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舉證S的過程似乎像我過去跑過的馬拉鬆，異常漫長、也充滿艱難，但我不想放棄。
放眼望去，除了低頭寫字的學生們，還有桌上堆滿的空咖啡罐。這是一門績點分數不算高的學科，但對於我眼前的北大學生們來說，考試季中的任何一門學科，都是無比重要的。
2020年由於疫情關係，我所帶班級的考試，全部都在返校後進行，本該8月份完成的考試季，由於返校的一再推遲被迫從8月底才陸續開始。這是考試季的倒數第二門考試，再堅持幾天，長達兩個月的考試季就要結束了。
考試季的疲憊寫在了考場上時不時傳來的哈欠聲裏，作為監考官的我踱步走在考場過道上。開考後約半小時，學生S舉手示意想要上廁所，他坐在考場中間的倒數第三排，開考後他時不時地停下筆頭，看起來卷子有些難。
看著學生S揚起的胳膊，我走過去，心裏遲疑了一下，畢竟開考前他剛去過廁所。
過了10分鍾，仍未見S回到座位，我走向男廁的門口，S匆忙走了出來，我看著S走回課桌，書寫速度明顯加快，我感覺有些不對勁，隨後進入到了男廁蹲位。一個黑色的書包赫然掛在廁所內掛鉤上，我深吸了一口氣，戰戰兢兢地打開書包拉鏈。課本、考試複習資料、顯示有著S姓名的臨床實習記錄本塞在了書包裏。
“我終於抓到了”，我興奮地拎著書包出了廁所，告知另一名監考老師剛才的經曆。監考同事示意我不要驚擾考試，她繼續監考。
就當我信心滿滿地以為抓到S作弊的證據之時，北大教務的老師告訴我，由於我並沒有親眼見證S在廁所內翻看考試相關資料，所以我的證據不足，不能以此作為S的舞弊證據。
眼前已經被我拿出廁所蹲位的黑色書包隻能就此複位，考試時間到，S若無其事地離開了考場，第一時間走向廁所，取回了他的書包。
我所在的單位是北京大學的一所臨床教學醫院，按照北大的相關安排，S所在的專業在大三到大四期間，需要在我院進行為期一年左右的臨床課程學習。2019年開始，我被安排接手我院的醫學教育工作，也成了北大醫學部的一名本科班主任。除了負責近90名學生的日常生活，還要負責他們的一切考試、學習安排。
進入考試季後不久，我就接到了兩起學生舉報，舉報內容為，S在考試期間偷看他人的考試試卷；不久後我再次接到舉報，舉報內容為，S在考卷閱卷過程中篡改了自己的考試答案。
對於這些舉報內容，我並無多少懷疑，因為就在進入考試季後不久，我意外接到了領導的一條詢問短信，大意是S正在麵試海外一所名校的研究生，但有一門考試的分數不夠學校績點，詢問是否可能改動S的考試成績。
“這個分數不可能改動，他的成績距離他需要的績點分數太遠了，何況成績我早就給了學校”，我幾乎是有些發怒地對領導說。那種事情讓人很憤懣，“就算是院長的兒子，我也不可能這麽去改動成績，這怎麽對得起那些徹夜不歸睡在教室複習的學生們？”我扭頭對同事說。
第一次對S產生印象，是我前往北大醫學部交接學生情況。“S，嗯，慢慢接觸你就會懂的，一個比較難相處，很自我的學生。”學院老師們臉上一言難盡的表情，讓我至今印象深刻。
開學後，我和班上每個同學進行視頻談話，S全程幾乎不和我對視，期間還拒絕我的幾次提問，他似乎迫切想要結束談話，有一搭沒一搭地回答我的問題。那種讓我覺得絲毫沒有得到尊重的感覺，甚至讓我有些害怕起來。而那一次對話也讓我開始明白學院老師們的評價。
自從第一次取證失敗，坦言我有些想要放棄，畢竟我手握的證據，我認為足以將S定位作弊，書包是S的，裏麵也是S的相關書籍，“作為一個女老師，怎麽可能入男廁所啊”，想到北大教務因為我未親眼目擊S翻看考試資料而認為證據不足時，這個理由讓我有些難以接受。
事後，我將此事告知了我的領導A與領導B，領導A聽後有些驚訝，他似乎從沒想過S會是這樣一名學生，“小心一點，S父母在我們單位有不少人脈關係”。“背後有人那又怎麽樣呢，已經不是第一次考試作弊了，我就是無法容忍”，我內心嘀咕。而領導B作為我的直係領導，他表示支持我再次取證，但一定要謹慎行事。
從考試季開始，我幾乎每天傍晚下班都要去學生們的複習教室走一圈，學委告訴我，不少學生開始通宵複習不回宿舍了。其他人告訴我，S差不多晚上10點多就會返回宿舍，第二天一早來到教室翻看大家辛苦整理的考試筆記。
“不能放棄，S的行為是對那些辛苦複習的同學們的極大不公平”。我告訴我自己。學生們徹夜複習的畫麵像是一個打氣筒，將我內心那個已經快要癟掉的氣球一點一點地鼓起來。
作為班主任，我需要定期向S所在的學院老師匯報班級的異常情況。對方說：“我們全力支持您取證，不過S比較固執，別讓同學們與他起衝突，小心大家受傷，還是多先教育教育”。
在我屢次強調考試紀律，S仍然鋌而走險；想到S修改考試成績的行為是在他的家長的助力下時，我並不認為對於他，可以通過我那些簡單的說教而實現教育的目的。比起對他進行教育，我認為隻有進行一定的處分，才可能維護班級其它80多名同學的公平。何況是在北大這樣的高校，學術端正更應該是業內的標杆。
他說：“班上在每次獎學金評定時，其實一般同學，大家在互相評價時都不怎麽扣分，但是對S，不論如何也要給他扣掉一些。”
在第一次取證後的近一周裏，我找了不下十名同學談話，了解S平日的情況：“偷拿老師的科研成果”、“小組討論竊取他人成果”等。
班上陸續有幾名同學告訴我，S在過去的小組討論中曾偷用其他小組成員的成果，並表態很支持我找到證據將S交給校方。自從第一次我信心十足地取證但仍失敗後，我其實一直不確定我是否一定可以找到S作弊的證據。試圖舉證S的過程似乎像我過去跑過的馬拉鬆，異常漫長、也充滿艱難，但是我仍然不想放棄，除了我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同學告訴我，S的“罪證”不止如此，而且過去學院曾想對他進行處理，但是幾乎沒有辦法。
上一次考試後便是N學科的考試，這是本學期考試季的最後一門考試，也意味著，這幾乎是最後一次能抓住S的作弊證據的機會。
醫學的考試，記憶內容頗多，自從難度最大的內科學拉開了劃重點的序幕後，幾乎每門考試，班委總會從我這裏打探一些考試重點。
而在考試的前兩日，學生W跑來告訴我，建議我不要再給大家劃重點了，他說，不劃重點，考試難度必然增大，那麽S作弊的機會也就越大，越能夠露出馬腳， “雖然我很想要考試重點，但比起考試，我覺得抓住S更重要。”
一向有些嬉皮笑臉的W，似乎從沒這麽嚴肅過。我思考了些許，最終還是拒絕了晚上9點還蹲在辦公室門外找我問考試重點的班委們。
那段日子，我每天都很忐忑。“老師，如果實在不行，我們就寫聯名信，不就是怕S背後有家庭撐腰受到報複嗎，集體聯名，寫到北大BBS論壇上去，投給校長信箱，他總不能把我們所有班級同學都報複一遍吧”。W對我說。
很難想象，S和W成長在同一個班級，他們所在的專業在我們醫院進行臨床實習了24年，上一次聯名信行動的發起，還是在大約20年前。
接觸他們的這幾年，我很欣賞北大學生身上的“自我意識”，總讓人相信有人性自我崛起的一麵，我想這是生而為北大人，該有的樣子。
比起可能上北大BBS十大的輿論新聞，我更期待客觀的證據，我不願意解決S的問題隻能采用輿論這最後一條途徑。為了更加謹慎，我專門谘詢了律師朋友，我們的監控隻可在公共區域，也就是教室進行。而年初，為了教室安全性等考慮，醫院特意在教室前後裝了監控攝像頭。考慮到大家的自覺性，那些攝像頭一直用得不多，為了獲得最佳證據，我將希望全部押在了教室內的監控上，給工程師致電了解監控設備使用，自費購買開通實時遠程查看服務，考察監控環境，解決監控死角。
我不知道S是否一定會露出馬腳，但我希望自己作為一名班主任，可以盡力而為。
我對那天的印象很深，因為那天是我的生日。除了努力，我還祈禱多一絲運氣，如果可以拿到證據，我想沒有比這更好的生日禮物了。
那天上午8點半，N學科開考。我像往常一樣提前10分鍾到達考場，強調了考試紀律。我觀察到S像往常一樣坐在中間的倒數第三排。
為了認真監考，我像對待高考考場一樣，全程沒有一絲分神。S除了偶爾看看後排的鍾表，一直低著頭。表麵上看，他似乎沒什麽異常。我腦補過很多種可能的舞弊場景，去廁所翻看夾帶，在衣服中的小抄，掏手機查看複習資料，這一切預計中的舞弊行為都沒有發生。
眼看考試接近尾聲，取證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為了不放過任何一個S的異常動作，我最後一直站在最後一排，緊緊盯著他。
時間到，S交卷，歸位，一切都很正常，突然，S拿起手上的口罩，左右環顧了一周，確認沒人，快速用手指拿著口罩擦拭著桌麵。
我走向在場的另外一位監考老師X，她與我一起走到S的考試課桌，作為授課教師，她親口告訴我，雖然字跡被擦拭模糊，但仍可以辨認，那就是N學科考試的相關內容。我快速打開手機查看監控錄像，S拿著口罩擦拭桌麵字跡的關鍵畫麵被全程記錄下來，而且開考前的一小時，監控記錄了S在桌麵抄小抄的過程。
從考場回辦公室，我將此事告知了其他同事，“咱們學院有處分過學生嗎”，我問同事Y，“沒有過，北大的同學考試一向很自覺，真是沒想到”，Y唏噓不已。“一個學生，算了唄，幹嘛那麽計較”，同事M說。“這已經是三番五次被舉報，而且還一直舞弊，這件事情真的是太過分了，我無法坐視不管”，我反駁道。
當日，我將此事如實告知我的兩位主管領導，領導B提醒我，讓我趕緊聯係另外一個監考教師X，找她簽署一份字跡確認書，同時讓我拷貝監控視頻，做好資料整理讓其過目。
我也第一時間告知了S所在的學院，校方一直詢問我是否整理好了材料。為了更嚴謹，我再次確認所有的文字材料說明以及監控材料。
領導B囑咐我，既然我踏出了這一步，就要想好後果，很多年前，他曾因為醫療官司去過法院，那是一個冗長而煩人的過程。他說，按照S的行為，整個事情一定不會簡單地收場，S的母親是北京的一所高校教師，父親是一家圖書出版公司的總編輯，S高中畢業於北京的市重點，這種高知家庭是難以接受這種利益損害的，他一再叮囑我，要做好心理準備。
郵件附件上傳結束，我按下發送鍵，“一切評判就交給學校吧”，我長歎了一口氣。
事件發生大約一周後，S所在的學院告訴我，他們已經在跟進此事，並且特意通知我，在處分下達之前，需要找S進行一次談話。
談話的前一天，我告知S在教學樓等我，當日上午9點，北大相關學院的主管同事帶著電腦進入我們的談話會議室。談話時間到，我招呼S進入教學樓，S從另外一個教室出來，手裏拿著一箱牛奶，他似乎是打算找我私聊一些事情。
他還是像往常一樣，看到我也沒抬頭，揮手說了一聲“嗨”，然後往前走。當S見到會議室內等候的兩位學院老師時，似乎有些驚訝。
該如何開始這個談話呢，畢竟我從來沒有進行過處分前的談話，直接坦言自己的證據，還是如何目擊了現場，還是……我內心焦躁不已。
“S，N學科考試是哪天進行的，你還記得嗎？”正在我思考如何開始，S學院的主管同事D不慌不忙地開口問到，一邊在電腦上記錄。
我們隨後談到考試現場發現的字跡，S表示是自己考前塗寫，考後試圖擦拭而沒有擦拭幹淨。對於S的回答，我並不意外。另外一位在場的同事Z拿著北大學生管理手冊，開始強調考試作弊處分。S之後不斷重複桌麵字跡是自己考前練習時塗寫，考試後為了避免監考老師懷疑作弊，所以沒有告知我們桌麵的字跡現象。
談話進行了不到半小時，S表示自己勢單力薄，需要尋找家長幫忙，就急急忙忙地拿著手機走出會議室給父母打電話。之後他告訴我們，父母馬上趕到醫院，並且表示自己早晨還沒有吃飯，要去購買早餐，需要暫停談話。
S的父親，頭發有一些發白，筆直的腰杆，立領的大衣，眉頭一直皺著，看起來是位領導。S母親的裝扮相對樸素一些，話語不算強硬，談話間他們一直強調S在家也喜歡在桌麵塗塗畫畫，S其實一直很努力，我們有些誤解了S。
而在S父母趕到後，S要求我們的談話錄音重新進行錄製，雖然我們一再強調錄音是為了方便記錄並不作為斷定作弊的客觀證據。重啟錄音後，他多次表示自己拿過北大挑戰杯特等獎，一等獎學金等個人榮譽，S說話時，多次遭到他父親打斷，他示意S不要再繼續說了，皺著眉頭的他似乎在尋找解決辦法說服我們幾位。
這是舉證事件發生後，我們第一次，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場與S進行的談話。
在那之後，北大表示他們會繼續跟進這件事，S的學院偶爾會打聽一些S在醫院的實習表現，以及告知我一些大致進展。我從一些途徑聽說，S在事後給學院院長等寫了不少信，說自己錯了，為自己辯駁的同時也是在尋求同情。
S的事件還在持續調查中，當我告知我的父母，我已經舉證了S的舞弊事實時，母親說，如果學校問我的處罰態度，她勸我去對學校建議，做簡單處理；父親則強調，S背後有家庭關係背景，不要做得罪人的事，避免引火上身。
我的先生在知曉此事後，一直很堅定地支持我合法取證，讓S的處分下達，他認為家庭的背後權力不能成為他猖狂的理由。我告訴我的大學導師我麵對的處境，他說：“人都有各自利益判斷，不用在意，堅持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聽到大學老師的這句話，我似乎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之後，我拒絕了父母的建議，想到那些為了考試徹夜通宵的學生，以及S的“劣跡”，我不願意讓我的學生們衝在前麵。如果我不做些什麽，我發現自己無法麵對內心的良知。
2021年1月初，S所在的班級就要離開我們醫院，返回北大醫學部了。他們離開的前一日，北大校方告訴我，S的處分書下達了。
雖然S一再不願意接受，最後還是在領取處分書上簽了字。
北京那陣子已經進入寒冬，聽到這個消息的我特別開心，嘎吱嘎吱踩著路麵的小碎冰，一路小跑，掏出手機，致電了我的領導B，電話這頭我興奮地說，“北大終於下處分了”。
就在處分下達後不久，S所在的班級已經全部結束了在我院學習的課程，離開了我院。
在他們離院後不到一周，N學科考試的另外一位監考老師X告訴我，S穿著白大衣，利用手中還未消磁的門禁卡，來到病房找到她，要求她寫下當日桌麵考試字跡與考試內容無關的確認書，而且聲稱北大已放棄追究他的舞弊處分，同時提到整個事件是我在違規處理。
同事X還告訴我，S連續來到病房找了她兩次，每次來都是拿著手機錄音與錄像，他似乎在尋找申訴的突破口，但她已經明確拒絕了S的不合理要求，並且坦言，如果寫下當日桌麵字跡與考試內容無關，簡直就是打自己的臉。
過了幾日，北大校方通知我，S已經向北大申訴委員會提交了他的申訴材料，開篇提到了考試當日是在我的強硬態度下，監考老師X才簽下的考場記錄。他直接將矛頭指向了我。
我坐在電腦前，滑動鼠標，整整12頁的辯駁，完全出自律師之手，“態度強硬，監考老師被迫簽下考場記錄”“刻意向校方隱瞞實情”“假借公權”“以欺詐的不正當手段，獲取證據材料”，這些控訴我的字眼銳利，像是一把把刀子割在我心上。我一陣陣哆嗦，看著那些控訴字眼，我害怕得眼淚在眼眶打轉，“你要堅強，不能退縮，你要勇敢”，我一直在心裏默念。
後來，北大校方正式通知我，我需要前往北大的新太陽學生中心，參加S的申訴會。
擔任北大班主任的兩年，我前往北大參加過不少會議，但我從未如此緊張、忐忑過。“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他一定會想辦法進行申辯的，而且會對你進行人身攻擊，但你不要害怕，證據都是完整、客觀的”，領導B安慰我。
其實，在S事件發生後，醫院的同事、北大同行、家人都提醒過我，要保護好自己，小心報複。為了防止申訴會前可能遇到的意外，我將所有的證據全部采用電子傳送方式給相關部門留存了一份備份，並且麵對申訴控訴點，再次撰寫了數千字的事實陳述材料，防止意外發生時，我不能到達現場進行材料陳述與提供。
S所在學院的同事也告訴我，十年前，曾經因為一名學生的退學事件，最後上訴到了法院，如果S堅持上訴，這可能是最壞的打算。
聽證會這天，我提前到達會議候場區，校方告訴我說，看到申訴材料中對我的指責，本不想讓我出席，擔心我的個人安全。
我說我應當出席，因為我是第一當事人。當天還有其他聽證會議，S事件的聽證議題安排在第二個，等待了一個多小時後，工作人員告訴我，我們可以進入會場進行事實陳述了。
會場內坐滿了各方教師及學生代表，作為S事件的第一當事人，我陳述了我在我們醫院處經曆過的一切，看著申訴材料上並不真實的字跡確認材料，以及S聲稱考試桌麵的字跡是其寫下的聖經內容時，我發現我沒有那麽緊張了。
聽證會進行得很快，陳述完後，委員會對我的證據沒有提出疑問，大家提了一些細節問題，我按照手裏的客觀材料也如實做了回答。
走出北大新太陽學生中心已近中午，我如釋重負，看著眼前穿梭不息的學生們和頭頂的太陽，我覺得北大校園從沒如此明媚過。S學院的同事告訴我，如果申訴駁回，S可以繼續申訴，下一步可以到達北京市教委，最後是法院。
我掏出手機，給先生打了電話，“結束了，我們這一次應該是贏了”，那一刻，我有些想哭，想著跨越重重困難進行舉證，從接到申訴材料到舉辦聽證會，我幾乎每一天都很忐忑和害怕，特別是我腦海中浮現那些指責我的字眼。
我知道S可能會繼續上訴，但我告訴自己，堅持最初的那份信仰，做好配合學校進行下一步工作的準備，不論整個過程多漫長，自始至終，我不後悔按下那封舉報郵件的發送鍵。
撰文 | 晴梓
編輯 | 蒲末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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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一頓熱騰騰的年夜飯，嗑瓜子、喝點小酒、聊一聊家常。而2020年的春節，無疑是難忘的一次。
對於生活在武漢的人們來說，2020年的春節，有太多遺憾和悲痛，一想起就濕了眼眶。
一年過去了，今年的春節，編輯部采訪了5位身在武漢的人，和他們聊了聊這一年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以及他們為除夕準備的年夜飯。
王選成，36歲，餐飲公司運營人
去年1月，他兩次出入華南海鮮市場，也在那之後從武漢飛往青島談過商務合作。
後來的一天，山東警方的通告顯示他在飛機上的正前排乘客感染了，而王選成也曾出現過類似新冠肺炎的症狀，但在潛江老家的他，通過自我隔離竟然神奇自愈了。
2020年3月13日，湖北潛江市首先宣布解封，一直在家隔離的王選成才走出家門。這次疫情對湖北各地的產業重創極大，特別是潛江的小龍蝦養殖業。王選成的公司也損失慘重，他開始走訪商戶、農戶，為銷路每天奔走。
4月8日，武漢一解封，王選成就來到了武漢，組織了好多次活動，都是為潛江小龍蝦帶貨，終於解決了潛江小龍蝦的輸出問題。
2020年秋，吃小龍蝦的旺季結束後，王選成又去跑到福建與合夥人一起做項目。
國慶節時，他接了妻子女兒還有媽媽去福建玩了一周，一家人在海邊看月亮過中秋。
2021年1月27日，他從福建開車回老家潛江，帶著福建的特產回家過春節，車經過武漢時，他還是有些失神。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這樣幸運，武漢這一年，失去了太多。
前幾天，王選成的一個兄弟因白血病去世，故而今年他們家的年飯一切從簡，雖然簡單，但肯定少不了潛江傳統的“魚糕”和“二回頭”。
前幾天，王選成還特意給省外的朋友寄送了一些小龍蝦，為他們的年夜飯加道菜。
朋友很是感謝，畢竟年夜飯之時吃到紅彤彤的小龍蝦，那也算是快意人生。
栗栗姐，80後，家庭主婦
在家中，栗栗姐負責操持一家人的生活，特別是將一個冰櫃、一個對開門冰箱塞得滿滿的，這個經常被家人嫌棄的習慣，卻成了疫情期間救命的關鍵。去年的年夜飯，栗栗姐做了六菜一湯，排骨藕湯、炸圓子、香腸拚盤、鹵牛腱子肉、炒西蘭花與燒羅氏蝦，一大桌子菜，色香味俱全，刷爆了物資匱乏的朋友圈。
武漢封城期間，為栗栗姐每天宅家曬美食，也贏得了不少粉絲。她在家兼職做產品測評達，平常就是試吃、試用、推薦，順帶賣貨。
武漢解封後，不少人找栗栗姐下了三鮮豆皮、麵窩等武漢小吃的訂單，有的人甚至說想到栗栗姐的家中把她朋友圈裏的美食全部吃一遍，這令栗栗姐哭笑不得。大家都太熱情了。
因為疫情衝擊，栗栗姐做的產品測評、線上售賣業務一度受到嚴重的影響，幸運的是，隨著封城結束，渠道的拓寬，訂單量迅速上升，她感到不少顧客在“報複性消費”。結果，全年下來，栗栗姐的業績反而比2019年還要好。
考慮到去年的年夜飯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今年的栗栗姐打算大幹一場。
按往年慣例，首先確定年夜飯菜單，然後采購食材：鹵味拚盤、法式烤羊小排、清蒸多寶魚、越南春卷（或薺菜春卷）、燒辣椒拌皮蛋、海參雞蛋羹、臘味合蒸（香腸、臘魚）、芝士焗大蝦、韭菜花炒扇貝肉丁、毛血旺（或芥末蝦球）、土雞湯（或魚丸、魚糕）。
郭曉亮，70後，電視台職員
去年春節，郭曉亮本來準備帶家人去新加坡過年。飛機票定在年底，結果遭遇疫情爆發。
郭曉亮的愛人是一名急診科護士長，她就在距離華南海鮮市場最近的那家醫院上班。
妻子從白天接班，忙到夜裏八九點，甚至十點，她要做好隔離、防護、排班、消毒等多項工作，而郭曉亮就負責每天給她送餐。
在各地醫護人員的辛苦支援下，武漢的醫院終於挺過了難關。事後郭曉亮的愛人總是感慨萬千，“每位病人，每位醫護人員，每位為疫情而戰的人不是一個數字，是每個家庭。”
武漢解封後，他們先是帶孩子去理發，初二的孩子，理完後彷佛換了一個人。然後，他們搬到了新家——位於華南海鮮市場旁邊的小區。
在新家，郭曉亮時常會看著已封閉的華南海鮮市場，安靜默然，有種說不出的感覺。
出於愛好，郭曉亮業餘專心於老武漢照片、物件等的文史收藏，這也是一種記錄；其餘時間，他都是在家裏陪著兒子備戰中考。
今年春節，郭曉亮的學生本來邀請他們一家去海南過節，但考慮到疫情仍然嚴峻，國家又號召大家原地過節，慎重起見，他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跟妻兒留在武漢過年。
郭曉亮準備好今年的年夜飯，家裏的冰箱裏被他塞滿了豬肉、牛肉、雞子、藕夾和圓子。
郭曉亮覺得，隻要能過著正常生活，平安健康，那每天都會像是過年；隻是祈願瘟疫不再來，即使來襲也不要像去年那樣，那樣黑暗的經曆，他不願意再和妻兒承受第二次。
趙仕誠，70後，漢口一名普通警察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趙仕誠所在的派出所轄區的主要路口開始封閉，隻留下六個出口，由民警和城管隊員值守。考慮到看守卡點需要跟不少人接觸，本著對家人負責的理念，趙仕誠沒回過家，跟同事們住在宿舍裏。
直到4月底，隨著社區卡點的全麵拆除，趙仕誠才恢複正常生活，回到家中跟妻兒團聚。
今年，因為值班較多，並落實“就地過節”的指示，他和家人都留在武漢過節。趙仕誠經曆了去年那一遭，覺得兒子對安逸豐富的生活還挑三揀四，於是在一次戶外親子課堂上，他打算鍛煉一下上二年級的兒子，帶他去徒步。
小年這天，趙仕誠拉著兒子拍了個視頻，向他的周老師問好，兒子乖乖認真問好。隨後，他們在家門口買了六個饅頭和一些榨菜當作幹糧，先一起去漢口最大的城中村華安裏感受一下，兒子驚訝地發現，原來繁華城中還有農村，原來光亮下的城市中也有破落角落。
徒步到漢口火車站時，他指著來往的人對兒子說 ，“為了生活，大家都在四處奔波。”
徒步之旅很快結束了，一向嚴肅的趙仕誠也不確定兒子學會了多少，隻是看著一天28000步的記錄，父子倆的臉上都有一些自豪。
在循禮門，兒子看到一件樂高拚的軍艦，想要，趙仕誠拒絕，“家裏還有，我給你買其他的！”不過，他還是給兒子挑了件其他玩具。
每年的除夕夜，派出所民警都要到單位全勤值守。今年，趙仕誠又是全天通勤。說到年夜飯，他準備做一下羊肉火鍋、魚頭火鍋，再準備點燙菜就好，吃完就要去單位值勤。
楊元銀，70後，餐飲老板
去年春節因為疫情爆發，很多客人退掉年夜飯，他的餐館也無法開門營業，損失不小。
2020年2月14日到3月3日，他不顧家人反對，前往雷神山做義工，職責是為醫務人員、患者、施工掃尾人員做工作餐。當時，團隊一共有兩百多人，都是自願加班加點，高峰時一天做一萬多份工作餐。在雷神山醫院，他們的收入很高，一天就有兩千塊。後來，很多人都捐了出去，楊元銀也把全部款項都捐了出來。
武漢解封後，楊元銀一邊經營著堂食，一邊自己開車去送外賣，跑遍了武漢三鎮，用他的話說，是開展花樣自救。“荒年餓不死手藝人，這是我父親打小告訴我的。”後來，他的餐館不僅超過了去年同期水平，還開了一家新店。
2021年1月17日，楊元銀作為廚師顧問，前往北京，參加了湖北衛視春晚《團年飯》的錄製。節目是在北京小海子影視園錄製的，同台展示的魯菜、川菜、京菜等名廚大師給他留下了深刻的深刻，“他們很敬業，有天嘉賓們錄製到淩晨近四點，等回到賓館已是很晚。第二天拍攝安排在八點，而他們早上七點鍾就到了集合。這說明，越是優秀的人越努力”。
在拍攝現場，攝製組的導演特意跟主持人楊瀾介紹：“這位是湖北武漢的大廚。”
這次北京之行，他很高興，1月22日，回到武漢後，楊元銀繼續投入到餐飲的經營中。
前幾天，楊銀元用毛筆手寫春聯、大福字，掛在餐廳，街道上也終於有了過年的氣氛。
今年的除夕來之不易。二十八的晚上，他給妻兒和79歲的母親做了一頓飯，這樣在台上和台下，家人都可以看到他忙碌瀟灑的身影。
說到這裏，他有些自責：“我父親是抗美援朝戰士，去世得早，母親年事已高，老婆不僅要看店還要回家帶孩子，我陪他們的時間太少了，一家人過年吃幾頓好的，是我的心願。”
撰文 | 舒懷
策劃 | 李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