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者”關愚謙
－－作者：冷暖人生
關愚謙的冷靜甚至超出自己的想象。他順利幫“西園寺一晃”定到了第二天飛往開羅的機票，蓋了出境公章，甚至還抽空去銀行取了點路費。晚上回到家中，麵對慈母幼子，關愚謙依然不動聲色。
“西園寺一晃”走過北京機場邊防檢查的時候，是1968年2月的一天。那天也是37歲的關愚謙此生從未想過的場景：一個深愛祖國和家人的“叛國者”，和他彼時充滿狂熱沸騰的祖國，互為注腳，共同演繹著一出荒誕劇。
1968年2月的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階段，極少有外賓出入境。彼時空蕩蕩的候機廳裏隻坐著“西園寺一晃”一名旅客，他西裝筆挺，戴著眼鏡，還戴著一副防風沙的口罩。當值的海關邊防警察老劉知道這是一名重要的日本外賓，他走上前去，接過對方手裏的護照。
“Is this your passport ？（這是你的護照嗎）”
“Yes”（是的）
對於“西園寺一晃”來說，老劉從未謀麵；對於關愚謙，老劉是頗熟悉的麵孔。而不論是作為“西園寺一晃”，還是作為關愚謙，都對即將到來的盤查心驚膽戰。
老劉看到護照上的名字是西園寺一晃，此行正要轉機上海、廣州，飛往埃及首都開羅，他簡要地翻了翻護照，禮貌地將護照遞了回去。
“Good Luck（好運）。”
“西園寺一晃”接過護照，從容地向登機口走去。而邊防警老劉無論如何不會想到，剛剛的幾十秒鍾，他見證了，或者說是錯過了可以載入史冊的驚悚一幕：這個所謂的日本貴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假洋鬼子”，是一個拿著外賓護照，叛逃出國的中國人。
隨著飛機直上雲霄，機艙裏，剛剛經曆了生死時刻的這名叛逃者，“西園寺一晃”，關愚謙，虛脫般地癱坐在座位上，他摘下口罩，露出了真實麵目。“看著祖國的大好河山，我心想，為什麽呢？為什麽呢？為什麽我這麽一個愛中國的這麽一個年輕人，會毅然決然地離開自己的祖國？我做錯了什麽呢？”
大海上的熱血青年
關愚謙1931年生於廣州，有一姐一兄。他幼時即隨母親離穗，先到北平（北京），1937年七·七事變，關家舉家搬離，一路顛沛，最終落腳上海法租界。
母親言忠芸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畢業於北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後更名為“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而父親關錫斌（後改名“管易文”）則是周恩來組織的覺悟社最早的成員，曾積極投身過五四運動。1919年關錫斌與徐特立、向警予、惲代英等同船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輾轉赴美，先後在愛荷華州師範學院和耶魯大學完成學業。1926年回國後，關錫斌一直投身於教育與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致力於愛國抗日活動和地下情報工作。
戰時的上海淪為孤島，看似依然舊時繁華，但置身其中，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戰爭的別樣殘酷。在上海的弄堂裏，母親言忠芸一人帶著三個孩子艱難度日。
關愚謙姐弟三人 左一為關愚謙
那時的關愚謙，極少見過陌生的父親。關錫斌這個名字，對他等同陌路。他隻是偶爾從來家看望的爸爸的朋友們嘴裏，隱約聽到“解放區”幾個字。直到有一天，父親突兀地出現。“那時候還是在日本人時代，他來了就跟我們在一塊，就說你們這些孩子們千萬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國，小日本長不了。”關愚謙回憶說。然而隻待了幾天，父親就又在視線中消失了，母子四人仍然要在艱難中維係生活。
小學畢業，關愚謙得宏仁堂中藥店老板嶽五爺的賞識、接濟，以陪讀名義進入上海著名教會學校聖方濟中學。良好的西式教育下，他逐漸成長為一個浪漫文藝的海派少年。
1945年日本投降，終於盼到國家獨立的上海居民卻發現，國共之間的內戰陰影逐漸彌漫，生活比抗戰時還要艱難，物價飛漲，米貴如金，民不聊生。
1949年，解放軍大軍南下，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18歲的關愚謙興奮地等待著國家命運的轉折，他也終於知道了那個神秘的父親就在南下的隊伍當中。5月，上海解放。在家裏，看到戴起白袖箍成為治安員的姐姐，關愚謙才第一次知道她早已是上海的地下黨。最讓關愚謙高興的是父親關錫斌回來了，出任華東軍區委員會的副秘書長，並兼任陳毅的翻譯。
關愚謙向父親表明了想要參加革命的急切心情。幾天後，他收到父親的信。信中說，繼續讀書也是一種革命，解放軍在北京成立了外語學校，為新中國的外交培養人才，關錫斌希望高中畢業的兒子去北京上大學。1949年，他離開上海，來到中國的新首都，北京。
禍端
1949年，初到北京的關愚謙被要求“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思想，徹底為無產階級服務”。他被要求挖“思想根源”，而自小養成的海派作風和生活習慣，也變得格外顯眼。
“大家穿的全是軍衣，但是我的永遠非常整齊，因為我從小穿衣服都很講究……他們說，我們解放軍是越髒越破越舊越臭越革命，你這個作風是小資產階級的。”
經過幾番“觸及靈魂”，關愚謙算是過了關，得以正式進入外語學校讀書。他選擇了革命最需要的俄語。1953年蘇聯專家大量進入中國，關愚謙所學派上了用場。他提前畢業進入財政部為蘇聯專家做翻譯。然而關愚謙身上那份與部門老資格革命幹部格格不入的氣質和自由色彩，開始為他埋下“禍端”。
做蘇聯專家翻譯期間，右一為關愚謙
1956年，在“整黨運動”和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中，年少輕狂的關愚謙開始為自己的天真付出代價。
為了完成“整黨運動”中 “給黨提意見”的任務，關愚謙到一些高校裏抄寫大字報，以搜集意見。然而他並未想到，這一舉動竟成為自己日後的罪證。數日之後，風雲突變。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社論《這是為什麽？》。一夜之間，“向黨交心”成了右派分子對共產黨的惡毒攻擊。
反右的“擴大化”當頭而來。當時各單位按照指示，要將3%~5%的“右派指標”落實，而按照這一比例,關愚謙所屬部門25個人必須“選”出一個右派分子，而彼時的關愚謙卻惘然不知禍患將至。
按照支部書記的說法，關愚謙摘抄大字報的行為、言論都是右派行徑，而理由也讓他無可反駁：“如果你要跟他們沒有思想共鳴的話，你就不會把這些東西帶回來念給我們聽”。批鬥令關愚謙筋疲力盡，他甚至想到過自殺，盡管最終他還是認下了右派身份。
被劃為右派，關愚謙才真正感受到政治運動的可怕。在身為高幹的父親疏通下，他才僥幸由“極右分子”改為“中右分子”。1957年，中蘇交惡，蘇聯專家陸續撤離，關愚謙失去了用處。於是，1958年，他被下放青海，等待他的是更加冷酷的命運。
悔之晚矣
1958年“大躍進”如火如荼的時刻，關愚謙被下放到青海西寧，分配到青海畫報社，成為一名攝影記者。然而在“大躍進”的浪潮席卷下，即使偏遠如青海，也深陷在政治狂熱的泥沼中不可自拔。那時的關愚謙，更多考慮的是如何謹小慎微地生存。
1958年，關愚謙被“充軍”青海，曾做攝影記者
然而竭盡全力謹慎馴服的關愚謙還是沒能躲過政治運動的利劍。1959年廬山會議，抨擊“大躍進”的彭德懷被打倒，批判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文件從中央傳達到基層。渾身“資產階級習氣”的關愚謙再次被盯上。他被定為“漏網右派”，下放到最艱苦的日月山人民公社勞動。此時大饑荒正籠罩全國，關愚謙和社員們一起垂死掙紮。
1959年到1962年，“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在逐步顯現，中國大地陷入空前饑荒。作為“漏網右派”在青海下放的關愚謙也已經餓得全身浮腫。眼看性命不保，他隻能給父母寫信求助，並借口母親病危輾轉潛回北京。
在北京，他見到了父親關錫斌。此時關錫斌已從滬回京升任國務院參事。看到愛子曆盡磨難，他設法將關愚謙從青海調回。1962年，關愚謙終於逃離了四年地獄般的下放生涯，回京進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工作（簡稱“和大”）。“和大”實質是一個中央直屬的外事機構，關愚謙在專門安排外賓活動的聯絡組工作。
新環境讓一度變得沉默謹慎的關愚謙很快恢複了浪漫、活躍的本來麵目。由於工作性質，關愚謙開始經常性地接觸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其他國家的親華左派外賓，也經常見到劉少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他頗感幾分如魚得水。
然而四年之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來。
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成為了世界關注的焦點。當天，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到場人數上百萬，至此，群眾狂熱被點燃到極點。
那天關愚謙和周恩來的一段對話改變了他此後的人生：
“小關你現在怎麽樣啊，造反了嗎？”
“還沒有呢。”
“你們那裏沒造反派嗎？”
“我們那兒還沒成立呢。”
“為什麽不成立啊？”
周恩來的話讓關愚謙覺得應該 “豁出去了”。於是，熱血衝頭的他回家寫了35頁的大字報，曆數了本單位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他成了“和大”的第一個造反派。很快，運動初期相對平靜的“和大”也變得各種造反派係山頭林立，關愚謙的“黑曆史”被對立派係挖出，被指為“右派翻天”。根本不擅長政治鬥爭的關愚謙很快就亂了陣腳，運動初期風光一時的他漸漸淪為少數派。
而更為致命的一擊卻是來自家庭內部。因為與關愚謙在生活上有矛盾，在其他造反派的鼓動下，他的妻子公開“揭發”了他。那時已經有大字報貼出來，描述關愚謙表麵上道貌岸然，實際上男盜女娼，而一旦大字報貼出來這個人基本上就是被打倒了。關愚謙悔之晚矣，“那時候我就很後悔自己為什麽又來參加這種政治運動。”
叛逃
1968年2月的一天，兩個造反派正式通知關愚謙，批鬥他的大會將於第二天召開，而當天，整理他“黑材料”的會議正在進行，他自然被拒之門外。
“我馬上就想到我完了。” 關愚謙回憶說。想到第二天的批鬥大會，想到反右以來自己的慘痛經曆，想到文革風暴下隨處可見的血腥場麵，一個念頭閃電般地劃過心頭－－自殺。
他打開抽屜急切地翻找刀片。然而關愚謙命不該絕，他忽然看到的是幾本護照。那是幾位常住中國的國際友人護照，正準備拿到北京公安局外國人員管理處辦理登記手續。放在最上麵是一本藍皮的日本護照，主人叫西園寺一晃。他的父親西園寺公一是常住中國的外賓，被周恩來稱作日本駐中國的民間大使。他是周恩來的老朋友，也是毛澤東的座上賓。
“我打開一看，突然感覺裏麵的照片竟有些像我……再往後一翻，竟發現裏麵還有去埃及和法國的簽證！” 短短幾秒鍾之間，關愚謙就投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險的賭注，冒充外賓叛逃出國。
這次巧合拯救了關愚謙的性命，卻也讓他陷入了“叛國”漩渦的中心。“我知道，誰要逃出去的話絕對好不了的，可是一打開門就好像那邊在喊，打倒關愚謙、打倒關愚謙，”關愚謙這樣解釋，“打開抽屜拿出護照，我就想，跑，99.9%是死的，0.1%是活。”
為了這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他決心拚死一搏。關愚謙的大腦飛速運轉，一步步地實施著叛逃計劃：因常年接待外賓的工作經驗與人情便利，他順利地幫“西園寺一晃”定到了第二天飛往開羅的機票，蓋了出境公章，甚至還抽空去銀行取了點路費。晚上回到家中，麵對慈母幼子，關愚謙依然不動聲色。
“你不知道在這種關鍵時刻人的心冷到什麽地步。已經完完全全就是冰涼了，已經顧不到去想到其他任何問題……那時候我想到最多的就是那個護照上的照片怎麽辦。”關愚謙說。
當日深夜，在家人熟睡之後，關愚謙偷偷將自己的一些“危險材料”焚毀，在台燈下用自己的照片換下護照上西園寺一晃的照片，並用工具偽造了鋼印痕跡。第二天一早，他借口紅衛兵可能來抄家，將親人送出家門，隨即他開始收拾行裝。極簡單的行裝裏，他還不忘帶上了當年嶽五爺贈予的小提琴，和一部毛澤東選集。
關愚謙逃亡路上帶的小提琴
於是，1968年2月的這一天，北京機場的幾名海關人員看到他們熟悉的“和大”外事人員關愚謙身著藍色工作服走了進來。在把“所送外賓”的護照遞交給邊防警後，關愚謙走進了廁所。按照計劃好的步驟，他換好一應西裝打扮，戴上口罩、眼鏡，化作“西園寺一晃”走向登機口。在有驚無險地應對了邊防警老劉的盤查之後，運氣好到出奇的關愚謙終於在最後一刻跨越了千分之一的生死線，登上了飛往開羅的飛機。在飛機離開祖國土地的時刻，那種可怕的冷靜也仿佛飛離了關愚謙的身體，那一瞬間他流淚滿麵。
漩渦之中
關愚謙選擇的航線，需要飛機在上海、廣州短暫地經停，在又經曆了兩次緊張的煎熬之後，飛機離境從卡拉奇飛往開羅。彼時他才想起自己舉目無親、身無分文，去國無路、回國無門，不禁在座位上痛哭起來。
這個怪異的舉動引起了鄰座三名捷克人的關注。關愚謙用俄語將自己的經曆告訴了他們，飛機抵達開羅，在三人幫助下，他得以在一家小旅館安頓下來。
然而第二天一早，埃及警察就出現在小旅館帶走了他。此時的關愚謙無法想到，在當時的開羅自己已經成為風暴的中心。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而此時從這場“神秘革命”中心叛逃出來的小人物自然成為各國研究中國的活標本。
懷揣不同的目的各方，蘇聯大使館、美國大使館，都希望得到關愚謙，而中國大使館更要將這個“叛國者”緝拿歸案。大國夾縫中的埃及政府索性以非法入境罪將關愚謙投入監獄，客觀上卻是將他保護起來。一年後，獄中的關愚謙終於得到“喜訊”：中國政府正式放棄遞解他回國，他暫時安全了。
“後來我就聽說是周恩來總理放了一馬，人既然走出去了那就讓他出去吧，後來又有人說是毛主席說的，盡管到現在我也不能證實是誰說的，反正至少是放了我一馬。如果中國要是真的拍桌子，那我一定會被引渡。”關愚謙說。
1969年，埃及政府在釋放關愚謙後提出要將他移交給第三國，首選美國，但關愚謙卻堅決拒絕了。又等了五個月，當時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同意他暫時滯留，38歲的關愚謙就此來到德國，踏上了他展開後半生的土地。
關愚謙與他的德國妻子
當時的德國對關愚謙來說，與他在小說書本裏看到的大相徑庭，但他也認識到，他終於得到了一直追求的自由，盡管一時之間自己還無法適應。
此後，他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先是受邀為德國的亞洲研究所寫一本關於“文革”的書。隨後的幾年，他在漢堡大學學習德語，後被聘為講師，又娶了一位德國姑娘為妻。因為其特殊的身份，關愚謙漸漸在學術界小有名氣，也因為從不公開抨擊共產中國，他甚至被部分台灣學者指為“紅色間諜”。
1976年，隨著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之後，中國開始了經濟上改革開放，政治上撥亂反正的時代。1981年，逃離13年之後，這位“叛國者”被獲準返回自己的祖國。
也正是這次回國之後，關愚謙才了解到自己當初的叛逃給家人帶來了怎樣的苦果：最深愛的母親晚年一直承受痛苦，已於兩年前病逝。哥哥和前妻牽連獲罪，入獄六年。所幸父親劫後餘生，兒子也長大成人。1981年後，關愚謙往返兩地致力於中德文化交流，也不斷著述、講座，以個人作為曆史的見證。2001年關愚謙的自傳《浪》出版，作家王蒙為之作序。
2012年，81歲的關愚謙又回到上海。這裏有他的少年記憶、故交親人。今日上海早非舊貌，所幸他兒時居住的弄堂還基本保持原樣。關愚謙說，他精神的根就在上海－－12歲時送給他一把小提琴的宏仁堂掌櫃嶽五爺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沒收資產，百年中藥老鋪也早已化為煙塵，但七十年間這把小提琴一直留在他身邊。穿過曆史的風雨和烈火，它就像一份未曾朽壞的優雅，靜靜地見證了兩代人的悲欣交集。
轉自《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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