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確定性的恐懼
各地高考本科批次錄取結果已出爐，讓很多人意外的是，今年師範專業大火。以天津為例，北大、清華的分數線僅比華中師大高13分，浙大投檔分數還比東北師大低6分，陝西師大居然超過天津本地最強的南開大學10分——堂堂985高校還不敵211大學。
有人對此嗤之以鼻：“報考公費師範的很大部分是小鎮高分學生，高中懵懂地做了三年題，從沒有思考過自己的人生目標，在家長威逼利誘下作出了一個所謂安穩的誌願選擇。隻要是稍有些思想的，一入學就會立馬後悔了，畢竟當下師範院校的平庸、狹隘、保守實在令人絕望。——慶幸自己及時跑路了。”
為什麽今年師範類成為大熱門的黑馬？與其說這是家長和孩子們一時昏聵的決定，倒不如說這是因應形勢變化的理性選擇。畢竟，人們選擇一所大學、一個專業，從根本上來說乃是選擇一個未來，尤其是在國內，哪個家庭不是全身心投入地審慎研判之後才填誌願？正因此，高考投檔線的變動，可說是社會心態變動的指針。
做出類似決定的家庭之所以突然間多到推高了師範專業的錄取分數線，乍看是中國家長的傳統心態，但再往深一層看，其實是對一個全新處境的保守反應：在疫情之後，很多人無力抵擋眼前的風險（也許很多家長自身就遭遇中年失業），產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此時對“穩定”的心理需求就占了上風。這樣，所謂“平庸、狹隘、保守”就不再是缺點了，而隻是“穩定”的另一麵。
試想，重點師範大學是如今極少數仍然包分配的院校，有編有崗，工作條件好，既免學費、還沒有失業之虞，差不多是市場化改革之後僅有的“鐵飯碗”之一。換句話說，當麵對洶湧而來的風險時，很多人並不是以開放的心態麵對，而是在恐懼之下，轉身去擁抱確定性，把早先的老辦法看作是應對新問題的救命稻草。
這當然也是人之常情，尤其在一個保障體係尚未健全的社會，個體抗風險的能力很低，指望他們都能鎮定地麵對不確定性，那不免太過苛求。但可想而知，這是對當年拋棄體製內工作“下海”的一次重要反撥，與當下對社會經濟底層邏輯的重置合拍：人們的注意力從那種謀求發財的高速增長，轉向了低風險的安穩選擇。
像這樣看似微小的個人選擇，最能折射出後疫情時代的社會心態變動。借用詹姆斯•鮑德溫的話說：“宇宙中的任何巨變都是可怕的，因為它深深撼動了一個人的現實感。”在這過去的一年多裏，許多我們一度認為絕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就那麽發生了，無論你是否意識到，這實際上考驗著我們每個人的選擇。
受此影響，會有越來越多人需要一個堅定、簡單、絕對的立足點，而難以容忍不確定性、不安全感和模糊性。這樣的跡象已經出現，特別體現在如今社會道德感的嚴苛上。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早就在《偏見的本質》一書中指出：寬容人格者能在更長一段時間裏容忍模糊性，他們的頭腦裏有更多“似乎……但是……”感的東西，但偏見人格者則更需要自己的世界具有明確的結構，對說“我不知道”有某種恐懼，“當需要新的解決方案時，他們會堅持久經考驗的習慣做法。隻要有可能，他們就會抓住熟悉、安全、簡單、明確的東西。”
問題是：現代社會在本質上正是一個複雜多變的風險社會，人們常常不得不麵對模糊、無序的局麵，沒有快速、明確的答案可以依靠，此時僵化的思維模式看似明晰，但在給人心理安慰之餘，卻可能帶來更不可預知的麻煩。
可想而知，這種求安穩的心態，也會懼怕社會變革。變化總是意味著很久以來習慣的生活常態無法再繼續，使人們失去了熟悉、安全的錨定點，也就難以靈活地調整自己的態度，適應這些非常規的前沿動態，進而迅速捕捉到新的機會點。坦白地說，這種心態是創新之敵，因為它會很自然地讓人更多聚焦於危機的“危險”那一麵，而相對忽視其“機會”的那一麵。
當時代的危機反映在個人身上，人們其實可以有不止一個選擇。一百多年前，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後，西方社會就陷入了綿延至今的困境：當確定性消失，社會從神靈主宰的命運社會轉向專家把控的風險社會時，個人何為？當時無數人相信這場危機是根本性的、嶄新的，而自己的現實生活就處在深淵邊緣，但至少整個文化思想領域都明確承諾做出改變，因為那些最早捕捉到變動的人也都意識到，原先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必須往前走。
在曆史上不止一次，人們麵對混亂不安時的反應是及時行樂，有遠見的人會準備多樣化的預案，但許多國人的本能反應，仍然和我們的祖先類似：“抱大腿”求安穩，減少支出和浪費，堅壁清野，小心翼翼，以“活下去”作為第一要務。
公平地說，這也無可厚非，畢竟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擁抱開放和變化是相當不易的，借用雷馬克的話說，“沒有根地活著需要一顆強大的心髒”。然而，老辦法不能解決新問題，即便暫時求得安穩，但這卻可能以犧牲未來作為代價——試想想，現在家長為自家孩子選擇一個安穩的專業，但四年後孩子畢業、又或多年後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呢？
在國人眼裏，過著不安穩生活的人，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危險分子。據說在西安大雁塔廣場附近有塊牌子標著“不要和沒有穩定工作的社會閑散人員接觸”，這雖然未必是疫情之後才出現的，倒很像是當下國人心態的縮影。當然，西方社會也有過類似的觀感：1929年的大蕭條曾造成大量失業者，他們不得不重拾流浪者的生活方式，也成了其他人眼中的混混、怪人或叛逆。
然而，到了現代社會，“安穩生活”才是最大的幻影：不確定性已經不是偶爾一次疫情帶來的衝擊，而是不定期會出現的結構性問題了。經濟學家約翰•克拉克在1915年就曾明確說過：“在一種發展動力良好的現實（經濟）狀態中，勞動者的失業是隨時都會發生的現象，如果這種現象完全不存在，那是既不可能也不正常的。提高勞動者的福利水平需要技術的不斷提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可能不出現勞動者的暫時性失業。”
本來，隨著社會這樣向前發展，應當在是在健全保障體係的同時，允許人們做出不同的選擇、嚐試不一樣的活法，但在當下的中國，由於大量的風險隻能由個體自行承擔，很多人寧可選擇“安全第一”。
網上也因此有人感歎：“十幾年的應試教育、考試和做題，同樣強化了這種‘給定唯一結論而忽視選擇自由’的思考方式。一些優秀的學生往往寧可在前人趟過的同一條路上走到黑，也不能接受任何偏離大路所可能帶來的風險。”
像這樣的故事，在這片土地上已不知重演了多少回，但與其畏懼變化，不如增強自己的應變能力。塔勒布在《反脆弱：從不確定性中獲益》一書中提出，現代社會中不可預測的事件越來越多，以至於沒有人能避開所有衝擊，安穩地渡過一生，但“有些事情能從衝擊中受益，當暴露在波動性、隨機性、混亂和壓力、風險和不確定性下時，它們反而能茁壯成長和壯大”。
對個人來說，預判風險太難，關鍵是發展出多樣化的技能和靈敏的反應，不止“活下去”，還能“活得更好”——就像恐龍大滅絕時，哺乳動物也不可能預見到這樣的災難，但它們進化出來的能力恰好更能適應新環境。
要做到這一點，當然不容易，幾乎不用想就知道，仍會有很多人會對這樣的前景惴惴不安。然而，這麽想的人有一個致命的盲點：如果說在一個安穩的環境下邁開大步是“冒險”，那麽，當大環境已變成一個風險社會時，仍試圖原地踏步，這其實是更大的“冒險”。
如果還不理解這一點，那麽不妨聽聽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從無數教訓中總結出來的那句忠告：“動蕩時期最大的危險不是動蕩本身，而是按照昨日的邏輯行事。”
*已刊《財新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