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一個小人物冒死抵製近代數學
－－作者：言九林
1867年6月，楊廷熙，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員，突然成了全國知名的人物。
他的文章，不但在京城之中廣為流傳，連遠在湖北的曾國荃與遠在湖南的郭嵩燾也在閱讀。
曾國荃在家書裏稱讚楊廷熙“有膽有識”，郭嵩燾則將楊廷熙的名字與文章寫入了日記。
那是一篇長達五千字的奏折，主旨是抨擊清廷不該設立同文館。
一、不得不設的同文館
所謂同文館，顧名思義是要培養翻譯人才。
該館的設置，與清廷1840年之後屢屢因翻譯問題在對外交涉中陷入被動吃虧的困境，有直接關係。
鑒於翻譯常常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糾紛，1858年，中英兩國簽訂《天津條約》時，
其中寫入了這樣一條規定：
以後，英國方麵的文件，“俱用英文書寫”；考慮到清廷缺乏能看懂英文的人才，“暫時仍以漢文配送”，
仍附帶一份中文版。等清廷選派人才將英文學好之後，英國方麵將不再提供文件的中文版。
而且，“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正義”，雙方以後若對文件內容出現理解上的分歧，
須一律以英文版本為準。
也許是對清廷動作緩慢的不滿。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後，迫使清廷簽訂了新的《北京條約》。
新條約裏不但重申了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詞義有分歧須“以英文為準”等規定，
還給“暫時附漢文”一事定下了一個三年的期限，要求清廷“酌情於三年內選派中國學生學英文”。
首批學生的英文學業完結後，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
在這種內有需求、外有壓力的情形下，1862年，由恭親王奕訢、李鴻章、曾國藩等人牽頭，
總理衙門設立了“同文館”，招收學生入內，學英、法、俄三國語言。
稍後，因察覺到製造、使用洋槍洋炮洋船必須對包括數學、物理、化學、
天文學等在內的近代科學有所了解，奕訢等人又於1866年末奏請，
欲在同文館內開設算學和天文學課程。奕訢們在奏折中說：
“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
奕訢此舉，讓遠離決策中樞、卻因飽讀聖賢之書而充滿了使命感的楊廷熙深受刺激。
京師同文館設在總理衙門內
二、楊廷熙的十條“大不解”
在奏折裏暴走之前，楊廷熙讓家人購買了一具棺材，以備後事。
奏折開篇，即用天災示警來批判清廷不該設立同文館。
楊廷熙說：從今年春天到夏天，一直幹旱，沒有下雨，還常常陰霾蔽天，禦河的水也幹了，
京城裏還出現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場昏天黑地長達兩個時辰的大風。
這種不祥的天象，肯定是因為施政上出了失誤。
京城中的街談巷議，都說是設立同文館的緣故，說向洋人求學是走上了“師敵忘仇”的歧路。
楊廷熙不反對派人去學點英文、法文，但他無法接受要向外國人學數學和天文知識。
他在奏折中說，孔子、孟子都不重視天文和數學，他們“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數而言理”，
立意非常深遠。如今卻要花巨資請洋人來同文館教天文和數學，我思前想後了一個多月，
還是想不通。我有十條大不解之處，要和皇帝、兩宮太後與眾大臣說道說道。
第一條大不解是：
洋人乃不共戴天的仇敵，先皇（鹹豐）就是因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熱河並在那裏去世的。
總理衙門以“不知星宿”為恥，卻不以向不共戴天的仇敵求學為恥，這種“忘大恥而務於小恥”的做法，
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二條大不解是：
天文、數學、方技藝術這些東西，明明是中國最厲害、最先進
（曆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為精，言數學者中國為最，言方技藝術者中國為備），西學的那些輪船機器，
和我們的太元、洞極、潛虛相比，在“幽深微妙”方麵就未必比得過我們。
而且“中國為人材淵藪”，人才濟濟，不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學者、數學專家
（豈無一二知天文、明數學之士足以駕西人而上之者哉？）。
清廷如此這般“自卑尊人、舍中國而師夷狄”，屈尊降貴跑去跟洋人求學，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三條大不解是：
輪船機器，是洋人賴以壓製我們的工具。我們向他們學輪船機器製造之術，不過是以輪船對抗輪船，
以機器對抗機器，這是沒用的，勝不了他們。要想想宋史裏說的，水賊楊太擁有“其行如飛”的大船，
結果還是被沒船的嶽飛給剿滅了，“可見輪船、機器不足恃也”。
再說了，中國幾千年來沒有搞輪船機器，疆土不也是一代大過一代？
想我本朝康熙時代不準西洋輪船靠岸，洋人們不也得“俯首聽命不敢入內地一步”？
最近這些年我們被洋人各種欺負，全是因為沿海的將帥督撫“開門揖盜”，
朝中的大臣們聽風是雨“先存畏憚之心”，被那些不實傳言嚇破了膽。
不去解決這些問題，隻顧著向洋人學如何造輪船造機器，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四大不解是：
如今的當務之急，不在學天文知識，而在改革人事；不在學數學知識，而在讓政治回歸清明。
就我所見，上下處處都是貪汙腐敗與玩忽職守，“善政未修於上，實學未講於下”，
卻大力招人學天文數學，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五大不解是：
謀求自強是一定要的。可是自強的辦法，是要皇帝兢兢業業，官員各盡其職。
如今呢？宰輔、台諫、吏部、戶部、兵部、工部全都在消極怠工。
不解決這些人和這些問題，“徒震驚於外洋機器、輪船”多麽厲害，我實在不能理解。
同文館學生訓練外文書寫
第六條大不解是：
科舉出身的讀書人乃忠君愛國的骨幹，而洋人是我們的世仇。
讓這些讀書人去拜洋人為師，如果洋人心懷鬼胎對他們“施以蠱毒、飲以迷藥”，
把他們的“忠義之氣”全給消了，那豈不是就要大事不妙？所以我不能理解。
第七條大不解是：
洋人既然用機器輪船打敗了我們，“斷不肯以精微奧妙指示於人”，
肯定不願意將裏麵的真學問傳授給我們。即便我們學到了其中的精髓，也不過是與洋人並駕齊驅，
仍然無法打敗他們。我們不想著“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訓，
不想著走別的路去出奇製勝，隻知道學洋人依樣畫葫蘆，實在是走錯了路，我不能理解。
第八條大不解是：
讓尊貴的科舉出身的讀書人，去向洋人學天文數學，這些人被洋人汙染之後，將來成為公卿大臣、
督撫大吏，必然會和洋人“聯合響應”，一起作亂。臣我認為，向洋人學知識這件事，
“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學之猶可，科甲官員學之斷不可”，
李鴻章這些地方官可以做，皇上你絕對不能做；地位卑賤的士兵可以學，
科舉出身的讀書人絕對不能學。如今，總理衙門卻誘導著皇上去幹這個事，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九條大不解，
是不滿同文館以優厚的待遇招生，並在學成後提供優越的職位。
第十條大不解，是抨擊不與眾大臣商議，僅憑“總理衙門數人之私見”，
就決定了開設同文館這樣的大事，讓國家的“夷夏之防”就此崩潰瓦解。
末了，楊廷熙還說，“同文館”這個名稱，是宋代奸臣蔡京當權時用過的監獄名，
那“同文館獄”是個專門殘害忠良的地方。所以“謹請收回成命”，請皇帝與兩宮太後下旨，
廢除同文館這個壞東西。
這十條大不解當中，有些是胡攪蠻纏扣帽子，比如談什麽“大恥”“小恥”。
有些是邏輯混亂，比如人事混亂、各機構的消極怠政確屬事實，但這些問題的存在，
與同文館開設算學、天文課程是兩碼事；前者沒能解決不意味著後者就不可以去做。
有些則是見識短淺的虛妄之語，比如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學為何物，
想當然地將之等同於中國傳統的“星宿學”；
再比如完全不懂近代數學為何物，反認定千餘年前關於數學的基礎認知更加“幽深微妙”；
再比如，他還相信洋人擁有下蠱下迷藥來控製人的思想的能力。
但是，無知之外，楊廷熙的焦慮是真實的，是發自肺腑的。
1900年，京師同文館學生與中外教師合影
三、理學宗師大戰恭親王
同文館開設算學、天文學課程，引爆清廷的朝野輿論，是在1867年3月，
也就是楊廷熙呈遞五千字雄文之前三個月。
導火索是監察禦史張盛藻的一封奏折。
他在奏折裏指責說：讓科舉出身的“正途人”，去學洋人的奇技淫巧，
還用金錢和官職的賞賜來誘惑他們入學，這是是重名利、輕氣節！是要把天下的讀書人引入歧途。
在奕訢的運作下，這封奏折被駁回，沒有進入到朝堂的討論之中。
駁回的諭旨裏說，天文學與算學不是奇技淫巧，是儒家讀書人應當學的知識。
張盛藻遇挫後，在讀書人中有著崇高聲望的士林領袖、大學士倭仁親自登場。
他上奏直言，反對科舉出身的讀書人向“夷人”拜師，理由是這樣做會“變夏為夷”動搖國本。
倭仁是有影響力的理學家，他的奏折不能直接駁回了事。
於是在呈遞奏折的當天，兩宮皇太後立即召見了倭仁。
但談話並不愉快，沒能達成共識，問題被拋給了恭親王和他領導的總理衙門。
總理衙門出具了一封相當長的奏折，來回複倭仁。
奏折中大談國家的危機之深，和開設數學、天文課程的重要性。
為給倭仁製造壓力，還附上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意見。
末了，奕訢將了倭仁一軍，說道：
“既然該大學士認為我們此舉不可行，會亡國，想來一定是別有強國良策。
若該大學士確有良策，可以製服洋人使國家不受欺侮，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竭力效勞。
如果沒有其他良策，僅大談忠義與禮儀，說這些可以製服洋人，臣等實在不敢相信。”
倭仁也不示弱，再次上奏回複奕?：
“如果該王大臣確有把握，認為讓夷人來教中國人算學，必能使學生將算學精通，
必能將精巧的機器造出來，而且中國的讀書人也一定不會被夷人蠱惑利用，
最後那些夷人醜類必能被我殲滅，那自然是再好不過。
但是，如果做不到這些，卻先敗壞了人心，那就不如不要開設天文算術課程。”
倭仁要奕訢做出一種絕對性質的保證。奕訢不傻，自然不會往陷阱裏跳。
他在回奏中說，“倭仁說的那種把握，臣等不敢保證，隻能盡力盡心去做應當辦的事、能夠辦的事。
至於成敗利鈍，即便是諸葛亮也無法預料，何況臣等。”
然後，他抓住倭仁奏折中的具體言語展開攻擊：
“該大學士上次的奏折裏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要學算術不必師從夷人。
那麽，該大學士肯定知道哪裏有超越洋人的算術人才。
臣請擇地另設一算術館，由該大學士負責聘請教師、招生授課，以觀其成效。”
被難住了的倭仁，不得不據實上奏，說自己並不認識“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隨便推薦。
奕訢取得了兩宮太後的支持，於是對倭仁不依不饒，又要求他隨時隨地留心訪查，
一旦找到精於算術的本國人，須立即保奏。為了向朝野輿論展示論戰的勝負，
清廷還下旨給了倭仁一份新工作－－去總理衙門做“行走”。“行走”雖然是個閑官，辦理的卻是夷務。
倭仁素來高倡“夷夏之防”，絕不肯受這種羞辱，遂以生病為由，規避了這項職務。
倭仁也曾攻擊過張之洞的洋務
靠著兩宮太後的支持，奕?贏下了與倭仁的論戰，卻輸掉了同文館。
曾國藩說，倭仁雖然遭到了皇權的打壓，但卻“盛負時望”，在士林中的聲望比之前更高了。
京城裏的讀書人，編出了各種各樣的段子來支持倭仁、嘲諷同文館。
有人在同文館門口貼標語，說裏麵的人都是“鬼穀弟子”，說所謂的同文館是“未同而言，斯文將喪”。
京城之外，讀書人也普遍支持倭仁。在浙江老家丁憂的李慈銘，讀到邸報上刊登的論戰奏章，
大發感慨，說開設同文館，是“以中華之儒臣而為醜夷之學子”，稍有人心之人都是不肯去學的。
如今有人去學，說明這個時代“禮義盡喪”，非常危險。
據郭嵩燾日記披露，湖南的京官們，曾召開過一次集體會議，做出過一個決定：
凡有進同文館向洋人求學的，以後不準進入會館，我們集體抵製他，不認他是同鄉。
湖南會館“開風氣之先”，山西的京官們也隨即跟進。
結果是同文館很難招到學生，聘請的有限幾個中國教師李善蘭等，
也以疾病為由遲遲不願去同文館開課。一位叫做額布廉的英文教師觀察到，
自倭仁公開反對數學和天文課程之後：
“同文館沒有錄取任何體麵的人，年輕人隻要在其他領域有點發展的機會，
都不會把他們的命運與同文館聯係在一起。那少數的幾個來報考的人都是些失意無能者，
他們隻是為著總理衙門提供的優厚待遇而不顧惜其名譽。”
據統計，天文算術館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科舉出身的“詞館曹郎”，均以入館學數學為恥。
將非科舉出身的“雜人”編到一起，總共才得98人。後又有26人缺考，勉強錄取了30名。
半年後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無功效之學生”，最後僅剩10人，不得不與外文館學生合並。
亦即：開設僅半年，天文算術館已名存實亡。
恭親王奕訢
四、一個真誠的無知者
說回楊廷熙。
這是一個完全遊離在核心決策層之外的邊緣人物。
如果不是清廷因為大旱下詔讓天下官員給朝政提意見，
他這個小小的“候補直隸知州”都未必有機會將奏折送到皇帝跟前。
如果不是這份多達五千字的超長奏折，他甚至不會在史書中留下半點蹤影。
楊廷熙呈遞那份奏折的時候，倭仁與恭親王奕訢的辯論早已塵埃落定，同文館也已陷入舉步維艱之中。
為個人前途計，寫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為。尤其是這雄文之中，
還有許多針對當朝權貴的犀利指責。
同時代之人歐陽昱，在讀了楊廷熙的奏折後，是這樣總結其內容主旨的：
“痛言兩宮太後過失，不善用人；恭王李相泄泄遝遝，一以和為主。低首犬羊，
絕不顧國家大體，罪皆可殺。”
這也是楊廷熙在呈遞奏折之前，先給自己買了一幅棺材放在家中的緣故。
可以想見，他是發自肺腑地認為清廷不需要近代數學和近代天文學、
向洋人求學近代數學和近代天文學是一件大大的壞事。
他是一個真誠的無知者。這種真誠，或許才是1867年的中國最無奈的事情。
清廷對楊廷熙奏折的批複，是“呶呶數千言，甚屬荒謬”。但他預備的棺材，最後並沒有能夠用上。
據說，慈禧在見到奏折之後大怒，曾下旨逮捕楊，欲將之誅殺。
結果被慈安太後所阻，理由是“殺之適成其直名，而我惡名遂為千秋萬世所指摘”－－殺了他，
就成全了他犯顏直諫的美名，也讓我們的惡名流傳千秋萬代。
再後來，楊廷熙回歸小人物，從曆史的前台消失了。
轉自《騰訊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