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鼠疫，又稱明末華北鼠疫、京師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禎帝在位期間中國北方出現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萬曆、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發。
明末大鼠疫開始於崇禎六年（1633年），地點是山西。崇禎十四年傳到河北，並隨著李自成傳到更多的地區。崇禎十四年（1641年），鼠疫傳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1]
明末鼠疫這場大鼠疫使得“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 [2-3] 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間，保守估計死亡人數已高達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當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進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時，他麵對的是一座“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4]
上海交通大學曆史學係教授曹樹基根據華北地區明朝末年地方誌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記錄，在其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地區社會的變遷》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華北地區的瘟疫實際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後，他與李玉尚合著《鼠疫：戰爭與和平》，對前期的研究做進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觀點。 [5]
異常寒冷的氣候頻繁引發水災、旱災、蝗災、鼠疫等，成為波及全國範圍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災——饑荒——瘟疫”的惡性循環,成為明王朝崩潰的根本原因。 [6]
生態破壞
曆史記載，自明嘉靖始，明朝與蒙古邊境之間常有變亂，致使許多中原人到蒙古草原把大麵積的牧場被開墾為農田，改變了牧場的生態環境。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間被壓縮，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大大增加。 [5]
氣候異常
同時，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災頻發的年代，萬曆期間曾有過三次大旱且均引發瘟疫；崇禎十四年，再遭大旱且曆時4年。旱災肆虐，逃荒保命的不隻是難民，老鼠也需到處尋找食物，較大數量的老鼠進入人類的居住地也就順理成章了。鼠疫杆菌通過寄存在它們身上的跳蚤將病毒傳染給了難民，而難民的遷徙流動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華北地區作為明末農民戰爭後期的主戰場，天災人禍並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醞釀。 [5]
1618年，萬曆46年，廣東下起了大雪，這標誌著“小冰河時期”的開始，從這時開始中國遭到了持續幹旱和低溫的侵襲，到1638年，崇禎11年，漕河幹枯，1640年，崇禎13年，黃河幹枯了，而長江和淮河竟然已經全部封凍。明朝末年中國內地大部分地區進入小冰河時期，全國性的旱災蝗災和鼠疫長年反複上演。對於一個龐大的農業國家根本無力抗拒這種打擊。伴隨著自然災害而來的是內部的暴動，東北和西南地區發生的叛亂。 [7]
崇禎10年-14年，中國華北地區連續4年大旱。崇禎14年，在山西北部一個春季幹旱荒野上的午後，一隻因為體內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無法吸血的跳蚤，跳上一隻灰老鼠身上拚命的叮咬它，這時大量的鼠疫菌進入被叮咬的灰老鼠體內。於是鼠疫菌在這個身材比跳蚤大無數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個小時以後，灰老鼠開始出現高熱症狀，它的內髒開始潰爛出血。在灰老鼠死時，它體內的大量鼠疫菌開始轉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隨後從一個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傳染。 [7]
常年幹旱食物減少，老鼠們身體虛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個地區，都布滿了鼠疫菌。幹旱缺水也導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 [7]
很快成群結隊的帶菌老鼠由於高熱導致身體炎熱難忍，它們到處尋找水源拚命的喝水。於是為了尋找水源，老鼠們集體出發，開始了向四麵八方搬家的曆程，在這個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軍。 [7]
崇禎14年夏天，中國內地突然出現大群大群的老鼠互相咬著對方的尾巴成群結隊渡過江河險阻，進入安徽，河南，河北等諸省。 [7]
50%的崇禎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國民體質嚴重下降，衛生條件極度惡化。在這一年崇禎14年，中國內地還是普遍大旱，在河北春季幾乎無雨，老鼠大軍找不到水喝繼續向更南的南方進軍。 [7]
同時饑荒中慌不擇食的人們開始偷吃老鼠藏在洞裏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邊的老鼠，橫掃全國的鼠疫大爆發終於開始了。於是在中國的史書上留下了，崇禎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大饑疫，人相食。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 [7]
山東青州，濟南，德州，泰安相繼發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蠅大如棗，鳳陽府，安慶府，廬州府相繼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達到90%，於是廬州府，就是現在的合肥一帶，民有絕戶，繁華大街如同靜夜，無人行走。 [7]
流民因素
氣候變化還會導致瘟疫的流行。由於大規模的流民出現，瘟疫在明代後期也日益猖獗。據《明史》記載，從1408年到1643年，發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當時著名醫學家吳有性在《瘟疫論·原序》就著重指出：“崇禎辛已（1641年），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 [1]
西北爆發
這場“古今方書所無”的怪異瘟疫在這一年遍傳北京城內外，患者會忽然在身體肢節間突生一個“小瘰”，接著“飲食不進，目眩作熱”，還會嘔吐出“如西瓜敗肉”的東西。一人感染，全家都會傳染，甚至有的“闔門皆歿”，全家死絕。親戚更是不敢上門慰問吊唁，因為隻要一進病家門口，必會感染，等到他回去時，又把瘟疫帶回了自己家中，瘟疫死亡如此之巨，以至於帝都的九座城門“日出萬棺”。但這還不是這場瘟疫最恐怖之處。死亡在一瞬間發生，甚至來不及診斷和治療，這才是這種瘟疫最可怕的地方。 [4]
明萬曆年間，政府的賦役越來 越重。隨之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 吳越、荊楚、三輔，並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萬曆、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後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爆發。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穀縣、忻州、苛嵐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記載。次年，疫情傳至遼州（治今左權），再傳至潞安府（治今長治），疫情進一步擴大。 [8]
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禎七八年間興縣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將鼠疫傳播到相鄰的地區。從興縣過黃河，就是陝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禎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如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9]
迅速蔓延
崇禎十三年（1640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並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崇禎十四年（1641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 [10] 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11]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 [12] “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
崇禎十五年，天津開始爆發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數百人。排門逐戶，無一保全。崇禎16年，疫情還在進一步加劇，北京及其附近地區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7]
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秋間發生的腺鼠疫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瘟疫，疫情很嚴重，夏燮《明通鑒》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染病死亡之多，無法計數。《崇禎實錄》又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盡管缺乏準確的統計數據，但上述官方記載說明：當時的大瘟疫，勢態極其嚴重，北京城死亡人數之多，竟達無人收屍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 [13] 北京郊區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河間府景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這場鼠疫，發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到崇禎十六年四月時，北京每天死人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街頭連玩耍的孩子都沒有了。有一個統計數字，這場大疫奪走20萬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當時的人口，估計在80 萬到100 萬，也就是說，每四到五個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不但是士兵、小販、雇工大批倒斃，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14]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15]
波及江南
江南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禎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並災，崇禎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態，盜匪與流民並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 [16]
結果編輯 語音
妥善治理
10月初的北京，一座恐怖的絕望之城，來了一個擔任後補縣佐虛職的福建人，他發現了鼠疫的治療辦法。他使用刺血法給病人治病，每天來看病排隊的患者多達萬人。到崇禎16年的冬季，大雪紛揚，北京的老鼠差不多死光了，人口也死的差不多了，導致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再加上這位福建人的治療。北京的鼠疫病情逐步得到扭轉。但彼時的北京城裏，人鬼摻處，薄暮人屏不行。時人稱因北京死人太多，鬼魂白天就在城中遊蕩，夜裏更是群鬼夜號，處處鬼影。 [7]
自毀長城
崇禎17年4月，北京這座被鼠疫折磨了超過1年的帝國京城早已元氣大傷。京軍三大營的軍隊因為鼠疫死亡過多，正所謂“大疫軍死者眾”，而京軍的2.7萬匹戰馬，也隻有1千匹可以騎乘，京軍已徹底失去野戰能力。北京內外城牆15.4萬個垛口，隻能由5萬名羸弱士兵據守，這些大疫之下，僥幸存活下來的士兵們“衣裝狼狽，等於乞兒”。士兵們全都身體虛弱的坐在地上休息，以致鞭子的抽打都不能讓他們站起來。 [7]
4月16日，李自成的50萬農民軍開到北京城外，雖然在崇禎14年大疫以前，李自成曾經屢次被明軍打的滿中國的跑，但是現在已經今非昔比。雙方經過了2天不算激烈的戰鬥，李自成的大軍就攻陷了這座陰氣森森的“鬼城”。衝入城裏的李自成大軍到處搜刮金銀婦女。那位治療鼠疫，拯救了北京全城市民生命的福建人也被李自成的士兵殺死。 [7]
43天後，八旗軍聯合吳三桂的關寧軍大破主要由饑民組成的沒有多少戰鬥力的李自成部隊。一般傳說李自成大軍是在北京感染了鼠疫才失敗的，其實不然。因為在李自成進入北京的時候，鼠疫已經得到了控製。其原因很簡單，李自成的部隊根本就打不過明軍的關寧軍，在鼠疫大爆發以前，關寧軍就經常在關內殺得高迎祥，李自成等各路反軍到處抱頭鼠竄。所以山海關之戰李自成大敗，隨後1萬已經投降清朝的關寧軍，又在永平，盧溝橋，保定，慶都，真定等地連續大破李自成。 [7]
明清易代
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9月19日，清世祖福臨，也就是順治皇帝進入北京，清朝建立。令人驚奇的是，席卷肆虐全國的幹旱和鼠疫鼠疫在清順治元年後就消散得無影無蹤。華北各地風調雨順，社會經濟開始複蘇。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