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飛/口述
柳三七 /撰文
我叫雲飛，1991年出生，家在黑龍江東寧市。我從小到大就特別向往外麵的世界，大學就去俄羅斯留學了，還和我的烏克蘭同學結婚，有了一個孩子。正好趕上聖彼得堡旅遊業火爆，我留在這邊幹導遊，經曆過暴富後失業，還得了新冠又痊愈。我的2020年太慘了，沒有收入，回國回不去，感染了新冠，這一年我都能寫本小說。
小學時期拍的，在東寧水庫。
東寧市是中俄邊境上的一個小城，四周都是山，沒有火車，交通很不方便。我大學時去俄羅斯上學，要先坐汽車到附近的城市綏芬河，從綏芬河坐綠皮火車，坐一宿到哈爾濱，再從哈爾濱機場飛到北京，最後從北京飛到聖彼得堡，路上要花掉至少兩天時間。
2000年的時候，在東寧市區過新年的留影。
東寧是對俄羅斯的陸路口岸，我小時候經常能看到俄羅斯人。俄羅斯人給我的印象就是人高馬大，很彪悍，不怎麽笑，特別嚴肅，身上香水味特別濃。那個時候盧布還很值錢，俄羅斯人來東寧就是購物的，他們到處買東西，拎著大包小包，搬著嬰兒車趕國際客運。現在正好反了，盧布不值錢，人民幣值錢了。
我從小到大沒怎麽出過門。在去俄羅斯上學之前，我去過最遠的地方是大連，跟我媽一起去的。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東寧以外的世界，感覺城市真好，大海真美，從此我暗自發誓，一定要離開小城，去大城市生活。
初中畢業後和媽媽去大連。這是我第一次離開東寧，第一次看到大海，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我父母都是體製內的，鐵飯碗。每天早晨八點上班，晚上五點回家。按部就班地存錢、生活、照顧孩子，一直都是這樣，不斷循環。這種穩定的生活讓人感到恐懼——結婚、生孩子、攢錢買房、監督孩子上學、上補習班。不就是這樣麽，我都能想象出來。
我是個中等生，高考分不太高，選不到一個理想的大學，但隻要讓我離開這個地方，去哪都行。我不想複製他們的人生。
我高中畢業後在學校門口拍的照，這次畢業後我就很少再回到東寧。
2010年我離開東寧，到黑龍江的另一個地方上大學。父母覺得學俄語將來可能好找工作，就給我選了這個專業。學製是一年多在國內，兩年多在俄羅斯。
2012年夏天，我出發去聖彼得堡，帶了兩個行李箱，一個雙肩包。在我離家之前，我爸怕國外什麽都沒有，就塞了很多鹹菜到行李裏。那些鹹菜一年都沒吃完。
我爸媽送我到了火車站，舅舅在機場接的我。我舅舅在俄羅斯做生意，而且定居了。我那時候歲數太小了，沒太出過門，害怕跟別人交流，要不是有親戚在這，我膽兒再大也不敢來。
2015年冬天，我和舅舅的合影。
留學挺痛苦的。在國內學了一年多俄語，剛來俄羅斯的時候，卻基本不敢跟別人交流。作業對我來說特別困難，學到下一課我就必須要預習，不然一點聽不懂。這要花費很多時間，也很枯燥。
班上二十多個人，隻有我一個中國人。上課我一般都坐在最後一排，幹自己的事。考試之前，我就找能說上幾句話的，把筆記借來抄一下。能畢業都是費了很大的勁。我純靠自學，基本沒什麽參與感，這也是我後來放棄碩士學業的原因之一。
冬天的聖彼得堡，白天的天就是灰色的。
我最開始住在舅舅家。他家裏有兩個小孩，我感覺不太方便，住了一兩個月就搬出去了。舅媽給我找了一個房子，一個細長的房間，不到十平米。
那是我最孤獨的時候。聖彼得堡緯度高，北緯59度57分，接近北極圈了，冬天特別冷，幾乎見不著太陽。白天是灰色的，晚上是黑色的。我的課要不在早上，要不就很晚，所以我上課基本上是黑天。
我每天下課就回到那個小房間裏，聽音樂、玩手機，最大的活動就是上離家兩百多米的小超市，買一些日常用品。為了緩解尷尬，我每次回家會把電視打開，讓家裏有點動靜。
我從小在爸爸媽媽身邊長大，他們對我還是有點溺愛的，突然被放在國外的陌生環境，我要獨立生活還是得適應一段時間。
我2歲時，爸媽抱著我在姥姥家門口拍的。
另一個要適應的是聖彼得堡的氣候。冬天見不著太陽，人容易得皮膚病。大二還是大三的時候，我蕁麻疹犯得特別嚴重，晚上會起疹子，身上一片片的，特別癢，早上起來又自己好了，什麽痕跡都沒有。生病的時候自己偷偷哭過，但別人不知道，也不跟媽媽說。
我會跟同校的中國留學生一起坐地鐵去市中心買東西。俄羅斯這邊化妝品賣得比較便宜，我們還會買化妝品郵到國內，賺一點差價，湊一點生活費，算是不太正規的代購。
大學畢業後，我回國了，沒有什麽好工作，考慮了一下又回到俄羅斯，想刷一下碩士學曆。我選的經濟學專業，這專業好拿畢業證，但也沒有想好畢業後要做什麽，結果那年就趕上了聖彼得堡旅遊業突然火爆。
2014年開始，中國遊客井噴似地往俄羅斯來，任何一個景點都得排隊兩三個小時，酒店全部爆滿，中文導遊完全不夠用。這邊會漢語的俄羅斯人少得可憐。正好舅媽朋友開了一個地接社，缺導遊，有一個培訓的機會。我上學已經上夠了，覺得去接受培訓也沒什麽壞處，就去了。
班上二十幾個中國人，老板親自培訓。培訓的內容就是導遊工作模式、景點講解詞，很多東西要背的。還有遇上突發情況之後，遊客生病了，要如何處理？票在哪訂？飯店訂在哪？怎麽跟大巴車司機交流？這是個很繁瑣的一個過程，不是想象中那麽簡單。就算這樣，也比上學舒服，最起碼我知道我背的東西是什麽，我能聽懂老師講的是什麽。
一次我帶完團在車裏的自拍，當時人都累傻了。
我帶第一個團是一個北歐過路團，他們主要目的地是北歐，俄羅斯相當於贈送的。因為旅遊重點不在俄羅斯，這種團帶起來沒什麽難度，都讓新導遊來練手的。
導遊詞我準備了三個月。我每天對著鏡子，反複背誦，錯了一個字就從頭再來，就是要把這個導遊詞背到不出任何錯誤。對著鏡子還能看見表情，我會讓自己表情自然一些，看起來不像是在背東西。
我原來是個挺靦腆的人，不太喜歡跟人交流，也從來沒在很多人麵前公開講過話。帶團的第一天，拿起麥克風的，我的手還微微有點發抖。十幾分鍾過去後，我就漸漸熟悉了，因為導遊詞我背了好多遍，跟我身體一部分似的，就順理成章地說出去了。
那次出現了一個失誤。我第一次帶團，沒有經驗，跟司機溝通不太順暢，耽誤了一些時間。我當時心裏特別忐忑，萬一司機不能來，這二十多人的團下午行程要耽誤，遊覽票要是作廢了，我就要賠很多很多錢。擔心等待的時間太長，遊客們會對我有不好的印象。我見過有導遊被三十多個中國大媽圍在中間罵的。幸好最後這個行程還是順利結束了。
一個團二十多個人都聽我指揮，所有行程，車、餐、票、店，在我的安排下緊鑼密鼓順利完成，一步一步銜接得十分潤滑，我特別有成就感。
跟國內導遊一樣，遊客購物，商店給導遊是有提成的。前腳從商店裏出來，後腳商店就會把提成給你。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筆提成，五萬盧布（約合人民幣六千元），厚厚一遝，兜裏都裝不下了。等我回到家，把錢放到床上，人都恍惚了：這個錢是我的麽？是不是得交給公司啊？後來問來問去，才確定這個錢是我的。
2017年在機場拍的。有兩個團時間隔得太近，我就直接在機場裏了睡倆小時，接下一個團。
不過我根本沒時間花這個錢。夏天旅遊太火爆了，我的工作狀態是今晚把一個團送走了，隔三個小時，就要去接下一個團。
有時候公司看我太累，會給一天休息，這一天我就躺在家裏睡覺，但根本睡不踏實，還要想明天的行程。旺季時很多景點要提前訂票，否則團就進不去，但景點是旅遊行程裏含的，如果進不去，就是旅遊失誤，工資還不夠賠旅遊合同的損失。所以在帶這個團的時候，我就得想著下個團的票、車、酒店，睡覺的功夫都不夠。
我後來拿到錢都麻木了，掙的錢沒有時間去花，到了冬天，旅遊進入淡季，就發現自己有一櫃子錢。那年冬天，去了土耳其和泰國旅遊，全程住五星級酒店，買東西都不看價的，有點報複性消費，不過也就那一年。
2017年，我在土耳其旅遊時拍的。
到了2017年，聖彼得堡旅遊業開始走下坡路了，遊客變得非常理性。每接一個團，我們都要先給公司交每個人一二十美金的人頭稅，有時候團費不高，遊客在商店一分錢沒買，就得自己拿錢補，賺的還不夠這個稅。掙得沒有以前多，壓力也變大了。
我跟我媳婦熱尼婭是大學同班同學。我上學的時對她沒什麽印象。畢業之後，2015年，我們才重逢的，她是烏克蘭人，出生在基輔附近的一個小城市，是她主動追的我。
熱尼婭10歲時的照片，手裏拿的是她媽媽做的蛋糕。
我當時在做導遊，她在旅遊商店工作，工作上有交集，見到之後，就打了個招呼。商店吧台都有導遊的聯係方式，她就找吧台要了我的聯係方式，我們倆就聊了起來。
熱尼婭在她原先工作的旅遊商店。
那會是夏天，正好在旺季，我在帶團。忙裏偷閑，跟她一起看了個電影，一起出去逛公園，空閑的時候一起去酒吧喝個酒，大概兩三個月，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沒什麽特別的儀式感。
2016年，我倆第一次在聖彼得堡郊區約會時候拍的。
她是個很傳統的東歐女孩，不像很多她這個年紀的俄羅斯女孩那樣喜歡玩，喜歡瘋。現在很多東歐人都美國化了，但她還是一個很傳統的人，家裏信奉東正教，過一些俄羅斯傳統節日。她不愛玩，不抽煙，喝酒就隻喝一點啤酒，連紅酒都不喝。
2017年，我們結婚了。我跟她在俄羅斯都沒有多少朋友和親戚，就簡單領了證。
熱尼婭讓我的生活安定下來了。以前我也沒想著在俄羅斯一直生活，總是租房子。她懷孕六七個月的時候，我們買了房，搬進了新家。買完房子，沒有特別多錢裝修。頭兩個月，家裏都沒有廚房，有個電磁爐就能隨便做點東西。我們是一點一點把房子裝起來的。今天添置個床，明天添置個櫥櫃。後來我帶了幾個團，把錢掙出來了，才把廚房安上。
我們買的現在住的房子，當時給拆成毛坯房了，重新裝修的。這是我倆買的最貴的東西了。
2019年8月，我的孩子出生了。我原來不是很喜歡孩子。熱尼婭不斷給我做思想工作，她特別想要一個孩子，說有個小孩多可愛，就天天跟我磨。我就說，想要就要吧。
在俄羅斯生孩子，體檢、住院等等是免費的，但醫院不允許陪護，生完也不能立刻去看，要到了第二天才能去探視。熱尼婭前後在醫院住了兩個星期，我就見了她兩三麵。
生產當天，我跟我媽就在家等著，熱尼婭自己在醫院生。她也挺神奇，一邊生孩子還能一邊玩手機，跟我聊天，一會說，哎呀生不出來，又一會說，沒感覺，我得休息一會。
2019年8月10號，熱尼婭在醫院生產。我打字問她生了沒，她說還沒，躺著呢。
我到第二天才被允許探視。在這裏，男人不能進產房，我就等在走廊裏，她把孩子抱出來。其實剛知道自己要當爸爸的時候，我沒有特別多的感覺。當熱尼婭把孩子抱出來，我用手指頭戳了一下他的臉。他睡著了，沒有哭。我心都在融化，好可愛，小小的一隻，那個時候就有感覺了，這是我的孩子啊。
在俄羅斯，母親生產都是沒有家屬陪伴的情況下，獨自一人完成的，從生產到出院要1-2周，所以這邊很重視接孩子出院這一天，有很隆重的儀式。
熱尼婭剛生完孩子，我、我媽媽、熱尼婭媽媽接她出院時拍的。
我媽代表全家，從東北老家拎了一堆東西，過來看望熱尼婭。當時是夏天，旅遊行業最忙的時候，我很少回家，基本上是她們倆天天在一起。熱尼婭會說一點點漢語，但說得很慢；我媽一句俄語都不會說，一口東北話，但她倆關係處得特別好。我們仨一塊逛商場，熱尼婭會牽著我媽的手，感覺我媽跟她比跟我還親。
她們到底是怎麽溝通的，她們倆解釋不明白，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是個未解之謎。自這之後，我就感覺人真的是高智商動物，人跟人的溝通有時候是不需要語言的。
後來我媽回國，臨上飛機之前，我還沒咋地，熱尼婭看著我媽一頓哭，那個眼淚兒啊，啪啪往下掉。我媽也挺舍不得的。去機場之前，還在家的時候，熱尼婭跟我媽說我舍不得你，我媽就也開始掉眼淚了，還跟我爸說，你看我這外國媳婦，我走她還哭。
送完我媽媽後，熱尼婭還在哭，覺得好玩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我們原來計劃2020年1月回國，給熱尼婭補辦一個正式的婚禮，去三亞拍婚紗照。熱尼婭特別想去三亞，她從小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就很向往溫暖的南方和大海。我機票買好，賓館也訂好了，因為疫情，就全給取消了。
2020年2月3日，我送走了最後一個旅遊團。那個團走後，聖彼得堡突然一下就安靜了。突然從高強度的工作中停下來，我還覺得很慶幸：公司終於不會強迫我帶團了，我可以休息了。
休息了兩個月之後，我開始慌了。生意變成了零，我的收入也變成了零。我以前是掙了很多，但買房買車、裝修，錢都花出去了，我們手裏大概就剩四五萬塊人民幣。聖彼得堡物價挺貴，家裏孩子還小，一家人要吃穿，就算再怎麽節約，每個月也得四五千塊。
每天看著俄羅斯新冠一天天增長，根本看不到頭；存款越來越少，收入完全是零，入不敷出。當錢花完了，就隻能找父母要，可誰願意這麽大了還找父母要錢？而且這也不是一個長久之計。我想工作，想掙錢，卻無能為力，抗拒不了大環境，就感覺整個人特別渺小，什麽都做不了。
2020年，因為疫情，我們倆被迫一直待在家裏。
每天在家就是幹待著，不是看電視，就是玩玩手機，睡覺、做飯、看孩子。吃飯也是，什麽時候餓，就什麽時候吃。飲食沒有規律，睡眠沒有規律，沒有運動，我一下比原來胖了二十斤，生物鍾全亂了。
熱尼婭知道沒錢了，就跟我說，我跟你一起承擔，我們一起把這段時間挺過去。在超市裏買東西，她都要比較一下價格，精打細算過日子。去年一年，我們家最大的開銷就是給孩子買東西，她給自己什麽都沒買。也就雙十一的時候，我在網上給她買了點東西，一雙鞋，一件毛衣，不是特別貴，就一兩百塊。
熱尼婭穿著我從網上買的新衣服。
我們後來也計劃過回國。八月份買過一次機票，俄航的，取消了。十月，我們材料都已經遞交到領事館，機票都買完了，結果領事館說因為歐洲疫情第二次爆發，國家又收緊對外國人的簽證政策了，讓我上領館把熱尼婭的護照取回來。我們心情特別不好，熱尼婭在家哭了好幾回。你懂這種心情嗎？想回去，總是不成功，就一直卡在這了。
那次還是我們組織的，結果幾個中國朋友都回去了，我們卻沒有。他們出發那天，我們一家三口去機場送他們。熱尼婭挺感慨的，覺得是她的原因才導致我沒回去，挺愧疚的。我說，沒事，隻要咱們三個在一起，在哪不是家？
我們仨一塊郊遊時拍的。
我們仨就這麽一直挺到了年底，結果等來了地獄一般的十四天。
先是12月21號早上，熱尼婭一覺醒來，就突然失去味覺和嗅覺了，吃檸檬片，沒有任何味道。我們電話預約了核酸檢測，第二天做的，過了幾天出了結果，陽性。
2020年12月27日，我們收到了新冠核酸檢測陽性的報告。
等她快恢複了，我就開始有症狀了。我們倆都是輕症，但症狀不一樣，她隻是失去了味覺和嗅覺，其他一切正常；我是發低燒，頭暈，渾身肌肉疼，特別難受。1月1號到1月3號，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一動沒動。我記得我跟熱尼婭說，我要是不行了，你就給我送醫院去。
我們倆算挺有社會責任感的，不想傳染給別人，那段時間就超市訂菜，他們給送貨上門。直到後來核酸檢測陰性，身體有抗體了，我們才出的門。1月4號做的抗體檢測，7號我們第一次出門，自由的感覺真好。
2020年聖誕節我們全家合照，那時我和熱尼婭感染了新冠，都在生病。
這邊疫情很嚴重，得新冠已經不是什麽特別大驚小怪的事了。你說完全不怕吧，也不可能，畢竟重症容易出人命。
我們的2020年夠曲折的。現在我們就想回國，但一直遙遙無期。要是現在政策允許了，機票我連價格都不看，最貴的都買，立刻回去。熱尼婭特別想去中國，跟了我這麽多年，一次都沒有去過。她第一次去中國是什麽樣的，我也挺期待的。
李紅/口述
葉心/撰文
我叫李紅，今年50歲，在德國生活了27年。經曆過一次失敗的婚姻後，我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生活也非常眷顧我。我和德國人彼得的愛情打破了地域、民族和年齡的限製。
2019年7月，我在波恩的慈善晚會上。
1971年我出生在上海郊區，準確地說是上海縣的一個農村裏。小時候的我和那個年代的農村孩子一樣，和奶奶媽媽一起種田和幹各種農活，包括喂豬、養雞等。13歲那年上海閔行區變成了經濟開發區，我們的農田被征走了，媽媽進了工廠，而我則到了上海市上中學。
16歲我中學畢業後，到上海市徐匯區旅遊職業學院培訓。三年培訓結束時，正趕上上海紫藤賓館開張，我就成為了第一批員工，負責管理一個12人的團隊。後來領導班子改組，我降為普通工作人員，負責打掃整理客戶的房間，還需要做兩班倒的工作。
有點不開心，但因為是涉外酒店，我可以直接接觸外國客人。而我的英語很好，客人們對我經手的事情和服務感到滿意，經常會留下10到20美元的小費。我記得曾經有一個紐約來的美國客人，他一次就給我留了100美元的小費。這在上個世紀90年代確實是個很不錯的工作，我成了家裏收入最高的人。
1989年，我18歲，姐姐結婚，我們的全家照，左一是我。
那時有一位德國客人對我一見鍾情，對我展開了熱烈地追求。他比我大八歲，我對他的感覺也不錯，感覺他是個守時、自律、嚴謹、可靠、規矩的實在人。他不會花言巧語，不亂來，讓我覺得安全和放心，於是我們相戀了。
在他的邀請下，對外麵世界充滿好奇心的我決定隨他到德國看看，我想這說不定是一個改變我在賓館裏被“打入冷宮”局麵的好機會呢。1994年，我隨他前往德國伍珀塔兒，拜訪他父母和他生長的地方。
1994年我滿懷憧憬，在出國前留念。
離家的時候我父母都不同意，都擔心這個德國人會不會是個騙子。我媽媽拉著我的手不肯鬆開，眼淚嘩嘩地流出來。我對媽媽說：“讓我走吧，媽媽。不要擔心，有一天我會好好回來的。”沒想到這一別竟是永別，一年後媽媽就因癌症去世，這成了我心中很大的遺憾。
1994年出國前，我（右一）和姐姐、妹妹合影。
原本隻是計劃在德國做三個月的短期旅遊。結果三個月過去，我的德國男朋友向我求婚了。像每一個憧憬浪漫愛情的姑娘一樣，我高興地答應了他的求婚。就這樣，1995年我們結婚了，我也留在了德國。
新婚激情還沒過，生活就開始顯出它殘酷現實的一麵。我的丈夫是一個電氣工程師，工作要求他經常全世界去出差，一走就是三個月。可我的中國護照去哪裏都得辦簽證，這樣就跟不上他的步伐，大多數時候都得留在德國。為了盡快適應新的環境，我利用丈夫不在的時間去成人大學學習德語。
那是一段很難熬的日子。我是個愛說愛笑愛熱鬧的人，習慣了上海這個繁華大城市的生活，而伍珀塔兒卻是一個人口才三十多萬的小城市，生活冷清寂寞，讓我非常難適應這個落差。我在德國既沒有朋友，也沒有工作，先生又常年不在家。雖然可以往國內打電話，可每分鍾3.5馬克（大約15元人民幣）的價錢讓電話也變得奢侈。
過了半年這種孤寂落寞的日子後，我便操著磕磕巴巴的德語去找工作，在一個高檔時裝店裏找到了我在德國的第一份工作——賣高檔品牌服裝。很快我就能和德國人自由地用德語交流了，工作起來也得心應手，我感到稍微有點開心了。
婚後兩年我懷孕了。我27歲，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健康小子。那時候德國的法律是三歲以下的孩子不許上幼兒園，必須自己帶。好在公婆每周三幫我帶孩子，我可以一周出去上幾個小時的班。我本來想等孩子三歲上幼兒園時再去找個更好的工作，可是我沒有在德國上學的經曆和證書，所以幾乎找不到自己期待的好工作。
兒子2歲半。
我一向喜歡健身，就去健身房訓練，想改變一下因為生產而變了形的體型。
老板娘見我有板有眼的動作做得不錯，就走過來問我是不是有健身的基礎，願不願意做一個健身教練？於是我就參加了為時一年半的健身教練培訓，成為了健身教練。這一幹，就做了八年。
我在健身房裏教杠鈴操。
丈夫仍然在全世界飛來飛去。他永遠是出差三個月，回家休息兩周，然後又是下一次的出差。好容易有老公在家，我滿心歡喜，憧憬著全家人一起團聚，想和兒子和老公一起樂融融地散步或者郊遊，可老公根本就沒這個意願。
他保持著單身男人的習慣，一邊是來去自由，一邊把所有閑暇時間都投入到他的個人愛好中去。在家裏總是一個人聽音樂，聽到半夜才肯上床，不到中午12點又絕不起床，完全和我們沒有交流。而我則繼續一個人帶孩子，上健身房教課掙生活費，累得半死半活。別說散步、撒嬌，或者希望他幫忙帶孩子都不可能，充其量就是又多了一個要伺候的人。
這樣的生活過了幾年，我發現自己都沒有笑容了。生活沒有著落，身邊沒有親人和朋友，我的心情憂鬱得要死。我捫心自問：我本是個開心的女孩子，在上海的生活有滋有味，怎麽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這種沒有希望的單身媽媽的日子，難道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嗎？不行，我還年輕，與其這樣，為了孩子也為了自己，我要賭一把！
1999年在德國，心中覺得孤獨、失落、壓抑、迷茫。剪去長發，想以此改變自己的生活。
2003年，32歲，在分居一年後，我和他離了婚。為了不給他增加負擔，我淨身出戶，不要贍養費，也不要他一分錢，隻要兒子。驕傲又固執的我隻帶著公公送的一輛歐寶車、一箱子衣服和一台電腦，就和兒子離開了這個男人和我們曾經的家。我相信我一個人仍然可以過得很好，而且可以把兒子養好。
2003年離婚前，覺得生活有希望了，抱著兒子我們笑得陽光燦爛。
在那之後我又認識了一個比我大6歲的德國男人。不像我那大手大腳的前夫，他為人節約，會投資，也會生活。認識半年後他對我說，我可以帶著兒子搬到他那裏去住，於是我們就去了。然後問題也來了。他對我是不錯，但是他把我當作籠中的金絲雀來養。
他說：“好女人要像日本女人那樣安靜的、輕言細語地跟在男人身後，不會想著去出風頭什麽的。”其實他就是不想讓我和為數不多的女友聚會，甚至不讓我回上海看望親人。總之就是除了去健身房和買菜就不讓我出門，我感覺到完全沒有了自由。
兩年半以後，我悄悄地問7歲的兒子，“兒子，咱們離開這裏，去租一個小小的房間，就我們兩人一起過，好嗎? ”兒子同意了，於是我告訴了他我的決定。他勃然大怒，說：“我很愛你！隻要你說聲對不起，給我道歉，那麽你們母子倆就可以在這裏一直住到你租到新的地方。否則你就馬上給我滾出去！”他這番話讓我徹底心涼，就毫不猶豫地離開了這個男人，雖然仍然不知道明天在哪裏。
在這個最困難的時候，住在同一條街上的女友薇薇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讓我在她家裏住了三天，直到我後來租到一個55平米的小套間，母子兩人在那裏一起住了五年。因為這兩次經曆我痛下定決心，以後絕不再找德國男人！薇薇的雪中送炭也讓我非常感動，一直銘記在心。
我的女友薇薇（右一），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最艱難的時候我也想過回國重新開始。但是那時候媽媽已經去世，爸爸找了個新的老伴，姐姐和妹妹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回去已經不尷不尬。更何況當年是風光出的國，現在混得這麽慘才回去，我實在丟不起這個臉。
為了讓兒子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回國學了最受德國人喜歡的精油香薰放鬆，然後在德國的地方小報上登了一則廣告：“中國精油香薰放鬆，隻接待女性”。
我的第一批客戶是健身房的學生，學生們又帶來了自己的老公。這樣子我就能夠勉強掙足我和兒子兩人生活了。但是那五年我心力交瘁，算是我人生的低穀。不過我從來沒有放棄過生活的希望，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覺前我都會給自己打氣。
我帶著10歲的兒子在海南島度假。
我有一個女朋友珍妮，是當年我在服裝店做第一份工作認識的，慢慢地我們就成了好朋友。珍妮是一個中餐館的老板娘，餐館裏經常有德國客人吃飯。見我這些年一個人過得辛苦，她挺同情我的不幸遭遇的。
珍妮的中餐館。
珍妮的餐館有一位常客，叫彼得。彼得的妻子得癌症去世了。一天他悶悶不樂地去她的中餐館。看見他傷心的樣子，珍妮就問：“你怎麽了？是不是鴨子不好吃？”彼得灰心地說：“別理我！我留不住女人！”
因為他想交女朋友，卻沒找到合適的，好容易遇上一個想約會，還失敗了。珍妮笑了，說她有個很漂亮的中國女友，正好沒有男朋友。彼得趕緊說“那還等什麽，趕緊給她打電話，讓她過來吧，告訴她我正吃甜點呢。”
珍妮（左一）和我。
不過當時我們並沒有見麵。我已經把那輛小歐寶賣了，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於是珍妮給我們約了見麵的時間。本來我告訴珍妮，我當時37歲，能夠接受的男方最大的年齡是50歲，但是珍妮卻隻說彼得是一位非常可親的藝術商，至於年齡嘛，需要我自己去打聽，她無可奉告。
後來彼得從珍妮手上拿到我的電話，和我約好2009年1月2日上午9點半見麵。那天9點26分鈴聲大作。我打開門，眼前是一個陌生的德國老人，嚇得我恨不得馬上就把門關上。出於中國人的禮貌，我還是請他進來，並給他遞上了一杯茶。結果我們聊了一個半小時，越聊我越驚訝他神奇的人生經曆，也越欣賞他的幽默和廣博的見識。
彼得23歲的時候曾背著行囊，騎著單車在世界上周遊了三年半。他從進口阿富汗文化紀念品和民族服裝起家，漸漸成為德國各大博物館的藝術品代購。如果隻聽他講話，我頂多猜他五十歲。不過我仍然邁不過生理年齡的坎，我想我們不會成為戀人，但會是很好的朋友。而彼得那次則喝了17杯茶。他後來告訴我，這輩子他都沒喝過那麽多茶。當然彼得還是看出來我嫌他年紀太大。他很失望，不過他並不想放棄。
彼得經常邀請我們去他居住的農家莊園，向我們展示他自己改建的500多平米的老房子。彼得了解到我兒子是拜仁慕尼黑足球隊的粉絲，征得我的同意他多次帶我兒子去看球，並送他各種球迷的紀念品，還把自己家的花園改成一個足球場，周末經常陪著我兒子踢足球。幾次下來我11歲的兒子就一天到晚念叨：“彼得多好啊！”
兒子是足球迷，彼得投其所好，把自家的花園改成足球場，周末經常陪我兒子踢足球。
彼得還努力投我喜好。他每個周末邀請我去最好的餐館就餐。因為職業的原因他經常要去美國參加展覽，不過都是短期出差，而每次回來他一定會帶給我最好的衣服做禮物。
就這樣每次見麵，我對彼得的好感就增加一分，但那年齡的溝始終就橫在那裏，畢竟，相差25歲的坎不是那麽容易能夠讓我跨過去的。
彼得和我。
2009年2月一個下雪的周末，彼得弄來一輛德國傳統的馬車，再帶上一瓶香檳酒和厚毯子約我去踏雪，一切都那麽美麗。彼得給我披上厚毯，從籃子裏取出兩隻刻有心形的香檳酒杯。
我的酒量有限，第一杯香檳酒下肚，用微醺的眼睛看世界覺得美不勝收;第二杯酒斟滿的時候，彼得就捧起我的臉一陣熱吻，我也並不想抗拒，就此在冰天雪地裏一吻定情。
2009年2月，一吻定情，心形的香檳酒杯和雪景助興，這張照片是馬車夫幫我們拍的。
5月的一個周日，彼得用我最愛的紅牡丹裝點起居室。在他家的桑拿房，在溫暖的溫泉蒸汽中，彼得手拿紅玫瑰向我下跪，誠懇地希望我能嫁給他。麵對如此謙虛暖心的男人，那一刻我感動得答應了他的求婚。高興之餘我也特別感謝珍妮為我的姻緣牽線，讓我找到了一位暖心的紳士做伴侶。
我們在花園裏舉行盛大的婚宴。
2009年9月25日，我穿著潔白的婚紗和彼得去市政府登記結婚。第二天是彼得63歲的生日，我們舉行了盛大的婚宴。彼得花費很多心思，搭起大大的帳篷，裝上中國式的大門，點起喜慶的中國紅燈籠，外加紅地毯及迎客的兵馬俑，一頂紅轎子將我抬入婚禮現場，而那次婚宴光是宴請的朋友就有120多人。
用彼得自己的話來說，“她不僅是一個中國美女子，還是一個靈魂純淨如水、心靈寬廣無邊的好女人，更重要的是，她和我一樣，是個把和諧放在首位的人。”總之一句話，他就是想把我寵成公主。
2009年9月26日，我們在家裏的花園舉行盛大婚宴的現場。
其實在剛結婚後的半年裏，每次和彼得出門我都會因為年齡差距而覺得抬不起頭來，特別害怕別人把我當成那些從泰國買來的女人。所以我總是讓彼得一個人先走，我遠遠地走在後麵。
但是後來我突然想通了：“我怕什麽？我一沒偷二沒搶三沒拐騙，我和彼得彼此真心相愛，我們自己感覺幸福，這就是我的生活，好與不好都是我們自己的事情，別人怎麽看和我有什麽關係？”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害怕和彼得一起出門，相反我們反而手拉手，該怎麽就怎麽樣，毫不掩飾。
彼得年輕的時候並不富有。他從舊貨市場開始淘金，到後來成了很好的古董收藏家和交易師，所以他現在的財富來得其實並不是非常輕鬆。當我們決定結婚時，他的兩個兒子都已經是成年人了。為了讓他的兩個兒子放心，我們做了婚前財產公證。
我組織召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對彼得的兩個兒子說：“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家庭和睦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在婚前和你們的爸爸簽定了一份放棄財產的協議。他一生辛苦積累的財富是屬於他和你們的。我隻是希望你們常來看爸爸。我們的大門永遠對你們敞開。”
2009年9月26日，我們在婚宴上翩翩起舞。
多年來彼得一直在幫德國收藏家Horst Kienzle打理家族事項。Horst希望有生之年能把自己一生收藏來的亞洲藝術古董常年展出。我們就幫他聯係德國各大博物館，但是沒有地方能夠持續展覽半年以上。
於是我們決定自己開一個博物館，就將彼得55000平米的大莊園改建，一邊展覽Horst和彼得的古董和亞洲藝術收藏品，一邊展覽中國文化，並取名為亞洲藝術博物館（簡稱為亞博園，德語是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in Radevormwald）。
亞博園佛教展廳。
我運用當年做酒店管理學來的知識，把亞博園逐漸變成一個舉辦各種文化藝術活動的中心。
比如每年仲夏夜晚的露天音樂會是當地老百姓歡慶和休閑的大型節日。而中秋古裝遊園活動自2016年以來每年9月初都會舉辦，而且規模也辦得越來越大，後來成為德國北威州影響很大的亞洲文化藝術節。我做起來得心應手，感覺又像回到當年做酒店管理的老行業了。
亞博園2017年中秋遊園節。
因為沒有子女，家族後繼無人，盡管行動還能自由，87歲的Horst逐漸感到寂寞。他不願意去養老院生活，我們就把他從慕尼黑接到了自己家裏照料。對我而言，這是我對親人的一種付出。彼得感慨地對我說：“不是每個德國女人都能這樣做。你是個有大愛的女人，從內心到外表都那麽美。”還說找到我，“自己老了也不會害怕！”而我則很感謝彼得給我這麽美好的生活，既然他選擇我做為他的終身伴侶，我也一定不會讓他失望，一定會讓他幸福。
我的兒子如今也已成人，也有了自己的女朋友。兒子和我的關係很好，他對我說：“媽媽，小時候我不太明白你。現在我理解你了，兩個人的關係不好時確實是過不下去的。你的選擇是正確的。”
我和兒子。
而我自己的原則始終是懷著一顆慈悲的心，一切順其自然，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是你的總是你的，該來的總會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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