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破無聲

爆破無聲：一個礦工詩人的下半場

 

－－作者：衛詩婕

 

 

“沒有感受，我對那種經曆就一無所知”

 

K508從遵義開往渭南，15個小時車程，硬座售價170元。在沿途的三線小城，工人們登上列車，趴在桌子、箱子上，坐在自帶的塑料桶上，鋪一張報紙睡在地上。他們的嘴唇多是紫紅色，手上有凍瘡。指甲泛白，凹凸不平，有時是黑色——

 

那種和泥土、水泥或是煤礦結合而成的黑色，窩藏在眼角、耳朵和指甲的縫裏。熱水和肥皂對它們毫無辦法，每個清晨，黑垢會從皮膚深處像結霜一樣泛出來。

 

“我坐過飛機，也坐過高鐵。”幾天前，陳年喜在電話裏說，前者和慢火車上的人群差別如此之大－－人們的穿著、皮膚、麵色都不一樣，甚至是眼神。五年前，陳年喜接受了一項頸椎修複手術，因為術後無法再承受勞力工作，他告別了礦山。我在貴州一處景區找到了他。

 

距離農曆鼠年還有五天，我和陳年喜一起登上了K508。此行的終點是他的陝西老家。

 

硬座車廂裏沒有充電插座。我來回地走，觀察車廂裏的每一個人：有人背著看不出顏色的麻布袋，有人穿著布鞋，有人握著非智能手機，整晚對著空氣發呆。我記下他們的樣子，第二天對陳年喜提起。聽到一些細節時，他能夠準確地分辨出這些工人來自哪裏，從事什麽樣的工作——

 

川渝地區的人有洗澡的習慣，通常會帶著一隻水桶，火車非常擁擠的時候，人可以坐在桶上。爆破工的膚色常是沒有血色的白，他們常年在礦洞裏勞作，曬不到太陽；出渣工的手格外粗糙，一排炮爆下三四十噸石頭，全靠人力運出，人們喝下很多的水，排出很多的汗，汗濕在衣服上，結下厚厚一層汗斑；還有管道工，因為常年暴曬，營養奇缺，他們的頭發異常枯焦，麵色像炭一樣黑……對了，如果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隨身攜帶鍋碗瓢盆，那是打工失敗的象征，伴隨的常是沮喪和憂慮的眼神。

 

——談起這些，陳年喜滔滔不絕。眼前的場景一下子將他帶回小煤窯的打工生活。這是他最擅長、也最願意書寫的人群。

 

紅色窗花貼在車窗上。又是一個春運。鐵老大給他的回憶太多了。有一年，他買了站票到喀什。人與人貼背立著，39個小時，他不敢吃飯，因為沒法上廁所－－廁所也站滿了人。一天一夜後，有的年輕姑娘滿臉淚水，站崩潰了。

 

“我依然覺得我和他們是一個群體，同一個命運層次。”他指的是這個國家3億的農民工群體。

 

2015年的歲末，北京東五環外的新工人劇場，中國曆史上第一場以工人詩歌為主題的朗誦會正在進行。幾盞照射燈的聚焦和幾十個觀眾的注目下，爆破工陳年喜走上台，背誦他在礦山裏創作的詩歌。

 

“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我把岩層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組合//我微小的親人遠在商山腳下/他們有病身體落滿灰塵/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我身體裏有炸藥三噸/他們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們床前/我岩石一樣轟地炸裂一地。”（《炸裂誌》）

 

學者、記者、工友都在台下，有人眼裏噙滿淚水。朗誦會激起不少討論，甚至引起了國際漢學家的關注。陳年喜因此成名。之後的上百場采訪裏，曾有一個記者問陳年喜，為何要堅持寫詩？他說：我寫，是因為我有話要說。

 

 

今天仿佛哪裏不同。三年前，一個老板為他在貴州提供了一份文職工作。這幾年，陳年喜很少寫詩了，“衝著稿費”，他在業餘時發表了一百多篇散文－－他必須不停地寫，以供養還在上大學的兒子和承受來自家庭的經濟負擔。

 

多數寫作還是圍繞打工生活與礦工題材，可落筆時，畫麵不再清晰地浮現，沒有了“想要訴說的感覺”。去年10月，我代表雜誌向陳年喜約稿。他寫了一位朋友遠赴中亞礦山的打工經曆，後來他評價這次寫作“充滿隔閡”－－“沒有感受，我對那種經曆就一無所知。”

 

2019年，陳年喜書寫的一個礦工故事得了非虛構寫作比賽的獎。頒獎詞肯定文章具有“細膩詩性的文本”和“質樸蒼涼的蠻荒氣息”。同為陝西人的作家袁淩卻在私下裏對他說，你的文筆不錯，但是寫故事很弱。

 

“他說的很對。”陳年喜說，他對技巧沒有概念，“我全是憑感覺寫的。”

 

淩晨3點，列車開始穿越秦嶺。駛過的地方一片漆黑，像極了陳年喜16年的礦洞生活－－有時帽上的頂燈滅了，隻有靠觸摸岩壁上的鑽痕才能分辨方向，人就像這列鋼鐵之獸，要在黑暗中挺進幾千米。漫長的歲月裏，陳年喜曾走在蜿蜒至渤海底的豎井之中，距離地麵幾千米的地心深處，走過陝北、河南、青海、新疆……足跡幾乎遍布整個中國。

 

在喀什的昆山，曾有一個河南的爆破工決定離開。老板說，茫茫四百公裏的戈壁灘，你走吧。河南人賭氣，徒步走了。三天以後，人們在路邊發現了河南人的屍體－－被捅了兩刀，死在路邊，沒有人知道凶手是誰－－陳年喜寫下這個故事，因為這段記憶揮之不去，某種牽掛在心裏，“不吐不快”。

 

他懷念這種感覺。

 

宿命感

 

秦嶺腹地，一個接一個的彎道通往峽河深處。過了丹鳳，兩旁的山上長滿橡子樹，據說國內釀造紅酒的木桶都來自這種木材。現如今當地人已不準私自砍伐了。春天的山嶺很綠，冬天很禿，四季分明。柿子在樹頂凍成黑色的幹。

 

車子經過一個老漢，袖子空著挑一擔水桶。“那個人是在山西曲沃縣，”陳年喜指著他，曾經也是位爆破工，“一條手臂被炸沒了。”

 

道路兩旁林立著各式的墓。墓的主人多是青壯年。陳年喜能就著每一座墓室說出背後的故事。這一座，礦上塌方，失血過多死了；那一座，上山摘蘑菇，中毒死的；最顯眼的那一座，在河南靈寶金礦，洞子垮塌，兄弟三個同時被砸死了。按照本地的風俗，在外死的人不能進家門，三口棺材擺在家門口，大雨傾盆下了一個月。

 

類似的故事每年都在發生。消息總是散播在各類工地的飯間。兔死狐悲，人心裏異常地悲傷。可還是不說一句話，各自散開，默默上班，自求多福。

 

七年前的一個夜晚，河南靈寶的礦山深處，陳年喜得知了母親患病的消息，食道癌晚期。身無分文，也沒有自由，坐在床上，他瞥到床邊的炸藥箱－－他寫下了《炸裂誌》，寫下自己“岩石一樣，炸裂一地”。

 

 

爆破工的生活在轟鳴中度過。風鑽機在岩石上打出兩米深的洞，用鐵管把炸藥抵進最深處，留一根引線在外－－引爆，震耳欲聾。放工後的生活卻出奇地安靜。克拉瑪依的薩爾托海永遠是晴天。人煙稀少，信號不通。哪怕山上跑過一隻羚羊，工人們都湊一堆，瞧上半天。寧靜的生活隻剩飲酒、麻將和撲克。

 

為了逃避某種麻木，每天下班後，陳年喜都會去一個廢棄的工房，那裏的牆上貼滿了《克拉瑪依日報》和《中國黃金生產報》。所有的牆麵讀完了，他用臉盆往牆上潑水，一張張揭下來，再讀另一麵。讀多了，工作時抱著風鑽，思想卻飄到很遠，一些句子浮現出來，趕緊用筆記下。宿舍的床墊用的是廢棄的炸藥箱，床頭放著筆，離開時卷起鋪蓋，密密麻麻，寫了滿床。

 

紙板在離開工地時都被丟棄了。陳年喜從沒有想過，那些文字會引起別人的注意。他甚至刻意隱瞞著工友，“不想讓別人覺得我很特殊”。堅持寫作的理由很簡單，那時他“感覺自己活著”。2011年，陳年喜開通了博客，一些深夜，他會在手機上按下白天想好的句子，互聯網上，寥寥幾十個閱讀已經讓他滿足。

 

2014年，紀錄片導演秦曉宇第一次在陳年喜的博客中讀到《炸裂誌》，當即決定要與詩的作者見麵。他正在籌備一部工人詩典，《炸裂誌》“一看就是一種中年寫作”，帶有強烈的滄桑感。他於是直奔礦山尋找詩的作者。

 

在火車站，遠遠地，秦曉宇看到一個人從台階上走上來：一米八幾的大個子，濃眉大眼，“像秦始皇兵馬俑一樣，”他說，“這硬漢形象和詩歌裏的力量感一致。”那天，他興奮地給搭檔吳飛躍打去電話，他們正在籌備的紀錄片找到主角了！

 

紀錄片《我的詩篇》之後，秦曉宇又跟拍了陳年喜兩年。接觸久了，秦曉宇才發現，陳年喜詩歌裏的那種力量感隻是表象－－詩歌涵蓋了他所有憤怒的表達，現實生活中，陳年喜幾乎從不發怒，“他對命運一概接受，並不想要，或者說不相信能夠改變什麽。”秦曉宇概括這是一種“宿命感”，強烈的悲劇意識。

 

2017年的正月裏，北京五環外，皮村的劇場，陳年喜癱坐在舞台上，邊上坐著新工人藝術團團長孫恒。周圍散布著空酒瓶子。

 

“孫恒，”陳年喜大著舌頭，“我尊重是尊重你，欣賞是欣賞你，但我不認同。”2005年以來，孫恒和朋友們創立了北京工友之家，他所倡導的新工人文化主張用“新工人”代替“農民工”的稱呼－－“讓新工人留在城市，讓他們活得有尊嚴。”他總這樣說。

 

“我覺得新工人文化沒戲。”陳年喜擺擺手。

 

那時人在北京飄蕩。為了每場2000元的辛苦費，陳年喜參與了一檔綜藝節目的錄製，為知名歌手的演唱寫詩作詞。有整整三個月，他什麽也寫不出來。新春佳節，陳年喜窩在皮村的宿舍裏，在電腦上玩蜘蛛紙牌。十六年的爆破生涯隻留下了耳聾、胃病和頸椎錯位，手術掏光了他所有積蓄，賴以謀生的本領再無處施展，“回到現實中，好像什麽都不會了。”

 

孫恒在那時為他提供了一份誌願者的工作，隨車隊去北京各地運回社會捐贈的衣物，月薪七百。微薄的薪水無法養家，焦慮時，陳年喜總是對孫恒訴說。那天，借著酒勁，他再一次傾訴。

 

“陳年喜，”孫恒苦笑，沉默了一會兒。“三噸炸藥沒有把你炸醒，它把我炸死了。”

 

三年過去，孫恒離開了皮村，在京郊平穀的一處基地一個院子裏繼續辦工人大學。他不再堅持“讓農民工留在城市”，將目標改成了“幫助年輕人返鄉創業”。在電話裏，我們談起他和陳年喜醉酒後的那番對話。

 

“現實是複雜的，”孫恒談起這些年的無力感，他參與創辦的、為農民工子女解決教育問題的同心實驗學校今年隻剩下30個學生，隨著各個工廠從皮村撤出，曾經聚集到一起的“新工人”又逐漸散開。“我越來越理解陳年喜為什麽會那樣說，”孫恒說，“理想主義並不一定都能成功實現，我追求的是這個探索的過程。”

 

那個夜晚的最後，陳年喜留給孫恒一句話：“我走了，去貴州給景區吹牛了。”第二天，他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列車。

 

文學的使命

 

原貴州副省長王曉光落馬時，媒體爆出他為了銷贓，把家裏的年份茅台全倒進了下水道－－“這是真事！”陳年喜用強調的語氣，仿佛他親眼見證了一般。那幾年，他工作所在的景區是遵義市的龍頭企業，王曉光幾次來景區走訪，都是陳年喜做的接待。

 

在景區出版的期刊上，陳年喜采訪王曉光的文章惹來了麻煩。陳年喜帶著同事把幾千本雜誌翻開，將帶有王曉光照片的那頁一本本地撕下。那陣子，他成日擔心自己會失業。

 

從遵義茅台機場坐車80多公裏才能到達“十二背後”景區。1月的一天，陳年喜帶我逛了逛，喀斯特地貌，亞洲最長的溶洞。老板在這裏投資了八個億，景區內的酒店入住率卻不到10%。他的工作是接待來自各地的領導和媒體，寫公關通稿，偶爾老板出席活動，也需要他連夜撰寫發言稿。

 

收入穩定，無須日曬雨淋－－我以為文職工作對他來說會讓鄉人羨慕。

 

“沒用，”他說， “回老家聊起來，大家還是比誰掙的錢多。”每月四千的工資勉強能夠維持家庭開銷，但沒有養老保險，他必須為將來打算。一首詩即便在重要期刊上發表，稿費不過三兩百元。“非虛構寫作”則不同，一些媒體找陳年喜做特約撰稿，上千元的稿費讓他心動。

 

有一個晚上我們坐在屋裏談論非虛構寫作。陳年喜並不清楚這究竟是什麽，“中國的報告文學？”當你用職業寫作者的標準衡量他時，他承認自己欠缺真正的調查研究能力。編輯常要他多做采訪，他不明白如何采訪，這不是他擅長的技能，“我也沒有時間，沒有條件到處去找人采訪。”為了稿費，他不得不長時間坐在電腦前搜索各類資料，以此替代采訪。

 

“寫不出來”的夜晚，抽煙抽得很凶。

 

從前在礦山，靈感像泉水一樣湧上心頭，隻要把筆放在炸藥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來。現在他努力地組織，卻時常感到自己的文字“矯情”－－“我仔細地回想這兩年，沒有新的體驗，新的思考。”為了找回寫作的感覺，他看了三遍賈樟柯的電影《天注定》，仿佛痛苦更能激發表達和書寫的欲望。電影裏薑文薑武扮演的農民，被煤老板的打手用棍棒擊倒，村民譏笑他被打的動作像在打高爾夫，給他取了“老高”的外號。

 

“現實中真就是這樣。”陳年喜瞪著眼睛說，人們常常互相傷害，互相取笑，互相攻擊，“就能說出那種最傷人自尊的話。”他寫過底層小人物的殘酷，也寫過他們的溫情。成名以後，一些朋友疏遠了他，很難厘清具體的緣由，“人家覺得你可能和從前不一樣了。”陳年喜對此倒不是特別傷心。內心深處，他確信自己對底層依然有種“強烈的認同感”。

 

在貴州路邊的小館子，煤爐子上羊肉火鍋咕咕冒著泡，下幾筷子豌豆尖，陳年喜談起莫言，那麽直接地“書寫肉體的痛苦”，最令他動容。他認為文學的使命之一就是應該書寫痛苦。

 

“我是生活的深度體驗者。”

 

 

一地霜白

 

“當下的純文學都在講要深入生活，很多作家技巧熟練，但匱乏體驗，對現實世界缺乏關注，這點和工人寫作者正好相反。”工人文學學者李雲雷告訴我。一切要從2000年初說起，一批作家創作了大量以農民工進城為題材的作品，倒由此啟發了工人文學－－“工人們會覺得，我比你們更接近（我們的生活），我也可以寫。”

 

但李雲雷同時承認，工人文學同質化嚴重，“大家都寫打工生活，能從中提煉、總結、反思的作品才能脫穎而出。”另一方麵，信息和認知的局限使得工人文學很難跳脫出打工生活，“當然，每一種寫作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特朗普當選的那個夜晚，陳年喜身在紐約的時代廣場。紀錄片《我的詩篇》來到北美公映，陳年喜受邀出席，團隊拍下他的美國之行，用作下一部紀錄影片的素材。秦曉宇坦言，希望把對工人生活的探討放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人聲鼎沸，林立的高樓和巨型電子屏幕包圍著遊行的人群，有人狂熱地慶祝、歡呼，有人哭泣。隨行翻譯謝飛是個中文地道的美國人，他試圖給陳年喜解釋特朗普競選的執政理念，陳年喜聽得似懂非懂，提到創造就業與改善工人環境時，陳年喜一臉疑惑：“聽上去很好啊，為什麽那麽多人反對他？”

 

陳年喜並非對經濟全球化一無所知。他知道使用著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工廠將產品出口全球。來到帝國大廈時，他對謝飛說，他討厭所有的巨型建築－－“這個大廈裏會不會有很多我挖出的鋼？這些宏偉背後都是很多人的血汗。”謝飛心想，帝國大廈建於上世紀30年代，絕無可能使用陳年喜“挖出來的鋼”，但他沒有說什麽，“他對具體的常識不清楚，但本質是很清楚的。他付出了努力和身體的代價，參與了全球化的運作。”

 

美國之行陳年喜沒有做任何消費，隻帶回一些景區的門票做紀念。參加一次遊行時，他對一個美國人手中的旗幟很感興趣，便和對方攀談起來。對方笑著要將旗幟送給他，他伸出的手又縮了回去，“不能要吧？這不能要……不能要。”最終還是拒絕了。

 

在舊金山棒球城對麵的酒吧，旅程就要畫上句號。第二天，謝飛將去別的城市探親，陳年喜也將回到中國。一行20天，借著酒意，陳年喜告訴謝飛，在北京，他沒有工作，住在皮村－－一個聚集著大量民工的城鄉接合部，因為給公益組織做誌願者，他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到一些二手衣服，這些衣服被他成箱成箱地裝回家，送給他的妻子、孩子和其他親人。

 

“他說一直不敢告訴我（這件事），很在意我怎麽看待他，會不會嘲笑他。”謝飛回憶，那一刻陳年喜有些臉紅，說話帶著小結巴。“他想讓我至少了解他的生活是什麽樣。”

 

 

今年3月，我找到北大文學博士張慧瑜，多年來，他堅持為皮村文學小組組織各類講座。“我們說的文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學。新文學表達的是現代的價值觀：自由、戀愛、個人權利和價值，都靠文學來實現。某種意義上，出色的工人文學都具備這樣的價值觀。”

 

他提起自己印象頗深的一段話。因寫作而引起媒體關注的育兒嫂範雨素，一夕之間成名，成為皮村的新代表人物。在一篇散文中，她解釋自己之所以不喜歡接受采訪，是“不想當猴子”－－“工人寫作容易引發關注，有其自身具有的獵奇性質和人們的歧視成分。就像範雨素說的，工人會寫作就好像猴子會騎自行車。她說她不想當猴子。”張慧瑜說。

 

末尾，張慧瑜談起皮村文學小組的氛圍：輕鬆、好學、令人愉悅。“國圖也對所有人開放，工人為什麽不去那裏學習？”他在電話裏問我，又自己回答，“那裏不讓他們感到舒適，那個地方不屬於他們。”

 

這番話也令我反思。人們欣賞工人文學時，是否逃脫開了固板印象？寫作是一種基本權利，理應屬於所有人。回想起陳年喜的詩歌，使人印象最深的並非控訴，而是血、汗和情感的展現，他筆下的“我”不是一個自我矮化的打工者，而是一個渴盼自由、情感和尊嚴的人。後來的一次采訪，我問他，“文學能讓你獲得尊嚴嗎？”

 

“尊嚴是個很複雜的東西。”他想了想，說，“當我是個看重物質的人，有物質就有尊嚴－－我接受，我需要這種改善；可當我有獨立的思想和精神譜係時，就也有尊嚴。通過寫作、讀書和思考，我就有了自己的價值和精神譜係。”

 

我們談到他與天津果麥出版公司合作的一項出書計劃。幾年前，果麥出版的非虛構作品《皮囊》成為暢銷書中的代表作，老總告訴陳年喜，“以蔡崇達（作者）為目標，再打造一本《皮囊》！”該書的編輯柳老師在接受采訪時並不否認，簽約陳年喜“有商業的考量”，作為“爆破工詩人”，陳年喜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話題性；但也看重他“身上的時代性”。在初稿中，陳年喜寫了30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他們是他的親友、同事或者人生的過客。

 

出版社要求他挑選其中的10個，每篇擴寫成1萬字。他們為這本籌備中的散文集取名為《微塵》，這些人之於時代是一粒粒微塵。

 

相比“微塵”，陳年喜更喜歡他自己取的名字，“一地霜白”－－“我們生活的世界就是一個大地，我們每個人就像霜一樣鋪在這個大地之上，但是這些人有很多是很幹淨的，很複雜的。”但他又想，叫“微塵”或許更好賣。

 

此前出版的詩集《炸裂誌》賣了三千冊，他從辦公室找出一本送給我。翻開扉頁，裏麵夾著一片白紙做書簽，上麵寫著他的贈言：秦嶺有好月，約等於沙金半兩。

 

父與子

 

兒子，你清澈的眼波，看穿文字和數字，看穿灰太狼可笑的伎倆。但還看不見這些人間的實景，我想讓你繞過書本看看人間，又怕你真的看清。（陳年喜寫於2011年2月24日）

 

2018年的春節，陳年喜帶著兒子在家附近一個礦洞裏走，又是漆黑一片。凱歌，陳年喜喊兒子，爸爸當年就是在這樣的地方工作。

 

那時，陳年喜在勞動時就像瘋狂了一樣。有時帶病工作，風鑽機一起風，止不住地咳嗽，吐一口痰在牆上，痰裏全是血。怕別的工友害怕，他伸手抹掉了，實在撐不住才去輸液。

 

吃這樣的苦都是為了兒子。可當兒子讓他失望，一種徹底的徒勞感便會將他吞沒。那次，兒子沉迷在手機遊戲裏，對他的話充耳不聞。陳年喜一把奪過手機摔在地上。背後的蓋子掉在地上，屏幕上的人形還在叭叭地跑著。他不解氣，撿起來用力一擰，手機折成了兩半。人形消失，屏幕黑下來。

 

1996年，縣林業局決定向陳家征收罰款，理由是“房屋檢尺超用”（把房子所用木材檢尺與你已申請批準的采伐量對比超出的部分），罰款2500元。26歲的陳年喜還靠務農為生，束手無策。

 

老父親帶著酒和茶葉，屢次拜訪鄉林業派出所，想盡辦法托關係、說好話，希望能“罰少一點兒”。疏通無果後，父親決定認罰－－賣掉家裏耕地用的相伴十幾年的老牛。

 

“我養你們四個，稍稍有一個在人前麵是站得直腰的，我也不至於（這麽做）。”－－父親的這句話讓陳年喜難以釋懷。很多年後，他感到一種相似的情緒。談起兒子複讀，為了準備兒子的藝考，他花費了近八萬。

 

“屁用沒有。”他生氣地說。不知是生兒子的氣，還是生培訓班的氣。

 

藝考成績出來，三科共計198分，離分數線差2分。發送成績單時，兒子用修圖軟件把198改成了199。末尾的9字尾巴更長，被陳年喜發現了，“仿佛一隻發育不良的蝌蚪”。

 

父親與兒子多次出現在陳年喜的散文和詩歌裏。借助文字，陳年喜將沒有宣之於口的情感傳遞出來。

 

爸爸回了一句：我愛你！後麵是三個飛吻的表情包，像極了三個熟透了的小石榴。（《我在西安讀藝考》，2019年）

 

年初一的中午，陳凱歌從舅舅家回來，吃了一餐午飯。他的個頭隨父親，是個高大白淨的小夥，正在西安一所專科念大學。談話時，他總靦腆地笑笑，“我沒出息，隻能讓我爸媽失望的。”不難從談話中感覺到父子之間的疏離感。每年回家，陳年喜與孩子相處的時間不超過30天。

 

陳凱歌很少和陳年喜交談，但默默讀完了父親推薦的《病隙筆記》。後來，我讀到了他曾寫下的一篇散文，名叫《老槐樹》，文風頗似史鐵生。小小的年紀也在用自己的眼光審視著這一切：農村日益凋敝，一戶戶人家搬離這裏，去了西安、河南或是更遠。老槐樹安靜地佇立，給他些許的慰藉。筆觸下藏著一個孩子的孤獨。

 

那隻被折成兩半的魅族手機，碎片他還留著。高中兩年，他省下夥食費，存夠1500元買下了那部心心念念的手機。在老家時有時無的2G網絡下，手機聯結著遠方，聯結著他兒時的玩伴，有些提前結束學業，去了天南海北。父親不會明白他的想法，陳凱歌也不想訴說。

 

村人要用六千塊的價格賣掉老槐樹。它曾陪伴三代人長大。合同簽下後，老槐樹的枝葉開始枯黃、敗落。動工的那天，老槐樹已經死了。我想知道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午後，陳年喜帶著我去看望那棵死樹。遠遠的，它像一副咖黑色的骨架，隻剩一截樹樁，歪斜在山坡上。

 

刀子和燈盞

 

有天下午，周書霞拿著掃把進屋，她把水灑在地上，壓住蒸騰的塵土，枝條在地上摩挲發出沙沙的聲音。過一會兒，她伸過手，放在丈夫的麵前。冷水泡得皮膚皴裂了，豁開一道道暗紅色的小口。

 

“這不很簡單解決嗎？”陳年喜沒有接過那雙勞作的手，條件反射似的答了一句，“抹點潤膚膏就行。”

 

借宿在陳年喜家的那幾天，我目睹了這對夫婦的幾次爭論。每一次都以書霞的沉默和陳年喜的長篇大論收尾，後者稍顯強勢。我常聯想起陳年喜所寫下的一些有關情感的詩歌。在煩瑣的日子裏，有時他的心底會突然閃現一種溫柔的情緒，然後記錄下來。多虧這些珍貴的時刻，讓人有了“麵對生活的勇氣”。

 

我說，詩歌也寄托了他對生活的美好期望。他笑著表示讚同。

 

 

山上有狼。野豬會在每個清晨出沒在人望得見的地方，棕黑色的毛，有長長的獠牙，在濕潤的泥土上留下一個個前深後淺的四邊形腳印。祖輩們為了防範畜牲毀壞莊稼，就在山上搭窩棚，整宿整宿地看著。橡樹的果實可以做涼粉。剝掉橡樹的皮可以賣錢，好幾年周書霞就帶著兒子在暑假滿山剝樹皮，換來下個學期的學費。母子倆的肩膀都磨破了。

 

這裏是峽河村常青組780米。積雪正在融化。冬季的峽河斷流。可到了雨季，浩浩湯湯的江水會發出這偏僻之地的聲響。少年陳年喜曾對著這片河水悵惘。

 

那是一個下午，天陰無雨，我背著書包，拎一隻空空的菜桶從中學回來。從學校到家有三十裏，菜桶被我用沿途的河水洗涮過三遍，洗涮過的帶著菜星和鹹味的水被我全喝下了肚子，可還是抵不住餓。（《一包方便麵的記憶》，2016年）

 

據傳，祖上是參與了太平天國的農民軍，從安徽討飯來到這裏。因為位置足夠偏僻，後來就不走了。這裏是全國收成最差的地方。土地很少，一畝地隻產300斤麥子，麥子質量也不好，產出大多是麩子。

 

家門正對著秦嶺山脈，天晴的時候層次豐富，尤其是春天，山花爛漫。年輕時，陳年喜常對著這裏發呆，想象山的那邊到底是什麽樣子。向西，再向西，是漢江。順流而下就離開了大山，來到城市。

 

1991年的冬天，正月裏大雪紛飛。翻過家門前的山，到了河南境內，陳年喜手持一本地圖冊，找到了洛陽，又從洛陽搭火車向東北邊出發。在洛陽火車站，從東北開來的敞口貨車拉著鬆木，馳騁數日，鬆木上的雪都還沒化。他在市場裏花38元買了一件仿皮夾克和一本《百年孤獨》，跳上了火車。五天五夜，才到達吉林。

 

像路遙小說《人生》裏的男主人公那樣，陳年喜一直渴望能娶一位城裏姑娘為妻，借此離開農村。為此，他持續地寫詩，報名期刊組織的文學函授班。90年代，城市的熱潮已經轉變為經商，深山裏的小夥還陶醉在80年代的文學熱中，相信文學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那年冬天，他的初戀，一位從未謀麵的筆友來信要他去吉林，信封裏捎來了一枚銀戒指。

 

初戀是甜蜜的。女孩把三毛的小說從市圖書館借來，整張整張地用筆抄下，厚厚一遝寄到陝西。

 

零下38攝氏度，他看見了女孩的家。東北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低矮的平房，一家五口人睡在一張通鋪上。夜晚，超出床寬的腦袋枕在床邊的凳子上，他感到渾身的熱情都被澆滅。女孩癡心堅決，“我有工資，可以養你。”陳年喜卻已經看到了未來－－長此以往絕無翻身的機會。他咬了咬牙，說，算了吧。

 

“我們三個：老陳、老李、小宋/分別來自陝西、四川、山東/我們都是爆破工……有一回/我們喝高了/小宋唱起了山東大鼓/粗喉亢壯，鼓聲鏗鏘/在古老的戲典裏/做了一回武鬆/老李突然哭了/他說對不起小芹/說著說著他又笑了/他笑著說/人一輩子有了一回愛情/就不窮了……”（《意思》，陳年喜寫於2011年）

 

書霞眼睛不好，看不清那幾行小字。坐在屋裏的小板凳上，我給她讀陳年喜寫下的詩歌：

 

愛人，當你接過我流浪的雙手，我猝然感到自己比鴻毛還輕，那雙手裏有我全部的黃金。愛人，十月莊重的天空下我比死亡更近。愛人，我用了二十年的漂泊，來換取你的一握，我點燃五千首詩歌，照亮你深深的居所，麵對我純金的愛，你要小心，你要把我牢牢牽在手心。愛人，我願像一隻馴良的小狗為你役使，為你占有。或者像水，一生一世在你的骨骼中行走。愛人，如果能擁有你，我願意沒有自己，是誰把我們一起帶到今天，讓我們成為彼此的刀子和燈盞。

 

——“就是這句，”書霞打斷我，“‘成為彼此的刀子和燈盞’，寫得最好。”

 

這首詩名叫《愛人》。結婚第二年，陳年喜將期刊上發表的這首詩，拿給書霞看。書霞從前就在紙上看見過，卻從沒想過這是寫給她的。

 

“我個子太低了，太矮了。”書霞不好意思地說道。前些年，常有人扛著攝像機來家裏拜訪，陳年喜對她說，有空也打扮一下自己。書霞感到這話是種冒犯－－“怎麽打扮？”她撣了撣身上的衣服，那身黑色皮夾克和黑色棉褲，黑色的齊劉海下眼裏流露出倔強，“再打扮也就那樣。”

 

內心深處，書霞覺得自己與丈夫有差距，至少在外貌上。常年在農田裏的勞作使她的皮膚被曬得黝黑，在女人中實在難算作漂亮的一類。她試過穿起裙子，總感覺偷穿了別人的衣服，手不知往哪兒放。她因此拒絕參與一切應酬。

 

“真羨慕你們這樣，能有自己的工作，經濟獨立。”書霞對我說。她沒有工作，隻有初中文化，卻也不想成為丈夫的附屬品。她堅持去料理農田，即使如今務農根本無法帶來收入－－“如果老了一無所有，幾畝地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那首詩被貼在擺放婚紗照的相框裏。相框平日背過身地擺在梳妝鏡前，書霞說是因為怕曬。相框上的紅色條紋，顏色越曬越淺，已經成了粉紅色。

 

她沒有問過丈夫，娶她是否因為愛情。結婚時，陳年喜堅持要照婚紗照，這在當時的農村是件稀奇事。書霞覺得沒必要，“花一百多塊，是件挺浪費的事情”。她拿出小心收好的照片。照片裏，身穿粉色婚紗的她頭戴粉色花束，陳年喜穿一身灰青色西裝溫柔注視著她。

 

命運的饋贈

 

山的對麵是陰麵，橘紅色的樺樹沒掉葉子，遠處看去毛茸茸的。再過一陣，茱萸、杜鵑和山桃花都會盛開，秦嶺將迎來最美的時節。采訪的最後一天，我們在陳年喜家的後山散步。連翹的花已經風幹，變成咖色結在枝上，夫妻倆彎腰摘下。最近陳年喜常有咳嗽，“這東西治感冒效果很好。”

 

我走之後，陳年喜靠拿手工鋤頭翻完了家裏的兩畝地。每四五分鍾，他必須停下來休息一次，“胸口要爆炸的感覺”－－一個月後，商洛市醫院裏，大夫確診，是塵肺病。

 

塵肺，因吸入礦物質粉塵引起的肺纖維化。病情不可逆，以目前的醫學條件尚無法治愈。隨著病情加重，最終可能引發呼吸衰竭而死。胸部CT上，陳年喜的肺部顯示有很多彌漫的陰影。醫生沒有開藥，隻囑咐他：營養要跟上，別感冒。

 

其實不是沒有預兆。從坐上火車抵達北方回家開始，他咳了四十多天。在鎮上的藥店裏買了200多塊的藥，全吃完了也不見好。仔細聽起來，咳嗽聲裏有金屬聲一樣的尾音，做醫生的朋友對他說，要小心，這是腫瘤的信號。

 

 

離開醫院，陳年喜步行了四五公裏。腦海中想起了熟悉的人們：弟弟也是塵肺，四年前一起在礦上幹活，持續咳嗽了一個月，檢查結果直接到了一期塵肺，現在在家靠拉三輪車為生。另一個同事去年死了，塵肺二期，臨終前每晚無法躺平，每晚坐著靠在床頭睡，最後，去醫院吸氧也救不了了。最近一個是妻子的表弟，死訊在幾天前剛剛傳來。他為此寫下一篇緬懷文章，叫《表弟餘海》，引言裏他寫道：這些年，每寫下一個人物，我就死一次。

 

終於輪到自己了。陳年喜想，自己的宿命論終於得到了驗證。最後，他想到孩子，還有三年才大學畢業，他決定今後每年隻給孩子一萬塊錢，“差多少自己去打工，” 他說，“我一定會出現喪失勞動力的時間，我必須有一點兒積蓄，也讓他學會自己對自己負責。”

 

我們的通話在他拿到診斷報告的兩個小時後，我是第一個知道這個消息的人。他還沒有告訴妻兒。電話裏，他平靜地訴說確診的過程，像是在訴說午飯吃了什麽。冷靜的語氣讓人吃驚。

 

那通長達三個小時的電話偶爾出現短暫的沉默，大部分時間他在談論對生活的見解，向我展示成年人的克製與體麵。最終，我還是問出了那個想問的問題。

 

“你曾經哭過嗎？”

 

“還真有。”沒有任何猶豫地作答。

 

也是一個春天，4月，天氣暖和。在商洛市的一家廉價旅館裏。入夜了，他坐在被窩，沒有開燈。他以為這次陷入了人生的黑暗。幾個小時前，醫生交給他頸椎的CT掃描，以判決的語氣告訴他，手術刻不容緩，不做很快就會癱瘓；但成功率隻有50%，一半機會他將癱在手術台上。

 

他努力回想，從第一天到礦山，直至跑遍了整個中國，“九死一生”。到處找活計的日子裏，人像流浪狗一樣居無定所。在飄雪的臘月天，他和工友擠在廢棄的廁所裏過夜；在低矮的礦洞，他彎下一米八五的身軀堅持十幾個小時的作業。所做的一切努力隻是為了讓後半生不那麽匆忙。而現在一切宣布無效，昂貴的頸椎手術成為了礦山留給他的遺產。

 

命運的饋贈真是殘酷。想到這裏，他號啕大哭。

 

“這所有話沒辦法對任何人說，”陳年喜在電話那頭說了很久，有關一個家庭奮鬥多年仍然一貧如洗，也有關一個人麵對命運的不甘，我安靜地聽著，“沒有人能理解一個男人風風雨雨幾十年，身體和心靈所經曆的。”

 

放下電話很久，我還在回想他說的話。那次脊椎手術成功了，他賭贏了。如今的肺病好在還有時間。“未來日子多長不知道。”可以確定的是，要繼續寫下去。“必須按照節奏往前走，不可能出現奇跡。”

 

我想起一個夜晚，我們圍坐在火爐邊，柴火燒得劈啪作響。周書霞正往爐子裏添後山撿回來的柴。

 

柴被砍成小塊，黑乎乎的，我以為是炭。陳年喜笑答，炭很貴的。突然，他和妻子一起背起了《賣炭翁》：

 

“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麵塵灰煙火色……”

 

 

一個珍貴的時刻。陳年喜、周書霞和我，三個人齊聲背完了整首詩。

 

這對夫婦的臉上掛著微笑，背到末尾，他們感歎，寫得真好。

 

冬夜，窗外的雪是白居易的雪。    

 

 

轉自《GQ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