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老知青話說黃宗英現象
靠所謂“知青報告文學”成名
2020年底，上海的女作家黃宗英去世了，享年95歲。四十年代曾經的電影演員，六十年代改行成了作家。她是以“知青報告文學”成名的（黃自己說是文藝報刊登該報告文學“捧紅”的）。禍國殃民、令城鄉人民不得安寧的上山下鄉運動已成遙遠的過去，黃宗英的知青報告文學，介紹邢燕子的《小丫扛大旗》和介紹侯雋的《特別的姑娘》早已在知青群體中文人唾罵；實際上完全是古代封建貞潔牌坊的現代翻版，是封建禮教宣傳的現代典型邢燕子、侯雋和董家耕等人的身上塗抹了一層共產主義的色彩罷了。改革開放之後，黃宗英也羞於拿出來示人，即使展示出來，今天的讀者也讀不下去。曆史上宣揚“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文人入過江之鯽，黃宗英不過是在這支隊伍裏新增加的一名現代女衛道士罷了。
上海文壇的“小機靈”
1982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文藝出版社當編輯，才知道黃宗英掛名在文藝出版社（支付工資），從來不來上班，沒人知道她的辦公桌在哪一個編輯室（其實沒有）。“同事”五年有餘，我僅遠遠地見過她一兩次。連招呼也沒有打過，更沒有什麽交往。我常常想，這就是那個將千萬名知青往火坑裏推的女作家？既沒有任何短篇小說，更沒有什麽長篇小說，也沒有魯迅式的雜文時評，這就成作家了？在《特別的姑娘》裏她把一位不安心下鄉紮根農村，去當了農村小學老師的女知青貶斥為小機靈。其實黃宗英才是中國文壇的小機靈。
經過五十年代的運動風雨，她早已明白了一個事實，她所擅長的梅表姐（巴金《家》中的悲劇角色）在1949年以後再也不會有機會扮演了。她必須改弦易轍，跳出演藝圈。一次視頻采訪中她的原話是這樣說的：“表演的角色是聽人指揮，寫作的角色是自由發揮”。
當茅盾停止創作，寫完了《夜讀偶記》的批評理論，竟甘當國家級的禮賓大花瓶，當沈從文經過嚐試寫作和自殺之後，選擇改行搞服飾研究，當丁玲提意見被押解黑龍江勞教，當巴金寫完《團圓》（《英雄兒女》）之後，放棄創作該做翻譯的時候，黃宗英憑她的小機靈敏感發現了黨有一種特別的需要。形象一點說，叫做撓癢癢。黨的目標是常常不顧人民的利益的。上山下鄉可以說違拗了全國城鄉人民的意願（後來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說的“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政府也不滿意”），可是黨政、宣傳部門卻一定要貫徹下去。
黃宗英從中發現，她就可以來做一件事。政策文件不好直說的話，可以由她的文章來說。本來侯雋的媽媽還可以說，孩子成績不錯，想讓她考大學；孩子身體比較弱，留城可能比較合適些，……，《特別的姑娘》一出來，所有的退路都給你堵死。這就撓到了黨政宣傳機構的癢處。這也正是周恩來和文藝報立刻捧紅黃宗英的真實原因。
《特別的姑娘》發表後，當全國文藝界都在為大量電影作品挨批判而困座愁城的時候，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幹部幫黃宗英拎包到上海市小劇場講解《特別的姑娘》。黃跟人大代表申紀蘭、政協委員倪萍一樣，是“絕不會給黨和政府添麻煩”的。那兩位老太太是靠舉手拍手握手，黃宗英則是靠慎擇主題，寫報告文學絕不讓領導皺眉。
根據《溫相說黨史》披露，八十年代黃宗英去北京跟她的胞兄黃宗江見麵，胞兄感慨當時公布的張誌新烈士事跡，想寫一部張誌新的劇本。小機靈黃宗英立刻大罵胞兄，說他放著近在咫尺的好題材不寫，舍近求遠去寫吃力不討好的張誌新。當年迫害張誌新及子女的都是各級領導、公檢法和宣傳、教育部門，揭露出來，抨擊批判，總是領導皺眉的事情。沒有撓到癢處的痛快，倒有被揭醜的難堪。於是一部歌頌張誌新的劇本的動議就這麽擱淺了。
並不是說侯寶林的趣聞軼事不該寫；而是說侯寶林本來就是曲藝界的著名藝人，又跟黃宗江之妻曾有結拜義姐義弟之誼，這樣的題材什麽時候來得及寫。可是張誌新這樣的題材，八十年代傳頌一時，轉瞬之間又忽然“降溫”，輕易不準讓人提起。一黨專製下的知識界多少有個小小的共識，隻怕作品沒寫出，一旦寫出，隻要不遭徹底湮滅，多少會有鮮花重放的一天。如果沒有落筆成文，那就真的隨風而去了。
欠一個向千萬知青的懺悔
十年文革中黃宗英也吃了一些苦頭。她自己的子女也必須上山下鄉，她收養的周璿之子還跟她打了財產官司。
有人說黃宗英晚年已有徹悟。好像看不太出來。她的成名之作虧欠三千萬知青一個懺悔道歉。
（上山下鄉並非僅發生在文革中，文革前六十年代初期已經開始）。
因為她不是被迫撰寫這些報告文學，而是“計劃外”寫出來，去向周恩來表功的；
絕不像別的作者們那樣，例如沙葉新，是被領導點名下達任務，要寫下鄉知青的文學作品《邊疆新苗》。
領導安排的光榮任務，不想寫也得寫。黃宗英希望借用寫知青題材來擺脫個人的困境。
不惜拿千千萬萬知青（其中特別是女青年）的命運去作鋪墊。
黃宗英的經曆告訴我們，一黨專製下的文人雖然也飽受限製壓製之苦，可是也要審慎小心，一不留神也會因幫凶而貽害人間。
她的黃昏戀丈夫馮亦代，臨終發表了自己的關鍵性日記，披露了自己曾經到老朋友著名右派分子章伯鈞先生的家裏臥底，
然後記錄下聽到的“反動言論”，向有關當局匯報的真實經曆。其實並沒有他人揭發敗露這段罪惡，馮亦代出於良心發現，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終於臨終懺悔。說明馮亦代的心靈深處，知識分子的良知尚未泯滅。
相反黃宗英倒是長住在華東醫院的高幹病房裏，高談闊論，大談她的作品如何得獎雲雲。
中國文壇的文學獎項，即使真的沒有評選醜聞，充其量也就是鼓勵文學界創作競爭而已，
其評選標準不可能擺脫黨化意識形態的陰影是毋庸置疑的，在文學的普世價值麵前，到底有多少含金量，
多少有些國際視野的黃宗英完全不了解嗎？行年九旬，高齡猶鍵，談得上有多少徹悟？
《小木屋》之類的報告文學，說白了，就是各級領導比較喜歡的好人好事表揚稿，區別僅在於它們更文學化一點兒，
而且有點係列化，從女知識青年到女知識分子——按黨政宣傳的需要。其實黃的寫作又有多少自由的發揮？
為上海電影藝人圈的凋零歎惋
北京曾經京昆劇藝人的淵藪。經過政治運動的摧殘，花果飄零，風光難再。
不幸中之大幸，散文女作家章詒和藝海鉤沉，為我們留下了多本藝壇聞人軼事。形象鮮明，性格各異，發人深省。
從1920年代開始，上海孕育了一大批才子型的編導演綜合性電影藝術家，蔡楚生、孫瑜、唐納、姚克、石揮、夏衍、趙丹、舒適、魏鶴齡、孫道臨……還包括阮玲玉、白光、王人美、上官雲珠、周璿、張瑞芳、秦怡、王丹鳳等如群星燦爛的女明星群體，一度形成了東亞好萊塢。可惜經過反右和文革的掃蕩，中國電影業的上海中心風光不再，風頭移往香港。
五十年代石揮蹈海而死，吳茵打成右派，文革中江青直接下令迫害趙丹、鄭君裏等藝術家，上官雲珠墜樓而亡，顧而已懸梁自盡。趙丹晚年不得盡展才華，鬱鬱而終。上海竟沒有留下影壇藝人的文學群像。黃宗英應是上海影人最後的孓餘。她是受過石揮、於是之等自由藝術家薰陶過的晚輩，可是卻太黨的意識形態化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僅僅是趙丹的臨終遺言，未必是黃的想法。
說到底，是中國共產黨對上海電影界的幹預太早也太深了。“太早”是說從三十年代開始“上影”就是地下黨的陣地，從夏衍、金山到張瑞芳、黃宗英都成了地下黨員，“太深”是說江青嫁竟給了黨的主席，引來了文革的瘋狂迫害（包括對趙丹），黃宗英又跟周恩來也有私人交情，方便了她的取巧成名。
（關於《黃宗英和她的現代貞節牌坊》鏈接為http://hx.cnd.org/?p=134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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