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盜，全球最憋屈的海盜
作者 | 維舟
編輯 | 程遲
海盜在中國與西方的不同形象，並不隻是文化心態的差異，這背後實際上也折射出各自不同的曆史進程和曆史記憶，甚至可以說涉及到不同的社會結構。
說起“海盜”，一般中國人所能想起的都沒有什麽好形象，畢竟在我們的曆史上，中國人常常是海盜活動的受害者，這些曆史記憶至今不時湧起。
2005年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日本長崎縣五島市的一些市民，為感謝明代中國海盜王直曾對當地貿易、文化交流做出的開創性貢獻，特地在其老家安徽歙縣為他建社修墓，但兩位大學教師得知此事後，連夜趕到當地，將墓碑砸毀，因為他們憤激於王直當初曾是混跡於“倭寇”的“漢奸”。
在2005年，引起很大關注的“教師夜砸王直墓”事件。
可是在歐洲，海盜雖然也有“黑曆史”，其曆史形象卻迥然不同。
要說“受害”，那英國、愛爾蘭在曆史上受海盜侵擾之劇，可以說遠超中國：自公元793年起，維京海盜不僅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裏橫行不列顛諸島，甚至一度在當地割地稱王，侵占、吞並、統治了整個國家。
1066年成功攻占英格蘭、建立起諾曼王朝的“征服者”威廉，眾所周知也是維京海盜的後代。至於在維京海盜發源地的北歐國家（丹麥、挪威、瑞典、冰島），這些橫行大洋的海盜更被視為光榮的祖先，是其曆史上輝煌的一頁。
“征服者威廉”與其兄弟的畫像。圖/維基百科
也因此，在西方無數的小說、影視、遊戲中，海盜都被浪漫化為具有冒險精神的開拓者，具有常人所難企及的衝勁，甚至代表著某種極致的人生體驗。
這方麵最為人所知的無疑要數前些年迪士尼大獲成功的係列電影《加勒比海盜》了，它生動地展現了近代初期海盜最輝煌時代的傳奇，而劇中的傑克·斯派羅船長集狡黠、冒險、堅韌等品質於一身，可說廣受歡迎。
《加勒比海盜》是近幾十年最深入人心的海盜形象之一。圖/豆瓣
海盜形象的這種反差從何而來？在這背後，固然是不同的曆史經曆所致，但由此也正可以透露出中西社會文化和國民心態的差異。
01
漁民、強盜、商人、探險家和殖民者
“海盜”這個稱呼所描述的，是這群人的海上劫掠行為所界定的形象，但如果我們看看曆史就會發現，從事海盜這份“職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專職”的，而是“兼職”的。
在西方曆史上，同一個人往往兼有海盜、漁民、水手、商人等多重身份。一艘漁船隻要稍加裝點，升起海盜旗，水手拿起武器，頓時就搖身一變成了海盜。
英國學者格溫·瓊斯在《北歐海盜史》中將曆史上的海盜活動分為四個不同的重心：個別搶劫襲擊；從事貿易或商務活動；有政治意義和意圖的遠征；尋求新居住地的殖民冒險。不難看出，這四個重心分別對應四種不同的海盜形象：強盜、商人、探險家、殖民者。
以著名的維京海盜來說，雖然他們在曆史上留下的恐怖名聲主要是突然性的暴力襲擊（所謂“狂戰士”）帶來的，但他們也確實是極好的商人、探險家和殖民者。
近幾十年來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維京人以其深入海路腹地的不懈努力，編織成了一張遠途貿易網絡，阿拉伯銀幣、拜占庭金幣，甚至印度的梵文符號，都已在考古遺址中發現。
瑞典學者安德斯·溫羅特對維京海盜的一本嚴謹的曆史研究著作，書名就著重於此：《維京時代：從狂戰士到海上貿易的開拓者》。他認為，雖然曆史記載將維京人冠以“一群最可恥的人”和“肮髒的民族”的惡名，但“從整個曆史圖景來看，我卻認為他們的血腥暴力並不比野蠻時期的其他人更甚”。
當維京人將其海盜活動帶到各處後，不僅很自然地帶動了貿易、文化的交流，而且還會不斷去開辟新的領地。
現在的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就是由維京海盜917年建立的駐防堡壘發展起來的，甚至當時的倫敦也是一座海盜城鎮。
當然，更出名的是他們的另兩次活動：從瑞典出發，向東開辟商路直至東歐，維京人由此開創了俄國曆史上第一個王朝留裏克王朝，有一種觀點認為，“俄羅斯”的詞源Rus其實就源自古瑞典語“槳手隊”；另一路則從挪威出發向西，於960年左右發現了冰島，進而再向西挺進，早在哥倫布之前就發現了格陵蘭島和美洲大陸——這不是傳說，而已經被加拿大的考古遺址所證實。
02
塑造歐洲的“維京海盜”
在很多民族仍隻能貼近海岸航行的年代，維京長船已經以其卓越的性能，憑借維京人的航海技術，發現了很多新天地，並在那些地方殖民。雖然維京人在俄國、法國最終都融入當地人中，在美洲的殖民則歸於失敗，但也成功開拓了冰島等國。
在本土之外留下最深印記的，恐怕要數英國：在英語中，包括sky（天空）、law（法律）、birth（出生）、skin（皮膚）、egg（蛋）、bread（麵包）、no（不）等一係列常用詞匯都是這些海盜帶來的；與此同時，他們也將新鮮血液帶到了英國——201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31%的英國人相信自己“絕對”或“可能”有過維京祖先。
菲利普·帕克在《維京人的世界》中，不僅指出了維京人在貿易、航海、探險、殖民等方麵的成就，還強調他們“並不隻是單純的戰士，更不隻是嗜血的破壞者。他們擁有的文化體係，其複雜與豐富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他們的文學擁有豐富的史詩（即‘薩迦’）和詩歌；他們的社會中誕生了法典，以及全歐洲最早的議會”。
確實，現在英國馬恩島上的維京時代遺跡泰尼沃爾德（Tynwald，即馬恩島議會）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且從未中斷的議會，1237年就見於曆史記載了。
這些海盜看來已被“洗白”了，他們不再是野蠻人，倒是歐洲文明最主要的源流之一。
03
走投無路的中國人，才做海盜
由此比較，就可以看出曆史上中國海盜和歐洲海盜的很大反差：雖然中國明清兩代中國的海盜都相當嚴重，但他們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打漁之際小打小鬧，用以補貼家用。
不到萬不得已，很少人會徹底走上這條絕路。在曆史上，扮演商人、探險家、殖民者身份的中國海盜並不多見。
也許隻有明代中後期是個例外：當時因為朝廷“片板不許下海”的嚴厲海禁政策，很多漁民斷了生路，選擇了鋌而走險。
相對於當時那種安穩的農業生活，海外冒險無疑是高風險高收入的非法行當，很多海盜開始形成組織，集海盜和海商於一體——其中最成功的，便是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
荷蘭人繪畫中的鄭芝龍（身著藍衣）。圖/維基百科
他在1633年的金門料羅灣海戰中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遠東艦隊，在東亞重建了中國的海上霸權，往來的荷蘭商船，一律要向他交稅才能通行。
我們現在的曆史教科書上，很少會把民族英雄鄭成功看作是海盜出身，但他不僅父親是當時最出名的海盜，還出生於日本平戶這個當時的海盜巢穴（母親是日本人田川氏）。
如果沒有鄭芝龍給他留下的資源、網絡、名聲，單靠他一個書生22歲起兵，在短短十多年裏名震東南、進而收複台灣，這是不可能的事——事實上，他最早的部屬就是父親留下的舊部。
當然，在某種意義上，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人生經曆本身就是中國海盜的縮影：他們無論作為海商、海盜，還是試圖進行海外冒險，都難得到國家的支持，而他們最好的出路，就是將海外貿易中賺到的利潤，以身報國，為國收複失地，這才能最終贏得世人的肯定。
04
從海盜看中西文明
海盜在中國與西方的不同形象，並不隻是文化心態的差異，這背後實際上也折射出各自不同的曆史進程和曆史記憶，甚至可以說涉及到不同的社會結構。
作為一個安土重遷的農業文明，中國曆來不注重海外活動，別說是海盜活動，就連向海外移民，直到晚清之前，都是“背棄祖居”的可譴責行為。
農業文明的心態也深深塑造了中國人對財富的看法，儒家曆來以農業為本，而商業則是“末技”，海外貿易則更屬歪門邪道，在這一烏托邦中，最理想的就是與外界隔絕、自給自足的狀態。
這導致中國人在整體社會心態上很自然地趨於內向，而不像西歐那樣，在貧瘠的土地上無法自足，不得不向外尋求機會和擴張。
日本倭寇侵擾中國東南沿海的路線。圖/維基百科
這一點也體現在海盜活動的差異上：在西歐和日本，海盜活動往往都是對他國的劫掠，但中國海盜劫掠的對象卻往往就是中國人本身，這恐怕既是因為中國在東亞毫無疑問是財富中心，也是因為缺乏外向的衝動。
在現實中，決定兩者差異的另一個關鍵差異，則是國家的態度。
維京海盜的全盛期，正是武士文化發達、但國家力量衰弱的時期，因而《維京時代》一書強調，11世紀晚期維京人停止攻擊西歐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防禦措施讓劫掠更難得手，二是北歐逐漸壯大起來的王權無法再容忍無紀律的搶劫，國家和教會最終馴化了海盜。
相比起來，中國海盜出現得很晚（公認最早的是東晉孫恩、盧循），國家形態卻比西歐更為早熟。
這樣，如果說維京海盜受國家管製才逐漸平息，那麽中國海盜幾乎在一開始就要麵對極為強大的國家。因此，中國的海盜活動更難像歐洲曆史上那樣，成為國家支持的軍事冒險，相反，國家會采取幹預、限製措施，為了安定海疆而盡其所能地打擊海盜活動。
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西歐，海盜活動往往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獨立性，按社會學術語說是有著自主性的“非國家行為體”。即便是到了近代初期，他們和國家之間也未必是相互對抗的關係，有時倒不如說是相互利用——海盜需要國家將其活動合法化，而國家也需要海盜執行海外探險，甚至將掠奪所得與國王分成。
被封爵的“海盜”，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圖/維基百科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時期，英國海軍力量還很薄弱，於是將一批私掠船長收編，號稱是“女王的船長”。當時英國通過海盜掠奪而獲得的贓物達到1200萬英鎊，而17世紀末英國每年的全國國民收入也不過才4300萬英鎊。
著名的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船長就集海盜和探險家於一身，他在1577年、1580年進行了兩次環球航行，其主艦“金鹿號”在歸航途中滿載新大陸的金銀財寶，價值50萬英鎊，等於英國王室一年的總收入。1588年，他又擊退來犯的西班牙無敵艦隊，被女王親自封為海軍中將。
那麽，這和中國的“招安”又有什麽區別？像鄭芝龍那樣，不也和朝廷合作，並以國家的合法名義，消滅海盜同夥和荷蘭人嗎？
這中間的關鍵區別，倒不在“招安”的品級（鄭芝龍受封的“海防遊擊”隻是個芝麻綠豆官，可比不上“海軍中將”），而在於明清中國的朝廷並不真正需要這些海上活動帶來的利益，朝廷真正期望的，僅僅是通過招安平息海疆騷動，希望達到的是政治目的，而非經濟利益。
1285年，元代財政專家盧世榮曾獻策，提議造船、給本錢，讓民間組織出海貿易，獲利後政府得七分。這意味著官府將海盜兼海商的活動合法化，抽取的利潤極高，按說極為有利，然而此事還是不了了之，盧世榮且被視為奸臣。
這在明朝對待另一個著名海盜王直時，表現得更為明顯：王直在中日之間經商、劫掠，在浙東重建海港繁華，獲致巨富，還將鐵炮（葡萄牙火槍）引入日本，以他當時“海上霸主”的地位，如果能為國家所用，本是雙贏的。
王直雖然劫掠沿海，但他所希求的無非是正常的通商貿易（所謂“要挾官府，開港通市”），也因此一直對朝廷抱有期待，當地方官默許“私市”時，他立即主動配合官府消滅陳思盼等幾股海盜。
明朝軍隊與倭寇對抗。
然而最後的結果，是胡宗憲等官員以“招安”的名義，誘捕了王直，進而背信棄義將他下獄處死。這意味著，朝廷既不能原諒他的行為，也不想利用他的才幹，對海外貿易、製海權這樣的國家利益也不感興趣，甚至沒什麽概念。
當然，即便是在歐洲，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是在近代曆史中逐漸發展起來的。維京海盜的形象，在很長時間裏也頗為不佳，除了他們“嗜殺野蠻”的殘暴名聲外，也因為在北歐皈依基督教後，他們已被視為可憎的異教徒。
但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興起，使各國都出現了批判教會、重新評估早期曆史遺產的社會思潮，19世紀北歐民族主義的覺醒，更讓許多人開始挖掘諸如《薩迦》等維京傳奇的史詩。
在冰島被發現的 Njáls saga。圖/維基百科
《維京人的時代》一書指出，啟蒙運動在當時的北歐催生了一係列曆史學家，“人們重新開始審視薩迦，在古老而血腥的榮耀之中，尋找蘊藏在深處的真正的北歐精神”，隨後到來的“北歐文藝複興”讓維京人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
中國不曾出現過這種對海盜形象的“文藝複興”，對中國海盜的研究也長期停滯不前，至今隻有鄭廣南的一部舊著《中國海盜史》，此外倒是日本學者鬆浦章和美國學者穆黛安對中國海盜有過一些研究。
在公眾視野中，海盜仍是一個相當邊緣化的形象，而中國海外活動的代表形象一直以來都是率領官方船隊下西洋的鄭和，而非鄭芝龍這樣集海盜、海商於一身的人物。中國海盜的形象、價值和曆史記憶，在很大程度上仍一如既往地封存在海霧之中，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
維舟，作家、書評人， 著有《一隻腳踏進後現代》《大地上所有的河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