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皇孟小冬為何終老台北

杜月笙之子口述：冬皇孟小冬為何終老台北 

 

－－作者：杜維善

 

杜維善（1933-），海上聞人杜月笙第七子，著名收藏家、古錢幣研究專家。1949年5月隨父親杜月笙離開上海赴香港。1951年杜月笙去世後，隨母親姚玉蘭赴台灣。曾到澳大利亞學習地質學，並在台灣、香港工作。後致力於古錢幣研究，享譽海內外。自1991年起將一批珍貴的絲綢之路古錢幣和中亞古錢幣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此後陸續向上博捐贈古錢幣數千枚，並擔任上海博物館特別顧問。現定居加拿大溫哥華。

作為目前唯一健在的杜月笙之子，杜維善先生的傳奇家世和成長背景引人矚目，其古錢幣研究與收藏亦是卓有成就。由其口述、董存發先生撰稿的《杜維善口述曆史》一書已列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口述曆史叢書第四輯計劃出版。

 

 

孟小冬與愛犬攝於家中佛堂（杜美霞舊藏照片 選自《東皇故物》銀座國際2014秋季藝術品拍賣會圖錄）

 

章士釗邀請孟小冬回歸

 

1949年4月，國民黨與共產黨進行北平和平談判，章士釗（字行嚴，以下簡稱行老）是南京政府和談代表之一。談判破裂後，行老就留在了北平。行老始終是支持毛澤東的，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時候，他們就是師生情誼，兩人私交非常好。

 

我父親曾借給行老兩萬大洋的事情，我們家裏人一直都不知道，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回上海，見到杜公館的老賬房黃國棟，他親口告訴我這件事。他父親也當過杜家的賬房，他應該是聽他父親或者最早的賬房先生說的。當時他剛剛從西北勞改回到上海，見到我老淚縱橫，說沒想到我們這一輩子還能夠再見到麵！黃國棟是從浦東老家來杜家的，他父親和他的弟弟黃國梁一直在杜家，我們就像家裏人一樣。黃國棟父子都是杜公館的賬房，我父親和杜家所有重要的金錢往來，都是經過他們的手。

 

正因為行老跟毛澤東有這麽一層關係，“文革”中，行老始終都沒有事情。當時要反行老多容易啊，首先，他跟杜月笙在一道搞黑幫。再一個，他是北洋軍閥時的司法兼教育總長，在北洋政府做高官啊！

 

行老跟孟小冬關係很好，行老的太太殷德貞，與孟小冬也要好得很，她們還有一張合影照片。行老去世後，章太太把行老的一方硯台送給我留作紀念，就是那方“孤桐用硯”，因為行老與杜家在重慶一起居住時，我為行老研磨，學習寫字。行老喜歡聽戲，也喜歡孟小冬，他有首詩是專門寫給孟小冬的詩，但沒有送出去，據說掛在他自己的書房。這首詩看起來很普通，但是有人推測說行老喜歡孟小冬，詩是這樣的：

 

小冬女士清鑒 ：

津橋昔日聽鵑聲，司馬梨園各暗驚。

人麵十年重映好，梁州複按陡生情。

 

這是在抗戰前後的事情，我看見過這首詩，但是在什麽地方我想不起來了。

 

抗戰勝利後孟小冬與尹德貞（章士釗太太）在上海姚玉蘭住處合影

 

行老一直想勸孟小冬回內地。新中國成立前後，行老到香港勸孟小冬回內地，但沒有成功。他勸孟小冬回內地，是為了拉我父親。當時更多的是從政治方麵考慮，不僅僅因為她是個名角，是因為她跟我父親的關係。孟小冬沒有回內地，很可能是考慮到我父親。如果我父親能回內地，會有其他人跟著回來的。

 

章士釗夫人殷德貞贈送杜維善行老常用的硯台以作留念。杜維善題跋並請香港著名金石家茅大容篆刻，圖為“孤桐用硯”拓片

 

周總理帶話請孟小冬回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50年代初，我父親剛剛到香港，還沒有決定最後落腳在哪裏。我父親喜歡京戲，跟戲曲圈子裏的人關係都很好，那些老藝術家們也很尊敬我父親。馬連良就跟我父親很熟，叫我父親“幹爹”，他當時在香港。 有一天，馬連良到我們家裏來看望我父親，問我父親他（指馬連良）是不是應該回大陸，如果待在香港將來靠什麽生活等問題。我父親因為當時自己都沒有確定下一步該怎麽辦，也就無法回答馬連良的問題。我也見到了馬連良，他和我父親、我一起照了相，這是我第一次與我父親拍照，我那個時候是十七八歲。當然，後來馬連良決定回內地了，他也多次勸孟小冬回去。

 

還有就是周總理邀請孟小冬回去。據徐錦文的《京劇冬皇孟小冬》一書裏麵講，1963年春，北京京劇團到香港演出，馬連良、裘盛戎隨團來到香港，在費彝民的安排下，孟小冬現場觀看了兩出京戲，一出是《趙氏孤兒》，一出是《失街亭》。馬連良、裘盛戎等老一輩藝術家還與孟小冬會麵，轉達了周總理的問候和邀請，歡迎孟小冬回內地觀光，或者可以去內地收徒弟教學生，也可以拍電影，把過去的老戲碼拍出電影，讓她和餘派藝術可以傳下去。據說還要以稿費的名義給100萬港幣作為酬勞，希望她能考慮回內地的事情。孟小冬經過慎重考慮後，提出了幾個條件。但是這件事最後沒有成行，當時他們還合了影，好像是在香港的《大公報》登了出來，這張照片在有些書裏還可以看到。這件事情在2012年7月的鳳凰衛視回憶費彝民的節目裏也講到了，說周總理交給訪港藝術家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是勸說孟小冬回內地的事。

 

孟小冬也就是因為這幾次大陸邀請她回去的事情，一直有顧慮去不去台灣。後來我母親和陸京士都跟她講，沒有關係的，不要有顧慮，來台灣好了。這樣，她最後才去了台灣。

 

台北東門町租房子住，聊天打牌很開心

 

1966年，“文革”運動對香港的影響很大，左派的人在香港鬧事，香港社會秩序很亂、很不安全，我母親也多次邀請孟小冬去台灣。第二年，就是1967年，孟小冬幹脆就搬去了台灣。到了台灣以後，她沒有和我們住在一起，也沒有跟我母親住在一起。那個時候，大姐、二姐也都分開住的。住在一起，總歸不方便嘛！當時，我從澳大利亞回到了台灣，在經濟部門做事，我有的時候回家去住，有的時候住在公司裏。我大多是在苗栗，在那裏開礦。

 

1967年孟小冬遷居台北，姚玉蘭、陸京士舉行歡迎宴

 

孟小冬一回來，我們就見麵了。她到了台灣，第一次外出吃飯是石油公司總經理請客，我和家裏人陪著我母親一起去的，大家吃飯閑聊，很高興。石油公司總經理是個票友，也唱戲，石油公司有自己的京劇團。那個時候台灣的陸海空三軍都有自己的京劇團，京劇很普遍。

 

後來，孟小冬就不出來吃飯了。其實，在此之前她也是很少外出應酬吃飯。隻記得有一次，是抗戰剛剛勝利後，孟小冬還在上海，有幾個遺老要見見她，就一道約出來吃一頓飯。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的老師陳微明，還有陳蒼虯、陳病樹、蔡子玉，好多人啊，他們都去了。她歡喜與老派人來往。

 

孟小冬年輕的時候，請人給她算命，因為她屬羊，老派的說法是冬季的羊沒草吃，所以冬天的羊命不好。在算命的時候，算命先生跟她說，以後不能夠用她的名字來買房子，所以孟小冬特別忌諱用她的名字買房子，包括我父親在北京給她買的房子，都不是用她自己的名字。孟小冬來到台灣後，當時陸京士等人幫她在台北以她的名義買了房子，但她沒有住，後來在東門町租了一個房子，房子很小，她一直住在那裏直到去世。

 

我父親過世的時候，留給家裏人的錢，其實沒有多少。孟小冬在香港和台灣，有學生送錢給她的，其實也不是通常說的“收學生、收徒弟”的那個意義上的學生，因為她基本上不收學生。就是普通人，可能喜歡京戲，他們認為自己是孟小冬的學生、朋友，主動送給她錢，經常送的，實際上是幫助她。在香港，孟小冬有段時間與台灣的我母親和家人不太聯係、不敢來往，擔心台灣政府會找麻煩。不過，她到了台灣，台灣政府並沒有找她麻煩。她要是活到現在會很開心了，她喜歡看電視劇，現在大陸的電視劇有多少啊！太多了，她可以天天看。高興了，還可以到北京、上海玩玩。有的書裏說，她家裏有兩台電視，換著台看，實際上她家裏隻有一台電視，我二姐家裏倒是有兩台電視。後來，孟小冬幾乎不出門，一天到晚呆在家裏，差不多天天有人去看她，聊天啊、打牌啊、看電視啊，很熱鬧。她不出門，也不運動，屋裏空氣不好、氧氣不足，對她的身體不好，她是肺部的老毛病，需要新鮮空氣。

 

她的一生是很坎坷的，就是最後進了杜家，總算有個安定的落腳地了。到了台灣，她雖然不和我母親、家人住在一起，但我母親跟二姐天天去看她，聊天、打牌，生活就安定得多了。

 

我太太說，跟兩個婆婆（姚玉蘭、孟小冬）打麻將，她們輸了會很計較的，很小氣的。她們打的是十三張麻將，我母親的牌運不太好，有的時候輸了，就不開心。打牌的時候輸贏隻是好玩，不是錢的問題。孟小冬呢，還好，有的時候，吵吵鬧鬧的，這也是一種樂趣，我母親和孟小冬，其實真是好姐妹，雖然是吵吵鬧鬧的，生氣了，過不了幾天就好了，這一輩子都在一道，相互照顧，也真是不容易啊！

 

張大千夫婦與姚玉蘭母子：左至右杜維善、姚玉蘭、張大千、徐雯波， 右側臥的是孟小冬的愛犬（由杜維善先生提供）

 

 

轉自《澎湃》