鬆竹散人
四十年後重相逢
和弟弟第一次見麵是60年代，我和姐姐在蘇北和奶奶爺爺共同生活，弟弟和爸爸、繼母一起生活，文革初期他們三人來老家探親。這是和弟弟的第一次相見。
那時弟弟大約五歲尚未上學，我長他5歲。回來時剛好是夏天，天氣炎熱異常。那時農村沒有電，空調和電扇見都沒有見過，農村的孩子消夏避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河裏洗澡遊泳，一天數次下河，那時的河水清澈見底，沒有任何汙染。大人就是每人一把扇子，扇子分兩種，一種蒲扇，一是芭蕉扇。紙折扇很少見，有些鄉幹部和供銷社（那時叫合作社）的職工會有。我帶著弟弟玩，我洗澡的時候他就在河邊靜靜看著，等我，他不敢下河。
有一次我帶著他去很淺的池塘裏抓泥鰍，他很興奮，泥鰍在淤泥中，用手翻動淤泥就可抓住泥鰍。弟弟後來告訴我這個場景，幾十年別後重逢，仍然記憶深刻。
繼母受過良好的藝術熏陶，性格開朗。很多傳統樂器她都精通，我那時剛學會吹笛子，記得她還指導過我，但我不懂樂理，也是僅僅入門而已。
繼母帶了一個135相機，那時的相機配的是膠卷。存儲卡是最近幾年的事。那時我是第一次見到相機，和我一樣很多農村孩子也是從未見過，我的小朋友會每天圍在我家裏，我繼母會給他們照相，這在當時是件很榮耀的事情。記得那時農村人照相，一定要走十幾裏路去徐州市照相館去照，那時的照相館很少，都是國營的，一個城市就是四到五家，有些農村的孩子長到二十多歲都沒進過照相館，那時很少用到照片，沒有身份證，即使結婚的結婚證，也不需要照片。記得那時的結婚證就是一張8開的彩色紙張，象獎狀這麽大，婚後會把它貼在牆上。
這次回老家他們大約呆了二十天左右，就回蘭州了，弟弟在我印象中就是皮膚較白，額頭突出，我出去和小夥伴玩，他會默默的跟在後邊，吃飯的時候一起回家。
那時文革之風已在全國興起，全國各地兩派的武鬥事件也在陸續升級，那時從弟弟口中都可聽到蘭州有紅三師和杠子隊的說法，現在的年輕的人可能不太明白，那是對立兩派的名字，在徐州也有兩派：反到底和保派。後來徐州的反到底有軍方支持，發了槍，保派避難到鄉下，在我們村裏都見到了躲藏的年輕人，有時還會給他們吃的。我們很小看到這些不知為何，也分不出是非，他們兩派都說忠於毛主席。說這些有助於記憶當時的曆史背景。
不久收到爸爸的來信，工作變動了，說他在夏河縣的隆瓦林場工作。爸爸的作風很嚴謹，每月必定按時寄錢回家，每月一定有一封信。奶奶爺爺都不識字，信都是由我來讀，和寫回信。
後來就是幾個月不來信，寄錢也不是象原來那麽準時。我奶奶爺爺揪心，讓我寫信但也收不到回信。奶奶就讓爺爺去鄉裏的郵局拍電報，說父病危，速歸。還是沒有回音。就這樣全家煎熬了幾個月。收到了繼母寄來的一封信。
繼母的信寫的很長，大約有五六張紙。信中說爸爸被下放至林場伐木，經常挨批鬥，還挨打。我知道爸爸是當官的，被下放勞動，就和農村的四類分子一樣。受苦受侮辱在所難免。
奶奶聽我讀信時就哭了。我和姐姐當時小，但不懂得傷心。
後來我常常半夜醒來會聽見奶奶的哭聲。姐姐也許聽不到，她睡在另一間房子裏。
大約在一年以後，爸爸回家了，是一個人，托運回來幾大箱東西。爸爸給奶奶說，他被處理回家，是開除公職，沒有帶任何帽子（不屬四類分子），原因就是自己在國民黨部隊的經曆。那時我和姐姐讀小學，爸爸就參加生產隊的勞動。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他一定很痛苦，那是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
和繼母離了婚，弟弟和繼母一起生活。現在看來，在那種年代，父母的問題會株連到子女，為了弟弟的讀書和在學校不受歧視，離婚也許是保護子女的唯一方法。這樣繼母和弟弟都可以不受影響，利求最大，害求最小。
此後再沒有見過弟弟和繼母，後來任何音信都聽不到了，有關弟弟的信息也就慢慢淡忘了。隻有奶奶爺爺和三叔、三嬸經常在我麵前提起：你還有個弟弟，不知在哪裏，不知是否還能見到。現在應該有十幾歲了吧。奶奶和爺爺每到逢年過節也會念叨，你弟弟在哪裏。記得奶奶爺爺臨終前，可能有預兆，念得更勤，那時我都三十多歲了，對我說，你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弟弟，他是咱們家的人。
70年代爸爸被平反了，恢複了工作。不久就查出患了癌症，住在蘭州的醫院，臨終前給我們交代能見你弟弟就好了。叮囑我和姐姐你們要設法找到他。
老人的囑托一直壓在我和姐姐心上。在沒有任何線索的情況下以中國之大，要找一個人確實很難。2008年我在蘭州當地的網絡上發很多帖子，均無回音。原因是線索太少，描述的不具體，別人看了也無法提供幫助。後來我的一個老師認識繼母，告訴我她退休前的單位。我和姐姐去找，說在五泉山上，找到了那個單位，但查無此人。
又找到其上級單位查，到退休辦查，廣武門那裏有個女處長人很好，不但讓辦公室主任查，還親自給退休的原單位的人打電話，看有無此人，還是沒有結果。後來這個處長說，可能當時她雖在這個單位上班編製不一定在這裏，那時我們這個係統是個臨時的，都是從各單位借調來的人，人在這裏上班，關係不一定在這裏。這個解釋似乎在理。
覺得沒有辦法了。第一不知道弟弟現在的名字，第二不知道單位，第三沒有照片。幾十年不見即使站在對麵也認不出來。如果知道名字就簡單了，到公安局戶籍信息上查多半能幫上忙。絕望中。
光陰似箭，轉眼到了2013年，春節後突然接到姐姐的電話，說弟弟找到了，我震驚說，是真的嗎？當然是真的，姐姐說。
三叔年輕時在甘肅工作，汽車司機，經常去蘭州，在爸爸處和繼母的妹妹熟悉。現在三叔退休多年，在家無事就到處打電話查找弟弟的線索。最終查到了小姨單位的電話。曾多次給小姨的單位打電話，接電話的人均被告知不知此人。後來叔叔多次給該單位退休辦打電話，也許是感動了對方，對方給查了檔案，找到了小姨的家庭電話，告知了叔叔。叔叔給小姨打電話，小姨在謹慎的核實對方的身份後，終於把弟弟的聯係方式告訴了三叔，其實小姨在六十年代就認識三叔，經常見麵。三叔抑製不住激動當即就給弟弟打了電話，弟弟対回故鄉的事還有零星記憶。
他說自己記憶老家在江蘇，知道爸爸的名字，通過戶籍信息查不到。查不到應在情理之中，因爸爸去世時全國戶籍信息係統尚未建立，現在的戶籍信息，隻記載在世的人口信息，而過去去世的人口信息當然無法查到。
叔叔給弟弟打電話，電話打了一個多小時，人一激動話就多。接著姐姐也給弟弟打了電話，。姐姐告知我這個信息後，我也接著給弟弟打了電話。於是我和姐姐商定當即去昆明見麵。他從南京，我從成都出發。
我和兒子同時去，兒子已成年，讓他熟悉家庭的過去和現在，和所有的家庭成員建立起聯係也是必需的。
弟弟去車站接的我們，舉個牌子。兒子老遠就看到了，他說長得和爸爸像，一看就是一家人。
在弟弟家裏晚飯後拉家常，話題從遙遠的過去到現在，因家庭變故他備嚐艱辛，其實我和姐姐何嚐不是受盡磨難。家庭變故是我們痛苦的根源，而文革的興起又是家庭變故的根源。
看著他現在的家庭很幸福我很開心。
姐姐和三叔的大女兒次日到，我和弟弟去機場接他們，在她們走到機場出口時，我沒有告訴弟弟人流中哪位是姐姐，但弟弟很遠就告訴我那位穿紅上衣的就是，確實如此，似乎有種第六感覺，抑或是心靈感應。姐弟相見，自然又是相擁而泣。
四十年後姐弟重逢相見甚歡，晚上飲酒，弟弟身體不宜飲酒，我和姐姐二人飲了一斤白酒。
交談中得知，我們苦苦尋找弟弟的那些年，他竟和姐姐在一個城市。不但在一個城市，而且和弟弟的嶽父在一個單位。弟弟下班常去其嶽父家，想起來二十多年中，肯定有多次碰麵的機會，但相逢對麵不相識。現在回頭看來，更宛如小說一般曲折。
我們很快就分別了，相約清明節時去老家添墳。
最為遺憾的是弟弟回故鄉，二叔剛辭世，奶奶爺爺更是帶著遺憾多年前離世。這次我兄弟姐妹長跪墳前算是還願，告知他們我們團圓了，他們在天堂也可以沒有遺憾了。
清明時節的風吹在臉上已經沒有了寒意。祖父母、父母墳前的樹已經露出新芽，墳上的青草芽也已破土而出，依稀可辨。四墳相依，他們幾位老人可以不寂寞，在天堂希望他們依然快樂。
姐姐已經退休，我和弟弟也離退休不遠了，初相見時尚處幼年，再次見麵已逾知天命之年，白發叢生齒牙動搖。年輕時讀《資治通鑒》，其中常有“人生如白駒過隙”，“人生在世猶如微塵棲枯草”之類的句子。當時不是很懂，現在真的懂了，這個懂更帶來心中深深的悲涼。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二叔就是五年前我有篇博客《生命猶如巴根草》中的主角。那時他還健壯，已逾耳順之年的他仍在城裏做工，這就是農民，沒有退休，有的隻是生命不息，勞作不止。
後來我們很少見麵，慢慢的聽妹妹（他的女兒）說，他身體不太好了，患的是糖尿病和高血壓，每天都要吃藥，即使這樣，但還是每天堅持去城裏上班。
大約是07年吧，他就不能上班了，每天呆在家裏。閑來無事總是念叨我們，說我們怎麽也不回去看他，人老了情感豐富，但也更脆弱了，極易傷感，有時在電話裏聽到我的聲音都要泣不成聲。
我和姐姐自小和他一起生活多年，他視我和姐姐與自己女兒無異。我何嚐不想他，回去看他。我們為生計所累沒有很多自由。09年春節後，我和姐姐計劃去看他，我們也擔心：風燭殘年之人每次見麵可能都是最後一麵。回去二叔見到了我倆，異常激動，結果第二天病情加重了，說話有點含混不清。到醫院醫生說，有點輕度腦梗的症狀。是因為過分激動造成的。因症狀不嚴重，治療幾天就恢複了。
我們走的那天他拉著我和姐姐的手總有說不完的話，眼神中流露出不舍和傷感，我內心的傷感隻是不敢流露，怕他過度傷心。
姐姐退休後去了另一城市生活，離老家近了。清明節回去給奶奶、爺爺、父母上墳都會見他。09年時我和姐姐回去看他時，去給爺爺、奶奶、父母上墳，他還扛著鐵鍁帶著我和姐姐去。後來姐姐去上墳就是妹妹陪著我們去了，他已經走不動了。
大約是2010年姐姐、姐夫清明節回去，提前沒有告訴他，怕他激動，回到家看到姐姐和姐夫，動作太猛從床上下來沒有站穩，摔破了臉。問姐姐為何我不回去，姐姐撥通電話他要聽聽我的聲音，電話中他泣不成聲，說的話有點含混不清。此後偶爾我會打電話回去問他的狀況，妹妹說都不是太好。我經營著自己的生意，實在沒有時間去看他。去年我讓兒子去看他。兒子從小生於老家，滿月酒都是在老家操辦的，兒子二十多年沒有回去，對老家基本沒有任何概念。回去一是讓他尋根，二是讓叔叔看看第三代，他會更欣慰。
見到兒子時，他已經是躺在床上了。身體已經很虛弱了。說話含混不清且流著口水，兒子把他抱著坐起來給他擦流到臉上的口水。兒子臨走的時候同樣不敢告訴他，說去廁所。這一去竟成永別。
2013年的春節後，2月26日我接到兩個妹妹的電話，說“父親於早上九時去世了。我傷心、愧疚、自責。但是想盡辦法購火車、飛機票，時值春運，所有的票都沒有辦法，真是插翅難飛。我至今都無法原諒自己，為何不早去再見他一麵，在他臨死之前的歲月裏，經常念叨我，他是帶著遺憾走的。
2013年4月份我們姐弟三人回故鄉，給老人上墳。二叔的墳和奶奶、爺爺、父母的墳相鄰。墳土猶新。我們跪在墳前燒紙添香，我帶著一顆傷感、愧疚、自責的心。我覺得這樣的心情會長久伴隨著我。
我現在真的明白人生有很多事不能等，其中之一就是盡孝不能等，老人健在的時候多陪陪他們，不要以工作忙為借口。否則的話真的會終生遺憾。
二叔一生坎坷，雖經曆多次打擊，但節操不改。他那不苟和、不獻媚的性格為很多人不理解，也是他生活多磨難的主要原因。
文革中他被開除回家，八十年代平反了，通知他可以去上班，到退休年齡可以按退休對待，但沒有任何結論。他堅持認為相關部門必須明確自己是被冤枉的，才可以接受處理結果。相持不下，堅持不接受處理結果，最終的結局是，繼續過著普通農民的生活待遇。我小的時候二叔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妹妹說，他去世時喪事上，本村和鄰村的人約有近千人來吊唁。可見他在鄉親們心中是被認可的，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二叔有眼光，算是農村的秀才。70年代生活極為清苦，但他仍然堅持讓兩個女兒讀書，一直讀到中專和大學。現在一個是教師，一個是居委會婦女幹部，生活的都很幸福。大女兒和他一起生活，外孫和爺爺感情很深，二叔病重臥床時，外孫端飯、喂水擦洗身子。二叔病危時救護車趕到已經不治，外孫哭著抱怨求救電話打晚了。對此我感到異常欣慰，當下90後的孩子能做到這點實屬罕見。
語雲，“積善之家有餘慶”，二叔一生行善，上天當有福報，福德綿長自會澤及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