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輩子的榮耀，抵不過一部iPhone
前 言
一
二
三
四
作者李冉，俄羅斯留學生
編輯 | 蒲末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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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網貸拖垮的年輕人
來上海這幾年，家人總催張瑋找個女朋友，覺得他三十幾歲了，「該成個家」，但因為還債，他放棄了全部的社交，包括相親。還貸期間，他認識一個比自己小了十幾歲的女孩，兩個人互相喜歡，已經要確定戀愛關係，但想到自己身上的債務，張瑋害怕自己「耽誤人家」，最終跟女孩提出了分手。
文｜徐晴
編輯｜金匝
「黑魔法」
餘芊從沒想過，手機彈出的消息會讓她變得心神不寧。
去年10月23日那天，她正跟同事聊著天，屏幕突然亮了，消息欄上顯示的是網貸平台的信息——催她還錢。手忙腳亂地收起手機後，她冒出的第一個想法不是還錢，而是深深的擔憂：同事看到了嗎？如果欠錢的事被大家知道了怎麽辦？
90後餘芊，在北方一個「十八線小縣城」做公務員，最近幾年組織紀律越發嚴格，如果欠了12萬網貸的消息公開，她的工作、升遷都會受到影響。盡管每月到手工資並不高，隻有5000元，但5年前，餘芊是花了整整兩年的準備時間去考這個職業的——她不願因為網貸的事丟了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
這12萬，餘芊已經忘記是如何一步一步累計下來的了，她隻知道，大頭來自網貸平台，小頭是信用卡，如果調出賬單仔細看，才會發現她的錢全花在了「讓自己變美」這件事上了。
微博上關注的「網紅店」又出了新款大衣，滿3000減300，要買；換季了應該有一雙長靴來搭配，淘寶直播間裏200塊不到，要買；一個知名的日本爽膚水做活動，打九折送一堆小樣，600塊，更要買。工資沒剩多少不要緊，信用卡還有額度。她覺得提前消費是「為了省錢」，現在不買就沒有折扣了，以至於每個月她至少都要收幾十件快遞。
每次失戀，餘芊也會把原因歸結為自己「不夠漂亮」。大學時代第一次失戀，她向表哥借了6000塊，割了雙眼皮，做完手術戴著墨鏡回學校，引來了一眾同學的圍觀。第二次失戀，她去做了頭發，紋了眉毛和美瞳線，加起來5000多塊，都是從網貸平台裏提出來的。第三次失戀是在今年，她一個人去打瘦臉針，又細又長的針「咚一下就打到你的肉裏」，痛得「腳趾頭都摳緊了」，3000塊一針，用借的錢付款，她覺得值。
一直以來，餘芊的錢始終不夠花，但變美的欲望如此強烈，「不美我活不下去你知道嗎？」網貸平台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網貸也「幫助」了張瑋。
張瑋是80後，中專沒有讀完就退了學。2000年，他18歲，從學校出來先後做過傳銷、石油鑽井、流水線工人、房產中介。2015年，他來到上海一家快遞公司，每天分揀派送12個小時，一個月可以拿到7000塊。公司沒有五險一金，他在江蘇昆山給自己買了社保，一個月2000塊，交夠幾年，就可以在那裏買房、落戶。
2018年5月，張瑋想承包一個快遞點，他算了一筆賬，除了上交給快遞公司總部的3萬押金，他還需要去駕校學開車，以及買一輛麵包車，學費和車費加起來，需要7萬塊。他的借唄有12萬的額度，提現7萬後，他開始了自己的創業嚐試。
夢想總是美好的，但實際的狀況要殘酷的多。快遞點運行之後，平均每個月能賺7000元，除去公司每個月2000的租金，張瑋的房租、社保、衣食住行也要花5000多，整體上看，就是沒賺錢。貸款還在，利息也在滾，張瑋又注冊了蘇寧貸、小米貸，先「拆東牆補西牆」，把眼前的賬單解決掉，想以後賺錢了再慢慢還。14個月後，7萬變成了12萬。
到了2019年7月，情況更糟糕了。總部要求每個片區都要成立公司，而注冊公司流程長，「公司的一些資料沒有下來」，總部沒辦法打錢。張瑋沒有拿到總部下發的派費，快遞點的運營和自己的生活都成了問題，網貸又要還款，加起來一個月要支出一萬多元。他隻能繼續使用網貸吃飯、付房租、交社保。四個月後，總部的錢打了下來，但是貸款多了，利息也多了，12萬變成了16萬——負債徹底壓垮了他。
在豆瓣的「網貸互助小組」與「負債者聯盟」小組裏，25337個組員和餘芊、張瑋一樣深陷泥潭。他們大多是90後，也偶有80後、00後，有的欠了幾千，有的欠了數百萬。小組的帖子裏，「焦慮」、「還不上了」、「怎麽辦」，這些是高頻詞匯。「消費主義洗腦」和「創業失敗」被歸為最常見的欠貸原因。除此之外，有人借網貸參加網絡賭博，輸得血本無歸，或是借網貸買股票，趕上了股市低迷。
一位90後程序員，深深羨慕前今日頭條員工郭宇財務自由後的生活，為了實現35歲退休的願望，他借網貸進入了「投資盤」。那是一種新興的投資騙局，「老師」引導學員們買小公司的股票，賺錢了分給「老師」一半，不賺錢不用交學費。但入局後，這位程序員發現，「原本漲勢很好」的股票突然大跌，他連本金都沒有保住。
2019年1月，95後劉雨的弟弟被檢查出了尤文肉瘤，這種罕見的惡性腫瘤需要高額的治療費用，光是化療、放療和藥品，一天就要幾千塊。父母賣掉了開了十幾年的夫妻店，拿出了多年存款，仍然不夠。
劉雨的借唄上有5萬的額度，但考慮之後，父母並沒有同意使用。一方麵，借唄的年利率高，今年借5萬，明年可能要還6萬。如果還不上，利滾利，債務會越來越多。另一方麵，在高額的治療費用麵前，這幾萬塊錢不值一提。最後，父母跟親戚借了十幾萬，不需要利息，又在「水滴籌」上眾籌了十幾萬。
從前，劉雨習慣用花唄、借唄買手機和電子產品，他工資不高，分期付款緩解了他的壓力，有時還有「24期免息」，更方便、劃算。他一度覺得網貸給自己的生活增加了便利，但弟弟生病後，他發現，「如果真的出了什麽事，網貸是不可能幫助你的」。
輕易得來，代價高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使用網貸的「黑魔法」。央行與各個數據公司給出的報告中，有這樣幾個事實緊密地關聯在了一起：2020年，全國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為854億元人民幣，10年前，這個數字是88.04億。
現在，全國有1.75億90後，其中隻有13.4%的年輕人沒有負債，而86.6%的90後都接觸過信貸產品，十個裏就有一個同時使用多個網貸工具。在父母那一代人眼中，欠錢代表著恥感和恐懼，但到了現在，年輕人之間流傳的玩笑是：「我看你是想笑死我，然後繼承我的花唄。」
「像裸奔一樣」
為了還錢，張瑋想出了三種辦法。
第一種方法是賣掉麵包車，拿著賣車的錢和公司補發的派費作為周轉資金，開始「以貸養貸」——把錢從利息低的平台提出來，還到利息高的平台。
張瑋發現，騰訊旗下的微粒貸針對他的日利率是0.025%，比小米貸、借唄少了一半。他提出來65000元，把利息高的欠款先還上。這個方法持續了9個月，最終以失敗告終：今年1月，他的欠款總數是16萬，到了10月，依然是16萬，也就是說，「之前還款都是在還利息」。
疫情期間，張瑋入職了一家線上生鮮公司做派送員，「不要命地跑，才可以跑上一萬、一萬一，想自己活得長一點，跑個七八千都可以。」有了這部分收入，他才能繼續還款。但到了今年四月，他發現自己每個月的利息仍有2900元。
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他又想出了第二種方法：給自己消費降級。張瑋喜歡騎行、遊泳、旅行，到全國各地的火車站前拍照打卡。在雲南，坐綠皮小火車看山中風景是他無法忘懷的記憶。為了減少支出，這些愛好都成了過去式。
來上海這幾年，家人總催張瑋找個女朋友，覺得他三十幾歲了，「該成個家」，但因為還債，他放棄了全部的社交，包括相親。還貸期間，他認識一個比自己小了十幾歲的女孩，兩個人互相喜歡，已經要確定戀愛關係，但想到自己身上的債務，張瑋害怕自己「耽誤人家」，最終跟女孩提了分手。
第三種方法，是中斷每個月2000元的社保和900元的商業保險，拿來還網貸。原本，線上生鮮公司並沒有給派送員買保險，派送員想有安全保障，隻能自己買。連這900塊也被砍掉後，看到外賣騎手出車禍的新聞，張瑋總感覺心驚肉跳，「萬一運氣不好，出點什麽事怎麽辦？真的就像裸奔一樣。」
現在，除去每月800元的房租和1200元左右的夥食費，張瑋剩下的所有收入都用來還貸。他的生活被精簡到隻剩下吃飯、睡覺、工作，玩一會兒手機遊戲都會有「深深的罪惡感」。
餘芊至今還在「以貸養貸」。她也發現，大多數網貸平台的年利率都在18%-20%左右，很快就會滾出高額利息。為了快點還錢，今年年初，她向一家銀行借了一筆48000元的小額貸款，年利率10%，這筆錢可以幫她安全度過2020年。但2021年，依然要麵對還債這件事——銀行的兩個還款日分別在明年4月和8月，每次還25054.8元，以她的薪資水平，無論如何都無法存這麽多錢。餘芊隻能安慰自己：「先不想了，能還一個月是一個月。」
也有人幹脆不還。在網貸互助小組中，有組員專門分析了逾期的種種後果。
不還錢，首先會上「征信黑名單」，這意味著以後在哪兒都借不出錢來了；接下來一段時間，網貸平台會瘋狂催收，如果還是還不上來，網貸公司可能就會酌情減免；減免後繼續不還，會有人上門調查和起訴。不過，網貸一般不涉及刑事案件，隻要不拒接電話、不失蹤，就不會被起訴為詐騙，也不會坐牢，「一般就是拘留」。
就算法院判決了還款，此時依舊不還錢，最壞的結果就是凍結名下資產、銀行卡裏的錢都被法院扣走，以及被列入失信人黑名單，限製高消費，不可以坐飛機、高鐵，不可以租豪華寫字樓。
在一部分組員眼裏，原本負債者生活質量就不高，不會有高消費，更別談買房子，所以這些後果並沒有多可怕。
但在小組中，拒不還錢的人隻是少數，對更多人來說，有一件事是比這些後果還要可怕的。
圖源《一條龍》劇照
未坦白，已坦白
在豆瓣小組，欠債的年輕人的帖子被分為兩種，一種是「未坦白」，一種是「已坦白」，「坦白」的對象，多半是指父母、家人和朋友。小組裏，總有人發帖向組員谘詢如何坦白，父母失望的表情和話語比下個月的賬單更令人恐懼。如果遇到無良催收機構「爆通訊錄」，把電話打到朋友、同學那裏，自己將會迎來「社會性死亡」。
僅僅因為買東西就欠了十幾萬網貸，餘芊也覺得這件事聽起來十分荒誕，她無法說服自己向父母「坦白」，但又無法克製購物的欲望。
她的原生家庭十分嚴格，從小到大，她提出的要求，幾乎沒有被媽媽滿足過。小學時，同學們都玩輪滑，媽媽不給她買，別的孩子上藝術班，媽媽也拒絕給她報。她的家庭條件並不差，父母在縣城有兩套房子，還有一輛幾十萬的車。餘芊分析自己欠貸的原因，工作以後「有點像報複式的那種，給自己狂買」。
今年年初，餘芊實在撐不住了，跟媽媽說自己「欠了一萬塊錢」，沒想到媽媽焦慮到晚上睡不著覺，說「你一個女孩子幹這種事」。在那之後，媽媽隔三差五就問餘芊欠了多少錢，讓餘芊覺得自己在媽媽眼中像是一個有前科的罪犯，她從此再不敢提起欠貸，也沒有奢望過家裏幫自己還貸。
她知道，一旦他們知道那個真實數額，「會對我巨大的失望」，「會跟我斷絕關係」。但她內心其實又期盼著有一天父母知道真相，「我真的還不上了，你說他們會幫我還嗎？」
張瑋同樣不敢告訴家人。他的老家在四川達州的鄉村，從小家裏就不富裕，初中時買一盤英語磁帶，他都要向父親百般請求，逢年過節找裁縫做一身衣服，會看到父親滿臉的嫌棄，「他覺得我們花錢了。」他知道，欠了債隻能自己還，家裏不可能幫助自己。
韓青岡是小組裏少數「上岸的幸運兒」。網貸賭博欠下8萬之後，他也陷入過絕境。那是2018年，他剛剛畢業工作，每個月工資都投入了博彩網站。賭博是一件收不住手的事情，輸了想贏回來，贏了還想贏更多。他的境況越來越糟，不管是網貸，還是賭博，他都不敢告訴父母。
韓青岡自覺與父母的「各種觀念都不太一樣」。讀大學時，他參加馬拉鬆比賽，想買一雙1200元的鬼塚虎跑鞋，父母不同意，覺得「幾百塊的跑鞋就可以了」。最後，他用花唄買下了那雙鞋。生活裏遇到困難，他也從來不會求助父母，雙方「都不懂怎麽表達」，他覺得自己和他們之間「沒什麽親情」。
猶豫了整整一年零6個月，8萬滾成了10萬，韓青岡終於「良心發現」，不再賭博，也不再網貸。他向父親撒了個謊，說自己是借網貸投資「普頓外匯」，被騙了4萬。
「普頓外匯」確有其事，畢業之前，班裏好幾個同學陷入了騙局，最多的被騙走十幾萬。那時他「特別清醒」，一眼就看出了騙局，但沒想到，一扭頭，自己把自己推進了網絡賭博的火坑。
他也報少了數額，想剩下6萬自己慢慢還。沒想到不久後父親就發現了，問他：「你是不是還有貸款？」又給了他4萬。跟父親視頻的那天，他看到了父親頭上的白發，想到父母都已經年過五十，韓青岡覺得自己辜負了他們對自己的期望，「大好的未來被自己親手打碎」。
可怕的友好
和要不要坦白的掙紮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最初使用網貸時的便利。
大學時代，韓青岡經常使用「花唄」，超前消費是一種潮流，同學之間甚至會相互比較誰的額度更高。
與幾年前的韓青岡一樣，95後男孩王浩正在讀大三，也是「花唄」的忠實用戶。他清楚地記得自己看過一個視頻廣告：年輕人想學薩克斯，但沒有足夠的錢，最後用花唄買下來，每個月隻需要還一百多塊，結尾的廣告語是「年輕人就要用花唄」。
王浩每個月生活費1500元，他兼職寫網文，稿費千字15-25元，日更五千字，一個月收入2000-3000元。受訪時他還在寢室裏，室友說話的聲音隱約傳來，但他毫不避諱地說，自己在花唄、京東白條上一共欠了7000元，有的是買電子產品，有的是出去旅行的花銷。
他並不焦慮，認為在年輕的時候花一點錢去提升自己、打開眼界很正常，因為「確定自己有足夠的還款能力」。而花唄對大學生群體來說非常友好。
從某種程度上說，所有人都曾感到網貸平台的「友好」。
張瑋創業時完全沒有考慮銀行，他在上海沒有任何固定資產，也沒有穩定工作，如果去銀行借貸，櫃員「可能都不正眼瞧一下的」，是網貸平台給了他雙倍於信用卡的額度。
餘芊最初從不用借唄，但2016年，一個朋友裝修，差3萬裝修費，讓餘芊從借唄提現轉給他，之後他再按月還錢。出於義氣，餘芊同意了。在後續的一年裏，朋友按照約定陸續還貸，她發現，「沒有催收電話打過來，也沒有什麽法院的傳票，沒有想象的那麽可怕。」
餘芊也開始嚐試使用，她越來越覺得，借唄簡直方便到了極致，隻要有額度，就可以立即提出現金，比信用卡套現更快捷——後者還得借助一台pos機。
「安全」借款與還款後，餘芊不斷看到各個網貸平台的廣告。點外賣時，選美團的網貸平台付款可以「減兩元」；想出去玩，去哪兒會首先推薦自己的網貸平台支付；在京東購物，使用京東白條最高減99元；上淘寶買東西結賬，也會突然冒出來幾百元的花唄「臨時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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