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的朋友圈

哈佛吳宓的朋友圈：100年前的留美學生

 

－－作者：唐小兵

 

01 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100年前，1918年的9月11日的下午，正值美國東北部的曆史文化名城波士頓最美的秋天，一位來自中國的青年吳宓悄然抵達劍橋，開始了他在哈佛大學為期四年的留學生活。

 

這是一個看上去極為平淡無奇的秋日午後，落英繽紛的街道安靜得讓人神定氣閑，一戰即將結束，世人正從戰時的情緒緩慢調整到日常的節奏之中。但藉由吳宓當年留下的日記所呈現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卻可以發現，以吳宓為參與者和見證者的這一群一戰前後聚集在哈佛的中國留學生－－趙元任、梅光迪、竺可楨、李濟、陳寅恪、湯用彤、張鑫海、林語堂、樓光來、顧泰來等，如此不同凡響，用群星閃耀來描述也不為過。縱覽近代中國的留學史，可謂是空前絕後的一代“文化貴族”（吳宓語），讓人不得不感慨“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吳宓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怪才，是一個典型的矛盾體，自身的存在充滿了悖論，他所向往的人格往往是其極度匱乏的，他反對的行為方式往往又是他一邊抱怨一邊在實踐的。他在哈佛的歲月是在梅光迪、陳寅恪和湯用彤的巨大陰影（並無貶義）之下度過的，後者的學識、德性與才華讓吳宓讚歎和歆羨不已。或許正因為此，吳宓的一生都隻能扮演一個高端學術的鑒賞者、一流學者的知己和引薦人（比如力薦陳寅恪執教清華國學研究院）而無從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即使是他一生迷戀的古體詩詞，也被胡適在日記裏罵為“爛詩”。可是我們卻不能輕易地指責吳宓是一個知行分裂的兩麵人，他又是一個軟弱而倔強的性情中人，從其之後的人生曆程來看，吳宓幾乎從未屈服於外在的壓迫和思想規訓，他與陳寅恪仿若那個時代的雙子星座，雖然微弱而搖曳不定，卻畢竟給了後世治史者些微的光亮。

 

 

尤有進者，眾所周知，同齡人甚至同代人之間最難相處，尤其是處身於同一個領域而都需要嶄露頭角的知識人。自認為新人文主義精神領袖白璧德中國傳人的吳宓誠然一生對新文化派如胡適等人心懷不滿，語近謾罵，但對於他在哈佛往來最多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等，卻是心悅誠服、一生不變的，敬重前輩或激賞後學都不難，難的是對於同代人中才華橫溢或學術出眾者持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欣賞，並且毫不難為情地求教，或者毫不吝嗇地援助。吳宓雖然沒有多少思想學術的原創性和文學的才華，但其一生將記日記當作人生事業來堅持，巨細靡遺地記錄了他所棲身的20世紀中國知識人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並且以其實際行為踐履了他最欣賞的陳寅恪推崇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一價值準則。僅此一端，也足以載入史冊。

 

 

 

 

02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從吳宓日記來看，他所穿梭其中的這個留學生群體大都術業有專攻，有各自的學習和研究特長，並且能夠沉浸其中。吳宓伸展出他的敏感而細膩的觸角，從這些同輩人中汲取新知和人格的力量。

 

陳寅恪是1919年1月29日抵達哈佛所在的劍橋的，未幾，就經由其表弟俞大維認識了先前到此地的吳宓，兩人可謂一見如故，後成為終生摯友。3月2日，吳宓在哈佛中國學生會演講《紅樓夢新談》，陳寅恪贈詩一首《〈紅樓夢新談〉題辭》：

 

等是閻浮夢裏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自此以後，陳寅恪在吳宓的哈佛日記裏頻頻出現。同年，3月26日，吳宓在日記寫道：

 

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誌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無論是學術還是人格，陳寅恪都成為了吳宓景仰的對象，從這簡短的語句可見吳宓人生得一知己的難以自禁的歡愉與興奮。就連吳宓購買西文書籍，也是得陳寅恪等提醒，而開始搜購收藏以備回國後教研之需。吳宓1919年8月18日日記寫道：

 

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亦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君，皆屢勸宓購書。回國之後，西文書籍，杳乎難得，非自購不可。而此時不零星隨機購置，則將來恐亦無力及此。故宓決以每月膳宿雜費之餘資，並節省所得者，不多為無益之事，而專用於購書，先購最精要之籍，以次類及。自本月起，即實行焉。

 

4月25日，吳宓在日記裏分析了陳寅恪有過人之見識的來由，除了指出陳寅恪的勤奮與聰慧外，他認為陳出身世家名族也大有關係，耳濡目染之際，往往得潛移默化之果。相形之下，吳宓對自身越來越不滿意，基本上是自我否定的負麵評價，而他回國後表現出來的公共人格卻又是一種極其自負、睥睨眾生的特質。

 

陳寅恪祖父陳寶箴與諸孫、曾孫合影

 

吳宓的女公子吳學昭曾在《吳宓與陳寅恪》一書中寫道：“聽父親說，昔年在哈佛，誌同道合，情趣相投，往來密切的同窗好友，除了寅恪、錫予伯父，梅光迪和俞大維先生，還有張鑫海、樓光來和顧泰來等君。……父親說，諸君多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對西方文化也相當了解，在對待祖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上，不讚成胡適、陳獨秀等的全麵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而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重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繼承性，在現有的基礎上完善改進。又說當時在哈佛習文學諸君，學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陳。”如此情懷，亦可理解，受白璧德影響而對中國文化傳統深懷敬意與溫情，試圖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而遠在大洋彼岸的故國卻已然陷溺在歐風美雨對傳統的摧折之中，支撐中國文明的儒家傳統搖搖欲墜，近乎兩頭不到岸的孤舟遊魂。這種悲情意識與文化托命的自我認同形成了一種強固的心靈結構，既有共同的敵人，又有彼此抱團取暖的知己，並且有來自白璧德等哈佛名師的加持，也就不難理解吳宓此時此刻的心誌。

 

有趣的是，這明明是一個抱團取暖的留學生群體，吳宓卻常常強調自身不肯為主義或流派所規定的自由心誌，這也恰恰說明了吳宓極其矛盾的心態。吳宓在留學哈佛日記中曾寫道：

 

吾自抱定宗旨，無論何人，皆可與周旋共事，然吾決不能為一黨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牽絆。若論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篤信天人定論、學道一貫之義，而後兼蓄並收，旁征博覽，執中權衡，合覆分核，而決不為一學派、一教宗、一科門、一時代所束縛、所迷惑；庶幾學能得其真理，擷其菁華，而為致用。吾年來受學於巴師，讀西國名賢之書，又與陳、梅諸君追從請益，乃於學問稍窺門徑，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貫。天理人情，更無異樣也。此“無所附麗”之又一解也。總之，吾但求心之安，逃於憂患。凡此種種，皆暫不棄世而圖自救之術耳。

 

其時的吳宓，麵臨著嚴峻的精神危機，曾試圖到查爾斯河自絕於世，對自我嚴苛的要求，近似於一種道德聖徒的境地，同時對自我學術上也有極為崇高的期許，而日常生活中的吳宓卻常常被世俗瑣事甚至隱蔽的情欲所牽絆，讀其日記感覺他每天都在疲於奔命，成了一個不會拒絕別人的軟弱的人，比如為了婚事常與家人以及未婚妻陳心一的親人反複通信溝通，比如接待從各種途徑到訪波士頓的師友，迎來送往，參與編輯約稿和哈佛中國學生會的活動等等，諸如此類，占用了他很多時間與精力。

 

吳宓在哈佛的成績單

 

尤有進者，自青年時代起，他既得益於與梅光迪、陳寅恪、湯用彤等一流學人的談史論學，開拓了眼界，培養了見識，可也被籠罩在梅、陳等巨星之下，尤其對陳寅恪，近乎學術粉絲心態，自成一家的學術主體性並未得以確立，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03 畏友陳寅恪、湯用彤的批評

 

或許正因為此，畏友陳寅恪或湯用彤在哈佛同學時對吳宓的批評，每每讓其既警醒，又縈懷耿耿而欲自辯護。

 

陳寅恪言及婚姻與人生之關係事，取豁達自然通透之態度，而每批評吳宓之泥足深陷難以自拔之作繭自縛，而對於學術自由與人格獨立之關係，陳更是有著清醒的認知，沒有吳宓身上那一種夾纏不清的書呆子氣。

 

1919年6月3日，吳宓在日記中記載陳寅恪的話：

 

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不誌於學誌之大，而競競惟求得美妻，是謂愚謬。今之留學生，其立言行事，皆動失其平者也。

 

這可能是針對留學生群體習染歐風美雨，倡導戀愛神聖之說，每每單方麵撕毀與故國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預定之婚約，而欲在女留學生中選擇新式女子之風氣。

 

而對於經濟獨立與學術自由之關係，陳寅恪也有深刻的論斷。吳宓在1919年9月8日的日記裏記載陳寅恪的言說：

 

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以外，另求謀生之地。經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若作官以及作教員等，決不能用我所學，隻能隨人敷衍，自儕於高等流氓，誤己誤人，問心不安。至若弄權竊柄，斂財稱兵，或妄倡邪說，徒言破壞，煽惑眾誌，教猱升木，卒至顛危宗社，貽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為矣。

 

學問不足以謀生，而經濟獨立才是人格獨立的前提之一，這論斷放在當今中國之學界，也同樣適用。

 

無獨有偶，同居一室的學友湯用彤對吳宓也偶有嚴苛之批評，給吳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尤其是對吳宓熱衷交際荒疏學問的指控，讓吳宓久久難以釋懷。

 

吳宓其實並無長袖善舞之潛質，卻又躍躍欲試於交際場合，真是有點用非所長。據吳宓日記（1919年12月29日），他自辯為欲借此一改中國讀書人固有的書呆子氣，卻得不償失，反而為友人所譏笑，以為他熱衷於俗務傾心於應酬，就此而言，或許才能理解吳宓以讀書來自我救贖獲取內心安寧的“讀書教”之所由來。讀書寫日記就成了吳宓的一種具有宗教儀式感的行為了。

 

錢鍾書與父親錢基博

 

友朋學問日進，而自身幾無寸功，吳宓自然就容易滋生沮喪愧疚之心情。他曾在日記裏吐露心聲道：

 

張君鑫海年少美才，學富誌潔，極堪敬愛。此間除陳君寅恪外，如錫予及張君鑫海，及日內將到此之樓君光來，均具實學，又極用功；在今已為中國學生中之麟鳳，其將來之造詣，定可預知。學然後知不足，學愈深，愈見得自己之所得者尚淺。故如錫予與張君等，均又實心謙虛，尤足稱道。宓於學問，毫無實功，今即與二君較，遠不能望其項背；而年華已長，憂國傷亂，魂夢不安，又為種種邪魔雜念所侵擾。靜中回首，虛靡之光陰，真不為少。欲純靜潛心用功，實難之又難，將來隻可以常人終身。籲！可驚也，可傷也。

 

不過這是吳宓在哈佛中國留學生群體的內部比較時所形成的自傷自哀情緒，所謂同輩如群星璀璨，而自己卻才疏學淺，心誌不堅，邪魔雜念纏身，安身立命無所寄托。而當他在日記裏寫到紐約的中國留學生群體時，則自身屬於波士頓或者哈佛留學生群體的一種自我肯定以及對紐約留學生的鄙視就遮掩不住地顯露出來。一言以蔽之，在吳宓的筆觸之中，劍橋才是追求真知、潛心讀書之所在，而紐約這個花花世界卻成了腐蝕中國學生、毒化其心靈的城市。據其1919年9月4日的日記記載：

 

午後，楊孟紀來，複述在紐約所見中國留學生情形。若輩各有秘密之兄弟會，平日出入遊談，隻與同會之人，互為伴侶。至異會之人，則為毫不相識，雖道旁見值，亦不頭點招呼。其專門職業，共有二種，而讀書為學不與焉。凡在紐約讀書者，均隻掛名校籍，平日上課，亦或到或不到。該處學位既亦取得，考試又皆敷衍，故無以學問為正事者。

 

其二種職業為何？

 

（一）競爭職位。結黨營私，排擠異黨之人。而如學生總會、年會之主席、會長等，及《月報》、《季報》之編輯、經理等，必皆以本黨之人充任，不惜出死力以相爭，卑鄙殘毒，名曰‘Play Politics’。而國事及公益事業，則鮮有談者，更安望其實力盡忠耶？

 

（二）曰縱情遊樂。無非看戲、吃飯、跳舞、狎妓等事，而日常為之，視為正業。於是奢靡邪侈，無所不至。平日相聚吃飯，或有請宴者，則必男女偕來，每一人柬招一女留學生，（謂中國女學生，其在紐約者，皆甚不高明）入席則並肩坐。其情形酷類中國之招妓侑酒。

 

僅過三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

 

昨記紐約中國留學生情形，而波城（康橋附近）之留學生則大異。波城及其附近，亦有留學生百餘人，然大率純實用功、安靜向學者居多。在留美學界中，要為上選。（哈佛及麻省理工學院，課程亦較嚴，迥非紐約哥倫比亞等校之比。）而紐約之中國學生，則鄙夷之。謂凡來波城讀書者，皆愚蠢無用之人，不如彼輩之活動能事雲。

 

04 兩個星團，孰是孰非

 

紐約與劍橋，形成了民初留學史上風氣迥異、彼此仇視的兩個星團，孰是孰非，有待留學史專家的進一步考證，就我的閱讀體驗而言，聚集在哈佛、麻省理工的中國學生確實更為篤學自律一些，他們後來的學術與文化成就更是學界公認有目共睹。

 

陳丹青油畫作品《國學研究院》：從左到右分別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王汎森曾在一篇短文《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中談及19世紀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正是“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為繁星們的養成之所，往往體現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當時維也納的小咖啡館，點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館，晚禮服也可以寄放在那裏。譬如維也納的Cafe Grien-Steidl咖啡館就有包括了茨威格等大人物。

 

以此對照100年前聚集劍橋的中國留學生群體，真有異地而同時之感，他們在此地風雲際會地相遇相識，甚至相守一生，讀書，交談，思考，寫作，逛書店，喝茶，吃中國餐館，修課，求索中國文明的奧秘與出路……真真構成了學術生涯與心靈生活的高度契合，這是一個近代中國留學史上嚴重被忽略的群體。

 

這個群體確實很特殊，此前沒有，此後也再沒出現過，而這個知識群體麵對中西學術與文化所展現的襟懷與抱負，尤其是其中大部分的成員不以區分中西新舊為心魔，自由涵泳往複於多元的學術文化傳統之中的態度，直到今天仍舊有啟示價值。而一生雖然學術上無大成就的吳宓，卻以其文人的細膩敏感和學者的嚴謹，巨細靡遺地記錄了哈佛中國留學生的這個曆史時刻，無疑是一種曆史的見證和學術的備忘錄，對於今人在眾聲喧嘩的時代格局中探索中國文化的由來與歸途更是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本文節選自

《書架上的近代中國》

作者：唐小兵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出版年：2020-3

 

 

轉自《鳳凰網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