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溫鐵軍教授於9月17日在全球大學南南大講堂的演講實錄，經作者修訂。
謝謝主持人。曉輝剛才這段話比較有高度，也有一定的理論色彩。但是我一開始說要講這個題目的時候，就提醒咱們這個工作組的成員，我還是想給大家講故事，這樣便於每個人、不論是否有理論偏好，都能把這個客觀的經驗過程多多少少做一些了解。
我們常說，如果沒有對客觀經驗過程的了解，恐怕即使很有邏輯性的理論，落地也是有很多障礙的。所以這次用一點時間，給大家講講“國際大循環、國內大循環”這兩個大循環，它過去到底是怎麽一步一步地演變出來的。這樣大家能了解背景，也能了解過程。
至於怎麽總結，怎麽形成大家自己的判斷，我認為從這些對客觀過程的經驗描述中，每個不同偏好的人，都會從他自己的價值觀出發會得出自己的分析。那也就是說我其實是刻意在回避對事物的對錯好壞的判斷。隻是講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麽來的、怎麽去的。我希望大家有興趣願意了解一個提法的客觀背景及提出過程到底是怎麽回事，然後咱們再去做其他的分析。
大家應該知道，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兩個循環”這個發展思路是遭遇“前所未有重大挑戰”之後的提法，也就是2020年下半年才把這個方針調整明確下來。主要是因為我們既麵對著全球化解體這樣的一個客觀趨勢，又麵對著在這個全球化解體的過程中，因任何一個具有曆史大趨勢的過程，都會使得原有的利益結構發生很大的改變。那些可能會在利益上不像過去那樣占有優勢的群體或者國家，就會做出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和反應。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先得看清楚，中國提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其實不是一個從主觀出發的決定，更不是“閉關鎖國”。很大程度上是當你被動的被人家“硬脫鉤”，並且被人家明確提出“去中國化”，當這些說法都已經擺在麵前的時候，總得有個應對啊！
出於對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出於對中國自身利益的維護，我們在這個全球化趨於解體、被人家強迫硬脫鉤的過程中，怎麽才能夠減損？且不說止損。因為過去是在所謂國際大循環之中運作，現在當人家不讓你在國際大循環之中繼續運作的時候，那肯定會是遭遇巨大損失。那好，我們怎麽減損？因為止損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1、國際大循環外向型經濟的利弊反思
在這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調整確定之前，中央先提出的政策是叫做“六保六穩”。“六保”中首當其衝的是保就業。這也和原來融入所謂全球化、國際大循環的外向型經濟有關。
需知，整個沿海稍微發達地區基本上都是與那種典型的“加工貿易型”的外向型經濟相對應。這種外向型經濟就是“三來一補”——海外來料、來設備、來品牌設計的補償貿易——利潤也“兩頭在外”。並且，這三個都從海外進來，那就等於國內的“大騾子大馬都歇了”。因為，隻要是海外來設備，國內的上遊重工業設備製造業就沒有市場了；海外來料，國內的原材料也就沒有下遊市場了；海外來品牌來設計，國內的第三產業服務業包括研發等等也就都歇了。
90年代以來沿海大部分轉向這種三來一補方式的“國際大循環”，海外投資人要的是什麽呢？就是看中了國內勞動力價格低，地方的資源環境不計代價。
這種方式當然可以大量吸納勞動力就業。於是乎，我們從進入新世紀開始，特別是2004年以後，出現了勞動力的賣方市場。也就是說勞動力短缺開始在沿海外向型經濟地區發生了。因此，就出現了勞動者談判地位的提高。為了適應這樣的變化，2007年就出台了《勞動合同法》。很多人說因為出台《勞動合同法》導致國內的勞工工資上升了，在全球貿易體係中競爭力就下降了。但別忘了我們出台《公司法》可是80年代。《公司法》是保護資本利益的。《勞動合同法》在新世紀2007年才出台。然後真到落實的時候，還經過了2-3年的各省製定條例落實過程。所以實際上就是80年代就有了保護公司、保護資本利益的法律，而到20年以後才有保護勞動的法律。
應該說，這個過程本身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其一，沿海外向型經濟因出現了勞動力賣方市場，勞動者有了談判地位，國家法律體係也有了調整。於是乎，中國加工貿易型的所謂低端外向型經濟就越來越多的變成一種不斷地向相對有一定層次的產業提升的過程。過去大家主要是賣衣服帽子鞋子。要用多少億件襯衣才能換一架波音飛機。新世紀以來之所以在這個低端層次上逐漸有所提升，向電器、電子等方向變化，部分是因為勞動力價格上升了，人力資本整體上有所抬升。但並不意味著“加工貿易型”內在利益結構改變了。
所以，90年代以後的一段時期以來，我們提倡“國際大循環”融入全球化是一個客觀的經驗過程，問題是仍然處在全球產業分布的那個“微笑曲線”的底端。
所謂微笑曲線，就像一個人的臉上在笑著：一端是所謂的設計研發和品牌銷售，另一端就是資本投入；兩頭都在海外。有人占有資本收益，有人占有技術收益，而加工的這波占有的收益最低，就像是在下巴頦，在最底下的層次，即使產業升級，留在國內的收益率仍然很低。同理，大家也都知道，大量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獲利水平一般在20%左右。後來有所降低，大約也在17%左右。而國內的企業隻是賺點加工費。所謂三來一補留在當地的這部分收益大概低於百分之十。
於是也就有學者做過客觀分析。張曙光和盛洪是10多年前吧？曾經做過一個分析：我們的沿海三來一補的低端外向型經濟隻有兩個收益來源，一是應付未付的勞動力的社會租。也就是說流動打工者本來應該有勞動力再生產開支，比如說子女教育、員工培訓、養老醫療等等，該付卻沒付。那就等於是沿海企業向這種低端外資讓度了勞動力應得的福利。所以這叫做“社會租”。二是資源環境租。這類低端企業大量排汙，造成的損害是千秋萬代的，但卻並沒有支付排汙所造成的巨大的環境成本，所以他們說這等於是吃了環境租。當年是張曙光和盛洪的文章給了我啟發，應該從另一個側麵去看沿海加入國際大循環，變成三來一補的外向型經濟，對沿海地方帶來的收益實際上是怎麽回事。
進一步分析發現，哦，沿海未支付的勞動力租是被誰墊付的呢？是被內地的那些欠發達地區墊付的，比如說貴州、四川、安徽、江西、湖南這些勞動力輸出大省，當他們輸出的勞動力在沿海的這種相對不那麽完善的製度環境之中貢獻了他們的勞動，甚至貢獻了他們用於擴大再生產卻未得到的勞動力剩餘，演變成了那些三來一補的沿海地區的當地的收益，或者轉移到海外去的收益，無論是養老醫療、孩子上學、社會保障開支等等，這些負擔留在勞動力的輸出地，在那些欠發達地區。也就意味著欠發達地區之所以相對地窮下去，因為他們的勞動力出去打工並沒有讓他們地方政府能夠多多少少賺點財政返還，沒有。貧困地區在很大程度上財政負擔更重。就從這種所謂的國際分工的微笑曲線來看，應該說中國占有的收益率是相對比較低的。在有些沿海地區還有正向的收益，而在欠發達地區，這種發展模式可能未必真有正的收益。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種加入國際大循環的經驗過程，現在到了一定階段了。什麽階段呢？到了不得不考慮如何再度建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階段了。為什麽？因為剛才說到：是人家要你硬脫鉤，是人家強迫你脫鉤；是人家要搞去中國化。並非我們主動。
那為什麽人家非要搞去中國化呢？其實這也是人家的無可奈何。
2、國際大循環起源的客觀經驗過程
大家也都知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早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經發生了戰後的生產過剩危機。嚴重危機條件下惡性競爭，就發生了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所以，早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對抗性衝突直接表現為街頭政治！
對此，很多年輕人不了解。因為教科書沒有寫。
我在國內做的很多研究比較另類，所以就被德國的社會組織請過去跟他們交流。開了幾個座談會之後，就帶我去看看當年打街壘戰的地方，沿著魯爾波洪老工業區一帶參觀，就是都德的《最後一課》那個課文兒寫的魯爾地區、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當年法德之間爭奪工業化主導地位的時候的戰場。那一帶有礦有煤，因此就上了很多工業企業。但當生產過剩爆發的時候，這些企業走向衰敗，那一帶就爆發了失業工人跟政府之間的衝突，很多表現為劇烈的街頭抗爭。老百姓當年不僅是上街示威，而且，那裏老街道是石頭塊鋪的街麵，老百姓就把那些石頭塊起出來了去打警察，反抗政府。那個時候不光是中國有文化大革命（我們後來對這個事情有很多批判）。在西方，其實整體上也是這樣一種左傾的群眾運動風起雲湧的現象。所以我老是提醒大家別忘了，當年法國紅五月可是比今天的黃馬甲厲害多了。意大利人家有紅色旅，日本有赤軍，美國也有黑豹黨。那就是城市遊擊隊，直接動槍的。六、七十年代再度發生戰後生產過剩，西方開始把過剩的低端製造業對外轉移的時候，內部發生過相當嚴重的社會衝突，大量勞動者失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那個對抗性矛盾越是在危機的時候越是直接表現為對抗性衝突，轉型過程避免不了。
西方把低端製造業外移，甚至不是低端製造業而是生產力過剩的這種產業都開始向外轉移。轉到哪兒去呢？對拉丁美洲轉到了那些軍事政權的國家，當時像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等等大都屬於軍人政權；對亞洲就轉到了當時所謂四小龍、四小虎，也都是集中體製、軍人政權，或者是警察國家等，比如泰國就是軍事政變之後的軍人政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包括韓國，這些都是將軍們掌權的國家。隻有在這些高度集權的地方才能鎮壓得住像他們紅五月、赤軍、紅色旅等這種直接對抗性衝突。亦即，通過發展中國家的軍人政權，接收西方這些勞動密集產業，才能保證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激烈的對抗性衝突在這些地方不至於再度爆發。那些個跨國資本轉移出去產業才能獲利。
不過，這個階段很快就造成了這些接受產業轉移的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嚴重的對外負債，於是就全都變成了債務國，西方發達國家就變成債權國。接著從七、八十年代開始，債權債務矛盾又起來了，一直延續到90年代，甚至到新世紀才逐漸有所緩解。
為什麽呢？到新世紀是發達國家變成了債務國。
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生產慢慢發展起來了，無論是原材料出口還是低端製造業產品出口，都變成貿易盈餘了。而當西方這些主要發達國家把產業轉移出去以後，就變成了生產不足。得大量吃進發展中國家向他們提供的商品，也就變成債務國，西方貿易的赤字就不斷增加。那這些國家就得靠冷戰意識形態加強“軟實力”，支持所謂服務業出口，比如製度轉軌、金融服務、法律服務、技術品牌等等。靠所謂第三產業，其中又主要是以金融為主。所以，也就有了支持金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從七、八十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即原來的帝國主義國家，借助著那些戰爭中形成的世界格局，開始變成金融資本主導的國際貿易循環。
3、國際大循環背後的金融資本全球化
國際大循環是怎麽回事？先不說中國國內的這些討論，應該先說它本來客觀上是怎麽演變出來的。上文表明：當七、八十年代西方產業不斷向外轉移之後，就得有所謂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這個時候本來就占有世界結算貨幣主體地位的美元，當然還有英鎊，那個年代還有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裏拉等等，就隨著產業轉移伴生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其在發展中國家形成貿易盈餘外匯收入。這些外匯若回流到發達國家，就被跨國公司投入金融資本主導的資本市場，這就使世界進入金融資本主導的發展階段。
從原來產業資本主導發展的階段，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戰後生產過剩，生產過剩帶動社會矛盾，社會矛盾帶動產業轉移，經曆了這樣一係列的矛盾鬥爭，甚至戰爭造成的人口的大規模死亡、國家為單位的大規模殺戮和犯罪，經曆了這麽複雜的、嚴酷的、流血的過程之後，才出現了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從產業資本升級到金融資本階段。這時候，真正全球意義的國際大循環就因金融資本追求資本市場流動性獲利而成為主導趨勢了。
誠然，國際大循環確實是一個客觀的經驗過程，而不是誰主觀上說要搞一個大循環就形成了。客觀上看，主要是資本主義在產業資本階段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演化成了新的結構性的格局變化——金融資本主導全球化的新階段。
在金融資本主導的條件下，早年二戰以後形成的金融資本核心國家率先轉型，主要是美國和它最緊密的戰略夥伴英國。因為，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儲備了世界上60%的黃金，遂發行美元占世界貨幣總量的70%。其中的基本對應關係就是儲備多少黃金，發行多少貨幣。所以美元就當然成了世界上最強勢的硬通貨。因為有最大的黃金儲備，再加上它是戰後的第一軍事大國。由此，金融資本的真實後盾是強大的軍事力量。條件具備，美元就成了美金，成了戰後世界主要結算貨幣，當然也就成了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各國無論是買還是賣，要有美元才方便結算。當然，其他西方國家的貨幣也是硬通貨，比如說，本來在歐洲生產能力最強的是德國，馬克也是硬通貨，但硬不過美元，是因為德國屬於被美軍占領的國家，沒有軍事實力，因此盡管有工業生產能力，德國貨也是打遍天下幾乎無敵手的，但畢竟沒有那麽多的黃金儲備，也沒有那麽強大的軍事力量，所以德國馬克盡管是國際硬通貨，但不能構成主要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
這種情況下，當金融資本以美元為主導，開始升級為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進入所謂國際金融資本大循環的時候，那就是以美元為主在世界上進行投資，帶動了這些受援國的實體產業發展，而這些產業又是以出口導向為主，換來的是貿易結算美元貨幣，換來美元就成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盈餘變成的外匯儲備，那就也像中國這樣把外匯儲備回流到美國的國債市場，去買那個美國低收益率的國債，作為一個資本品回到美國，這就導致美元再回流，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就構成所謂國際大循環，其中關鍵是美國占據了金融資本全球化的主導地位。
這就很清楚了，假如中國要真想變成國際大循環，就得參考西方在七、八十年代以後已經升級為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競爭的經驗過程。實際上，隻有美元算是成功完成了國際大循環，形成了美國增發美元貨幣最後回到美國國債市場的循環過程。
從這個角度看，完成一個國際大循環過程是需要有足夠條件的。
我們已經講了，美元之能夠在戰後成為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在於他的必要條件：軍事實力+黃金儲備。當年的德國為什麽不構成國際大循環呢，是因為沒這些條件。所以國際大循環是一個資本主義從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演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客觀結果。
4、中國加入國際大循環之前的時代背景
由此帶來另外一個問題也很有意思。
當資本主義從產業資本升級到金融資本的時候，這個世界發生了一個靜悄悄的改變——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再是人們熱議的話題。現在很少人關注什麽時候再打第三次大戰；但是二戰之後，在西方產業沒有轉移之前，幾乎是談三戰變色，很多人關注第三次世界大戰什麽時候打，尤其是60年代，當毛主席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時候，在台灣的蔣公提出要反攻大陸，其重要的宣傳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要打響了，因此，潛伏在大陸的特務人員們要準備好，國軍要反攻了，那表明他認為美國將會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力，其實也就指出美國會發動第三次大戰，中國疲於應付，於是，蔣介石在台灣的國軍可以借著美軍的力量重返中國大陸。
這隻是一個小故事。其實我要說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個靜悄悄的改變，人們過去都高度關注，60年代還在關注第三次大戰，怎麽70年代就靜悄悄的降溫了，到80年代幾乎就沒誰再講世界會發生第三次大戰。如果問問現在的年輕人，尤其是80後們，誰還腦子裏有這個概念，什麽叫做第三次大戰呢？人們可能對二戰還有印象，因為大量西方的電影在描述二戰，但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沒啥印象，那對三戰呢？靜悄悄的就淡化掉了，什麽道理？
為什麽是金融資本階段，西方資本主義的所謂國際大循環才成為一個客觀的經驗過程？是因為產業資本從它問世那天起，就是以國家為單位，西方國家完成他的資本原始積累，是到海外去掠奪原材料，或者在海外通過大種植園、礦場形成原材料，運輸到國內為產業資本服務。所以那個時候爭奪海上貿易通道，形成海上霸權是什麽道理呢？就是因為誰在海上能多掠奪一點原材料，誰的工業發展就強大，殖民化的時候商船即戰船，商人即海盜，打了多少年，爭奪的就是對於原材料產地的控製。為了大規模獲取原材料，就從非洲去掠奪黑人，把他們變成奴隸，就把西方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製，在近代又複製了一遍。對此，應該叫做“以國家為單位的反人類犯罪”，造成了西方產業資本的崛起，但由於產業資本是以國家為單位形成的，是典型的在地化，準確地說，應該是“產業資本在國化”。
正是因為歐洲各國早期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完成，與對外大規模殖民擴張掠奪緊密相關，對外殖民又需要國家權力的保駕護航，所以歐洲人形成了在國化的產業資本，這是一種曆史的過程，不論大國小國，都有重工業、鋼鐵工業、機械製造工業等。比如，國家不算大的比利時當年就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化國家。甚至像盧森堡大公國，很多人都沒聽說過，說人家彈丸之地不好聽，反正就是小到了跟中國一個縣差不多的那麽個國，他也搞鋼鐵工業啊，而且有相關的配套產業。所以在歐洲這麽一個小小的半島型大陸上，國國工業化，那當然這個工業化追求規模競爭，那就得更多的占有原材料市場，然後接著生產出產品來就得更多的去占有商品市場，因為得賣出去才獲得利潤啊。於是乎大家你工業化我也工業化，你結構完整，我結構也完整，那怎麽辦，打吧！所以工業化的“在國化”特色——以國家為單位形成工業化，就導致了戰爭的這種惡性競爭形式。可見，一戰二戰都是資本主義以國家為邊界完成工業化的一個客觀結果。也因此，當西方國家的產業資本繼續在國化的時候，就會發生人們擔心第三次大戰什麽時候打的問題；而當他產業大量外移到發展中國家了，西方演變成以金融資本來獲取全球產業收益了，那當然資本主義工業化時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就逐漸淡化了。
在這個階段上，當七十年代人們逐漸不再那麽擔心第三次大戰的時候，應該注意一下，中國也有一個重要的事情發生，值得大家關注。當時不是有個故事叫“小球帶大球”嗎？說的是美國乒乓球隊來華帶動了基辛格秘密訪華為尼克鬆鋪路……
尼克鬆要來中國的時候，毛主席組織了當時4位老帥，有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來研判國際形勢，老帥們一致認為世界大戰打不起來，20年之內中國周邊無大仗。毛澤東就跟周恩來商量，既然中國周邊無大仗，我們抓緊調結構吧。因為中國1960年代遭遇到的國際環境是相對比較嚴峻的，首先看60年代初期美軍直接幹涉東南亞，等於中國南方戰火燃起來。那接著看東方蔣介石1960年提出要反攻大陸；那西邊中印邊境戰爭62年打起來了；60年蘇聯撤資之後開始跟中國政治上發生衝突，到60年代後期就已經在邊境陳兵百萬，120多個作戰師被蘇聯當時的領袖勃列日涅夫安排在中蘇中蒙邊境上，並且核武已經完成了小型化，就給這些邊境作戰部隊裝備了小型核武器。對中國來說，整個60年代，他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是非常險惡的。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共同來封鎖，甚至軍事威脅中國。這時候毛澤東就提出，哪怕窮到要飯，我手裏也得有一根打狗棍！於是就集中力量發展兩彈一星，形成戰略威懾。這是一方麵。另外一方麵提出三線建設，防止戰爭把那點兒工業化家底打爛了，我們的工業就得從上海、天津、江蘇這一帶往內地遷，就有了中央大三線、地方小三線的國防建設。
60年代大家普遍窮困的原因是被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封鎖，所以今天大家關注的那個“硬脫鉤”，當年就發生過。
蘇聯1960年撤走專家、資本、技術，撤走所有一切對中國援助的時候跟你商量嗎？你要不要跟你沒有關係的，就是一聲令下，全撤了，這就叫硬拖鉤。
1950年6月朝鮮戰爭打起來，那時候中國並沒有想參加朝鮮戰爭，但朝鮮戰爭打起來第二天美國就封鎖中國，會先來跟我們商量嗎？事實上新中國三次遭遇的硬脫鉤都是被人家脫鉤，否則就不叫硬脫鉤。如果跟我們商量那也許應該叫軟脫鉤。所以，1950年美國對中國完成了一次讓中國感到很被動的硬脫鉤，1960年蘇聯人也搞了一次；再後來還有，就是1990（1989）年又有一次美國人帶領整個西方對中國的硬脫鉤。
超級大國對中國的硬脫鉤會出現什麽結果呢？那當然是中國要付出很大代價。
1950年美國封鎖中國的硬脫鉤，同時發生的是蘇聯向結成戰略同盟關係的中國提供了工業化必須的資本與技術，使中國有一段幾乎“全盤蘇化”……尤其是1960年，當時中國正在靠蘇聯的援助進入工業化的軍重工業發展階段的時候，而且軍重工業是資本極度增密的產業門類，蘇聯撤走全部援華資本和技術的硬脫鉤，意味著中國突然遭遇到資本歸零，恰在資本絕對需要增密的這個階段突然資本歸零，造成的損失能不巨大嗎？
我們若願意據此來看六十年代大危機爆發的對策，也隻能轉向國內循環。
從1959、1960、1961年這連續3年，當時經濟工作的一位領導人的很多講話和指示就很清楚地表述道：我們在得到大量投資的情況下動員了很多農民進城就業，每年增加數百萬，但是投資突然停了，沒有再吸納就業的可能了，已經在城裏就業的人還得回去，否則你就得支付兩道成本！哪兩道成本呢？首先，我們得從農民那兒去征糧是花了一道成本，然後再把這個征糧運到城市去分配給那些沒有就業沒有工資的人，保他們的生存這是又一道成本。與其這樣，不如把這些在城裏不能就業的人送回去參加農業生產，國家至少不用支付兩道成本，直接就在農村通過參加勞動得到吃的，就不至於餓著。所以，60年代這個變化很多人都說是極左政策造成的，那是沒有想到當時是什麽樣的經濟狀況，什麽樣的國際背景？人家硬脫鉤之後，過去接受援助的時候沒有支付過的成本，現在突然就暴露了，還得還債，所以從蘇聯撤走專家，撤走投資援助之後，那中國背負的債務就一半是用農產品還的，另外一半是用稀有礦產品還的。
這就是當年硬脫鉤的一個實際過程。
我們曾經有過被美蘇兩個霸權國家硬脫鉤的經驗，代價是很大的。
為了要緩解這個矛盾，那還得應對這些挑戰，於是60年代大家有一句話：“勒緊腰帶過緊日子”，當然也是過苦日子了！注意，現在說到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時候，今天的領導同誌也說要有過幾年緊日子的準備。那麽，到底緊幾年？還有人提出，也許我們還得過苦日子……
這些大家有所了解是必要的，因為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教訓：當被動硬脫鉤發生的時候，就得把“依附”時期獲取戰略援助而沒有支付的代價給人家還上。資本極度稀缺時還債，那當然就會出現緊日子。此外，又得去維持不產生任何市場收益的軍重工業，所以就從緊日子變成了苦日子唄！這就是我們60年代的一個客觀情況。我沒有說誰對誰錯，隻是說作為發展中國家遭遇的國際背景，就是這樣一個客觀演化過程。希望大家把背景了解清楚了之後，如仍然認為這是誰對誰錯造成的，那盡可以保持你的意見，我絕無參與爭論的必要，所說的這些，隻是補充一點情況供大家了解而已。
5、中國開放和加入國際大循環的動因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注意啊，當時西方正開始對外產業轉移，中國因為1969年中蘇之間發生了軍事衝突，美國人就認為“重新奪回中國”的時機到了，於是就有基辛格秘密訪華，就有尼克鬆到中國來會見毛主席的這些安排，這同時又使得西方設想可以把中國納入西方體製之下，尼克鬆放鬆了對中國的封鎖和控製，除了“巴統”（巴黎統籌委員會）所規定的那些和軍事有關的技術不能向中國轉讓之外，其他的一般民用技術，民用產品就可以放開中國進口了。
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了所謂中國融入西方、納入國際大循環的起點。
所謂的對外開放，也不是後來常說的1978年才推出的，如果從曆史來看，其實清末就有，如果說完全開放，民國就是完全開放。那如果說對世界某一部分開放，從1950年開始就對蘇聯和對東歐國家開放。而到了70年代以後，特別是尼克鬆1972年訪華給毛澤東送個大禮——解除對華封鎖禁運，從這時候中國對西方開放的主要是雙方之間互通有無的對外貿易。
那我們當時引進的是中國這種偏重少輕的工業結構必須、但卻造不出的產品和國內需要的設備、生產線等。其中有很多經驗教訓。
比如我們從巴西引進了一條德國的桑塔納生產線，是因為當年德國在70年代初期把桑塔納生產線相對還算比較新就轉移到了巴西，而中國引進的是人家巴西的二手設備，到了中國上海變成主打產品，那個時候誰能夠有輛桑塔納，真是挺風光的。當然現在淘汰了，但是你們想想經曆了這樣兩道轉移之後德國的產業資本的獲利水平會有多高。還有那時候引進黑白電視機的生產線，人家很快就換代彩色電視了，於是乎我們70年代引進黑白電視機還沒怎麽大批生產，我記得好像70年代末期的時候，誰家有個黑白電視機，盡管那時候信號不好經常出現雪花那種影像，大家也高興。但很快就升級到彩電了，於是還得引進多少條彩電的生產線。接著大量引進洗衣機、電冰箱等這些中國過去沒有的家電生產線。因為我們在輕工電子產品和家用電器產品上是很差的，就不得不去海外引進完整的生產線來補充國內的生產不足。
我們從70年代開始大量引進，西方也恰是在70年代對外轉移低端產業。
我們那時候引進國外設備技術，還是按自己的生產結構確定，哪些缺就補足哪項，所以這時候還不能說完全對外開放，也不能說是整體納入了國際大循環，仍然是以國內的製造業所形成的結構為主體，部分的引入西方設備技術來做補充的；有一些完全沒有生產能力的，才引進整個生產線來形成國內的更為完整的產業結構，以滿足國內的消費需求。
所以，中國從原來1950年代納入蘇東體係的大循環，緊接著在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進入被美國和蘇聯都封鎖的、自主的、以國內循環為主體的這種生產體係，然後再進入部分地引入西方的設備和技術來完善產業結構，進而加入全球化、融入了美國主導國際大循環。這是一步一步走下來的客觀曆史過程。大家應該多少對此有所了解。
那中國如何逐步發展並加入國際大循環的呢？是遵循誰主觀設計的理論體係嗎？
其實，上世紀70年代毛澤東已經和周恩來聯手製定“四三方案”，引入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技術改造中國過去偏重工業少輕工業、重軍用少民用的工業結構。但達到部分地跟國際接軌的這個客觀過程比較曲折。
一方麵，在蘇聯中斷投資並撤走技術人員時，麵對整個蘇聯建製的軍事重工業體係，我們幾乎沒有合格的專業技術人員能夠運作，那個時候該怎麽辦？60年代就首先提出了“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讓工人走上管理崗位”，這就是後來被總結成的“鞍鋼憲法”。鞍鋼十裏鋼城“以鋼立市”，整個鞍山市幾乎都是由鞍山鋼鐵的生產和後勤配套單位組成的。這麽龐大的鋼鐵聯合企業，蘇聯的廠長撤了，總工程師撤了，技術工人也都撤了，那我們怎麽管呢？難道蘇聯專家走了以後，工廠就徹底歇菜了嗎？於是就出現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應對方案。“兩參”是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是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三結合”就是在技術改革中實行企業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原則。這個做法後來被毛澤東總結為“鞍鋼憲法”。“憲法”是什麽意思？就是工業基本大法，就是依靠“兩參一改三結合”來完成蘇聯專家撤走之後工廠的管理，這是中國在60年代的重要製度創新。
但是另一方麵，這個發動群眾、以工人為中心的管理體係形成之後，當70年代中後期再度引進西方的成套技術設備和管理運作體係時，當年根據“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驗來維持工業運轉的體係就不再高效了，我們過去那些沒有接觸過西方設備和技術、隻接觸過原來蘇聯那套體係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也需要有再適應的過程。
我印象裏早年有一個案例，是說武漢鋼鐵花了6年時間（1972年-1978年）從西德和日本引進整套冷軋設備用於生產高端鋼材，比如生產轎車時，需要用冷軋板把鋼材軋到一定長度才能上衝床，去把它衝成轎車的外殼和底盤。當時這套西方設備叫做“一米七軋機工程”。但是，這個設備進來後，安裝在我們的工廠裏就是達不到投產標準，隻是差那麽幾毫米。我記得當時報紙上就討論，為什麽我們就差那麽點兒？後來還請了德國的一個廠長來加強管理，嚴格按照操作標準。最後，德國的洋廠長跟我們一線的幹部職工隊伍不合拍，有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摩擦，比如管理上是不是要按照嚴格的規定來做、技術上是不是嚴格的按照技術流程來做，等等。這些都和過去發動群眾的管理方式有很大差別，不是改個一天兩天、找本教科書來給幹部做個培訓就能實現的。因為過去應對蘇聯撤資問題形成了一套製度體係，現在十幾年過去了，卻要重新形成一個應對新矛盾的製度體係，所以盡管引進國外設備和技術早在70年代初期就開始了，但是能夠真正使用好這些設備和技術，並且讓它“落地生根”、成為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還尚需時日，需要相當長的磨合過程。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知道了在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生產能力之前，這套引進西方設備技術帶來了很多矛盾，甚至造成巨大成本。
於是，我們從1973年開始製定的“四三”方案甫一執行，還沒有形成生產能力，先是大量外匯用出去了，也就是說還沒有形成盈利能力就得增加負債（以“一米七軋機工程”為例，1972年引進費用是6億美元，而後來為了達到產能設計標準而不得不配套的技術革新，截止1985年6月就達1021項，其中21項為重大攻關項目）。而內外負債在我們當時的財政體製之下就是赤字，當時國家是財政一本賬“統收統支”，任何企事業單位都是在國家財政上立項走帳。所以，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1974年的累計財政赤字突破100億，這可是個大數。因為當年的財政總規模才783億，這就變成大事。
當時毛澤東曾經說過把鄧小平請回來，因為他會搞經營管理，請他來加強管理，也許我們這個赤字能少一點。但是鄧小平回來以後，他麵對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結構體係，那也是矛盾重重，雖然他提出治理整頓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是跟各個地方、各個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還是很嚴峻，隨之發生了一係列政治運動，這些後來用政治話語解讀曆史的說法比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二起二落”等等。對此，我們沒有任何評價，隻說這是一個客觀的過程。
接著，赤字危機沒有化解，反而總赤字繼續增加。毛澤東1976年去世，繼任的華國鋒同誌和其他領導同誌主導了82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八二方案”），比毛澤東、周恩來親自製定43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差不多翻番。那當然，外債就更嚴重了，所轉化成的財政壓力也更嚴重了。僅1978年，就簽訂了78億美元的合同，因此外債形成的財政壓力就越來越大了。而當時的財政總規模仍然很小，外債的償債壓力非常大。因此，靠財政支出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就相對較弱，各種各樣的矛盾就又暴露出來了。
在我們剛開始要融入所謂國際市場、要引進大量的西方設備和技術時，首先出現的是兩套生產技術體係和管理製度轉換所導致的製度成本問題、外債和赤字壓力，這是非常複雜的現象，不能簡單地用對錯好壞判斷，我們隻說它是個複雜調整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還外債就得賺外匯。但是，引進的設備技術都是人家淘汰換代的，你不可能拿著造出的這些東西去出口，隻能用於國內市場。什麽東西能換外匯？當時外匯的80%以上來源於農產品和以農業為原材料的產品出口。
我當年一個戰友回北京以後分在外貿公司，他們很清楚地知道承擔的任務壓力有多大，就是盡可能地多用這些農產品和農村的手工藝品出口換匯，比如說挑花刺繡、絲綢茶葉等等，都是換匯的主力商品。於是，當時在79年外債壓力之下，就倒逼出了“雙軌製”，對農村相對放開。
為什麽後來農村搞大包幹？很多人都說是因為誰怎麽“解放思想”了，其實也不全是。事實上，是債務壓力倒逼出口創匯，農村創匯就得先把農村多業態的工副業放開，那就得搞“雙軌製”，凡是屬於能創匯的就可以發展社隊企業（1984年以後改稱鄉鎮企業），可以自主外匯留存，可以原材料和產品都走市場，不必按照國家計劃來。於是就出現了城市企業屬於計劃“一軌”和農村企業走市場“一軌”。當然，後來有很多不了解政策製定過程的學者爭“雙軌製”的發明權，這個我們也看到了。其實，對那個年代的客觀發展過程有所了解，就沒有爭的必要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央當時提出的“雙軌製”政策，就是放開讓農村去創匯，那也就出現了原材料和產品的價格等，國家不再用計劃的方式控製。這使得農村社隊企業就有了發展的條件，政府就把農村過去計劃條件下控製集體經濟大量占有農業剩餘來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這套製度體係漸次弱化了，所以，也就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改革。
當時還是很謹慎的，政策上隻是允許有一部分邊遠地區、貧困山區可以包產到組，個別的可以嚐試包幹到戶。但是，“中央指示開一個針尖大的口，老百姓那就吹開碗大的風”，於是乎，還債壓力下的雙軌製在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後，就逐漸變成了農村放開搞活。農村一放開，可還得了？大量一代一代傳下來的能工巧匠、各種各樣的藏龍臥虎的技術人才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解放出來，進入到了工業和副業的兼業發展過程中，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於是，鄉村的工業化就變成了當時很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更何況它能創匯，替國家分了憂、解了難，那就允許它有特殊的發展條件，所以短期內得到了很大發展機會。
再比如說，當時我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我印象裏當年我們研究室領導就跟人民銀行談判，要求人民銀行每年定向地給鄉鎮企業幾千億貸款額度，在幾千億範圍內，允許以國家對城市企業的平價利息而不是高息得到計劃內的貸款指標，專門來發展鄉鎮企業；我們還跟稅務局談判，要求的是鄉鎮企業實行包稅製，因為它高度分散，很多都是戶營經濟，所以征稅成本太高，幹脆實行包稅製（核定一個營業額，按最低稅率1%到3%征收），什麽目的呢？無外乎是初期要搞資本積累少交點稅，鼓勵它發展。所以，跟各個部門的談判都創造了鄉鎮企業發展的條件，更何況鄉鎮企業在地化發展，低成本地使用本村勞動力和資源，進入資本積累的速度極快，很快就占了半壁江山。
比如，村裏搞一個縫紉廠，那就大隊部把門打開，各家把縫紉機都搬過來，這些半大的女孩兒們就過來踩縫紉機，一個鄉鎮縫紉廠就辦成了；或者，那些土壤適合燒磚的村就辦磚廠，挖自己本村的土，外邊再撥點計劃內的煤炭指標，這個磚場就辦起來了，燒好的磚既可以外銷也可以村裏自己用來蓋房子、改善居住條件。當年胡耀邦同誌對此大為讚賞，說:“沒想到農村改革一?頭刨了個大金娃娃”。
很快，鄉鎮企業對中國工業增加值的貢獻度就接近50%，並且帶動了80年代9600萬農民的非農就業；到了90年代，帶動的非農就業人數就達到了1億2000萬，那個時候我們有7億多農民，能有1億多農民通過鄉鎮企業在非農領域就業，這是多麽大就業量！與此同時，農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連續多年出現了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快於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甚至那個時候知識分子都在抱怨“搞導彈的還不如那些賣茶葉蛋的”。
這個時候，中國開始因鄉鎮企業的發展在短期內新增了大量消費品供給。那些對海外“適銷對路”的消費品換來了大量外匯，中國逐漸開始有了貿易盈餘。從貿易赤字轉變為貿易盈餘，才有了80年代提出的加入國際大循環的客觀條件。於是乎，就在1987年前後，當鄉鎮企業有了長足發展的時候，有學者提出中國應該加入國際大循環，並且主張既然鄉鎮企業很多都是“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那就應該以鄉鎮企業為主來先進入國際大循環。
這個主張的背後體現了另外一層矛盾，是什麽呢？當時全國大概接近80萬個左右生產大隊，如果都發展鄉鎮企業，一旦鄉鎮企業作為主體進入國際大循環，那得需要多少資金、多少原材料、多少能源呢？而這些要素的供給都是高度緊張的，為了不讓鄉鎮企業跟城市企業爭原材料、爭市場、爭能源、爭資金，那麽就必須鼓勵這些企業用海外市場解決要素供給問題。所以，本來不宜采取的“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外向型經濟在此時就得到了鼓勵，進而在8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出現了經濟格局的重大改變，出現了加入國際大循環這樣的提法和做法。
以上介紹，表明我們一直的主張：要多關注客觀的演變過程，而不要上來就說“對錯好壞”。
6、中國加入國際大循環的曲折過程
在加入國際大循環初期的1970年代，我們就麵臨著國內的原材料、能源和資金供給的高度緊張。因此，從80年代中期大量引進海外生產線為主的外向型經濟開始，中國外債壓力增加、物價指數不斷攀升。在這種情況下，又有學者提出“價格-財政-稅收聯動”和全麵推進企業股份製等的深化改革的建議。當時老同誌們在做最後拍板決策的時候考慮到情況的複雜性，所以主張“小步快走”。有領導同誌當時就提出，不要一步到位地全麵推開，而是分步試驗。總設計師決策以“價格闖關”來作為突破口。當然，由於中央決策高度透明，所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要準備推進“價格闖關”的改革試驗，這就等於向全民宣布要漲價了……如此一來，市場就有點亂了，因為那時大多數能夠掌握原材物料和國家平價資金的基本上屬於“官辦”公司，當然內部消息官二代們早就掌握了，於是馬上就開始囤積商品。這一囤積，市場立刻緊張起來，供需不平衡導致價格飛漲，老百姓一看，價格漲表明錢要“毛”了，趕快到銀行去提款、到市場上去搶購，那時候連白米、白麵、白布都被老百姓搶購，加劇了物價上漲，所以“價格闖關”的1988年就出現了物價指數增幅達到18.6左右。
這次“價格闖關”失敗使中國沒有遭遇前蘇聯請美國人指導“頂層設計”激進市場化導致的解體；但誘發的惡性通貨膨脹如何化解?
當時負責經濟工作方麵的國務院領導人就趕緊做決策，為了防止群眾擠兌，就大幅度提高銀行存款利率，讓老百姓把錢留在銀行。但提高了存款利率，貸款利率卻不能同步調整，因為企業受不了過高的貸款利率，如果資金成本一下子上去企業是要垮的，所以就壓著貸款利率不提，那就導致存貸差過高，還催生了“資金掮客”，誰能夠有本事從銀行把官方的平價資金貸出來，誰就能坐地生財。當時有學者計算過銀行的平價資金和社會上的通脹率之間的價差，這個對應著一年幾千億規模的資金“利得”，於是腐敗對官員及其家屬的吸引動力就更足了……接著1989年政府不得不提高貸款利率，因為銀行虧損就會加劇財政赤字。然而，提高貸款利率，企業就承受不了過高的資金成本，大量企業生產停滯，很多連工資都發不出來……隨之，發生了反官倒為名、匯集各種各樣的複雜社會矛盾的激化……
這就是1980年代末期先通貨膨脹、後生產停滯演化成的複雜社會矛盾，是由脹而滯的“脹滯”危機。
所以我們看到，當中國主動融入國際大循環時，恰恰先是遭遇到了國內的一次典型的通貨膨脹和由於物價紊亂、官倒成風，和資金使用成本上漲導致的經濟增長停滯，並激化了社會矛盾引發了社會危機和政治風波，然後就是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大規模推進“硬脫鉤”和對中國的所謂“製裁”，停掉西方對中國當時工業化高漲時期的所有投資，就像1960年蘇聯撤走，這次是西方撤走、外部資本歸零。
上次蘇聯撤走外資引起了中國長達10年左右的、跌宕起伏的危機過程，這次美國帶領西方製裁中國也開啟了貫穿整個90年代的另一個跌宕起伏的發展過程。
據此可知：盡管我們1987年就提出要加入國際大循環，但兩年後人家封鎖了、硬脫鉤了，怎麽加入？
於是從1989年下半年就開始進入大蕭條，1992開了十四大，還是難以走出蕭條。
我們有些人願意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角度去理解，就把它變成了進步還是保守、改革還是不改革的問題。隻要這套“對錯好壞”的價值判斷出來了，就使人們難以把握宏觀經濟形勢的客觀變化過程……
於是，1993-94年危機再度爆發，出現財政惡性赤字和外匯不足這樣的嚴重危機，本來80年代已經開始有貿易盈餘了，結果到1993-94年我們的外債還本付息的額度大大高於外匯儲備。同時，銀行資本金也已經被財政赤字吃光了。所以，中國在宣布進入市場經濟新體製的同時發生了典型的財政、金融、外匯三個宏觀指標的嚴重赤字，這就是宏觀經濟危機。
對此，1994年政府一方麵加強宏觀緊縮型的順周期調節，一方麵推動深化改革。
這個時候，已經不再像1960年以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方式，比如推動“兩參一改三結合”，而是順周期地推動“國有企業關停並轉”、職工實行“下崗分流”和“減員增效”。
這套符合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所謂順周期的宏觀緊縮政策演化到1996-97年，經濟進一步到了更為嚴重的蕭條、銀行不良率高達三分之一以上的危困狀態時，東亞金融風暴發生了。
盡管中國強調我們有強烈意願加入國際市場、要入關（1994年以前中國要求加入GATT）入世等等，但是東亞金融風暴導致外需大幅度陡然下降，意味著正在轉向加入全球市場過程中，突然遭遇到嚴重的市場打擊，更何況這時我們還沒有處理完要破產企業和金融機構債務，也還沒有處理完已經下崗了的、嗷嗷待哺的職工“再就業”，所以雪上加霜。
幸虧，1998年發生了一個很有戲劇性的改變，當時分管外貿的領導人直接給一把手報告情況，說外貿不能再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貢獻了，請中央抓緊采取措施，要麽靠擴大內需，要麽搞投資拉動。顯然，擴大內需不可能，因為那時農民負擔很重、工人下崗分流、幹部發不出工資，各方麵都沒有內需擴張的可能！於是，隻能依靠投資拉動。主要領導就批示給當時即將就任的經濟工作負責人，要他組織力量加快研究、拿出辦法。
應急的做法就是先把各部委的幹部組織起來，抓緊出台投資拉動的措施。到1998年經濟工作負責人一就任，就把此前的順周期陡然改為“逆周期”，直接要求各個部長們大幹快上，把經濟搞上去，由國家作為投資主體搞大規模基本建設。
當時財經高官和地方大員們就提出了幾縱幾橫的高速公路網的建設、天然林保護工程、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等等。盡管，從此中國依靠以投資拉動增長的數量型增長方式和製度路徑依賴就慢慢形成，但這一係列的大規模投資項目，無論高速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是利於區域再平衡和維護生態平衡的。例如“天保工程”和退耕還林還草等，對中國來說，都極大地推動了內陸各地基礎設施條件的大範圍改善和產業軟硬件條件的優化升級。
從1998年中國開始投資拉動增長到2001年基本建設全麵鋪開的時候，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改變。就像我說資本主義國家不打第三次大戰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產業資本外移了；那同理，中國真正有條件加入所謂的“全球化”、融入國際大循環的時機，就發生在了世紀之交。
首先，大家都知道1999年歐元問世，成為可以和美元金融資本集團的競爭對手，所以，就在西方資本主義從產業資本階段升級到金融資本階段的時候，美元集團和歐元集團是成為金融資本階段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麵；並且，美元集團是金融資本階段矛盾的主要方麵，歐元集團是次要方麵。
其次應該知道，這時的中國還不在主要矛盾框架內，無法參與資本主義在金融資本階段的競爭，而主要是因為接受西方產業資本轉移、彌補美歐產能不足，恰好滿足了加入的國際大循環的條件，也由此出現了雙方之間所謂的戰略性互補關係——美歐進入金融資本階段，靠金融資本的國際循環來獲利。實際上，中國加入美歐主導的國際循環遵從其金融秩序——出口產品彌補西方產能不足的同時換回美元、歐元、日元，再把這個換回來的貨幣投資到它們的國債市場上去，幫人家完成金融資本的所謂“大循環”，讓美歐日完成依靠金融資本牟利的資本運作。同期，中國也就不自覺地融入和被吸納到了美歐主導的全球化國際大循環之中了。
所以，我們才說這不是中國如何主動，而是外部世界格局變化——1999年歐元問世後進入金融資本階段美國和歐洲恰恰與尚處於產業資本階段的中國差一個層次，因此，西方對中國是降維覆蓋、而中國對其則是升維補充，這是中國在2001年相對而言不那麽太多磕絆（當然也有磕磕絆絆）地加入了WTO的重要原因。
第三個是主導國家的雙重危機。在金融資本主導全球化同時，2001年美國爆發了華爾街金融中心被摧毀的“9·11事件”，美國政治家轉過頭去打阿富汗，緊接著又禍不單行爆發了新經濟泡沫崩潰的大危機。因此，美國的產業資本大量湧向基礎設施條件最好、勞動力價格最便宜、但是素質最高的中國。
由此可見，就在西方產業大轉移和資本主義發展形態轉換的時候，中國恰恰作為要素價格低穀、同時也是基礎設施最好的產業資本目的地迅速地接收了相對低端的產業轉移並擴大了產能，進而迅速地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成為了產業門類最齊全、產能最高，但資源環境問題也最突出的全球頭號工業大國。
7、金融資本主導國際大循環的"雙輸"格局
就在這個階段，中國客觀上成為美國維護金融霸主地位和金融資本增殖構成難以取代的角色，而且確實客觀上“彼此需要”，於是美國就提出了G2（Chinamerica中美共治），意思就是不用再去關注G20，也不用再去考慮G7，有中美共治就能支撐它的金融資本國際大循環。我們那時候每年大量出口，幾千億美元的外匯順差又投回到美國去，使美國一手增發貨幣、一手增發國債的模式能夠完美地運轉，就幫它完成了這個大循環。由此，客觀上才達成我們從80年代後期就提出國際大循環。
對此，我們沒有對錯好壞的評價，隻說中國這個融入全球化的過程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基本上算是完成。
中國加入WTO當年我對此做了個分析：其實對雙方來說，既可以說是一個“雙贏”的格局，也可以說是一個“雙輸”的格局。為什麽說是“雙輸”呢？“雙贏”我們剛才說了，中國幫美國補足的國際大循環，接受西方產業轉移、貢獻廉價工業品出口，有一段時期為了實現在地化的生產，我們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國外產業轉移進來，但控製權仍然是跨國公司的，並且允許國際資本收購兼並本土企業，導致中國大類產業中近三分之二被跨國公司控製。當然也有人說，中國賺了很多外匯，外匯儲備最高時能到4萬億美元左右，但要知道，其中三分之一的外匯儲備不是你的，是外資尤其是美國為主的這些產業投資的外匯占款，1萬多億美元的產業資本是人家的，隨時是可以抽走（現在特朗普所提出的政策就是要這些在中國落地的產業資本回到美國去）。剩下的，還有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1萬多億美元，主要是美國國債，人家說不給你，你就拿不回來，真正能夠中國自己能用於貿易的外匯儲備所剩不多，隻有三分之一不到。所以說，中國的外匯儲備3萬億到4萬億美元，大體上是這三個“三分之一”。
大家都知道，美國暴發疫情後“甩鍋”給中國，想要免除對中國的國債償還義務，不僅如此，美國認為這1萬多億美債還不夠，要讓中國賠償5萬億！當然，特朗普動員美國企業回流；但，美國企業基本上落地生根了，百分之七八十不願意回去。所以，這一條他沒實現得了。那有沒有可能，把中國在美國國債市場的投資懲罰性沒收？這恐怕不是說說而已吧？
所以，這個“雙輸”，首先是我們雖然靠破壞環境和生態的數量型增長賺到了外匯，但未必能真正使用這筆財富，同時受海外需求波動造成大量產能過剩和產業結構性失衡；而美國，因為實體產業移到中國來，造成產業空心化和大量失業，激化為嚴重的社會矛盾甚至社會撕裂，政府必須持續借債，以發國債的方式來維持這些失業人群的基本生存和社會高福利，這對美國來說也不是一個好現象，因此也並非“贏”。
所以我們說不要急於跟著某些人做判斷，因此我是把多種說法都放在這兒供大家參考，請你們自己多看看再去做判斷，並根據你們認為比較合理的理論形成分析。
在新世紀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大循環”的第一個十年，中美雙方本來是戰略合作關係，我印象裏當年美國的國務卿鮑威爾（早年的軍事將領、參聯會主席）曾經說過，美中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是曆史上最好的時期。那怎麽沒過多少年就變了呢？
當然，這首先是因為美國自己遭遇到了嚴重的危機，2007年的次貸危機直接引爆了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海嘯，這使美國意識到這個所謂的“國際大循環”對美國來說也會造成“內傷”，所以奧巴馬競選時動員民眾的口號就是：WE CAN MAKE CHANGE（我們可以改變）。如何改變？那就要重新吸納實體經濟回歸美國。
從80年代開始，我多次去美國，至少去了十幾次了。在很多美國學校都有合作夥伴，我們當時就指出美國的這種全麵金融化和去產業化的虛擬經濟模式對美國是不利的，它難以形成政府稅源，會導致美國的財政債務依賴越來越嚴重。這個債務是雷，早晚要爆的，所以美國自己有“債務鍾”。美國的領導人並不是傻子，大都是高素質，人家奧巴馬是哈佛畢業。所以，自然就發現“我必須改變”。但是，當他要改變的時候，2008年就遭遇到華爾街金融海嘯，他改不了——美國經濟由金融資本主導，所謂的“服務業”占比高達80%以上，那當然得優先支撐占GDP比重最高的這部分，所以盡管想要改變，但是他推出超級量化寬鬆、大量增發的美元貨幣，最終還是便宜了那些大的跨國公司和金融集團。這些金融資本集團還是按照原來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運作規律，把大量資本投向了石油和糧食期貨市場、原材料市場等等，就造成了2008年以來一係列世界範圍的通脹危機及其派生的動亂現象，極大地打擊了世界經濟，逐步演化成後來的全球化危機。這是全球化自身最終要走向解體的內部矛盾。
可能這麽說，大家覺得太概括了。我們稍微多加點解釋：
舉個例子，大量救市投資進了這些跨國公司，會投到哪裏？投向石油就是選擇之一。原來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之前隻有38美元一桶，結果大量資本湧入，就把石油價格炒到140多美元一桶，翻了三四倍。石油價格過高就導致大量投資又開始湧入到生物能源領域，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食物尚且不能保證安全的條件下，接受跨國公司投資轉向生物質能源生產，大量種植可以產生替代化石能源的甘蔗、玉米或者棕櫚之類的，大量的農地的種植結構就發生變化，甚至造成了很多雨林的破壞。就像巴西，把這個雨林資源破壞了來種這些可提取生物質能源的農作物；還有印度尼西亞，也出現類似的情況。那這些國家，就因為這個種植結構的改變，導致了出現糧荒和相當多的饑餓人口。
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資本的這種向世界轉嫁矛盾、轉嫁危機、不顧一般民眾死活的做法，當然會引起世界範圍內的危機加劇和惡性循環——人口貧困和饑餓就沒有購買力，總需求水平就恢複不了，產能就愈加過剩，經濟就更難以走出低穀。到美國2013年提出要結束量化寬鬆之後，那些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國的經濟應聲快速下滑，過去被叫做金磚五國的大部分（除了中國一國尚且維持增長之外）其他的四個國家GDP都掉下去了。於是，國際市場購買力進一步萎縮；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生產過剩的國家，世界範圍內的市場需求不振，龐大製造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就更嚴重了。中國2014年政策上討論“去產能”、“調結構”，我們的進口的鐵礦石、銅礦石、能源和原材料等，也就大幅度減少，於是礦產品和原材料出口國家就進入嚴重蕭條。
所以我們說，這個由金融資本主導的所謂“國際大循環”，其實有一係列的這種操作（甚至可以叫做“神操作”），客觀結果是害了自身害他人。這個演進過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要把每一個經驗步驟都想透了才能對其做評價。
8、中國和美國在“去全球化”逆流中的不同做法
好了，那這個“國際大循環”走到今天，居於是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國終於不想幹了，它想要把自己重新變成製造業大國。盡管這個夢不符合西方的國際秩序，美國未必能夠實現得了，但它總之會創造條件去努力。那我們也得理解其似乎非理性的做法。
美國還有沒有優勢？美國、日本都相繼製定了引導產業回流本國的優惠政策。如果你去看美國，實際上除了勞動力成本比中國高之外，其他的各項要素成本，都並不一定比中國高到哪兒去。比如，美國稅收就比中國要優惠，土地價格也便宜得多，技術在成本上也有優勢，所以要想讓實體經濟重新建立起來，未必完全不可能。在多個要素的比較上，美國隻有勞動力要素沒有比較優勢，而其資金價格的優勢卻尤為突出——想想，它以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向全球增發貨幣。
今天我做這場所謂“國際大循環”的討論，應該重在把經驗過程講清楚。還有點時間，那我們抓緊再來說一下中國這個“國內大循環”有沒有條件搞的起來。
先得說清，過去中國有過不靠國際大循環的客觀經驗，也有過被人家封鎖、製裁的經驗，剛才講到的60年代被蘇聯封鎖、90年代被美國主導的西方單方麵封鎖等等。隻要我們認真地總結這些經驗中的負麵經驗，那我們今天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應對策略應該是有一定實現條件的。這一點，應該點到為止。我在剛才介紹90年代的時候已經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有哪些負麵的經驗。
再進一步看積極因素，中國自1998年來轉向“逆周期”以來，實際上依靠投資拉動已經形成了千萬億級最大規模的設施資產，這是一個龐大的天文數字，隻不過沒有做製度性激活，而大量地表現為沉澱資產和沉沒成本。人民幣盡管是個獨立主權貨幣，但過去在“國際大循環”主導的發展格局下，超過百分之七八十的貨幣是以外匯為依據、大量地靠著外匯儲備來“對衝增發”的，也因此客觀上導致了人民幣的貨幣主權屬性明顯弱化。
那，我們怎麽能夠激活設施資產？怎麽把人民幣重新錨定回到國家資源主權可控的範圍內，這就是國內大循環是否能夠真正成立的最關鍵因素。假如，我們能夠把金融工具嵌套，把國內資本市場手段用活，讓它來激活我們長期形成的沉澱資產，把那些設施性的沉沒成本激活，那我們很可能就有構築“國內大循環”的基本條件了。
最後，當我們強調“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時候，不是說不要“國際大循環”或者主動退出“國際大循環”。先不要去用意識形態化的話語，比如是否要“閉關鎖國”之類沒有任何依據的說辭去“帶節奏”、“往溝裏引”。我們希望各界的朋友們，咱們客觀點，別跟著那些“帶節奏”的說法跑——當今世界，沒有誰還能閉關鎖國，沒有誰還能走回到原來的那個體係之中去，我們隻能在當前這個複雜的體係之中，盡量地把客觀情況條分縷析地搞清楚，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然後才能走出一條最適合自身國情的自主發展的道路。而已罷了。
因此要請大家回歸到客觀實際。先從經驗層次上來做歸納分析，然後再看怎麽辦。
在政策層麵，必須要加強宏觀政策的協調性，特別是財政和金融這兩種必須配合使用的宏觀調控手段，不要互相爭，把兩個手配套起來打“組合拳”，我們就有可能走出一條真正意義上“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發展之路。關於這一部分，我以前的講座中，已經做了比較完整的闡述，今天就不再講了。
今天的講座就說到這兒，下麵如果大家還有些什麽要討論的，你們可以提出問題。
好，謝謝大家！主持人我說完了。
互動環節
提問一：
國內大循環內需消費如何拉動。最近的數據顯示，國內生產和需求已經基本恢複了，但是消費並沒有完全恢複。小企業麵臨的經營困難的危機，大部分的民眾消費能力還是被擠壓。請問溫老師，我們應該如何在國內提升民眾的消費能力。
溫鐵軍：
謝謝你的問題。大家都說經濟增長靠三駕馬車——消費為主同時還有外需和投資。我們剛才已經講到了，從1998年中國就是投資拉動為主的，投資拉動當然是因為消費上不去。但那還是一般說法。
客觀上，因為投資拉動改善投資和營商環境帶來了大量外資進入，形成了相當長時期的生產過剩。在生產過剩條件下，輿論界一般說法就是“現在民營經濟或者中小企業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等等。但其實應該想想，在生產過剩這個宏觀危機條件下，任何實體經濟，從總量上說，能賺錢嗎？生產過剩啊，大多數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動。中小企業在生產過剩的壓力之下，往往是首當其衝的受到影響，但不管是國營還是私有，不管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隻要遭遇到生產過剩，企業出現不景氣就是普遍現象。隻不過中小企業抗風險抗打擊能力更差，顯得似乎是製度上有哪些不合適的地方。但是，往往這樣討論問題的人，不會願意說我們21世紀整個經濟處於3次生產過剩壓力下，而熱衷於拋開這個宏觀背景單純談所有製問題等等，其實不是很負責任的研究態度，因為研究中缺少必要的影響因素，不把這些因素綜合起來考慮。
總之，世界任何體製下，每當生產過剩危機發生的時候，實體經濟都受直接影響——特別是中小企業首當其衝受影響，而這個現象在中國發生過不止一次了，不是隻有這一次啊。
也因此，完全指望著依靠消費拉動增長，也不是很客觀。
我剛才已經提到，從東亞金融風暴促使98年宏觀調控轉向積極財政國債投資到現在，已經有22年的大規模投資形成了數以千萬億計的設施性資產，如果把它和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結合，將會帶動山水田林湖草、帶動大量新的生產力要素進入到經濟運行過程中，會創造巨大的經濟財富和增長空間。
所以，與其按照過去老的那個“三駕馬車”的思路——那是西方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歸納的規律，不如我們先把教科書理論放在一邊，看看現實到底存在著哪些可供我們施策的領域和辦法，我們才有正確的經濟決策。對企業家來說尤其如此，切不可簡單地跟著這些“帶節奏”的說法走。隻有不跟著走、考慮到現實經濟結構所存在的內涵性矛盾，那企業決策才有可能有效地規避風險進入到有開發潛力的領域。
好了，我的回答就是這樣。謝謝你的問題。
提問二:
前兩天針對十四五的經濟會議中，提到要大力發展大城市，是不是意味著國家戰略轉向了，從之前的城鎮化轉向了大城市，這種逆轉的利弊想請問老師分析一下。
溫鐵軍：
是這樣，我覺得大家看到的這個會議報道所反映的，隻是到會學者的個人意見。我並沒有看到在領導層有任何戰略性的調整動作。
還想提醒在座的各位聽友，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談過：世界上有城鎮化這個發展趨勢，但也有逆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假如我們的城鎮化是以鄉村衰敗為代價，那我看就要轉向逆城鎮化；但是他接著說，“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麵都要致力推動。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自從2017年中共十九大確立了鄉村振興這個國家發展戰略以後，在中央領導的有關談話中幾乎沒有聽到過任何有關發展大城市化這樣的說法。所以還是不要對個別學者的建議太在意，他的發言總之是代表著此類學者的理論傾向。尤其希望他們沒有什麽利益背景，隻是客觀地在討論問題。希望各位聽友們不用對這些說法太過重視，那總之隻是一種說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