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觀察
當“內卷”成為“問題”，社會轉型的臨界點或已到來
在過去的一年裏，恐怕沒有一個術語比“內卷”更出圈的了，因為它極好地契合了疫情之下人們別無選擇、在重壓之下又不得不麵對激烈競爭的心態，進而指向中國社會長久以來的痼疾。近期又爆出拚多多年輕員工“過勞死”事件，足見“內卷”之下超高強度勞動的嚴重後果，然而很多人似乎既苦不堪言，又覺得無法擺脫這樣的狀態。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麵對“內卷”？到底還有沒有選擇？如果有的話，那會是什麽樣的選擇？
▌內卷的界定
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應當理解什麽是“內卷”，它真正的核心問題究竟在哪裏。
“內卷”（involution）一詞最初是由美國人類學家克裏福德·吉爾茲提出的，他在研究爪哇島農業社會後，於1963年出版了《農業內卷：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遷過程》一書，以此描述一種“沒有發展的勞動力密集投入”。因為他發現，這些農民祖祖輩輩以來，在小塊田地裏不斷精耕細作，但產出即便有增長也很有限，其結果，他們的效益產出其實是遞減了。
這個術語隨後就被廣泛應用於經濟史研究中，在某種程度上正好與當時“停滯的東方社會”或“亞細亞生產方式”產生共鳴，用以解釋為何非西方社會未能自發產生現代化。生態史學者伊懋可又進一步歸納出“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一說，強調中國、印度這樣的亞洲傳統社會，都麵臨著龐大人口對資源的巨大壓力，勞動力過剩而資本短缺，與歐洲近代恰好相反，最終在原有的模式裏越做越細，但卻隻是在一個簡單層次上的不斷自我重複，而無法通過漸進增長或突變進入到更高層次。
這也是“內卷”和“匠人精神”的區別所在：雖然“匠人精神”也著重不斷投入精力，但它不是簡單重複，而是在精益求精地追求優化；更重要的是，“匠人精神”是日本封建社會職人製度的產物，雖然它也不能退出（往往子承父業），但它卻不需要麵對中國這樣大規模的同質化競爭，而更接近於歐洲的行會製度，那恰恰是極力限製勞動力自由競爭的。職人、行會可以通過壟斷來獲得穩定的高利潤，由此避免了陷入效益遞減的內卷漩渦。
在一個開放、動態的市場機製底下，資本本能地尋求效益最大化，因此，一旦內卷到了完全無利可圖的時候，自會有人退出或尋求開辟創新的模式。然而，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由無數同質化的村莊組成的小農社會，每家每戶都會種地、也隻會種地，人們精耕細作的目的也並非尋求資本增殖，而是盡可能地糊口。在這種情況下，小農社會的人們很難意識到、甚至也很難理解，同質化競爭的結果，最終勢必將導致自己的產品（糧食）和勞動力都變得越來越不值錢，因為人們的思維就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是市場導向的。
因此，這個詞最初是與西方工業革命出現的突變式發展相對比而言的，用以解釋“為什麽西方做到了，但東方沒有做到”，因為“內卷”（involution）的反麵即“外卷”，也就是“革命”（revolution）。是不是“內卷”，其實是從結果倒推出來的：因為沒有出現創造性的破壞，自發實現現代化而躍入更高層次，所以再多努力也隻是原地轉圈。
不難看出，圍繞著這個概念，原本有三個關鍵內涵：首先是“效益”，有沒有用更少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價值；其次是“創新”，即人們能否找到新的模式來消化過剩的勞動力，還是在原有的模式底下同質化競爭，不斷加碼，這又涉及到這個社會是否足夠開放，能讓人們有豐富多元的其它選擇；最後是“發展”，即不斷投入的勞動力是否帶來增長、擴張和轉型，由量變到質變，累積下來最終導向創造性的變革。
▌當下的內卷
當這個詞被經濟史學者黃宗智引入來分析傳統小農經濟時，它仍是一種“圈內人話語”，聚焦於經濟史上的中國社會轉型，然而在去年“出圈”之後，它所指向的卻是人們當下所關心的社會現實，折射出的是一種焦慮的心態：人們不斷密集投入勞動力，但卻看不到擺脫這一困境的前景，也沒有退出機製。
在此，當下流行的內卷概念其實已經偏離了其最初的內涵，它雖然也隱含著“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層意思，但真正在意的卻不是整個體係的效益和轉型，而是身在其中的個體主觀的感受：一種人人苦不堪言、每個人都很忙很累，但生活卻沒有變得更好的困境。由於這種困境既是整體性的，又是多層次多角度的，勢必對此也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解讀，並被寬泛地到處使用，因為人們找不出其它更好的詞來描述自己這樣一種生活狀態。
這究竟是中國社會的新問題還是老問題？應該說，這是中國人在“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當社會遭遇轉型的陣痛、疫情的收緊、階層的固化、大學擴招帶來的大量新勞動力湧入等種種問題時，在短時間內沒有辦法找到新的模式，其結果是僧多粥少，人們被迫加劇競爭來爭奪有限的資源。由於這種資源的相對稀缺性，你想要勝出，就得拚盡全力來獲取一點點優勢。用人類學者項飆的話說，這是一個“高度耗能的死胡同和死循環”——實際上，這相當接近於當年所說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如何擺脫這種困境？從社會層麵來說，一個組織或一個經濟體，為了避免內卷，就應當研發新技術、優化流程，提升效益，同時不斷鼓勵創新，創造更高的價值，逐漸帶動整體轉型升級。這在市場機製下，原本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效益差的組織自然會被淘汰，最終隻有那些能靈活應對挑戰的組織才能在不斷摸索、創造中成功勝出。從這一意義上，“內卷”現象本身就是社會機製市場化不徹底所造成的，以至於低效的組織仍能存活，而高效、創新的組織卻無法僅憑這一點就獲得充足的回報。
對於身處其中的個體而言，就更難了，但有一點至少是明確的：隻有不斷拓展、創造新的機會，擴張現有的資源，讓每個人都充分自主地的選擇機會，他們才不至於陷入不斷加碼的內卷。這在中國的教育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如果教育是實現階層流動的唯一途徑，那麽就算人人都有機會上大學，還是不免會從幼兒園就開始卷，因為北大、清華的名額始終是有限的稀缺資源。隻有允許多樣的成才途徑、鼓勵差異化競爭，才能打破這種高度一體化、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惡性競爭機製。
值得慶幸的一點是，如今人們都在談論“內卷”，這本身就是通往改變的第一步：至少全社會普遍意識到了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真正沒有希望的，是那些雖然內卷、但卻並不覺得這有什麽不對相反還覺得理所當然的社會——事實上，在傳統社會，這根本就不會被問題化，因為人們想不出還有其它可能。
就此而言，這或許正折射出中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進入到了臨界點：一個蘊藏著巨大能動性的社會，在危機和尋求變革的道路上，遇到了一時難以突破的瓶頸，此時，如果不能實現動態調適和市場擴張，那麽人們便會本能地尋求對稀缺資源更公平的分配機製。這個問題最好的鑰匙便是一個更開放的市場機製，因為隻有它能兼顧效益、公平和發展——發展可以消除內卷，而消除內卷之後的中國將催生全新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