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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新發現新進展新研究 

2022-01-05 06:33

圖為南陽黃山遺址發掘的一處仰韶文化晚期大型作坊。

琉璃河遺址M1902大墓出土青銅卣的銘文。

三星堆遺址4號坑出土的青銅扭頭跪坐人像。

圖為殷墟商王陵M1001大墓出土的石立鴞。

圖為仰韶村遺址出土的青灰色“混凝土”地坪。

圖為琉璃河遺址M1901大墓出土的青銅麵具。

圖為三星堆遺址5號坑出土的半張黃金麵具。

2021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這一年，不少重要遺址的新發現、公布的新成果也一次次吸引著公眾的視線。我們來到這些考古現場，請考古工作者講述遺址發掘的最新進展、對出土文物的最新研究，分享他們的經曆經驗和心得感悟。

——編 者

刷新對商王陵區格局的認知

牛世山(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

殷墟

“一部殷墟發掘史，半部中國考古史”。

90多年來，從起初單純為保護殷墟甲骨文物不被私掘濫盜，到如今“殷墟學”已經是包括甲骨學、商文化與商王朝、城市規劃與建設、人群與社會、手工業技術與工藝、資源利用、藝術史等在內的綜合研究領域。

2021年，我們將目光瞄準商王陵，希望通過勘探尋找小屯宮殿區到王陵區之間的幹道，搞清商王陵區的範圍，從而研究清楚洹河北岸地區的功能區劃。

商王陵及周邊地區的考古工作開展很早。1934年秋到1935年秋，梁思永先生主持殷墟第十次至第十二次發掘，在西北岡發掘10座帶墓道的殷商大墓、1座未完成的大墓及1000多座小墓。大墓規模宏大，隨葬文物精美，商王陵所在由此確定，在殷墟考古和中國上古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50至80年代，通過鑽探，考古人又大體確認了王陵區範圍，後來在此基礎上建設了王陵遺址公園。此後，相關考古工作就沒有進一步開展。直到2021年8月，我們在遺址公園周圍尋找商代幹道，再次開啟了對王陵區的“打量”。

王陵遺址公園周邊主要為蘋果園，由於樹齡超過25年，樹木已退化，但在殷墟重點保護區內不能栽種深根植物，無法換栽新株，果園大多荒蕪。當我們提出進入勘探時，承包人爽快同意了。

大家花了好幾天清理雜草，打好測控點後，開始拉線布探方。先以2米間距布孔，向北普探。一周內，在公園東牆外東西40米、南北60米的區域內探出3座人骨坑。我們懷疑探孔間距過大，可能有遺漏，又改為1米間距補探，果然在同樣區域探出更多祭祀坑。隨後，我們在東牆以東80米的地方探出圍溝。在東圍溝的西段再向西鑽探，果然又發現了一條南北向的溝，寬度與東圍溝相近，溝內填土與東圍溝中的土層分層、土色和土質幾乎完全一樣，據此可以推測，王陵區西部也有完整的圍溝。

將本次勘探結果與以往的幾張考古圖合在一起，可見商王陵區有東、西兩個圍溝，以往發現的商代大墓分布於兩個圍溝內。長方形口的祭祀坑(其中少數可能為陪葬墓)數量多，幾乎都在東圍溝內，方形口的動物坑分布於西圍溝東南角以東、東圍溝以南的區域。在公園東牆外與東圍溝間的區域，新探出祭祀坑400多座，還有少量墓葬，分布很密集，在溝以東的外麵則少見遺跡現象。

本次考古勘探新發現的圍溝和密集的祭祀坑，使我們重新思考商王陵區的格局和功能，再次說明在殷墟持續做考古工作的重要性。雖然人們常說考古屬於“發現的學問”，但帶著問題的研究才是重中之重。本次工作的進展，也將推動對商王陵墓製度的研究。

四次考古揭開三千年時光

魏興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仰韶村

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發現並命名了中國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開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曆程。

1951年考古學家夏鼐帶隊進行的第二次考古，明確了該文化的性質和麵貌。1980—1981年的第三次發掘證實了仰韶村存在著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每一次考古都有新收獲。

2021年，仰韶村遺址經曆了曆史上第四次考古發掘。

仰韶村遺址第四次考古發掘麵積雖然隻有200平方米，但考古人員再次發現了房址、壕溝、墓葬、窖穴、灰坑、灰溝、道路、柱洞等豐富遺跡，出土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製品等一大批遺物。通過測年我們知道，所見遺存年代包含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以及廟底溝二期文化、龍山文化時期。

也就是說，遺址持續使用了3000年之久。

大型人工壕溝的發現，反映出仰韶村遺址防禦設施完備，聚落人口眾多，發展繁盛。考古工作者首次發現了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紅褐色塗朱草莖泥牆壁等房屋建築遺存，為研究仰韶村及豫西地區仰韶文化時期房屋建築類別、形製、建造技術等提供了新材料。仰韶晚期和龍山時期的人骨土樣樣品中檢測出絲綢殘留信息，仰韶時期尖底瓶殘留物中有較早的穀物發酵酒。可見，當時的仰韶村人或許已經過上了穿著絲綢、喝著美酒的生活。

仰韶文化是我國分布範圍最廣的考古學文化，涉及10個省份，延續時間長達2000餘年，在其廣闊的分布區域內可分為不同的“類型”，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叢林或文化係統，內涵極其豐富。近年來，河南省在“考古中國”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等項目框架下，對澠池仰韶村、鄭州雙槐樹、南陽黃山、靈寶城煙、靈寶北陽平、宜陽蘇羊等一係列重要仰韶文化遺址進行了發掘，共同推動了對仰韶文化的深入認識。

2018年5月至2021年4月對黃山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約30萬平方米的麵積內清理出上百處與玉石器製作有關的仰韶文化墓葬、房址、作坊、灰坑等。數量豐富的製玉石工具、玉石料殘次品、陶器、骨器等遺物，說明了黃山遺址大型玉石器生產“基地”的性質。這一發現，填補了中原和長江中遊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作坊遺存的空白，為研究中華文明形成提供了關鍵材料。

靈寶北陽平遺址是鑄鼎原遺址群中麵積最大的一處仰韶文化聚落遺址，現存麵積72萬平方米。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的發掘中，在遺址北部新發現大型房址3座。其中2號房址保存較好，結構複雜，加工考究，其建築形式為半地穴式，坐東北朝西南。房址內保存大量種類豐富的炭化木構件，有室內中心柱、附壁柱、梁架等，有的類似榫卯結構，為仰韶文化建築遺存所獨有，對於史前房屋建築屋架結構的複原研究等具有重要意義。

這些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各地各時期的仰韶文化曾生發出熠熠閃爍的文明光芒。

銘文實證北京建城史

施 芳(本報記者)

琉璃河

琉璃河是北京城市發展的源頭，代表了北京3000餘年的曆史，也是西周時期分封製度和禮樂製度的證明。

1974年，遺址出土大量精美文物，包括首都博物館鎮館之寶伯矩鬲、北京地區出土的最大青銅器堇鼎，北京作為燕國都城的麵紗由此揭開。

當年由於地下水位高，兩座墓葬沒有發掘完整。從2019年起，兩座大墓的發掘重啟，並開展了城址區和墓葬區考古，共發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環壕1條，出土銅器、漆器、陶器、海貝、象牙器、絲織品標本等各類文物100餘件。

2021年末，隨著一批最新考古成果的發布，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為填補以往田野發掘的空白，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槨規製，考古人員首次采用從槨室之外向內清理的“破壁發掘法”，對重點現象和出土器物進行1/2清理，重點痕跡留取剖麵。清理出多處以往未發現的漆器、織物交疊現象，首次辨識出北京西周青銅箭頭的木質箭杆、席紋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帶紋飾的絲織品，精準還原了每件出土器物的空間位置，為還原下葬過程和喪禮製度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文物保護專業人員全程參與發掘，對不同材質遺物進行因地製宜的保護。對木杆、席痕、朱砂、織物等有機類文物，使用薄荷醇等進行臨時加固處理，漆木器采用薄荷醇、石膏、聚氨酯發泡劑等，結合整體套箱快速提取後，迅速置入實驗室進行實驗室考古和保護修複。

編號為M1901的大墓，曾出土堇鼎，此次也有不少新發現。在考古現場展出的青銅麵具、獸麵形銅飾、成組的銅車馬器、鏤空有銎銅戈，紋飾精美，細節豐富。鏤空有銎銅戈的結構和裝飾受到周邊多個地區的影響，三角形的刃與巴蜀地區有關聯，鏤空紋飾又與長江中遊地區有聯係，封頂管銎的結構與北方草原的武器相似。青銅麵具、獸麵形銅飾等盾飾的使用，包括一手執盾、一手執戈的武士形象，都表明墓主人身份絕非一般。

在曾出土伯矩鬲、編號為M1903的大墓中，這次新出土了多件漆器，可辨識者有三角紋簋、豆等。漆器的發現，對於墓葬隨葬器用製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在M1901和M1903之間，新發現的M1902大墓出土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頭箱蓋板。箱內有銅提梁卣、銅尊、銅爵、銅鼎、銅劍、漆器、陶器等，組合豐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件青銅卣銘文出現“太保”“墉燕”“燕侯宮”等內容，證明3000餘年前，周王重臣召公親臨燕都建築了燕國都城城牆，也就是現在琉璃河遺址的董家林古城。“墉”字應為築城之意，銘文以無可爭議的文字資料實證了3000餘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獨特價值。

本次考古，為了解西周時期的禮樂製、分封製、葬製及葬俗、早期城址規劃等相關問題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

六個“盲盒”拆出重要文物

雷 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

三星堆

1986年，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的發現轟動一時。三星堆生動展現了古蜀文明的獨特性和創造性，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整體麵貌。

2021年3月以來，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因祭祀區“連拆6個盲盒”，霸屏出圈，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可謂“小睡數十年，再醒驚天下”。

截至目前，3號坑和4號坑的器物清理與提取工作全部結束，進入室內整理階段。5號坑底部金器和象牙器碎片的整體截取方案已製訂完畢，即將實施切割提取。6號坑木箱已整體套取搬回室內，準備對箱內填充物展開進一步清理和檢測。7號坑與8號坑的象牙層已基本提取完畢，開始大麵積進入銅器與玉器層。

7、8號坑的器物分布密度極大，尤其8號坑，壓根兒沒辦法下腳。依靠無接觸式發掘設備，即可移動吊車，才使清理工作正常開展。發掘人員隻能趴在或者跪在吊車上進行清理和記錄，盡管上吊車工作的都是90後的小夥子，但時間長了還是會受不了，因此得每小時換班，輪番上陣。

此次發掘，已出土金、銅、玉、石、瑪瑙、綠鬆石、陶、象牙、象牙器、海貝等各類器物逾萬件，初步預計修複後的完整器或較完整器當在2000件以上。已提取或已暴露的器物中，不乏“明星級”的。比如3號坑的青銅頂尊跪坐人像、卷發(冠)人像、尖帽小立人、巨型人麵具、神樹紋玉琮、獸麵紋玉器座，4號坑的青銅扭頭跪坐人像，5號坑的大型金麵具、鳥形金飾，6號坑的塗朱木箱、玉刀，7號坑的青銅“龜背井蓋”，8號坑的青銅大神獸、頂(觚形)尊蛇身人像等。這些器物或造型奇特，或結構複雜，或精美絕倫，或體量碩大，引人注目。

就拿青銅扭頭跪坐人像來說，其誇張的發型和特殊的器物功用引人遐想。這類近乎完全寫實的人像，即使在以人物造像見長的三星堆也是首次發現。

青銅頂尊跪坐人像，把一件典型三星堆風格的人像與一件中原地區以及長江流域常見的商代青銅禮器——大口尊，近乎完美地合為一體。大口尊既非原汁原味的中原樣式，也非典型的長江流域風格，而是進行了大膽改製，除了在大口尊口部加飾短柱，還非常巧妙地將兩種龍的形象裝飾在大口尊的頸部與肩部。這樣的大口尊，精妙絕倫，全國僅見，古蜀人的想象力及創新力果真非同凡響。

絲綢的發現也是本次發掘最大的亮點之一。古代有關蠶桑的傳說大多與蜀地相關，三星堆發現的大量絲綢殘留物或印痕，實證了古蜀地區蠶桑絲織業的悠久曆史。

此次發掘，新的考古理念、方法和現代科技手段被大量運用。發掘現場專門設計建造了全封閉、恒溫恒濕、有新風係統的發掘方艙，將6個新坑全部罩了起來，發掘人員全程身穿防護服進艙工作，盡量做到無菌化發掘。多學科實驗室配置了一係列監測、檢測與記錄儀器，對出土器物進行現場觀察、分析、信息提取和保護，實現了考古發掘、多學科研究與現場保護的無縫結合。

版式設計：趙偲汝

《 人民日報 》( 2022年01月05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