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複旦教授：少沉迷中國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作者：唐世平
（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任教授）
中國公眾和領導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因為不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也無法理解當下的中國。因此，我們應該少一點中國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古代中國曆史幾乎沒有“現代意義”
中國曆史，特別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曆史，其實是非常乏味的：它隻是一部改朝換代的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變法之外，基本沒有根本性的變革。至少，遠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後的世界曆史對我們更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於中國曆史，還會讓我們從上到下都潛移默化地陶醉於中國曆史中最為核心的東西：權謀術。
某種程度上，權謀術是貫穿整個中國曆史的核心主線。對一個人的自我境界來說，最大的滿足可能確實是贏得生殺予奪的權力——這種權力太有快感了。但是，這種對個人的自我實現，恰恰是對社會和國家的最大傷害。權謀術是人治的核心邏輯，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邏輯，甚至是法治的阻礙，因為法治的核心要義就是將權謀術的適用範圍縮小到最小。而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的。
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從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來特別強調集體的表麵之下，絕大部分個人都是“破壞性”的個人主義者：我們都希望別人遵守我們為他們定的規矩，但是，我們自己都不想遵守規矩，特別是別人訂的規矩——有權力的人尤其如此。這一點在中國曆史和當下中國官場的各種亂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權力的人都不守規矩，那我們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規矩呢？因此，對於平民百姓來說，隻要不守規矩沒有代價，那我們就不要守規矩。
於是乎，在看起來似乎特別強調集體的中國，一遇到需要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作出選擇的時候，許多人，甚至絕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個人利益。這背後的緣由是，我們所謂的“集體主義”幾乎都全部是強權驅使的結果。而一旦沒有強權的驅使，而且集體需要個人做出犧牲的時候，我們沒有個人自覺根基的集體主義便會煙消雲散。
太沉迷於中國曆史導致閉目塞聽
太過沉迷於中國曆史並認定中國過於獨特，還很容易讓我們閉目塞聽、固步自封。
許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曆史上，曾經有過幾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輝煌成就的王朝或國家絕不是隻有中國一個，而是多達幾十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西班牙在一四六九至一五〇〇年間的崛起和擴張不比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迅速崛起和擴張遜色。而英國在一六〇〇至一七八〇年間從歐洲的邊陲崛起，並作為近現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國屹立不倒長達兩個多世紀，就更是讓人生畏。美國的南北戰爭之後的崛起固然可以大書特書，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過長達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的驕人業績。
但是，在這些曾經有過迅速崛起的輝煌曆程的國家中，最後隻有三十個左右的國家真正成為了全麵的現代化國家。許多有過迅速崛起的輝煌曆程的國家最後都沉淪了。現代化就像一個孤島，而在試圖遊向這個孤島的過程中，失敗是多數，成功是少數。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國家要麽還在原地踏步，要麽困在漩渦中，甚至已經沉沒。這些國家的慘痛教訓是絕對不能再失去一次實現全麵現代化的機會的中國必須吸取的。
太過迷戀中國自己的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曲折經曆，中國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這樣的結果是，在追求一個全麵現代化的中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的道路上，我們還在無謂地重複支付一些其他國家已經支付過的高昂學費，還在繼續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彎路甚至歧路。
過分“自戀”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當下中國的政界和學界，都在大談中國如何在國際社會或事務中“爭奪話語權”。但是，“爭奪話語權”和僅僅是“發出中國的聲音”有很大不同。中國可以發出聲音，但如果沒有接受你聲音的受眾，你隻是在麵對曠野呼喊，最多隻有回音，卻沒人應聲。“爭奪話語權”更不是自己對自己喊“我要話語權”的口號：那樣隻是自娛自樂，自欺欺人。
中國要想在國際社會或事務中有“話語權”，就不能隻關心和談論自己的話題，而是必須關心並且討論別人的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獲得一定的“話語權”：無論別人一開始聽不聽得進去我們的見解。
要想能夠有水平地討論別人的問題，那我們首先就必須先去了解別人。隻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礎上，並進而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識，包括對世界問題的診斷和藥方，從而能夠對他人的福利有所促進，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而這種診斷和藥方顯然不能建立在主觀臆斷上，而是建立在對世界的紮實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礎上。
今後的中國需要更多的能夠關心普世問題、提供普世知識、解決具體問題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號、漠不關心（中國和他人的）問題，自欺欺人的所謂專家學者。那些不關心甚至否定普世問題、不能提供普世知識、不能幫助他人解決具體問題的人士，不大可能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有太多的貢獻。
怎麽辦？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國的曆史和社會科學知識科普都迫切需要轉向。在科普上，削減中國曆史，尤其是中國古代史的分量。與此同時，加強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的科普。少點中國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近現代史。缺少對世界近現代史的科普而過於沉迷於中國曆史已經使得我們的許多知識精英和領導人都懶得了解世界，也沒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別是現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減中國曆史，尤其是對中國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許多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幾乎毫無現實意義，隻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與此同時，大大加強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有比較的社會科學研究。隻有比較才能讓我們更好地吸取別人的經驗和教訓，少走些彎路和歧路。
說句大俗話，中國不能還是品著《甄嬛傳》和《武媚娘》來和現代世界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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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中國現代化的三重困境
中國應該也必須實現現代化，這似乎是一個簡單而清晰的命題；但實際策劃操作起來，卻是艱險曲折，代價沉重。所謂現代化，意味著文明狀態全方位的係統提升、建設超越，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既要獨立解放，富國強兵，更要民主科學，公正法治。
半吊子的現代化不是健全的現代化，僅是現代化的異化和次品而已。為什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竟會遭遇如此之多的蹉跎障礙？不少在其他文明本就是常識或理所當然的事情，到中國這裏卻成了無限困惑和難題？
原因眾多複雜，歸根結底主因就是一個：現代化對中國文明來說，並非自發自立，而是外來基因。這也就注定了從第一天起，現代化就麵臨如何與中國文明及其“內部抗體”，有效共處融合的超級挑戰。
筆者以為，中國現代化進程表現出三重典型困境：主次困境、格局困境和前途困境。也就是三大經典哲學問題的翻版：我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可以說，這三大困境看盡了中外文明基因的對抗與整合，組成了充滿裂變和聚變的漫長曆史隧道。
清朝後期的洋務運動，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與同時期日本明治維新施行“全盤西化”策略形成鮮明對照。表麵上看，中國似乎比日本更懂得主次地位，更在乎“我是誰“，但後來中日甲午戰爭的慘痛結局，卻反倒表明中國喪失了自我。
同時期中國還有一個提法也很說明問題，即“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其中兩大意涵格外醒目，即蠻夷確有長技值得我們學習；但蠻夷終究是蠻夷，我們學習蠻夷是為了製服蠻夷，這折射出中國文明內心深處對外界先進文明，即現代化的認知和態度，即我們終歸是貌合神離。
即使到了21世紀，中國實施所謂“千人計劃”引入海外人才，也不難找到這種認知的深重痕跡，所以也難怪此計劃開始遭到外國的強烈警覺和遏製。既然向老師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打敗戰勝老師，而非與老師和平共處，攜手發展，那老師也很難接受認可這樣的學生了。
中國的第二大困境表現在格局。現代化並非天生理想完美，現代文明也包括了不斷自我改革超越的機製和能力。不過，中國對西方文明“從哪裏來”一直比較困擾。當年就有不少中國人認為，西方既然是所謂“先進文明”，怎麽跑到這裏來欺負壓榨中國呢？
自二戰結束後，隨著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概念的深入人心、漸成潮流，西方也基本告別了過往的殖民擴張行為。不過，中國對西方這種重大格局策略演化，似乎並不太敏感積極，而是對過往的曆史悲情鍥而不舍，或稱“不忘本”。
這也還主要因為西方是外來文明。若是自我文明原本的失誤或過錯，以發展眼光對其思辨、諒解和超越，可能就會簡單容易得多。但問題在於，過於執著對外界“不忘本”情結，就會發生對現實的誤判和應對陷阱。譬如美國在2018年提出實現雙方的“貿易平衡”，就能被過度解讀成“新鴉片戰爭”和“上甘嶺戰役”來臨。
中國現代化的格局困境，還表現在不能從係統格局和整體思維的角度，理解和踐行現代化。這導致從1840年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就總是短板突出，跛足而行，而且每每在遭遇重大挫折後，雖不乏深刻總結經驗，卻難以充分接受教訓，不久又開始了新一輪惡性循環。
無法全麵推行現代化的新格局，也就難以走出自我的舊格局，結果導致前途迷惘，甚至重蹈覆轍。這也就是“前途困境”。即便沿著舊格局也能提出某些宏觀目標，但在舊格局的桎梏束縛下，目標能否得以實現？即使部分實現，又有多少實際意義？
如果一直無法站在先進文明的肩膀上，又如何能真正實現自我文明的創新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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