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真實版《肖申克的救贖》
－－作者：袁小兵 汪豔霞 周定兵
五十七年，他可能是雲南省乃至中國服刑時間最長的“反革命”犯，在國外也屬罕見。一個月前，77歲的他獲釋，被人攙扶著走出官渡監獄，家鄉敬老院收留了他，可是衰老的身軀和淡漠的親情，讓他隻能整日蜷縮在床上，就像來到另一個監獄。自由和故土就在門檻之外，這麽近，卻又那麽遠。
他的刑期為何長達五十七年，在牢獄中怎樣度過漫長歲月？處於中國曆史上最大變革期的這五十七年風雨，是否也逾越高牆波及其命運流轉？五十七年之後又如何麵對一個全新世界？他會是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裏那個被體製化然後又被自由所殺的假釋老頭嗎？
五十七年牢獄結束後，他在自由世界的孤獨中等待死亡。
新街鎮敬老院坐落在鎮郊田野中一棵巨大緬樹下。它借用了隔壁一座殘敗古廟的一角，泥牆上掛的還是撤鄉並鎮前的“新街鄉敬老院”木牌，儲物櫃外側可見30年前漆寫的“新躍公社”字樣。正在膨脹的小鎮上的居民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它似乎活在時光與塵世之外。6月28日，這裏來了一個同樣命運的老人。兩名監獄警察開車從幾百公裏外把他送來，懇請敬老院收留：“他以前犯有反革命罪，坐了57年牢，現在釋放，可是家裏人都死了。”
老人被安置在小院東北角烤火屋的隔間裏，曾先後有4名老人在此度過最後時光。現任主人離終老也並不遙遠，他佝僂得厲害，雙腿像竹竿一樣細，需要扶著旁物才能走一點路。工作人員買來一個塑料小桶做夜壺，這樣就不用去院外的旱廁。用塑料袋包了一件毛衣，把口子紮上，讓他坐地上時墊著，還可以手拉著袋口在地上挪動。
他來這裏10天後，我們首次前去敬老院探望。他正這般姿勢坐在地上抽煙，地上散落著一些煙頭。他瘦骨嶙峋，牙齒幾近掉光，但目光依然犀利。大家扶他坐在凳子上，給他點上一支煙，他吸了一半就把火掐滅，獨自發呆。“你出去多少年了？”我們湊近他耳朵大聲問。“十多年了。”“你知道你現在在哪嗎？”“在家了嘛！”這時他臉上露出一點笑容。再問他多大年紀，他回答說“二十幾了”，還說“想做點事業”，繼而用含混不清的語言說了些什麽，大家都沒聽懂。
我們遞給他一個本子和一支筆。“歐樹。”他抖著手，兩次寫下他的名字，再慢吞吞加上一句“老歐感謝政府與幹部”，全是繁體字。然後繼續發呆。
“他有時清醒有時糊塗。”敬老院院長戴學義說。更多時候，他坐在床上，斜靠著牆，眼睛似閉非閉，看著白晝升起和黑夜沉降。他如果在想著往事，往事就像蚊帳裏的蒼蠅，嗡嗡地在腦海裏進出。
1953年，歐樹20歲，生活在雲南省彌渡縣城北麵一個叫黃旗廠的村莊，母親死得早，跟父親賣豆腐為生。85歲的堂姐歐馬蘭說，他“人好，肯幫人”，但有一天在村裏“被公社捆走了”，他父親在賣豆腐時也被抓，“聽說是參加了一貫道，但我不知道這是什麽組織。”
這年11月19日，歐樹入監，次年被彌渡縣法院以“一貫道案”判刑4年。由於現存檔案裏找不到這份判決書，無法得知其犯案經過。當時，這是“反革命罪”的一種。
一貫道是一個多神教，同時信奉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儒教，所謂“五教合一”，興盛於明清，建國之初已成為中國各會道門中勢力最大的一個，中共華北局調查認為“該道上層多為地主富農及國民黨反動的舊軍人，一般道徒則多為中貧農……已為特務組織所掌握和利用，成為反革命活動的有力工具。”
取締一貫道是隨著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而進行的一場廣泛、劇烈、深刻的群眾鬥爭。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出台《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八條規定“利用封建會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節較輕者處三年以上徒刑”，為打擊會道門提供了強大的法律武器。
歐樹父子倆被送往60公裏外的賓川縣牛井勞改農場。4年勞改就要結束時，他卻被指“抗拒改造，裝瘋作傻，堅持反動立場，思想極端敵對”，一天深夜企圖奪槍逃跑。隨後拒絕吃飯和勞動，“幾次收拾行李，東張西望，隨時打算逃跑，自稱是自由人，公開對抗管教，”在又一次逃跑被抓後不久，1958年1月，賓川縣法院判他“加刑15年”。
但歐樹仍“不認罪服法，堅持反動到底”，包括3次把棉桃摘了110多個埋在土中，盜竊犯人物品，侮辱、誣蔑女幹部、女犯人、女學生和過路婦女，公開稱一名一貫道女犯為師母，並默念“三寶”。再次逃跑未遂後，1959年6月他接到了無期徒刑的判決書。
1960年，歐樹被送入省城的雲南省第二監獄，它剛從一家管訓所轉變不久，後來成為全國唯一一所以關押重刑毒品罪犯為主的高度戒備監獄。歐樹檔案裏的兩張1寸黑白頭像，可能就是在那時照的。他留著短發，掛著“334”號囚牌，眼神似笑非笑。
50年後，一名獄警開車帶我們進入這塊神秘之地，道路如迷宮般曲折，到處是高牆電網，監舍的走廊和窗戶都被鐵條密封，一切皆在掌控之中。當年輕的獄警們笑著說這裏的生活多麽單調時，我們在驚歎歐樹竟然在這裏呆了48年，直到2008年轉入另一個監獄。
48年裏，他換了好幾個中隊（現在稱為監區），經曆了三代獄警的管教，對監獄的曆史也許比許多獄警都清楚，但沒人能詳細聊起他在這裏的48年生活，因為獄警換崗頻繁，而他隻是流水般進出犯人中沉默的一個。
1963年和1972年，他兩次被雲南省精神病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在省二監時，說話東拉西扯，語無倫次，說女犯是他老婆，有80幾個，他母親是他大老婆，兩個姐姐是小老婆，石科長是他父親，他原名叫石漢。勞動中打瞌睡，不遵守紀律，一會報自己18歲，一會又報19歲。”
“對自身情況缺乏應有的認識，雖一再給予加刑處分，也是無所謂的樣子，且說：來這裏是打百分，玩玩，說話顛三倒四。詞語結構上邏輯性極差，有明顯之思維破裂現象。”
1971年，歐樹以“二流子”的“個人身份”參加這年度的評比檢查，小組會上表達了“不敢對罪惡推卸”的懺悔和“不逃跑，不無理取鬧”的決心－－“政府不殺我給我寬大改造，我要很好的接受改造”。小組長稱讚他“勞動是埋頭的幹……不推辭，成天拉車，不說二話……很冷天氣，穿單衣不叫苦”，同時批評他“態度極為惡劣，不接受監督，開口罵人”等等。
最後，中隊因他“精神不正常”，給了一個比較正麵的評價：“表現較好，遵守紀律一般，未發現突出違反的情況。”
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出台，極大扭轉了持續30年靠政策定刑量罪的人治局麵，《懲治反革命條例》宣布廢止。但由於曆史的慣性，這部刑法仍然帶有較強的政治色彩，最為典型的是把“反革命罪”寫入其中。
不過，它對像歐樹這樣“組織、利用封建迷信、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犯的刑罰，要遠輕於建國之初。而且規定，無期徒刑罪犯如確有悔改，可以減刑和假釋。
1980年，雲南省二監決定為“勞改時間已長”的精神病犯歐樹申請“清除釋放”，但主管機關沒有同意。對此，雲南省監獄管理局一名官員推測，反革命罪當時仍是重罪，涉及政治因素複雜，再可能加上一些臨時性的政策，歐樹沒有達到當時的釋放條件。
1997年，修改後的新刑法頒布，“反革命罪”退出曆史舞台，代之以“危害國家安全罪”。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中明文指出，無期徒刑罪犯如確有悔改，在服刑2年後，可以減刑至13－20年。
1999年，雲南省二監再次上書，建議將歐樹的刑罰減為有期徒刑10年。此時，歐樹作為一名無期徒刑犯已服刑整整40年。這在中國司法史上極為罕見。我國著名刑法學者陳興良教授指出，無期徒刑的實際執行刑期為12－22年，一般為15年左右。
歐樹並不能逾高牆感知外界春秋，但他的獨特經曆見證了那段風雨如晦的歲月。不擅表達的他也可能隻是被遺忘了，從而一呆40年。現在，加緊完善中的司法製度開始給他帶來轉機。
2個月後，雲南省高院裁定為歐樹減刑至18年。雖顯保守，但從此開啟了減刑的閥門。2002，2004，2006，每兩年就減刑一次，從1年3個月到2年不等。
這期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也許是打字員的疏忽，或許是“一貫道”這個詞實在讓當今法官生疏，2006年的裁定書，居然把“一貫道罪”誤寫成“一慣盜竊罪”，發現後補文改正，又錯寫成“一慣道罪”。
2005年2月，72歲的他轉入新成立的十一監區，這裏關押老病殘犯為主，一名叫劉濤的警官說：“如果身邊都是中青年人，他們會發現自己動作遲緩，思維退化，容易產生自卑感，回歸社會的信心不足。”
監獄大門離歐樹越來越近，但他的背也越來越馱，走路蹣跚，其他犯人必須完成的輕微勞動任務，他老得無需理會，跟當年那個憤怒、叛逆，隨時想要逃跑的形象相隔萬裏。
十一監區宿舍是一棟嶄新的外走廊式結構大樓，通風、采光均佳，樓下是開闊的放風活動區。歐樹住在最頂層4樓，劉警官說，“他意識比較清楚，生活能基本自理。”
透過鐵柵欄，歐樹可以看到正對麵小山坡上的紅磚舊平房，那是監區值班室，警官下班後有時坐在露天藤架下的椅子上抽煙，這是高牆內留存不多的舊印記。四十多年過去，監獄也在變化之中。除了硬件的改善，也包括讓自身去神秘化。2007年起，每年都有海內外人士在開放日進入這座監獄參觀。劉警官認為，這不僅是新時期獄務公開的要求，也是對服刑人員人性化管教的全新方式。
2008年1月22日，歐樹和200多名犯人轉入官渡監獄。由於警車不夠，一些犯人坐著旅遊大巴開始了1個小時的奇妙旅程。雲南省二監已從當年的郊區納入二環市區，通往官渡監獄的101省道擠滿了形形色色的汽車。對歐樹來說，隔著汽車玻璃，1個小時看盡高牆外半個世紀前後的變遷，不知是欣喜還是殘酷。
官渡監獄七監區。歐樹在此度過57年監禁的最後2年半時光。7月21日下午，管教警官王桂春帶我們走進這棟紅白相間的3層樓房，裏麵關押的大多是50歲以上的重刑毒品犯、暴力罪犯和老病殘犯。他們在走廊踱步，或安靜呆在房間裏，門都開著，上下層鐵架床，不像西方電影裏的監獄，倒很有些大學宿舍的模樣。
穿過貼滿了健康宣傳內容的走廊，王警官進入一樓最裏麵的房間，一名在床上斜靠著牆的85歲老人緩慢起身以示敬意。“你多大了？”王警官探身問。“100歲。”“吃過飯沒？”“吃了。”老人木然回答。
“全答錯了。”王警官轉身悄聲告訴我們，“歐樹差不多也這個樣子，但要矮些，身上更幹淨。”
歐樹以前就住這裏，房間裏有飲水機，帶馬桶和太陽能淋浴的衛生間，馬桶旁特配置了不鏽鋼扶手。大樓還駐有其他監區沒有的醫務室，18名護理人員24小時照顧老病殘犯的生活起居，監區長？說，這裏就像地方上的敬老院。
歐樹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很差，剛來時病懨懨的，顯得自閉，監區以他“患有老年癡呆”申報老病殘犯。3個月後，一名健壯的中年犯人被分配負責照料他，包括打飯、端水、洗碗，每半個月為他理發、剃須、剪指甲，晚上還要睡在鄰床上，警惕可能發生的意外。
歐樹樂於享受這一切，身體和精神狀況開始好轉，體檢的主要指標甚至好於很多老犯。“他保持著當年參加一貫道的習慣不吃肉，但他胃口挺好，一點醃菜就能吃光一碗飯，感冒極少，心態樂觀，逗他還會笑。”王桂春說。他既是他這2年半的責任警察，也是醫務室的負責人。同樣與西方電影裏獄警形象不同的是，他戴著近視眼鏡，侃侃而談，像名語文科教師。
歐樹不熱衷與同齡犯交往，“腦子有點昏，有時答非所問，”但護理幫他理發或者洗澡後，他就來了精神，哼起革命紅色歌曲，尤其喜歡《跨過鴨綠江》，一次還動情流淚。但如果講故事，又全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稱蔣介石為“蔣委員長”，汪精衛為“汪主席”。
除此之外，歐樹從不提及家人和此前漫長的牢獄時光。當少數“三無”犯人（無親人會見、書信往來、無匯款）感到被家庭拋棄而絕食、自殘時，歐樹從不顯得同病相憐、自怨自艾。王警官認為，他早已習慣了這種“三無”生活。
歐樹也在習慣另一種生活－－被尊重的集體生活。他抽煙時，別人會給他點火（他手腳不靈便）；他和犯人們互相打煙，盡管不多，足可彼此慰藉。早上6點半，護理會攙扶他在露天活動區散步，點名前他就站在走廊上大叫“點名了，點名了！”似乎這是他的責任。逢年過節，他被邀請參加監獄座談會，吃到水果，得到毛巾、牙膏、香皂之類的禮物，還可以觀看犯人們的歌舞表演。
他從不和犯人們交惡，偶爾大家開玩笑過了，他假裝生氣，脫下鞋作勢要打人，最後在一片哄笑中輕輕落在對方身上。他和警官們“吹牛”，對方從不置疑其內容真假，這是一種被認為是“善於傾聽”的工作方法。王警官說：“隻要他高興，覺得被認可，有存在的價值，這有利於他改造成功，早日回歸社會。再說，置疑一名老人也沒啥意義。”
歐樹越來越離不開影子般的這名護理，半個月過去，他會像鬧鍾般精準地提出剪發，“一刻耽誤不得。”
“他把監獄當成了家。”王警官說。這讓他想起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裏那個在監獄裏服刑50年的布魯克斯。他把監獄圖書館整理得井井有條，從中得到樂趣和尊重。他的黑人囚犯朋友對此生出感慨：“監獄很有意思，剛開始時你厭惡它，漸漸你適應它，最後你離不開它。這就是被製度化了。”
2008年6月，歐樹獲第五次減刑。但對他這樣的老犯來說，假釋或保外就醫也許是最好的方法。不久他得到了這個機會。由於“老衰”和“重度貧血”，他所在的七監區被下達病危通知書，建議“聯係家屬，並辦理保外就醫”。其時，歐樹家鄉的行政隸屬關係已隨時代巨變發生多次變更，監獄輾轉找到當地派出所，得到的回饋卻是“親人亡故多年”，無法具保。
布魯克斯得知假釋消息，用利器脅持一名犯人妄圖阻止自己走出監獄。相比之下，歐樹無法保外，對自由的渴望卻沒有消退。他會繼續從墊被下掏出那個用塑料袋和衣服層層包裹的減刑裁定書，讀給同室人員聽。“回家，回到出生所在，盡管這記憶模糊零碎，卻是他這個老人的本能。”王警官說。
可是，歐樹對外界是否也像布魯克斯那樣心存恐懼？半個多世紀來，監獄是他唯一認識的地方，盡管他每天收看新聞聯播，參加時事政治和文化課學習，但世界變化太快，昆明新機場就在監獄附近開建，七監區正前方500米，象征著“時不我待”的機場高速似乎一夜之間就鋪好了，飛機起降的轟鳴聲正在迫近。夜深時，護理能感覺到歐樹睡不好，說一些難懂的夢話，有時會突然驚醒。
2010年6月18日，歐樹第六次減刑成功，定於9天後出獄。“歐大爹，你要出去高興不高興啊？”一些犯人前來道賀。“高興。”歐樹這幾天的笑容不斷，但也時常念叨著：“我不曉得家在哪，這麽老了，不曉得怎麽回去了。”
6月27日早上，歐樹吃過最後一頓囚餐，脫去深藍色囚衣，換上監獄買來的深藍色西服，穿上嶄新布鞋，把57年的全部家當－－幾件衣服，幾頁減刑裁定書，一頂毛線帽，幾張說不清來由的紙，一張閑來用鉛筆寫上“伍圓”再加個線框的“紙幣”，幾片藥板－－裝進一個深藍色旅行包。兩名警官和一名司機帶著速效救心丸送他上路了。
歐樹不知道，他可能是雲南省乃至中國服刑時間最長的“反革命”犯，在國外也屬罕見。2007年，英國一名被判終身監禁的犯人病死在監獄，因坐牢55年居全英之最，而被世界媒體廣為報道。
車特意開得很慢，歐樹不停抽著煙，一直盯著窗外。傍晚終於到達大理州彌渡縣新街鎮，這就是他的家鄉。當新街派出所所長用家鄉話歡迎他回家時，他喜笑顏開。
歐樹在當地已無任何資料，鎮政府從來沒有麵對這樣的事，第二天一早召集各部門緊急磋商，決定安排他住進鎮敬老院，日後再申請辦理“五保戶”。派出所當天為他辦理了戶口，“宗教信仰”一欄注明“無”。他小心翼翼想把戶口本放進胸口的西服內袋，可是手抖得厲害。隨行警官幫他放好，係上扣子，他又緊了緊衣領。
他被攙扶著走進鎮敬老院。安置好後，警官正要離開，他突然站起來似乎想要跟著走。警官扶他坐回去，告訴他：“你到家了，就在這裏安享晚年！”他攥緊警官的手，舍不得放開。
歐樹已經告別舊身份，迎接新生活。外人如果擔憂他無法適應這個嶄新時代，可以去他寄居的敬老院看看，會發現他並沒有像布魯克斯那樣，被街頭疾馳的汽車驚擾，一把年紀了還要去超市打工，因為動作遲緩而遭受顧客和老板的白眼。中國的年GDP和財政收入在高速增長，有能力讓歐樹這樣的老人隻需呆在房間裏休養生息，所以他沒有理由像布魯克斯那樣說“我不喜歡這裏，我決定－－離開”，然後懸梁自盡。
實際上，歐樹已經老得無法“離開”。7月22日我們第二次探望他時，他比兩周前老了很多，工作人員扶他到院子裏散步，他幾乎站不直，壞了鬆緊帶的褲子幾次滑落到腳麵。我們把翻拍好的那張檔案裏年輕時的黑白照給他看，他麵無表情看著，左眼卻滲出一滴渾濁的淚珠。
這天是他住進敬老院後唯一一次走出小屋，其他時間全在那個泥牆和木棉瓦搭建的屋子裏度過，包括吃飯、洗臉、擦身子、大小便、想心事等等他所有能做的事情。
每天早上6點半，他不再早起散步，而是躺在床上，睜眼看著房頂。想抽煙了，他就慢慢挪到門檻前，坐在地上，舉著煙，對著院子裏喊：“火！火！”
他的老家黃旗廠村就在4公裏之外，但他從沒提出去老家走走，倒是他八十多歲的姐夫、堂姐帶領一幫親戚來看過兩次。姐夫馬支說，歐樹父親勞改十多年後就釋放回家了，直到1990年去世；歐樹1960年轉入雲南省二監以後就失去聯係，後來大家都以為他死了，每年清明節會給他燒些紙錢。
村幹部給他介紹每個親戚時，他隻是笑笑，不說話，眼淚在眼眶裏打轉。他隻記得自己和村莊的名字，小名裏有個“福”字。親戚們哭了，他也跟著掉淚。
這是歐樹重獲自由後與家鄉僅有的兩次接觸。敬老院其他5個老人從不進他的屋子和他聊天，也許嫌這裏太髒。歐樹來後頭半個月還能吃些東西，敬老院變著花樣給他做米線、餌絲、米飯、稀飯，但後來他就很少吃，而且好幾次把大小便拉在床上，把敬老院院長戴學義嚇著了，連忙跑去鎮政府匯報，鎮領導也沒有好辦法，隻吩咐叫他每天作好記錄。
戴學義說，歐樹是建院20年來最費心的老人，他和另一名男性工作人員都50多歲了，照顧歐樹顯得很吃力，尤其是麵對一大堆的髒床單、衣服，想花100元請婦女來洗都無人願意。
這個小小的鄉村敬老院，有自己的豬欄、魚塘和菜地，全靠自己種養，去年的開支僅1萬多元，但戴學義表示，這不是不送歐樹去醫院的理由。他懂些醫療常識，覺得歐樹沒有生病，隻是老年癡呆。由於多日隻靠米湯為食，他擔心歐樹將不久於人世，等不到春節搬進敬老院新大樓的那天。
7月23日上午，戴學義去黃旗廠村找到村幹部和歐樹的親戚們。大家對他熱情相待，稱讚他“菩薩心腸”，對歐樹的照料“比農村裏很多人對親生父母還要好”。但當他提出，希望村裏能有人去幫忙洗洗髒衣物時，村幹部微笑而堅決地說：“不可能。”歐樹的堂侄媳說，她天天忙著要烘烤煙葉，實在脫不開身。
歐樹父親去世後，歐樹的大堂侄最後繼承了他家的草房，幾年前用在外做破爛生意賺的錢，在上麵建起一棟3層小洋房，在村裏顯得鶴立雞群。我們問，是否考慮過接歐樹回村裏走走？二堂侄沉默片刻後說：“他一樣都不認得了……。”歐樹85歲的堂姐則揮手搖頭－－“麻煩！”
他們強調對歐樹父親當年的親情：他釋放回家後給生產隊喂豬，後來眼睛和腿都壞了，主要是這兩個堂侄長年照顧，直至去世。現在再冒出一個“死了多年”的人，還需要他們照顧，他們覺得已仁至義盡。歐樹姐夫馬支說：“政府要麽早年放了他，要麽就一直關到老死，現在把他放出來，對大家、對社會都是個累贅。”
歐樹釋放後遭遇的親情冷遇，和健康狀況的持續惡化，讓遠在官渡監獄的原責任警察王桂春感到吃驚和難受。他否認在歐樹77歲高齡後釋放是監獄“甩包袱”，而是他的刑期到了，就必然要出獄。
“他獲釋時身體還是不錯的，而且確實想回家，但出去後一切都變了，對一名老人來說，適應起來比較痛苦。更可能出去後，失去監獄裏原有的精神支撐。”王警官仔細詢問後，這樣分析歐樹的變化。
“那就是，監獄裏他遵守監規，受到尊重，作息規律，有獨立人格，對自由和家鄉的想念讓他覺得還有盼頭。但出去後這個念想就沒了，不知道活著該幹什麽，應該怎樣與別人打交道。他本來特別愛抽煙，但如果現在都不接你的煙，說明他把心門關上了。他一直是個倔強的人。”
近兩年，四川、江西等地監獄相繼提前釋放大批老病殘犯，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褒貶不一。主流意見稱，這批犯人由於政策限製滯留監獄，加劇了監獄醫療、警力資源的緊張，應該讓他們在通過人身風險評估後早日回歸社會。雲南省監獄管理局也在進行同樣努力，尚未得到上級答複。
反對聲音裏，有兩種互為交鋒：一種認為，就應該讓他們在監獄裏品嚐失去自由的恐懼，以對犯罪形成震懾；另一種認為，讓習慣了監獄生活的人回到社會，那才是真正的恐懼。
由於歐樹不能言說，無法得知他從一個渴望自由卻又習慣體製化生活的囚犯，到獲得自由卻反被自由困在床頭的糟老頭，他的內心究竟傾向何方。也許他真的老到無法辨別，任由時代將他推波助流。
歐樹那個藍色旅行包裏，有一張紙上寫道：“夢緣：你說要來看我的嗎？我每天都在判（盼）忘你的到來，每次想到你，心都是那麽疼。你過得還好嗎？我真的好想你啊！你讓我疼的是撕心裂肺。二十幾年了，今天才明白想念的意思。想念會讓一個人情不自禁的流眼淚。”
不是歐樹的筆跡，但歐樹在後麵寫上了自己的名字。旁邊是一塊淚（水）漬。
我們想念給他聽，他輕輕搖頭，蒼蠅從他長滿老年斑的頭頂飛起。一切都是過眼雲煙。
他現在是一名77歲的垂死老人，躺在家鄉和自由的邊緣，等待死神的敲門。
轉自《法律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