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屯墾戍邊之路

走上屯墾戍邊之路

 

－－作者：沈堅

 

白駒過隙，倏忽已滑過大半輩子，人生那段不平靜的經曆雖已漸行遠去，卻無論如何無法淡忘，“上山下鄉”之於我們，已過去四十多年，似乎也到回眸追憶的時候了。

 

1968年底，全國興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高潮，無數莘莘學子的命運從此改變。卷入這場上山下鄉潮流，是那個年代無可回避的選擇。當時全國有1700多萬城市青年下鄉，涉及千家萬戶。每個人下鄉的具體緣由其實並不一樣，但不管怎麽說，初始各自的心路歧異，並沒有阻礙人們最終的殊途同歸，同樣的命運，同樣的生活境遇，終究使得所有當年的知青們聚攏到一起，共同挑起了這副艱巨的時代重擔。

 

回想我最初踏上下鄉之路的那番經曆，五味雜陳。我在就讀的上海中學度過了“文革”高潮，雖說一直關注時勢，參加運動寫過大字報，也讀了些經典著作，但畢竟年少，諳事不多，生性又不好挑頭，加之父親受衝擊，就更行事低調。我為67屆初中生，1968年下半年麵臨畢業分配，卻不料在例行的畢業體檢中發現我已患有肺結核（處在不傳染的好轉期）。根據醫囑，必須服藥治療，定期檢查。患此病，自己竟全無感覺，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病灶也很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痊愈。按照當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方針，大中學校早已進駐了工宣隊，所有日常事務一概由工宣隊掌管，學生畢業分配照例也由他們做主，老師幾乎全被排除在外。依那時上海的分配方案，66、67屆初高中畢業生既有分配工礦企業，也有下放農村，去農場或插隊落戶的，各占一定比例。但一俟“最高指示”下達，就不問青紅皂白一刀切了，68、69屆全部“一片紅”－－下鄉。巧的是當年我的妹妹（在五十一中學，即今位育中學）也與我同時畢業，依據當時規定，兩個67屆畢業生可留一人分至工礦。但不知為什麽，班裏相當部分同學接到工礦通知後，我和妹妹的學校卻都還杳無音訊。母親等得焦急，提出想去學校問問，結果我和妹妹卻拒絕了母親的好意，按當年的理想觀念和處事習慣，相信“組織”上應該會了解實情並按政策辦事的，我們覺得出麵為個人利益去爭，影響不好，我們尤其看不得那種工於鑽營、特別會來事兒的人，卻不知這樣一來，也就失去了一個說明事實、爭取公平待遇的機會。不久通知來了，所有分配工礦單位的工作隨即一概刹車，我們便在一個早晨被發落到了68、69屆“一片紅”的行列。

 

1969年早春，珍寶島事件發生。一時間，舉國上下，熱潮湧動，屯墾戍邊、保家衛國的激情，在無數青年的胸中回蕩。我也深受感染，對自己的肺結核並未太多在意，不願長期“待分配”，準備加入5月份赴黑龍江軍墾農場的隊伍。

 

那年的3月，春寒料峭，到月底了，身上還捂著老棉襖。記得好像是3月21日上午，我突然接到街對麵小鋪子的傳呼電話，原來是學校管我們分配的一個姓張的工宣隊小頭目打來的，內容是有關我的分配去向。此人平時就不太笑，顯得嚴肅，此刻的聲音更是冷冰冰的。他說有個黑龍江呼瑪縣插隊的任務，3月29日就出發，時間緊，然後急著催問我去不去。還不忘補上這麽一句，那邊是反修第一線，政審要求很高，考慮到你已跟你的父親劃清了界限，組織上預備準許你去。

 

一聽這話，我十分反感，知道他在胡扯，便回頂了他一句“我爸爸沒什麽問題”。因為即使在“文革”高潮被批鬥得最厲害時，我也從未揭發過父親，我信任他，深悉他沒有問題，“劃清界限”當然無從談起，不過，黑龍江我還是想去的。

 

“文革”家中電話拆了，傳呼電話通話受限，隻能長話短說，要在如此倉促的瞬間就一個突如其來的重大抉擇作出應答，去還是不去，確實給我出了個難題。大概是不甘示弱的個性使然，我略作停頓後，立刻回應道：“我去！”半是反感，半是賭氣，一發狠就這麽應承下來了。

 

中午父母回家用餐，我告知此事（“劃清界限”之類的鬼話當然沒提），他們都吃了一驚，問道：“這麽大的事，怎麽也不先商量商量？”我隻說“來不及了”。

 

那時假如提出反悔，撤回承諾，家長再出麵交涉，沒準兒會被扣上“破壞上山下鄉”的大帽子。

 

母親則更替我的身體擔憂，肺結核未愈去東北插隊，能吃得消嗎？考慮再三，隻得說服本來打算偕同學去安徽下鄉的妹妹改赴黑龍江，同我一起，以便有個照應。這對“組織上”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

 

父親對此總還覺得心氣不暢，但因仍處靠邊接受審查的狀態，不便出麵說話。他同一些當時受衝擊的幹部一樣，銀行存款被凍結，工資又被單位造反派和工宣隊非法扣發，每月隻給四十元生活費，家裏一下要為兩個遠行的子女準備行裝，經濟負擔驟然加重。機關的工宣隊聽說後，為了不致影響上山下鄉，特意“開恩”批撥了二百元，但倔強的父親當即拒絕了。他對家人說，寧可自己克服困難，也不要他們“施舍”。母親不得不東挪西借才湊足錢，在一周內為我們匆匆準備了行裝。

 

就這樣，說不上是自覺自願還是身不由己，抑或多種因素的交織，我們被引上了這條無法想象的崎嶇之路。那年我18歲，妹妹還不足17歲，更多的69屆知青則在15-16歲之間。

 

我從保存至今的筆記本上看到了父親為妹妹和我的下鄉賦詩一首，盼望我們經受鍛煉，“思想日新春常在”。

 

臨出發前，全家還一起合影留念。原定3月29日的出發日期，後來不知因何推延到了4月1日。啟程那天，正值中共“九大”召開之際，這消息是船開後駛入黃海海麵時才從廣播裏獲悉的。黃浦江邊公平路碼頭，鑼鼓喧天，人山人海，標語旗幟林立。但印象更深的，倒不是那個時代慣常的豪言壯語，而是出生以來首度領略到的一次基於人性的真情流露，離情別緒的轟然迸發。無論預備登船上路的人還是送行的人，船上船下，哭成一片。

 

我環顧左右，幾位與我同行的同學站在船舷旁，一邊朝送行的人群揮手，一邊也在默默流淚。但不知為什麽，此刻的我居然心如止水，沒有絲毫的衝動，仿佛這不是一次遙遙無期、望不到頭的遠行前的痛楚訣別，而隻是一次單純的外出旅行。母親去送行，至今還記得我當時是站在人群背後的，沒有像別人那樣擠在前邊一個勁地跟親人招手。妹妹的眼睛也老是張望別處，似乎未太在意。一位同學後來告訴我，當時他看見自己母親送行時哭得很傷心的樣子，頗不以為然，事後在家信中，還說他母親是經曆過槍林彈雨的老革命了，不該哭得那樣厲害。畢竟，那時的我們，都還太年輕，滿腦子的熱度與激情，哪裏懂得多少世事人情？哪裏知曉這場人生軌跡的改變將意味著什麽，會給自己帶來何種利害攸關的後果？

 

直至最近，跟一位其他城市當年也下鄉的知青朋友聊起來，才知道，送行時哭聲一片的場景，處處都是同樣的，當然也是多年來所有口頭和文字表達中絕口不提的。後來，一個偶然的機緣，遇到一位當年奉派到上海曾給我們作過下鄉宣傳的黑龍江地方幹部老徐。他談到不少當年的舊事熟人，不無遺憾地提到，事後有人說是他把那麽多知青“騙”去了邊疆。但他又委屈地一再表示，自己全是按照上頭下達的材料一字一句宣講的，那時他才24歲。我對他說，那是一個時代，不能說誰“騙”誰，當然今天我們都明白是怎麽回事了。

 

前時翻檢出當年寫回家的舊信，那個年代的紙張，那個年齡的文字。從中可見，自上海到東北漫長的七天旅程，以及下鄉開初的那些日子裏，知青們的情緒還是相當飽滿的，心態也還積極樂觀，充盈著朝氣與向往。而全然沒有想到的是，此去北疆，浦江碼頭作別，讓我們這一代付出的竟是整個的青春年華。

 

 

轉自《老衲讀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