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世紀性戰略競爭：來龍去脈與中國之命運
（《中國：曆史與未來》編輯說明：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關係，注定要影響世界的權力結構與政經走向，也一定會決定性地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命運。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現狀及未來，這是一個全球高度關注的熱門話題。本網站發表的這篇長文從中美雙方各自的狀況、力量與政治優劣出發，對中美的戰略競爭的展開，可能的後果尤其是對中國未來演變的影響做了些係統的分析及預測。作者強調，他“不從價值與道德立場出發”，隻是希望從政治博弈與事實的角度做些盡可能客觀的分析與判斷。我們刊登原文，至於讀者是否讚同其中的分析與結論，由讀者自定。因文章較長，我們分上下篇刊出）。
（上）
（本文不從價值和道德立場出發，而隻從一般政治博弈的邏輯和事實做出最基本的判斷）
文章目錄：
一、中美曾經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是什麽？
二、中美怎麽從“戰略夥伴”走向“戰略對手”？
三、中美戰略競爭的態勢和影響；
四、中美世紀較量的優勢和劣勢比較；
五、中美戰略競爭的發展趨勢和中國未來。
一、中美曾經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是什麽？
2021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嚴厲訓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長達17分鍾，他的“中國不吃美國這一套”成了中國愛國小粉紅的口頭禪。
更令人吃驚的是，在會談後中方發表的正式公報竟然長篇累牘地論述起雙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之爭的理論問題，儼然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大論戰的翻版。難道中國共產黨要和美帝國主義爭論國際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如主義、製度和道路嗎？曆史時空轉換之不可思議，著實有點令人瞠目結舌。
眾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駐前蘇聯大使喬治*凱南的長電報奠定了冷戰的理論基礎。此後以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之爭為基礎的美蘇冷戰持續了長達半個世紀，終於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蘇聯解體而告終。
在美蘇冷戰期間，中國的角色是最特別的，作為與蘇聯同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製度的盟國，中國在冷戰的前期充當兩大陣營冷戰的先鋒，同美國開打了冷戰開始後的第一場熱戰-朝鮮戰爭，然後在六十年代又實際參與了越南抗美戰爭。同時還在東南亞積極參與許多國家的共產黨的奪權鬥爭，特別是在柬埔寨支持紅色高棉。
可以說，在蘇美冷戰期間，前蘇聯在歐洲戰線同美國為首的西方進行對抗，而中國則是在東方同美國作戰。然而，全球冷戰形勢在六十年代發生了重大變化：中蘇國際共產主義的路線論戰和社會主義陣營主導權之爭全麵惡化了中蘇關係，使中國事實上退出了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形成中美蘇大三角的戰略對峙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六十年代末尼克鬆當選美國總統。他啟用了基辛格擔任國務卿主導美國對外關係調整。尼克鬆和基辛格都認為，美蘇冷戰其主要對手是前蘇聯。中蘇雖然同是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是敵手。
基於同樣的理由，美國可以支持和壯大中國，共同對付蘇聯。與此同時，在北京毛澤東和他的一批軍隊老帥經過反複研究，也認為中蘇的意識形態分歧和論戰已導致兩黨關係完全破裂，鑒於蘇聯在中共建政後一再侵害中國的利益，損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蘇聯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所謂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兩國又在1969年發生了黑龍江珍寶島武裝衝突，蘇聯甚至用核武器威脅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同美國聯手共同對付中國最大的威脅蘇聯就是一種現實可能性。正是兩國領導人麵對國際地緣政治的新現實，跨越了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的鴻溝，實現了周恩來和尼克鬆在1971年2月於北京首都機場的曆史性握手。
在這個新格局中，中國無疑成了贏家：保護了自己免受蘇聯的直接威脅，顯著提高了自己的國際地位。就在尼克鬆訪問中國八個月後中國又重新加入了聯合國。
隨著90年代前蘇聯的解體，美蘇冷戰經過了半個世紀後終於落下了帷幕。此時的中國已經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代。中美兩國的共同敵人消失了，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關係向何處去？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新國策又為美中關係打開了另一扇”窗戶“。
鄧小平的改革其實質就是打開門戶，麵向西方，特別是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經濟和各方麵的管理經驗，融入以西方為主體的全球經濟體係，把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上的分岐擱置起來，實事求是和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改革開放的最高指導原則。
鄧小平為此特別多次反複強調在意識形態領域”不爭論“，要一心一意搞建設，搭上發達國家的快車，讓中國盡快富起來。同時，美國在西方的政界和思想界也一直在討論如何處理同中國的關係。當時占上峰的觀點認為，西方應該鼓勵鄧小平實行的”改革開放“戰略，讓中國走市場經濟的道路，融入西方的經濟體係，這一方麵讓西方大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中國廣大的市場和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賺取更多的利潤，同時也讓中國建立市場經濟，成為西方經濟體係的重要部分。
當時流行於西方思想界的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製最終必然要和市場經濟體係相適應，逐步走向民主化改革，從而最終融入西方陣營，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
這次，雙方戰略思維的既有重疊，又有區別：重疊的部分是都讚成中國走市場經濟這條路，認為這是中國經濟複興的必由之路；而區別是：中國決策層僅同意進行經濟改革，但謹慎對待政治改革，比如鄧要求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政治製度的基本框架不變；而西方則要中國逐步過渡到民主政體。
中美要發展和鞏固夥伴關係還必須妥善解決台灣問題。中美為此在不同時期發表了三個聯合公報，達成某些共識：
1美國承認大陸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認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美國從來沒有沒有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2美國不認可台灣獨立，但兩岸統一要和平協商解決，不能使用武力；
3在這個基礎上，美國承諾逐步削減對台灣的軍售以促進平衡和穩定的和平局麵。但中國並沒有承諾放棄武力統一台灣的可能性。
中美兩國正是在這些共識和默契基礎上維持和發展出了“戰略夥伴關係”，使中國走過了40年穩定發展時期。
總結起來，中美兩國在過去四十年的戰略夥伴關係的政治基礎有三個：
一是前蘇聯這個當時頭號的戰略威脅；二是鄧小平實行的改革開放國策；
三是穩妥處理台灣問題。這樣，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第一個基礎消失後，兩國把雙方的夥伴關係移到第二個基礎上。雙方都一直小心處理台灣問題使之處在和平的並維持現狀的軌道上。江澤民、胡錦濤兩任中國領導人基本繼承了鄧小平國內國際的戰略方針，使中美戰略夥伴關係得以延續和發展。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WTO後等於全部融入了西方為主體的國際經濟貿易全球化進程，使中國經濟迅速發展，GDP平均每年以10%的高速增長，僅用11年的時間就在總量上超過世界第二的日本。
此後，中國經濟仍以8%的速度繼續成長，又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接近美國的經濟總量的70%左右。按國際普遍的認知，以GDP總量來衡量，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35年前後將超過美國，達到全球第一。中國用40多年的時間，從一個經濟上貧窮落後的大國一躍成長為兩大經濟體之一，與美國並駕齊驅，這中間中美戰略合作關係功不可沒。
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西方金融危機時刻，中國果斷出手，大手筆投出4萬億人民幣，既維持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也有力地幫助美國及全球經濟爬出危機的泥潭。從那以後，美國考慮同中國的關係又多了一個維度，即中國龐大的經濟實力。中國強大後，確實也在回饋美國的幫助，比如用大量貿易盈餘購買美國國債，是美國國債最主要的外國政府購買者之一。同時中國大量向美國提供廉價的各類消費品，助力美國民眾提升生活品質，也使美國的通脹率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
兩國在國際舞台上也保持戰略合作關係，比如打擊恐怖主義等等。對於兩國爭執比較大的人權問題，中美一般都低調處理，而對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的差異則持包容的態度。
二、中美怎麽從“戰略夥伴”走向“戰略對手”？
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次黨代會上，習近平接替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在他第一個任期中，雖然中國內外政策開始了一係列調整，但由於是在調整的初期，很多東西尚不明朗，故對國際的影響也有限。
中國對外戰略和政策基本沿襲了江胡時期的做法，同美國奧巴馬政府相處也基本上“相安無事”：雙方對中美關係的定調依然是“戰略夥伴關係”。雖然美國並不接受中國的“新型大國關係”的表述，即不接受兩國是平起平坐的關係，但雙方卻默認美國的“利益攸關者”關係的定義，雙方依然處在“夥伴的狀態”中。
2014年，奧巴馬總統來北京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2015年習近平應奧巴馬的邀請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2016年奧巴馬應邀來杭州參加了“G20首腦會議”。但事實上美國戰略界及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再評估與再調整都已在進行。2017年美國著名地產商人川普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
2017年4月，應新總統川普的邀請，習近平夫婦對美國訪問，並下榻在川普總統在佛州的私人海湖莊園。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開，習近平開始按慣例開始其第二個總書記的任期。11月美國新總統川普訪問北京，受到了隆重熱烈的接待。
習近平在海湖莊園留下的名言“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中美關係沉迷於“歌舞升平”的美好盛景之時，誰都不會意識到中美關係“山崩地裂”的時刻正在悄悄降臨。
最初的不詳之兆發生在2018年3月23日，當天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並宣布將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總計600億美元的產品征收額外關稅並限製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川普的這一宣布拉開了中美建交近40年後首次“貿易戰”的序幕。
此前作為商人出身的總統，川普雖然多次抱怨中國種種不公平貿易做法使美國遭受巨大損失，但在中國的多次勾兌下，他並未在政策上有任何實質性的動作。這次川普的行動對中國來說，帶有“突然襲擊”的味道。此後兩國開始進行正式談判，期間雙方還多次加征關稅，可以說貿易戰越打越大。
中美關係如此重要，不能讓貿易糾紛影響整個大局。中國在貿易戰之初是想以“息事寧人”的態度，通過更多的讓步平息這場糾紛。2018年12月1日在G20巴西開會期間，習近平和川普專門舉行會談，討論雙方的貿易問題，並達成了部分一致。2019年雙方又多次舉行談判，終於在2020年1月簽署了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顯然這個貿易協議是在美國重壓下談成和簽署的，對美國更有利。故簽署協議時，習近平並沒有去，而川普則親自出席，在不對等的情況下，和中國副總理劉鶴簽署了該協議。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中美關係40年來第一次在爭議最多也最脆弱的貿易環節出現斷裂。並不是像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那樣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中美關係出現根本轉折的起點。
果然，麻煩開始接二連三地出現。2018年8月美國國防部發表了年度《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做出重大調整：從應對全球恐怖主義轉向大國競爭。把中國和俄羅斯並列稱為試圖改變全球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全球利益最嚴重威脅的第一類“挑戰者”。
同年美國國防部在中國軍力報告中，把中國軍事實力增長視為不斷上升的嚴重威脅，特別指出其在南海的島礁軍事化和對台灣的“武統”可能性。川普當局還明令禁止中國軍隊參加當年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這在美國布什和克林頓時期都是沒有出現的情況。這意味著，川普當局正在重新定義中美關係。
在科技上，2018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科技出口管製法案，全麵從嚴強化了對中國科技產品和技術出口的限製。同時，又通過了《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嚴控外國投資者投資美國科技企業，矛頭直指中國。美國集中火力打擊中國最全球化的科技公司華為，施壓其盟國不要購買華為5G網絡科技產品。
2018年底，美國以違反美國製裁伊朗法律為名，要求加拿大扣押途徑加拿大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並要把孟引渡到美國受審。在台灣問題上，川普也一再突破前任們的底線，2020年1月給台灣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打電話祝賀其當選台灣總統，這是中美建交後近40年來的首次。
2018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台灣旅行法》，解禁了美台政府官員交流的種種限製。此後美台官方接觸不斷升級。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長期以來的戰略默契已被打破。
在中美關係進入風雨飄搖之際，2019年香港爆發聲勢浩大的“反修例運動“，這讓香港又成了中美對抗的新戰場。2019年6月爆發的反修例運動，香港年輕人和港府在街頭戰鬥了半年，讓香港這個昔日的東方明珠變成了硝煙彌漫的街頭政治的戰場，香港經濟和金融走向崩潰。
很明顯，如果按香港現行的基本法和政治法律體製與反對派鬥，中央肯定贏不了。除非跳出這個以基本法為框架的英國政治法律體係，按大陸的政治規則玩，才可能戰勝反對派。反對派有民意基礎，但中央有國家機器和香港的政製決定權。要跳出香港既定的政治法律體係，隻有一個辦法就是設法凍結港人的部分政治權利比如部分選舉和被選舉權、部分遊行示威權利、部分言論自由的權利，部分結社組黨的權利、部分司法權利等等。
要做到這一點，要麽就是用軍隊實行全城戒嚴；或者就用某種特別法律實行“政治戒嚴”。華山一條路就隻有在中央的層麵製定並通過有政治戒性質的國安法，強行在香港實施。2020年1月底爆發新冠疫情，香港的民眾示威申請被以防疫的理由拒絕。
北京利用這個機會，開始緊鑼密鼓準備國安法，到6月份在幾乎是秘密的狀態下製定了國安法，並在6月30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迅速審議並幾乎全票通過了港版國安法，當天習近平就簽署了這個法律。同日晚港府就刊例了國安法並於7月1日起正式實施。
香港國安法的神速實施標誌著香港在政治上將與內地政治體製接軌，不再適用英美政治法律體係的規則，也就是很多人說的香港開啟了政治上的“二次回歸”，實行所謂的“愛國者治港”。一般正常的國安法是針對外國間諜活動和敵國的代理人的顛覆和策反活動的法律，對普通老百姓並沒有關係。但香港國安法是針對一切政治反對派設計的，囊括了幾乎一切反政府的政治言行，是個“口袋罪”，本質上屬於政治戒嚴法。
這個國安法事實上凍結了香港基本法賦予港人的許多政治和法律權利。今後，隻要涉及政治和法律案件，首先是適用國安法，而不是基本法。這樣基本法事實上也被凍結起來。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實際上開始了香港社會的“政治戒嚴時代“。
香港事態的發展震動了美國和整個西方，在他們看來中國政府的強行實施國安法破化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也沒有遵守鄧小平當年許下的“50年不變”的諾言，是背信棄義的做法，對中共和中國政府的國際信譽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由此，香港也成了美國和西方同中國的對抗的前沿陣地，甚至有人把香港比做冷戰時期的“西柏林”。香港事態的急轉直下像一劑催化劑使本來就處在風雨飄搖的中美關係迅速滑向了“冷戰”邊緣。
如果說上述各項發展都在逐步惡化中美關係的話，那麽壓死中美戰略夥伴關係這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無疑就是全球新冠疫情的大爆發。按正常情況來說，一場自然災害或疫情的發生應該和政治無關，但這場始於武漢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卻和政治息息相關。
2019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武漢市報告出現不少奇怪的類似肺炎的病例，且發病案例有快速增加的勢頭。12月底此類病例報告越來越多，中央已經掌握相關情況，也在密切追蹤。中國相關部門向世界衛生組織做了情況通報，有關部門也向美國相關政府部門做了通報。同時，越來越多的病例引起了武漢相關醫院的一些基層醫務工作者恐慌，有些醫生在微信群裏不斷傳遞著這種類似2003年SARS疫情的各種信息。
因為年關已近，為了不致引起社會恐慌，武漢有關政府部門在經中央批準後決定采取措施製止這類傳言的傳播，等待中央的決策和相關政策措施出台。2020年1月初，中國最重要的官方宣傳喉舌中央電視台在多個新聞節目裏播報了武漢公安局處理多名散布類似SARS病例傳播信息的醫務工作者，在這些被曝光的醫生中就有一名叫李文亮的醫生。
1月上旬，武漢這種不明肺炎的病例已初步形成了蔓延的勢頭，對它是不是有傳染性，武漢衛生部門堅持認為它不具有傳染性，因而也沒有采取相應的防疫措施。直到1月中旬，中國頂尖SARS專家鍾南山緊急被派往武漢進行研究考察。他在武漢調查後說此類不明肺炎有人傳人的特性。他的表態在國內外引起巨大的震動。
香港澳門和日本韓國及某些東南亞國家開始嚴查入境的中國人，一些歐洲國家也開始嚴查中國人入境。1月20日傳來消息，美國海關也開始嚴查入境的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21日中國媒體公布習近平關於武漢不明肺炎傳染病批示，要求嚴防嚴控。1月22日武漢市依然舉辦了千人宴慶祝春節。1月23日中央突然宣布武漢封城。1月24日國務院依舊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新春團拜會。1月25日中央宣布全國緊急動員打響新冠肺炎疫情狙擊戰。至此，一場持續至今的全球新冠疫情開始爆發。
目前，全球已有兩億多人染病，有超過500萬人死亡。疫情最嚴重的是美國，至2021年11月份染疫者達4000多萬，死亡達70多萬，超過美國曆史上所有戰爭死亡人數的總和。從政治上說，美國前總統川普應對突發疫情不利，使疫情失控，也使自己染病。在無法有效控製疫情的情況下，川普也於2020年輸掉了大選，失去總統寶座。
在這種情況下，川普把美國疫情災難歸咎於中國，並把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猛批中國在初期掩蓋疫情和防疫不利導致病毒擴散到全世界。中美兩國對抗迅速升溫，兩國戰略夥伴關係至此土崩瓦解。
拜登上台後，延續了川普對華的基本態度，他把中美兩國關係定義為“戰略競爭關係”，有時還可能是“極度的競爭”。至此，中美兩國新戰略競爭關係逐步成型，全麵對抗的大幕徐徐拉開。
為了認清中美“戰略競爭關係”的未來走勢和特點，我們有必要搞清楚中美這兩大世界大國到底為什麽在短短的三年中就從“戰略夥伴”走向了“戰略競爭”，形成了美蘇冷戰後的第二次兩大頭號世界強國之間戰略對抗的局麵？其實這裏麵有更深刻的原因。
前麵我們談過，中美40年的“戰略夥伴關係“是建立在三個共同政治基礎上的：1前蘇聯這個共同的戰略敵手；2 鄧小平確定的改革開放基本國策和中國40多年的改開時代；3 中美台灣問題的共識和默契。
第一個因素早在90年代末就消失了。關鍵是中國第二個因素和依附這個因素的台灣問題的處理。蘇美冷戰之後，隨著中國進入改開時代，美國和西方不遺餘力地支持和鼓勵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再讓中國進入WTO，並期待著中國政治和意識形態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也發生相應的變化，並最終全部融入西方的體係。
但中國經濟在經曆了數十年的改革後，卻造就了一個另類的市場經濟體係，它不是西方那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係，而是具有強烈國家主導色彩的市場經濟體係，也就是具有一定的市場經濟機製為基礎的國家統製經濟，或者說是一個以市場經濟機製為基礎上的現代版計劃經濟體製。也有很多西方學者把它定義為“國家資本主義體製”。不管怎麽定義它，這種經濟體製的特點是明確的，即以某些市場經濟要素和機製為基礎、在政府規劃和產業政策引導下進行發展的經濟體製，國有企業是這個體製的骨幹，多種經濟主體同時並存的混合型經濟體係。從數量、產值、雇傭人數等很多指標上看，民營和個體經營者占據著這個經濟體係的大部江山。
中國式的國家主導的經濟體製促成了經濟高速成長和強大對外競爭力量，在全球化經濟貿易競爭中占盡優勢。它可以大打價格戰，可以進行大量補貼，也可以用各種非貿易的和技術的壁壘阻止外國公司進入本國市場，可以用行政的力量參與和調控國內經濟和行業發展，熨平嚴重的不平衡現象，打垮一切潛在的競爭對手。
在2010年以後歐美就發現了中國這種以國家力量為基礎的通過補貼等係列不對等經濟和技術手段形成的競爭優勢，並在WTO發起多項反傾銷關稅法律訴訟，試圖用國際法和西方的規則去平衡掉這種不對等的優勢，消除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但事實證明，西方的法律手段並不足以對抗中國國家經濟貿易行為。中國認為，中國商品價格是市場行為，歐美應該按當初中國加入世貿後15年必須兌現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諾，按正常的市場行為，取消各種反傾銷調查和非關稅壁壘。歐美恰恰不認可中國許多商品價格是市場行為的結果。雙方在WTO的法律戰一直持續到2019年6月，中國撤回了圍繞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爭端的案子。
這樣，事實上中國不再試圖對歐美關於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提出抗辯。既然中國經濟改革結果沒有導致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係的建立，那麽指望在這個體係的基礎上形成政治體製的變化也就成了幻想。
其實，就是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係，也未必就能建立西方那樣的民主政治體係。這是兩個不一定是相輔相成的進程。西方原來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製應該配套的認知有嚴重錯誤。中國崛起的曆史事實證明市場經濟可以與非民主的政治體製相結合。
那麽，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以及它的經濟體係都沒有按西方所預期的那樣發生變化，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自然令西方大跌眼鏡。在這種情況下，西方隻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希望不斷崛起的中國現在以其巨大的經濟實力和全球的影響力依然能夠遵守現行國際政治經濟體係的各項規則來同西方玩，而不是另起爐灶建立一套同西方價值體係和規則對立的自己的體係，把自己的價值觀和規則作為新體係的基礎。
中國即便有了改變規則的能力，也不要那樣去做。同時，西方還認為，中國領導人每十年就會輪換一次，也給西方同中國打交道以新的機會。如果中國還能做到這兩點，歐美和中國仍然可以是鬥而不破的合作夥伴。然而，事實並沒有按美國和西方的設想去發展。
習近平近年來多次講到，中國強大起來了，就要引導世界發展，為世界提供解決問題的“中國方案”。“韜光養晦”不再適用新的曆史時期。以此為指引，中國開始全麵走向世界，大舉擴張其影響。最典型的舉措就是»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說，中國“«一帶一路”“的全球發展的現實以及2018年習近平修改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任期製的舉動徹底打破了西方對中國的最後希望。
在美國和西方看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其向全球輸出其經濟產出過剩能力，同時擴大政治影響力的重大戰略舉措，它有打破西方經濟秩序和現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和規則體係的企圖。»一帶一路”所到之處，項目是中國的貸款，規則是中國的規則，受益國基本都要成為中國的政治支持者。這種情況引起西方的憂慮和警惕。
中國於2013年正式發起“«一帶一路””全球倡議並成立了由80多個國家參加的亞洲開發銀行。到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20年初，中國共計和138個國家和29個國際組織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並在幾十個國家建有2000多個“«一帶一路””項目，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
“«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橫跨歐亞大陸，但主要參與者是亞非拉美經濟和基礎設施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著眼解決長期困擾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落後的問題。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開始是以旁觀者的角度來觀察的。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後，在英國的帶頭下，有多達二十個歐亞發達國家參與其中，成為創始成員國，其中就包括英法德意，還有韓國、以色列等。目前成員國總數達到了100多個。
美國從開始就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組建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客觀地說，美國的反對多少帶有妒忌的心理，警惕中國想通過亞投行成為美國這個世界金融頭號強國的挑戰者。日本因有個以他為主的亞洲開發銀行，故對另起爐灶的亞投行也是不合作的，同美國一道拒絕參加亞投行。
但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日本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態度開始發生了變化，由不支持到適度參與，並推動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投行開展一些項目投融資合作。日本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主要是想和中國企業開拓“第三方市場合作”市場，以技術設備和融資為重點。
不過，經過幾年的擴張，»一帶一路”眾多在建和已建成項目出現了許多問題，不斷受到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詬病。出現的問題主要有：
1大量項目貸款成了項目受益國的沉重的債務負擔。在非洲就有不少國家出現這種情況。
2很多項目不能到達投資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管理和規則同項目所在國的政治文化宗教傳統有衝突，實施難度加大，有些還成了爛尾。還有的項目建成後不能發揮預期的效益，投資打了水漂。
3中國的影響力隨著項目和投資在某些受益國引起政治動蕩和社會騷亂，中國工程技術人員也成了恐怖襲擊的目標。4不少項目一開始的可行性研究做的不夠，開始後追加投資越來越多，成了馬拉鬆工程。
如果中國不再追加投資，該項目很可能無法完成。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我們時常能看到有些非洲和亞洲的項目受益國隨著政局的變化而出現“翻燒餅”和“撕毀合同”重新談判的現象。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隔絕了各國的人員往來，這對需要中國專業人員嚴格監督和指導的大多數»一帶一路”項目都是嚴重的打擊，大多數“«一帶一路”“項目事實上處於停頓狀態。
2021年11月，中國再次召開»一帶一路”會議，意在按下重啟鍵。可以說，»一帶一路”倡議經過6年的實踐來到了十字路口上，下一步如何發展需要觀察。盡管如此，»一帶一路”倡議讓美國和西方第一次深刻地領會到中國巨大的“經濟侵略性“，也看到它所到之處中國的秩序和規則大行其道。它們必須行動起來，美國和歐洲近來都先後推出自己的全球基礎設施新計劃，以便同中國競爭，捍衛美國和西方的在全球的整體政治經濟影響力和戰略利益。
在美國和西方的認知裏，不同的領導人具有不同的風格和執政理念，其政策調整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對中國領導層他們尤其看重這一點，山不轉水轉，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一般是不變量，但領導人的更替則是一個變量。隻要有這種變量的存在，中國和美國及西方關係就還有轉寰的空間。
然而，2018年3月習近平主導修改了憲法有關任期的條款，取消了國家主席不得連任超過兩屆的規定。這樣鄧小平時代政治改革的最重要的一個標誌性成果就消失了，從法律上打開了最高領導人終身製的大門。
中共是執政黨，根據中共黨章它的總書記是沒有連任限製的，但由於有憲法對國家主席任期的限製，實際上也是對黨的總書記的任期也是一種軟性約束。取消了國家主席的限製，就意味著對黨的總書記的任期也沒有了任何製約。
中國人大的這個舉動可以說讓西方終於認識到，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政治體製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和毛時代是一樣的。盡管中國官方後來也做了不少解釋工作，但收效甚微。自然美國政界高層也持有類似的看法，用當時的總統川普話來說，沒有了任期限製習近平就像皇帝了。
前總統克林頓後來也說，“舊的中國製度，（雖然）絕不是民主製度，它仍然保證了足夠的辯論、發揮和開放，因為有定期的領導層輪換。”“現在看來，一個人掌管中國打算在那裏呆一輩子。從本質上說，這改變了一切。現任總統拜登多次說過，習近平骨子裏沒有一點民主的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也不是美蘇冷戰時期那個封閉的對世界沒有什麽實際影響的國家了，它以其龐大的經濟實力和具體的“«一帶一路”“戰略計劃正試圖改變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在歐美的眼裏，中國就是在按自己的意誌和規則來建立自己說了算的新體係，並同西方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體係分庭抗禮。
更為重要的是，這次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在西方看來，就是最初中國政府隱瞞疫情信息和為政治目的而不作為才在全球蔓延開來，其中的某些做法就是深刻地根植於中國現行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裏。西方必須同中國這種意識形態和政治體製對抗，因為這種意識形態和政治規則隨著中國咄咄逼人的經濟實力正在對西方世界構成越來越大的現實威脅。
所以同中國的對抗本質上是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的對抗，這一點和上次同前蘇聯的冷戰是一樣的。美國和西方必須調整戰略姿態，做好同習近平治下“紅色中國”進行長期對抗的準備。這是中國和美國這次“戰略競爭”的本質所在。
事實上，這種認知也是美國和西方政界和學界長期逐步形成的普遍共識。美國政界和學界對同中國關係轉變的大辯論已經持續了很久，並在近十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變得越來越激烈。
政策大辯論的關鍵點在於：過去的數十年美國和西方奉行對華戰略接觸和合作夥伴的戰略是成功還是失敗？換言之，隻有認為美國自中美建交以來的對華"接觸"戰略失敗或過時，才需要調整。
美國學界和大部分智庫都已經認識到“對華接觸"戰略是失敗的，因為40年接觸融合戰略既沒有改變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也沒有改變中國的經濟基礎和行事規則，反而是中國最大限度地利用對西方開放的曆史性機會，吸取了西方先進的經濟金融管理方法和科學技術成果，用西方的養料造就了一個強大的政治經濟怪物，這個帶有西方市場經濟成分的龐大的經濟體同原有的列寧斯大林式的意識形態和高度集權的政治製度結合到一起，創造了西方從未見過的張牙舞爪的”中國龍“，也就是西方文化中有一種叫“利維坦”龐然怪物。
它的強大和咄咄逼人的特性使西方極度恐懼。這和美蘇冷戰時的前蘇聯在諸多方麵是不一樣的。拜登內閣一位負責亞洲事務的重要官員柯特·坎貝爾和拉特納就合作撰文稱，在對塑造中國的能力抱有雄心壯誌多年之後，美國發現自己正麵臨著"其現代曆史上最具活力且最強大的競爭者"。
布魯金斯學會的威爾·莫蘭德也認為，"華盛頓對於北京看法的轉變並非沒有道理，建立在自由主義理念之上的對華戰略並未如預期改變中國，經濟發展並未改變政治"。共和黨陣營方麵，曾為前副總統切尼工作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範亞倫也持類似的觀點∶世紀之交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以來，越來越明顯的事實是美國迄今為止未能實現改變中國的目標，反而必須麵對中國"更加激進"的態勢。
此外，按照蘭德公司研究員阿裏·懷恩等人的觀點，"接觸戰略“原來是要讓美國接納中國加入其主導的國際體係，其結果卻是為自己塑造出了一個強大競爭對手。2019年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聯合發布的報告《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推進建設性警覺》稱，應該認識到中國在美的"滲透"和"影響"所產生的越來越大的"威脅"，這將對美國的核心價值、社會規範以及現行法律產生長期的負麵影響。
同時，外交政策委員會的喬舒亞·艾森曼和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亞洲項目主管德文·斯圖爾特也指出，中美兩國正在進行"體製層次上"的競爭，即在國內成就和國際號召力兩個方麵的"體製"之爭。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法拉赫·簡與賈斯汀·梅爾尼克認為，中國正在努力提升某種"結構性能力"，這使得中國有能力塑造一種新的世界政治與全球秩序。
範亞倫也指出，要想對新現實做出有效反應，美國及其盟友就不能輕視意識形態層麵的威脅。不僅是歐美政界和學界對中國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共識，連歐美公眾對中國也出現了壓倒性負麵看法。有些歐美有聲望的民意調查機構在新冠大流行後做的民調都顯示，大約有八成左右的受訪者都對中國有負麵看法，比例創下曆史最高值。
在這個背景下，2021年1月，歐美重要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發表了《一份更長的電報-走向新的美國對華戰略》。它用上世紀40年代美國駐前蘇聯大使喬治凱南一封長電報的形式提出西方對華新戰略的整體構想。在這封更長電報中，這位匿名的作者提出，美國對華戰略必須將目標鎖定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身上，因為“在21世紀，美國麵臨的最重大挑戰是在習近平主席和總書記領導下日益專製的中國的崛起。” 習近平與其前任不同，他“已經顯示打算將中國的專製體製、強製性外交政策和軍事存在，投射到遠超中國邊境以外直至整個世界的範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對美國、其盟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而言，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習近平不再隻是美國麵對的問題。他對整個民主世界構成了嚴峻挑戰”。該電報認為，美國對華戰略的目標不應是推翻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權，而是更換現有領導人。“美國對華戰略的使命應該是使中國重回2013年前的道路，即回到習近平之前的戰略狀態。”
它認為，毛之後、習之前5任中國領導人都能與美國合作。該電報認為，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戰略目標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對習近平領導能力及其野心的不滿已經使中共嚴重分裂，“中共高官對習近平的政策方向感到極大困擾，並對習近平無休止地要求絕對忠誠感到憤怒。
他們擔心自己生命和家庭未來的生活。無數事例表明存在著對習近平的這種深刻而持久的懷疑。”該電報認為，美國戰略的首要目標是促使中國統治精英得出結論，繼續在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中運作而不是建立敵對秩序，符合中國也符合中共的最佳利益。
該電報總結到，美國要製定一個完整的、兩黨一致的、可指導未來30年的對華戰略迫在眉睫，因為“當前中國的崛起深刻影響著每一項美國主要國家利益。這是個結構性挑戰，在某種程度上在過去20年裏已經浮現。
而習近平權力的崛起極大加劇了這一挑戰及時間表。” 報告還對全麵遏製習近平的中國提出了多項具體的對策，比如設置如下的紅線：1）任何對美國及其盟國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的攻擊，包括縱容平壤采取這樣的攻擊。2）任何對台灣及其周邊島嶼的攻擊，包括對台灣的經濟封鎖及對台灣公共設施和機構的網絡攻擊。3）任何對日本捍衛自己的領土完整（包括尖閣列島和在東海的專屬經濟區）的武裝部隊的攻擊。4）任何在南海的主要敵對行動，包括繼續造島和對人造島的軍事化和對美國及其盟國海軍自由航行巡邏的幹擾。5）任何對美國條約盟國的領土主權和軍事設施的攻擊。
盡管這個更長的電報在歐美政界和學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但誰也無法否認它在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前被拋了出來，絕非偶然。它反映的基本思想和觀點是多年來圍繞中國崛起的西方大辯論的一個總結和概括，在美國和西方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全球化時代歐美同中國進行新的長期的戰略競爭的“宣言書”。
事實也是如此。我們現在麵對的國際地緣政治的現實是，自2020年全球疫情大爆發後，歐美已經在各條戰線全麵行動起來，同中國展開了全方位的戰略競爭或對抗。特別是在美國，新冠疫情大流行把川普再次連任總統的機會毀掉，他把這一切歸咎給中國，調動起政府的全部資源，使盡渾身解數，掀起了反華狂潮，矛頭直至中國的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比起當年美蘇冷戰之初的情況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種近乎於歇斯底裏的反華浪潮確實有很多不理性的東西在裏麵，或者說多少反映了川普的私仇，但對華戰略的曆史性轉變的主體卻是多年來西方麵對中國崛起形成的戰略威脅的一個理性選擇。這就是為什麽新總統拜登也堅持了川普遏華戰略和政策主要部分，甚至在阿富汗大潰敗的撤軍之際仍念念不忘中國這個主要對手。
拜登說，撤出阿富汗就是為了集中精力和資源對抗中國和俄國，這才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目標。當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此也非常清楚，他常說要丟掉幻想，勇於鬥爭，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以前所未有的意誌品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中美形成戰略競爭新態勢後，中國官方有一種解釋是，不論中國做什麽，中國強大了必然要引起美國的遏製，美國是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而這樣做的，這不是中國的錯。
現實是，首先中國經濟的崛起不是這幾年的事，早在2008年前後其勢頭就已非常明顯，美國和西方也看得非常清楚，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曾想對中國的作法提出對抗性政策，但顧及到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對歐美的幫助，他打消了戰略對抗的想法。所以，不能說中國一強大就必然成為美國的敵人。如果按這個邏輯要遏製中國，趁中國羽翼未豐去遏製顯然更有效。其二，美國和西方政界學界的確有一種流行的看法，中國崛起最後是要取代美國的世界霸主的地位，甚至美國現任總統拜登也揚言，絕不能讓中國來主宰世界，成為頭號強國。
西方的政客一般是不從動機論來做判斷和製定政策，他們是根據國家的政策和行動來做出判斷的，這是常識。要說中國威脅論，中國和西方合作的這四十年中很多西方學者甚至政客都有多如牛毛的論述，比如前總統川普的幕僚納瓦羅的著作《致命中國》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還有白邦瑞的《百年馬拉鬆》也是2015年出版的。那時川普政府還和中國政府打得火熱呢。大量的對抗的戰略和政策是2018年以後特別是新冠大流行後出台的。
至今，美國政府並不是因為相信中國崛起要取代美國而同中國進行戰略對抗的，而是美國和西方越來越確信中國更為強大後所實行的各種內外政策，在客觀上會製造了一個與西方分庭抗禮的新體係，對現存的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形成係統性威脅。這才是他們要預防的。
這裏關鍵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強大，而是強大後的中國要引領世界發展，建立中國主導的“世界命運共同體。這才是美國和西方眼裏最大的威脅。
三、中美戰略競爭的態勢和影響
在上世紀40年代後半期，當二戰的硝煙剛剛散去，美蘇冷戰悄然而至之時，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宣稱，美蘇之間的“鐵幕”正在落下，那時他把中國看成是“竹幕”。70多年後的今天，中美關係再次來到一個相似的曆史十字路口上。這次中美戰略對抗是在不同曆史時空背景下進行的，顯然同上世紀美蘇冷戰有著不同的時代印記的特點。
中美戰略競爭是長期的，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同國與國之間因突發事件和某些短期因素導致的緊張關係不同，中美這次對抗是由很多根本性的長期因素導致的，比如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製度的衝突，反映在習近平終身執政的可能性和由此產生的雙方重大的內外方針政策的衝突，因而具有長期性和戰略性。
美蘇冷戰從1946年算起到1991年蘇聯解體，共持續了45年。美國和西方同國際恐怖主義的對抗如果從2001年9月算起，直至今天仍沒有完結，中間經曆了消滅基地組織及其頭目本拉登和擊敗盤踞在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以及它的頭目巴格達迪。但現在無論是基地組織還是伊斯蘭國仍有殘餘在亞洲和中東地區。在美軍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來之際，國際反恐鬥爭仍在路上。而中美這次戰略競爭關係的形成也不是由個別事件決定的，而是兩種敵對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社會製度的再次曆史性較量。
在美國和西方長達40年對中國“懷柔”和“和平改造”徹底幻滅後，這種戰略對抗是必然的，也是全方位的。如果從2020年算起的話，中美這次戰略競爭恐怕至少要持續20年，也可能是30年或50年，直至習近平時代過去才能出現轉圜的可能性。
上世紀美蘇冷戰在政治上表現為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各地展開了激烈爭奪，歐洲是主戰場，在中東、亞洲、非洲和拉美每一處動蕩的地方背後幾乎都有美蘇爭奪的影子。從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至今，新的國際地緣政治格局正在以中美戰略競爭的主題下逐步成型：這次中美戰略競爭也遍及歐洲、亞洲、非洲和拉美，但中東主要是美俄的競爭的場所。雖然競爭的烈度不如當年美蘇的爭奪，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在那些地方的影響力總的來說還比較弱，隻是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才達到的。
美國領導下的西方聯盟在亞太區域對中國構築包圍圈。而中國和普京的俄羅斯似乎也在戰略默契中聯手對抗美歐。在中國周邊，中國戰機飛越台海中線已成常態；美國和西方其它國家的戰艦定期巡弋台灣海峽也見怪不怪。在南海，歐美戰艦不斷做航行自由的巡弋和演習，中國同樣反製軍演動作頻頻，雙方武力示威味道十分濃厚。美國和中國還對東南亞國家展開激烈爭奪，既有南海主題，也有經濟之爭。
在非洲中國和西方的爭奪日漸激烈，一個回合接著一個回合。拉美是美國的“後院”，但中國在拉美國家的影響與日俱增，令美國防不勝防。自然，聯合國和其它國際政治經濟組織也成了中美兩國鬥法的舞台，吵架甚至對罵司空見慣，常常在重要議題上，形成了美國西方為一方，中俄伊朗為另一方的對壘。
在國際經濟舞台上，雙方爭奪的聚焦在國際產業鏈重塑和國際經濟貿易秩序規則之爭。美歐集中力量把全球產業鏈中的高中端部分逐步同中國脫鉤，讓美歐日本等西方國家的主要跨國公司逐步撤出中國。
目前約三分之一的西方大跨國公司正在有計劃地把重要業務移出中國。針對這種情況，中國也提出內外循環並行的對策。在“«一帶一路””倡議上，主戰場是非洲和亞太（中東地區）。
中美經濟競爭的另一個主戰場就是國際貿易領域。目前中國在貨物貿易占明顯的優勢，連美國本土市場都無法阻擋中國貨物的占領。前總統川普用高築關稅壁壘的方式即貿易戰同中國鬥，但顯然他失敗了，最後承擔高關稅是美國公司和普通消費者，而中國的貨物仍牢牢地占據著美國市場。這是中美兩國在幾十年的國際經貿分工中形成的結構性貿易格局，單靠美國政府的貿易政策是難以打破的。在服務貿易領域，美國占據優勢，但中國仍在步步為營地蠶食著美國的優勢。在金融上，美國占據著明顯的優勢，因為有美元霸權。但中國的亞投行也不斷行動。中國巨大的經濟貿易優勢和巨量的美元外匯儲備使自己貨幣人民幣的影響力有所上升。雙方在貿易領域的爭奪歸根結底還是在如何重塑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經濟秩序和規則這個根本問題上。
在WTO美國和西方占據著體製和規則的明顯優勢，因而他們要求中國必須遵守現行的秩序和規則，任何不對等的做法都必須糾正。中國顯然不願意遵守西方的這種對等規則，堅持中國仍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雙方的激烈博弈一度使WTO運作不佳。
中國和美國和西方相互製裁和法律鬥爭的戲碼也在不斷上演。應該說今後中國將很難再享有任何不對等的優惠和好處。與當時美蘇冷戰時期比，美國和西方有關貿總協定，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前蘇聯隻有互經會和盧布及蘇聯銀行係統，處在絕對的劣勢狀態。
當時的蘇聯和東歐互經會集團的金融實力是完全沒法同中國今天的經濟和金融實力相比。中國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實力，在金融體係裏打破美國和西方的壟斷，建立自己地位。
在軍事上，而今天中美戰略競爭一般來說不會伴隨著熱戰，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實力目前還在發展之中，尚未達到動輒要同美國和西方用熱戰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的水平。另外，今天人命的寶貴程度也達到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死人和少死人成了戰爭選項的主要考慮之一，這對美國和中國都是同樣的。所以啟動戰端都是大國決策中非常慎重的部分。但即便如此，在中美和平競爭中，有一個地方仍有熱戰的可能，就是台灣。
對台灣，如果中國發起武統，美國和西方也會介入，至於介入到什麽程度，要看那時台海戰爭的具體情況。中美和平競爭中也會有軍備競賽，但不會出現像美蘇冷戰時期那樣規模的軍備競賽。中美軍備競賽的重點是軍事技術的競爭，中美都會傾盡全力爭奪軍事技術的優勢，而且都有經濟和科技實力去支撐這個競賽。
目前的態勢是，美國占據這軍事技術的絕對優勢，而中國在關鍵領域拚命追趕，重點是核武器、導彈和反導彈、太空攻擊和防禦係統、海軍潛艦和遠洋作戰能力、戰機和空戰指揮協調能力，人工智能作戰體係和戰略指揮部署能力等等。中國會擴充一部分核武器的數量和改進質量，但無法用核武器的數量去阻嚇美國。
科學技術領域是中美戰略競爭的重點之一，雙方科技競爭的重點是在關鍵領域如半導體芯片、5G通訊、人工智能、太空航天、新材料等方麵。美國在半導體芯片、太空航天等多數科技領域占據優勢，中國在5G通訊和人工智能等方麵占據優勢。
美國在基礎科學有明顯的優勢，中國在製造技術方麵占據優勢。在互聯網方麵，美國在整體上占據優勢，中國在應用方麵占據優勢。美國正在全麵加強了對中國的科技封鎖，特別是某些具有全局和戰略意義的科技領域實行“高牆深院”式的封鎖政策，不管它們是軍工和民用。
就文化領域來說，中美交流正急劇減少，人員往來顯著縮減。另一方麵，中美信息戰日益激烈，特別是中國媒體每天充斥著對美國的批判和信息戰。在這樣的文化媒體環境下，雙方的民眾對對方的印象都是嚴重的負麵，兩國敵對文化氛圍正逐步上升。中國所謂的“戰狼外交”也在加速整體對抗的氛圍。
中美這次戰略競爭同美蘇冷戰時代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今天的國際地緣政治和經濟金融格局發生了曆史性變化，即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互聯網信息一體化的大格局下，在這兩個高度融合的的全球化環境中，中美誰都不可能完全封鎖住對方，目前的條件下隻能做到相對的封鎖和關閉，比如封閉網上敵意信息的流動，減少人員往來，部分轉移和中斷全球供應鏈，封鎖部分資源和糧食的供應等等，但全球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大部分將繼續進行，因為人為的強行割斷將損害雙方的利益，即所謂的“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政治、經濟和金融、文化等領域的製裁是精準打擊對手的有力武器，將被用到極致。當然使用製裁武器時，綜合實力強的一方將更占據優勢地位。受製裁打擊最沉重的例子就是香港。目前香港正在失去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部分功能正在逐步轉移到新加坡和東京。香港的資本市場基本也是被中資占領和控製。現在香港金融市場的唯一優勢就是港幣和美元掛鉤，使內地的網絡和科技公司仍然還願意到香港上市。如果沒有了這個優勢，上海股票市場將比香港的更有吸引力。
中美戰略競爭在全球村的條件下的另一個新特點是對抗的雙方在共同的威脅下仍有可能做某些合作。比如，在全球重大經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中美仍有相關政策協調的空間，以控製危機後果。在全球氣候和環境汙染的共同威脅下，中美會做相向的努力甚至合作。麵對恐怖主義的共同威脅時中美會做共同的努力。麵對重大自然災害和疫病災害時，中美會做共同的努力。麵對販毒等全球性重大犯罪活動時，中美會共同努力。原因很簡單，這些禍害做大會損及雙方的利益，誰都占不著便宜。
當然在大對抗的背景下，雙方可能的合作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因而也是困難的，有時甚至是半途而廢的。而且雙方也絕對不會因為可能的合作而向對方的“不合理的要求”妥協。如果能認識到這一點，將有利於雙方增大合作的可能性。雙方在對抗中也會有各層級的必要溝通，包括最高級的會麵和交流。但這些溝通和交流不會影響戰略對抗的整體格局，也是使某些極端的對抗不至於脫軌翻車形成熱戰的必要條件。
從2020年開始的中美戰略競爭時代是21世紀世界地緣政治經濟大格局中劃時代的事件，正如美蘇冷戰是20世紀的分水嶺一樣。中美戰略競爭必將影響到世界政治經濟的許多重大發展，同時也深刻地影響著中美兩國各自國內的發展進程，這是無法回避的事實。隻有直麵現實，采取相應的因應對策，才可能在這場戰略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進而戰勝對手。
中美兩國的戰略競爭是一場不平等的競爭，美國強，中國弱。如果這場戰略競爭再晚來10年，中美兩個超級大國可能就會處在一個大致均勢狀態中。在這種情況下，新的戰略對抗對中美兩國國內國際日程的影響是不同的。
對中國來說，同美國的攤牌是不自願的，被動的，因此它首要的目標是先要在這種曠日持久戰略競爭中生存下來，然後再逐步取得優勢，最後可能全麵擊敗美國。
而對美國來說，它的首要任務是怎麽樣把中國在走向巔峰的半路上遏製住，千方百計地全麵削弱對手，最後徹底擊潰這個利維坦的挑戰。這樣一種不同的境遇，促使兩國采取完全不同的對策，也要麵對不同的戰略和政策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麵對這樣一場並不對稱的長時間的激烈競爭，今天習近平麵臨著美國的全麵圍堵，要以弱製強。從習近平近兩年的所作所為看，他在為中美大對決做一係列準備，這正是他常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含義。
上個世紀美蘇冷戰以蘇聯最後消失為結局，在習近平看來那是蘇共高層的顛覆性錯誤而致。今天，他要主持中美大決戰之大局，讓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終戰勝美國的資本主義。他堅信東升西降已成趨勢。
對於中國這一方來說，習近平首先要做的是對內要全麵加強政治社會控製，以便在危機來臨之時能統一指揮，形成合力，對付外界的壓力。這就是中國“攘外必先安內”的古老的政治智慧。
中共自2012年底習近平成為黨的總書記之後，意識形態全麵左轉，發起一次次圍剿各類思想流派和雜音的運動，讓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占據線上線下的絕對主導地位，不給非官方的各種意識形態留下任何空間。從小學一直到大學都是官方意識形態充斥這教科書和課堂。對各類社會結社行為一律消滅，不留寸草。對待文學藝術作品一律嚴格審查，對演藝圈嚴格政治和經濟控製，文化控製達到了自文革以來的新高度。言論控製措施無以複加，政治水軍數以百萬計，外圍隊伍可達千萬，網上警察無所不在。必要時以司法手段予以消滅。
在中共統治邏輯中，隻有嚴密地控製思想和輿論，才能保證在關鍵時刻能號令天下，集中力量對付任何內部的和外部的挑戰。用習近平的話說，中共的全麵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主要的特征。黨要絕對控製政治、思想、文化藝術、也要控製經濟和社會。
黨不但要控製國有企業，也要控製私營企業，甚至外資也要有黨的存在。在互聯網科技時代，中共對社會的控製也日益網絡化、高科技化和精細化，這些集中體現在社會的網格控製和無所不在的監控係統的建設。20多億的監控攝像頭遍布中國大街小巷，雖然它們有社會行政管理的功能，但基本的功能是政治監控。
其次，要保證突出核心，就可以保證全黨的戰鬥力，也就可以保證全國的戰鬥力。這個納粹德國時期曾提倡過的“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一種聲音”的模式在今天的中國大行其道。
習近平要建立危機時期的黨的核心長期穩定，所以他的打破慣例連任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就勢在必行。他再連任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不令人奇怪。他將是繼毛澤東、鄧小平後又一位長期執政的中共領導人。中共的政治體製是領袖終身製的政治基礎，隻要有這個基礎在，領導人終身製就是隨時可以發生的。
第三，以底線思維的邏輯，做好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基本保障，為重大危機做好準備。例如，糧食、能源、重要原材料和關鍵技術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這樣才能在全麵危機時心中不慌。
現在，網絡和大數據也被加在關鍵產品的名單裏。麵對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現實，中共要力爭國際產業鏈中自己需要的關鍵產品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裏，別人的三寸也要掐住。要不惜重金重構國際供應鏈，保住製造業“世界工廠”的地位，以對抗美國的金融和網絡經濟優勢。保障和壯大國企，同時遏製私營資本的“野蠻生長”，保證在危機的關鍵時刻，能集中全部經濟資源，為政治根本利益服務，而不是讓社會資本分散國家力量。
很自然，遏製國內私營資本力量將是一個長期的戰略。從戰略上重視和培育好中國國內內需即龐大的消費市場，也是同美國和西方競爭的重要底氣所在，改變中國消費市場弱勢的局麵，關鍵是保證廣大中小企業存活和發展。政府要投入大的資源和精力去做這個基礎工作。
第四，從根本上扭轉中國人口增長下滑的趨勢是提高同美國和西方戰略競爭實力的重要方麵。為做到這一點，不但要取消生育限製，還要從各個環節降低養育成本，讓年輕人口願意多生多育。沒有人口的支撐，中國50年後將蛻變成一個外強中幹的國家，一切都無從談起。未來還將有一係列舉措來試圖扭轉人口增長頹勢。
第五，全麵擴充軍備，增強核武庫力量，為大規模台海戰爭做好軍事準備。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中國軍費也開始起飛，從1989年至2016年軍費增速都在10%以上。盡管看上去速度很高，但由於基數很低，故10多年的高速增長具有補償性的。
從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後，中國軍費的規模就非常龐大了，趕超的目標就隻有美國了。從2016年到2020年，中國軍費增長速度降為個位數，大約在6.6%-8.1%之間，仍比GDP的年度增長率高，而且增量規模比以前的雙位數增長率時的增量規模要大得多。
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2019年全球軍費總規模前三名的國家是：美國7318億美元，中國1757億美元，印度711億美元。中國的軍費規模相當於美國的24.01%，而2000年還隻相當於4.56%。
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長估計為4%左右，但中國軍費增長應該明顯高於GDP的增長，應該在6%至10%之間。而由於和美國長期戰略競爭的需要，也為了台海戰爭的準備，未來10年中國在核武器及其戰略運載工具、海軍艦艇和飛機的擴充和更新進入快速增長期，軍費投入應該大增。
到2030年前後，中國軍費總規模應該至少達到美國的50%左右。即便中國經濟增長滑落到3%左右，中國公共財政對軍費的支持力度仍然可以達到曆史最高水平，超過6%。
第六，在外交上形成全麵抗衡美國和西方的戰略格局。在中國的東部和東南部，美國已經形成了美日韓台灣軍事同盟，即所謂的“第一島鏈”，包圍中國的態勢。在中國的南線，美國正在組織美英澳印日的軍事政治同盟。中國隻能向西突破，在西北線形成中俄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反美同盟，上合組織是必要的組織形式。
美國在阿富汗的倉皇撤退又給中國留下了新的空間，中國對塔利班應該是有條件的合作，但也必須取得俄羅斯的諒解。在東南亞中國通過RCEP抓住東南亞國家，形成一個抗擊美日英澳印的戰略屏障。但這裏的困難是南中國海的分歧仍必須要妥善解決，否則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關係就不穩固。在中東，中國以支持俄羅斯的既得利益來換取和俄羅斯的戰略同盟關係的形成。在非洲，中國有眾多的朋友，其地位早就碾壓了老牌殖民帝國法國，也不遜於美國的勢力範圍。
在歐洲，中國會拚命鞏固在歐洲的經濟貿易地盤，同時擴展政治利益，先同東歐南歐突破。在拉美，中國在中南美也有大量存在，形成同美國抗衡的態勢。中國同美國進行堅定的戰略對抗，也利用自己的力量同美國展開全麵的信息戰和心理站，雙方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總體來說，美國處在優勢地位，但中國的布局也咄咄逼人。
作為美國，為了同中國進行持久的戰略對抗，它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整合西方聯盟，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的政治軍事聯盟關係。川普同中國對抗采取了一係列頗為極端的措施和手段，但他打擊中國的最大特點是單打獨鬥，因為他的很多政策把西方盟國都得罪光了，所以不少歐洲的北約盟國都把美中之爭看做是兩大國爭奪霸權的事，和歐洲無關。
拜登上台後在國際舞台上著力最多的就是重整西方聯盟，共同對付中國的挑戰。他使用的策略就是到處強調中國在香港、新疆等地方的人權問題，要求西方在這些問題上共同施壓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拜登向歐盟強調中國霸淩台灣，企圖用武力改變台海兩岸的政治現狀。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拜登向歐洲出售南海自由航行的理念，要求歐美共同維護南海自由航行權。
應該說，拜登的策略是有一定效果的。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事實上都已經加入了美國艦隊的南海自由航行巡航，形成了西方海軍在南海的聯合存在。在香港問題上歐盟和中國也針鋒相對，引起中國的製裁反應，這又使歐洲暫時凍結了中歐投資協定的議會審議。
在台灣問題上，法國和英國的艦艇甚至也加入了在台灣海峽的不定期巡遊，有的歐盟國家還把台灣代表處改名，多有加強歐盟和台灣關係的舉動。拜登甚至明確表態台灣是亞太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會保衛台灣。美國和日本、澳洲和印度形成了四邊安全對話機製，一個鬆散的政治經濟安全聯盟正在形成。
同時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也形成了美英澳軍事同盟，甚至用核潛艇武裝澳洲。這個美國精心打造的亞太軍事同盟核心和外圍的四邊政治經濟安全聯盟，正是針對中國的。美國還召集全世界100多個國家舉行線上民主峰會，邀請台灣作為民主政體出席，劍指中國。
其次，在經濟貿易上，拜登有兩件最重要的日程，一個是阻止他所說的中國貿易上的不公平做法，其最主要的任務是全力促使雙方的貿易環境要“對等”，如按同等的身份遵循國際貿易規則，不再享有任何單方麵優惠和權利，要求撤銷中國對國企的補貼，對等開放對方的市場。
對川普政府對中國產品加征的關稅，盡管拜登政府認為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應該會做一些調整如下調部分關稅等，但拜登政府顯然是在謀劃用所謂更有效的手段阻止中國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貿易做法，針對價格補貼和市場準入方麵的各類問題實施精準打擊。
在國際供應鏈問題上，拜登會沿襲川普政府的做法，鼓勵美國重要的跨國公司繼續離開中國和香港。美國國務院和商務部已經對此告誡在香港的美國公司盡快離開香港，因為那裏的風險與日俱增。拜登也多次談到，美國必須促使具有重要意義的產品生產盡快回流美國，不能依賴外國。
為此，拜登政府正在製定龐大的基礎設施和其它重要產業的投資計劃，以吸引美國和國際公司。川普政府那些鼓勵美國公司回流的政策措施，拜登依然保留。當然，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也可以提高美國整體經濟的增長和戰略競爭力。美國正在調整過度依賴其金融和網絡產業的經濟結構，試圖從根本上扭轉近幾十年來美國經濟日益“空心化”的趨勢。
第三，加大在科技領域的投資，同時更大力度地實行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從美國目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看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和歐洲日本等盟國一起嚴密封鎖技術出口到中國；二是加大對中美中歐和中日的等的科技人員交流的限製，這包括大學和科研機構，軍事的和民用的主要領域都被囊括。三是對嚴格限製中國企業投資西方先進技術的公司。總的力度可以說比美蘇冷戰時期的巴黎統籌組織的所作所為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四，強化美國整體經濟實力，運用好美元霸權地位，讓美國在經濟增長、高端製造業和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形成壓倒性優勢，同時發揮美國在金融和網絡科技方麵的傳統優勢，力圖全麵戰勝中國，證明民主政治經濟體製的決定性優勢。應該說中國在過去近四十年改革開放形成的經濟增長優勢確實在碾壓美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曆史過程，形成了門類相當齊全的世界級的製造業產業鏈，壯大自己。
川普和拜登決心改變這個狀況，重塑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同時推出美國和歐洲自己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和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進行抗衡。可以說，中國和歐美在全球經貿金融市場的全麵對抗大幕已經拉開。
第五，在對抗中尋求適當的合作和妥協，以降低雙方的戰略成本和擴大自己的優勢。在上個世紀美蘇冷戰時期，雙方還定期舉行首腦會議，也有熱線機製，遏製和溝通並行不悖。今天中美戰略競爭遊戲也一樣，雙方各層級的溝通和交流也同樣存在，甚至有時是解決某些關鍵問題的有效手段。雙方仍有合作的領域，美國和中國都會采取現實態度，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麵妥協合作，這對防止對抗走進死胡同是有用的，但不會從根本上降低戰略對抗的烈度。
（下）
四、中美世紀較量的優勢和劣勢比較
眾所周知，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180多年中國近現代史中，中國國內的幾乎每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都深受國際因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國際因素是中國眾多曆史關頭重要事件的首要影響因素，比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中共成立，日本侵華戰爭及西安事變，二戰結束和國共內戰，中共建政，中蘇決裂與毛澤東搞反修防修和文革，1972年尼克鬆訪華到1979年中美建交，鄧小平的改革開放、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和90年代初蘇聯解體等等。21世紀的中美戰略對抗同樣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未來至少30年的國內發展。美國朝野基本形成這樣的認知：同中國的戰略競爭是民主體製同專製體製的終極對決。中國黨政最高層也同樣認為，中美的戰略競爭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共命運的鬥爭，應該丟掉幻想，準備戰鬥。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達到了其頂峰，當時全世界五十多個國家都號稱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更多的亞非拉國家在效仿蘇聯和中國的榜樣進行“紅色革命”。然而，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全世界近200個國家和地區，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隻還剩下四個：中國、越南、老撾和古巴。朝鮮執政的勞動黨早就摒棄了馬列主義，而是以金日成的主體思想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並形成了家族世襲為特征的的政治統治體製。因此朝鮮本質上已是王朝專製體製，它的老百姓也成了非典型的現代王朝臣民。
世界各地曾經風起雲湧的“紅色革命”到今日基本上全部銷聲匿跡。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的退潮不能僅僅歸咎於西方的遏製和圍剿，更重要的是它根植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政治體製機體內部的種種缺陷，東西德國和南北朝鮮的不同命運即可略見一般。
再看一下中國、越南和古巴的具體情況就更有說服力。中國和越南體製的生命力還相當茂盛，最主要的是在近四十年來，它們都經曆了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完全突破了舊的斯大林模式的計劃經濟體製，最根本的突破就是把經濟自由權還給人民。重新獲得經濟自由權利的人民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和創造力，讓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起飛”，成為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使社會經濟及人們生活都發生了曆史性變化。
國際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成分注入到社會主義經濟體製裏，同時開放大門同資本主義經濟大膽融合，這是改變社會主義在中國越南等國的命運的決定性一招。而沒有進行這種變革的古巴，整體政治經濟依然死氣沉沉，當然美國對古巴長達三十多年的經濟封鎖，也是造成古巴長期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共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相融合的，它們不可思議地合為一體，而且這個新物種在某些性狀方麵甚至比傳統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製有更為強大的功能。
這裏有必要就俄羅斯的情況講一下。前蘇聯垮台後，俄羅斯實行的既不是原來的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也不完全是西方式的政治經濟體製，而是處於兩者之間的過渡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形態，這種過渡性社會形態更多的具有西方社會的性質，它有基本的民主選舉，也有初級的多黨競爭和自由參選等形式。在經濟上俄羅斯基本上是市場經濟。對此西方事實上也是承認的。
在2014年俄國吞並克裏米亞之前，西方八國集團就包括俄羅斯，這是一個政治態度。隻是由於俄羅斯吞並了克裏米亞，俄羅斯同西方才全麵交惡，又把俄排除在在外。
普京骨子裏是想做彼得大帝。麵對俄羅斯社會轉型後日漸衰落，普京想重振俄羅斯，重溫彼得大帝的舊夢，像前蘇聯那樣再次同美國平起平坐。普京一係列反民主的做法使俄羅斯的民主體製塗上了濃重的普京個人的專製色彩，俄羅斯的民主體製成為普京掌上的玩物。
實際上，西方同俄羅斯的對抗更多的是同普京這個政治寡頭個人的對抗。如果普京成為曆史之後，俄羅斯還會逐步會回歸到一個穩定的民主體製，俄羅斯同西方的對抗也將落幕。所以俄羅斯的情況同中國的情況是有本質的區別的。這一點對理解普京後國際地緣政治格局有重要意義。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為思想基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製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堡壘。經過七十多年的變遷和發展，它正在成長為一個巨型的怪物，它不是傳統意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製，如前蘇聯那樣；它也不是西歐一些社會民主政治經濟體製。它源於列寧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但在經曆了慘痛的失敗後又大膽向西方學習市場經濟和管理經驗，同西方經濟相融合，最終形成了包含有很多市場經濟成分的政府主導的現代市場計劃經濟（也有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是國家資本主義）為基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為核心的一黨集權的社會政治經濟體製，而且這種社會主義新變種把黨的控製權延伸到到社會政治經濟控製的每個角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這場世紀性的戰略競爭中，如果不發生熱戰，雙方就要比耐力，比實力，比吸引力，看誰能夠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領域的較量中勝過對方，引領世界的發展潮流。為了對這場世紀競爭的結局看得更清楚，我們有必要從五個方麵比較一下雙方的優勢和劣勢：即良政善治能力；經濟金融實力；科技創造能力；軍事實力和綜合文化軟實力。
首先看良政善治能力。在這方麵可以比較三個指標：一是人民對政治製度的信任，這是政治製度穩定和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一個獲得多數民眾支持的政治製度才能提供一個穩定的施政及政策環境。二是對政治製度形成基本支撐的法律體係。三是政府治理組織能力的有效性和力度。
美國：是多黨民主選舉體製，得到選民多數票的政黨負責組織政府並施政。在國會的議員也是通過多個候選人的自由競選後由選民的多數票選舉產生。盡管每次美國的選舉年總是有政治捐款及收買選票等與金錢有關的賄選和舞弊問題的發生，但在一套比較有效的法律監督下的選舉製度，使整個民主選舉機製有效運作，選出的政府代表了多數選民的利益，在野政黨的國會議員也能代表各自選區的選民利益。
美國建國至今近250年來，這套政治製度總體上說行之有效，保證了政府和施政穩定性，也保證了基本政策的連續性。如果某個政黨施政引起社會反對，那它應該就在下次大選中被替換。人民主權和意誌基本得到體現，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政黨執政的有效基礎。
盡管美國民主體製依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也有很多撕裂和弊端，甚至我們可以說它還在不斷調整和進化中，但總體上來說，這樣一個有民意支撐的政治體製經曆250多年的風風雨雨和各種動蕩災難，基本保持了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持續穩定。而且，今天的世界上效仿民主體製的國家已有100多個。如果它不是一個有效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政治體製，哪能還會吸引那麽多的國家紛紛效仿呢？
美國的法律體係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繁雜的，它規範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及個人行為，是社會上公認的各種社會組織和個人行為的基本規範。它有良好的社會聲譽，絕大多數社會組織和個人都服從法律規定。如果產生任何爭議，由獨立法院係統做出判決，不管社會地位如何，各方都會服從這些判決，具有普遍的的效力。
法律和法院係統運行體現的是社會對普遍的公正、公平和公義的追求。美國社會的共識是：法律條文是剛性的，它不會因人因事而拐彎。總的來說，人民對法律是有信心的。世界多數國家都認可美國的法律體係公正性和有效性。
美國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這點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已經引起各方麵的廣泛討論，也被認為是民主政體的一個弊病。美國治理能力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1民選的政府首腦可能是能力平庸，甚至是有道德缺陷的人。2多黨製約下的國會議事效率可能很比較低，政府決策受到多方掣肘，議而不決和施而不政的現象常有發生。3政策的穩定性較差，特別是在危機和災難麵前，政府治理問題有時就顯得特別突出。
中國：中國的基本政治製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若幹個友黨即所謂的“民主黨派”參與的執政體製。中共不僅主導政府，也主導身為立法機構的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同時也主導司法體係。這個政治製度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不是由13億選民選舉產生的，而是各級黨的領導機構決定的。在最基層比如城市裏的街道社區和農村的村鎮是履行選舉程序的，但這個選舉的候選人一般也是由黨的機關指定的，並不是自由參選。因此這個選舉不是自由的。中國的政治製度不是民主體製，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這個一黨永久執政的政治體製的關鍵問題是人民是否授權給這個黨永遠執政權利。這裏不做理論分析，隻從普通人的具體感受中來認識。在中共的政治話術中，中共之所以有這個永久執政的權利，是基於兩個基本事實的：一是中國人民的曆史選擇，意思是中共執政權利源於它以千千萬萬人的生命打下了這個江山，所以就必須由它來坐這個江山。確實，中共用暴力打下了江山，要坐這個江山也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就有權永久坐這個江山呢？從政治邏輯上，這個說法是不能自恰的。
因此，中共的理論上又有了一個更常見的邏輯，就是中共是代表人民執政的，中共和人民是一體的，因此中共獲得了人民的授權永遠代表人民去執政。對這個說法要做一點曆史分析。
1949年中共建政後經過一係列的政治運動，基本上在肉體上消滅了反對派的各種政治勢力，形成了以共產黨和它的友黨為主的執政政治基礎，並把它概括為“以工人階級為主，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這就是它的人民這個政治概念的基本含義，並稱這個聯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占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人口的90%以上。但是，隨著後來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知識分子階層成了被改造的對象，廣大農民在合作化以後既沒有了土地，也由於戶籍製度被鎖死在農村，在改革開放前由於錯誤的農業農村政策而導致絕大多數農民一貧如洗，實際上就是為了工業化而無情的犧牲掉農民，幾十年的工農業產品形成的所謂“剪刀差”就是明證。
後來又發生了像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大饑荒那樣的慘痛事件，廣大農民的對執政黨的不滿是非常自然的，執政黨實際上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後者也不再是執政黨的政治基礎。客觀地說，廣大城市市民特別是涉世不深的青年學生對毛澤東的革命理想還是滿腔熱情和支持的。
毛澤東利用了這種熱情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十年的文革帶來的是理想的破滅，普遍的貧窮，互相之間的鬥爭，特別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倉惶出逃，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機毀人亡，這一地雞毛的現實使城市各階層民眾徹底失去了對毛澤東和他的革命理想的迷信，也宣告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共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路線的失敗。
鄧小平深刻地體察到人民對中共的信任危機，也看到了毛澤東信奉的列寧斯大林革命和建設模式的巨大危機，開始啟動改革開放。鄧小平倡導的“解放思想”運動就是要突破長期以來禁錮人們頭腦的傳統的意識形態教條，實事求是，向實踐而不是馬列毛的教科書尋找實際生活的正確答案。
鄧為了避免陳舊的意識形態的幹擾，特別提出“不爭論”的原則，要求人們在實踐中大膽試，不怕犯錯誤。鄧把經濟自由還給了人民，讓自由的人民用自己的熱情和創造力去重新開創自己的新生活。
思想解放和經濟自由釋放了巨大的社會生產力，各種經濟成分爭奇鬥豔，人民創造出經濟奇跡。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經濟結構乃至政治結構都在經曆著空前的巨變。
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曆史階段中，由於政治權力還是壟斷的，沒有製約監督的黨的各級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開始用手中的政治權力謀取經濟利益，腐敗開始大麵積產生。嚐到獲得經濟自由和權利的人民開始渴望能獲得政治權利，而這些政治權利雖然在中國憲法裏都有明文規定，但在革命勝利後中共並沒有像承諾的那樣把政治權利還給人民，而是在人民的名義下所做的太多傷害人民的事情。
在中國經濟起飛的過程中，中共的某些高級官員的家族和大量中低級官員以權謀私，進一步惡化了中共和民眾的關係，必須要對大麵積的官員腐敗進行遏製，維護社會發展的公平和正義，成了經曆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的普遍呼聲。1989年蘇聯和東歐的政治變革對中國是個巨大的震動。中國的“六四政治風波”就是在這樣國際國內的背景下發生了。
大學生們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上街要求民主自由，遏製腐敗。但學生們的政治要求顯然超過了鄧小平所能接受的範圍。鄧搞改革開放是隻給老百姓經濟自由的權利，但並不想把政治自由的權利還給人民，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受到任何挑戰，任何想監督共產黨執政的努力都是不被允許的。
“六四”的結局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巨大的悲劇，但它也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不再是一體的了，中共隻代表它的黨員和相關的社會階層和群體，人民不再自動成為中共執政的政治基礎，中共必須以某種新的方式重新贏得人民的政治授權。
鄧小平的繼任人江澤民看到了中共代表性的危機，他正式提出”三個代表“的新理論，認為中共可以是代表一切先進的階級和階層的執政黨，包括資本家階層。這個理論的有效性一直持續至今，已被中共正式接納為其新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但占人口70%的底層農民、農民工和城市貧民並不屬於中共自稱的可以代表的先進的社會階級和階層。
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執政的政治基礎經過前三十年的失敗的革命理想運動和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大潮，已然發生了曆史性變化。有了經濟自由和權利的各階層人民大部分已經不依賴中共的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而獨立存在，中共隻能擴展自己的代表概念來試圖代表他們，但理論上的代表無法自洽實踐上的代表。
我們從中共的政治概念“人民”中看不到具體的社會民眾和階層，現實中也沒有多少人真的相信這種說法，在很多情況下已它已成為一種政治話術。如果按常識來看，人們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人們的政治思想行為，就是以馬克思的曆史唯物論看也是這樣。
下麵我們再來從社會階層人口統計的角度來大體分析一下目前中共的政治基礎到底有到少代表性。當然，在中國官方是絕對不允許獨立的民意調查機構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存在可能挑戰中共的政治話術和意識形態壟斷。沒有可靠的數量分析的情況下，我們隻能對中共現實的政治代表性從常識出發做一個質的基本判斷。
目前中國人口大體上有14億，嚴格地說並不到14億。經過改革開發四十年，中國形成了多元化的經濟結構和社會階層。在中國14億人口中，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口按法律規定是沒有政治權利的，他們大約占總人口的17%，總數約2.4億。
去掉這2.4億，在法律上應該有政治權利的人口總數約11.62億。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中國大約有5000萬失能老人，減去他們，中國有效的政治權利人口約11億。中共黨員大約9700萬，連同他們的家屬以乘3來計算，總數約3億。其中大部分屬於政府機構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公務員和員工。中國軍隊（野戰軍和武警）大約有250萬，全國公安幹警總數越195萬，兩者相加約450萬。總數理論上，這些人口都可以歸為中共執政的政治基礎。
這些政治基礎總人口約4億。還有7億多的社會其他階層應有政治權利的人口，我們不能肯定是中共執政的政治基礎。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這些人也很難被代表。知識分子階層（大學學曆及以上）目前大約2億多，也是不能肯定為中共政治基礎的人口。城市貧民階層（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也應該有上億人口，他們也不能肯定為中共的政治基礎。
結論是，如果人民是有充分政治權利能夠自由選擇的社會群體，那麽中共確實沒有自信說它能夠得到大多數百姓的政治上的支持。在前蘇聯垮台的前一年，有蘇聯媒體做過一個民調顯示，被調查的人有85%的人認為蘇共隻代表官員和公務員。鄧小平當年曾用這個例子告誡中共官員要引以為戒。如果能允許獨立的民意調查機構在中國做這樣的民調，結果肯定不像官方政治話術所描述的那樣的政治圖景。
政治權利是民主的基礎，程序正義是民主的標誌，自由的選擇是民主的本質。在政治權利中最基本的是言論自由和公民結社自由。缺了這三個基本特征，民主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無米之炊。在今天的中國，這些還都是些奢侈品，老百姓都沒有。把牛皮吹破天都沒有用的，沉默的老百姓心裏是非常清楚的，詭辯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在中國，政治權力具有壟斷性質，它的來源是暴力。這種政治體製的副產品就是輿論一律和信息封鎖，公民沒有言論自由，甚至都不能得到自由流動的充分信息。老百姓的嘴都被封上，所以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官方媒體常常顛倒黑白和指鹿為馬。
日常維穩成了社會的穩定器，當然社會付出的代價也是高昂的。對中國普通老百姓來說，中共的政治遊戲和他們沒有什麽關係，他們也沒有資格去參與這個“高級的政治遊戲”。
中國的法律客觀地說是完備的，該有的基本都有。但中國法律體係是政治製度的附屬物，而不是獨立運行的，因此在相關政治和政府利益麵前，法律是會拐彎的，很多審理不能體現基本的公正公平公義。
由於政府和老百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法律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政府管理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天平。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的司法體係腐敗叢生，金錢和人情在法律體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公眾對法律的信心嚴重缺失。另外，就中國法律中民事部分來說，其最大的問題是，判決後不能得到執行。
據官方的數據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民事判決不能執行，老賴太多，這也嚴重地影響了人民心中司法的形象。在每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報告得到的反對和棄權票是最多的，這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了司法的社會評價。說中國隻有法製而無法治，並不為過。
中國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效率是強大的。這和國家政治體製密不可分。中國是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黨和政府無論從行政權力，財政權力和司法權力都是全世界集中度最高的。這個高度集權的體製滲透到社會管理的幾乎每一個細胞，同時又有現代高科技的支持，它可以監控到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細節。它可以高效率地辦理任何它想辦的事情。
這就是中共一直說的製度優勢，即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就這個方麵，西方的體製是遜色的。在中國可以集中國家的力量對付任何個人、公司和各類團體，那是不對等的博弈。在西方的體製裏，這樣做事情是不被法律允許的。
在經濟上，美國以GDP規模衡量是全球第一，是最大的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和擁有最大市場。美國也是世界頭號金融帝國，基本掌控著西方的金融命脈。美元有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元的背後是美國政府的信譽，全球第一。
2020年美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萬美元，排名世界前十位。當然美國經濟也有很多問題，比如經濟成長多年低速運行，增長緩慢；美國也是全球最大的債務國，政府總債務量達到28萬億美元之巨。
美國老百姓儲蓄率過低，多數人靠借債度日。美國經濟過度依賴金融和網絡科技，而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出現了明顯的空心化和老化問題，這使美國經濟看上去基礎脆弱。
反觀中國，得益於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多年，目前中國經濟總量以GDP衡量，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許多權威機構預測，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35年前後超過美國。中國經濟奇跡造就了兩個最重要的成果：一是全產業鏈的製造業體係，被公認為“世界工廠”。
中國在世界產品供應鏈中占據著頭等重要的地位。二是造就了全球一支有相當實力的龐大的消費群體，對世界市場都是不容小覷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世界權威統計數據統計，中國頂尖的富豪群體人數僅次於美國，為全球第二。中國年收入5萬美元的中等收入群體占人口總數的1%，14億人口中就有高收入人群規模為至少1400萬人，這是許多歐洲發達國家人口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這些人無論衝到哪裏都能掀起消費巨浪，其購買能力足以令歐美震動。在東亞和東南亞，中國的消費大軍也是日韓和東南亞各國積極爭取的消費力量，當然它也是中國政府可以使用的政治籌碼，就像美國用它的經濟科技實力和美元作為它的長臂管轄的手段一樣。中國的網絡科技在經濟升級換代的進程中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雖然網絡科技實力比起美國還是遜色的，但比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要強。
當然，中國經濟也有許多問題，主要有四方麵：
一是政治幹擾因素過於強大。近年來中國政治全麵向左轉，對資本和企業家群體趨於限製發展和嚴厲打壓，以確保黨對經濟和私營資本的絕對政治控製。同時為實現黨的政治目標，對有礙於實現這些政治目標的行業實行打壓。對跨國公司也逐漸強化政治控製，使跨國公司處於不利的經營環境中。這種不確定的政治風險因素對經濟發展構成了最大的負麵影響，讓本來就在爬坡的的中國經濟遭遇更多的困難。人們普遍預計，這種不確定的政治氛圍所構成的政治風險是中國特有的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產物，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二是經濟發展的動能進入持續衰退階段。中國經濟已然是個龐然大物，要想持續過去四十年的奇跡，就必須有長期持續並足夠強大的動力來推動經濟繼續較快的增長。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奇跡的動力主要來自投資、出口。而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消費。
中國投資中主要靠房地產投資一直高速增長，同時政府的基建投資也十分給力。但現在麵對中國房子太多，遍地都是空房和爛尾樓的局麵，房地產再也不能過度增長了，如何消化現有的泡沫才是當務之急。可以預計房地產行業已出現曆史性拐點。政府的傳統基建投資早就轉變成新基建投資，基礎設施市場已經飽和，新基建投資規模有限，也是小馬拉不動中國經濟這台大車。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早在10年前就就已不足20%，雖然進出口總規模還在不斷增長，但相對於中國經濟這艘巨輪來說，它提供的動力十分有限，並將逐步走向正常，大體為10%左右。
最有希望的消費市場應該是帶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這是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曆史軌跡。但中國貧窮人口占總消費人口超過80%，近幾年由於經濟增長減速等各種因素的作用，就是那20%的有能力的消費人口的收入也在減少，這就使整個消費市場萎靡不振，一時還難以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
三是人口老齡化迅速來到，這對經濟的不利影響十分重要。看一下日本近三十年的發展軌跡，一蹶不振就是與其人口老齡化密切相關。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主要消極作用是無法為中低端的產業提供大量勞動力，而中國在國際供應鏈中的最大優勢就是中低端產業優勢。沒有了這個優勢，世界工廠還能不能保住就是一個問題。
中國經濟當然也在努力走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但中國產業高級化和升級換代還處在初級階段，遇到了各種技術的和市場的瓶頸。這兩方麵的優勢在西方發達國家。同時人口的迅速萎縮也意味著中國消費力量的式微，即不能為龐大的中國經濟提供有效持久的動力。
有學者預測，如果中國人口發展趨勢不改，50年後人口總量將下降到7億左右。這並非完全是聳人聽聞之說。四是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年賴以高速成長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產生廣泛的不利影響。中國經濟體如此龐大，多行業的產能明顯過剩，尋求國際市場的出路是必然的。現在中國和美國及西方世界交惡，不管是“«一帶一路””項目，引進外資，還是投資海外，技術和資金的中西融合都受到了空前的限製，政治因素成了很多國際合作的需要考慮的頭等因素，政治因素扼殺了大量的發展機會，這對中國經濟走向世界是一個巨大的障礙。
迫不得已提出內循環為主的戰略，從根本上說，對中國這樣一個靠外部市場發展起來的龐大的經濟體來說是下策。然而同美國和西方的政治對抗是剛性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消解的可能。五是碳達峰和碳中和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考驗。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的電力供給67%都是依賴煤炭的，造就了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國。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其高能耗和高排放是舉世公認的。生產效率也相對較低。在這樣一種國情下如何達到雙碳減排目標而又保持經濟適速增長就是一個嚴重的課題。最近在雙減影響下，中國多地大麵積拉閘限電，嚴重影響了工業生產，甚至是人民生活，不得已政府再次恢複大量煤炭生產以支持發電企業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
在科技方麵的力量對比，美國是當今世界科技強國，不僅應用科學領先，而且基礎科學更是世界第一，僅從美國大學諾貝爾獎獲得數為全球第一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美國突出的科學技術領先領域有軍事科技、航天科技、新材料科技、網絡、電子、農業等。但在工業科技方麵比較薄弱。
反觀中國，在5G、人工智能、航天、工業和新材料等也有優勢，但中國基礎科學較差，這和中國的大學體製有關。總的來說，在科技方麵，美國比中國有明顯的優勢，但中國在某些領域也有比美國強的地方。
在軍事實力對比方麵，就武器裝備看，美國顯然是占明顯上峰的。在航母技術上美國領先中國至少20年。在戰機技術方麵，美國應該領先中國至少10年。中國在導彈和核潛艇方麵技術是有相當的競爭力的。就核武庫來說，美國是世界頭號核武技術國家，但中國目前也在努力發展核武庫。
目前雙方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在戰爭場景的應用技術上正展開激烈競爭。未來無人艦艇，無人飛機和無人坦克等等都會陸續應用在戰場上。其實，中美雙方在軍事實力方麵的最大差距還不在武器裝備技術上，而是在軟實力上，即戰爭指揮係統和士氣上。
作為世界警察，美國在全球各地打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戰爭，造就了一個有豐富實戰經驗的指揮係統，也在不斷改進單兵作戰裝備和技術。而中國自1979年以來就沒有打過仗，軍隊各級指揮人員無實戰經驗。提拔將軍主要看政治表現，無從考察其指揮能力。前些年，軍隊賣官鬻爵的現象比較嚴重，嚴重地侵蝕了部隊戰鬥能力。通過近年來的強力反腐，情況大有改善，但目前軍隊戰鬥能力如何，應該說還是個未知數，隻有通過未來的戰爭來檢驗才能知曉。
中國軍隊的一個強項就是兵多，據估計中國正規軍超過100萬，武警也有100萬。戰艦數量上超過美國，飛機數量也跟美國差距不大。但在高技術智能化的現代戰爭裏，解放軍傳統的人海戰術還管不管用，確實不能作肯定的回答。美軍的最大短板就是惜命，死不起人。
今天中國人口發展趨勢不斷下滑的背景下，人命也變成了一個大問題，像以前那樣使用人海戰術恐怕不行。大家都惜命，那就隻能打裝備，打技術。所以中美如果再度兵戎相見，能不能有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的結局，還不好說。
兩國綜合實力對比，少不了比一下軟實力，這個軟實力的核心就是文化和價值觀的吸引力和支撐力。美國是一個以基督文明為基礎的價值觀體係，崇尚民主、自由和競爭為核心要素的西方文化。在這種文化及價值觀係統裏，每個人生來平等，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最高權利，任何人不能剝奪這些與生俱來的權利，即人權。在這些信念的基礎上形成了自由民主的政治體製和以私有產權為核心的高度競爭的市場經濟製度。
而所謂自由的權利核心就是個人言論思想的自由和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因此在西方政治體製裏有自由的選舉，媒體是私有的，在守法的前提下大家都有可以發表各種不同的社會性言論，高度尊重每個人的思想獨立性和創造性。大學自治，不管是文科理科都要學術思想自由為核心。
各種不同的政治理念的人可以自由競爭，自由結社，政治對手彼此不是敵人，而是競爭者，受到法律保護。當然，為了不使自己的自由妨礙別人的自由，美國發展出一套繁複的法律體係去規範個人和團體的自由權利和責任義務，讓社會在不同的個人和團體的五花八門的自由和權利中限製其不利的東西，有序發展。
文化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解決人們的思想糾結和心理問題，宗教自由就是發揮這樣的社會功能。遍布美國城鎮的大大小小的教堂就是舒緩和消解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各種糾結和心理問題，使人們更好的麵對現實生活裏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在軍隊都有隨軍牧師，疏導士兵的精神和心理問題。
反觀中國，以儒教為基礎的文化在幾千年的社會發展中根深蒂固，成為曆朝曆代的官方學說，雖然它不是宗教，但卻要求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基本規範。儒教強調秩序和尊卑，以三綱五常和尊卑有序為其基本社會生活理念。
儒教提倡皇權和大一統，抑製個人及差異。儒教的大同和小康是一種尊卑有序的集體和諧的社會，以均貧富為基本特征。而儒家的“大同”和“小康”影響了幾千年中國仁人誌士對未來的憧憬，深深地紮根在中國曆代精英人士的思想觀念裏，可以說是“入骨進髓”了。
但儒教並不是宗教，和儒教相輔相成的宗教應運而生，如佛教、道教等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取代儒學，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中國的國家政治體製也是根據這個意識形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許多重要政策和措施也是從這個意識形態的教義而製定的。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最後以林彪出逃和四人幫倒台而告終。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標誌著集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革命和建設思想的失敗，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仰。中國老百姓沒有意識形態的信仰後思想處在混沌期。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人民創造了近40年經濟起飛的奇跡。
因為與經濟起飛相伴而生的是官場大規模的製度性腐敗，老百姓對政治上層的信心開始動搖，直至發生了六四事件，現實讓老百姓與中共分道揚鑣。如何重塑破碎的官方意識形態和改革開放的現實的巨大反差甚至是衝突，鄧小平的繼任人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以找回老百姓對中共的信任和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管理模式。
中共堅持了兩個基本治理理念：一個是改革開放不動搖，以經濟發展的不斷增長來說明中共統治的正確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改開40多年特別是在江胡時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維穩體製，如維穩隊伍（以武警和公安隊伍為主），預算、相關的法律和規定以及一整套措施。
這既是因應改開帶來的一係列負麵的社會效應如大麵積的腐敗和各種經濟政治利益糾紛帶來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也是防止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和新的社會經濟基礎的日益增長的矛盾和衝突給社會帶來政治不穩定的風險。
習近平上台後體察到黨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的巨大差距，看到老百姓中存在的巨大的信任危機，在三個方麵試圖重整旗鼓：一是嚴厲反腐，並取得了比其前任要大得多的成績，這個舉措總的來說是得民心的；二是回歸初心，把毛澤東搞社會主義革命的前三十年和鄧小平搞改開的後三十年用紅色的意識形態串聯起來，為紅色意識形態正名，重新舉起這杆大旗，把它命名為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更為嚴厲的社會維穩措施，讓各種雜音徹底消聲，並把數字技術和科技手段充分地應用到社會維穩領域，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思想控製和輿論操縱的係統，遠超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和社會主義的前蘇聯。
中國官方的文化係統就是貫穿馬列主義和中國實踐的思想和信念如毛澤東、鄧小平、江胡和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所有的文化領域必須貫徹這條紅色意識形態，不允許逾越雷池一步。其它的東西則必須取締。媒體的宣傳係統和大學的教育係統是這個中共文化係統的兩根關鍵的支柱。
中國的媒體係統大體上可以分為傳統媒體如電視、廣播和報刊等和非傳統媒體如各種網絡、手機應用等等兩大係統。傳統媒體隻有官方媒體，自然全部是宣傳機器，其使命是傳達官方信息和政策，粉飾現實，操控輿論，改寫曆史，教育灌輸，是典型的官方宣傳機器。
比如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就是官方進行宣傳戰和輿論戰的首要政治工具。央視的“新聞聯播”，它是黨的頭牌宣傳節目，是引導和操縱大眾輿論最重要的工具。粉飾現實和圖解官方的政策意圖是它的最重要的宣傳作用，當然也夾雜著少量新聞信息。
不過，新聞聯播的評論理論水平之低，常常令人啞然失笑。有時對所謂“敵對勢力”的批判就是罵大街，比起文革時期的張春橋姚文元水平還要差的很遠。其實，新聞聯播的水平就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中共高層的理論水平，創造了文革以來的新低，其說教充滿了“假大空”的辭藻堆砌。
“新聞聯播”的畫麵也都是經過美圖過濾鏡的。它展示的圖景和人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完全是兩個世界。它的宣傳對象應該是中共廣大基層官員和公務員，也有一部分經商群體，還有些60歲以上的老年觀眾。就它的觀眾的具體數量，沒有客觀準確的第三方評估，它自己的調查公司的數據當然並不可靠。
不過，就是按它自己的調查數據來看，其每日平均收視率大約在5%至11%之間。以5%的收視率看算，平均每天新聞聯播節目的觀眾大約7000萬左右。在互聯網時代，目前的中青年人群看新聞聯播的數量很小，不超過1%。這就是說，在網絡和手機盛行的今天，新聞聯播影響到的成年人群11億中大約6%左右。
其它的黨的傳統媒體如人民日報等官方報紙在老百姓當中的影響力就更不能提了，可以說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大部分官方的傳統紙媒必須要靠指令訂閱和補貼才能生存下去。人們也就是在需要了解官方的立場時才去關注一下主要的黨媒在說什麽。可以不誇張地說，今天的官媒公信力處在曆史的低點，指望它們在關鍵時刻來幫助黨實現其宣傳和動員大眾的目的是十分困難的。
而如果說今天的中國還有一點民間輿論場的話，那麽它就存在於網絡輿論場中，不管它體現在電腦還是手機屏幕上。這也是黨近年來把其主要力量都投入網上的根本原因。習近平說，中共如果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它也就過不了永久執政這一關。網上輿論場主要是體現在國內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社區公眾號等等，綜合視頻和遊戲網站也有這樣的社區和評論區。
黨正在發展出一整套嚴密的監控和管理措施，組織了龐大的網警隊伍和上千萬的紅色水軍，再加上自幹五隊伍。其監控和管理措施之精細和嚴密，讓戈培爾和前蘇聯都應感到無地自容。而且中國的互聯網在某種程度上是和世界隔絕的，在這裏你上不了穀歌，也上不了臉書。國外的政治社會新聞文化等領域的許多網站，中國人都上不了。
中國互聯網是世界上最龐大的信息過濾、監控和操縱係統。上網的中國人基本都是透明人，個人隱私和所有信息都在被監控著，當然各類網絡公司是人們隱私信息的嚴重威脅，但公權力卻是個人隱私信息的最大威脅，而且麵對這樣的威脅，個人是無能為力的。
但即便在這樣一個嚴密監控環境下，這個弱小的民間輿論場仍能多少體現出一般老百姓對國家、政府和官方政策還有重要的社會事件的真實反應。在這個輿論場裏，你可以看到充滿了政治笑話，對貪官汙吏的撻伐，對錯誤政策的批評，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對領導人的諷刺，對種種醜惡社會現實的暴露。在官媒裏被大力歌頌的東西，在這裏卻常常被批評和諷刺。
官媒刻意回避的東西，在這裏卻被充分的暴露。總之，官媒和民間輿論場反差非常大，從一個側麵說明這個社會的撕裂。網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力量的名詞，也是官方政治概念“人民”的對立麵。官媒也常常假以網友的名義大造輿論，其實上他們說的網友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組織的水軍。
在官方的龐大的宣傳心理戰係統裏，文學藝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澤東在建國後要根除獨立知識分子階層的第一個戰役就是從1950年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的。時至今日，嚴格的內容審查製度貫穿在電影、小說、戲劇、綜藝表演等幾乎所有的文化藝術形式裏，目的是讓所有的藝術作品都要為政治服務，做灌輸黨的意識形態的工具。
在今天的中國，幾乎全部文化藝術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否則文化藝術作品是不讓問世的。當然這樣做的代價就是中國的文化藝術早已失去了它的真實存在，更談不上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
大學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發源地，他們是科學技術創新的源頭之一，也是文化藝術發展的引擎。而中國的大學教育首先是為政治服務的，要培養黨的事業的接班人。
文科大學教材首先是政治傳播的工具，其次才是專業的教程。大學老師課堂教學要政治第一，政治不正確就可能被學生檢舉。大部分課堂都有監控設備。遇到檢舉案例，就像馬路上違法交規一樣，要查看監控錄像，坐實之後予以處分。大學是以黨治校，行政權力決定一切。
在這樣的政治治校的情況下，大學老師做事一般是兩個動機，一是唯政治是從，二是唯金錢是從。教學科研處處都是短期行為，大學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學，而是培養黨的執政工具的基地。效果如何？學生們心裏應該是明白的，但都是為了順利畢業能找個好點的工作而配合校方的工作，成為一代“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不過要出國學習，絕大多數都一定要去美國和西方國家。我們看到機場大排長龍，不惜巨額機票費也要到美國留學，這就特別說明問題，學生心裏是不相信官方宣傳的和說教的。
中國的教授們為了生計和發財，也是處處配合。特別是文科的教授和專家們在公開場合和媒體上，基本都是官方宣傳機器的一部分，而沒有多少客觀性和學術性可言。兩麵人的現象不僅在官員裏十分普遍，在學術界也遍地開花。
近年來有些所謂知名的文科教授滿嘴胡話，超越了人們的常識和普遍的認知，成為文革後再次出現的社會怪相。當然，在麵對內部討論和向領導提出谘詢建議時，他們還是要麵對現實的，也才能說點真話和實話。像這樣的文化到底有多少軟實力可言呢，這確實是個問題。
綜上所述，從中美兩國主要方麵的對比看，雙方各有優劣勢：
美國的優勢是
1）可以組織起以相同價值觀和和製度為基礎的西方聯盟，以集體的力量來對付中國；
2）以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拉台整體經濟實力同時又可以讓全球買單，聯合西方控製全球供應鏈的高中端，以遏製中國經濟升級換代，向高級工業化階段發展；占據全球經濟貿易體係規則的製高點逼迫中國就範；
3)一流的軍事力量，同時聯合西方在太平洋、印度洋遏製中國的軍事突圍，死守第一島鏈；
4）利用自己的科技和教育的實力，聯合西方長期圍剿中國科技發展。
中國的優勢是
1)利用強大的集權體製和業已積累的國家綜合實力在局部對美國和西方國家形成優勢地位，力圖能夠各個擊破；
2）利用已在全球形成的供應鏈中低端優勢鞏固自己經濟和貿易優勢，促進國內經濟發展，進一步擴充自身的綜合實力；
3）充分利用在各種國際組織形成的實力和“«一帶一路””的戰略，繼續擴展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和市場份額；
4）強化國內的維穩體製，收緊意識形態控製，走向徹底的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新集權體製，在變幻莫測的激烈的東西方戰略競爭的國際環境下保持對國內的絕對控製，以集中力量對抗美國和西方。
五、中美戰略競爭的發展趨勢和中國未來
展望未來，中美戰略競爭必將對中國未來數十年的國運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知道，中國過去改革開放40多年之所以有巨大的發展，最重要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國內改開國策，鄧小平曾說要堅持改革開放100年不動搖。另一個就是對外開放，主要是對西方國家開放，中美結成戰略聯盟。
現在這兩個條件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的命運可以說也正在出現重大轉折。中美再度交惡，不得不進行長達數十年的激烈競爭或者說是戰略對抗。近代中國的每一步曆史發展可以說外部的因素都起了重大作用。這次也不例外。外部因素之所以如此深刻地影響中國內部的進程，是和內部現有的條件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中國內部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有三個是：
1政治基礎空洞化。中共的政治統治根基就像一座充滿螻蟻之穴的大壩，外表上看似宏偉壯觀，原子彈也不怕，實則漏洞百出。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叫做“政治基礎空心化”。
它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1 中國執政黨政軍係統已經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特權階層，它的規模遠比前蘇聯要大得多。這早已是全社會公認的現實。他們的特權包括：政治特權及相關待遇，體現在諸如決策，任免和選舉及被選舉權等等。最高領導階層的決定權就掌握在金字塔尖上的最高政治階層人群的手中。不同的級別官員可以享受不同的政治、安全和福利待遇。
幾十年的黨內鬥爭形成的政治潛規則是，黨的最高領導人有“一言堂“的特權，定於一尊，誰都不能挑戰。誰挑戰誰就是反黨。這個龐大的特權階層財產也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有內部官方報告指出，在所選取的樣本中省市地廳級以上官員及家屬的平均財產超過七百萬。而普通城市居民的家庭平均財產大約為五十萬（包括他們的房產）。他們的住宅平均麵積大約為五百多平米，而城市居民住宅平均麵積不到50平米。
中國億萬富豪八成是高級幹部子女。中國中高級官員及家屬在薪酬、子女工作安排、住房、福利待遇、社會安全保障地位等等均享有與普通百姓所無法企及的特權。老百姓對此是十分痛恨的。
2 中國製度性腐敗，不斷後浪追逐前浪行，無法根除。中國的政治體製是對執政黨無監督無製約的一元化體製。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的權力決定著經濟和商業的走向。腐敗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
過去4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自然伴隨著各級官員的大麵積腐敗。習近平上台後確實大力度整治腐敗，客觀上有效地抑製了腐敗的勢頭。但由於這種腐敗是製度性的，即便有再強大的中紀委和國家監委，也無法根治。近年來年輕的腐敗官員被不斷抓出來，顯示了長江後浪推著前浪走的態勢。執政黨的製度性腐敗是威力極大的定時炸彈。
3 黨同老百姓離心離德，黨既不給老百姓政治權利，也不代表他們的利益行事，黨隻代表龐大的官員及其附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組織的利益，7-8億的貧窮百姓卻與其毫不相幹。黨已經變成以永遠執政為其首要目標的專業的政治集團，它以人民的名義來行事，卻隻是讓人民為它的政治利益服務。
這種黨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形成的“剪刀差”達到某個臨界點，其利益衝突的張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社會動蕩。黨目前隻能更依賴於槍杆子、刀把子和錢袋子，以各種無所不用企及的常規和科技的手段來強力控製社會。但不靠人心靠暴力的統治方式能否持久，曆史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的先例。這種統治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應對突發的不確定性。
2 以黨權為特征的政治權力空前擴張，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日常生活形成全方位壓製的態勢。曆史經驗一再表明，政治權力的畸形擴張會嚴重抑製社會經濟文化的活力，給社會發展投下濃重的陰影。改革開放最根本的政策就是把經濟自由權還給老百姓，才造就了人類曆史上最輝煌的經濟起飛奇跡。
互聯網興起的早期黨是外行，不懂它為何物，更不懂如何控製使用，因此自由的互聯網才能在中國蓬勃發展起來。今天黨由外行變成內行，知道互聯網是什麽以及對社會發展的巨大影響。黨開始全麵控製互聯網，把它給管死。因為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黨就不可能保住政權。近年來，敵視私營經濟和私有權的意識形態再度活躍起來，以監管和控製私人資本的野蠻生長的政策之名對互聯網和大數據領域裏一大批網絡巨頭和各行業的私營頭部企業實施了嚴厲的打壓。沒有效率的國企因政治原因被保護起來，這些國企可以合法地做壟斷的生意，因為沒有壟斷它們根本活不了。
私營企業家沒有政治權利，因而也必定沒有私有財產權和安全保障。現在民營企業的自由經營權大部分以監管的名義被黨收回。中國意識形態的全麵左轉同時對外資投資的信心也形成嚴重的負麵效應。
對文化藝術業的政治控製日益強化，通過查稅和藝人道德方麵的打擊行動，來控製文化經濟，從而達到絕對控製文化藝術的目的。但這種控製的最大負麵效果是，控製之手不管伸進哪個領域，那個領域就失去創造力和活力。這些所謂的“監管政策“對已經處在不斷下滑的中國經濟又形成了新的下滑加速器。
3口是心非，隨處可見兩麵人和分裂的人格，社會道德沉淪，社會公平正義成了奢侈品。
中國官場目前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充斥這兩麵人和口是心非的官員。說的和做的是兩碼事已成了中國社會的常態。而這個頑疾的起源就是執政黨不良的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鄧小平在改開初期大力提倡實事求是，就是為了讓官員們解放思想，腳踏實地去幹事。
而今天，浮誇、說大話、兩麵人又沉渣泛起。其實這也不奇怪，往大裏說，《憲法》保障了人民的所有的政治權利，包括言論、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但這些權利隻是停留在紙麵上，從來沒有真正賦予人民。中國的媒體隻有一種聲音，民間輿論場受到最嚴厲的管控。
各級官員隻唯上，開會說的比唱的都好聽，實際上官僚主義泛濫，不作為亂作為盛行。官員內心隻是為升官和發財所召喚，主義都是唱給上級看的。在這樣的官場風氣帶動下，社會道德滑坡，公義缺位，人心冷漠，告密成風，社會上大量見危不救甚至不敢救的事情見怪不怪。
人們行為的唯一動力就是金錢，見死不救到處都能見到，醫院是賺錢的機器，而不是救死扶傷的專業場所。司法腐敗使很多審案不公不義。在民事官司中，大量的審結案件無法執行，老賴到處都是。
在這個大背景下，未來30年中國經濟大概率會是“失去的30年”。2020年出現的轉折，在政治和和疫情的雙重作用下，中國實際上再度成為國際上的”孤島“。這些因素將使中國經濟增長長期徘徊在低水平上，當然擔負政治任務的統計數據可能依然很好看，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會不斷下降，冠以各種委婉名號的失業隊伍越來越大，大中城市寫字樓空置率越來越高，消費萎靡，青年躺平，人口銳減，成了中國社會的常態。
體現在人均平均收入上會在1.5萬美元左右徘徊，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即使是在GDP總量上，中國最多會在達到美國的90%左右之後就會停滯下來，趕超美國可能真的成了一個無法實現的“中國夢”。
如果未來三十年中國經濟確實處在停滯的階段，那麽這對中共的統治意味著什麽？許多西方的理論家這些年來都不斷地在預言中國崩潰，但他們的中國崩潰論一再被打破。
如上麵我們所說明的，中共的統治確實有大量的問題，也經常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種危機，但維持到今天而沒有崩潰，而且還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維坦，成為和美國並列為世界兩個巨頭之一，這其中是有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簡單化和偏激化都無濟於事。
第一中共搞改革開放這個是做對了，用中共自己的話說叫做“決定性的一招”，它挽救了中共的政治統治。四十多年的改開確實提高了人們生活水平，現在中國一線和二線城市人們的生活水平差不多相當於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全國的平均生活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也處於較好的水平上。中國經濟當然發展得極不平衡，世界上所有發達和貧窮國家的影子在中國都能看到，反差巨大。
但中國隻要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及粵港澳大灣區這三個最活躍的經濟帶能夠保持，其它地區就是都沒活力了，中國經濟就能在總體上保持一點增長，而不至於沉淪下去。在人們生活水平有一定水準的情況下，中國內部是沒有條件爆發革命的。中國曆代王朝農民起義基本都是大部分農民無法活命而造成的，這在今天的中國並沒有這個情況。
迄今為止，中國改朝換代的曆史中，還沒有一次是因為老百姓要求政治權利而發生的。今後會不會發生，以中國曆史政治文化傳統來看，至少目前還見不到這個前景。
其次，中國境內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反對派勢力。從中共政治維穩的角度看，下大力氣建立了人類曆史上空前的維穩體係，這對全方位控製社會，實現其政治穩定的目標是起作用的。
自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其實隻發生過一次大規模政治反對運動，那就是1989年的六四風波。而其它的大折騰都是中共內部的鬥爭所致，和反對中共的政治運動無關。維穩戰略體係的建立就是中共汲取六四教訓後做出的最主要政治安全保障決策之一。事實證明這個維穩體係是有效的。
國外所謂的“民運”，雖然不屈不撓搞了幾十年，但在國內既沒有根基，也沒有影響力。客觀地說，國外的民運幾乎就成了生活在國外的異議人士的一種生活方式或飯碗而已，和中國國內的政治發展幾乎沒有什麽關係。
國內各種反對派人士和維權人士幾乎都是個人行為，在有組織的打壓下，他們的力量是微不足到的，可以說無關大局，盡管他們堅韌和努力也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有所幫助。在沒有任何有效的反對派組織的條件下，中國發生革命或預言家們所稱的“崩潰”是不會發生的，頂多就是一波又一波的輿情而已。
第三，經濟危機會不會導致中共崩潰？
首先中國在不改革和閉關鎖國的情況下，經濟出現長期停滯甚至衰退乃至危機是一種現實可能性。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三大經濟中心地帶仍有很大的活力，以中國在幾十年改革開放聚集起來的綜合實力還是有能力至少可以保持這三大經濟中心地帶的一定活力，主要是因為處在三大經濟中心地帶的大量中小民營科技企業仍有很強的科技轉化能力和模仿能力，聚攏著大批技術人才，這個態勢短期內不會改變。
也就是說中國在國際產業供應鏈中至少可以自己的技術人才和產業配套的優勢守住中低端產品供應。西方拿著高端，中國握住中低端，這個世界經濟格局短期內也不會被輕易打破。更何況經過40多年的改開中共已經聚集起相當的資本的力量，這些資本在國內外的投資，也會帶來一定的機會。
在這些條件下，中國經濟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會產生崩潰，隻可能出現較長時間的停滯。退一萬步說，就算經濟出現崩潰的情況，也並不一定導致政治崩潰。中國經曆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經濟幾次處於崩潰的邊緣，還有像文革那樣的社會大混亂，都沒有導致政治崩潰。所以指望中國經濟崩潰而導致政治崩潰的想法至少不符合我們已有的關於中國的曆史經驗。
第四，中美不能在台灣問題上大動幹戈，否則兩國的戰略競爭就有可能失控而走向熱戰，局麵就可能變得不可收拾。目前中國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中國認為台灣問題本質是中國領土主權統一還是分裂的問題，而美國則認為是民主和獨裁的鬥爭。美國認為，如果是統一和分裂的問題，就應該由海峽兩岸當局進行對話以談判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政治前途；而大陸一再以武力威脅，試圖吞並台灣。
其實，大陸當然也希望和平統一，但和平統一的窗口在2020年由於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再度當選而基本上關閉了。曾幾何時，在過去20多年裏，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有個良好的戰略配合和默契，使民進黨總統陳水扁無法在台獨道路上走得太遠。即便是蔡英文的第一個任期，她也始終無法用獨統議題左右台灣的政治形勢。
由於韓國瑜的崛起使蔡英文連任機會大大降低。但就在這個時候，2019年1月大陸領導人拋出所謂“一國兩製，台灣方案”，意圖加快利用那時的大好時機，加快兩岸統一的步伐。正是這個“一國兩製，台灣方案”讓蔡英文抓住機會，大做文章，一下子讓大多數台灣人站到了民進黨一邊，反對大陸用“一國兩製，台灣方案”吞並台灣。
雨天偏逢屋頂漏，2019年6月香港又爆發了反送中運動，直至2020年6月大陸強行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實行政治戒嚴。香港的事態激起廣大台灣民眾對一國兩製的強烈抵製，蔡英文再次用獨統議題成功地左右了台灣政治，2020年1月蔡英文以空前的多數票贏得連任。
兩岸和平統一的曆史性機會至此基本喪失。隨著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中美兩國關係進入急凍和戰略競爭狀態，美國重新調整在台灣問題上的對華策略，把台灣看作是中美戰略對抗的前沿，絕不能讓中國奪取台灣，突破第一島鏈。中國也開始全麵準備武統台灣，軍演和戰鬥機連連越過台海中線，台海進入兵凶戰危新常態。民進黨長期掌權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習近平期望在他的任期內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也表露無遺。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問題除了武統我們看不到別的前景。而武統台灣的根本障礙來自美國。美國政府已經打破過去幾十年奉行的“戰略模糊“政策，走向”戰略清晰“。拜登政府已數次表明一旦大陸進攻台灣，美國必須保衛台灣，這已是美國兩黨的共識。
更嚴重的是，中國周邊大國日本也打破幾十年來在台灣問題上的沉默，明確表示要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共進退，積極參與保衛台灣。台灣事務國際化趨勢日漸明顯。當然，如果台海發生戰事，美國到底以什麽方式去參與，目前不得而知。應該有多種多樣選擇，要看戰爭的具體進程如何而定。
但參與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即不讓大陸武裝奪取台灣。在這種情況下，武統台灣雖然能一時快速取得某種優勢和控製權，但隨著美國參與的深度不斷加劇，戰爭大概率會變成最終的持久戰。如果打起來，雙方後退的空間都有限。而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無法承擔台海持久戰的巨大代價。
打到最後還是要走向談判桌，事情可能又回到了原點。凡事必須要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這是常識。雙方都應該清楚，武統台灣如果處理不好，可能會引發中國和整個西方進入戰爭狀態，那對中國的後果也是不言而喻的，最糟糕的局麵是中國遭到多方攻擊而不可收拾。說是不惜代價，但有些代價是付不起的。
中美戰略競爭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綿延百年的曆史性較量的延續。誰會笑到最後是一個陷阱式的哲學問題。更務實的問題是，中國龍的模式會長青不敗嗎？當然不是。
首先中國目前的狀態肯定不是一個正常國家的狀態，所有的社會扭曲都來源於中共維持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上。而這個非正常國家狀態是不符合人們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會天性的，中共治國方式是和人們的天性做鬥爭，自然終究不會成功。所謂的“正常國家”就是指世界上多數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好的國家所走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公民社會國家。
具體地說，它的最顯著的標誌是政治分歧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而是社會生活在政治領域裏的一種常態。對待政敵的態度是區分現代正常國家和古代野蠻國家的分水嶺。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特別是批評政府的自由；各種信息可以不受限製的流動，政治宣傳不再是社會日常信息傳播的主要形式；各個社會利益團體可以依法自由地結社以代表這個群體的利益，這些社團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國家和地方的立法機構有各種政治團體的代表並行使獨立立法權和監督政府的權力；人們可以自由地進行各種經濟和商業活動；人們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權利；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各種社會團體的法律權利也是平等的；基於政治理念、宗教信仰、種族、性別和身份的各種歧視是非法的；全社會享有公平正義，強者受到約束，弱者受到保護。顯然，中國距離這樣的正常的國家還相差很遠。
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烏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和革命實踐把中國拖向了災難的邊緣，所有的政治野蠻被冠以“階級鬥爭“之名發揮到了極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才把中國重新拉回到走向向正常國家的道路上。
今天中國麵臨很多改開留下的“後遺症”，習近平又試圖用毛澤東的政治革命的理想主義方式去解決這些“後遺症”，但這樣的方式注定不會成功，而隻能讓中國再度偏離走向正常國家的軌道。中國社會的一切主要的扭曲都是由於執政黨需要保住執政權力並對社會實行高度的政治控製而產生的，為人民服務成了人民為政治服務。人民隻是政治的棋子，沒有政治權利，隻能任其按政治需要去擺布。
但這種高度的政治化社會從根本上來說違背了人性及其許多天然的需要。比如，年輕人在中國無法在網上自由瀏覽他們需要的信息，無法訪問穀歌和臉書，無法自由發言，動輒被封號禁言等等，他們能對這套社會信息控製係統滿意嗎？當然不會。
一個龐大的社會特權階層存在能讓廣大平民階層滿意嗎？當然不會。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撈錢，政治無邊界地幹預商業經營活動，能讓普通商人階層滿意嗎？當然不會。權力麵前法律讓路和司法腐敗，能讓沒有權力的老百姓滿意嗎？當然不會。辛辛苦苦打贏了官司又不能執行，萬千苦主們能滿意嗎？當然不能。社會侍強淩弱，底層的老百姓能滿意嗎？當然不會。
麵對天價的房子和看不起病的醫療體係，人們能滿意嗎？當然不會。人們可以不關心政治，但對身邊這些天天能見到的現象，都違反了人的很多自然天性。所以產生這些問題的社會製度當然不能永續。雖然多數老百姓都畏懼統治者手裏的暴力而對官員滿嘴空話、大話和謊話保持沉默，但這樣的社會體製從根本上來說是不確定的，改變也是必然的。曆史殷鑒不遠。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推動下，中共的執政方式應該而且也會逐步調整以適合新世代的需求，而這些調整的疊加累計起來就會推動中國向著向正常社會的方向發展，隻不過這個曆史進程可能還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其實，如果中共如果主動改革，那麽即便未來在正常的社會條件下，中共也應該有機會獲得多數人的授權而實現長期執政。這個自信心執政黨要經過長期反複探索和反思會最終建立起來的。
從中國政治曆史文化傳統來看，發生現在這樣的向左轉的曲折一點都不奇怪。未來的線索隻能在現實和曆史中去尋找，而不可能憑空產生。這一代中國領導人的政治曆史記憶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按自己的偏好去從他們那裏尋求對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改革開放遺留的種種問題既然起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那麽到毛澤東那裏尋求答案就不難理解了。
目前，中共所謂回歸“初心”則是整體意識形態向左轉的基本標誌，試圖用馬列主義的“初心”去解決40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
學界已有很多研究表明，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政治生態轉變有所謂的“鍾擺效應”，政治鍾擺向兩邊搖擺是有邊界的：左邊的邊界是毛澤東，右邊的邊界是鄧小平。所有中共最高領導人都可以在這個政治光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為最高領導人，如果向左邊擺超過了毛澤東，或者向右邊擺超過了鄧小平，他們在最高領導層幾乎就都沒有生存空間，比如王明，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等等。習近平自然屬於這個政治光譜的左邊，但他的作為不會左過毛澤東。因此說他是在毛澤東再版或要搞新文革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他隻是在向左轉，試圖從毛那裏尋求解決今天種種問題的答案。
事實上，但時代不同了，今天想搞文革也很難搞起來，因為今天和毛時代最大的不同是，民智已開，文革式的民間政治狂熱不會再現，“三忠誠“”四無限“式的個人崇拜隻能是執政黨上層某些官員和官媒按政治需要製造出來的假象，絕大多數老百姓隻是冷眼的看客，民間的抵製和諷刺到處都是。
在這樣的曆史時空中，解決今天麵臨的種種社會問題隻能靠新的探索和實踐，這些都恰恰需要開放言論和思路，允許犯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寬鬆政治環境，而不是相反。
當年鄧小平在評價華國鋒時曾說，要立得住，就必須有自己的東西。毛澤東有“農村包圍城市”，打出來新政權，鄧小平有改革開放，創造了經濟奇跡。今天我們沒看到有新的東西，隻是把過去的全部拚裝在一起，試圖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同10年前相比，中國除了GDP總量有了一定增長外，別的方麵都在後退。而GDP是按過去30年的慣性在增長，誰當領導人都會這樣，還不說這10年增速是最低的。至於消滅絕對貧困，也早就應該做到。
中共執政了70多年，仍有上億人生活在絕對貧困中，這怎麽都說不過去。即便是真的消滅了絕對貧困，如果按聯合國的標準，中國目前仍有6億人生活在相對貧困中，隻是勉強能吃飽飯。所以中國目前最多隻能說是外強中幹的胖子，離真正強大且受世人尊敬的超級大國還距離甚遠。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後，中國居然再次成為“國際孤島”，陷入西方的重圍中。應該說中共建政70多年一直都是對發展中國家開放的，文革中不是有一句著名的宣傳口號“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嗎！這裏的朋友就是亞非拉的廣大朋友，中國從來都不缺那些朋友，但那不是對中國有意義的開放。
須知，像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沒有同西方國家的多方麵的支持和融合，任何大的發展都是不可想象的。這也是為什麽中國現在在西方的圍堵下仍不惜一切代價要保住歐美市場的根本原因。曆史和我們開了個玩笑。
中國注定隻能在曲折的道路上去實現民族國家的正常化和現代化發展。再經過三十年的反複，習近平時代過後，中國的政治鍾擺大概率應該向左邊擺到了頭，開始往右擺。到那時改革開放才可能再出發，而且政治改革很可能會真正地提到議事日程。
在20世紀初當資本主義發展還處在血腥和野蠻的階段，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家列寧就做出來他那最著名的預言式的論斷：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列寧的名言鼓舞了千千萬萬的俄國的底層民眾。
幾年後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出現了。然而，列寧的預言畢竟隻是宣傳鼓動的革命口號。100多年過去了，經曆了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並沒有滅亡，反而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自我更新，今天仍然還充滿了活力。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當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美蘇冷戰中轟然倒下，死在了向共產主義奮鬥的半路上。
幾年後，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斷言，曆史已經終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世紀較量以資本主義的全麵勝利而告終。然而，又過去了30年，社會主義的中國經過改良，創造了人類曆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跡之一，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龐然大物。
看來，理論是灰色的，現實卻是長青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曆史性較量遠沒有完結，而且在我們這一代人或幾代人以後恐怕也看不到誰勝誰負的前景。資本主義在不斷地更新，社會主義也在進化。
兩者相恨相殺，如果不發生世界大戰，那最後可能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向右，美國向左，看到彼此都有點像自己。如果真有“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回事，也許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看出一點端倪。
——中國：曆史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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