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為什麽反對資本主義？
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知識分子竟如此反對資本主義；而與知識分子社會經濟地位相類似的其他群體卻沒有以相同的人數比例表現出相同程度的反資本主義取向。從統計的角度來看，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一種異常現象。
並非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左派”。與其他群體一樣，知識分子的觀點也是沿著一條曲線展開的。但是在知識分子的情形中，這條曲線本身卻被改變並挪向了政治左翼。
所謂知識分子，我的意思並不是指所有的知識人士或所有受過某種程度教育的人士，而是意指那些專職處理以文字表達出來的觀念的人──他們型構著其他人所接受的文字詞句。
這些文字匠(wordsmiths)包括詩人、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報刊記者以及眾多的教授，而不包括那些主要生產和傳播以數量或數學方式型構之信息的人（即數字匠［the numbersmiths］），也不包括那些從事視覺媒體工作的人，如畫家、雕刻家和攝影師。
與文字匠不同，那些數字匠或從事視覺媒體工作的人並沒有以一種不相稱的人數比例反對資本主義。文字匠主要集中在某些職業場所：學術機構、新聞媒體和政府科層機構。
文字匠知識分子(wordsmith intellectuals)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得很好，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他們有很大的自由去闡釋、發現和宣傳新觀念，也有很大的自由去閱讀和討論載有這些新觀念的文本；他們的職業技藝有著很大的需要量，而且他們的收入也大大高於普通人。
那麽，他們當中為什麽有那麽多的人都反對資本主義呢？的確，某些數據表明，一個知識分子越富裕越成功，他就越可能反對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反對主要來自“左派”，但並不僅僅源自左派。葉芝(Yeats)、埃利奧特(Eliot)和龐德(Pound)等人就是從右派的立場出發反對市場社會的。
文字匠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乃是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事實。他們不僅型構我們關於社會的圖像和我們關於社會的觀念，而且也致力於闡述科層官僚所考慮的各種政策選擇方案。從論著到口號，他們都為我們提供了我們表達自己想法的文句。
因此，他們反對資本主義這個事實很重要，而在一個日益依賴精確闡述並傳播信息的社會裏，這一事實則更為重要了。
針對相對較多的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這一點而言，人們給出了不同的解釋，而我們則可以從中區分出兩種不同類型的解釋。
第一種類型的解釋發現了一種由反資本主義知識分子所獨有的因素；第二種類型的解釋則辨識出了一種適用於所有知識分子的因素，亦即一種推動他們采取反資本主義觀點的力量。
這種力量是否能夠推動某個特定的知識分子轉而反對資本主義，當然還將取決於對該知識分子具有作用的其他各種力量。
總的來說，由於這種力量致使每個知識分子趨向於反對資本主義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所以這樣一種因素將催生出更大比例的反資本主義知識分子。
我們的解釋屬於上述第二種類型的解釋。我們將界分出一種促使知識分子采取反資本主義態度的因素，但並不保證它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中都會起作用。
知識分子的價值
如今，知識分子期望成為一個社會中最有價值的人，亦即具有最高聲望和最大權勢的人、享有最大回報的人。知識分子感到他們應當獲得這種價值。但是從總體上來講，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尊重它的知識分子。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對知識分子（相對於體力勞動者而言的知識人士）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的仇恨給出了他的解釋；他指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與成功的資本家交往，從而也就把他們當作一個突出的比照群體，並且因自己相對較低的地位而蒙羞。
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甚至那些社會交往甚少的知識分子也具有類似的仇恨，因此僅僅用交往這一點來解釋這種現象乃是不夠的——顯而易見，那些迎合富人之需要並與他們有事務往來的體育教練和舞蹈教練並不反對資本主義。
為什麽當代知識分子感到他們應當得到其社會必須提供給他們的最高回報並且在沒有獲得這種回報時產生仇恨呢？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是最有價值的人（即具有最大功勞的人），而且社會也應當按照人們的價值和功勞去回報他們。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卻並不滿足“按功勞或價值”進行分配的原則。除了贈與、財產繼承和發生在一個自由社會裏的賭博收益以外，市場還把財富分配給那些滿足了其他人通過市場表達出來的因而可被感知的需要的人，而市場分配多少的問題則取決於需求的量和相同產品之替代性供應品的量。
不成功的商人和工人並不像文字匠知識分子那樣憎恨資本主義製度；隻有當人們認為自己有優越性而未被承認和認為自己有權利而蒙遭否定時，他們才會產生那種敵意。
為什麽文字匠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是最有價值的人呢？為什麽他們認為應當按照價值進行分配呢？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第二項原則（亦即應當按照價值進行分配的原則）並不是一項必要的原則。
論者們還提出了其他各種分配模式，其中包括平等分配的模式、按照道德品性進行分配的模式、按照需要進行分配的模式，等等。事實上，任何一種分配模式都不必成為一個社會（甚至一個關注正義的社會）旨在達致的目標。
一種分配的正義也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該項分配源自於一種人們自願交換以正當方式獲得的財產和服務的正義過程。
不論這種過程產生何種結果都是正義的，但是這種結果卻未必符合任何特定的模式。那麽，文字匠知識分子又為什麽視自己為最有價值的人並接受“按價值進行分配”這項原則呢？
自思想有記載起，知識分子就告訴我們說，他們的活動是最有價值的。柏拉圖認為，理性的能力在價值上要高於勇氣和欲望，因而哲學家應當進行統治；亞裏士多德也認為，知識分子的思辯活動乃是最高級的活動。
記載有這種高度評價知識活動的文本，比比皆是，不足為奇。那些係統闡釋這種評價的人，亦即用各種支撐它們的理據撰寫這些評價的人，畢竟也是知識分子。他們實際上是在誇獎他們自己。
那些評價其他事物更甚於通過文字進行思考的人，無論是為了追逐名利、還是為了爭奪權力、或是為了尋求持續的感官快樂，都不曾如此費心地留下什麽不朽的文字記載。惟有知識分子杜撰出了一種有關誰是最好的人的理論。
知識分子的學校教育
究竟是什麽因素促使知識分子產生了這種優越的價值感呢？在這裏，我想把關注點集中到一種機構上：學校。
隨著書本知識變得日益重要，學校教育——亦即年輕人在班級裏一起閱讀書籍並掌握書本知識的教育方式——也就普及開來了。
在這種背景中，學校成了家庭以外型構年輕人態度的主要機構，而且幾乎所有後來成為知識分子的那些人也都接受過學校教育。
他們是學校裏的成功者。他們被認為比其他人優秀而且被視為具有優越性。他們受到讚揚並獲得獎勵，而且也是老師最喜愛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如何能夠不視自己為優秀者呢？他們每天都在以一種敏捷的方式經驗著不同的人在思想能力方麵的差異。學校告訴他們，並向他們表明，他們是優秀者。
學校所展示的並因此教導學生的也是那種按照（知識）價值給予回報的原則。在知識方麵取得成就的人會得到讚揚、老師的笑臉和最高的學分。在通常情形中，學校還必須確立出一個由最聰明的人組成的頂級學生群體。
盡管不屬於正式的科目，但是知識分子還是在學校裏上了無數堂有關他們自己比其他人更有價值以及他們所具有的較大價值如何使他們能夠得到較大回報的課程。
然而，更廣闊的市場社會所教授的卻是一種不同於學校的課程。在市場社會中，文字方麵最聰明的人並沒有獲得最高的回報；再者，知識技藝也沒有得到極高的評價。
由於學校的教育告訴知識分子說，他們是極富價值的──亦即他們是最值得獎勵和最應當得到回報的人，因此，知識分子在總體上講又如何能夠不憎恨這種剝奪了他們根據其優越性而“應當”獲得的正當回報的資本主義社會呢？
接受過學校教育的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社會持有著一種憤憤不平的很深的敵意；然而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種敵意雖說為各種表麵上適當的理由所包裝，但是，當這些特定的理由被證明是不適當的時候，那些知識分子卻依然堅持這樣的敵意。
所謂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應當獲得一般社會所能提供的最高回報（財富、地位等等），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知識分子認為這些回報應當是最多的財物。也許，他們更為珍視的乃是對知識活動的內在褒獎或經久的尊重。
當然，他們也認為自己應當受到一般社會給出的最高評價，而且越多越好，即使這類評價有可能是無足輕重的。我並不打算特別強調那些業已找到了進入知識分子口袋之途徑甚或已經為他們個人所獲得的回報。由於他們把自己視作是知識分子，所以他們會對這樣一個事實表示不滿，即知識活動沒有得到極高的評價和回報。
知識分子想把整個社會都變成一所大學校，亦即把整個社會都變成一種類似於學校的環境──他們曾經在那裏表現得極為出色而且也受到了極好的評價。通過采納一種與一般社會之酬報標準不同的回報標準，學校肯定會使一些人在日後體驗到地位下降的狀況。
那些處於學校等級製度頂層的學生將認為自己應當得到一個頂級的職位，不僅是在那個小社會中而且也是在大社會中──亦即這樣一個社會：當它沒有按照這些人自己設定的需要和權利去對待他們時，他們將憎恨該社會的製度。據此我們可以說，這種學校製度促使知識分子形成了反資本主義的態度。
更為準確地說，這種製度促使文字匠知識分子產生了反資本主義的想法。然而，數字匠知識分子卻又為什麽沒有形成與文字匠知識分子一樣的反資本主義的態度呢？我推測，那些在數字上聰明的孩子，雖說也在相關的考試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但卻沒有像文字上聰明的孩子那樣得到老師當麵給予的讚許和關注。
正是文字技巧使他們親身感受到了老師給予的褒獎，因此顯而易見，正是這些褒獎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們形成了這種優越的資格感。
教室裏的中心計劃
就本文所討論的論題而言，我們還需要做一點補充。那些（未來的）文字匠知識分子在學校這種正式的官方的社會製度中是成功者，而在這種製度中，相關的回報乃是由教師這個中心權威進行分配的。
當然，這些學校還在教室、教室廳廊和校園內盛行著另一種非正式的社會製度，在那裏，回報並不是由某個中心權威進行分配的，而是自生自發地憑同學的意願和興致進行分配的。在這種非正式的製度中，知識分子就沒有那麽風光了。
因此，知識分子在此後認為那種經由一種中央組織的分配機製對財物和報酬進行分配的安排要比市場那種“無政府和混亂不堪”的局麵更為適當，也就不足為奇了。就此而言，實施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分配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分配相對，正如老師進行的分配與校園和教室廳廊中進行的分配相對一般。
我們的解釋並不假定（未來的）知識分子構成了學生中的多數──即使在學校的頂級學生中，他們也未必構成多數。這個頂級學生群體多半是由這樣一些人組成的，他們具有實質性的（但不是支配性的）書本技能，同時伴有社交的風度、取悅於人的強烈動機、友善的態度、獲勝的手段，以及一種按規則玩遊戲的能力。
再者，這樣的學生還將受到老師的重視和重獎，而且他們在大社會中也會表現得極為出色（他們在學校的非正式社會製度下也有很好的表現，因此他們並不會特別衷愛學校正式製度的準則）。
我們的解釋乃是以這樣一種假設為基礎的，即（未來的）知識分子乃是比例不等地出自於學校的（官方的）頂級學生群體；此外，該頂級學生群體將體驗到其地位的相對下降──或者，更為確切地說，這個頂級學生群體本身就意味著它的地位將在未來漸漸式微。
（未來的）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敵意將在他們進入大社會和實際經驗地位下降之前就會產生，亦即在聰明的學生意識到他們在大社會裏（很可能）要比其在眼下的學校裏更不順意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
當學生所接受的是那些表現出上述那種極端反資本主義態度的知識分子的教育的時候或者當學生閱讀那些知識分子的論著的時候，學校製度所具有的那種未意圖的結果，即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敵意，當然也就得到了強化。
毫無疑問，一些文字匠知識分子乃是些剛愎自用和好發疑問的學生，因而他們的老師也很討厭他們。當然，這樣的學生也學到了這樣的課程，即最好的學生應當得到最高的回報，而不管他們的老師怎麽看；再者，他們自己就是最好的學生，因此他們會在一開始就憎恨學校製度所施行的那種分配；難道不是這樣嗎？
很明顯，關於本文討論的這個問題以及其他問題，我們需要用有關未來文字匠知識分子在學校的經曆的資料來進一步限定和檢驗我們的假設。
一般來講，學校奉行的準則會影響到學生離校以後的規範性信念這一點，乃是甚少有爭議的。無論如何，學校乃是孩子們在家庭以外學習社會技巧的重要之地，因此學校教育階段也就是他們進入更廣闊的非家庭社會的準備階段。那些根據學校製度的準則而被認為是成功的學生憎恨一個奉行不同準則因而不承認他們如此成功的社會，顯然不會令人感到驚訝。
當那些學生就是在日後繼續型構社會自我形象（亦即它對社會本身的評價）的人，該社會中相應的文字社群轉而反對該社會的製度，也同樣不會令人感到驚訝。
如果你在設計一個社會，那麽你肯定不會願意把它設計成這樣一個社會，其間，文字匠在接受學校教育以後轉而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去反對該社會的準則。
我們對人數不定的知識分子敵視資本主義所做的解釋，乃是以一種非常有道理的社會學概述為基礎的。
在一個社會裏，年輕人在家庭以外最初進入的機構或製度如果分配酬勞，那麽那些在其間表現得最為出色的人就會傾向於把該機構或製度的準則內在化，並且期望整個大社會也按照這些準則運行；他們認為自己應當按照這些準則獲得分配的份額或者（至少）應當享有與那些準則會讚同的職位相當的相關職位。
此外，如果一些人在家庭以外第一個製度等級中成為其間的頂級人物，爾後卻在大社會中體驗到了（或者預見會體驗到）地位跌落至一個相對較低的狀況，那麽這些人將會因為認為其資格蒙遭挫折而趨向於反對該社會的製度並且敵視它的準則。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一項確定無疑的法則。實際上，並非所有經驗地位下跌的人都會轉而反對這個製度。地位下跌雖說是一個有可能促使文字匠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的因素，但是它在總體水平上表現出來的比例卻會不盡相同。
我們或許能夠對頂級學生地位下跌的不同方式做出如下的界分：第一，他們得到的回報可能比另外一個群體少；或者第二，（盡管沒有任何其他群體超過他們）他們可能處於維係的狀態，並且無法獲得比那些先前被認為低劣的群體更多的回報。
正是上述第一種地位下跌的類型特別會引起學生的怨恨和憤怒；相比起來，第二種類型則可以忍受得多。許多知識分子都（說他們）支持平等，而隻有一小部分人呼籲一種知識分子的貴族製。
我們的假設認為，上述第一種地位下跌的類型乃是一種特別可能引起文字匠知識分子仇視和憎恨資本主義的因素。
學校製度隻會授予和獎勵某些與日後成功相關的技巧（它畢竟是一種專業化的機構），因此它的回報製度不同於大社會裏的酬報製度。
這種情況確使一些人在進入大社會以後將體驗到其社會地位的下跌以及伴隨其地位下跌而出現的各種後果。我在此前已經指出，知識分子希望把社會變成一個大學校。
現在我們明白，那種因資格感受挫而引起的憤恨實際上源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學校（作為人們在家庭以外經曆的第一個專業化的社會製度）並不是這個社會的縮影。
就我們現在達到的論證階段而言，我們的解釋似乎是在預測受過學校教育的知識分子都會在不同的比例上反對他們社會的製度，而不論該社會的性質為何：不論它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共產主義社會。
（與資本主義社會裏其他享有與知識分子相類似的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相比較，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比例上都反對資本主義。至於與其他社會裏的知識分子反對其社會的程度相比較，那些知識分子是否也在不同的比例上反對資本主義，則是一個不同的問題。）
顯而易見，共產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對其社會的態度的資料乃是與本文的討論相關的，因為我們可以這樣提問，即那些知識分子會敵視那種製度嗎？
我們還需要對我們的假設做進一步的限定，從而使它隻適用於某些社會，而不是每一個社會。是否每個社會的學校製度都必定會使那些沒有得到相關社會最高回報的知識分子產生反社會的敵意呢？事實情況很可能不是這樣的。
資本主義社會是頗為獨特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似乎向人們宣告說，它是開放的而且隻對才智、個人創新精神、個人功績予以回報。生長在社會等級繼承製的社會或封建社會的人並不會產生這樣一種預期，即報酬將（或應當）按照個人價值進行分配。
不管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什麽預期，到目前為止，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乃是按照人們滿足其他人經由市場表現出來的需要的程度來回報他們的；它進行回報的依據是個人的經濟貢獻，而不是個人價值。
然而，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回報製度也頗為類似於那種按照價值進行回報的製度，因為價值與貢獻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它也培育出了那種由學校產生的預期。
大社會的精神風氣與學校的精神風氣極為類似，因而這種類似也就產生了憎恨。資本主義社會將對個人成就進行回報或預告它們的做法，因此它們會使那些認為自己非常有成就但卻沒有得到其預期的回報的知識分子感到特別苦悶或怨恨。
除此以外，我認為，還有另一個因素也在起作用。一個學校的生員由越多樣性的學生所組成，它就越趨向於產生那種反資本主義的態度。如果幾乎所有那些將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人都上獨立的學校，那麽知識分子也就不會獲得比他們更優越的感覺。
但是，即使許多頂級的孩子都上獨立的學校，一個開放社會中的另外一些學校仍會吸納許多在未來成為成功企業家的學生，因此，知識分子在日後還是會以一種憤恨的方式牢記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雖說在學習上比他們的同輩學生優秀，但是卻沒有後者那麽富有和那麽有權勢。
社會的開放還會導致另一種後果。學生，亦即未來的文字匠和其他人，並不知道他們在未來將如何生活。他們可以抱有各種希望。然而，一個限製了地位升遷的社會卻毀掉了他們早期抱有的希望。
在一個開放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學生在早期的時候並不會覺得他們在升遷和社會流動方麵會受到什麽限製，而且社會也似乎在向他們宣告，最有能力和最有價值的人將會升遷至頂級，因為他們的學校早就傳授給了那些在學習上最有天賦的學生這樣一條信息，即他們是最有價值的人，因而應當得到最大的回報。
但是後來，這些具有最大勇氣並抱有最大希望的學生卻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即他們了解到而且親眼看到沒有自己價值高的那些同輩學生，其地位卻升遷得比他們還要高，而且還得到了他們認為自己應當得到的那種最高回報。他們對這樣的社會抱有敵意，還有什麽可奇怪的嗎？
若幹進一步的假設
我們在一定意義上精煉並限定了我們的假設。不隻是正規學校而且還有特殊社會背景下的正規學校教育，使（文字匠）知識分子產生了反對資本主義的那種敵意。毋庸置疑，這一假設還需要做進一步的限定，但是僅就本文討論的論題而言，這已足夠了。
我們現在應該把這項假設交給社會科學家去處理了，亦即把它從象牙塔思辯的人士那裏拿走並把它交給那些專心致力於研究更具體事實和資料的人士。
然而，我們卻可以在這裏指出一些領域，其間，我們的假設可以產生若幹能夠進行檢驗的結果和預測。
第一，人們可以預測，一個國家的學校製度越是傾向於知識精英教育，它的知識分子就越有可能成為左派（請考慮法國的情形）。
第二，那些在學校裏“晚熟”的知識分子並不會形成應當享受最高回報的感覺；因此，晚熟知識分子中成為反資本主義者的比例要比早熟知識分子中的比例低。
第三，我們將把我們的假設限定適用於這樣一些社會（而不像印度那種種姓社會），在這些社會中，成功的學生完全有理由期望自己在大社會中進一步取得相類似的成功。
在西方社會，婦女直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理由持有這種預期，因此我們並不期望構成頂級學生之一部分並在此後經曆地位下降的女學生會表現出與男性知識分子相同的反資本主義的敵意。
我們此時或許可以預測說，一個社會在女性與男性的就業機會方麵越被認為是在步向平等，它的女性知識分子也就越會表現出男性知識分子所展示出來的那種有失分寸的反資本主義態度。
一些讀者可能會對本文就知識分子反對資本主義所做的解釋表示懷疑。無論人們對此持什麽看法，我認為本文的討論業已辨識出了一種極為重要的現象。我們在前文中所論及的社會學概述在直覺上講乃是令人信服的；類似於它的某種情形必定是真實的。
因此，一部分學校頂級學生經曆其社會地位下降的現象，必定會產生某種重要的影響，而且還必定會引發某種針對大社會的抵抗。如果那種影響不是知識分子在不同比例上反對大社會的製度，那它又是什麽呢？
我們始於一種令人困惑的現象，它需要給出解釋。我認為，我們已然發現了一種解釋性因素，而這一因素（一旦得到陳述）太顯而易見了，因此我們必須相信它解釋了某種真實的現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論》2004.1
作者：諾齊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