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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多年前看到過一句話，大意是說：如果你不同意某人的看法，說明他可能知道某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我自己又將這句話又引申了一下：還可能是因為你沒有經曆過他經曆過的某些事。因此我在聽到反對的聲音時，一直會這樣提醒自己，保持自己的開放心態，隨時糾正自己的想法。每個人都有自己認知的局限性，說錯話做錯事才是正常人，誰要是宣稱自己從來不會錯，那你最好跟他保持距離。
鑒於這種局限性，我明白不管自己表達什麽樣的觀點，都一定會有人跳出來反對，畢竟連“地球是圓的”都有人反對。隻要是措辭比較得當且有自己依據的反對意見，我都是挺願意把他們的意見精選出來讓其他人自己判斷的。跟這些持不同意見的讀者進行平等地討論，讓我自己也很有收獲——通過抽絲剝繭，我發現幾乎所有觀點分歧的根源，都是因為我們相信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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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關於“牆”的問題，有人相信信息流動的不通暢造成了認知的偏差，隻要讓信息充分流通，包括宗教極端主義在內的認知問題就能解決；而我不相信現實中信息流動能夠充分通暢，也不相信自由獲得各種信息就能讓人不再愚昧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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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關於伊斯蘭教的問題，有人相信伊斯蘭教可以通過改革來進步並適應時代；而我則相信伊斯蘭教的教義被寫保護鎖死，無法像基督教那樣進行持續有效的徹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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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關於道德觀的問題，有人相信人如果缺乏宗教信仰就無法具備自發的道德觀；而我則相信道德觀是人類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與生俱來的，道德問題的根源是經濟問題——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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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關於自由的問題，有人相信個人自由比社會秩序更重要，沒有自由的秩序是無意義的；而我相信社會秩序比個人自由更重要，破壞秩序的自由需要加以限製。
通過這些討論我就發覺，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觀念、立場上的衝突，一層層剝到最核心的問題，往往無關道德也沒有對錯，要麽是難以證明或證偽的，要麽是各有利弊、兩害相權，要麽就是概念模糊、定義困難，並沒有標準答案。
想起早些年劉慈欣和江曉原有過一場關於“吃人”的辯論。當時劉慈欣假設，如果世界末日，隻剩下他、江曉原和現場一位主持人美女，“我們三人攜帶著人類文明的一切，而我們必須吃了她才能夠生存下去，你吃嗎？”
劉慈欣強調，可是全部文明都集中在我們手上：“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話，這些文明就要隨著你這個不負責任的舉動完全湮滅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們都消失了，一片黑暗，這當中沒有人性不人性。隻有現在選擇不人性，將來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機會重新萌發。”江曉原則認為：“如果我們吃了她，就丟失了人性，一個丟失了人性的人類，就已經自絕於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還有什麽拯救的必要？”
按照我的認知，這個問題其實還可以往下剝，就是如何定義“人性”——劉慈欣認為人性的定義首先要以人類的文明為基礎，失去了文明的人類跟動物無異，將不再存在“人性”這個概念；江曉原則認為人性的定義並不以人類文明為基礎，是高於人類文明的。所以說白了這劉慈欣跟江曉原的分歧在於如何定義“人性”，圍繞定義的爭辯往往誰都說服不了誰。
很多人應該都知道“電車困境”，其大致內容為：一輛刹車故障的列車在鐵軌上行駛，列車正行進的軌道上，有五個人被綁了起來無法動彈，列車將要碾壓過他們。你正站在車站內，離改變列車軌道的操縱杆很近。如果你拉動操縱杆，則列車將切換到備用軌道上，但是備用軌道上也有一個人被綁著，所以你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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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被心理學和倫理學研究得特別多：從功利主義角度看，為追求對最大多數人來說的最大效益，應該犧牲少數人來拯救多數人；從康德主義角度看，道德應該建立在必要的義務責任上。如果不允許殺人是一種道德義務，就不可以主動讓一個人犧牲，即使這個行為的後果是拯救五個人。
研究人員自然也對這個問題做過許多調查——結果顯示，有90%的人選擇殺死1人保全5人；然而，假如要犧牲的那個人是自己的親友，大多數人就改變了自己的選擇。
既然人的選擇會根據條件改變而改變，我覺得真正的問題出在人身上，不妨把這個“電車困境”問題繼續往下剝——究竟是否應該允許有人擁有這種決定別人生死的權力？或者說什麽樣的人才可以被賦予決定別人生死的權力。
假如剝到這一層，問題就會簡單很多，我相信肯定會有許多人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該有這種權力，因為沒有人能夠絕對理性不偏袒。對於這個問題，我覺得繼續討論下去會很有意思。
看過《三體》小說的朋友都應該知道“執劍人”這個設定——執劍人手中的按鈕，同時掌握著毀滅兩個世界的能力，用來威懾對地球虎視眈眈的三體人。執劍人手中的權力可遠遠不止決定5個人的生死，而是直接關乎兩個世界的生死。《三體》小說為了劇情推動，敘述了極端的民粹讓道德高尚但毫無威懾力的程心當上了執劍人，導致了三體人的入侵和太陽係的毀滅。
我覺得這個設定跟整部小說硬科幻基調有點格格不入——要麽執劍人本身就不應該存在，要麽得有一個機製能夠保證執劍人的絕對威懾力。照理說執劍人絕不應該是被選舉或推舉出來的，估計劉慈欣是故意通過這個設定來黑民粹——民粹並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很多三體粉絲都非常不喜歡程心這個人物，與其說這是對民粹造成的惡果反感，倒不如說執劍人注定要做背鍋俠。
911事件發生後，有人開始討論，為什麽不在飛機撞大樓之前將其擊落？我們這裏不妨做一個假設：我們先將各種條件簡單化理想化，姑且假設當時美國政府知道劫機者要撞大樓的意圖，並且也有能力將被劫持的客機攔截擊落，他們會不會犧牲客機上的乘客做出這樣的決定呢？
我個人覺得，即便隻要一個按鈕就能讓客機爆炸、大樓得救，美國政府也會眼睜睜地看著飛機撞大樓。因為按照美國人的價值觀，他們不會允許有政府擁有這種決定別人生死的權利。
我雖然沒有去過美國，但看了很多美劇、美國電影，這些影視劇裏麵其實能看出很多美國文化的思維方式。
比方說《薩利機長》（Sully）這個電影，薩利機長在水上迫降拯救了一整架飛機的人，事後調查卻懷疑他當時做出的判斷不是最佳選擇，認為飛機是有能力降落到機場的，幸虧有電腦模擬證明了他的清白。
可以想象，假如911的時候真的把客機擊落，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排山倒海般的倫理道德質疑和陰謀論，吃瓜群眾會假想出各種各樣避免悲劇的可能性。
再比方說《大謊小事》（Big Little Lies）這部迷你劇中，梅德琳（Madeline）的社區話劇遭到一部分居民的投訴抵製，麵臨禁演的處罰，她說了一段話：“我們難道隻能上演隻有一小群人覺得可以接受的話劇嗎？現在被禁的是《Q大道》，下周就是《摩門之書》，接下去就會限定隻能讀哪些書，或者孩子們隻能看哪些電影。”
我覺得這段話非常能夠代表美國人一些觀點背後的邏輯，他們把一切的限製都會看做對自由的限製。這正是美國社會擁護持槍的民意基礎——你今天能不讓我們持槍，明天就會不讓我們持刀，再接下去我們會一點點喪失各種個人自由。再比如說“黑命貴”運動——你今天能把一個黑叔叔跪殺了，明天可能是黃叔叔，後天就可能輪到白叔叔。
用這個邏輯也可以反推：假如今天給了政府擊落客機的權力，怎麽能保證明天他們會不會把導彈瞄準其他的無辜人民？
總之美國人非常害怕在某些問題上哪怕隻是開很小的一個先例，所以你會發現美國人很喜歡維權，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小題大做，但他們覺得是防微杜漸——哪怕隻是一點點權利受到侵害，也可能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
剝到再裏麵一層就是：有些人相信自由和管製的平衡可以有折中方案；有些人則相信一旦對自由進行了管製，就不可避免會失去越來越多的自由。
我們再來換個假設，假如說類似於911這樣道德選擇發生在中國，中國政府會怎麽做呢？我個人覺得擊落飛機保住大樓的概率很大。
其實都不用假設，今年夏天的洪災中，王家壩蓄洪區決定開閘蓄洪其實就是“電車困境”的現實版。我們國家宣傳了那麽多年的“舍小家保大家”的集體主義教育，說白了就是以國家為整體進行考量的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義思想。要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那就得賦予國家政府“執劍人”的權利，對利益分配和危機都有絕對的處置權，而這一點這是爭議的所在——有人相信個人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有人相信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有人相信執劍人政府利大於弊，有人相信弊大於利。
執劍人政府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背鍋政府”。一旦少數人真的被犧牲後，得救的大多數往往會被忽視，那些犧牲者會受到過度關注。比方說老城改造的拆遷中，9個人受益1個人受害，在過度關注下，往往就會有人通過那1個受害者否定整個老城改造。像王家壩蓄洪區分流這種得到社會普遍理解的情況其實很少，民眾的情緒總是容易被那些有名有姓的個人悲劇所帶動。
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反正也沒有執劍人那麽大的權力，在許多問題上索性就不負責任了——政府要是擊落了飛機，殺人的是政府；飛機跟大樓同歸於盡，殺人的是恐怖分子。發生了槍擊案後，譴責槍手的聲音，一定會蓋過譴責政府的聲音——雖然是政府允許槍手持槍，但又不是政府鼓勵槍手去殺人的。大家別看美國有時候看起來亂哄哄的，這亂背後有亂的邏輯，他們心甘情願承受這種亂，對他們來講“不允許亂”的和諧社會才是更可怕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應對疫情也是一樣的邏輯——放任老百姓感染是可以的，限製他們的自由、侵犯他們的隱私則萬萬不可，即便為此犧牲也值得。
說白了和諧社會和自由社會選擇的是兩種不同的管理邏輯——和諧社會的政府相當於執劍人，寧錯殺不放過，這樣就難免會有冤假錯案，以及由於管理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一些個人悲劇，政府免不了被老百姓所害怕和仇恨；自由社會尊重每個個體的權利，寧放過不錯殺，但也就造成了姑息養奸的問題，各種極端思想、愚民思想都有了充分傳播的機會。大家如果到油管上看看那些滿天飛的陰謀論和謠言視頻就知道了，大多數人根本就沒有分辨的能力。
執劍人政府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如何提高管理水平，如何確保執劍人的絕對理性可靠，如何避免一刀切的做法牽連無辜，每次可以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執劍人的機製很大程度上基於理想化，依然有許多現實問題要解決。
這個問題再往下剝一層就是：有些人相信能夠設計出一種機製確保執劍人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有些人則認為從一開始就不該有這種機製。
所以，歸根結底不就是大家相信不同的事嘛！可為啥有那麽多人要為想法不同相互撕逼呢？
不同的人相信不同的事本來沒什麽，問題出在大家都預設自己是對的。
一旦預設了自己是對的，很多人會一跑上來就先矮化、侮辱對方。經常有不同意我觀點的人，可能隻讀過我一篇文章，一上來就先劈頭蓋臉評論我這個人，而不是討論觀點，比如你膚淺、你幼稚、你無知，言下之意他深刻、他成熟、他懂得比你多。我碰到過最奇葩的是《扒一扒所謂“外交官眼中的印度”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兒》那篇文章發了之後，有個人跑來說袁南生是“靈魂潔淨”，具有“天眼通、他心通”，所以能發現印度的“靈性之美”，而我則是“膚淺之至，靈魂不潔”……但她沒有提任何具有實際意義的論據，簡直讓我哭笑不得。即便碰到這種人，我依然會試著理解一下——她或許知道/經曆過某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所以才會有這種想法。這種思考方式已經成為了我的習慣——不要預設自己是對的。
我這人不大喜歡跟人爭辯，君子和而不同，大家和和氣氣討論，討論完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繼續做朋友不也挺好？因為我明白，人很少會被別人說服，隻有靠自己想通。雖然當時互不認同，但說不定過了幾年之後的某一天我們中的某一方就想通並認同對方了——這樣的事在我身上發生過好多次。我經曆過觀念的革命，深知當下堅信不疑的一些事情，很可能過段時間回頭再看就會自我否定。既然今天的自己都會否定昨天的自己，那又何必急著否定別人呢？可惜總有很多人，把迫不及待“說服別人相信自己相信的事”作為使命和信條。
相信同一件事的人多了之後，就有了各種宗教/思想/主義；他們預設了自己是對的，並且對說服不了的人不惜訴諸暴力，於是就有了宗教戰爭、文字獄、政治迫害。思想必須通過傳播才能生存，生存這件事跟道德、正確完全無關，流氓把自己基因複製給一代的概率肯定要高於坐懷不亂的正人君子。越是懂得如何強迫/誘導別人相信的思想，也就具有更大的生存優勢，因此宗教/思想/主義這些玩意兒是自帶原罪的——“強迫/誘導別人相信”；不帶這一原罪的思想，你根本沒機會了解到。
回過頭看人類的曆史，你會發現有不計其數的人僅僅因為“相信不同的事”而失去生命，並且今時今日依然不斷有人因為“相信不同的事”而被弄死——聽起來很荒謬，究其原因在於當前整個世界的文明是由“相信同一件事”的人合作建立起來的，“相信同一件事”的共識是社會發展的基石——如果不是所有古埃及人都相信法老是神的化身，就不會建起金字塔；如果不是所有現代人都相信一種綠色的紙能買到任何東西，就不會建立起全球貿易合作。
因此我覺得假如未來萬一實現了“世界大同”的話，大概會有兩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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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的人可能不相信“相信不同的事”的人們也能夠彼此合作，有的人則相信。我覺得吧，有些事現在看起來不可能不代表將來不可能，你跟三十年前的人描繪當代互聯網帶來的便利和認知革命，他們肯定也不相信。“相信或不相信”這件事本身就會跟隨著時代而改變，如今相信民主的人不就越來越少了嗎？
我相信這個世界的大多數問題可以通過科技和經濟的不斷發展來解決，解決不了是因為發展水平還不夠；有的人則相信世界上的大多數問題是科技和經濟發展所造成的，越發展會造成越多的問題……
網名隨水，紀實攝影師，專注印度社會文化、喜馬拉雅傳統文化等主題。自2012年起深入印度社會拍攝專題，駐地印度田野調查。2018年迎娶拉達克姑娘為妻，目前定居南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