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長久的平靜，並非生活的全貌。2020，對於很多人而言，或許都是一種“意料之外的生活”。從疫情到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從行業震蕩到個人學業或職業選擇；從教育方式到情感狀態……這一年，各種猝不及防的衝擊，一個接著一個向我們湧來，往往隻在一瞬間，我們的人生就會因此轉變。禍福相依輪轉，誰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來的意外和變故，終究會指向何方。身處其中，我們該如何自處？又該何去何從？至此，我們在近百篇來稿中精選了6篇「2020，意料之外」，從今天起與大家共享。希望我們曾迎麵遇上的每一個“意料之外”，生活都會回報一個“情理之中”的答案，讓我們保持著一顆安寧的心，整理行裝、繼續向前。
“你們隻是一群活在過去的人，根本不配有錢。”
哲哥的一句話，讓聚在茶館裏大呼小叫的湊在一起打麻將的哥幾個瞬間安靜了下來，所有人都把臉轉向了這個膽敢在關公麵前耍大刀的家夥——眼前這幾位在茶館裏用罐頭瓶子泡茶湊在一起打麻將的人，都是曾經身家數千萬的老板。
但他說的話似乎也沒有太大的毛病，正如茶館樓下停車場裏停著的那幾台身價百萬級別、如今卻布滿了灰塵的豪車一樣，曾經的那些財富，都已經是過去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讓太多的人破產，現出了原形。
而在說這句話時，哲哥已經在東山再起的路上。
1
在2020年初的疫情之前，我就已經破產到了爪幹毛淨。拿著一個哥們支援的8000塊錢，我買了輛N手的破金杯麵包車，自力更生一番收拾後，湊了500塊交了“K狗”的注冊費，卻發現跑在大街上的各種網約小貨車比實際用車的人都多。
2020年疫情緩解後，在一個經常一起“蹲坑”的司機的引薦下，我開始了為一家著名的共享單車公司回收故障車的工作。這工作類似於拿著張探寶圖滿世界的去尋寶，找到的“寶貝”按照種類不同，報酬從8塊到15塊不等——當然，這工作還有個好處，就是完全自由，心情不美麗時就可以不出車。我的破金杯一次能塞進去16輛共享單車，一天拉一車共享單車去庫房，再捎帶著從“K狗”上接點偶爾砸到自己腦袋上的單子，至少也讓我實現了“生活自理”。
事實證明，回收共享單車對司機們來說還是個坑，否則也輪不上我這種倒黴蛋去分一杯羹。這工作最讓人惱火的是，有時明明手機軟件上顯示附近有輛故障單車，可當我急三火四地拍馬趕到時，那輛故障車很大概率會被某個不開眼的家夥直接給騎走了，或者是被同樣在“尋寶”的同行們給“截胡”了。這種情況一天不遇上個幾十回，那我就算走了狗屎運了。
我能做的，隻是默默每天在各種擁堵的市區裏驅車多100公裏，然後攢上兩天，才夠回一趟庫房交個差、記個數的成本。
就這樣，剛剛入職了一個星期的我，第一次見到了我的“徒弟”哲哥。他50多歲，身形精瘦健壯，頭發梳理得一絲不苟，言談舉止都是一副儒商的作派，文質彬彬、大方得體、不卑不亢。比這個中年男人的精致外貌更讓我咋舌的是，他居然開著一輛幾乎嶄新的豐田阿爾法商務車，還是頂配——這車是商界老板和演藝圈明星們最喜歡的“保姆車”，如果不是三四十萬的加價讓我實在有些肉疼，破產之前我幾次都有衝動把它買下開回家——哲哥就是開著它，來向我學習怎樣按照地圖滿城去找故障的共享單車，然後，再把它們送回到幾十公裏外的庫房。
阿爾法確實是有錢人的奢華座駕，即使它的身價能買一個車隊的N手金杯，但要是拉貨、尤其拉那些尺寸不小又不能折疊的共享單車，就算把駕駛位的座椅都拆了，空間也頂不上金杯的一半。
“哥，這車真的不適合幹這活，賺不了多少錢不說，你這不是糟蹋東西嗎？買台我那樣的破金杯才8000多塊啊。”第一次“做師父”的我，想“勸退”這個大我10多歲的徒弟了。
“兄弟，不瞞你說，我兜裏就剩幾百塊了，這車要是能出手，我也早賣了。再說了，買車來是幹嘛的啊？買回來當個祖宗似的供著？”哲哥說著，按開了阿爾法的電吸門，車門悄無聲息地自動滑開之後，我才發現，車裏麵除了後排座椅全部被拆除外，車廂的一角，還整整齊齊地擺放著幾個透明整理箱，裏麵有疊得工工整整的被褥和臉盆牙刷等生活用品。
“哥，你這是住在車裏？”
“是唄，離婚了，又破產了，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我還能有什麽可挑剔的？”他有些尷尬地笑了笑，接著說道，“現在天熱，住在車裏也不遭罪，我得賺點錢，爭取在天冷之前租個房子。”
公司給哲哥安排的任務，是跟著我坐在破金杯的副駕駛先跑上一天，全程學習怎樣通過手機軟件顯示的位置去收集故障車然後處理之後的流程。隻是，公司那個軟件設計得實在有些缺心眼，操作非常繁瑣，怎樣在地圖上那些不停變換的圖標、顏色、狀態的“故障點”中找到尚未被人騎走的故障單車，才入職了一個星期的我也還沒摸出太多的門路。我覺得，這工作對於年過半百又不太習慣用智能手機的哲哥來說，簡直是難上加難。
哲哥很健談，說話條理格外清晰，一路上除了很誠懇地向我請教各種疑問，多多少少也會聊起他的過去。有著相似經曆的我倆，很快就變成了惺惺相惜又彼此欽佩的忘年交。
“哥，咱倆別浪費時間了，找個地方喝點得了，明天你直接幹活，我坐副駕駛帶著你幹。” 聊得實在太投緣，我忽然特別想喝酒——也可能，遇到同病相憐的老大哥的時候，除了喝酒，剩下的都是在浪費時間。
“你找地方，我請。”哲哥明顯也是個人狠話不多的家夥，他似乎忘記了兜裏隻剩幾百塊了。
2
若幹年前，我和幾個要好的大學同學共同出資，把一處頂賬來的、位置不佳的公共建築，改造裝修成了一個高大上的茶館。這間不對外的茶館，就成了我們的據點，記錄著哥幾個在工程圈裏沉浮、折戟的過程。即使哥幾個都至少2年沒有人簽訂任何項目了，但還是固執地保留著它，因為這間時常會有各種圈內“大牛”出入的地方，不僅流轉著行業內的各種信息，更留存著我們東山再起的希望。
帶朋友來茶館裏喝酒，早已是“擺不起譜”的我們習以為常的舉動，我帶著哲哥進來的時候，正湊成一桌打麻將的哥幾個隻是點頭打了個招呼，承擔了照顧這幾個紛紛破產又離婚的大老爺們日常起居的服務員劉姐，主動湊過來問了一下對飯菜的要求，然後出門開始采購去了。
正窩在辦公室裏打遊戲的熊大，是這茶館真正的大股東兼老板，眼見著來了客人，便晃著個大屁股殷勤地出來伺候，他跟哲哥打招呼的時候，直接發出了一聲驚呼：“我X，孫總！什麽風把您老人家給吹來了？”
“哈哈，西北風，灌了一肚子了，都快給老子喝哭了！”哲哥熱情又不失幽默地跟熊大握著手。
這時候我才對上了號——盡管哲哥跟我說過他的全名叫“孫哲”，但我無論如何也沒想到，這個剛剛認識了不到幾個小時的“徒弟”，居然就是在本市旅遊地產圈裏大名鼎鼎的孫哲！
我自己和前妻，包括正在打麻將的那哥幾個，風光的時候，都是他那年費不菲的歐美澳自由行高端旅遊俱樂部的一員，而主做商業地產項目的熊大，前些年更是在他手裏接過不少項目——熊大多次跟我們提過，這位孫哲，是本市地產圈裏極其罕見的、壓根不拖欠任何工程款的良心甲方老板，人家才是真正的億萬富豪！
在場的每個人心裏都清楚，國外越鬧越凶的疫情，對於主做境外遊項目和旅遊地產的哲哥來說，就是遙遙無期的“無期徒刑”，攤子鋪得太大，損失也就越大，淪落到了如此地步，也根本就不足為奇了。
熊大和哲哥是多年的合作夥伴，他們之間自然很熟，玩麻將的哥幾個也都是工程圈裏的老油條，多多少少都聽過哲哥的大名，都趕緊扔下了手裏的牌湊到茶台邊，清空了同時能坐8個人的茶台，又點了一堆外賣和酒水，推杯換盞。
哲哥很博學，口才很棒，從容應對著一群小學生般認真聽講又不時攪局發問的聽眾，這位經曆了數次大風大浪的富豪，在這場滅頂危機中悟透了太多人生的道理，說話直接，不裝腔拿價。他說，當我們還在用“重投資、高回報”的商業邏輯打拚時，整個社會已經在向著網絡經濟高速邁進，從事傳統行業的我們，頭腦裏根本沒有那些融資、共享、輕資產等概念。
“哥，那你接下來怎麽打算啊？總不能真的開著阿爾法去拉共享單車吧？”熊大天生不勝酒力，但已經抱著啤酒瓶子喝了兩瓶。
“先活下去再說，至少，爭取先不用睡車裏唄！”
“哥，這地方大，哥幾個都在這混著呢，樓上有間空房，你搬過來住一陣唄？”其實我帶哲哥來這裏，除了想給堅持要請客的他省點喝酒的錢，也是真心地想幫他找個安身之所。
“哥們，謝了，但我真的不需要，窮得越透徹，醒悟得就越早。”哲哥拒絕地很幹脆，其中的道理也真不難懂，他這樣的人，要是真想寄人籬下，還用得著我去瞎操心？
3
第二天，哲哥按照約定早早就開車來到了茶館樓下接我，我上了車，他卻熄了火，掏出手機來，點著軟件各種發問，裏麵居然包含著一些我壓根沒遇到過的技術問題。
“哥，你是不是一晚上沒咋睡？”我實在有些震驚，哲哥昨天連安卓係統都操作不順溜，一晚之後居然把那個腦殘軟件琢磨得比我更透。
“嗯，上了歲數了，本來覺就少，我回家找我姑娘去了，她一點點教我用的。”哲哥說著話，遞給我一罐紅牛，“我姑娘給的，怕我開車困，你也喝一個吧，這幾個問題問完了，我自己來，遇到什麽問題我再給你打電話，別耽誤你掙錢。”
“沒事，我還有台皮卡給婚慶公司出婚車呢，這活兒一天也掙不了多少錢。”我說的是實話——這活本身就時間自由，遇到這麽投緣的老大哥，別說白幹一天，白幹一年我都樂意。
接下來的一整天，我倆邊幹活邊聊天，在城裏跑了200多公裏。阿爾法確實是個中看不中用的家夥，雖然開起來和坐起來感覺真的很棒，但頂天就能塞下7台共享單車就得往幾十公裏之外的庫房返。
哲哥像個小學生一樣，很認真地在一個小本上隨時記錄著自己的錯誤操作和不明白的地方，又不時跟我探討共享單車的運營成本與盈利模式的問題，每掃完一輛單車，對軟件上顯示的行駛裏程和維修記錄，都會詳細地在小本上記錄下來。
哲哥的舉動讓我忽然明白了些什麽，我不由問道：“哥，我說你這壓根也不是來賺這百八十塊錢的吧？”
“嘿嘿，多學習學習嘛，誰讓咱缺乏網絡和資本思維的，人家做得也確實好啊， 活到老學到老嘛，咱也得與時俱進，是不？”哲哥笑得很爽朗，絲毫不介意自己的小算盤被揭穿了。
“那你這學習成本也太高了，都不用算這車的維修保養成本，就你一回拉這麽幾台，夠個油錢就不錯了。”
“兄弟，每天多個一兩百的收入，那叫現金流，至少比啥也不幹光花錢強吧？”
哲哥“出師”後，因為負責的區域不同，我和他並不常見麵，除了微信上聊幾句，也就隻能隔個把月聚在一起喝點酒，他更多的還是願意跟我探討互聯網經濟的相關知識。我幾次找朋友幫他推薦收入相對高很多的出婚車業務，都被他婉言謝絕了。他說，他想集中精力研究那些他不懂、也更有前途的業務，那些傳統的、沒什麽門檻的項目，他已經吃虧吃得夠多了。
直到8月份的一天，哲哥忽然找到我，要我晚上陪他一起去給共享電單車換電瓶——還是那家搞共享單車的公司搞的，隻是屬於不同的業務部門，連用的手機軟件都是同一款。
對這份跟共享電單車一同在城市裏悄然興起的工作，始終關注各種招聘廣告的我自然不會陌生，身邊也有朋友去嚐試了。但這工作要在晚上連續熬夜工作12小時，實在太辛苦，即使它隻需要一台電動車外加一部手機，收入比我開金杯回收共享單車要高得多，但我作為北方人愛“麵子”嫌丟臉，始終沒有勇氣去嚐試。
可這次，既然老大哥說話了，他都能去嚐試，我又如何能拒絕呢？
在哲哥輕車熟路帶著我找到了位於一處立交橋底下的、由幾台集裝箱和一張桌椅組成的“站點”——由於這份工作的人力缺口實在太大，入職手續簡化到了下午去報名、晚上就能開工。從入職手續和軟件賬號的使用權限來看，這個“站點”明顯是個代理商，我們應該也不算那家公司的正式員工，這倒也避免了我們在一家公司裏打兩份工的嫌疑。
工作非常簡單，就是騎著電動車拉著電瓶，按地圖上劃定的片區和點位去更換電瓶電量耗盡的共享電單車，如果買不起載貨電動車的話，甚至可以免費騎著共享電單車去換，區別隻是每次拉載的電瓶數量少、往返的次數多，賺到的錢自然也少。
按理說，以換一塊電瓶1.9元的價格，一天晚上平均能換150塊電瓶，就能賺到接近300塊——這個報酬在本地，普通的打工族也很難達到，但讓我意外的是，即便招聘方開出了“介紹一個人幹滿一星期就給100塊現金”的獎勵，但出入站點的人，並沒有我想象的那麽多。
這一次，哲哥同樣開來了他的阿爾法，拉著我，在眾人毫不避諱的指指點點和冷嘲熱諷中，一塊一塊地往車廂裏裝著電瓶。他的“打法”簡單粗暴：一次性裝走100塊電瓶，然後將車開到指定區域作為“倉庫”，我倆再用共享電單車每次拉著10塊電瓶走，這樣既不用額外投資、又能省卻了不少來回往返“站點”的時間。
在碩大的停車場裏，各色電動車、快遞使用的電動三輪，螞蟻搬家似的來來往往。雖然阿爾法的出現確實有些引人側目，但旁邊奔馳、寶馬、保時捷、路虎等豪車，也會經常有，一個個曾經顯貴的車主們，都在自顧自地往後備箱裏裝卸著電瓶，在30多度的高溫中，誰都不肯摘掉臉上的口罩。
在“站點”從入職、接受培訓再到裝好電瓶，我們滯留了兩個多小時，讓我稍感意外的是，除了電動車和豪車，居然一輛普通家用轎車都沒有看到——是工薪族並沒有受經濟蕭條多大影響吧，要麽，可能就是他們太心疼自己的愛車了。
開車駛出停車場的時候，哲哥問我：“兄弟，你說你要把你那金杯開來，是不是拉200塊電瓶都不是事？”
“要是不怕超載的話，四五百塊都能塞裏麵去，反正晚上也沒有交警抓超載——關鍵，那麽多電瓶，咱倆也換不完啊。”
“咱要是把那些買不起電動車隻能騎著共享電單車的兄弟們弄過來幾個，你就負責來回從‘站點’往指定區域位拉電瓶，然後一塊電瓶收他們幾毛錢的費用，你說他們能幹不？”
“必須幹啊，省去來回在路上的時間，能多賺不少呢，誰不幹啊？”
那一瞬間，我忽然醍醐灌頂——我的思維一直在琢磨著怎樣多換幾塊電瓶多賺點錢，而哲哥的思維則是怎樣幫我多賺點錢，然後從我多賺的部分抽點提成，這才是資本家的思維！
4
那一夜，換完第一車100塊電瓶後，我直接回家開來了自己的金杯，替換了中看不中用的阿爾法。早上5點多，實在幹不動了，算算，這一夜，我和哲哥一共換了440塊電瓶。雖然對那個操作軟件的熟悉程度讓我倆占了很大便宜，但同行們隻能在微信群裏看到兩位開著阿爾法來換電瓶的大叔，入職的第一天晚上就超過了絕大多數的“老手”們。
工作群裏有些頭腦靈活的人，主動來加我的微信要求“入夥”，主動提出繳納“入夥費”。一聊我才知道，原來他們中的很多人連那種能拉幾十塊電瓶的踏板式電動車都是租的，兩到三個月的租金，就足夠買一台二手電動車，還要繳納不菲的押金。他們囊中羞澀，又實在忍受不了騎著共享電單車來回奔波2個多小時才能換10塊電瓶的效率，所以無從選擇——如果“入夥”，他們顯然能多賺一些。
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作風，有了設備、有了人，就會毫不猶豫托關係越過代理，直接找那家公司去談，爭取開辟個片區，直接拿到一手的價格，以爭取利潤最大化。但這個想法很快就被哲哥否定了——跟正規公司簽合同的流程實在繁瑣，更關鍵的是，我倆都沒錢，也撐不起從庫房、站點、雇人、押金的大攤子，沒必要去做無用功。
哲哥的做法更簡單粗暴，他帶著我直接找到了那個代理商的負責人，開門見山提出要從對方負責的區域裏劃出一片來自行運營，同時主動提出要用那輛阿爾法做抵押，好從庫房裏直接拉更多的電瓶。
對於這個提議，那位正被招不到足夠的人手、完不成合同業績搞得茶飯不思的負責人，根本就沒有任何拒絕的理由，幹脆提出：以每塊電瓶3塊錢的價格轉包給我們一個大片區，而且連庫房帶裏麵負責充電的工作人員，全部無償為我們服務，我們隻需要去拉走充完電的電瓶，再送回去待充電的電瓶。
於是，同樣每塊電瓶1.8元的價格，哲哥的片區就具有了太大的優勢——因為他把換電人員的工作半徑直接縮小了至少10公裏，因為這一點，而那些換電的人也不用租電動車了，用免費的共享電單車就好，還不擔心半路沒電（因為可以直接換電瓶）。
哲哥又找來了我們那夥開著麵包車拉共享單車的兄弟，以3毛錢一塊電瓶的價格讓他們從庫房往外拉電瓶——反正這些司機們每次送故障單車回郊區的庫房之後，都是空車返城，他們隻需要做的隻是多跑個十幾公裏去給電瓶充電的庫房，再出點力將幾百塊電瓶搬上車拉回城裏，跑一趟就能多個100多的收入，比拉共享單車還劃算。
當然，我們這裏無論是拉共享單車還是共享電單車，清一色都是金杯而非載貨量更大的箱貨，根本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麵包車都是客運手續，在市區裏並沒有限行時間。
在和哲哥沒日沒夜跑遍了片區內所有的點位、統計完各小區白天和夜間共享電單車的停放區域乃至大致數量後，咬牙堅持了一個多星期的我選擇了退出——我真的堅持不住了，而且還有份開猛禽皮卡給婚慶公司出婚車的工作，那份收入不錯的工作不但需要早起，也是我生活費來源的保障。
哲哥還在開著我那破金杯咬牙堅持，用他的話來說，他根本沒有退路了，而且，他更不想給自己留退路。
5
哲哥花了整整半個月時間，詳細地把每個區域需要的人員和電瓶的數量都做出了規劃，甚至聯係好了若幹個地點，能夠暫存那些造價不菲又極易被盜的電瓶，再指派運送電瓶的車輛直接去裝卸——這個環節，不僅大幅度減少了看護人員的開銷，更顯著提高了換電人員的工作效率，因為他們不再需要無所事事地等候著運送電瓶的車輛到達了才有活兒幹。
如此精細設計流程之後，哲哥的生意進入了良性循環，換電人員和司機收入大增，自然又帶來更多的慕名而來的追隨者。
那一個月，哲哥與代理簽訂的合同是完成10萬塊電瓶更換的任務，而事實上，他完成了12萬塊，包括超額獎金在內的淨利潤已經超過10萬。而他，除了抵押在代理商那裏的阿爾法和日常勞心費神勤動腿的運營管理，一分錢都沒投。
第二個月，代理公司的老板直接來找哲哥了，主動歸還了那輛阿爾法，當麵撕毀了抵押協議——這位精明的生意人，嚐到了甜頭的同時也察覺到了被取代的危機，他不可能不注意到，哲哥包下的這個片區的業績，已經超過了他布局在半座城市的片區的業績總和。這個南方老板開出的條件很簡單：把他手中的業務直接轉包給哲哥，由哲哥重新組織管理團隊，他根本沒談分包價格，而是直接給哲哥看了一份擬好總包合同——如果哲哥同意，他就從每塊電瓶抽走3毛錢，其餘的費用和利潤，全部由哲哥獨立自負盈虧。
這個價格很公道，因為這個老板不僅真金白銀地向那家公司繳納了每塊電瓶4位數以上的押金，也完成了整個項目前期包括場地、設備和庫房租賃等所有的工作，把這個換電瓶的項目直接轉包給更會賺錢的哲哥，他每個月能固定收取至少6位數的提成——這絕對是個雙贏的合作。
簽完了那份合同，哲哥開著阿爾法接上我，再次來到了茶館。裏麵依舊還是那幾個在大呼小叫地打麻將的家夥，還有同樣窩在辦公室裏打遊戲的熊大。
這次，哲哥沒再麻煩劉姐下廚，他帶來了以前自己酒店裏的廚師和各色食材，還扛來了煤氣罐。他們在那個隻有一個電磁爐的簡陋廚房裏忙碌著，又把做好的菜擺到了那個碩大的茶台上，接著，如同第一次來茶館那樣，我們哥幾個在詫異與驚歎之中，繼續與這位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創造了奇跡的老大哥，開懷暢飲。
席間，哲哥用手機微信給我轉了5萬塊錢，後麵還跟著個感謝的表情，我又原封不動的給退了回去。
我並不是視金錢如糞土，我也確實很差錢，但明顯的，我的付出，頂多就算幫朋友跑跑腿。能親眼所見這位傳說中的商業大佬在不足6個月的時間裏靠著幾百塊錢東山再起，這堂不能再生動的課，又豈是用金錢可以來衡量的？
從4月份認識哲哥，剛好是個春暖花開的日子，再到10月，嚴酷的寒冬又即將來臨，哲哥不僅完成了“在冬天前租套房子”的心願，甚至在這個冬天結束前，都能直接在我們這座城市全款買套百八十平的房子了。
雖然疫情的反複讓這個年頭變得困難重重，但人家在春天就在辛勤播種，早已碩果累累，而我們，卻在始終期待著春暖花開的那一天。
哲哥說的沒錯，我們是活在過去的人，根本就不配有錢！
本文係網易文創人間工作室獨家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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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我欠了20萬元網貸
前言長久的平靜，並非生活的全貌。2020，對於很多人而言，或許都是一種“意料之外的生活”。從疫情到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從行業震蕩到個人學業或職業選擇；從教育方式到情感狀態……這一年，各種猝不及防的衝擊，一個接著一個向我們湧來，往往隻在一瞬間，我們的人生就會因此轉變。禍福相依輪轉，誰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來的意外和變故，終究會指向何方。身處其中，我們該如何自處？又該何去何從？至此，我們在近百篇來稿中精選了6篇「2020，意料之外」，從今天起與大家共享。希望我們曾迎麵遇上的每一個“意料之外”，生活都會回報一個“情理之中”的答案，讓我們保持著一顆安寧的心，整理行裝、繼續向前。
1
2017年元旦後，我工作的那家市電視台主辦的報紙——《古城新報》由於經營不善而一再拖欠員工工資。最長的一次，竟然半年都揭不開鍋，有幾個員工被逼急了，跑到勞動局去投訴了。
後果很嚴重，上任不到3年的美女台長雷厲風行地“祭”出兩招：一是解散《古城新報》編輯部，除了有正式編製的總編留用外，我們這些招聘的編輯、記者全都掃地出門；二是《古城新報》停刊1年，進行整頓重組。
1年後複刊，不出我所料，《古城新報》劃給了電視台的文教頻道。文教頻道有一個“小記者”項目，在《古城新報》還沒有停刊時，每周都有4個專版發他們的“小記者” 的作文。據說，文教頻道一年要給編輯部四五十萬的版麵和發行費用，如今他們有了自己可以做主的報紙，就更加如魚得水了。
2018年4月，文教頻道的主編老張把我叫了過去，說是區群藝館的朱館長已經和頻道總監談好了，準備在宜川縣開展“小記者”項目，我可以過去幫一把。
過去我和老張打交道不多，隻是在報紙複刊前，聽說要他牽頭主管，給他發了一條很長的微信——算是建議書吧。我也曾希望回到編輯部上班，但電視台發了話，不再聘用《古城新報》的老員工，老張才把我推薦給了朱館長。
朱館長為人和善，沒有架子，我和他火速談妥合夥事宜，並簽了一份正式的合作協議，約定宜川縣“小記者”的作文可以投稿於《古城新報》專版刊發，但每位“小記者”需要訂一份全年的報紙，所得利潤我們平分，當然也少不了老張的額外好處。
朱館長平時忙於館裏的工作，根本無暇顧及“小記者”的項目，所以從公關到招生，從開展孩子們的各項活動到修改他們投稿的作文，我都要親力親為。那時的感覺是累並快樂著。
我是宜川本地人，有幾個同學在縣裏做中小學校長，靠著這些人脈關係，我很快打開了局麵。到了2018年底，已經招了600多名“小記者”，每個人收費600元，除去訂報費以及返還給學校的好處費，每個“小記者”的活動費用還不到400元。
我們承諾過，一年的戶外活動不少於8次，如果不能很好地控製成本，一年辛苦下來也沒多少利潤。而且學生和家長的期待也是水漲船高的，倘若不滿意，第二年就不會再報名了。
我們也想把報名費漲一點，但宜川縣還有《古城日報》和我們競爭，實在不敢輕舉妄動。
2019年，由於幾個小學開展“研學旅行”，我們一年招生也沒突破500人，“小記者”活動也越來越不好開展——免費的科技館、博物館、展覽館等地方看完後，大多數景點景區都要收費。
我們也曾經像市區的電視台辦“小記者”活動那樣，開展了幾次校內活動，有一次還花了2000元請電視台主持人給孩子們講了幾節朗誦、播音主持課。雖然在家長群裏一再聲明活動的意義，但有些家長並不買賬，認為既然交錢了就得帶娃子們出去“旅遊”，窩在校內算哪門子活動呢？
“小記者”項目的發展遇到了瓶頸，但是在老張眼裏，仍然是隻待宰的肥羊。他曾幾次對我說，朱館長這人太摳門，承諾的事情一個也沒兌現，害得他在頻道總監那裏難做人，“有幾次朱館長請我吃飯，喝的竟是二三十元一瓶的‘龍江家園’，簡直太掉鏈子了”。
老張說這話時，我接觸朱館長也有一年多了，說他小氣並不假，老張指望他去給頻道總監“進貢”，估計是癡心妄想。為了減少老張的不滿，也為了讓宜川的“小記者”項目能正常進行下去，我隻能盡量討好老張，平時除了送煙酒茶這些禮品外，還請他和他的朋友到宜川一個水庫垂釣，花了將近千把塊。
但老張的胃口顯然不止於此，他不僅想甩開朱館長和我單獨合作，還想安排一個人“配合”我，明麵上是幫助，實則是想控製我。我和朱館長都沒理會他這一套。
到了2019年10月初，老張借口合作協議到期，不再繼續合作了。這下惹惱了我，我跟他在微信中你來我往地打起了口水仗。我說這個項目雖然名義上是朱館長牽頭，但是實際執行人是我，為了做好這件事，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財力，“工作剛有點起色，咋說不搞就不搞了呢？”再說，你上半年還在催促我加大招生力度，為此我們訂購了1萬多元的小記者裝備還沒使用，這些損失算誰的？
我氣不過，最後將了老張一軍——這一年多宜川縣上交的“小記者”訂報款也有10多萬了，老張曾在我麵前說過幾次，這些報款並沒有上交到台裏，大部分都用來給幾個頻道的領導“搞福利”了，他每次都給我打白條收據，這些東西我都完整的保存著。
老張明白我話裏有話，態度一下子來了個大反轉，我也就坡下驢，同意以後每招一名“小記者”給他提成10元錢。截止到2019年底，我們給老張的提成是2000多元，每次微信轉賬的記錄我都保存著。
我算了一筆賬，並把收支明細給了朱館長一份，其中好多請客送禮的“公關費”並沒有列入成本之中。按照協議，我和他各分了5萬元的利潤，但是我知道，如果把“公關費”算上，“小記者”項目前期基本是不賺錢的。給朱館長分錢是為了穩住他，“小記者”項目需要利用他的資源。
那時，我的個人賬戶上已經欠下網貸6萬多元，我賭的是隻要把“小記者”的人數做上去，靠規模效益還是很有前景的。
2
2020年元月初，我的初中同學李軍說隔壁河西市的教育局晏局長是他的師弟，在河西一中做過校長，被提拔到教育局還不到半年，可以幫我引介一下。我正愁宜川的小記者人數發展到了天花板，直呼雪中送炭。
很快，我們就驅車至河西市拜訪，趕到時，晏局長已經在河西一中對麵的一家餐館恭迎多時。酒過三巡談正事，晏局長爽快地答應安排基教科的董科長和我對接，這頓飯是晏局長做東，他下午有會議，我們幾個人就去了附近一家推拿中心消遣了兩個鍾——當然，是我買單，花了1500元。
這件事辦得還算順利，讓我不禁開始憧憬能在河西市招募至少1000名“小記者”的美夢。過了一周，我和董科長聯係，兩天後，他讓我直接去找河西市城關小學的周校長，“這事已經說定了”。
沒想到事情進展得如此順利，臨近年關，我決定打點一下晏局長及董科長，畢竟來年河西市“小記者”項目的布局，還少不了他們幫忙。思來想去，我最後決定送購物卡，於是又約李軍一起去了一趟河西教育局。
不湊巧，晏局長出差了，我們隻見到了董科長。我把他喊到走廊上，把裝有1000元麵值的購物卡塞進他兜裏時，董科長隻是禮節性地推辭了一番就接受了。另外一張2000元的購物卡，我選擇用快遞寄給晏局長。
辦完這些事，我走進河西市城關小學，這是一所有百年曆史的小學，在校學生人數達2800多人。我和周校長聊了不長時間，他便同意春節開學後開始招募“小記者”，隻是讓我下次過來時開一份電視台的公函。
萬萬沒想到新冠疫情突如其來，讓一切計劃都成了泡影。
當武漢封城的消息傳來時，我和老婆還暗自慶幸提前取消了帶孩子去武漢動物園和海昌極地海洋公園遊玩的計劃。
可春節一開始，古城市作為湖北的一個地級市，也采取了嚴格的管控措施。初一那天，我居住的小區還可以自由進出，但是街道上行者寥寥。我坐在小車裏，看著一輛輛救護車和警車呼嘯而過，心裏直發怵。開年不利，2020年指望“小記者”項目打個翻身仗，看來沒指望了。
形勢的發展越來越嚴峻，小區開始實行封閉管理，直到3月26日才放鬆。但各大中小學都不能開學，學生們在家裏上網課。這樣一來，我的收入來源基本被切斷了。
自從3年前有了女兒小魚，我老婆就一直在家帶娃，82歲的老父也跟隨我們一起生活。他每月有2000多塊的養老金，但除去房租和各種開支也所剩無幾。我在《古城新報》上班這幾年，效益每況愈下，常常入不敷出，經常需要刷信用卡度過每月的經濟危機。疫情到來，更是讓家裏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城市解封後，我們一家三口去了老婆的娘家，湖南嶽陽。玩了幾天後，我先行回古城，還不到一周，老婆和我視頻時說小魚左手大拇指彎曲不能自然伸直，她在網上查過，估計是小兒腱鞘炎。
在古城市中心醫院，醫生給小魚做手術，在她左手大拇指那兒插了兩根鋼針，說半個月後才能取掉。我們總共在醫院待了一晚，結果出院結賬時，扣掉醫保報銷部分還花了4000多塊錢。
半月後取鋼針，我們到古城市另一家三甲醫院的骨科門診谘詢，主治醫師說小兒腱鞘炎在他們那隻是個微創小手術，不需要打鋼針，當天即可離院。看著孩子如此受罪，我和老婆心疼得落了好幾次淚。
小魚出院後，考慮到孩子大了，我們就想離開過去租住的45平米的一室一廳，租一套120平米的“還建房”。據說，那裏的村民有的一戶有11套還建房，想想自己現在仍在租房住，買房遙遙無期，就恨不得頭撞南牆。
這個新房裏的配備比較齊全，房子也做了簡單裝修，可以拎包入住。房租和以前差不多，還不收物業費和停車費，另外離朱館長和市電視台都很近，方便我辦事。
唯一讓我為難的是，房東要求簽2年的合同，一次付清一年的租金12000元。我也沒有再好的選擇，就爽快的把錢給他打了過去，拿到了鑰匙。
當然，這筆錢也是我從網上貸出來的，每月10號得按時還款。這期間，我斷斷續續幫幾個朋友做了些事情，掙了點零花錢。
3
轉眼間，到了學生放暑假的時間，疫情還沒結束，各個行業都不景氣，即使有機會也不敢貿然投資。
8月中旬，朱館長說他要賣酒，準備代理河南洛陽的杜康酒，而且已經親自考察過一次了。我們聊了一會兒就一拍即合，雖然我沒有資金投入，但可以低價從他那裏拿酒，隻要賣出去，利潤還是很可觀的。
不久，朱館長就約我一起去洛陽簽約，我們走高速，4個多小時就到達了目的地——洛陽伊川的一家四星級酒店。商家安排我們住下，接著就是參加品鑒會和晚宴，整個過程看起來高大上，包括朱館長在內，當場有不少經銷商簽訂了代理合同。
晚飯後回到房間，商家工作人員過來做思想工作，讓朱館長交5萬元的定金。此時，朱館長才發現合同沒有印章，待對方蓋完印章拿過來一看，他才發現這次招經銷商的公司根本不是杜康酒廠的，而是一家酒類代理銷售公司。
我和朱館長都充滿狐疑，不肯交定金，後來朱館長經不住兩個銷售的軟磨硬纏，終於在晚上快12點的時候刷卡交了錢。他做的是20萬級別的區域代理，還有15萬需回古城後打過去，不然對方不會發貨。我不禁為朱館長捏了一把汗，心想萬一上當受騙了咋辦？
朱館長年收入不低，但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他兒子不爭氣，吃喝賭俱全，兒媳婦帶著兩個娃，全靠他養活。他一把年紀還在折騰，就是想趕在退休前利用各種關係多賺點錢。
10月，小記者項目依然停滯，家裏又發生了一件要花錢的事——小舅子要辦婚禮了。
我的小舅子在嶽陽的鐵路工務段做些小工程，之前經常因為工程缺錢找我周轉，婚禮前的十幾天，他還想從我這借錢，又要用我老婆的身份證在銀行借抵押貸款20萬，而且需要我們第二天就趕到嶽陽的銀行去麵簽。
我當場就讓老婆拒絕了，嶽母還一個勁地打電話，勸她一定要幫幫弟弟。反觀小舅子，雖然他的工地上缺錢，但他卻可以花70多萬買新房，婚房裝修又花了20多萬，為此把老家鎮上的房子都抵押給了銀行。為了擺闊，他還把剛買不到一年的大眾POLO賣了，換了一台36萬的奔馳。
這事沒過多久，嶽母又打電話給我老婆，說嶽父病了要住院，但家裏沒錢，小舅子那邊資金也緊張。我和老婆原商定給小舅子上1萬的禮錢，最後隻得先分出5000元給嶽父看病。我說：“隻能帶5000元過去了，今年實在是太困難。”
老婆沒說什麽，我在網上貸款的事她一無所知。
到了嶽陽，我才發現嶽父其實沒啥大不了的病，隻在醫院裏打了幾針，開了一些藥就回家了。我覺得嶽母可能是找個理由從我們這弄點錢，幫襯兒子。
婚禮前一晚，老婆說上5000元的禮不好看，嶽母的意思是明天的禮單上寫明收1萬，但是錢我們拿著，小舅子不收我們的禮錢。我一聽就有些惱火，大喜之日，這不明擺著要製造家庭矛盾嗎？新娘會怎樣想呢？我也不想丟這個人，我吼了老婆幾句，決定趕緊去外麵的櫃員機上取錢，這1萬的禮錢一定要當麵交給新人。
嶽陽之行，我前後花了1萬5，感到壓力很大。唯一讓人欣慰的是，去的時候小舅子讓我捎11箱杜康酒做婚宴酒，我給了他一個相當低的價格，至少把來回的過路費和油錢賺了回來。
4
9月1日，各個中小學終於如期開學，但還不能舉辦聚集性活動。國慶節後，我發微信問老張市區“小記者”活動何時正常開展。不料他卻回複：“合同已到期，今後不再合作，具體事宜請問朱館長。”
我一頭霧水，估計是老張沒從老朱那兒得到啥好處，不滿意又想加碼了。我據理力爭，說不合作了可以，但由於疫情影響，我們今年在宜川縣的“小記者”活動還沒做夠次數，合同至少需要延期1年，“旅遊年卡都還辦個延期呢”。
我的態度很明確，如果老張要強行終止合作，我將以自己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此話一出，老張又著急了，趕緊讓朱館長傳話，說有事商量著辦，他也有苦衷，並約我們出去喝酒，把這事再溝通一下。
那晚，我和朱館長來到老張家門口的一家大排檔裏，邊喝邊聊。老張一再解釋，說新來的台長並不是很注重考核部門創收，現在財務管理越來越嚴，他不想因為宜川的“小記者”項目捅出什麽亂子，才有了終止合作的想法。
其實，朱館長早對從小孩子身上搞錢的項目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了，我們第一次和老張鬧騰時，他就給老張打電話說，我是要靠這個養家糊口的，而他做不做都行。幾年前，老朱還是副館長的時候，就以自己相好的名義注冊了一家文化傳媒公司。政府在群藝館購買的文化惠民演出，好多都被老朱的公司承包了，此外，他拉一次讚助的收入都比做“小記者”項目的收入高，每年賺個二三十萬不成問題。
我孤立無援，隻能借著酒勁說自己有個前同事，現在是市委宣傳部紀檢組長。老張臉色大變，趕忙追問我以前的工作經曆，我知道他還是有所畏懼的，畢竟他還有幾年就要退休了，誰不希望平穩著陸呢？
最終，老張還是妥協了。他說“小記者”項目還是照搞，但文字協議就不再簽了，他給自己留了一手。其實他和老朱簽的協議在我看來一文不值，因為他們蓋的印章都是假的。
我已經和朱館長商定，後續“小記者”的報名費每人增加100元。為了保證合作穩定，我主動提出給老張漲提成，每人20元。
11月中旬，市區裏的日報和電視台兩家“小記者”都陸續開展了活動，我也立即組織3所小學做完了最後一次活動。正準備開展秋季報名招生時，卻傳來一個消息——宜川縣委巡視組將巡視教育係統1個月。
一個在小學當校長的同學說：“這一陣最好按兵不動，就怕一些家長抓住收費的事亂舉報。”
3周過後，又傳來疫情防控收緊的通知，宜川縣暫停一切校外集體聚集性活動。如此一來，我就隻能寄希望於明年春季一切恢複如初了。
宜川的“小記者”活動按下暫停鍵後，我抽空去了一趟河西市城關小學，專門帶了一斤湖南的古丈毛尖準備送給周校長。第一次撲了個空，給他發短信也不回複，第二次終於逮個正著，在他辦公室聊了十幾分鍾。
周校長答應可以開始招生，還安排了一個徐副校長和我對接，奇怪的是，我給徐副校長發了好幾次短信都顯示發不出去，加了她微信後發現，她對我設置了朋友圈不可見。
過了半月有餘，我詢問徐副校長“小記者”的招募情況，她說目前有意向報名的有31人——這樣的結果出乎我的意料，原以為近3000人的城關小學起碼也可以招到百十人。我很客氣的說人數有點少，還不夠一車，一般一個學校至少要七八十人才能保證項目活動正常的運營，希望學校領導再動員一下。
沒想到徐副校長一點也不掩飾，直接說學校已經盡力了：“剛開始隻有13人報名，後來做工作才增加到31人，再說這要靠自願，也隻能如此了。”
城關小學招生要突破，我覺得還得靠周校長，於是又準備了一張1000元的購物卡。那天早上9點多，我剛趕到城關小學，簡短的說了幾句招生情況及需要學校再支持的話後，就把購物卡塞進了周校長的兜裏。
臨別時，周校長主動和我握了一下手，我感覺這是購物卡起的作用。
回到市區，我又聯係徐副校長，說準備過去把那31名小記者的報名費先收上來。她回複說，我不能直接到學校收費，她可以提供家長的聯係電話，讓我在校外的一個指定地點收費。
我還是頭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在宜川縣合作的八九所小學都是學校代收報名費，然後我過去開收據。我趕緊給周校長發了短信說明情況，直到下午他才回複：“既然人數不夠，現在因為疫情原因又不能做活動，就等到明年春季開學後再宣傳再招生。徐副校長此前並沒有向我匯報此事，你要和她多溝通……”
思來想去好多天，我還是打消了給徐副校長送禮的想法，因為各路消息都說，今冬明春要嚴防嚴控疫情，春季開學後不一定可以馬上開展活動，現在送禮幾乎等於白送。讓我更糾結的是宜川縣的那些小學，年關已近，為了明年的招生，我還不得不打點各個校長。
小魚年後就要上幼兒園了，1萬元的學費，這幾天就要繳納。而此時，我已經拆東牆補西牆，在小米金融、借唄、微粒貸等網絡平台貸款20萬元。每月的還款期臨近，都左支右絀，傷透腦筋。
2020年12月底，我拒絕了一個朋友跨年演講的邀請，因為難以接受別人故作玄虛，賣弄情懷。然而傍晚打開微信時，看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還沒讀幾句就已潸然淚下。
是的，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也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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