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摘】芸娘：巨流中的家族變遷 一一 我的二姐
二姐袁芸英比我大十七歲。我出生的第二年她就出嫁了。關於二姐的一些事，我也多是從老娘那兒聽到的。
斷斷續續不完整，褒藵貶貶不一致。
娘說這二丫頭小時候長得特好看，像個小洋人兒。我想可能是從隔代遺傳來的，因為從我父母親的模樣上完全看不到一點洋人味。讚美的話聽多了，她也自戀起來。自小愛打扮，特別愛“臭美”。
每逢大人走親訪友，不管計劃中帶不帶她，她都早早把自己穿戴停當在門口等著了。大姐遲鈍些，在不能帶兩個孩子的情況下，留在家裏的一般是大姐。因此二姐從小就被大家叫精猴子，精豆子，這既是褒她聰明，又有貶她愛耍小聰明之意。
娘說二姐也沒有進過學校念書，不論是私塾還是洋學堂都沒有。但我長大後知道她會看報紙會寫信，就像老娘說的“她也是識文斷字的人。” 由此足以判斷出二姐是個頂聰明的會自學自通的人。可惜啊，我這個聰明伶俐的二姐，在我爹的主持下，成了封建婚姻製度下的犧牲品。
二姐十七歲時，我爹把她嫁給了天津富商何氏的兒子何金貴，一個患有肺結核的青年人。現在已無從考證這是為什麽。是何家隱瞞了兒子的病情？肺結核，當時俗稱癆病，那可是不治之症，早晚要死的；還是我爹對何家有什麽圖謀所求？反正我小時候聽到家人說過二姐嫁過去是為了衝喜之類，長大之後也沒機會為此事找家人核實，因家人對這件事都諱莫如深。因而，我少時對二姐沒有太多記憶，倒是對她的兩個女兒記憶清晰。
大女兒何佩珍，乳名雙萍，是我小時候的玩伴，隻要是提我童年時必然有她。二女兒小雯，在我印象中，一出現便是一個病孩。滿臉的火癤子，流黃水，流膿，滿身滿頭的虱子，一批一批的捉不幹淨。躺在套間屋的炕上，頭朝外（便於胡護士來換藥），不哭不鬧，不記得她吃過什麽，我想老娘肯定喂她吃過飯吧，否則不可能堅持那麽長時間。
這是一段我不敢觸碰的記憶。
小雯直到去世也沒哭過一聲，這就是她更加讓人難受的地方。去世時她的鼻梁兩側已經爛穿，渾身皮包骨頭。幸虧二姐沒親眼見這慘象，也幸虧我幾次都忍住，從沒對二姐說起，否則就是在二姐的心頭插刀子抽鞭子，會讓她一輩子生活在自責痛苦中難以自拔。
當我也老了以後，聽我的外甥女、二姐後來二婚所生的女兒如月說，二姐在去世前兩年，神誌時而清醒時而迷糊地曾對人發問：“我還有個孩子呢？” 於是子女們給她解釋，可她仍反複念叨這句話。
據此我猜想，二姐離開小雯時，小雯還是個健康的孩子，隻是後來染病了。何家因二姐沒有給他們生下男丁，更對二姐的離去極為不滿，才把這個女孩子推到她姥姥家來的。唉！不敢再想下去了。那個時代，孩子生的多，一般家庭並不把孩子當寶貝，尤其是女孩。
二姐生下兩個女兒之後，剛二十歲出頭就死了丈夫成了寡婦。她少女時就很要強，那麽早地嫁人已很不情願，此時豈能心甘情願在公婆家一直這麽守寡下去？於是她毅然離開天津的何家大宅去南京投奔大姐，開始了她為自立自強而奮鬥卻最終無果的十年經曆。
說二姐她奮鬥，是就當時的社會和家庭環境而言。整個社會不給婦女以平等地位和機會，我們的父親又不是她可依靠的堅強後盾，兄弟姊妹也無法給她實質有力的幫助，她別無選擇隻有自立自強來解決自己的生計，以求在社會上占一席之地。
說她無果，是因為她一直沒能找到穩定工作，沒有實現完全自食其力的願望。當時的南京有些政府機關單位需要女打字員，她曾經很想去試試。那時的打字完全不是如今在電腦鍵盤上打字的概念，那是在密密麻麻地平鋪著鉛字的四方形大鐵盤子上找到想要的漢字，操作手柄壓下去把一顆接一顆鉛字頂起來往卷在滾筒上的蠟紙上敲，這既需要掌握相當數量的漢字，對每一個鉛字在字盤上的排列位置了然於心，又要求相當快的操作速度。要靠這行吃飯，沒有一定時間的專門訓練是不可能的。
但作為“滄州商會會長”的女兒，她似乎又有莫名其妙的自尊，像小攤販，保姆幫工之類的活兒，她又不屑幹。無奈之下，她和大姐一道加入了另一種的謀生大軍¬——跑單幫。
什麽是跑單幫？簡單地說就是後來我們說的倒爺。從大城市批發到便宜商品，運到異地小地方去賣，賺取差價。運輸方式主要靠自己手提肩扛，借助火車或長途汽車為交通工具。為降低成本當然是一次批發和運輸的貨越多，批發價格越低，單位運費也越低。於是，在那種悶罐式的慢速火車上（那種火車現在連運牲畜都不用了），大包小包堆滿在席地而坐的男男女女周圍。有人的用繩子將自己的貨物串起來，繩頭綁在自己腿上，這樣一方麵不會和他人的貨物混淆，二來可防夜裏有人趁貨主困倦打盹時順手牽羊偷走貨物。車廂的某個角落放隻大桶，拉上布簾，便是廁所。
最要命的還是上車下車的過程。那絕不是現在擁擠的地鐵上人擠人貼成相片那麽輕鬆簡單，每個人還有長短扁擔，大小網兜，大小竹簍，大小箱子橫七豎八連在身上。想象得出一群蟻穴裏的螞蟻般的人相互摩擦衝撞，貨物相互牽扯纏繞，彼此擠壓著推搡著越過地上或坐或躺的人體，最後穿過那道窄窄的悶罐車閘門。狹小炎熱的空間裏煙臭汗臭甚至屎尿臭氣彌漫夾雜著陌生人之間的戒備和焦躁憤怒的咒罵，嚴重時爭吵拉扯甚至隨時發生拉扯揪打不可開交。一場單幫跑下來，賺錢多少不論，半條命先搭上了。
大姐二姐常這樣結伴同行跑單幫。我和娘在家隻有等到她們平安回家，才能放下那顆懸著的心。她倆常跑的是南京到安徽的線，如要往河北跑，會有堂叔陪同，還可心安一些。如今跑單幫這個詞已被人遺忘，偶而會在七，八十歲的老人口中，在看到有人提著大包小包走親訪友途中時，還會調侃一句：你這是跑單幫嗎？
就這樣的掙紮拚搏生活，一路顛簸磕絆到了1947年，經人介紹，二姐終於找到一個如意郎君，與南京鐵路局工程師高傳偉結婚，從此過上了安定生活，繼續生兒育女。
我的二姐夫高傳偉，山東惠民縣人。他和二姐相識時，是南京浦口鐵路分局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年齡不到40，個頭不高，五官端正，體形微胖，富態。兩人一見麵就互有好感，很快確定了關係。二姐結婚前，準二姐夫經常來南京我們家中。他與我和大姐一家人相處融洽，尤其得到了丈母娘的讚許。十三歲的我對他也印象頗佳，原因是他經常與我開展大人般的平等交談，有時還會在家人麵前誇讚我兩句。
他們結婚了，搬到了浦鎮的鐵路局家屬宿舍，我也跟著他們同去了那裏。自那以後，我暫時告別了南京洪武路小火瓦巷五十三號那兩間小屋，結束了和二姐每晚“打通腿”睡一張小床的生活。
什麽叫“打通腿？”就是我倆共睡在一張單人床上，頭朝兩頭，身體相互背著反方向側臥，同一姿勢彎曲，小腿放在彼此背後，屁股顛倒靠在一起，這是最節省床鋪麵積的臥姿了，缺點是不便翻身，怕影響對方睡眠。這樣的睡覺姿勢對大多數我這樣年齡的中國人來說應該都不陌生吧？
在浦鎮，二姐家有一大一小兩間臥房，我獨占一間，興奮之情無以言表。
高傳偉娶了袁芸英為妻，結束了多年的鰥居生活，得意得已不辯方向，每天下班回家後都會裝腔作勢地高喊：“屋裏的，快來拿拖鞋伺候！”或者“燒鍋的，快打洗腳水伺候！”二姐故意沒聽見不理睬。
這老高也明知自己隻是嘴上享受一下大丈夫的老爺威嚴，每次二人都忍不住幸福地會心一笑。兩人都是曾經滄海又單身多年的過來人，彼此以對方為自己情投意合之人，這樣的半路鴛鴦自然與父母包辦的那種傳統婚配大不相同。二人即便都已人到中年，當成並肩成對在街上走時，那種互相恩愛的表情，那種默契的眼神，那種幸福甜蜜的風采也令人欣羨。
高工的工作經常調動。二姐懷孕後，高工去隴海鐵路沿線工作，不經常回家，我跟二姐又回到娘和大姐處來。
印象最深的是二姐生高工的大女兒時的情形。二姐要臨盆了，她背靠飯桌站著，兩手向後撐在桌上，麵帶痛苦地扭曲著表情，兩腳不停地原地移動。大姐忙著燒水和布置產床，老娘和我急得手足無措。大概自己感覺孩子馬上要出來的關鍵時刻，二姐說“快！要出來了！”我娘和大姐立刻攙扶她跑進臥房。很快裏麵傳出嬰兒的啼哭聲，我都沒敢進屋。那時候絕大多數女人生孩子就是這樣生在自己家裏的。
高工出差回來時，大女兒都快滿月了。二姐夫抱著這遲到的女兒，仔細端詳著，親著小臉蛋，一副親也親不夠的貪婪。這位錚錚山東漢子，常年風餐露宿奔波在鐵路線上，到了四十出頭才有了自己的親骨肉，親情喚起的內心柔情無保留的寫在臉上，凝在眸中。
高工為自己的大女兒起乳名叫如月。姓高名如月，真好！高高地如天上的月兒，明淨而純潔。為叫起來上口，大家就叫她小如。大名呢，是以大姐夫的同事王真光為主的一群小青年定下的，叫高璟璿。
一九五二年，老高有了一次能讓家眷安定下來的選擇機會，鐵路局領導告訴他，他可以留南京也可選北京。二姐選擇了在北京安家。
現在想來，不能不佩服二姐的遠見和魄力。一到北京，她立即傾其所有，用三百多元買下了一座四合院中的一間北屋，其中有多少錢是東挪西借而來，已不得知。從此一家人在首都北京有了棲身之處，有了今天千金難買的北京市戶口，有了五十年後首都城市拆遷改造時全家憑借之獲得相應補償以提高改善居住條件的最微薄卻最牢靠的基本憑據。
一九五八年，乘上“大躍進運動”的東風，二姐參加了胡同裏街道居委會組織的縫紉組，有了工資收入。盡管這點工資被二姐夫戲稱為“幾個打醋的錢”，她卻十分滿意。因為有了“參加了工作”、“有工資”的新身份，帶給二姐精神上的滿足不是幾個錢可以衡量的。她覺得自己已是“新社會的主人”了，不再是圍著鍋台轉的家庭婦女。每天和其他的“單位同事”一樣上班下班，何等神氣！為此她買了一輛自行車。剛學會騎時，上車下車還不利索，她便每天早上扶著牆先跨上自行車，再腳踩踏板晃晃悠悠騎著到離家不遠的白塔寺上班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二姐夫在騎車上班途中不慎摔了一跤，造成腦梗，變成半癱瘓狀態，行動嚴重受限，本來也年近60了，於是辦理了提前退休。退休後在家因行動不便而懶得活動，造成惡性循環，腦梗後遺症加重，兩年之後，便徹底癱瘓在床去，全天靠家人服侍了。
摔跤，腦梗，癱瘓，本不是好事，可他這一跤是摔在文革爆發前夕，如果是非摔不可的話，真是找對了時機，起碼逃脫了紅衛兵的抄家批鬥。你想，高級工程師，1949年以前就是老鐵路，國民黨統治時期過來的老工程師，算臭老九。這樣黑的資曆，這樣明顯的階級鬥爭的目標，革命的靶子，造反派紅小將們會忽略過去嗎？不揪鬥幾次能行嗎？不抄幾次家能行嗎？
二姐夫的癱瘓在床，反倒是讓造反小將們興味索然地放過了他。而自家的尚未成年的幾個孩子們擔負起了照顧父親的重任。
父母是雙職工的家庭最能鍛煉家裏的子女。老大如月已是十七，八歲，兒子璟山也十四，五。老大無疑成了照顧病父的主力，老二輔助，老三璟峰雖然還未脫離彈玻璃珠跳橡皮筋的年齡，但力所能及的家務也必須承擔。遇到病人需要翻身，擦洗，或便溺在床的清理，則需姊弟仨齊上陣。這時的二姐已進入更年期，一家人的飯菜洗衣家庭衛生足夠她操勞，照顧病人起居也隻能“搭把手”了。
那時遠在新疆的我正在每天接受批鬥和監督勞動、思想改造，腦中全是自己的苦難冤屈，無能無力顧及親人，卻間或還要給二姐一家添些麻煩。
一九六七年春，文革大串聯的洶湧熱潮中，我們一家四口以”上訪要求平反”為由到了北京。丈夫老魏一人住在三裏河接待站，我和女兒尠住在二姐家，老二兒子罡還住在我肚子裏。當時二姐夫還能緩慢行動。與正常人相比，他說話時語言已經有些含混不清，所以很少說話。但他思維尚清楚，愛在一旁聽大家交談，每聽到滑稽好笑處便跟著以聽起來蠻奇怪的聲音嗬嗬嗬嗬笑個不停，直到笑出眼淚仍無法收住。我那個憨厚老實的二姐夫啊，當時笑得這樣病態，把我們的眼淚也‘笑’出來了，笑到最後常常以我們全都共同淚流滿麵收場。
和二姐相處的那些點點滴滴的日子裏，她對我好到讓我有不堪承受之感。她心疼我遭遇不公平以致在邊疆受苦，心疼我一直對家庭付出以致自己在經濟上長期拮據。每次我到了北京，在她能力範圍內，她總是讓我吃得最好，玩得盡興。僅早餐，她就買來附近的所有小吃，什麽燒餅果子，包子鍋貼，驢打滾，豆漿餛飩糯米團等等，除了北京的豆汁是我無法接受的之外，應有盡有。午餐晚餐都由她親自下廚發揮盡其最高廚藝。端午節將近，聽說我愛吃粽子，她拎了兩桶泡好的糯米，兩盆豆沙棗泥餡，簡直就是做生意的量，讓我感到，這象是她要對我帶補償性的招待，我實在覺得擔當不起。
有一年，我帶小女兒到北京看病。小如到火車站接站時因故沒接上，二姐硬是讓我的這大外甥女沿街找我，不知走了多少路，才在某條路上相遇，把我倆接回家。我想如果不是碰巧遇上，她還會一直沿著車站走到家以盡她接站的責任，這就是我這外甥女如月對她老姨的忠誠。
更有一件事讓我每次想起便內疚不已。
當二姐得知我”右派”已平反，為讓我放下心上包袱用舒暢的心情遊覽北京，特為安排璟山璟峰兄妹倆陪我到北海劃船。當天璟山因感冒發燒，正在睡覺，二姐一定要把璟山叫起來去安排遊船，我怎麽阻止都沒用，硬是把一個麵孔緋紅眼睛布滿血絲的高燒病人逼到北海。正趕上遊客頗多遊船難租，璟山沿著湖邊邊跑邊問劃船的遊人“請問您租船時間到了沒有？”,”請問您租船時間到了麽？”不知問了多少隻船才終於如願找到。
我一生中與二姐相處的歲月日子並不長，卻有不少難忘的美好記憶。由於我們年齡相差太大，我一直不習慣與二姐以同輩身份促膝談心，但我意識到，二姐的內心常常是自感虧欠的。她在堅強外表的掩護下，時而會自我折磨。她會時常覺得自己對不起這個，又有愧於那個。
而我早想對二姐說卻一直沒能說出來的一句話，那就是“你沒有虧欠任何人，你應該活得心安理得些!”
至她患病期間我再來北京看她，看到的是她兒孫繞膝盡享子女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我看到如月自己抱病也要把媽媽接到她家親自服侍。看到了老三璟峰一勺一勺喂她吃大蝦蟹肉；看到了璟山不遺餘力對她的貼心照料；看到了賢惠的兒媳和得力的女婿一次一次把你從死神手裏奪回。這期間兒媳陳蘭利用她在醫院工作之便安排住最好的病房找最好的醫生；女婿大力從上級部門托人搶占有限的醫療資源。因為，用璟山的話說：“我跟我老娘還沒待夠！”
二姐的兒女們，直至她去世後十一年的今天，一提到老娘，眼裏立刻盈滿淚水，這可是當今社會多少老人想而不及的福份啊！
二姐夫在癱瘓多年之後，於1985年春去世。
二姐於2005年5月去世，享年88歲。
（寫於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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