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收音機
我父親作為老一輩“海歸”，在我的心目中永遠都有一點不入時尚。他是二戰後留學美國，四九年就匆匆忙忙趕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的那一撥人。小時候總看見他坐在書桌前寫東西，有時候他會停下來拉兩下計算尺，然後再接著寫。那時候還沒有計算器，比起算盤來，計算尺就顯得挺“洋”的了。
在我眼裏，我們家從生活方式到用具擺設，都沒什麽“洋”的，比較簡易湊合的樣子，好象總是有什麽更重要的事兒得等著做，這些對付對付就行了。所以我後來經常調侃說，我們家，怎麽就象我們的國家一樣呢？
家裏不多的洋貨裏，有一台電唱機和不少唱片。我爸爸這個人很古板，雖然他對人很和氣，但是他不願跟人分享的東西，是不會隨便拿出來的。他不訓人，也從來沒有打過我，生氣了頂多就是不理人。但是他板著臉不講話還是挺可怕的，家裏的氣氛會變得很緊張。他一不講話，你就鬧不清怎麽了。要是一連幾天這麽沉悶，大家就更難受了。所以他不給我們動的東西，我們也不會鬧著跟他要。印象裏我隻見過這台唱機兩次，都是大舅媽從上海來玩兒的時候。她是德國人，嫁到中國以後，在四川呆了很長時間，講中文帶四川官話口音，喜歡在我們樓後麵的樹林裏散步。
爸爸拿出了我從來沒見過的唱機，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聽音樂。我跑去看熱鬧，大舅媽用手指放在噘起的嘴前，示意我不要出聲音。我發現這個唱機很有趣，放唱片的時候不是聽完一麵再翻過來的那一種，而是將一套片子一起放上去，等到唱針走完一麵到了中心的時候，會自動抬起來，然後有一個裝置從下邊往上一頂，最上邊的一張就滑到旁邊，唱針又落回來放下一張唱片。
所有A麵聽完以後再全翻過來聽B麵。家裏有這麽一個好玩的東西，卻從來沒見爸爸用過。他們靜靜地坐在這架機器旁邊聽音樂，就象去音樂廳聽人演奏那麽嚴肅。望著那精致的機械一圈一圈地在這布滿神秘紋路的唱片上劃過，我在想：爸爸還藏著什麽好東西，沒給我看？
搞不懂爸爸為什麽那麽謹慎，其實他把唱機開在那裏，成天放著古典音樂，象背景聲那樣熏我們，也不會怎麽著。對於我們這些屁孩子，好玩的事情多著呢——粘蜻蜓，捉季鳥，打繃槍仗，夏天遊泳，冬天劃冰車，才不會為了這點看不見摸不著的聲音走火入魔的。古典音樂這點修養別說影響，就是你強迫孩子下苦功學，也未必能學出個樣來。東西買了不用，還不如沒有。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沒等人家來抄家，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處理了。看到和洋唱片一起清出來的，還有一盒子一盒子的京劇唱片，才知道原來爸爸的這些東西，全是給爺爺娛樂用的，聽說爺爺在世時愛聽戲。爺爺在我沒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估計有的東西，壓在箱子底下就一直沒人動過。我對那些百代勝利的老唱片不感興趣，希奇的玩藝兒有的是，舊衣服，舊首飾，還有麵額大得嚇人的舊鈔票。外婆結婚時候的一對大炮丈讓我們激動了好半天，象小擀麵杖那麽大個兒，真想點燃了聽聽響，猶豫了多少次，還是沒敢。夠亂的了，萬一炸出點事來可不好。
別人家抄出來的東西可就厲害了，清華裏辦了一個“抄家展覽”，有國民黨青天白日旗，日本軍刀，北洋軍服，大清朝服，地契，委任狀，書信，象金銀首飾，唱片，香水什麽的表示封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東西，都沒人要看。要是這個展覽能保存下來該多好，那就是一個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博物館。
如果我說，所有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都有後代在清華，可能不太準確；但要我舉出幾個有頭有臉的例子來，卻是輕而易舉。象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粱啟超、馮玉祥、段祺瑞……等等，這些人的後代有的我隻是知道，有的遠遠望見，有的則是天天在一起。著名史學家錢穆的孫子住在我們這個單元五層，當時還在上小學，他用繃弓子打唧鳥（知了）經常是彈無虛發。有一天我們在樓前邊玩，另一個比他大兩歲的孩子對他說：你知道嗎，你爺爺是毛選裏邊點名的大反動派！
雖然說童言無忌，多少反映了家長有意無意對孩子的影響。別說當時不上學也沒書看，就是現在報紙上書店裏到處都能見著國學大師錢穆，你問問有幾個小學生知道錢穆是誰？不過殘忍而又荒誕的事情天天都在發生，我們照樣玩。二樓的朱婆婆天天怕我們把樓前的一株玫瑰弄死，後來才知道，那是朱自清先生活著的時候同她一起種的。前朝舊人存一點物什留點念想，已然是挺淒涼的事情，但以當時階級鬥爭的觀點，這些都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企圖推翻政權的證明。
清華這地方俗話稱為：物寶天華，人傑地靈；用大批判語卻叫做：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
在我的印象裏，文化大革命開始那一段，我爸爸還沒受什麽罪。親眼見到的僅僅是他們係裏十幾個年輕教師和實驗員來我家，其中一位是新年聯歡晚會是帶著我玩的。我跑上去叫他，他卻沒有理我，當時有點不知所措。他們在我家門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寫著“王補宣，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那時我上小學三年級，對這些時髦的詞似懂非懂，但起碼知道不是什麽好事。
真的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家的另一件洋貨：收音機。
這個收音機是我爸爸從美國帶回來的，樣子很難看。因為是二戰中美軍用的，鐵皮的外殼是橄欖綠顏色，側麵用白漆寫著“P.H. Wang”，爸爸英文名字的舊式縮寫。不象別人家外殼是木頭的那種，沒有漂亮的膠木旋鈕，光光溜溜，什麽裝飾感全沒有。爸爸說這種軍用收音機質量好，靈敏度高，能收短波，過去不拆附件裝置的時候還能當收發報機用，還強調說回國進海關的時候填了正式申報單子的。從我記事起，這東西就放在玻璃櫥上邊，平常地就象家裏那條美軍毛毯一樣，不是什麽秘密，天天用。
那條黃綠色的毯子，是二戰後處理的軍用物資，我們有的時候把它蓋在上邊，有的時候拿它墊在下麵，除了毯子的角上有那麽一塊印著US標記，誰還會注意它是從哪裏來的呢？每天中午我們都聽“林海雪原”，“紅旗譜”，也許我們用收音機的時間比爸爸還多。這個像鞋盒子大小的鐵皮匣子裏邊一亮，照在收音機的麵板上又溫暖又柔和，侯寶林和郭起儒的相聲，孫敬修老師的故事，還有“小喇叭”令人難忘的清脆號聲，成了我們幼時平靜的生活裏非常美好的回憶。
爸爸的收音機，在六八年底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突然成了一個罪證，有人揭發我家藏著發報機！
本來武鬥剛完，該下農村的插隊去了，該上學的也複課了，一切都象折騰累了該歇會兒的時候，發現了這麽一個玩藝兒，怎麽能不讓人激動呢？誰想得到我爸爸這麽一個平時清心寡欲，為人和和善善，除了一門心思讀書做學問別的什麽都不知道的人，原來有發報機！真是知人知麵不知心啊，估計，這個消息，曾經教不少人腎上腺素分泌過剩吧？
來抄家的那天晚上，氣氛特別不一樣，屋子裏翻得亂七八糟，可是卻安靜得出奇。所有人都悶著頭在那裏翻，平時見著麵得叫叔叔阿姨的，這會兒誰都不理我。爸爸的房間突然間大放光明。那間屋子白天都不怎麽亮，從陽台縮進來一大截，前邊有另一個樓擋著，日照的角度非常小。到了夜裏一盞十五瓦的燈泡隻夠照亮我爸爸坐的地方。
文革以後房子越調越小，屋裏除了床，就剩下一條走道，更顯得陰暗。反正那年頭我們都不讀書，外邊熱鬧，我們幾個孩子都愛在外邊呆著，回家就是吃飯睡覺。自從合住的人家搬進來以後，爸爸老愛關著門，連熱天都關著，好象關著門天下就太平了。現在禍從天降，一盞光禿禿沒帶燈罩的大燈泡吊在屋子中央，不知是我心裏的錯覺，還是什麽人特地為這個不尋常的時刻換了燈泡，看上去足足有一百瓦。
那時候大批判的語言是非常形象的，常聽說：將×××揪出來，將他的反革命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回我爸爸的亂七八糟東西，真的是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連二十年前媽媽寫給爸爸的信也抄出來了，要說不好意思，還有什麽比這個更不好意思的呢？話又說回來，那些抄家的人也很辛苦，找點東西哪那麽容易，把那些摞在一起的箱子一個個打開，比換季的時候搗騰衣服還累。翻桌子開抽屜也麻煩，寫滿了字的紙片，信件堆得到處都是，打都打不開。不要說外人，就是主人自己都害怕收拾，更何況這麽胡猜瞎琢磨。其實他們就想找那個聽說已經拆掉的收發報裝置，隻要一發現這個部件，特務的罪名就算坐實了。
我剛上初一，正是好奇心最重的時候。看到家裏出了事，又驚訝，又激動，急著要看個究竟。無奈屋裏屋外全是人，等了半天最後還是睡著了。他們怎麽離開的，我一點也不知道。搜出了什麽我也不清楚。究竟有沒有象“密電碼”那樣的東西？收音機他們是拿走了，因為很明顯，原來的那個地方已經空了，隻剩下塵土。
往後的幾個月裏，爸爸天天受審查。很多次看見他的單位裏有一男一女兩個年輕教師送他回家。也許安排每天送我爸爸回家，是擔心玩過了火，鬧出什麽意外吧？雖然沒有專政機關那些有震懾力的儀式，也沒有穿製服帶行頭的出現，天天讓人逼著寫交代材料的日子，一定很不好過。爸爸很少講話，看得出來他的心情並不好。老實說，比他倒黴的人有的是，起碼他每天還可以回家。但這並不等於說問題不夠嚴重，就在那一段時間裏，先後有許多人想不開而尋短見的，我們樓就有兩個教師跳樓自殺。樓後邊本來是我們經常玩的地方，玩踢鍋電報（捉迷藏），踩堡，闖關，熱鬧的時候能聚上幾十個小孩玩遊戲。現在死了人，誰也不敢去了，到處長著半人高的野草，揚樹林子裏麵小風一吹，就是在晴天，聽聲音也總象在下雨，陰森森的。據說過了一年還有一塊死者的腦漿幹在地上。
六九年特別冷清。
哥哥姐姐全插隊去了，一個在陝北，一個在內蒙。到了夏天，媽媽主動報名第一批去了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按她的估計，一家人不可能全不下鄉，呆在城裏，不如她先去幹校。雖然爸爸的審查已經結束，還不知道怎麽給他安排工作，如果家裏已經有人去幹校，也許他就可以留在北京。萬一全家都得走，她先適應一下外地鄉下的情況，將來也好有個接應，不至於鬧得措手不及。很快，爸爸就被下放到北京郊區的工廠勞動鍛煉，一周才回來一次。家裏幸虧還有老保姆留下來照看生活，雖然大家各奔東西，北京的這個家總算保住了。我開始一個人睡一間屋，奢侈地躺在爸爸的雙人床上，月光下物影分明，屋子裏靜得能聽見我自己的呼吸聲，因為擔心半夜起來解手而一遍一遍跑去上廁所，總是為搞不清哪一次才是睡前最後一泡尿而苦惱。
象大多數十來歲的孩子一樣，我希望成為社群裏受歡迎的一員。在我的生活中，家庭的重要性正在被社會所取代。我漸漸陷入了對現實世界的困惑之中。我的朋友圈子，開始超出同一片樓房居住區的範圍，認識了體育學院來的孩子，還有周圍農村的學生。我想受表揚，甚至還想加入紅衛兵組織。當時的紅衛兵已經完全不是文革中造反派組織的意思，實際上相當於過去少先隊共青團，是校方獎勵給聽話孩子的一種榮譽，隻是換了名字而已。連著兩批都沒有發展我，這本來也沒什麽可大驚小怪的。我愛講話，不專心聽講，尤其是勞動中從來沒有什麽突出的表現。
直到有一次，平時和我挺好的朋友突然告訴我，他們班的老師不讓他和我玩了，說我是一個特務的兒子。他要想加入紅衛兵，應該跟我劃清界線。我相信他講的全是真話，他家在體院，對清華的事不會太了解。看著他一付對不起我的樣子，一定事先沒想到我的反應會這麽劇烈，我的憤怒當然是衝著那個女老師，可是我一急起來，都不知道跟他說什麽了。好象我真的隱瞞了多大的事情不能告訴他似的，可是叫我怎麽說呢？我爸爸在美國留過學，我們家有一台難看的美國收音機？要是這麽簡單，那為什麽人家要說你爸是特務呢？有一次放學的路上，一起玩的孩子問我：哎，聽說你家有發報機呀？ⅹ你媽！我回罵道，你家才有發報機呢！他說，不就是問問嗎，別急啊。我怎能不急呢？突然間覺得有一個巨大的陰謀圍繞著我，我們家。我都快被吞沒了，可是還說不清楚它是什麽。
不管怎麽說，我也得找那老師講理去！小孩不懂就算了，她憑什麽說我爸是特務？老師講話總得負責任吧？是的，我爸是到美國留過學，但新中國一成立他不是就回來了嗎？要是他不愛國還回來幹嘛？你誣蔑好人，你別有用心！我心裏不停地醞釀著揭穿一場陰謀的鬥爭，血直朝腦袋上邊湧。說我爸是特務，你有證據嗎？工宣隊、軍代表、黨組織有結論嗎？有的話，你見過嗎？拿出來讓大家看看？拿不出來你就是造謠！你就不配當老師！連著好幾天我都在想怎麽找她說。平時我連在班上發個言還心跳半天，這事我就更沒把握了。萬一她不承認她說的話呢？這麽一想，腦袋都快爆炸了。
等到講話對質的機會來了，事情卻和我預想的全都不一樣。我看見她從教室外邊的走廊上過來，正好周圍沒什麽人，我衝到她麵前，狠狠地瞪著她，事先想好的那麽多話一句也上不來，憋了半天，我說：我爸不是特務！
那女老師居然不搭理我，別過身子就走了過去。
爸爸的審查一完，他就開始惦記他的那些老同學了。文革前沒有見他們有那麽多來往。他是屬於那種典型的書生，耐得住寂寞，能長久專注於他的課題，磨板凳的工夫一等。但經此一難，也坐不住了。受審期間被問及參加過什麽反動組織，爸爸說沒有，經過翻來覆去多少回合，總算想到了大學畢業時，班裏有一個自發的同學聯誼會，叫曄社，取日照清華之意。
盡管爸爸的記憶力奇好，無奈當年不曾積極參預，詩文詞曲也非所長，加之一生秉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每日被強迫回憶幾十年前往事，挖空心思，苦不堪言。原來外調人員從核工業部連培生先生處早已查獲一份曄社名單，對爸爸的折磨竟然是為了考驗他的態度。意外的收獲則是拜回憶和外調材料之賜，爸爸了解到很多老同學的下落。自西南聯大兵慌馬亂之際，匆匆一別，渺無音訊，如今思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王積濤先生與爸爸在聯大和美國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有兩度同窗之誼，他在美國時是中國同學會會長，雖然專業領域不同，但交情卻很不一般。他詩書畫無所不能，自幼上教會學校，英文極佳。王積濤待人平和，治學嚴謹，達觀爽朗，與世無爭，想不到亦遭人指控，被罩在一個更大的特務網之中，上了報紙，更是一夜成名。爸爸借著到天津出差的機會，跑去南開大學打聽老友王積濤的下落，在傳達室從門房那裏得知他還在隔離審查。想著爸爸悵然折返的情景，真是淒涼之至。
京津幾乎一望之遙，但小的時候從沒見他們來往，一般爸爸不找人到家來，更少去登門拜訪故舊，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者是君子不黨吧。這個時候他那麽想見朋友，一定是內心苦悶難忍。媽媽在幹校，哥哥姐姐在農村，我年歲尚幼不入他的眼，總不成有話跟我家保姆說吧？雖然我家的保姆識字懂禮，人很精明，尤其不乏生存的智慧，對我們家也盡心盡力。記得我嫂子第一次來我家玩，看見老保姆手裏拿著報紙，在讀《參考消息》，嚇了她一跳。
漸漸地，來家裏看爸爸的人多起來了。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總工程師勵成豪先生，是爸爸聯大同學裏來訪得比較早的。他說上學的時候和王積濤學自行車，結果王積濤控製不住，撞了一位穿旗袍的太太，沒想到此人是警察局長的姨太太。等到王積濤後來到我家，講了故事的下半截——原來，勵成豪說好了教他騎車，幫他扶著一路護駕，可是一闖禍，他溜得最快，一轉眼就跑沒影了。當時警察局把王積濤逮住了。爸爸說勵伯伯是跑去找校長揚石先，好把人保釋出來。
事情過去那麽多年，如今我爸爸過得挺好的，我也還算成長順利，而且我在美國生活居住的年頭，比起爸爸留學和訪問的時間加起來還長幾倍。回味往事自然多了幾分體會。我爸爸四十年代留美時的個人經濟狀況，不會象我們八十年代出國時那麽一貧如洗，卻也不會如富家子弟那樣揮霍，買軍用處理的收音機，無非是圖個價廉物美。
有趣的是我哥哥的嶽父王積濤先生，回國時也帶了一台同樣的美軍收音機，文革當中一樣成了指責他裏通外國充當帝國主義間諜特務的罪證。他們萬裏迢迢選兩件工業品帶回國，大概如同我們八十年代出國人員購買冰箱、彩電一樣，選價錢選品牌皆是一時之時尚，原因都是當時國內的工業產品、經濟水平以及商品供應尚不發達，至於日後惹出那麽多麻煩，則是他們始料未及的。現在很難想象，什麽人會指著你十幾年前買的電器產品，說你是間諜特務。
那位不讓她的學生和我玩的老師，後來還跟我在一個辦公室裏工作過。她其實挺善良的，除了比較愛嘮叨，也沒什麽心機。我總也想不明白，為什麽有的時候人的判斷力會這麽差？設身處地想一想，誰願意發展我爸當特務啊？他小的時候因為生病吃奎寧吃多了，造成嚴重的聽力障礙，耳背的厲害，說話要音量很大才聽得見。當特務起碼要耳聰目明，手腳靈便，我爸首先在體能上就不合格。他連騎自行車都不會，每天走路上下班，象他這樣隻會讀書做學問的人，很難想象他居然過著雙重生活，背地裏突然手腳麻利得很。
他在社交上很有節製，連身邊人的是是非非都搞不清楚，到哪兒去收集情報呢？他長期是黨外人士，等文件傳達到他的耳朵裏，大概已是無人不知了。他除了讀書做學問，基本上沒有剩餘的時間用來娛樂或者做什麽其他的事情，就連文革當中他也一直在讀書，很少中斷。單位裏的同事如果懷疑他私下裏幹了什麽別的，隻要把他讀的書和記的筆記全拿出來看看，就全明白了。不要說有點成果或者創見，光是把那些東西讀一遍，把公式推一推，這點時間沒準還不夠呢。如果批判他白專，還庶幾近之，特務？太離譜了。
等我年齡稍長，開始能理解五、六十年代參加工作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曆次政治運動的主要參與者。他們最重要的政治資本不是苦大仇深，而是年輕。從肅反，鎮反，思想改造，反右，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們從老一輩學者、學長一直鬥到“一二九”學潮起家的老革命，學校裏的人，都讓他們給得罪遍了。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上有恢複地位的老一輩學者，下有在社會各個角落裏憋了十年一湧而入的新學人，他們的存在讓老一輩人的惡夢揮之不去，讓新生一代莫名其妙。時代可以變，人卻變不了。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當年比誰積極，比誰革命，就如同現在比誰有錢，比誰官大。時尚可以變換，主義可以不同，為什麽非要置人於死地呢？其實哪一代人沒有理想？隻不過有的理想尚可用來激勵新一代人，有的卻注定要隨著特定的曆史環境的消逝而消失。可歎的，是何止虛擲了十年大好時光，更何止是浪費了一代人辛勤的忙碌啊！
最讓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爸爸那股讀書的勁頭。在他無罪扛枷、厄運當頭的年月裏，他還那麽起勁地讀書，似乎從來沒有動搖過。不要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與事實大違，那年代，讀書得不到獎勵不說，反而會招災惹禍。他卻一有機會就讀書。抗日戰爭中有一句很有名的政治動員語：偌大的華北平原，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可是到了文革運動激烈的時候，不要說華北平原，整個中國，怕是也放不下這張書桌。爸爸對讀書的偏執近乎宗教信仰，他從工廠回到家，就趴在桌子上寫。有趣的是，他就寫在那種牛皮紙封麵上印著紅字“工作日記”的小本子上，有很長時間，我都以為他寫的是思想匯報或者勞動鍛煉心得。他偶爾拉拉計算尺，用三角板很工整地寫一些計算公式，這麽陸陸續續記了有十幾本。文革以後他出版了新書《工程傳熱傳質學》上冊，原來那些“工作日記”，是他為書稿預備的素材。一個人勤奮固然好，如果不僅有勤奮的良好習慣，並且有明確的方向，那就需要一點信念了。在大家都不朝這個方向努力的時候，沒有一點“信”，怎麽可能持久呢？
有一次我問爸爸，這些政治運動，哪一次最痛苦？他說，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一定要我和爺爺劃清界線，批判他，說他是地主剝削階級，人都死了，還說他幹嘛？說爺爺壞，我說不出口。我問他有沒有想過自殺，他說想過，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他說再逼我，也就這麽多可說的，總不能瞎編吧？把我逼急了，不如就象陳祖東那樣，走了算了。陳伯伯是我們的老鄰居，六八年秋天清隊運動才開始不久，就在圓明園上吊自殺了。
小時候，陳伯伯見我拿著一把木製玩具寶劍，興致衝衝樓上樓下跑得歡，就問我願不願意跟他演戲？
我問什麽戲？他說京戲。京戲我不會，他說不會沒關係，我教你。以前隻知道陳伯伯會打太極拳，家裏有真的寶劍，沒想到他還會唱戲！我當時滿腦子想的全是穿高腳靴，紮靠戴盔，背幾麵小旗會耍花槍的武生。此後我就一直追著陳伯伯學戲，最後他帶我排了一折《三娘教子》，他演老家人薛保，我演頑童倚哥。
我們化裝演出了兩場，一場為我們單元裏樓上樓下的鄰居，另一場是過年的時候給他的親戚朋友。不知道陳伯伯後來以生命拒絕揭發交代的人，是不是就坐在這群人裏。一個非常和善的老人，想不到竟這麽剛烈。如今能有幾個清華大學的教授，有耐心和鄰居的孩子一同唱戲，並有雅興在自家客廳辦堂會呢？最難忘的，是陳伯伯那綿綿不絕的長腔和沙啞蒼涼的嗓音。
一個人信什麽不是強迫出來的，政治學習，思想改造的形式不能說沒有效果，但它對人的傷害卻是有目共睹的。爸爸相信做學問是要老老實實地做，他的老師是這樣做的，世界上其他同道也是這麽做的。他信爺爺奶奶是好人，他信的都是值得信的。媽媽去世十多年了，每天早晨爸爸都燃一柱香，上一杯茶在媽媽的像前，因為他心存感激。
過去經常講努力改造世界觀，因為大家都這麽講，所以也沒加思索就跟著講，其實連世界都不許你見到，觀點更是沒有，怎麽改造？如今我已過知命之年，仍然不敢妄稱對這個世界有了多少觀點。小時候在工廠和農村勞動，幹累了說腰疼，馬上會遭到喝斥：你才多大點兒，七十二歲才長腰眼兒，你敢說腰疼？小孩子沒腰！也許是讓小時候的教育給攪的，現在如果征求我關於任何事情的意見，我的反映都特別慢，經常顧左右而言它。雖然心裏也明白，我的一點破看法值不當去千錘百煉，用不著象外交家那麽圓滑，我的看法除了我自己，誰也代表不了。
在一個以改造思想維係的社會裏，尋找絕對的道德至高點，成了人們不斷追求而又達不到的可怕運動，將人墜入深深的失望與不信之中。一波一波的政治運動並沒有淨化我們的靈魂，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也沒能把每一個人都變成哲學家，無止境地拷問每一個人的動機耗盡了我們的能量，讓我們沉浸在末日的恐慌之中不能自拔。
歲月枯榮不再展示生命的喜悅，日月星辰卻被賦予了醜惡的政治含義，山河喪失了應有的莊嚴，草木風景不再有情有義，難道這是現代化的必然代價嗎？善良的願望與醜惡的現實動搖了我對人的信任，破壞了我對國家社會的寄托。為了防止上當，也為了適應嚴厲的生長環境，我們變得目光短淺，缺少耐心。連我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麽在和平的年代，我們一個個要活得如此膽戰心驚？
九十年代初我完成了在美國的學業，也找到了一份說得過去的工作，但爸爸卻希望我回國去發展。
所有的親戚朋友都覺得他是想兒子和孫子想糊塗了。
我爸還感慨道：我們過去留學、選專業，都是想中國缺什麽？國家需要哪方麵的技術和人才？
現在的人，都想自己喜歡什麽，哪一行出來好掙大錢，時代真是不一樣了。
難道他就不怕我們出一家子特務嗎？不，他不怕，因為他相信，隻有國家富強我們個人才能過得好。
要說爸爸一肚子學問盡是洋貨一點不假，但他的操守，卻是地地道道傳統中國文人的，
他們一代的堅定與我們一輩的多變，恰成對比。
前些天我打電話給哥哥，問他：爸爸那台美軍電子管收音機呢？
他說早扔了。
我說：呦！怎麽扔了，那是文物！
一稿於無外廬，二OO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