如果繼續追問：“你是如何被監控的？”或許很少有人能和你說清楚其中門道，“就是一種感覺”。
這可以說是一個係統，也可以說是一種被有意構築的、森嚴冷酷的秩序，但稱呼為潛網也許更合適——它的規則、處罰、尺度，大部分都存在於猜測中，很多人都感覺潛網存在，但誰來放網、操控、收網，卻鮮有人知。
王寧第一次明確感受到潛網存在，是被開除的那天。當時，她被HR單獨帶到一間辦公室裏，周圍一共有4個人，後來還多了一位保安——他昨天還對著王寧說了句“早上好”。看到王寧情緒不太冷靜，HR瞥了她一眼，“你知道的，怎麽鬧都沒有用”。
她突然害怕了，想到之前被保安直接從辦公室架走的同事，任何人都無法接受在同事麵前被毫無尊嚴地帶走，何況她還在哺乳期。交接時間不多，王寧被告知“趕緊離開”。
她說自己的手機還在工位上，“要拿回來”。HR和保安在不遠處注視著她，從回到工位，到拿起手機，王寧不可以說話，也不可以有多餘的動作，離開這棟樓前，她不能再和任何人有接觸。走到桌前，身邊的同事察覺到異樣，微微側頭偷瞄她，王寧搖了搖頭，沉默地走了。
保安和HR一前一後，一路將她送下樓，直到徹底走出這座大廈。樓下，王寧的丈夫在等著她，“你的東西呢？”她反應過來，自己除了手機什麽都沒拿，轉頭進去，卻被告知禁止進入。她趕緊聯係同事，對方說“有人一直在盯著呢”，趁領導沒注意，同事隻匆匆帶走王寧的水杯，下樓後放在公司打卡機旁，迅速轉頭跑開。
▲ 圖 / 《保持通話》劇照
無論王寧如何解釋，她已經失去了進入的資格，盡管她要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她一氣之下選擇報警，警察到了又離開，“他們也進不去，拿不到”。
一般情況下，潛網極少會這樣主動出現，它更多時候是隱秘的。關於潛網，大廠員工之間流傳著不少江湖傳言——公司內網監控、社交媒體監控，甚至無意中吐露的一句話，都有可能被潛網捕獲。
一家頭部互聯網公司的員工陳柳依隱隱察覺到這種監控的存在，工作電腦會掛在內網上，用外部電腦也需要先安裝一個VPN來登入工作後台，一旦出現問題，技術部門就能調取操作曆史，為了避免風險，她在內網和別人交流時會盡量避開一些關鍵詞，比如競品公司、業務名稱、領導名字等，怕觸發報警，但她也不清楚這個機製是否存在、如何運作，“隻是有同事會說這個事情”。
一些關於潛網的猜測正在被驗證。麵對一份內部技術文檔，程序員李望偷偷按下了截屏鍵，不涉及商用，他想嚐試分享給朋友做技術交流。不到一會，IT部門的同事私下找到他，“不要再截圖了，這回先警告你一次”。
李望在另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工作，他知道IT部門負責管控所有員工的內部交流，關鍵字觸發可能是其中的一種方式。李望曾經試著用微信發出公司某內部APP的名稱，並安裝了一個可以監測電腦對外網絡傳輸速度的軟件，發現這條文本的發送速度明顯變慢，“可能一條微信正常的發送速度是幾毫秒，但是這條帶關鍵字的文本速度會慢很多，應該是被監控到了”——而正常情況下，這種速度減弱很難被肉眼感知到。
這曾經這是一種保護。互聯網發展二十餘年，從中關村的幾台電腦到龐大的大廠生態，環境每天都在發生著變化，牽動著數據的戰爭、技術的戰爭乃至人性的戰爭。
一個互聯網運營員工可能很難想象，自己手中的一條普通數據，在競對公司眼裏意義非凡。據36氪報道，一家互聯網公司曾經抓到自家客服批量把客戶線索賣給競爭對手，“保守估計，飛單損失能有上千萬元”。一家百億美金估值的公司，在關鍵融資階段遭到競爭對手竊密並向投資方舉報數據造假，差點毀掉融資，甚至斷送公司的未來。大廠之間一邊設置重重保護，另一邊也通過谘詢公司等各種途徑打聽對手的消息，並不惜為此付出高價。
剝開互聯網公司的外殼，核心數據和代碼實際極為脆弱，緩緩流動的潛網，每時每刻都保護著公司的信息安全。起初它的作用尚有邊界，但如今這種監控正在擴大，成為控製員工的一種手段。
陳菲和王寧同屬於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2019年前後，她隱隱察覺到，公司的弦突然收緊。有一天，陳菲收到了多條公司微信群解散的消息，群聊頁麵隻留下一條格式化的通知，“要求即刻解散”——包括公司全員大群、團建群、健身群甚至奶茶拚單群。
很短的時間內，HR迅速肅清了所有可見的私人與工作關係，並且在兩者之間設立了高大的屏障。盡管奶茶群裏，從來沒人說過任何有關工作的事，它起源於某次領導在組會後的犒勞，又親手被領導終結，“群裏平時隻有簡單的奶茶拚單記錄和群收款”。後來，陳菲再也沒看到有同事拎著一大袋奶茶上樓，“現在都是各喝各的”。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失控又將是注定的。數據的背後不僅隻有商業博弈，當我們麵臨潛網的時候，我們不僅在麵對監控，同時也被卷入一場人、技術與權力的關係。技術賦予了潛網更深的隱晦性，它蟄伏在技術的脈絡下，成為一種看不見的秩序，隱匿無蹤，卻無處不在。
潛網能主動識別風險，也能在風險變成事故後，及時把責任人揪出來，並保留所有的證據。
用內網登錄公司任何後台，陳柳依的電腦屏幕上都漂浮著密密麻麻的水印——她的姓名和手機號碼後4位，水印大大減小了員工隨意截圖的可能性，畢竟沒有人想讓自己的名字和談資產生直接聯係。但陳柳依感覺有些不適，“它仿佛在告訴我，我的每一項行為都被記錄在案”。
這些截圖有的成了“罪證”。據彭博社去年8月30日消息，阿裏巴巴將開除對外泄露“控訴前公司經理性侵”內網文章的10名員工。知情人士稱，這些員工將內網控訴文章的截圖除去個人水印後對外公開發布，此行為違反了公司政策。另外有三人因在公共論壇發表不正當評論而受到批評。
▲ 圖 / 微博
一旦嗅到風險，潛網立刻會給出敏感的反饋。李望不久前向公司提交了辭職申請，在距離正式離職還有半個月的時間裏，他照常訪問技術文檔，係統卻突然顯示“不能訪問，請聯係對應部門申請解封”。這種情況在李望此前的工作中從未出現過，他向技術部門提出申請才得以繼續訪問，“不出意外，應該是和我馬上要離職有關”。
即將離開公司的員工，的確會成為特殊關注的對象，這點也在另一位前大廠中層的口中得到印證，這位中層告訴每日人物，她的下屬離職時，作為直屬領導，她曾反複收到相關提醒，大意是“你的下屬xxx即將離職，請查看其近期操作有無風險”。而在對話框下方，附有該下屬近期登錄的所有後台和操作記錄。
陳柳依某天發現，公司內部辦公軟件的員工聯係方式突然被隱藏起來，以前的內部辦公軟件像一個巨大的通訊錄，隻要點擊員工主頁，便可以清楚看到對方的聯係方式。“還有一個加急功能，可以直接聯動對方手機號碼，選擇發短信或者打電話。”
但現在，聯係方式不再輕易公開。“你必須和這個人有過對話，而且是雙向對話，才能看到對方的電話號碼。”如果對方並未回複消息，可以通過單線加急，“但已經不能看到對方號碼了”。
變動的原因也很簡單，“聽說是外部的一個獵頭拿著公司員工的手機登錄平台，得到了大批員工的聯係方式”。無疑，這對公司來說意味著巨大的風險。
潛網的手越伸越長，對風險的判斷也越來越謹慎，除了信息泄漏，如果一個行為被認為有損公司利益，立刻會被捕捉到。去年11月，國美內部發布的一份《關於違反員工行為規範的處罰通報》曾經引發熱議，在通報中，員工的姓名、部門、所在樓層以及在工作時所有流量信息都公之於眾，其中一位員工因為使用網易雲音樂的流量達到22.5G而被處罰。
最後，潛網的手還會伸到公司外部。陳柳依的公司曾經有一個官方交友平台，但效率並不高，“主要作用是曬員工學曆和財產”。一位同事在平台上發了一個帖子，大意是希望這個資源能真正活起來，並附上了一個微信群二維碼。陳柳依也進了群，“後來這個群就發展為介紹對象的群”，伴隨著群員越來越多，這位同事也拉了一些其他互聯網大廠的同行入群。
直到有一天，這位同事在群裏宣布自己已經離職的消息，同時他披露了一件事，在離職前不久，他收到了紀律道德委員會的警告，稱“有人舉報你通過微信群從事信息泄露活動”，這位同事極其生氣，在群裏語氣激動，“我不知道是誰舉報的我，但是大家都小心點”。
潛網的容忍度越來越低，對員工來說可能是一場噩夢。
陳菲的公司發生過一次“嚴重的風波”。起初是有同事私下交流調薪後的收入，被他人舉報後，經過領導教育了一番，“後來發展成相互報複，舉報對方虛假打卡”。彼時高層震怒，全公司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場對虛假打卡的嚴查。
先是自我檢舉。當時的陳菲收到HR通知，如果存在虛假打卡情況，需要向部門領導發送郵件主動說明情況，並且抄送HR。“郵件需要具體到偽造考勤的次數，哪一天，什麽時間點，真實幾點到，以及虛假打卡的時間是幾點。”
這場自查幾乎波及了整個公司。“實話說，公司的考勤製度是不合理的”，規定上班時間是上午11點，陳菲和同事們卻少有在晚上11點前下班的時候。隻有一種情況可以免除遲到懲罰——加班過了12點，不過需要提供證明。但往往晚上11點半左右，領導開始催促大家回家，“說我們應該早點下班”。
公司樓下的打卡機設在大廈外，隻有兩台，臨近上班時間的前10分鍾，排隊打卡的兩隊長龍能從打卡機排到沿街馬路邊上，一眼望不到頭。時不時有人探頭，口中嘟囔著“怎麽還不快點”，要是時間太緊迫，陳菲有時隻能眼睜睜看著自己遲到，而遲到的代價又是巨大的。“遲到的話，如果12點前到，就得按照9點起步，扣除3個小時的薪水。遲到超過1小時，扣半天薪水。”王寧說。
▲ 圖 / 視覺中國
在提交自查報告後，陳菲很快被部門大領導單獨約談。領導盯著她，兩人一陣沉默，對方開始一連串的發問，“為什麽你要遲到？”“為什麽別人就不遲到？”“記住，這個工作如果你不想做，還有人排隊來做。”陳菲低頭不語，站在領導麵前，她不敢反駁，對方的任何一個低評價，都極有可能讓她失去這份工作。
但公司並沒有打算輕易放過她。半個月後，除夕假期前的淩晨，陳菲接到了HR的電話，“公司需要對你之前提交的自查報告進行再次核對”。電話裏，HR每報一條，陳菲需要回複一句“是的”，如果陳菲回答的語速略快，對方會立刻發問“你確定沒有撒謊？”“保證真實嗎？”半小時後，HR又來了一通電話。“你可以向我發誓，你沒有說假話嗎？”一瞬間，陳菲感覺自己“像個犯人”，被推入監獄前接受逼供。
“真實。”“沒有。”她說。
淩晨3點，HR最後一通電話來了。對方最後一次提醒：“如果你作假，我們會調監控去查你。”在確認完畢後，HR告訴陳菲需要按照格式和要求發送一份確認郵件，收件人是執行CEO級別的高層，格式是“本人核對真實有效，確認無誤”。
“我知道遲到是不好的事，也明白自己有錯。”但數次重述這個並不算嚴重的錯誤，令陳菲無所適從。當晚，陳菲躺在床上，看著漆黑的天花板，回想HR的幾通電話，“後來一想，HR根本沒有資格在那麽晚的時候打擾我”。她也對HR的話術產生質疑，“如果真的會查監控，為什麽又要這樣反複逼問我？”
但陳菲不知道，作為最後的手段，監控確實存在。由於追溯打卡時間較長，王寧已經基本不記得自己的打卡情況，HR有一天突然把她叫到辦公室，“你隱瞞了虛假打卡，說實話吧”。見王寧否認，HR才告訴她“我們調了監控，你遲到了2分鍾，而且我們還知道是誰幫你開電腦虛假打卡”。
“主動反饋吧，否則就開除。”王寧迅速理清了過往的打卡記錄，她和同事最終都遭到了處罰，“那個月的績效打到了最低”。
沒有人想到後果會這麽嚴重，虛假打卡事件後，“公司開除了不少人”。王寧有一位同事當時在休婚假，加上臨近春節，沒有太在意公司的事，也沒有及時反饋，“她回來就被開除了”。
一場肅清後，最直接的變化是——就算有員工12點後下班，申請第二天補卡，也需要提交郵件到CEO層麵，“很多人就算真的需要補卡，想到這麽繁瑣的流程也就算了”——合理晚到也不行了。
在這家公司裏，微信群被解散後，所有人開始使用官方內部辦公軟件溝通。在內部APP裏，所有人使用花名，無序的名稱背後，甚至沒有對應的職級和部門，更別說聯係方式——這意味著，除非挨個記住員工的花名，否則不可能檢索到任何一個人。
公司甚至不再允許有文件和資料存檔，跨部門之間的溝通開始變得困難。無序的組織架構和信息曾令陳菲感到一片混亂，“當你要做一件事的時候，你要把所有的坑踩一遍，什麽事都得張口問，可能跑了半天就做了一點小事情”。這點同樣得到了王寧的證實，“遇到什麽事，找什麽人負責，要找哪個團隊，這些信息我們都不知道”。
每隔一個月，陳菲所在的辦公室全員需要更換一次位置，“區域沒有變化，但是會打散身邊的人，讓你從東邊到西邊，或者從北邊到南邊去”。換位置的當天，領導會提前發布新的座位表，“通知大家今晚8點換位置”。
一到時間，所有人起身，工位很窄，“像個網吧一樣”，電腦又需要跟著人走，移動的速度極慢。桌椅摩擦，人們邊收拾邊低聲抱怨，各種聲音交纏在一起。陳菲對麵的一位女同事，每次換位置都要搶在最前頭，熟練地搬運主機，插電，開機，然後埋頭工作。每個人都是麵無表情的，“因為大家太忙了”。
究竟是誰在操縱潛網，這個問題並非無跡可循。許多互聯網公司都存在內部的自查自糾部門。每隔一個月，陳柳依會收到一封來自紀律道德委員會發送的全員郵件，郵件上會通報近期公司內部出現的違規行為，“具體到犯事員工的部門、姓名、緣由以及處罰結果”。
李望所在的公司有一個“陽光職場”行動，眾多違規行為內，有不少員工因為信息泄露而遭到通報，比如一些員工發送了同事的聯係方式給獵頭或者競對公司。
但這些公開的通報部門，更像一個機器，監控者隱身在潛網背後。陳菲和王寧都在猜測，到底是哪個部門在控製潛網——尤其在這樣一個組織架構模糊的公司裏，HR更像是一個執行者，“似乎還有個合規部門在調查”。
當潛網籠罩了整個公司，一種相互舉報的風氣開始滋生，原先被控製的人開始融入這張網絡中，成為潛網的一部分。在虛假打卡調查中，公司曾經鼓勵員工之間相互舉報，“舉報者將會減輕責任”。
▲ 圖 / 《舉報者》劇照
“公司發生了事情，會先調查周圍的人，讓別人去舉報。”王寧說。在公司發布的通報裏，知情不報的人將會被公開懲處，但如果有違規者願意提前自我檢舉或檢舉他人，“這個叫做態度良好，可以減輕處罰，另外的人態度惡劣，將被開除”。
而到底什麽是秘密，什麽究竟該被舉報，沒有清晰的界限。直到有人從高樓跳下，有人被救護車帶走，外界軒然大波，員工們卻在社交網絡上集體失聲。一位同事在脈脈上發布了一張救護車帶走公司員工的圖片，後來被揪出來，作開除處理。後來在公開發聲中，他猜測公司是根據爬蟲技術定位到了他。
沒有人再敢發聲。“你能看到，無論是脈脈還是知乎，我們公司在職的人發言特別少，因為一旦發言公司很可能會知道。” 大家甚至開始默契地不在社交媒體上表露任何信息，包括與工作無關的內容。就算是日常分享，王寧也必須屏蔽自己的同事組，“這是一定要做的”。她開始養成習慣，盡量少發，“包括我的小孩照片，都不會發”。
互聯網大廠的員工們越來越謹慎，他們經常會接到一些獵頭、谘詢公司乃至媒體的電話，有人想打聽離職的前同事，有人願意付費谘詢一些業務情況，或了解公司最近的動態，大家都立馬拒絕並掛掉電話，甚至連親密的朋友之間，也不願提起公司相關的事情，生怕不小心說的哪句話給公司造成損失，成為自己被開除的罪證。
潛網像蠶食一樣默默侵吞著公司與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王寧休產假前，HR明言，需要退群才能批準產假，她主動退出了所有工作群，後來內部APP的賬號也被沒收了。“完全和公司脫離了一樣。”
氣氛越來越壓抑，陳菲在公司變得沉默寡言。她開始不斷遲到，明明9點起床，就坐在床邊發呆，看著指針走過11點，才慢吞吞去上班。“我不想去上班，討厭周圍的環境，整個人都是憤怒與抗拒的。”她也失去了對很多事的興趣，看電影、吃東西，“有什麽好看的？又有什麽好吃的？”陳菲最終向公司提出了離職，盡管領導曾經告訴她，“一畢業能來這裏已經非常幸運”。
古典互聯網的精神是開放的，這種精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技術曾經致力於讓人們在一個因連接而廣袤的空間內，聽到或微小、或孤獨的聲音。如今它又親自為自己締造了一扇門，將一些人關在其中，無法掙脫。直到離開，陳菲才後知後覺，自己的狀態不對。“我都沒覺得不對，更別說去反抗它。”
“隻要不太過分”，絕大多數人已經習慣潛網的控製。實際上，包括李望在內的程序員們明白如何讓潛網“失效”。“我們知道公司的整套軟件是如何工作的，可以暫時性地把程序先‘殺死’。”就算IT部門定期對軟件進行更新與升級，他們依舊有技術手段能夠避開這些操作。
但這樣太費勁，“似乎也沒必要”，隱私成了妥協的犧牲品。李望選擇當沉默的大多數，“我也想不出有什麽辦法可以很巧妙地對抗這些事，這種對抗基本沒有用”。
對抗的作用確實微乎其微。互聯網公司的加班現象飽受詬病，曾有一份大廠作息表以共享文檔的形式流傳於網絡，四個應屆生建立了它，更多大廠員工在裏麵分享公司的加班程度、業務現狀、是否有坑等“隱秘信息”。但該共享文檔的創作團隊告訴每日人物，文檔在發布後的一段時間裏，遭遇了頻繁的舉報、封禁和刪除。
王寧的離開更像是一種無奈。休完產假回公司後，公司仍未向她開放原有的內部賬號，她向公司申請休哺乳假（注：女方產假期滿一年內，用人單位應當在工作日內安排不少於1小時的哺乳時間），隔日公司卻突然告訴她，兩年前她的一次打車報銷出現問題，發票連號違規，公司決定與王寧解除勞動合同。“他們說如果要證明，需要提供當時的支付憑證，可是兩年前的東西讓我怎麽去找”。
她被拉到一個辦公室內，既然是談判，條件一開始就被列出來：發兩個月年終獎，再補一個月薪資。領導說：“建議你離職，和公司好聚好散。”接下來是反複的拉扯——違規情況、補償條件以及一份競業協議。從下午4點到晚上8點，長達4個小時，隨時有人監控著王寧，去洗手間也不例外。王寧甚至沒有吃飯，“盡管我還是一個要哺乳的媽媽”。
第一場談判以失敗告終，王寧堅持要求公司提供2N+1的補償，直到第二場談判，對方問王寧：“究竟能不能降低訴求？”王寧不同意，“我覺得我的報銷不存在問題”。對方突然給出狠話，毫無餘地，“那就開除吧，你可以走了”。這意味著，王寧將不會得到任何補償，包括去年一整年的年終獎。
▲ 圖 / 《克拉戀人》劇照
在潛網的監控下，她無聲地走出了大廈，手裏還有一份特殊的離職協議。“像一個汙點一樣，因為被開除，我手上的離職證明和別人是不一樣的。”
報警失敗後，王寧沒忍住哭了。她甚至想過，要向公司過去的維權者一樣，自己抱著孩子在樓下拉橫幅，剛和丈夫訴苦完，又被勸下了，“沒有用的”。她何嚐不知道沒有用，過去上班時，她路過那些拉橫幅的人，除了心生憐憫，其餘什麽都做不了，而現在該輪到她憐憫自己。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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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廠裸辭的年輕人
走的時候，就像來的時候一樣幹脆。
撰文 | 勞駿晶
編輯 | 張 恒
運營 | 屈昕雨
26歲的趙雨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決定離職。
這天上午，她從北京西二旗地鐵站出來，陽光差點糊住了她的眼睛。這個最像中國矽穀的西二旗漂亮極了，空氣新鮮，綠化也不錯，樹影在地上畫出太陽的形狀，大樓的玻璃幕牆映著瓦藍的天。
這也是趙雨萌第一次發現這個地方竟如此吵鬧，紅綠燈路口全是人，穿羽絨服的肩膀摩擦出呲呲聲，背著書包的人走路都極快，去搶共享單車或者趕班車，腳步聲組成綿密的混響。堵在路口的一大片汽車長長短短地鳴笛，像是這場交響的重音符，隻是混亂而缺乏節奏感。
這麽好的天氣，卻是這樣的景象，“很魔幻”。趙雨萌想著。她在這個瞬間做好了決定，從網易裸辭。
“世界這麽大，我幹什麽不行？”趙雨萌對自己說。
2021年號稱“告別996元年”。脈脈發布的調研顯示，71%的受訪職場人表示，相比年初，年末加班沒有減少甚至更多了。盡管企業終於不再嘴硬把996稱作福報，但一些年輕人也身體力行地用離職方式主動揮別“996”。
裸辭
網易是趙雨萌的第三份工作，剛畢業時，她進入36氪為螞蟻金服工作的團隊，隨後來到搜狐，接著進入網易，兩次跳槽幾乎都是無縫銜接。
三年時間，她連軸轉。節奏太快了。趙雨萌做內容和運營相關的工作。在為螞蟻金服工作時，她常不得不在淩晨1點給好幾個同事打電話，同事也一樣對待她，釘釘特殊的電話鈴聲隨時插進她的生活裏。
在網易，她一個人承擔統籌、策劃、對外合作的工作。
即便是休息時間，工作也隨時會來。和男朋友約會時，在朋友聚餐的餐桌上，旅行時的酒店大堂裏，她都在工作。一次電影開場前，她也隻能著急忙慌打車回家繼續工作。
三次大廠工作經驗之外，她還攢下厚厚一摞病例。過敏、濕疹、胃潰瘍、鼻炎、感冒……免疫力低下，天氣一變，她就生病。
連心似乎也病了。焦慮觸發了抑鬱的情緒，她不再健身，一回家就躺在沙發裏不動彈，到了周日下午唯一的休息時間，她也哪兒都不想去，到晚上還需要大哭一場來迎接恐怖的周一。
二十出頭的張琦在京東也是類似的生活節奏。她通過校招進入京東核心部門做產品運營。這是一個365天24小時在線的項目。問題可能在一天的任何一個時間點出現。因此，張琦總是在大半夜被一個電話叫起來，然後花兩小時去處理問題。
張琦與男友異國戀，男友在美國互聯網公司工作，但兩人幾乎沒有時差。男友睡覺時，她在公司上班，男友起床了，她還在家裏處理工作。
最讓張琦不能接受的是，男友下班後有權掌握自己的全部休息時間，領導發來的信息他可以不看不回。但在自己這裏，這是絕不能發生的，項目出現問題必須要當下解決，否則就是自己“背鍋”。
張琦忍不住和朋友抱怨工作壓力，朋友總會勸她，你工資高、福利好。外界評價與她的真實感受形成了巨大落差。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張琦終於成功申請到了美國的學校，拿到獎學金。她立刻就辭職了。
走的時候，就像來的時候一樣幹脆。
2016年11月10日，北京，京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雙11”，公司總部各層掛起橫幅，員工都堅守在崗位上。（@視覺中國 圖）
互聯網大廠曾是年輕人的夢想之地。互聯網大廠就是趙雨萌的明確目標。2018年留學回國後，她拒絕了歐萊雅公司的管培崗位，“毅然”進入互聯網領域。
趙雨萌身邊沒有留學的朋友早於她進入互聯網行業，在他們的描述中，她感受到互聯網企業還在持續突進之中，員工同時擁有不錯的薪資福利和充滿前景的未來。
自己可不能落後。她一頭紮進互聯網公司去，並努力試圖通過自己的效率趕上周圍的朋友們。
現在，張琦正在美國學習計算機，留學生活比工作“開心一百倍”。我問她，畢業後還想不想回到中國的互聯網大廠，張琦沒有一絲猶豫：“絕對不要。”
當越來越多這樣的故事見諸媒體，互聯網大廠對年輕人的誘惑力也隨之減弱。考研、考公、考事業單位的優先級，開始超越就職互聯網公司了。
《2022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顯示，報考2022年研究生的人數創下曆史新高——457萬人，同比增長21%。前程無憂的統計也表明，在六成有明確就業意願的2022應屆畢業生中，79.5%的畢業生選擇國有企業，49.9%的受訪者傾向政府機構。
在清華、北大發布2021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中，近七成畢業生選擇了體製內的工作。
到底是大廠拋棄了清北精英，還是清北精英先拋棄了大廠？
沒有私交
網易一間洗手間的小格窗正對著百度公司的空中長廊。
傍晚，站到格窗前，看夕陽像豬油一樣抹過這條走廊，是趙雨萌偶爾的放鬆時刻。
但那條走廊除了夕陽和綠化，往往空空蕩蕩，偶爾有人，也都是獨自站在某個角落打電話。這就是趙雨萌所見的大廠節奏。
畢業三年多，她仍難免帶著一些學生氣來看待工作和同事關係。在她想象中，同事們會像同學那樣，在一個清閑的傍晚，談談人生，聊聊家長裏短，團隊該有種火熱的集體感。但她幾乎沒有體驗過這些。團隊氣氛並不活躍，大家忙著眼前的工作，聊的都是工作對接。沒人有閑心和同事交朋友。
這幾乎是多數大廠的常態。
競爭激烈程度取決於領導風格，一些部門對新人很不友好，蛋糕就這麽大，互相爭搶。幾乎不會談自己的未來規劃，同事之間也幾乎不聊私事。
李航33歲，一年半以前進入阿裏巴巴工作，同事關係與他此前在互聯網“中廠”完全不同。部門裏幾乎沒有線下聚會，也從不為離職員工安排一頓散夥飯。
同事之間也會閑聊，但從沒人會聊自己的職業規劃。
“向同事透露自己的職業打算是危險的，傳出去可能被誤解。”
李航解釋道，這歸根結底是因為一個部門裏利益蛋糕就這麽大，共事的同時更是在競爭。倒是這樣公事公辦的同事關係，讓效率更高。
同事感情有一套更有效的維護手段——“黑話”。入職第一天，李航在公司內網收到一個文檔，裏麵有一百多個名詞解釋，是大廠人專用的詞語。這是如今整個互聯網行業行話的發源地。
李航印象最深的是“勾兌”，這個聽起來像是為金酒、朗姆、伏特加等等進行組合的詞語，其實指的是不同項目之間進行溝通、合作。內網總有帖子寫明：“歡迎前來勾兌。”大家都看明白了。
祝一山剛進入螞蟻金服時，也被黑話弄蒙了，前三個星期，他甚至聽不太懂同事們在說什麽。不過很快，他也學會了這套黑話。甚至跟老婆交流時，也會冒出“賦能”這樣《現代漢語詞典》都查不到的怪詞。
黑話是個標簽，狠狠貼到他身上。這套語言係統就是互聯網大廠人和非大廠人的楚河漢界。
“其實沒必要妖魔化這套話術，”祝一山說，“這樣有凝聚力，溝通效率更高。”
還是效率。
祝一山從傳統銀行進入螞蟻金服，第一次感受到了多線程工作的壓力，但同時，他也終於有機會鬆快一下被傳統銀行束縛的拳腳，不會浪費精力去做表麵功夫。
“舉個例子，在這裏你完成了‘從0到1’以後，工作就進入常態了，常態工作是不算績效的，你隻要維持就好，同時要去做新的‘從0到1’。”
“老實眯著”
黑話背後，是一個大廠相對封閉但穩妥的環境。大廠為李航這樣結婚生子的準中年人提供了一份高薪且穩定的工作。他有十來年的互聯網從業經驗，進入阿裏以後，李航也隻花了一兩個月便適應了這樣的工作強度。
他給自己畫了底線，周末、節假日是雷打不動陪家人的時間，除非是最緊急的情況，否則他不會出差。但這也沒有折損他與同部門其他年輕人的競爭力。李航的優勢不在精力支出上，而是多年工作積攢下來的綜合能力。
“工作是項目製，結果導向。”
大廠有自己的方法論。趙雨萌也曾快速適應了這套工作方法，從第一份工作起，她就立馬進入角色。直到壓力爆表，她才停下來思考，這套方法論，是知識還是套路和技巧？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嗎？
這是屬於職場新人的困擾，不是祝一山和李航的。對趙雨萌來說優先級並不是最高的薪資福利，倒是吸引他們的重要因素。
“養個孩子多貴啊，不知不覺二十萬就出去了。”大廠中年人說著類似的話。
李航的朋友劉新一年前離開了阿裏，去了一家創業公司。劉新先後在百度、阿裏工作，他告訴我，身邊在大廠歲數大的朋友，都是圖穩定。他們有房貸壓力，養娃壓力，即使跳槽，也是在阿裏大的體係裏跳，除了老阿裏比較抱團外，並沒有太複雜的同事關係，這個業務不行，就跳其他業務了，隻要不犯大錯，和老板關係不錯，就能活得很舒服。
大廠是個圈，邁進門檻後，從一個大廠跳到另一個大廠是容易的，跳出來反倒需要決心。
劉新比李航還大幾歲，他之所以能下這個決心，主要還是因為他未婚。“如果有家庭，要養娃，還房貸的話，我也得老實眯著。”
“老實眯著”，規避風險，也成了如今大廠的普遍狀態。
據媒體報道，愛奇藝幾乎裁掉了遊戲中心全部員工，字節跳動教育板塊的幾個業務線也大規模裁員。每個互聯網巨頭，都在避免快速花錢。
財經新媒體《晚點LatePost》報道稱，阿裏巴巴、拚多多、百度、美團、騰訊、字節跳動、快手這7家互聯網公司今年發布的職位數量與薪資相比去年增速放緩，不到互聯網行業整體增速的一半。他們在教育、社區團購、遊戲等新增長領域，也變得愈加謹慎。
大廠當下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
就像大廠裏的那些中年人一樣，壓力越來越大，要先穩下來。
野心不再
辭職以後，趙雨萌開始早上健身，下午上網課，傍晚遛狗。她還有悠閑的心情去喝奶茶。剛入職網易時，她看到公司附近有一家喜茶。當時趙雨萌想著，下午可以去喝茶放鬆一下。結果工作了半年，她一杯下午茶都沒來得及喝過。直到離職那天，同事給她買了一杯星巴克。
節奏慢下來，她終於能回答曾經問自己很多遍的問題：自己真的認可這份工作嗎？真喜歡這個職業嗎？把這麽多時間精力投入在工作中，真的有必要嗎？
在大廠工作的三年，她就在不停追逐，不停跳槽來證明自己，她的確很快趕上同齡人的腳步，甚至超過了他們。她拿到了高薪，拿到了別人理想中的工作，有領導的認可，也有了一個明晰的上升通道。“但是有什麽意義呢？我隻聽到大家說，好厲害，好羨慕，真好，僅此而已。”
脈脈發布的《告別氪金時代•人才吸引力2021報告》顯示，互聯網人在“薪資福利”與“團隊氛圍”方麵滿意度高於整體職場平均值，但在“職業成就感”“整體工作幸福感”與“工作生活平衡”三個方麵低於職場平均水平。
“一味地追求自己成長，去追求薪資的變化，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趙雨萌沒法心甘情願成為一顆螺絲釘。也許有一天，她會去開一家民宿，徹底遠離互聯網大廠。
各種各樣的人都在離開大廠。
2021年12月25日，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南華大學考點。最近，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進入體製內，或者考研以延緩進入職場。（@視覺中國 圖）
研究院，也是另一個正在從大廠消失的部門，它顯然昂貴且缺少短期效益，科學家們正靜悄悄離開大廠。
11月，螞蟻集團副總裁、AI團隊負責人漆遠正式加入複旦大學，成為複旦大學“浩清教授”及複旦人工智能創新與產業研究院院長。京東技術委員會主席周伯文也從京東離職。字節跳動人工智能實驗室總監李磊入職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
在業績考核和KPI壓力麵前，高校的自由研究重新有了吸引力，科學家們回歸學界。用一位網友的話說，是“這波AI熱潮階段性結束，神仙們歸隱山林，普通煉丹師該考慮轉型了”。
大廠不打算給AI這個基礎研究更多耐心了，這也意味著，它們離創新越來越遠。
這是從2020年到2021年持續發生的事，在《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評選出的2020年“十大顛覆性技術”中，沒有一個出自中國互聯網公司。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梁萌把現在的互聯網行業概括為“平台經濟時期”，技術創新讓位於商業模式創新。“這個特征拋棄了原來以技術創新為主要驅動力的模式，變成擴大規模的（模式）。不是創造價值，而是要占領領域，要吞並價值。”
工程師文化在大廠中的衰弱，就是一個標誌。在梁萌2010年調查之初，工程師在企業中最受重視，可以自下而上發起項目，也因為技術受到重視，可以做很多事情。
現在，這樣的文化已近消失。對996的反抗也是一個例證。因為他們失去了對加班的掌控權和意義感，隻是在被工具化地使用。
“工程師文化下是容忍失敗的。現在的企業沒辦法容忍失敗，難以承受長期規劃。”梁萌說。
就像一個中年人在生活壓力之下無法支付試錯成本那樣，大廠的中年終於到來了。
互聯網行業似乎進入了白銀時代，隻留下黃金時代的餘韻和記憶。
實習生蔣思雨對本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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