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

作者:鬆竹散人

 

田姐的五味人生

 

    

    田姐是成都近郊農村人,20多年前和丈夫離婚,帶著剛會走路的孩子,一個人來到成都流浪。

    離婚的原因是其夫一天到晚酗酒,喝了酒對田姐非打即罵,孩子一看到爸爸喝酒,就大氣不敢出,躲到牆角偷偷的看。

    田姐在這種酗酒、打罵的環境中生活了幾年,開始還期望男人能良心發現回心轉意,但漸漸感到無望,生活實在無法繼續,死了心,離婚帶著孩子,身無分文到成都流浪。

    先是到成都找工作,幾天露宿街頭,大的餐館不要她,二十多年前,農村人進城務工,人員多,崗位少,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叫做屬於“人口紅利高發期”。

    田姐雖然年齡不到二十五歲,但帶著孩子,沒有文憑。那時稍微正規點的餐館招服務員,基本條件都是年齡二十五歲以下,未婚,身高1.55米以上,五官端正,田姐的條件隻有身高一樣符合。

    那時男的超過三十五,女的超過二十五找工作就相對困難了,除非你有大專以上的文憑和特別的技能,那時很多大的國企、名氣較大的民企招保安都要大專文憑,說法是講究企業形象,改善職工文化結構。

    田姐身邊帶著一個剛會走路的孩子,等米下鍋,最終在一個老的社區內,遇到一個開麵館的老板收留了他。

    說是老板,老板員工就他一個,一個簡易停車棚改造的所謂商鋪,帶著孩子走累了在這吃麵,和老板說起自身的情況,老板本身就想招個幫手,田姐要求低,管吃住,隨便給點零花錢就行,有個落腳的地方先生存下來。

    二十年前的餐館沒有現在競爭激烈,一個上萬人的社區就這麽一家麵館,田姐本身在家飯就做得好,做四川口味的麵,算是輕車熟路,原來的老板隻有一種牛肉麵,在田姐的建議下,品種增加了炸醬、煎蛋麵、海味麵還有素椒麵等等。

    附近的電力局、保險公司還有技校的學生中午來這裏吃麵的,還要排隊等。

    老板讀了幾天小學,父母去世得早,疏於管教,在社會上流浪多年,三十多歲了還是單身,沒有工作,長相也是了無新意。

    自從田姐來了後,支了幾招,這生意日漸紅火,他感到田姐身上帶有財運,於是頻頻獻殷勤,田姐雖然內心有所不甘,但也懂得一個樸素的道理,孩子和自己生存必須擺在第一位,愛情和麵包二者必選其一的時候,隻能先選擇麵包,有了麵包才有資格談愛情。

    一年後兩人辦了結婚手續,兩個人租住在本小區內一個單間裏,三口人的家初具規模,雖然簡陋,也算家。

    孩子讀小學,兩口打理麵館,一家人的生存就靠這個小麵館,兩人悉心打理,不敢稍許鬆懈,漸漸的麵館在周圍小有名氣,一家人靠這個小麵館生活水平接近小康。

    手裏的錢多了,男的變得不那麽勤快了,麵館主要的客流時間是早上和中午,下午就基本沒有事了,早早關門後,男的就備上幾個小菜,慢慢喝酒,喝了酒話多,常常發生衝突。

    兩個人受教育程度經曆的差異,造成兩個人溝通不在一個層次上,雞同鴨講,有時衝突難免激烈,每到此時,田姐就偃旗息鼓,以沉默應對。

    男人常常酒後罵人發酒瘋,但極少動手,孩子也讀中學了,男的還是要考慮到影響。田姐和周圍的鄰居不時談起,這輩子最恨喝酒的。

    兒子中學畢業後就不想繼續讀書了,孩子自出生都在一個酗酒吵鬧的環境中成長,性格變的孤僻、沉默寡言,對讀書學習沒有興趣。

    有一個同班的女同學對他好,交往一段時間,女孩子的父母覺得男孩子沉穩、懂事,就讓他幫著女同學的哥哥賣菜。

    女孩子的哥哥從事蔬菜批發業務,自己買了一個汽車,從農戶手裏直接收菜,然後在批發市場賣,幾年下來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客戶網絡資源。

    由於女孩子的哥哥生意誠信,和他打過交道的一些機關單位的食堂采購,都樂於和他打交道,後來就約定采購方下單,他就直接送,那些采購也就不用天不亮,冒著嚴寒酷暑每天跑蔬菜批發市場。

    田姐的兒子就幫著批發、送菜,吃住在女同學家,田姐也看到這家生意人誠實勤快,於是有意促成兒子和同學的婚姻,在和女方父母若幹次溝通下,雙方修成正果,於20歲那一年就領了結婚證。

    田姐兒子在婚前幾年幫忙,沒有領多少工資,婚後其嶽父就給他買了一輛麵包車,把送菜的客戶讓出來一部分,讓其獨立發展,和小舅子的業務分開,雖有合作,但獨立核算。

    田姐的麵館還是繼續開,但生意已經沒有前幾年那麽紅火了,小區內的餐館已經近十家,麵館在周圍也開了兩家,現在開麵館的收入僅僅相當於兩個人的工資收入,除掉房租水電,每月的收入不足一萬元,和打工差不多。

    田姐計劃餐館不能停,再有兩年就退休了,在艱難也要支撐到退休,我問她你是近郊戶口,退休能有多少退休金,她問過社保估計有一千左右,笑著說夠吃飯了就行。

    孫子出生了,田姐一邊打理麵館還要順便帶孫子,她更忙了。說再忙也願意,看著孫子的胖嘟嘟的笑臉就不累,孫子是精神支柱。

    將退休的時候麵館基本支撐不下去了,田姐果斷的把麵館以一萬元的價格轉了出去。

    自己帶孫子,即將退休。老公退休還要五六年,這五六年總還是要找點事情做,坐吃山空總不是辦法,兒子生意做的雖然不錯,但老人的心理都一樣,不願增加兒女的負擔,不願意伸手向子女要錢花。

    老公先買了個摩托在地鐵口拉客,每天能賺個50到100元,後來共享單車到處都是,摩托拉客沒有了生意,又去找到社區,社區給他聯係站街道,戴個袖套舉旗子的那種義務交通員,後來又在社區當治安巡防員,每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下。

    兒子的送菜生意這幾年也算是做大了,客戶有部隊、學校、大國企、政府機關,手下還請了幾個人幫忙,自己在城東買了一套商品房,田姐住過去幫著帶孫子做家務。

    田姐老公沒有文化無特長,隻是能吃苦,兒子幹脆讓他用原來拉客的摩托車送菜,汽車送大批量的,摩托車送少量的,不同的客戶群體把它細分出來。

    社區根據他們家無房的現實,叫他們填表申請了一套公租房,一年後住了進去,套一,50幾個平方,月房租300左右,不交物管費,還是裝修好的。房子也在東郊,離兒子住房不遠。

    兒子婚前從不和生父來往,婚後在家族人勸說下,會偶爾回去看看父親。

    生父身體不好一直未婚,酒也不能喝了,醫生說他的病,再喝酒就要死。生父說對不起他們娘兒兩,一年後生父死了,是肝癌。住院期間田姐還回去看望過幾次。

    一個月以前我接到田姐的邀請,說兒子生了二胎,到某酒店去吃滿月酒,作為多年的鄰居,我和家人都去了,就是為了見證這個喜慶的時刻,和田姐開心的笑臉。

    作家說,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完整的故事,有的人生是一首詩,有的是一首歌,而田姐的人生,五味雜陳,到目前為止的經曆,是一部未完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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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爺之死

 

四爺是爺爺的弟弟,爺爺弟兄五人,爺爺排行老三。四爺死於文革期間,屬於非正常死亡。

    四爺解放前曾任日本人的保長兼鄉長。權勢熏天,身上帶著盒子槍,穿著長袍,帶著隨從,稱霸鄉裏,所到之處,路人側目。爺爺的其他四個弟兄,均對他敬而遠之。

    那時爺爺的母親尚健在,我應當稱為太太。五弟兄住在一個大宅子裏。但生活是分開的。這個老宅子就在村後邊的土台子上,現在尚存,春節前回去看,隻有五奶奶一人住在哪裏。

    因為爺爺和四爺爺爭一塊地,爺爺苦慣了,自然錢財看得重,決不讓步,觸怒了四爺。於是四爺叫來一幹人把爺爺五花大綁吊在樹上,用皮帶打。據家族中的人講,爺爺被打的大小便失禁,慘叫聲此起彼伏。後來爺爺的母親,我太太跪求四爺,才算保住爺爺一命,沒被打死。

    解放後四爺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成為農村的四類分子(後來有了五類分子),被管製。爺爺說他因為擔任保長的時間短,且沒出人命,所以沒有槍斃他。

    在我記事的時候,我們家族還是相互往來,後輩沒有什麽隔閡。家族中有個紅白喜事,出了大事,還是要共同協商處理、參與。相隔咫尺但是爺爺從不和四爺說話。

    爺爺很少談及他和四爺的事,也從未給我說記仇、報仇的話。我們後輩相處如故。我在外麵工作了,春節回家,家族的人會輪流請我吃飯,四爺的唯一的兒子也不例外。

    有一次我進城丟了錢,四爺在城裏清運垃圾,我找到他,他很慷慨的給了我兩元錢,那時一元錢可以吃一頓飯。回到家我去還他錢,他怎麽都不要。

    六十年代文革之風席卷全國,四類分子的厄運也隨之到來。他們不但被安排幹最髒最累的活,收工後,還要義務掃馬路。村裏開大會他們會帶上臂章,臂章上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的字樣。其他村民坐著開會,他們帶著臂章會站在前排左右。低著頭,直到散會。

    當時的政治口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為了配合形勢,他們會被被隔三差五戴著臂章,戴上高帽遊行,自己敲著鑼邊敲邊說:反革命某某是壞人,做了什麽壞事,說了什麽壞話,一路邊敲邊說,從村頭到村尾往返幾個來回才能結束。四爺爺的生活當時就是這樣。

    那時四爺大約是40多歲。

    記得在一年的夏天,又是一個批鬥會,規模空前宏大,氣氛也很緊張、激烈。全大隊(兩個自然村)的四類分子全集中起來批鬥,帶著臂章和高帽,跪在大隊部後麵的路邊上,會場也設在這裏。全大隊有幾十個四類分子,從中選出3個跪在桌子上,麵對群眾。這三個被認為罪大惡極,當時叫死不改悔。其他四類分子拿著木棍,站在他們三個背後,讓群眾檢舉他們的錯誤言行,群眾發言,曆數他們的罪行,隨著檢舉揭發的深入,憤怒的群眾就喊打,站在三人後麵的四類分子就掄起木棍朝身上打去,主要打背和屁股,台上是陣陣慘叫聲。其中有個鄰村的女兒檢舉桌子上跪著的父親,邊檢舉父親邊被打,她還不能哭,哭了會認為同情壞人,隨時可能受到株連。

    這次四爺沒有跪在台上,沒有被打。他在下麵頭深深埋下。是不敢看也許是不忍心看。

    那時我還小,圍著看熱鬧,個子矮看不見,就爬在樹上看。批鬥會整整開了一天,會議結束後,跪在台上的三個人已經不能走路,背上和腿上血肉模糊,被家人架著回家。

    第二天我還在睡夢中,就被聲音吵醒,睜開眼看見四爺的兒媳站在我家院子裏,喊我奶奶、爺爺快起來。我聽見他們說,四爺上吊自殺了。遇到這樣的事,按慣例要通知其他四家來操辦後事,後事依例有二爺的兒子主持,因為他是農村幹部,也是一個比較有文化的人,那時的農村人很多都不識字,文盲占很大的比例。

    爺爺會炒菜做飯,爺爺在農村周圍紅白喜事都是請他去主廚,這次照例也是爺爺主廚,簡單操辦,沒有張揚,怕又惹出其他麻煩。我去吃了飯,吃了飯照樣和小朋友嬉戲打鬧。爺爺做好飯,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旁邊發呆,很少看到爺爺這樣的神情。

    那時四爺去世年齡大約在55歲以下。

    料理四爺喪事的時候,聽大人講,四爺看到他人被打的慘狀,怕次日輪到自己,就自殺了,是嚇死的。

    那時爺爺五弟兄中隻有三人在世,四爺和二爺離世。二爺是因病去世的。

    現在爺爺五弟兄已全部辭世。算起來從爺爺輩到現在家族已經是五代了。

    現在爺爺的下輩也就是我的父輩,也僅存兩人了。風雨漂零、人事滄桑。

現在想起來不禁感慨係之。遂留下以上一段文字,也算對於那段曆史片段的一絲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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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的不合理性 -七彩奶油- 給 七彩奶油 發送悄悄話 (510 bytes) () 09/13/2020 postreply 22: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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