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航船跑歪了，人民真的很無辜嗎？
人活在世上，判斷別人，也鑒定自己。
有鑒定，就有對錯。對於個人，內心認個錯，不是什麽太難的事兒，就連耶穌，也免不了俗。
但是，有個兩個字的“人”，是很難認錯的，甚至他自己都認為，自己從來沒有錯過。
這個人，不男不女，很大，也很偉大，他就是人民。
人民有錯嗎？當然沒錯，因為人民一直是曆史真理的化身。
如果說個人有時難免走上被告席，而人民卻永遠坐在法官的席位上。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領袖早就這樣說了。人民找到了老司機的感覺。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先賢的話，更讓人民恍惚間變成了領導的化身。盡管這個領導其實自古以來都是被領導，但是，有這壺酒墊底，至少在心理上覺得，人民已然十分了得，至少是不會犯錯的。就算犯了錯，要麽是被社稷耽擱了，要麽是被昏君構陷了。
所以，人民很偉大，無辜感也最強。在人民自己看來，別名偉大，代號“眼睛裏不揉沙子”。
可是，事實果真如此嗎？
看看曆史，遠的不說，就說二十世紀前半程的德國和日本，就看看這兩國的人民，兩撥造起機器來勝過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的人民，究竟犯沒犯過錯？
日本還罷了，一邊喝清酒一邊練武士道，難免耽誤一些思考。德國人則不同，他們有黑格爾，有康德，有叔本華，還有萊布尼茨這樣把微積分和哲學一鍋燴了的天才大家。生活在這樣的國家，頭腦應該沒閑著，應該思考過。可到了某個節點，也同樣是不走天堂闖地獄。
當大戰戰敗，國家成為廢墟，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分子走上審判台和絞刑架時，人民在想什麽？成為被改造國家的人民，還能找到當初坐在法官席位上的感覺嗎？
這值得每一個人思考。國家可能不那麽厲害，人民也絕非那麽偉大。既然不偉大，那麽犯錯就在所難免。人民犯的錯，往往不是小錯，而是大錯，大錯特錯。
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生命和財產損失，是希特勒納粹統治對外延續直接造成的，而以工人為主體的德國人民從1933年到1945年，對這個邪惡政府始終全力支持，直到它在美軍和蘇軍等反法西斯正義力量的炮火中徹底覆滅。
德國人民對於歐洲其他國家人民遭受的深重災難，有沒有重大曆史責任？
人民很容易相信一些聽起來很悅耳的說辭。“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作為結果工人明顯地無產階級化，出現了一個產業工人的階層。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遠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一無所有。他的晚景淒涼，生不如死。”
這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的一段話，如果你是一名工人，讀過之後是不是也眼淚汪汪？或許，一種要跟著他一同去掃除社會不公的激情油然而生。
可是，就是這樣充滿“同情心”的元首，後來大肆侵略別國，把數以萬計的猶太人送進集中營，送進毒氣室。
人民在乎經濟，注重口袋。希特勒注重民生，而且是玩兒真格的，到1938年，即二戰爆發的前一年，德國已經從納粹上台時的經濟崩潰邊緣徹底擺脫，全國失業率僅為1.3%，而同期美國、英國、比利時的失業率則分別為1.89%、8.1%、8.7%，荷蘭的失業率更高達9.9%。
納粹政府還特別注重加強社會福利製度，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來獲得民眾支持。帶薪休假製度，到工人療養院度假，觸手可得的家庭轎車，良好的軍人待遇，都讓人民愛上了這個政府。在納粹政府創造了經濟和社會福利奇跡的同時，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爆棚，他們覺得，自己擁有了最值得擁護的政府。
此時的德國人，已經聽不進任何對自己國家、元首和政府的任何微詞了。
納粹政府就會鎮壓人民嗎？未必。德國人民不僅沒覺得“鎮壓”，相反他們還緊密團結在政府周圍，希特勒指向那裏，他們就打向那裏，元首成為他們唯一的頭腦，他們則成為納粹政府的數千萬戰車和鐵拳。他們依靠德國的強大工業和軍力，終於無可阻止地碾壓向他們的鄰國，殺向他們鄰國的人民，以及鄰國的鄰國的人民。
事實上，德國人民從一開始就搞錯了，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和德國民族之間根本就不能劃等號，但是，當人民把這個等號劃上的時候，就意味著二者的嫁接已經不可更改。這也就能解釋，為什麽當蘇聯紅軍已經攻到距離希特勒藏身的地堡隻有幾百米時，那些已經孤立無援的德國兵還在拚死抵抗。
隻是結果無可避免，他們最終由德國人民變成戰敗了的德國的人民。
日本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也是如此。過去，為了突出日本某些人的戰爭罪責，總的說法是“日本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如如如何，采取二分法原則，將軍國主義分子和日本普通民眾分開，甚至更加強調，日本人民和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人民一樣，也是戰爭的受害者。
從政治角度考慮，這種分法不無道理，畢竟要追究戰爭責任，而不能追究普通民眾的責任。但是，這絕不等於說，日本人民真的就完全無辜，他們也受到戰爭的摧殘，但是他們絕對不像中國人這樣，是純粹的受害者。因為他們也參與了加害。
準確地說，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是一場由上自天皇、下至被界定為戰爭罪犯的軍國主義集團以及日本普通民眾共同發起的全民族的對外侵略戰爭。
日本經曆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民族自豪感急劇高漲，徹底擊敗大清和首次戰勝白俄，使普通日本國民對本國方向的正確和實力的充足充滿自信。而這種隨著經濟和軍事實力暴漲的民族情緒狂熱，在全麵侵華戰爭開始後達到巔峰。他們一方麵身體力行，一方麵為政府提供道義支持，軍人集團和一般民眾日漸形成合力。
日本曆史學家色川大吉在《昭和五十年史話》中寫道：“一般國民的大多數，雖然通過學校教育等途徑被灌輸了軍國主義精神，但是他們自己主動地積極支持戰爭，盡可能為支持戰爭出力，也是很明顯的事實。”
在書中，色川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懷有明確的厭戰、反戰意識的人是少數例外。”什麽是人民？這才是人民！打起背包就出發，一聲令下就衝鋒，聽說士兵在前線孤寂寧願到前線慰問的，這才是人民。人民沒有那麽偉大，當雪崩的時候，人民的雪花漫天飛舞，那個時候才是人民的本質。
事實上，當曆史的車輪駛向正確的方向時，人民往往還渾渾噩噩，根本不知道自己隻是被帶著邁向正確的方向，比如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相反，當曆史的車輪衝向深溝懸崖的時候，人民往往像喝了小酒一樣非常精神，情緒高漲，前呼後擁，比如二戰當中的德國和日本，他們很自信地以為自己選擇了正確的方向。
而某些政治家和學者為了實際的需要，常常不顧事實，非要說人民在前一種情況中是清醒的，而在後一種情況下是被欺騙的、蒙蔽的，甚至是被裹挾著的，因而讓他們在曆史告一段落後依然顯得很無辜。這，才是這種歪曲最操蛋的地方。
日本人中也有反戰的理性的，但是，在當時已經被北一輝的思想鼓噪起來的日本，這部分聲音是極其微弱的，他們要麽被這鎮壓下去，要麽根本不被理會，甚至或許也有日本的左筆書法錢詩貴，打算給他們塑個日本秦檜的跪像。總之，這樣的觀點終於沒能阻止大多數人的膨脹，日本軍國主義的戰車最終全麵開動了。
每個國家都是一艘船，人民是船上的乘客，也可能是各色船員，但不是船長。隻是，船長不是天生的船長，他和人民有著解不開的關係。
希特勒身上發生的一件事很引人深思。希特勒幼年隨父親信奉天主教。1931年，希特勒參加德國大選，由於宣揚仇恨主張而被天主教逐出教會，教宗下令天主教徒不得投票給希特勒。至此，希特勒與天主教及其主要大黨中央黨徹底決裂。他後來上台即取締天主教，統一德國教會，為此贏得了不少仇恨天主教的基督新教會的支持，使其可全麵控製德國的宗教思想，為日後之政權打下基礎。
因為一己之私怨就可以毀掉一個原則，同因為個人感恩就施舍出的寬容一樣，毫無價值。希特拉的母親克拉拉早年因癌症去世，曾經幫她治療過的醫生布洛赫是猶太人。1940年，希特勒為了向布洛赫醫師表達感謝之意，特別準允其與其妻子移民至奧地利，並從那裏遷往美國定居。
當怨和恩可以以個人意誌，而不是遵循特定的原則，去施加時，這種社會必定是脆弱和危險的，因為那與專斷隻有一牆之隔了。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這話領袖願意說，因為鼓舞士氣；人民也願意聽，因為怎麽說也是一種肯定。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作為一種後果的曆史的埋單者。這話就沒有那麽多人願意聽了。因為它暗含著不好的結局，要麽是倒黴，要麽是災難。
可是，不願聽就可以不聽了嗎？二戰結束後，德國人和日本人都不願意聽，但是麵對失敗，不僅要聽，而且還得認真學習，轉變思想，憋著淚，承受一切苦難，向昨天的曆史揮手告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