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延的暴力史

麻城：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作者：吳從周

 

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紀念碑

 

麻城，湖北省東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曆史時期，它都是一個沒有全國影響的小地方，默默無聞地坐落於大別山中段的南麓。可是，美國學者羅威廉卻將這座小城作為研究樣本，追溯了它七個世紀裏頻繁出現的暴力衝突。

 

 

1935年，麻城重修了縣誌，出資者是當時的長江中遊各省剿共軍司令，前湖北省主席夏鬥寅及其麾下。主持編撰的是年逾七旬的“春暉老人”餘晉芳，如這個號所示，他是一個舊式的讀書人，也是麻城最後幾位獲得科考功名、進過翰林院的人之一。

 

縣誌的序言中寫道，變亂常有，在麻城這樣脆弱的地方尤其如此，但是也有恒常的應對之道，也就是要糾正人心和風俗，強調禮義廉恥。編撰者們相信古老的教誨，當忠孝、節烈等美德被闡明，社會自然就會安定。

 

然而在這座小城裏，秩序並沒有就此到來。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毫不留情地揭開了這種想象的麵紗。在對麻城曆史的梳理中，這本研究專著發現，從元末的動亂到20世紀中期，暴力衝突和恐怖無時無刻不在這裏展示它的力量，並融入當地人的思想和習俗。

 

 

為什麽是麻城

 

麻城，湖北省東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曆史時期，它都是一個沒有全國影響的小地方，默默無聞地坐落於大別山中段的南麓。

 

讓羅威廉對這座小城產生興趣的，是1949年之後“革命老區”的榮譽。這種革命話語在羅威廉那裏，衍生出對一個地區曆史的追索：“為什麽中國一些特定的地區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變化的暴力？為什麽這些地方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最常見的方式？當把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熔爐－－‘蘇區’置入一個長遠曆史視野去考察時，中國革命看起來將會有如何的不同？”

 

於是麻城成為他研究的標本。他翻閱大量的縣誌、家譜以及其他文獻，梳理了從元代末年到抗日戰爭時期，麻城地區綿延不絕的暴力衝突史。

 

麻城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地方。大別山橫絕東西，而麻城是重要的隘口，於是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這讓麻城從元末到明清，都屢屢遭受戰火之災。為了自我保護，這裏的大宗族和地方強人不得不組織家奴鄉民，建造山寨，武裝防衛。比如元末的地方精英黃武孟，在懸崖上修建了黃氏山寨以自保，大批居民來這裏尋求庇護，黃也因此得到明代皇帝的賞賜。山寨的傳統，在明末清初以一種引人矚目的方式勃興，麻城與周邊的地方強人建立了數百座山寨，拒絕接受清朝統治，號稱“蘄黃四十八寨”。

 

地方的文化也延續了暴力傳統。麻城的民間傳說中流傳著很多關於土匪、盜賊與軍人的故事，包括殺人如麻的張獻忠，以及1674年的叛亂者鮑世榮——他盤踞麻城周圍的山區數十年之後，被清代模範官員於成龍擊敗，雙方都傷亡慘重。而在清代末年，鮑世榮的叛亂又被視為反抗滿人入侵的英雄行為而被頌揚。暴力在這裏被塑造為一種獲取正義和公平的手段，備受推崇。

 

比文化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則是貧富階層的矛盾。麻城的土地相比全國其他地方更加集中，很多貧農淪為奴婢，他們周期性地與地主發生流血衝突。明清交替之際，這種“奴變”導致的動蕩持續了二十多年。

 

羅威廉想從這樣長時段的考察中，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的暴力現象，並將中國革命與它萌生的社會聯係起來。跟隨他的考察，讀者會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並非所有地方都像一些學者所描繪的，是一個鄉紳自治、符合儒家理想並追求和諧的宗族社會。在少數精英分子講究仁義禮智的院牆之外，暴力往往是規則的製定者，無論是外來的殺戮、掠奪，還是本地的衝突、匪患和叛亂。在很多時候，暴力也是這些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案。麻城的曆史畫卷，就在不斷的暴力衝突，以及短暫的和平休憩中展開。

 

由此，中國近代的紅色革命跟七個世紀中的暴力衝突建立起聯係，它們並非截然不同，而是有難以割裂的關係。

 

作為規訓與懲罰的殺戮

 

儒家秩序和暴力傳統，前者屬於精英，後者屬於大眾。然而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經常混雜在一起。人們常說宋代以來，中國重文抑武，擯棄暴力，但對暴力的崇拜和使用從未停止，它跟文教甚至是一個硬幣的兩麵。

 

在明代，一直默默無聞的麻城一度在科考上風光過，出了110名進士、421名舉人。這個數字無法跟江南的富庶之地相比，但在華中地區已經極為奪目。麻城建立了許多家書院，成為周遭的學問中心。但是，教化並未能阻止暴力在麻城繼續發生。

 

地主、富戶和奴仆的矛盾在明末愈演愈烈，最終爆發出遍及南方大部分地區的“奴變”。麻城是衝突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吳偉業曾描述道，奴仆們“昂然進村，劫掠喜好之物”。他們甚至手持刀劍，強迫主人允許他們恢複自由。而在變亂之際，地方的強人則嘯聚山林，據寨自守，對於生活在這樣一個四戰之地的民眾來說，除了暴力之外他們也沒有更多選擇。

 

為了維護正統的價值，精英分子也並不排斥使用暴力，很多時候，他們是暴力的推崇者。麵對奴變，新上任的麻城知縣認為，恭順服從者才是忠誠的人，有資格活在道德秩序之下，而不忠者犯下了死罪。他在自己的權限之內逮捕處決了所有參與叛亂的人。

 

另一個例子更加鮮明。明末麻城的著名人士梅之渙，是一名“浪漫而多產”的詩人，是李贄和錢謙益的好友。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杖亦聖主恩，殺亦聖主恩。不殺複不杖，遣戍何足論？”羅威廉認為，這首詩表明梅之渙坦率地為暴力的合法性進行辯解－－這一點有待商榷，但梅在他擔任官職期間，確實毫不手軟地實行了這些“合法的暴力”，曾一次處死多達840餘名叛逆者。而當他被革職回鄉之後，他毫不猶豫地修建堡壘、組織團練，對抗途徑此地的叛軍，以及盤踞大別山的土匪。為了震懾敵手，他將每一個可疑分子斬首，將他們的頭顱懸掛在長矛上示眾。

 

示眾這個詞是為人所熟知的，作為一種統治術，它通過對暴力和恐怖的展示來規訓群眾。《殺千刀》一書研究了中國古代的淩遲酷刑，這種極致的酷刑用於懲罰罪大惡極的犯罪，比如謀反、忤逆人倫。傳統儒家一直主張“德主刑輔”，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直有讀書人對酷刑提出嚴厲的批評，但並不妨礙這種據考證來自蠻族的刑罰在宋代被吸收，並在明清兩代被寫入成文法。

 

為了維護正統，酷刑的震懾與馴服力量正是精英分子所需要的。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麽在清代被視為儒家道德聖人的曾國藩，在民間卻有“曾剃頭”的惡名。

 

誰是無辜者

 

在某種程度上，20世紀20－30年代的革命，是曆史上很多次貧民和精英階層衝突的重演。追求中庸的傳統道德隻是理想，無法安撫麵臨饑寒威脅的底層民眾。

 

在20世紀頭三十年中，被生計逼上絕路的農民與富人們衝突更加激化。保守者自願或者被驅使加入紅槍會等民間暴力社團，激進者則在一些讀書人的帶領下成為革命者。農會與富人和保守勢力的鬥爭很快從口誅筆伐升級到殺戮，包括暗殺、謀殺和縱火，暴力產生仇恨，仇恨則進一步為暴力提供了合理性。

 

對麻城居民而言，持續不絕的暴力無疑是一場災難。在國民黨軍隊對革命者的清剿中，紅區的上萬居民被殺死，甚至一次活埋多達3500人。

 

在農民眼中，鎮壓革命的夏鬥寅是一個近乎惡魔的人物。他殺人毫不留情，尤其對婦女采用各種帶有羞辱性的酷刑，比如用鐵棍穿過乳房，袒露著身體遊街。他的手下把農會會員的耳朵裝滿大桶，作為獻禮。這樣血腥的暴力，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才告一段落。

 

羅威廉說，麻城的故事並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國”。但是麻城的暴力史，無不與整個中國的動蕩聯係在一起，於是也有了從麻城的血雨腥風窺視曆史上中國社會暴力根源的價值。

 

 

轉自《老衲讀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